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近处一刻不停地注视着这水流，并把这运动与轮船的运动相比较，我们才会相信，每个瞬间水流的运动都是由轮船的运动决定的，我们之所以出现错觉，是因为我们本身在不知不觉地运动着。
不管轮船朝哪里走，在它前面任何时候都可以看见被它劈开的波浪的水流。对轮船上的人来说，这水流的运动是惟一可见的运动。
如果我们在一刻不停地观察历史人物的运动（也就是说，如果恢复所有发生的事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的条件），不放过历史人物与群众的必然联系，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在目前欧洲的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具有更为复杂的形式情况下，能够想得出一个不是按照国王们、大臣们、议会、报刊的策划、指示和命令发生的事件吗？能有某种不在国家的统一、民族性、欧洲的均势、文明之中找到为本身辩护的理由的共同行动吗？因此任何发生的事件必然与某种表达出来的愿望相符，在找到为自身辩护的理由时，往往被看做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的产物。
当轮船朝一个方向航行时，在它前面有同样的水流；当它经常改变方向时，那么在它前面的水流也经常发生变化。但是不管轮船拐向哪里，在它前面到处都有水流。
这些辩护为那些制造这些事件的人开脱道义上的责任。这些暂时的目的如同在火车前面清扫轨道的刷子一样：它们为开脱人们的道义责任扫清道路。不进行这样的辩护就无法说清在考察每个事件时出现的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千百万人是怎样犯下共同的罪行、干发动战争和杀人等等坏事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这是已经料到的和下过命令的。不管轮船朝哪里行驶，水流都在它前面翻腾，然而并不引导它，也不加快它的速度，但是远看起来，我们不仅会觉得这水流在任意地运动，而且在引导着轮船的运动。
法国人由于我们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原因而相互残杀。与这事件相适应，又伴随着对它的辩护，说它表达了人们的意志，人们认为这样做对法国的幸福，对自由和平等来说是必要的。人们停止相互残杀，于是伴随着这事件又辩护说，需要保持权力的统一，给欧洲别的国家以回击等等。人们从西向东前进，残杀同类，伴随着这事件有人颂扬法国，说英国卑鄙等等。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些对事件的辩护完全不合常理，自相矛盾，如同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利，在俄国屠杀千百万人是为了让英国丢脸一样。但是这些辩护对当时来说是必要的。
历史学家们只考察历史人物的那些以命令的形式与事件发生关系的意志的表现，就认为事件依从于命令。而我们在考察事件本身以及历史人物与群众的关系时发现，历史人物及其命令是依从于事件的。这一结论可由下列事实加以确证：不管发出多少命令，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事件不会发生；但是只要事件一发生——不管是什么样的事件，——就会在各种不同的人不断表现出来的所有意志中发现就内容和时间来说以命令的形式与事件发生联系的意志。
人的群体也这样做，让不直接参加行动的人去想办法、进行辩护和设想他们共同的活动。
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就可直接地对以下两个历史的重大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一个人在单独行动时，自己心里总有一系列的想法，他觉得这些想法指导过他过去的活动，为他现在的活动进行辩护，并指导他去设想未来的行为。
（一）权力是什么？
用手干活干得多的人，可能对他所做的事想得较少，也较少地考虑这共同的活动会产生什么结果，较少地发命令。而发命令较多的人，由于他多动嘴，显然可以少动手。为了同一目标而行动的群体比较大时，就更明显地分离出一类人，这些人愈是多从事发号施令，就愈是不直接参加共同的活动。
（二）什么力量产生各个民族的运动？
譬如说，人们拖一根木头。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提出怎么拖和往哪里拖。人们把木头拖了出来，发现这是按照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所说的那样做的。也就是说，是他下的命令。这是原始形态的命令和权力。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权力是一个人与别的人的这样一种关系，这个人对所发生的共同行动发表的意见和推测以及进行的辩解愈多，对这行动就参加得愈少。
在发生某个事件时，人们纷纷表示他们关于这个事件的意见和愿望，由于事件是由许多人的共同行动造成的，因此在所表示的意见和愿望之中一定会有一项会得到实现，哪怕是在大体上实现。当所表示的意见之一得到实现时，这个意见就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而与这个事件发生联系。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各个民族的运动并不是由权力和智力活动产生的，甚至不像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两者的结合造成的，它由全体参与事件的人的活动引起的，这些人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其中最直接参加事件的人承担的责任最小；反之亦然。
七
在精神方面，权力似乎是事件的原因；在体力方面，原因似乎又是服从权力的人。但是由于精神活动离不开体力活动，因此事件的原因既不在前者，也不在后者，而在于两者的结合。
在恢复了所有事件发生的时间的条件时我们发现，命令只有在它与相应的那个系列的事件有关时，才得到执行。在恢复命令者和执行者之间的联系的必要条件时我们也发现，命令者由于自己本身的特点，对事件参加得最少，他们的活动只在于发号施令。
换句话说，原因的概念不适用于我们所考察的现象。
发命令的人和接受命令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被称为权力的概念的实质。
分析到最后，我们就会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的智力如不玩弄分析的对象在任何思维领域都能达到的极限。电生热，热又生电。原子相吸而又相斥。
总之，如果不把组成圆锥体的各个部分，把军队的各种人员，把任何一个管理机构和公共事业部门从低级到高级、具有不同称号和地位的人人为地分开，那么就可看出人们为了采取共同行动相互之间结成某种关系时所依据的法则，也可以看出，人们参加行动愈是直接，他们就愈不能发命令，他们的人数也就愈多；还可以看出，人们直接参加行动愈少，他们发的命令就愈多，他们的人数也就愈少；就这样，从最底层直到最上层的那一个人，此人直接参与事件最少，而在活动中发号施令比所有的人都要多。
在谈到热和电的相互作用以及说到原子时，我们说不出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便说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不可能是另一种的样子，因为应该这样，这是规律。历史现象也是如此。为什么发生战争或革命？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人们为了进行某种行动，结合成一定的团体，大家都参加；我们说，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这是规律。
人数最多的士兵构成圆锥体的基础和它的底部。士兵直接进行烧杀抢掠，他们都是接到上级的命令时才这样做的；他们本身从来不下什么命令。士官（他们的人数就比较少了）采取这样的行动要比士兵少；但是已经发号施令了。军官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更少了，而命令却发得更多了。将军只是指出目标命令部队前进，几乎从来不使用武器。统帅则从来不会直接参加行动，只对部队群众的运动作总的部署。在人们从事共同活动的任何团体中，在农业、商业和任何管理部门中，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八
军事组织可能完全像一个圆锥体，其中直径最大的底部由列兵组成；较高的和较小的底边由军队里较高级的人员组成，就这样直到圆锥体顶端，在顶端的则是统帅。
假如史学只研究外部现象，那么只要提出这个简单明了的规律就行了，我们的议论也可到此结束了。但是历史的规律与人有关。物质的微粒不可能告诉我们，说它根本感觉不到相吸和相斥的需要，说这不是真实的；而作为史学研究对象的人却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因此不服从规律。
任何军队都由不同等级的人组成，人数最多的往往是军衔最低的列兵；其次是军衔较高的人，如军士、士官，他们的人数要比列兵少；再其次是军衔更高的，他们的人数就更少，就这样，一直到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最高军事当局。
在史学中，随时都可感觉到关于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的存在，虽然并没有说出来。
在人们为了进行共同行动而结合成的所有团体中，最突出的和最确定的团体之一是军队。
所有进行严肃思考的历史学家都不由自主地产生这个问题。史学中的所有矛盾和含混，史学所走的错误道路，都是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造成的。
人们结成这些团体后，彼此之间常常形成这样的关系，其中最直接地参加他们联合起来进行的共同行动的人最多，而最不直接参加的人最少。
如果每个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能够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么全部历史就是一系列毫无联系的偶然事件。
人们为了进行共同的活动，总要结成一定的团体，其中为采取共同行动而提出的目的虽有差别，但参加行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
如果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在千百万人当中即使只有一个人能自由行动，即他能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么显而易见，这个人的一个违背规律的自由行为就会使得任何规律对整个人类来说不可能再存在。
发布命令的人和接受命令的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正是被称为权力的东西。这种关系的内容如下：
假如哪怕只有一个规律支配着人的行动，那么就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因为人的意志应当服从这个规律。
为了弄明白这种依存性，必须恢复任何不是神的、而是人的命令的另一个被忽略了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发命令的人本身参与了事件。
关于意志的自由的问题就在于这个矛盾，这个问题从远古以来一直受到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家的关注，并且从那时起就认为它具有巨大的意义。
因此，在考察命令与事件在时间上的关系时我们能够发现，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成为事件的原因，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依存性。
问题在于，当我们把一个人看做不管用什么观点——神学的、历史的、伦理学的、哲学的——进行观察的对象时，我们发现他像世上的一切一样服从于普遍的必然性规律。而当我们从自身出发把他看做我们意识到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我们说：拿破仑想要进攻俄国，并且进攻了俄国。实际上我们在拿破仑的整个活动中永远也不会找到任何类似这种意志的表现的东西，而会看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和目的不明确的命令或他的意志的表现。拿破仑有无数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但是关于一八一二年远征的一系列命令执行了，这不是因为这些命令与其他命令有什么不同之处，而是因为这些命令与那些导致法国军队进攻俄国的事件相符合；同样，用镂花模板绘出这样或那样的图形，并不是因为朝哪个方面和用什么方法抹颜色，而是因为雕镂在模板上的图形的各个方面都抹了颜色。
这种意识是自我认识的一种完全独立的和不依赖于理智的源泉。人通过理智观察自己；但是他只有通过意识才能认识自己。
我们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事件发生前发出的命令是这事件发生的原因，这种看法的产生，是由于在事件已经发生、成千道命令中与事件相联系的一些命令得到了执行时，我们忘记了那些因为无法执行而没有得到执行的命令。此外，我们在这方面的错误的主要根源在于，在历史的叙述中我们把无数各不相同的细小事件，例如导致法国军队进攻俄国的一切，都根据这一系列事件产生的结果而归纳成为一个事件，一系列命令也相应地综合为意志的一种表现。
没有自我意识，任何观察和理智的运用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使命令得到切实执行，应当发出能够执行的命令。要知道什么能够执行和什么无法执行，不仅在像拿破仑远征俄国这样的有千百万人参加的行动中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最不复杂的事件来说也很难办到，因为执行这样那样的命令常常会碰到无数的障碍。在一道命令得到执行时，总有大量命令没有得到执行。所有不可能执行的命令都与事件没有联系，因而常常得不到执行。那些可能执行的命令只有联结成连贯的、与事件相应的命令系列时，才能得到执行。
为了理解、观察和进行论断，一个人首先应当意识到自己是个活着的人。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活着的人，必须知道自己愿意做什么事，也就是说，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意志。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那种构成他的生活的实质的意志，而且只能把它看做是自由的。
拿破仑在其整个在位期间曾下过远征英国的命令，他在他的任何一件别的事情上未曾花过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尽管如此，他在整个在位期间甚至没有作过一次实现自己意图的尝试，而是去远征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认为与之结盟更为有利的俄国，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前一些命令不适合、而后一些命令适合一系列事件的缘故。
如果人在观察自己时看到他的意志任何时候都受同一个规律的指导（不管他是观察进食的必要性还是大脑的活动，或者是观察任何别的事情），他只能把这种同样指导自己的意志的现象理解为对它的限制。一个东西如不自由，也谈不上受到限制。一个人觉得他的意志受到限制，正是因为他把它看做是自由的。
譬如当我们说拿破仑命令部队去作战时，我们把一系列连续的、相互关连的命令合成一个同时发出的命令。拿破仑不可能下令远征俄国，从来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他今天下令起草这样那样的文件送到维也纳、柏林和彼得堡去；明天又给陆军、海军、军需部门下这样那样的指示和命令，等等——这千百万道命令构成了一系列与促使法国军队进入俄国的一系列事件相应的命令。
您说：我不自由。而我举起手又放下手。任何人都明白，这个不合逻辑的回答是自由的铁证。
任何一个命令从来都不是自发地出现并产生一系列事件的；每一个命令都来自另一个命令，从来不与一系列事件发生关系，而总是只与一个事件的某一时刻发生关系。
这个回答是不受理智支配的意识的表现。
在恢复第一个被忽略的条件即时间的条件时我们将会看到，任何一个命令如无前一个使其执行成为可能的命令，就无法执行。
如果自由的意识不是自我认识的独立的和不依赖于理智的源泉，那么它就是可以论证和实验的；但是实际上从来不是这样，而且也不可能。
只有不以时间为转移的神的意志的表现，才能与几年或几个世纪后的一系列事件发生联系，也只有不受任何因素推动的神，能单凭自己的意志确定人类运动的方向；而人在时间内活动，本身参与事件。
一系列实验和论证向每个人表明，他作为一个观察对象通常服从一定的规律，人服从这些规律，从来不反对他既已认识的引力或不可入性的规律。但是同一系列的实验和论证又向他表明，他在自己身上意识到的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他的任何行动都受他的体质、他的性格以及作用于他的各种动机的支配；但是人从来不服从这些实验和论证所作的结论。
六
人从实验和论证中知道，石块往下落，他毫无疑问地相信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预料他认识到的规律会实现。
如果像古代人的史书告诉我们那样神发布命令和表现自己的意志，那么这意志的表现不受时间限制，也不是由任何事情引起的，因为神与事件毫无联系。但是，命令是在一定时间内行动并相互联系着的人的意志的表现，在谈到命令时，我们为了弄清这些命令与事件的联系，应当重新确定：（一）整个发生的事的条件：事件和下命令的人在时间内运动的连续性；（二）下命令的人对所有执行命令的人的必然联系的条件。
但是他同样毫无疑问地得知他的意志服从于规律后，他却不相信而且不可能相信这一点。
为了弄清这种依从关系的条件，我们应当首先恢复意志的表现的概念，把它看做是属于人的而不是属于神的。
尽管实验和论证多次向人表明，他在同样的条件下，在具有同样性格的情况下能做出与以前一样的事情来，但是他在同样条件下和以同样的性格第一千次开始做结局一样的事情时，毫无疑问地会觉得他完全相信他能像实验之前那样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任何一个人，无论是野蛮人还是思想家，尽管论证和实验无可辩驳地向他证明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两种行为，他仍然觉得如没有这种荒谬的观念（它构成自由的实质）他就无法想象生活。他感觉到，不管这如何不可能，但这是存在的；因为没有这种自由的观念，他不仅不理解生活，而且连一刻也活不下去。
从经验的角度来看，权力只是存在于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和其他人对这意志的执行之间的依从关系。
他之所以活不下去，是因为人们的所有向往，所有的生活愿望都是对增加自由的向往。富和穷，声名显赫和默默无闻，有权和受人支配，有力和软弱，健康和有病，有教养和无知，辛苦和闲散，饱和饿，美德和恶习等等，只是程度大小不同的自由罢了。
如果不承认神参与人类的事，我们就不能把权力看做事件的原因。
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只能想象为失去生命的人。
一方面，推理表明，人的意志的表现——他的话语——只是表现在像战争或革命这样的事件中的总的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如不承认不可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奇迹，就很难设想话语能成为千百万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认为话语能成为事件的原因，但是历史表明，历史人物意志的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产生任何行动，也就是说，他们的命令不仅经常得不到执行，而且有时甚至发生与命令完全相反的事。
如果对理智来说，自由的概念像同一时刻发生两种行为的可能性或没有原因的行动一样，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矛盾的东西的话，那么这只证明意识不服从于理智。
历史学家们根据承认神参与人类的事的老习惯，想要把拥有权力的人的意志的表现看做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这个结论既没有通过推理来证明，也没有得到经验的确认。
这种自由的意识是不可动摇的，无可辩驳的和不能进行实验和论证的，它为所有的思想家所承认并毫无例外地为所有人所感觉到，没有它就无法想象人是什么，正是这种意识构成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每当发生事件时，总会出现一个人或一些人，令人觉得这事件是按照他们的意志发生的。拿破仑三世下了命令，于是法国人便去墨西哥。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发布命令，军队就开进了波希米亚。拿破仑一世下了命令，军队就去进攻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发布命令，法国人就服从波旁王朝。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件，它总是与一个或几个发号施令的人有关的。
人是全知全能的、至善的上帝创造的。罪恶的概念是由人的自由的意识产生的，那么罪恶是什么呢？这是神学的问题。
不消说，要描述人们共同的活动缺不了权力的概念，而且权力的存在也为历史和对当代各种事件的观察所证实。
人的行动服从于统计学表示的普遍的和不变的规律。关于人的社会责任的概念是自由的意识产生的，那么人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这是法学的问题。
如果人的知识的领域仅限于抽象的思维，那么在批判了科学对权力所作的解释后，人类就会得出权力只是一个空洞的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结论。但是人为了认识各种现象，除了抽象思维外，还有用来检验思维结果的经验的工具。经验告诉我们，权力不是空洞的词，是实际存在的现象。
人的行为产生于他天生的性格和作用于他的动机。那么由自由的意识产生的良心以及行为的善与恶的意识是什么呢？这是伦理学的问题。
历史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权力。权力又是什么？——权力是转移到一个人身上的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的意志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转移到一个人身上的？——在这个人表达所有人的意志的条件下。也就是说，权力就是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是我们不了解其意义的一个词。
人由于与人类的整个生活相联系，因而被认为是服从于决定这生活的规律的。但是人又不受这种联系的制约，被认为是自由的。应该如何看待各个民族和人类以往的生活，认为它是人们的自由的活动的产物呢，还是不自由的活动的产物？这是史学的问题。
群众的意志转移到历史人物身上的理论只是一种拐弯抹角的说法——只是对问题换一个说法而已。
只有在我们这个由于传播愚昧的最有力的工具——印刷术的发展而知识得到普及的自以为是的时代，关于意志的自由的问题被转移到它本身不可能存在的范围内。现在大多数所谓的先进人物，即一群无知之徒，认为研究这问题的一个方面的自然科学家们的著作解决了整个问题。
“如果领头的牲口不断更换和整个畜群的方向不断变化，那么这是由于牲口为了朝我们知道的方向走，把自己的意志转移给了我们所注意的牲口，而要研究畜群的运动，应当观察走在畜群的各个方面的所有为我们所注意的牲口。”认为从君主到新闻记者的所有历史人物是自己时代的表现的第三类历史学家这样说。
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人的生命通过肌肉的运动表现出来，而肌肉的运动是由神经活动决定的；灵魂和自由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在某个未知的时期从猴子变来的——他们这样说，这样写和在书刊上发表这样的看法，完全没有考虑到几千年前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思想家不仅承认，而且从来没有否定过他们现在竭力用生理学和比较动物学来证明的那个必然性规律。他们没有看到，自然科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只在于充当阐明它的一个方面的工具。因为根据研究的结果，理智和意志只是大脑的一种分泌物（sécrétion），人根据一般规律可以在某一未知的时期从低等动物发展而来，这两点只从一个新的方面说明几千年前已为所有宗教和哲学理论所承认的一个真理，即从理智的观点来看人服从于必然性的规律，但是丝毫也没有推动这个具有另一个相反的、建立在自由的意识之上的方面的问题的解决。
“如果走在畜群前面的牲口更换了，那么这是由于所有牲口的意志的总和从一头领头的牲口转到了另一头牲口身上，而这又根据这头牲口是否带着其余牲口沿着整个畜群选定的方向走而定。”那些承认群众意志的总和是在他们认为已知的条件下转移到统治者身上的历史学家们这样回答。（在使用这种观察方法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观察者根据他选定的方向，认为首领是那些由于群众的方向发现变化已不是领头的，而是走在旁边的、有时走在后面的人。）
如果人是在某个未知的时期从猴子变来的，那么这也像说人是在某个时期用一把泥土造成的一样可以理解（在第一种情况下X是时间，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过程），然而关于人的自由的意识是如何与他服从的必然性规律结合的问题，不可能用比较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解决，因为在青蛙、家兔和猴子身上我们只能观察到肌肉的活动，而在人身上既可看到神经和肌肉的活动，也可看到意识。
“畜群之所以朝这个方向走，是因为领头的牲口带着它，所有其余牲口的意志的总和转移到了这个畜群的首领身上。”认为权力是无条件转移的第一类历史学家这样回答道。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自然科学家和他们的崇拜者们就像那些粉刷工，他们本来被安排去粉刷教堂的一面墙，可是他们热情一来便趁总指挥不在场的机会粉刷了窗户、神像、脚手架和尚未加上墙裙的墙壁，并为从他们粉刷工的观点看来一切都刷得很平整和光滑而感到高兴。
假定有这样一个人，他看着一群走动的牲口而不注意各个不同地点牧场的好坏，也不注意赶牲口的牧人，只根据哪一头牲口走在畜群前面来判断这群牲口朝这个或那个方向走的原因，上述理论对历史的问题所作的回答就像这个人所作的回答一样。
九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件，不管这事件是谁领导的，理论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某某人领导了事件，因为群众意志的总和转移到了他身上。
在解决自由和必然性的问题上，史学与其他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知识领域相比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对史学来说，这个问题不与人的意志的实质本身发生关系，而是与对这意志在过去一定条件下的表现的认识相关。
这种理论之所以使人觉得是无法驳倒的，正是因为人民意志转移这件事是无法检验的，而无法检验的原因在于这事从来没有存在过。
史学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开始与其他学科处于一种实验科学对思辨科学的关系。
关于群众意志的总和转移到历史人物身上的理论，也许能在法学领域说明许多问题，也许对达到自身的目的来说是必需的；但是运用到历史上，只要一出现革命、征战和内讧，只要历史真正开始，这种理论就什么也不能说明了。
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们关于意志的认识。
各个民族的生活是几个人的生活容纳不了的，因为这几个人和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发现。认为这种联系建立在群众意志的总和向历史人物的转移之上的理论，是一种尚未为历史经验证明的假设。
因此史学与神学、伦理学和哲学不同，对它来说，自由和必然性这两个对立物如何结合的无法揭开的奥秘并不存在。史学考察人的生活的认识，在人身上这两种对立物已结合在一起了。
五
在实际生活中，对每一种历史事件和人的每一个行动的了解都是非常清楚和明确的，没有任何矛盾的感觉，虽然觉得每个事件部分地是自由的和部分地是必然的。
如果像现代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把这两种历史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将是君主和著作家的历史，而不是各个民族生活的历史。
为解决自由和必然性如何结合和这两个概念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历史哲学可能而且应当走与其他学科相反的道路。史学不应先给自由和必然性的概念下定义，然后把各种生活现象归入所下的定义，而应从大量属于它的范围的、常常觉得是依从于自由和必然性的现象当中得出自由和必然性概念本身的定义。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著作家或改革家的动机、生活条件和思想。我们了解到路德脾气暴躁，说过这样那样的话；卢梭多疑，写过这样那样的书；但是我们了解不到为什么宗教改革后各个民族相互残杀，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时要相互处以死刑。
不管我们考察的是对许多人或一个人的活动的何种认识，我们只能把这活动理解为部分地是人的自由的产物，部分地是必然性规律的产物。
著作家和改革家们的历史对各个民族的生活的说明就更少了。
无论是谈论各个民族的迁徙和野蛮人的入侵，还是谈论拿破仑三世的命令和一个人在一个小时前从几个散步的方向中选定一个方向的行为——我们都看不出有丝毫的矛盾。对我们来说，自由和指导这些人的行动的必然性的程度是很清楚的。
历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各个民族的运动能通过对戈弗雷之流、路易国王及其情妇们的研究来说明吗？对我们来说，各个民族从西向东，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首领，只是一群流民，有隐修士彼得参加的远征至今无法理解。更无法理解的是，这个运动在历史活动家们提出了解放耶路撒冷这一合理的、神圣的目标时中断了。教皇、国王和骑士们鼓动民众去解放圣地；但是人们不去，因为从前推动他们远征的未知原因不再存在了。戈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的历史显然容纳不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戈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的历史只是戈弗雷和骑士抒情诗歌手的历史而已，而各个民族的生活及其动机的历史仍是不可知的。
关于自由的大小的认识由于我们考察现象的观点不同常常有很大差别；但是——任何时候都一样——人的每一个行动在我们看来都无非是自由和必然性的某种结合。我们在每个所考察的行动中看到一定成分的自由和一定成分的必然性。并且常常都是这样，我们在任何行动中看到的自由愈多，看到的必然性就愈少；反之，必然性愈多，自由就愈少。
俄国人民向喀山和西伯利亚的东进，难道在伊万四世的病态的性格及其与库尔布斯基的通信中能反映出来吗？
自由和必然性的比例根据考察行为时所持的观点不同而缩小和增大；但是这种关系通常成反比。
历史随时都在证明这一点。上世纪末西方各个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奔向东方，能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以及他们的情妇和大臣，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博马舍等人的生活说明吗？
一个落水的人抓住另一个人，使那个人也淹死了，或者一个喂奶喂得疲惫不堪而自己却饿着肚子的母亲偷食物吃，或者一个养成守纪律习惯的人按照命令在作战时杀死一个无自卫能力的人——在知道这些人所处条件的人看来，他们的过错较小，也就是说，他们较少自由而更多地服从于必然性规律；而在那些不知道那个人自己快要淹死了、母亲饿着肚子、士兵是在作战等等的人看来，他们都是自由的。同样，一个人在二十年前杀过人、在这之后安分守己地生活着，没有再给社会造成危害，就会被认为过错较小；二十年后来看他的行为的人会觉得他的行为更多地是由必然性规律造成的；而在事后只过一天来看这个行为的人则会认为这行为是比较自由地发生的。还有，一个疯子、酒鬼或非常激动的人的每一个行为，在知道他们做这事的精神状态的人看来，似乎自由较少，必然性较多；而在不知道这情况的人看来，似乎又正好相反。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自由的概念随着考察行为时所持的观点不同而扩大或缩小，必然性的概念则相应地缩小或扩大。因此，必然性显得愈大，自由也就显得愈小。反之亦然。
这一类历史学家在遇到这个难题时，便想出了一个可以把大量事件归入其中的最模糊的、最不可捉摸的和最一般的抽象概念，他们说，人类运动的目的就在于此。最平常的、几乎为所有历史学家所接受的一般抽象概念是：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历史学家们把某个抽象概念当做人类运动的目的，然后来研究身后留下遗迹最多的人——帝王将相、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等，根据所有这些人在他们看来是促进还是阻碍这个抽象概念的实现来决定取舍。但是由于人类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这一点没有得到任何证明，同时由于群众与统治者和人类的启蒙者的联系只建立在假定群众意志的总和总是转移到引起我们注意的人物上这一任意的假设上，因此千百万移居他乡、焚烧房子、抛弃耕作、互相残杀的人的活动，从来不在对十几个不烧房子、不从事耕作、不亲手杀死同类的人的活动的描述中反映出来。
宗教、人类的健全理性、法学和史学本身都同样地理解必然性和自由的这种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活动是整个地、还是它的某一方面表现了群众的意志？如果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整个活动表现了群众的意志，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生平事迹以及宫廷的所有流言蜚语就成为民族生活的表现，这显然是荒谬的；而如果像那些所谓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一个方面是民族生活的表现，那么为了确定历史人物活动的哪个方面表现了民族的生活，首先应该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对自由和必然性扩大和缩小的认识的所有事例，都毫无例外地只有以下三个根据：
这些历史学家说，历史人物表达了群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着群众的活动。
（一）完成行为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但是如果推动各个民族的力量不在于历史人物，而在于各个民族自身，那么这些历史人物的作用何在呢？
（二）与时间的关系；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群众的意志转移到历史人物身上是有条件的，不过这些条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说，历史人物之所以拥有权力，是因为他们实现着转移到他们身上的群众的意志。
（三）与产生行为的原因的关系。
这些历史学家类似这样一个植物学家，此人看到某些植物从有两枚子叶的种子里萌发出来就坚持认为所有植物生长时都要分为两片叶子；而棕榈、蘑菇，甚至橡树分枝分杈完全长成后再也没有类似两片叶子的东西，他就认为它们背离了理论。
第一个根据是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看见的那种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关于每个人在与他同时存在的一切的关系中所占的一定地位的或多或少明确的概念。由于有这个根据，就可明显地看出，落水的人与站在陆地上的人相比自由较少而更多地服从于必然性；由于有这个根据，一个生活在人口稠密地区并与别的人发生紧密联系的人的行动，一个受家庭、公务和各种事情束缚的人的行动与一个孤独的和离群索居的人的行动相比，看起来无疑较少自由和较多地受必然性的支配。
每一个历史学家根据他如何看一个民族的运动的目的，认为这些条件就是法国或别的国家的伟大、富强、自由、公民的教育。且不说历史学家们在谈到这些条件时的矛盾，甚至即使假定有一个符合这些条件的共同的纲领，我们仍可发现，历史事实几乎总是与这理论相抵触的。如果说权力转移的条件是财富、自由、民众的教育，那么为什么路易十四们和伊万四世们能在王位上安享天年，而路易十六们和查理一世们却被民众处死呢？这些历史学家们回答这个问题时说，路易十四的违背纲领的活动的后果在路易十六身上表现出来。但是它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身上表现出来，一定要在路易十六身上表现出来呢？表现的期限有多长？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也不可能有答案。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少解释如下事实：几个世纪民众意志的总和一直没有从当时的统治者和他们的继承人身上转移开，后来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突然转移到国民公会、督政府、拿破仑、亚历山大、路易十八身上，后又转移到拿破仑、查理十世、路易－菲力普、共和派政府、拿破仑三世身上。在解释民众的意志迅速从一个人向另一个人的转移时，尤其是在谈到国际关系、连年征战和各种联盟时，这些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的一部分已不是正常的意志转移，而是由于某个外交家，或君主，或党派领导人玩弄手腕和犯错误，或者是由于狡诈和软弱而造成的偶然性。因此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大部分历史现象——内讧、革命、连年征战——已不是自由意志转移的产物，而是一个或几个人的意志弄错了方向的结果，也就是说，又是对权力的破坏。因此这一类历史学家把历史事件看做对理论的背离。
如果我们考察一个人而不看他与周围的一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会觉得他的每一个行动是自由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他与他周围的事物有某种关系，如果我们看到他与任何人和物——与同他说话的人，与他读的书，与他从事的劳动，甚至与他周围的空气以及与射到他周围的物品上的光线等——有联系，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条件中的每个条件都对他产生影响，都指导着他的活动，哪怕是一个方面的活动。我们看到的这些影响愈多，我们就会觉得他的自由减少了，而支配他的必然性增加了。
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历史观是错误的，他们说，权力建立在群众意志的总和有条件地转移给统治者之上，历史人物只有在实行人民的意志无声地给他们规定的纲领的条件下才具有权力。但是这些条件是什么，这些历史学家并没有说，即使说的话，也常常是相互矛盾的。
第二个根据是或多或少可以看见的那种人与世界在时间上的关系；是关于人的行动在时间中所占地位的或多或少明确的概念。由于有这个根据，作为人类始祖的第一个人的堕落，与现代人的结婚相比，显然是比较不自由的。由于有这个根据，我会认为，生活在几个世纪前的人的那种在时间上与我相联系的生活和活动，不可能像那种我还不知其后果的现代生活那样自由。
他们的理论只适用于历史上原始的和平的时期，而运用到各个民族生活中不同权力同时出现并相互斗争的复杂的和动荡不安的时期就有不便之处，因为保皇派历史学家将会证明国民公会、督政府和波拿巴都是对权力的破坏，而共和派和波拿巴派历史学家将会分别证明国民公会和帝国是真正的权力，而其余的一切都是对权力的破坏。显而易见，这些历史学家各执一词，相互批驳，他们对权力的解释只能哄年纪最小的孩子。
对较大的或较小的自由和必然性的认识的逐步变化，在这方面决定于从行为的发生到对它进行评判之间所经历的时间的长短。
一些历史学家，即上面说过的进行个别研究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他们过分地天真，不理解权力的意义问题，认为群众意志的总和是无条件转移到历史人物身上的，因此他们在描述某种权力时把它看做是绝对的和真正的权力，认为任何别的反对这个真正的权力的力量都不是权力，而是对权力的破坏，是暴力。
如果我考察我在一分钟前在与我现在所处的条件近似的条件发生的行为，我会觉得我的行为无疑是自由的。但是如果我讨论的是一个月前发生的行为，那么我处于另一些条件下会不由自主地承认，假如这个行为不发生，这个行为所产生的许多有益的、令人愉快的，甚至是必需的东西就不存在了。如果我回想更加遥远的事，回想十年前和年代更远的行为，我会觉得这个行为的后果更加明显；我会感到难以想象，如果当时不那样做会是怎么样。我的回忆愈向过去延伸，或者同样地去评判发生得愈早的事，我在谈论行为的自由时就将对它愈表怀疑。
历史学家们对群众与统治者的关系也有这样三种解释。
我们在历史上也发现关于自由意志参与人们共同的事的可信性变化的同样的级数。我们觉得现在发生的事件无疑是某些人的产物；但是在时间较远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已是它的必然后果，除此之外，我们想象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我们在考察事件时愈向后看，我们愈不觉得这些事件是任意的。
（三）认为群众的意志转移到统治者身上虽是有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并不明确，群众并不知道，许多权力的产生、它们的斗争和垮台只是由统治者履行这些群众不知道的条件（群众的意志是根据这些条件从一些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些人身上的）的多少而造成的。
我们觉得奥普战争无疑是狡猾的俾斯麦的行动等等产生的后果。
（二）认为群众的意志是在明确的和群众知道的条件下转移到统治者身上的，指出对权力的限制、冲击，甚至摧毁都是由于统治者不遵守移交给他们权力时提出的条件造成的。
拿破仑发动的历次战争，我们虽有怀疑，但仍觉得是英雄意志的产物；但是我们已认为历次十字军东征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事件，没有它欧洲近代史就不可思议，虽然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家也认为这个事件只是几个人意志的产物。至于说到各个民族的迁徙，现在谁也不会想到欧洲的改观是阿提拉的恣意妄为造成的。我们在历史上考察的对象愈是遥远，造成事件的人们的自由就愈是值得怀疑，必然性的规律就愈是明显。
（一）认为群众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转移到他们选出来的一个或几个统治者身上，因此任何新的权力的产生，任何反对既已转移的权力的斗争都应当只看做是对真正权力的破坏。
第三个根据是我们对各种原因的无限联系的或多或少的了解，这种联系构成理智的必然要求，在这联系中，每一个所理解的现象（因而也是人的每个行动）应当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前面的现象的结果和作为后面的现象的原因而存在。
这些问题可以有三种答案。
由于有这个根据，一方面我们愈是知道从观察中得出的、人应当服从的生理学的、心理学的和历史的规律，我们愈是正确地看出产生行动的生理学的、心理学的或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所观察的行为本身愈简单，产生我们所观察的行动的人的性格和智力愈不复杂，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和他人的行动就愈是自由，愈不服从于必然性。
在宫廷政变时，有时参加的只有两三个人，群众的意志是否也转移到了新上来的人身上？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民族的群众的意志是否转移到征服者身上？一八○八年莱茵联盟的意志是否转移给了拿破仑？一八○九年我们的军队与法国人一起去打奥地利时，俄国人民群众的意志是否也转移到了拿破仑身上？
在我们完全不明白某种行为——不管是暴行、善行还是无所谓善恶的行为——的原因时，我们认为这行为自由的成分最大。如果是暴行，我们更多地要求惩罚这种行为；如果是善行，我们给以最高的评价。如果是无所谓善恶的行为，我们就承认它有最大的个性、独特性和自由。但是如果我们哪怕只知道无数原因中的一种，我们就会承认必然性的一定成分，不坚决要求惩罚罪行，不那么看重善行，就会认为原来觉得独特的行为不那么自由了。罪犯是在坏人当中长大的这一点，已可减轻他的罪过。父母的那种有可能得到酬报的自我牺牲，要比无缘无故的自我牺牲更好理解，因此使人觉得不那么值得同情，不那么自由。当我们知道教派和党派的创立者以及发明家的活动是用什么方法和通过什么东西搞起来的，我们就会不那么感到惊讶。如果我们做一系列的实验，如果我们经常通过观察而在人们的行动中寻找因果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愈是正确地把因果联系起来，我们就愈觉得这些人的行动是必然的和不自由的。如果所考察的行动很简单，而且我们有大量这样的行动可供研究，那么我们关于这些行动的必然性的看法将更为全面。一个不诚实的父亲的儿子的不诚实行为，一个落到某种环境中的女人的恶劣行为，一个酒鬼又开始酗酒等等——我们愈是理解这些行为的原因，我们会愈不觉得这些行为是自由的。如果我们所考察的是智力低下的人，例如小孩、疯子和傻瓜，那么我们由于知道行为的原因以及他们简单的性格和智力，我们就会看到必然性成分很大而自由的成分很小，而且一旦知道产生行为的原因，我们就能对行为作出预言。
如果权力是转移到统治者身上的群众意志的总和的话，那么普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洛涅被捕时是罪犯，而后来被他抓住的人却成为罪犯呢？
所有法律中对犯罪的无责任能力和减罪的规定，就建立在这三个根据之上。认为责任能力是大是小，常常要看对受审的人所处环境了解的多少，要看从行为发生到受到审查之间的时间间隔的大小以及对造成这行为的原因的理解程度。
由于史学和法学的观点有这一主要差别，就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学可以详细叙述它认为应当如何安排权力，讲那静止不变的权力是什么；但是法学对历史提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权力有何意义的问题，却什么也回答不出来。
十
法学看待国家和权力如同古代人看待火一样，把它看做某种绝对存在的东西。而对史学来说，国家和权力只是一种现象，正如对现代物理学来说火不是原素，而是现象一样。
总之，我们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观念根据与外界的联系的紧密程度，根据时间的远近以及对我们所考察的这个人的生活现象的原因的依赖的大小而逐步缩小和扩大。
法学所讨论的是如何安排好国家和权力的问题（如果这一切可以安排的话），在它的领域这一切都是很清楚的，但是在运用到史学上时，这个权力的定义需要加以说明。
因此，如果我们考察一个人的这样一种情况，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非常清楚，从行为发生到评判它的时间间隔非常大，造成行为的原因最容易理解，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必然性最大和自由最小。如果我们考察的人对外部条件的依赖性最小，如果他的行动是在离现在最近的瞬间完成的，行动的原因我们无法理解，那么我们就觉得必然性最小和自由最大。
权力是群众意志的总和，它在群众明确表示或默许下转移到他们选出来的统治者身上。
但是，无论在前一种情况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不管我们怎样改变自己的观点，不管我们怎样想弄清人与外界的联系，或者不管我们觉得这种联系如何不可理解，不管我们如何延长或缩短时间间隔，不管我们觉得原因如何可以理解或无法理解——我们任何时候既不能想象有完全的自由，也不能想象有完全的必然性。
法学就是这样理解权力的，它是历史的兑换处，在那里可以把历史对权力的理解兑换成纯金。
第一，不管我们如何把人想象为不受外界的影响，我们永远不能得到在空间里的自由的概念。人的任何行动必然受他周围的东西和他自身的制约。我举起手和放下手。我觉得我的行动是自由的；但是，我问自己：我能朝所有的方向举起手来吗？我看到，我的手是朝那个对举手的动作障碍最小的方向举的，这些障碍既存在于我周围的物体中，也存在我的身体的结构里。我从一切可能的方向中选择了一个方向，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这个方向障碍最小。要使我的行动成为自由的，必须使它不遇到任何障碍。要把一个人想象成自由的，我们应当想象他在空间之外，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权力的源泉不在于掌握权力的人的体力和智力的特点，那么显而易见，这种权力的源泉应当不在这个人身上，而在掌握权力的人所处的与群众的关系之中。
第二，不管我们如何使评判行为的时间接近于行为发生的时间，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关于在时间上的自由的概念。因为即使我考察的是一秒钟前发生的行为，我仍然应当承认行为的不自由，其原因是行为已受它发生的那个时刻的束缚。我能举起手来吗？我举起了它；但是我问自己：我能在那个已过去的瞬间不举手吗？为了确信这一点，我在下一个瞬间没有举手。但是我没有举手不是在我问自己是否自由时的第一个瞬间。时间过去了，我无法留住它，而我当时举起的那只手已不是我现在没有做动作的那只手，当时我做这个动作时的空气已不是现在我周围的空气。发生第一个动作的那个瞬间一去不复返，在那个瞬间我只能做一个动作，同时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动作，这动作只能是一个。我在下一分钟没有举起手，并不证明我不能举起它。由于在一个瞬间我只能做一个动作，因而它不可能是另一个动作。要把它想象成自由的，应当把它想象成是此时在过去与未来的边缘上发生的，也就是在时间之外发生的，这是不可能的。
这权力不可能是强壮的人对体弱的人使用体力或威胁要使用体力所产生的直接的权力，例如赫拉克勒斯的权力；它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某些历史学家就有这样天真的想法，他们说，历史活动家是英雄，即天生具有特殊的精神力量和智力以及所谓天才的人。这权力之所以不可能建立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路易十一还是梅特涅这样的统治千百万人的人，他们的精神力量都没有特殊之处，相反，大多在精神上比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弱，更不用说像拿破仑这样的英雄，对他们的精神品质的看法很不一致。
第三，不管理解原因的困难如何不断增大，我们永远不能得出完全自由的观念，即不会得出没有原因的结论。不管我们觉得在自己或别人的任何一个行为中意志表现的原因如何不可理解，智力的第一个要求仍是假设和寻找原因，没有它，任何现象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举起手，想要做一个不依赖任何原因的动作，但是我想做一个没有原因的动作这一点就是我的动作的原因。
如果我们相信权力是上帝给他的，那么这个回答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只要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必须确定这种一个人统治其他的人的权力究竟是什么。
即使我们想象有一个完全不受任何影响的人，只考察他现在一瞬间的不由任何原因引起的动作，并假定必然性的无穷小的残余等于零，我们也得不出关于人的完全自由的概念；因为那种不接受外界的影响、处于时间之外并不受原因制约的生物已不成其为人了。
拿破仑下令集合军队，前去作战。这个观念我们已完全习以为常，这个观点我们已非常熟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觉得为什么拿破仑一声令下六十万人就去打仗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他拥有权力，因此他的命令就得到了执行。
同样，我们也绝不能认为人的行动没有自由参与，只服从于必然性规律。
回到第一种观点上去已不可能，因为信仰已经被破除，因此只好解释清楚权力的意义。
第一，不管我们对人所在的空间条件的知识如何在增加，这种知识永远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这些条件的数量像空间一样无限地大。因此既然确定的不是对人的影响的所有条件，那就不会有完全的必然性，有的是一定份额的自由。
古代人认为，神使一个民族的意志服从一个天才，同时这个人的意志又服从于神，史学在摒弃这个观点后，如果不从以下两者之中择其一，那么每走一步都会出现矛盾，这两者是：或者像从前那样相信神直接参与人类的事情，或者说清楚那种造成历史事件的和被称为权力的力量是什么。
第二，不管我们如何延长从我们所考察的现象发生的时间到评判它的时间的间隔，这个间隔是有限的，而时间是无限的，因此在这方面也永远不可能有完全的必然性。
四
第三，不管任何一个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如何可以理解，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所有原因，因为这个系列是无限的，我们又永远不会有完全的必然性。
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家与这样的人相似，他们认为纸币有缺点，便决定用没有黄金密度的金属铸硬币来代替它。铸出来的硬币确实叮当作响，但只是叮当作响而已。纸币还可以蒙骗无知的人；而没有价值的叮当作响的硬币骗不了任何人。正如黄金只有在它可以用来不只是进行交换，而且还有实际用途时才是黄金一样，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也只有当他们能够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一历史的重大问题时才是黄金。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自相矛盾的，而文化史家则彻底丢开了它，回答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如同像黄金的金属筹码只能在承认它可代替黄金的人和不知道黄金的属性的人之间使用一样，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家在没有回答人类的重大问题的情况下，只能为了自己的某种目的充当大学和他们所说的爱读正经书的读者的流通的硬币。
但是，除此之外，即使假定最小的自由的残余等于零，承认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在临死的人、胚胎和白痴身上，完全没有自由，这样做我们也会取消关于我们所考察的人的概念本身；因为只要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人了。因此，关于人的行动只服从必然性规律而无一点自由的看法，如同关于人有完全自由的看法一样，都是不可能成立的。
历史科学对人类的各种问题来说，至今仍然类似流通的货币——纸币和硬币。传记和国别史有点像纸币。它们在没有出现用什么作保证的问题时，可以流通和使用，行使它的职能，对谁也没有坏处，甚至还有益处。只要忘记英雄人物的意志如何造成事件的问题，梯也尔之流的历史著作就会觉得是有意思的，有教益的，此外，还有一点诗意。人们或者由于知道纸币印制容易和可能大量发行，或者由于想用它兑换成黄金，从而对它的实际价值产生怀疑，同样，对这类著作的实际意义也会产生怀疑，——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由于这样的书太多，或者是由于有人天真地问道：拿破仑是靠什么力量做到这个的？也就是说，是由于想把流通的纸币兑换成有实际用途的纯金。
总之，要把人的行动想象成只服从必然性规律，没有什么自由，我们就应假定我们知道无限多的空间条件、无限大的时间间隔和无限多的原因。
这个概念是进行现在这样的叙述时可用来掌握历史材料的惟一的把手，谁要是像巴克尔那样弄断这把手而又不了解对待历史材料的其他方法，谁就会使自己失去研究这材料的最后可能。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家本身的做法，最好不过地证明了用权力的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不可避免性，他们表面上似乎摒弃权力的概念，而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使用它。
而要把人想象成完全自由的和不服从于必然性规律的，我们就应想象他一个人处于空间和时间之外，不受原因的制约。
只要写的是个别人——不管是恺撒和亚历山大还是路德和伏尔泰——的历史，而不是参加事件的所有人、毫无例外地所有人的历史，那么不用关于迫使人们向着一个目标活动的力量的概念，就完全不可能描述人类的运动。而惟一为历史学家所知的这种概念，就是权力。
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可能有没有那种自由的必然性，我们就会用同一个必然性来确定必然性规律，即得出无内容的形式。
然而不同的历史学家把这个概念理解为完全不同的、都与所见的运动不相等的力量。一些人认为这是英雄们本身所固有的力量——就像第一个农民认为这是机车里的鬼的力量；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由其他几种力量产生的力量——就像第二个农民认为这是轮子转动产生的力量；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是智力的作用——就像第三个农民认为是被风朝后吹的烟的力量。
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可能有没有那种必然性的自由，我们就会得出超越空间、时间和原因的无条件的自由，这种自由根据它是无条件的和不受任何东西限制的这一点，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说只是没有形式的内容。
惟一可以用来解释各个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与各个民族的整个运动相等的力的概念。
一般地说，我们就会得出形成人的整个世界观的两个根据，即生活的不可理解的实质和决定这种实质的规律。
惟一可以用来说明机车运动的概念，是与所见到的运动相等的力的概念。
理智说：（一）空间以及使其具有可见性的所有形式——物质——是无限的，不可能设想成另一种样子；（二）时间是一刻不停的无限的运动，它也不可能设想成另一种样子；（三）因果之间的联系没有开端而且不可能有结束。
农民的看法是很难驳倒的。为了驳倒第一个农民，需要有人来向他证明没有鬼，或者需要由另一个农民来向他解释推动机车的不是鬼，而是德国人。只有到发生了矛盾，他们才会从中看出，他们两人都说得不对。而那个说原因在于轮子的转动的人会自己推翻自己的说法，因为只要他开始进行分析，他就得进一步往下想：他应当解释轮子转动的原因。在他未弄清机车行驶的最终原因，未找到锅炉里压缩的蒸汽之前，无权停止寻找原因。而那个用风把烟朝后吹来解释机车行驶的人这样说，是因为他看到轮子的转动说明不了原因，便抓住首先看到的现象，把它当做原因。
意识说：（一）就我一个人，我就是一切；因此我包括空间；（二）我用现在静止不动的瞬间来计奔驰的时间的量，我只在这瞬间意识到我活着；因此，我是超时间的；（三）我是超原因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是我的生命的各种表现的原因。
一辆机车在行驶。有人问，它为什么向前走？一个农民说，是鬼推着它。另一个农民说，机车向前走是因为它的轮子在转动。第三个农民则说，前进的原因在于风把烟朝后吹。
理智表现必然性规律。意识则表现自由的实质。
三
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在人的意识中是生命的实质。没有内容的必然性是人的有着三种形式的理智。
但是，且不说这一类历史的内在价值如何（也许它们对某些人或对某些事来说还是有用的），在所有一般的历史被愈来愈归结为文化史的情况下，这些历史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它们在把各种不同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政治学说作为事件的原因进行详细而认真的分析时，每当它们需要描述像一八一二年的远征这样的实际存在的历史事件时，就不由自主地把它描述成权力的产物，并且直截了当地说，这次远征是拿破仑的意志的产物。文化史家这样说，就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或者表明他们臆想出来的新的力量并不能说明历史事件，表明他们似乎并不承认的权力是可用来理解历史的惟一手段。
自由是受考察的东西。必然性则是考察者。自由是内容。必然性则是形式。
毫无疑问，同时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间是有联系的，因此有可能找到人们的智力活动与其历史运动之间的某种联系，正如可以在人类的运动与商业、手工业、园艺以及任何其他事情之间找到这种联系一样。但是为什么文化史家认为人的智力活动是整个历史运动的原因或表现呢？这一点使人难于理解。这样的结论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得出：（一）历史是学者们写的，因此他们自然乐于认为他们这个阶层的活动是整个人类的运动的基础，正如商人、农夫和士兵也自然乐于这样认为一样（这一点他们没有发表出来，只是由于商人和士兵不写历史）；（二）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含糊的、不明确的概念，可以非常方便地打着它们的旗号使用意思更不明确、因而能容易地表示任何理论的词句。
一旦把认识的两个像形式和内容那样相互联系的源泉分开，就会得出关于自由和必然性的单独的、相互排斥的和无法理解的概念。
但是即使假定充满着这些史书的所有离奇古怪的议论是对的，假定各个民族受某种被称为思想的无法确定的力量的支配，历史的重要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或者只是除了以前所说的君主的权力和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增添的顾问和其他人的影响外，加上了一种新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与群众的联系仍需作出说明。说拿破仑拥有权力，因此事件发生了，这可以理解；再退一步还可以理解，拿破仑与其他势力一起是事件的原因；但是论社会契约这本书如何使得法国人相互残杀这一点，如不讲清这新的力量与事件的因果关系，就无法理解了。
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出关于人的生活的明确观念。
文化史家完全追随他们的那些进行一般研究的前辈，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历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的这样那样的关系来说明，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某某某某人写了哪些哪些书来解释呢？这些历史学家从任何实际存在的现象的大量特征中抽出智力活动这个特征说，它就是原因。尽管他们竭力想证明事件的原因在于智力活动，但是只有作出重大让步才能同意智力活动和各民族的运动之间有某种共同之处，然而无论如何不能假设智力活动指导着人们的活动，因为法国革命中由宣扬人的平等而产生的残酷屠杀以及由宣扬博爱而产生的凶恶的战争和死刑都没有证明这种假设。
撇开这两个像形式与内容那样结合在一起并相互确定的概念，就不可能对生活有任何认识。
还有一些被称为文化史家的历史学家，走着那些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他们有时认为著作家和女士是造成事件的力量）开辟的道路，对这力量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些人认为所谓的文化和智力活动就是这样的力量。
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人们的生活的一切，只是自由与必然性的一定关系，也就是意识与理智的规律的一定关系。
农村居民对下雨的原因不大明白，他们根据想要下雨还是想要晴天，说“风吹散了乌云”和“风吹来了乌云”。同样，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有时当他们想要这样说时，或者这样说符合他们的理论时，便说权力是各种事件的结果；而有时需要证明别的什么时，又说权力造成事件。
我们所知道的有关外部自然界的一切只是自然力与必然性，或者说生活的实质与理智的规律的一定关系。
进行个别研究的历史学家无论是在描述一八一三年的远征还是描述波旁王朝的复辟时，都直截了当地说，这些事件是亚历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是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格维努斯反对进行个别研究的历史学家的这一观点，力图证明，除了亚历山大的意志外，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夏多布里昂等人的活动也是原因。这位历史学家显然把亚历山大的权力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塔列兰、夏多布里昂等等；这些组成部分的总和，即夏多布里昂、塔列兰、斯塔尔夫人等人的相互作用，显然与整个合成力不相等，也就是说，与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的现象不相符。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等人相互说了哪些哪些话，只使得他们彼此之间形成某种关系，而不是千百万人服从的根源。因此，为了说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使得千百万人服从，即说清从一个只等于A的一个分力如何产生等于一千个A的合力，这位历史学家就只好又假定他否定的那种权力的存在，认为它是各种力量的结果，也就是说，他应当假定一种影响合力的尚未弄清的力量的存在。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们正是这样做的。结果他们不仅与进行个别研究的历史学家发生了矛盾，而且自相矛盾。
自然界的生命力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为我们所认识，我们把这些力量称为引力、惯性、电力、畜力等等；但是人的生命力为我们所认识，我们把它称为自由。
要找到与合力或合成力相等的各个分力，必须使各个分力的总和等于合力。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们从来不遵守这个条件，他们为了解释合成力，只好假定除了数量不足的分力外，还有一种影响合力的尚未弄清的力量存在。
但是，我们知道，引力本身无法理解然而被每个人感觉到，我们对支配它的必然性规律（从知道物体都有重量的最基本的知识到牛顿定律）了解多少就对它了解多少；同样，自由的力量本身也无法理解却为每个人意识到，我们对支配它的必然性规律（从人人都要死的常识到最复杂的经济规律或历史规律的知识）了解多少就对它了解多少。
这种奇怪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它不仅到处可见，而且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的所有描述都是由这一系列的矛盾组成的。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这些历史学家刚进入分析，就在半道上停住了。
任何知识都只是把生命的实质归结为理智的规律而已。
根据这个观点，历史人物的那种由许多力量产生的权力，似乎不能看做是自行造成各种事件的力量。可是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使用权力的概念时，又把它当做那种自身造成事件和作为事件发生的原因的力量。他们时而把历史人物说成自己时代的产物，他的权力也说成只是各种不同力量的产物；时而把他的权力说成造成事件的力量。例如，格维努斯、施洛塞尔等人时而证明说，拿破仑是革命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的产物等等，时而又直截了当地说，一八一二年的远征以及他们不喜欢的别的事件只是拿破仑的错误意志的产物，一七八九年的思想本身由于拿破仑的专横而停止发展了。是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产生了拿破仑的权力。而拿破仑的权力又压制了革命思想和公众的情绪等等。
人的自由与任何其他力量的区别在于这种力量为人所意识到；但是对理智来说，它与其他力量没有任何区别。引力、电力或化学亲和力相互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理智对它们作了不同的界定。同样，对理智来说，人的自由的力量与自然界其他力量的区别只在理智给它下的定义有所不同。自由如脱离必然性、即脱离决定它的理智的规律，就与引力，或与热力和植物的生命力毫无区别——它对理智来说只是对生命的一种瞬间的、无法确定的感觉。
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似乎认为进行个别研究的历史学家对造成事件的力量的看法是不对的。他们认为这种力量不是英雄和统治者所固有的权力，而是许多各不相同的力量产生的结果。在描述战争和一个民族的被征服时，进行一般研究的历史学家不是在一个人的权力中，而是在与事件有关的许多人的相互作用中寻找造成事件的原因。
正如推动各种天体运行的力量的无法确定的实质以及热力、电力或化学亲和力和生命力的无法确定的实质构成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的内容一样，自由的力量的实质构成史学的内容。正如任何学科的对象是生命的这种未知实质的表现，而这实质本身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对象一样，人们的自由的力量在空间、时间和对原因的依从关系中的表现是史学的对象；而自由本身则是形而上学的对象。
研究个别人的传记作者和研究个别民族历史的学者把这力量理解为英雄和统治者固有的权力。根据他们的描述，各个事件仅仅只是按照拿破仑们、亚历山大们以及传记作者一般所描述的人物的意志发生的。历史学家们对推动事件发展的力量问题所作的回答仅仅只在每个事件只有一个历史学家研究时还说得过去。但是只要不同民族和不同观点的历史学家开始描述同一个事件，他们所作的回答立即丧失全部意义，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对这力量的理解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历史学家说，事件是由拿破仑的权力产生的；另一个则说是亚历山大的权力造成的；还有人说它是由第三个人的权力造成的。此外，这一类历史学家甚至在解释同一个人物的权力所依靠的力量时也是相互矛盾的。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依靠的是他的高尚品德和天才。共和派的朗弗雷则说它建立在拿破仑的狡诈和对人民的欺骗上。因此，这一类历史学家否定彼此的论点，从而取消了关于造成各种事件的力量的概念，没有对历史的这一重大问题作出任何回答。
我们把各种实验科学中已知的东西称为必然性规律；我们把未知的东西称为生命力。生命力只不过是我们所知道的生命的实质剩下的未知部分的表现。
什么样的力量推动着各个民族呢？
在史学中也是这样：我们把我们知道的东西称为必然性规律，把未知的东西称为自由。对史学来说，自由只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人的生活的规律剩下的未知部分的表现。
二
十一
史学似乎认为这力量是不言而喻的和众所周知的。虽然谁都愿意认为这新的力量是已知的，但是读了许多史学著作的人仍会不由自主地怀疑，这种连历史学家们本身都理解得很不相同的新的力量是否真的完全为所有人所知晓。
史学考察人的自由在与外界在时间上的联系中和在对原因的依从关系中的表现，也就是说，它用理智的规律来确定这种自由，因此它只在用这些规律确定自由的一定程度上才是科学。
如果不是神赐权力而是另一种力量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就应当说清这种新的力量是什么，因为史学的主旨正在于说明这种力量。
如果史学承认人的自由是一种能影响历史事件的力量、即不服从规律的力量，那么这就像天文学承认天体运行靠的是自由的力量一样。
这一切很可能是事实，人们都可表示同意；但是他们问的不是这个。这一切也许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承认基于自身的和永远都是一样的神赐权力，认为它通过各种像拿破仑、路易国王和著作家之类的人物统治人民的话；但是我们并不承认这种权力，因此在谈论拿破仑、路易国王和著作家之流之前，应当指出存在于这些人物和各个民族的运动之间的联系。
承认这一点，就否定了规律存在的可能性，即否定了任何知识存在的可能性。即使只存在着一个自由运行的天体，开普勒和牛顿的定律就不复存在，也不存在关于天体运动的任何观念。假如存在着人的一个自由行为，那么就不存在任何一个历史规律和关于历史事件的任何观念。
如果史学的目的在于描述人类和各个民族的运动，那么首要的、不回答它其余的一切就无法理解的问题是：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各个民族？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现代史学忙于叙述拿破仑如何富有天才或路易十四如何高傲，再就是说某某某某作者写了哪些哪些书。
对史学来说，存在着人的意志运动的各条路线，其一端隐没在未知之中，而在其另一端，人们现时的自由的意识在空间和时间中以及在对原因的依从关系中运动。
这些回答的奇怪和可笑，是由于现代史学像一个聋子一样回答着谁也没有提的问题而产生的。
我们眼前这个运动的领域愈扩展，这个运动的规律就愈清晰可见。史学的任务就是捕捉和确定这些规律。
你们别以为这是对史书上的描述的讽刺和丑化。相反，这是对全部史书（从回忆录和国别史到世界史和当时新的文化史）所作的自相矛盾的和答非所问的回答的最温和的表述。
科学从它目前看待其对象的观点出发，走它现在所走的从人的自由意志中寻找现象发生的原因的道路，要说明规律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管我们怎样限制人的自由，只要我们一承认它是一种不服从于规律的力量，规律就不可能存在。
“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高傲和过于自信的人；他有情妇某某某某，手下有大臣某某某某，把法国治理得很糟糕。路易十四的后继者们也都是软弱无能之辈，同样把法国治理得很不好。他们有哪些哪些宠臣和情妇。十八世纪末，巴黎聚集了二十来个人，他们开始谈论所有的人是平等的和自由的。从此全法国的人开始互相残杀。这些人杀了国王和其他许多人。与此同时，法国出现了一个天才人物拿破仑。他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也就是说，杀了很多人，因为他富有天才。他为了某种目的去杀非洲人，在那里大砍大杀了一阵，这个又狡猾又聪明的人回到法国后，命令大家服从他。于是大家都服从了。当上皇帝后，他又到意大利、奥地利和普鲁士去杀人。在那里杀了许多人。俄国有一个亚历山大皇帝，他决定恢复欧洲的秩序，因此与拿破仑打了起来。但是一八○七年他突然和拿破仑成了朋友，一八一一年又吵翻了，于是他们又开始杀很多人。拿破仑带着六十万人进攻俄国，占领了莫斯科；后来他突然从莫斯科逃走了，这时亚历山大皇帝听了施泰因等人的建议，联合整个欧洲来反对这个破坏欧洲安定的人。拿破仑的所有盟友一下子成为他的敌人；组成的联军前去进攻重新集结了力量的拿破仑。盟国战胜了拿破仑，进入了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虽然五年前和一年后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强盗，但当时没有剥夺他的皇帝的称号，并对他非常尊重。于是路易十八即位，法国人和盟国至今都对他采取嘲笑态度。而拿破仑挥泪告别老近卫军，宣布退位，前往流放地。然后，富有经验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们（尤其是塔列兰，他抢在别人前面占据了一个席位，从而扩大了法国的疆界）在维也纳举行会议，结果各国人民有的走运，有的倒霉。外交家和君主们差一点争吵起来；他们已准备又命令自己的军队相互残杀了；但是这时拿破仑带着一营人回到法国，而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即向他屈服了。盟国的君主们为此非常生气，又和法国人打了起来。于是天才的拿破仑被打败了，人们突然认为他是强盗，把他送到了圣赫勒拿岛。这个被流放者远离亲人和心爱的法国，在那里的悬崖上慢慢地死去，把他那伟大的业绩留给了后代。欧洲出现了反动，所有的君主又重新欺凌本国的人民。”
只有对这种自由进行无限的限制，即把它看做是无限小的东西，我们才会相信原因是完全无法了解的，那时史学才不会去寻找原因，而把寻找规律作为自己的任务。
现代史学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您想要知道这运动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发生和什么力量产生这些事件吗？那么您就听着：
寻找这些规律的工作早已开始了，而在形成史学应当掌握的新的思维方式的同时，旧史学把造成现象的原因分了又分，正在走向自我毁灭。
但是现代史学不能这样回答。科学不承认古代人所持的神直接参与人类的事情的观点，因此它应当作出另一种回答。
人类所有的学科走的都是这条路。数学这门最精密的科学在得出无穷小后，不再进行分割，而开始对未知的无穷小的数值进行综合。数学放弃了原因的概念，开始寻找规律，即寻找所有无穷小的成分的共同特性。
假如史学保持古代人的观点，那么它就会说：神为了奖赏或惩罚自己的子民给了拿破仑权力，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引导他去实现神的目的。这样的回答是理由充分而又清楚的。对拿破仑执行的是神的意志这一点，可以相信或不相信；但是对相信的人来说，这个时候的整个历史中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可能有什么矛盾。
其他的学科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但采用的是同样的思维方法。牛顿说出万有引力定律时，他没有说太阳或地球具有吸引的性质；他说，任何物体，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具有似乎相互吸引的特性，也就是说，他撇开关于物体运动的原因问题，说出了从无限大的到无限小的所有物体的共同特性。各种自然科学也这样做：它们撇开了关于原因的问题，寻找着规律。史学也走在这条道路上。如果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各个民族和人类的运动，而不是描述人们生活中的具体事情，那么它应当抛开原因的概念，寻找自由的所有相等的、相互之间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无限小的成分的共同规律。
人类健全的理智向历史科学寻求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历史科学的目的是达到各个民族和人类的自我认识。
十二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是什么促使这些人烧房子和杀害同类？这些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使得人们这样行事呢？所有的人在接触到过去那个时期的运动的遗迹和传说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向自己提出这些天真的和理所当然的问题。
自从哥白尼创立他的学说并得到证实后，光是承认转动的不是太阳而是地球这一点，就破除了古代人的整个宇宙学说。可以推翻这个学说，保持对天体运行的旧观点，但是不推翻它，似乎无法继续研究托勒密宇宙体系。但是在哥白尼学说创立后，托勒密体系还被研究了很长时间。
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大量的土地没有耕种；房屋被焚毁；商业改变了方向；千百万人变穷的变穷，发财的发财，移居到别的地方；千百万信奉爱他人的法则的基督徒相互残杀。
自从第一个人提出和证明出生或犯罪的数量服从于数学定律，一定的地理条件和政治经济条件决定这种或那种管理方式，居民与土地的一定关系造成民族的运动等等以来，史学所依据的基础实际上已被毁掉了。
一七八九年巴黎酝酿着骚动；它不断发展，蔓延，表现为一些民族从西向东的运动。这运动几次向东发展，与从东向西的相反的运动发生碰撞；一八一二年它达到了极点莫斯科，然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对称的从东向西的相反的运动，它完全像前一个运动一样，把中欧各个民族都卷了进来。这相反的运动到达了西方的终点巴黎后便平息下来了。
可以推翻新的定律，保持对历史的旧观念，但是不推翻这些定律，似乎无法继续把历史事件作为人的自由意志的产物来研究。因为如果由于这样那样的地理条件、民族条件或经济条件建立了某种管理方式或发生了民族的迁移，那么那些我们认为是管理方式的建立者和民族迁移的鼓动者的人的意志已不能被看做是原因。
第一，历史学家描述的是那些在他看来指引着人类的个别人（有的人认为只有君主、统帅和大臣才是这样的人，有的人则认为除了君主和演说家外，还有学者、改革家、哲学家和诗人）的活动。第二，历史学家知道人类前进的目标（有的人认为这目标是罗马、西班牙、法国等国的强盛，有的人则认为是世界上被称为欧洲的这个小角落的自由、平等和某种文明）。
然而以前的史学仍同那些与它的原理直接对立的统计学、地理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哲学和地质学的定律一起继续被研究着。
在从吉本到巴克尔的现代历史学家的所有著作中虽然有一些表面上的分歧，观点似乎显得比较新颖，但是这两个旧的无法避免的论点仍是这些著作的基础。
在自然哲学中新旧观点之间曾进行过长时间的和持续不断的斗争。神学曾维护过旧观点，责难新观点破坏神的启示。但是在真理取得胜利后，神学仍然稳稳地立足在新的基础上。
现代史学否定古代人的信仰，却没有提出新的观点来代替它，而实际情况的逻辑使得那些表面上否定君主的神赐权力和古代人所相信的天命的历史学家殊途同归，承认（一）各个民族是由个别人指引的；（二）存在着一个各个民族和全人类都朝着它前进的目标。
现在新旧历史观点之间也进行着长时间的和持续不断的斗争，神学同样维护着旧观点，责难新观点破坏神的启示。
现代史学否定了具有神赐权力并直接受神的意志引导的人，提出天生有非凡的和超人的才能的人，或领导着群众的具有各种不同特性的人（从君主到新闻记者）来代替他们。现代史学否定各个民族（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前的那些符合神意的目标（古代人曾认为这是人类运动的目的），提出了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谋福利的目的，并最抽象地提出全人类文明幸福的目的，而所谓全人类通常指的是那些占有大陆西北的一个小角落的民族。
在这两种情况下，斗争使得双方意气用事，真理受到压制。一方担心几个世纪来建立起来的大厦遭到破坏并感到惋惜，另一方则充满破坏的热情。
现代史学在否定了古代人相信人服从于神和各民族被引向一个既定的目标的观念后，应该研究的不是权力的表现，而是形成权力的原因。但是现代史学没有这样做。它在理论上否定古代人的观点，而在实践上仍遵循这些观点。
那些反对新出现的自然哲学的真理的人觉得，只要他们承认这个真理，相信神、相信创造世界、相信约书亚的奇迹的信仰似乎就要遭到破坏。捍卫哥白尼学说和牛顿定律的人，例如伏尔泰，觉得天文学的定律破坏着宗教，他运用万有引力定律作为反对宗教的工具。
现代史学从理论上否定了这两个论点。
现在人们也同样觉得：只要一承认必然性规律，关于灵魂、善和恶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概念之上的国家机关和教会机关就会遭到破坏。
在古代历史学家看来，只要相信神直接参与人类的事情，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那些主动出来捍卫必然性规律的人也像当年的伏尔泰一样，运用必然性规律作为反对宗教的工具；可是——如同天文学中的哥白尼学说一样——史学讲的必然性规律不仅不破坏国家机关和教会机关的基础，甚至可以说加强着它们的基础。
那么个别人是如何使得整个民族按照他们的意志行动起来的，这些人的意志又是受什么支配的呢？古代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承认神的意志使得整个民族服从一个天才的意志；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同样承认是神指引这个天才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当年在天文学问题上和今天在史学问题上观点的全部区别都在于承认不承认作为衡量可见的现象的标准的绝对单位。在天文学中这是地球的不转动，而在史学上，这是个人的独立性，即自由。
所有古代的历史学家都使用同一个方法来描述和捉摸一个民族的似乎不可捉摸的生活。他们所描述的是统治一个民族的个别人的活动；他们认为这活动代表了整个民族的活动。
在天文学中难以承认地球转动的原因在于不易否定对地球的不动性以及行星运行的直接感觉，同样，在史学中难以承认个人服从空间、时间和原因的规律的原因在于不好否定对自己个人的独立性的直接感觉。天文学的新观点说：“不错，我们没有感觉到地球的转动，可是如果假定它是不转动的，那么我们就会陷入荒谬的境地；而假定它是转动的，虽然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却找到了规律。”同样，史学的新观点说：“不错，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的依赖性，可是如果假定我们有自由，那么我们就会陷入荒谬的境地；而如果假定自己依赖于外界、时间和原因，我们就找到了规律。”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生活。要直接捉摸到和用语言把握住、即描述出即使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看来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人类的生活了。
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放弃认为地球在空间中静止不动（这种现象并不存在）的观念，承认我们没有感觉到的运动；而在这里所说的情况下，同样应当否定并不存在的自由而承认我们没有感觉到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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