她们踏进那黑暗的街道中，沿着破烂不堪的草房向自己家里走去。
“不会的，”葛婆子回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她有些害怕，不敢再谈下去了。
“我不清楚，”走到门口的时候母亲有气无力地说，“他们有没有捡煤回家。”
“我想你家一有钱，就去换做生意了吧。”
“你别担心，”珍妮说，“要是他们没有去捡的话，我会去捡的。”
他把食物包起来交给珍妮，又带着点讥讽的语气说道：
“有一个人赶我们走呢，”当母亲问起他们捡煤的情况的，这是那心里慌乱的乔其回答她的第一句话。“我也捡了一些煤，”他又说，“我的是从一辆车子上掉下来的。”
“是的，我知道，”葛婆子瘦弱无力地说。她那旧绒线打的围巾掩盖着她一双做工做红了的粗手，可是它们在那里边不安地动着。珍妮撅着嘴站在一旁。“好吧，”包门先生最后说，“这次就借给你。礼拜六一定要归还我。”
葛婆子只微微一笑，珍妮却大笑了。
“您是知道的，葛奶奶，”他说，“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的日子也很艰难，”他再加上解说道，“我也得养活我的家。”
“味罗尼加的病情好点了吗？”她问。
“今儿下午。”
“她似乎已经睡着了，”父亲说，“我五点钟的时候给她吃过药。”
“你什么时候去那边工作的？”他问。
一顿微不足道的晚餐正在预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孩子的病床前，像往常一样依旧开始熬夜。
包门是她们家里还有积蓄的时候一起做生意的好朋友，所以知道她们说的是实话。
吃饭的时候，西巴轩说出了自己的意思。他是在社会和商业上有经验的，所以大家都觉得他的建议值得考虑。他虽然只是一个造车匠的艺徒，而且除了他所尽力获得教义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但是他已经拥有了男人的特色和精力了。人家给他改的巴斯这个名字跟他非常的相符。他显得强壮威武，从他的年纪来说相貌要算不错的，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早就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认为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做点事儿——去交一些事业有成上等社会的人物，最起码要装得同他们结交的样子。
“是的，我们现在有事儿做了。”葛婆子补充道。
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老喜欢到科伦坡旅馆一带来转转，他觉得这个旅馆聚集了社会上一切有身份人物。他一有钱就去买一套体面的衣服，天天晚上混到市上去，和几个朋友们站在旅馆门前，悠闲地逛着，手里拿着五分两支的雪茄，时不时地抖抖身上的时髦衣服，等着看女人。和他一起的，就是城里一些不务正业的子弟，以及那些到那儿去理发的和喝杯威士忌酒的青年们。只要是这样的人，都是他所要努力的目标。衣服是主要用来炫耀的。人家如果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戒指，插着别针，那么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他要做这一类的人，要学这一类人的举动，因此他那游荡生活的经验就非常丰富了。
“今儿晚上可以借给我们一点吃的吗？我们现在在科伦坡大旅馆做工。礼拜六一准给你钱。”
“你们为什么不去帮客人们洗衣服呢？”他听珍妮说了下午工作的经历之后就这样问她，“这个应该会比擦楼梯好些。”
离她家不远处有一家灯光昏暗的小杂货店，她们小心翼翼走进去。葛婆子正要开口，可是珍妮抢先说了。
“怎么才可以洗衣服呢？”她回问。
“好吧，”她的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那当然是要去问那个帐房咯。”
“咱们可以去对他讲明咱们在什么地方工作。”
珍妮觉得这个点子非常不错。
“你认为他还肯相信咱们吗？”
“如果我们在那边碰面的话千万不要跟我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背着人告诫她，“你别露出和我很熟悉的样子。”
“咱们去找找包门先生吧，”珍妮大声地说，因为她那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又被她母亲的绝望声音唤起了。
“为什么呢？”珍妮直率地问。
“我可不知道如何是好，”她的母亲叹了一口长气说，“我相信家里已经没有可吃的东西了。”
“唔，你应该知道是为什么的，”他回答说，因为他之前有给大家说过，她们这穷困的样子，他不好意思认她们做自己一家人。“你只装做什么都没有看到好吗？”
“我恨不得咱们现在也有钱，”珍妮自言自语地说。
“好吧，”她温柔地回答，虽然他的年龄只不过比她大不到一岁，但说到底他始终是哥哥，应该听他的话。
她们经过一些破烂不堪的草房，在凋落的枯叶里走着。
第二天上班的路上她把这桩事情告诉她的母亲。
“看见了。”
“巴斯说咱们可以在旅馆里要些衣服来洗洗。”
“你看见旅馆里那么大一间饭厅了吗？”
葛婆子已经把怎样可以添补她那六个下午挣来三块钱的问题想了整整一夜，可是想不出别的办法，就只好认同了这个主意。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当时她正想着害病在床的味罗尼加。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她说，“我可以到帐房的写字台询问一下。”
“有钱不很称心吗？”她说。
但是她们到旅馆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去问这句话。她们一直工作到黄昏才有了机会，女管事吩咐她们去擦写字台背后的地板。那帐房很喜欢她母女俩；喜欢那个母亲带有忧虑神色的面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的妖艳美丽的面貌。所以当葛婆子把在心中想了整个下午的那件事情畏畏缩缩说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厌烦地听着。
路上有几座豪华的房屋，珍妮心中又想起了在旅馆中的新奇生活而产生的那种朦胧的情绪。
“这儿有哪位先生给我东西洗吗？”她说，“那我将会感激不尽。”
她的母亲觉得最起码找了份工作，心里非常高兴。
那帐房看出了她那焦急的脸上充满贫困至极的神情。
下午五点半左右，女管事想起她们，就来告诉她们能够离开这儿了。她们终于松了一口气，离开那已经全部擦完的楼梯，收拾好洗擦的工具，就匆匆动身回家。
“让我考虑了一下，”他一面说，心里就想起参议员白兰德和马歇尔·霍布金来。他们两位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一定愿意来帮助贫穷的女子。“你可以上去看看参议员白兰德看，”他仍旧说着，“他在二十二号房间里，拿这个去找他吧，”他写上了号数又说，“你上去，就说是我叫你去的。”
珍妮不作声地工作起来，可是这个缤纷多彩的世界，已经影响到她的官感了。她实在不能不去听周围的热闹和谈笑。大接待室的一区就是吃饭用的地方，听那里盘碟碰撞的声音，分明正在预备晚餐。另外一区就是接待室的本部，那里有人正在弹钢琴。晚餐以前悠闲舒适的气氛正充满着整个房间。这就在那天真的劳动女子心中触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正处于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贫穷还不能占满她所有的心。她没有停止过工作，有时都已经忘记身边辛苦的母亲，忘记母亲眼边皱纹密布，母亲嘴里常常要嘟囔。她只想着周围的一切都很诱人，希望自己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份。
葛婆子感激不已，接过卡片来，看着她念不上来的那几个字。
“好吧，不管怎么样你不要注视人家，”她的母亲说，“人家也许会不高兴的。”
“这样就可以了，”那帐房观察着她的神情说，“你快些上去，这会他可能还在房间里。”
“我没有盯着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向我鞠躬的。”
葛婆子怀着满肚子的疑惑去敲二十二号的门。珍妮默默地站在她旁边。
“人家走过去的时候你别盯着人家看，”她的母亲很严肃的给她说，“这是样会显得不礼貌的。”
过了一会门开了，整个房间的光辉里面站着那位议员先生。他身着鲜明的西服，比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更显得年轻。
“他手上还有根金头的手杖。”
“好啊，奶奶，”他说道，原来他已经认出了她们，特别是她的女儿，“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没错，是很英俊，”她的母亲说。
那母亲觉得很惭愧，吞吞吐吐地回答了他的话。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不很英俊吗？”过了一会儿珍妮说。
“我们来问一下，您有什么赏我们浆洗的没有？”
他走到了楼梯顶，忍不住又回过头看了一眼。这才看清她那楚楚动人的样子。他看见她那白皙的高额头上很自然地分披着两条发辫。他又看到了她的眼睛是蔚蓝的，皮肤是柔滑娇嫩的。他甚至于可以从容赞赏她的嘴和她那略显丰满的腮帮，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看上去充满着青春和健康。他看了一眼之后，就庄严地向前走去了，可是她那迷惑人的体态，已经深深地刻在他脑海里跟着他一起走了。这个人就是青年议员乔其·雪尔佛斯脱·白兰德阁下。
“浆洗的？”他用一种特别响亮的声音疑惑地重复了一下她的话。“浆洗的？到屋里来吧。让我瞧瞧。”
珍妮只微微地一笑。
他很礼貌的站在一边，招手叫她们进去，把门关上。“让我瞧瞧，”他又重复了一遍，马上把衣橱的抽屉一个个的开关起来。珍妮对这个房间兴趣浓厚。壁炉台上和妆台上摆放着许多的玩艺儿和好东西，都是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的。议员先生的安乐椅，旁边放着的绿罩灯，美丽而有光彩的厚地毯，地板上的美丽毡条——那样的舒服，那样的奢华啊！
“你不需要客气，”他说。
“坐吧，那边有两个椅子，”议员先生面带微笑地说着，走进一个壁橱去。
他面带微笑地鞠了个躬。
母女俩依旧有些害怕，觉得礼貌上还是站着比较好，可是议员先生找到东西出来的时候，又一次请她们坐下。她们这才敢慢慢地坐下来。
可是她的女儿已经站起来，目光正好触碰到他的视线，她那有些害怕的神色，显出她怕自己挡住他的路。
“这是你的女儿吗？”他对珍妮淡淡地一笑接着说。
当他看见在他脚下正在擦地板的中年妇人时，不但特地为她拐了个弯儿，并且很亲切地挥了挥手，等于说：“你不需要回避。”
“是的，先生，”母亲回说，“她是我的大女儿。”
那母女俩很认真地工作着，一直到五点钟的时候，外面天黑了，整个客厅的灯都亮了，看起来是那么的美丽，其实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经过大旋门，从寒风冷冽的外面赶进来一个强壮帅气的中年绅士，他那缎子做的帽子，宽敞的军用斗篷，在杂乱的人群中，立刻就能显现出他那独特的气质。他的脸面有点偏黑而且带有一份严肃，但是线条开朗，显得是富于同情；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上面有浓黑茂密的眉毛掩盖着。他经过写字台的时候，捡起事先就为他准备好的钥匙，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你的丈夫还在吗？”
珍妮听了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继续认真地干活，使劲地擦，再也不敢随便看了。
“他叫什么名字？”
“是的，”她的母亲说，“别忘记这些细微的地方也要擦的。看你已经漏了好多地方了。”
“你们住在哪里？”
“住在里面应该会花很多的钱吧，你想是吗？”
对于这些问题，葛婆子很恭敬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这个时候她正跪在地上，努力地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绞擦布。
“你一共有几个孩子？”他继续说。
“这里不挺漂亮吗？”珍妮妃甫压低了声音对母亲说道，却因听见自己的声音而感到恐慌起来。
“我一共有六个孩子。”葛婆子说。
她们始终小心翼翼的，生怕要闯祸，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一碰。她们正在打扫的客厅铺着红色的地毯，在她们的眼里就像王宫一般华丽；她们都不敢抬头看，一直用极低的声音说话。到要去擦台阶上和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就都得让她们拿出勇气来了，那母亲有些害怕，女儿觉得这样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很不好意思。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富丽堂皇的接待室，人们在接待室闲聊的同时，都看得见她母女两人。
“好啊，”他回说，“那已经是一个大家庭了。你的确已经对国家尽了你的责任。”
当时母女两人突然走进到这个光彩耀眼的地方，就感觉到无比的害怕。
“是的，先生，”葛婆子回说，她被他那热情的态度所影响了。
这个大旅馆，一般是上等社会的人才来居住的。本州好几个州长，在任期间都把这里当做家一样来居住。又有两个合众国的参议员，每次有事到科伦坡来，都会在这里开一个有会客室的房间。其中的一个参议员白兰德，旅馆主人都已经把他当做是一个永久的顾客，因为他是本城人，而且至今未婚。其他短住的客人，有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商人，专门职业者，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来来往往，而形成了这个五彩缤纷世界。
“你说这是你的大女儿？”
她们这么仓促进来工作的地方是当地一家富丽堂皇的旅馆。科伦坡是本州的首府，人口近五万，每天都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旅客，确是经营旅馆业的一个好地点，这几年来的生意又有好转，最起码当地的居民也会为此感到自豪。这旅馆是个五层的建筑，规模很宏大，在中央广场的一角，议事厅和大店铺都在那里。旅馆里的接待室很大，而且最近又重新装修了一下。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由于常常擦的原因一直都是光耀夺目。有一张庞大的楼梯，胡桃木做的扶手，黄铜做的横条。旁边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角落是专门用来卖报纸和烟卷的。楼梯转弯处，就是帐房的写字台和办公室了，屋里全是硬木做的隔板，并且有的煤气灯装饰着。在接待室一端的门口，专门是用来理发的一个房间，放着一排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门外的公共汽车和火车不时地来来往往。
“是的，先生。”
“好的，我现在来告诉你那些洗擦的工具放在什么地方。”
“你的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
“可以，”葛婆子说，“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吗？”
“他是个玻璃工匠，可是他现在卧病在家。”
“不多，”管事说，“这儿每礼拜估计只有三天的话，你只需要每天下午过来一趟把它做完就可以了。”
谈话之间，珍妮那一直瞪大的眼睛很有兴趣地四处看着。他每看她一眼，她就报以一种坦率天真的瞠视和一个含糊不清的可爱微笑，因此他的两眼也就很难从她身上离开了。
“一天一块钱，多吗？”
“唔，”他深感同情地说，“那是太不幸了！我这儿有一点浆洗的——不是很多——可是随时欢迎你们下次再来洗。下礼拜也许你有很多。”
葛婆子急需用钱，见管事这样问，便也就大胆起来。
说着他就把衣服装进一个边上有花的蓝布口袋里。
“你希望能有多少工钱？”女管事问她。
“您这衣服有规定的日子要吗？”葛婆子说。
真是灾难不断，碰巧味罗尼加又出了疹子，一连好几天，大家都当她就要不行了。她的母亲不顾一切专心守着她，时时刻刻都在为她祈祷。爱温吉医生抱着天性的慈悲，每天都会去给那孩子认真地诊察。路德派的教士翁德牧师也用上帝的名义来给她慰问。他们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气氛带到她家里来。他们是代表超越的力的黑袍神圣使者。那葛婆子一直哭哭啼啼地守在床边，就仿佛那孩子马上就要离她而去了。三天之后，危险期终于度过了，可是家里仅有的余粮也完了。西巴轩的所有积蓄都已经用来买药。只剩下煤可以去捡了，但是孩子们去捡煤的时候好几次从铁路站场被赶回来。葛婆子几乎要放弃时，方才想起这个旅馆来。现在她拥有了这个机会，真是感到不可思议。
“不，”他轻轻的说了一声，“下个礼拜哪天都可以。”
“我得马上走出困境才好，”这是那坚强的德国人，经常要说的一句话，当时在他那种不大有劲的声音里，他的焦急只能得到一种虚弱的表现。
她简单地谢过他，就动身要走。
葛哈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曾经一段时间她以洗衣服为生，其余的时间用来在家做一些家务和照顾孩子跟丈夫，还得偶然抽出点时间来掉掉眼泪。旧店家不赊东西给她，她就得去找较远的地方找个新店家，先拿一点现钱起个帐，然后靠赊东西来过的，直到那店主听了别人的议论就不再赊东西给她，她又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玉米便宜了她就只熬一罐灰汤玉米粥，再没有别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吃一礼拜。玉米粉做羹，是勉强可以填饱肚子的吃法，要是里面加上点牛奶，就能当筵席看待了。油炸山薯是他们最高级的食品，就更不要说是咖啡了。煤和木柴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从附近捡回来的。这样的，他们一天天的度日如年，盼望父亲的病快些好起来，玻璃工厂早点儿开工。但是到那年冬季即将来临的时候，葛哈德就开始感到没有希望。
“让我想一下，”他说着走上前来，开了门，“你就在下礼拜一送回来吧。”
上面所讲述的这一幕，是玻璃匠人威廉·葛哈德一家的不幸遭遇的顶点。原来威廉·葛哈德的这个工作，也和其他的工作一样不好做，每天都得看着自己和爱人还有孩子们，仅仅靠辛苦劳动得来的那一点东西来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他自己正卧病在床。他的长子西巴轩——他的朋友们都称它为巴斯的——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货车制造厂里面做艺徒，每礼拜仅有四块钱的收入。他的大女儿珍妮妃甫，虽然年纪已过十八岁，却从来都没有工作过。其他的孩子，乔其十四岁，马大十二岁，威廉十岁，味罗尼加八岁，他们都还是小孩，什么事都不能做，只是让他的负担更重而已。他们只剩下一所房子可以生活，之前为了六百块钱的借款把房子抵押了，总还算是他们父亲的财产。他之所以要借这笔债，是因为他想买下这所房子，但还缺三个房间和一个门廊，就可以住下全家人了。抵押的时间本来还有几年，可是他现在非常的穷困，不但把所有的钱都用完了，就连下一年的利息也拿不出来了。葛哈德弄得一点办法都想不出，医生的诊费，房子的利钱，还有欠肉店和饼店的，虽则人家都知道他老实本分，随他拖欠，可是时间一长，大家就不再相信他了。每一件事情他都放在心上，天天折磨着他，他的病在短时间内，也就很难痊愈了。
“好的，先生，”葛婆子说，“太感谢您了。”
“你可以去见管事长了，”帐房回到写字台旁，面带微笑地对她们说。“就从这边过去”——指着他身边的一个门。“她会给你安排的。”
她们走了以后，参议员就又回去看他的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心境不宁。
“如果可以的话，下午就让她过来。我想那女孩子一定会帮她的忙吧？”
“真是糟糕得很，”他合上了书本说，“这班人真有令人感到伤心。”原来珍妮那种惊奇叹赏的神情已经弥漫了整个房间。
“是的，我也这样觉得。”
葛婆子和珍妮又回到了那黑乎乎的街道。她们经过这一次较幸运的冒险，心里感到特别的高兴。
“那个小孩是她的女儿吗？”女管事长问，因为她从站的地方正好可以看见她们。
“他那房间不很漂亮吗？”珍妮压低了声音对母亲说。
“请你稍等一下，”他说完就朝身后的一个房间走去，去叫女管事长出来。旅馆里是常有活干的。因为常打扫卫生的老婆子走了，楼梯和客厅都还没有人来整理。
“是的，”母亲回说，“他还是一个有钱人呢。”
她的女儿听她这么说，就不自觉地转动起身子来，她不是不想做这些工作，而是因为她不愿意人家看破她们快要生活不下去，才来找活做。那帐房看她们这般可怜，心里不免产生同情。看那女儿脸上露出的不得已的神色，就知道她们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他是一个议员不是？”女儿接着说。
“我可以干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羞怯地回答，“我能擦地板。”
“是的。”
“你想做些什么？”他问。
“做有名的人一定是舒服的，”女儿低声细语地说。
一八八○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有一位三四十岁的妇人，带着一个十八岁的女子，走进俄亥俄州科伦坡市的大旅馆里，到帐房写字台的前面，问他旅馆里有没有她可以做的活。那妇人身材丰满，一张慈善的面容，一种天真羞怯的神气。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似隐藏着无穷的心事，只有那些对穷苦人面目作过仔细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她的女儿紧随其后，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在母亲的背后，眼睛始终不敢正视前方，这种神情任谁都知道她从哪儿来的。她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却有一种含有诗意的心情，拥有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又有着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种性格相结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如今她们正穷困潦倒。当帐房看到她们母女俩凄惨的样子时，深感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