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总算来了。路上受累了。”
索默尔深深叹了口气，声音大到周围的人都能听见。他僵硬地笑着走来，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竟呆住了。
莱纳斯慢慢地站起来跟索默尔握手。接着索默尔又斯帕克跟握了手，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我。
我又老又干的手掌久违地渗出了汗水。时隔四十四年再次见到克劳斯·索默尔，他面容憔悴，或许是因为眉毛也随着头发一起掉光了的缘故，本来就像帽檐一样的额头使他变得比以前更像“科学怪人”了。
复杂的情感在胸中卷起旋涡，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我想起了帮他逃跑时的场景，他救我一命时的场景，最开始相处不融洽对他冷冰冰的场景，以及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劝我对他友好一点的场景。
“邓希尔。”
然而，看了一眼我就明白了，这个老人并非我所认识的菲利普·邓希尔。活在我记忆中的邓希尔并不是这个人。四十四年的时间太长了……想开之后我绷紧的心弦松弛了下来，胸中一片海阔天空。
完全秃顶的头上四四方方的额头很是显眼。穿着淡蓝色的外套和羊绒裤的高大男子注意到莱纳斯后，踏着缓慢的步伐向我们走近。
“还记得他吗，他是科尔。”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只见自动门缓缓打开，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
我感到莫名的轻松，站起来跟他握了手。索默尔稍显羞涩地微笑着点点头，坐到了斯帕克给他拉出的椅子上。
莱纳斯对斯帕克温和地笑了笑，然后坐到了我旁边。而当他拿起不再香脆的薯条时，突然“啊”地叫出了声。
“麦当劳啊，听倒是听过，来还是第一次。”
“那可是满世界到处飞的大作家啊，没有必要特意去向他汇报吧。”斯帕克酸溜溜地说。
曾经一口流畅的英语如今夹杂着浓厚的德语口音，索默尔低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嘶哑，时而像是声音卡在喉咙上，时而像是摩擦着空气。
“待会儿结束后也给温伯格打个电话吧。毕竟安排聚会的是他。”
“是的啊，东边不允许开店那就没辙。”斯帕克把烟递给索默尔，索默尔抽出一根放到鼻子跟前，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
见莱纳斯俏皮地眨了眨眼，斯帕克不爽地绷紧了脸。看着他们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好像一开始斯帕克是不怎么待见莱纳斯，要是没有奥哈拉，我可能也不会和莱纳斯要好到如此程度。
“真好闻，美国香烟就是好。”
“没什么问题。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为了与克劳斯·索默尔见面，请了假坐了好久的飞机才来到西柏林。大约十年前，以纪实小说家的身份驰名天下的温伯格，经过与东德当局的长期交涉，最后才得到了采访的许可，与索默尔见了面。温伯格滞留东德期间，遭到了窃听、邮寄物品的检查、斯塔西的监视、出境时的身体检查等他称之为“屈辱大套餐”的待遇。但以此为代价，温伯格确认了索默尔一家人还活着，也知道了他们的住处。之所以温伯格没有来到这儿也不是因为工作繁忙，而是为了小心行事，不让东德对他进行警戒。
“你现在怎么样了？”
上个月柏林墙被推倒，东西往来不再需要进行检查。温伯格向事先已调查好的我们的地址寄了信，之后莱纳斯再进行了具体安排。多亏了这些，我们原本快要放弃的重聚计划才得以实现。而我什么都没做，就只是在美国等到了好消息。
斯帕克坐在座位上托着腮，懒洋洋地与莱纳斯握了手。
索默尔变得比年轻时更加沉默不语了。他平静地对聊天内容做出反应，倾听着关于曾经战友的话题。我们也简要地说明了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
时隔三年的相聚，我站起来跟他握手。曾经特别好看的绿色瞳孔已随年岁变得黯淡，茶色的斑点也在不断增加。他比我们稍晚离开战场，回到美国后没有回家乡芝加哥，而是去了新英格兰州。这之后，他来到了奥哈拉的老家。说起来，那时候还是我和他一起看着奥哈拉去世的。现在“奥哈拉纺织品商店”的经营者就是莱纳斯。莱纳斯几乎不在战友面前表现悲伤的情绪，但当我知道他一生都惦记着死去的战友时，我很是吃惊。他和奥哈拉小五岁的表妹结了婚，现在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
知道即将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我就向曾经的女子飞行部队的副机师泰蕾丝·杰克逊提出了交往的请求，尽管我明白自己配不上她。两年后，我们结了婚。直到现在泰蕾丝还是那么美，她还时常借用以前战友的私人飞机去驾驶飞行。我们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结婚之后不久就收养了在荷兰遇到的两个孤儿，罗蒂和西奥。没错，我们成了一家人。
“呀，莱纳斯。好久不见。”
聊天暂告一段落，索默尔缓缓抬起头问道：
在欣赏窗外景色的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硬朗的老人走到我眼前。曾经浓密的金发虽然已变得稀疏暗淡，但梳得很整齐，一如既往那么俊俏。他穿着衬衫，戴着胭脂色的波洛领带，亮茶色的夹克与黑色休闲裤搭配得刚好。
“迭戈怎么样了？”
“在看什么呢，两位老先生。”
我和斯帕克、莱纳斯互相使眼色，无声地催促着对方先开口。最后选择开口的是斯帕克。因为他是与迭戈接触最多的人——或许是因为他作为医护兵关心战友健康的习惯直到战后也改不了吧。而我只去看望过迭戈一次而已。
为了不让坐在对面的斯帕克注意到，我假装清嗓子数次挪动了屁股的位置。窗外已经完全见不到太阳，深蓝色的街上亮着街灯，灯下的行人脚步匆匆你来我往。时钟的指针指向五点，早已过了约定的时间。我的心完全无法平静。
迭戈并未记恨于我。这是因为他对战时的大部分记忆选择了遗忘，即便见到我也只是呆呆地侧着头。看到朋友这样的状态，我感到十分痛苦，无地自容，失去了再次看望他的勇气。
曾经在秘密警察斯塔西[2]的监视下生活、试图翻墙的数百人遭到射杀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美国的新闻节目如是报道。
斯帕克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平静地叙述起来。
这意味着柏林墙的崩塌。政令颁布当天，原本封闭的边境检查站就已全部开放。有传闻说本来政令并未将限制放宽到如此地步，但事已至此，只能事后对政令内容进行修改。
“战争结束后，他看起来在逐渐康复。出院之后他回到老家，很快就开始自己租房子住。那个房子位置偏僻，又窄又脏。至于工作嘛……他那个症状几乎拿不到什么抚恤金，所以只有找工作才能活下去。但是他做什么都做不长久，建筑工、演奏乐器的工作、洗碗工，他换了好多种工作。”
不过这样的局势如今正在逐渐崩溃，新的时代即将开启。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就要瓦解，尽管地处东侧，但却有着明显西化趋势的匈牙利政府成立，为东柏林市民逃亡提供了帮助，这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东侧无法阻止市民流向西侧，束手无策的东柏林领导人终于在上个月颁布了放宽出国旅行限制的相关政令。
一听便知连平时急性子的斯帕克也在注意用词。我很早之前就听他说过迭戈的情况，即便如此，现在听到还是让人想捂住耳朵。
世界停留在一九四五年，只有时间在一直不停地往前走。曾经年轻的我们已经老去，到了该有孙辈的年龄。
“他换工作又换住处，没有办法定居在一个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他再相见时，发现他比以前更瘦了，脸色也变得很糟糕。大家都很担心他，于是让他也来参加一次退役军人的聚会，但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垮了，小便里有血，后来才知道是晚期肾癌。六四年他就去世了。”说完之后，我们安静了。周围那些刚才还毫无存在感的喧哗声，便像调大的电视音量般凸显出来。我偷偷观察坐在斜对面的索默尔，只见他闭上眼，在胸前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
曾经假扮成菲利普·邓希尔的那个人，也就是索默尔，现在就在东德，因为萨克森州现在也处于红军的统治之下。在那场越狱戏码上演之后，索默尔顺利地与妻子女儿相聚。如果没有逃出来，那么索默尔就会在西德，而家人则在东德，他们很可能将无法生活在一起。
当索默尔再睁开眼时，便开始娓娓道来他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战后的动乱时期，各国在进行西化的同时也成立了许多共产主义政府。虽然世界风平浪静，但暗地里却开始了冷酷无情的相互敌视，什么时候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都不足为奇。这样的形势一直持续，虽然无数次回避了战争一触即发的事态，但人们称之为冷战的时代却持续了许久。
在我们的帮助下，他逃出了收容所。之后他穿越了广阔的被战火烧过的原野，直奔家的方向而去。好不容易到了家乡，发现街上飘着细烟，他看到了红军的身影。他本以为家里应该已经被烧了个精光，但打开通往地下的暗门才发现妻子女儿在里面。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但她们还活着。
德国曾是纳粹的大本营，成为战败国后统治本国的权利被暂时剥夺，国土被一分为二——一边是我们从鲁尔地区进攻而来的西侧区域，一边是红军进攻过来的东侧区域。其中，首都柏林最为特殊，虽然地处东侧区域，街道的西半部却处于美国的管制之下。粗暴划下的国界线造成了在一个城市中“东与西”混在一起的现象。
“从那时起我就决定过上只为家人着想的生活，绝不再做铤而走险的事。”
这与之前米哈伊洛夫连长预想的一样。苏联与其他同盟国成员在战争结束后便立即决裂，红军并未从反击时期驻扎的东欧各国撤离，而是顺势将其纳入共产主义阵营之下。
德国一分为二，索默尔被迫留在东德政府所统治的地区。他没有抵抗，顺从地生活了过来。穿着分配的衣服，吃着分配的食物。分配的新家只要自己用心布置住起来也不会不舒服。
“再次变回一个国家要四十年吗……那么久啊。”
“我的处境有些见不得光，他们不允许我进入斯塔西，也不准加入国家人民军。不过好歹还有份工作。虽然是在一个小工厂干苦力，但通过努力我当上了厂长。女儿也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
“或许会统一吧。不只是柏林，整个国家都会。”
索默尔的脸颊与下巴完全没有懒散的痕迹，胡子刮得很干净，脸看起来很光滑。他的背挺得很直，是围坐在一起的几个人当中心态最为平静的一个。我这才恍然大悟。
“今后这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数十年来，我曾对毫无联络的索默尔感到有点愤怒，不明白为何他这么久都没有尝试过逃出来。然而这样的情绪如今正慢慢褪去。
斯帕克也不拿薯条吃，就那么望着窗外。光是这样看着街道就能很清楚地察觉出东边和西边的差别。西边因为竞争自由，各行各业繁荣昌盛；东边因为分配政策，各种事物都变得千篇一律、过于认真而穷困潦倒。我独自吃着薯条，斯帕克则喃喃自语道：
“那你今后怎么办。不再回来了吗？”
五十年代，战后的世界在饥荒中挣扎，而麦当劳连锁却实现了飞速发展，看起来就和美国本身一样。说起来，花椰菜博士……不，教授如今尚在人世，据说他已年近九十，却仍在研究营养食品。
我隐约猜出了他的答案，但我还残留着最后一丝希望，刨根问底。
盛得满满的薯条散发着廉价的油炸味，我拿着薯条回到座位上，拿起一根刚炸好的土豆放到嘴里。舔了舔黏在指尖的盐，心想还是自己的手艺更好。当然我也必须承认，他们能把店铺开到西柏林，这种经营能力我实在望尘莫及。
索默尔缓缓地摇了摇头。
斯帕克什么都还没点。我说完后，只见他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点燃了第二根烟。我小声地说了句“哎哟”，站了起来，走到柜台点了两杯咖啡和炸薯条。现在稍微走几步路膝盖就疼，光是看到厨房里的厨师们忙得不可开交就觉得头晕眼花。
“我打算留在家乡。估计不久之后体制还会发生变化，但即便如此，我也希望我这条被你们救回来的命能在现在这样的生活中结束。”
“我去给你买点什么吧。你腿脚不便，自己去太麻烦了。”
最后一线希望从我手中溜走，随风远去。
我心里想着曾经的战友们，喝完了失去温度的咖啡。
重聚那一天，索默尔给了我一个小纸袋，说要把我放在他那儿的东西还给我。纸袋里面装着一副眼镜，虽然老旧但保养得很好，镜架与银质镜框都没有锈迹。然而裂掉的镜片并没有修整过，裂纹与血迹都还和原来一样。
与战友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尽管我们一同度过了那般危机四伏的日子，但有的战友再也没见过面，有的战友只会互寄圣诞卡片，还有的战友想见却见不了。不过，虽然屈指可数，但能够称之为朋友、几年就会聚一次互诉怀念之情的战友也有。
“我念念不忘，心想一定要还给你。”
偶遇黑人士兵威廉姆斯大约是在十年前。他靠开卡车来抚养孩子，直到孩子们能够独立。狙击兵马蒂尼与青梅竹马的女友结了婚，经营着一家鞋店。原医护兵约斯特当起了汽车经销商，但在大约三年前因癌症去世。米哈伊洛夫连长顺利晋升，成为营参谋，据说后来他纵横于军需产业中，腰缠万贯。在比利时失去了一只手的麦克性格逐渐开朗起来，经常与以前的战友联络，还组织召开退役军人聚会。虽然我每年都会收到邀请函，但没什么前去参加战友聚会的心情，便以忙碌为由很少出席。
分别的时候，索默尔和我轻轻相拥。我们心知肚明，余生再不会相见了。这样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印证。来年春天的时候，索默尔遭遇了交通事故，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四十多年来长存我心中的芥蒂，仅仅因为一辆轿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亚伦排长继续留在军队，参加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一九六八年初，即将五十岁、面临退休的他，在西贡基地进行补给时遭遇越共发动的总攻击，受到枪击而身亡。
如今只要看到电视播放的动乱与纷争，或者互相推卸罪责以及针锋相对的议论等画面，我就会不由得去想，将来即便再过去几十年，人类也不会发生改变。
同属二排的史密斯，曾经参加战争并不是因为单纯的爱国心，更多的是为了享受战争。民权运动[1]爆发后，他对黑人青年施以暴行，此后甚至还因殴打自己的妻子而遭到逮捕。如今他在做什么、住在哪儿，我都无从知晓。
总有一天还会发生大战。然后在生灵涂炭之后，人们又会开始自问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战。
然而，能像温伯格一样走上人生巅峰的人实在是太罕见了。
我倚坐在卧室的桌前眺望窗外。雨滴拍打着玻璃窗，发出轻轻的声响。
尽管温伯格成了名人，但只要出了新的作品，他一定会把书寄给我和斯帕克等战友，不会落下一本。差不多二十年前，他还奔赴持续了很久的越南战争的战场进行取材，在后来发表的作品中写下了颇为尖锐的批判。看到那部作品时，我舒了一口气，心想还真是他的风格啊。曾经躲在兵营坚硬的床上认真思考法国奥拉杜尔村大屠杀、德累斯顿空袭等事件的那个年轻人的面庞还能清晰地浮现出来。
“爸，浴室可以用了。”
温伯格回国后立刻将精力投入到写稿中，二十多岁就在报纸一角有了属于自己的署名专栏。专栏所占的版面日益扩大，他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后来还出版了一本书。那是一本描绘战场生活的纪实小说，借着战后爱国情绪的东风，这本小说成了畅销书。尽管他的第二本书没有受到关注，但第三本书却比第一本书更加畅销，还和派拉蒙公司签了合同，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上映。他成了我们一伙人中最出名的大人物。
房门打开，罗蒂探了个头进来。留着一头金发的她虽然已经人到中年，但还是那么伶俐要强。罗蒂的丈夫与西奥代替我掌厨，现在应该正在厨房里收拾。西奥没有结婚，享受着单身生活。他时常会露出天真烂漫的笑容，让我想起他儿时的模样。
我摇了摇头，表情放松下来。“还没有。”
如果某一天见到了杨森夫妇俩，我是否能挺起胸膛对他们说，我像他们所期望地那样拯救了这两个孩子呢？
“话说温伯格又送书来了。看了吗？”
“好的，马上去。”
斯帕克还是和以前一样皱着眉头抽烟，似乎香烟一点也不好抽。他把手指靠在烟灰缸上，将烟灰抖落。
“嗯，先晚安了。洗干净再睡哦。”
斯帕克回国之后重新上了大学，选择了从医之路，也算是继承家业。听他说到这里，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了以前很讨厌的妇产科工作。他回答道：“看了那么多人失去生命，如果不多看一些生命的诞生，那怎么平衡呢。”
“知道了。”
“是啊，亏我还是个医生，竟然不注意自己的健康把动脉搞出了点毛病。”
等房门关上后，我轻轻地拿起爱德的眼镜。
“腿出毛病了？”
桌子的抽屉里放着曾经的战友们留下的遗物，还有爱德单独留给我的遗书。历久褪色的信纸上无情地写着这样一句话。
曾经佩戴着红十字袖章，在战场上来回奔波治疗伤员的斯帕克从外套的内兜里掏出了香烟盒。
——就算你不把我的眼镜留着，也能活得好好的。
“就算在你的葬礼我也还会这么叫。”
因为每次见到战友牺牲，我都会留一件遗物，想必他是猜到了如果自己死了我会把他的眼镜留在身边吧。
“说了多少次了，拜托别再叫我小鬼了。”
“……那么，我又是不是活得好好的呢。”
他腆着肚子，拖着一条腿走过来，坐到了我对面的椅子上。他的脸皮肤松弛，嘴角下垂，眉间皱纹很深，看起来就像心情不好的斗牛犬一样。
我对那个青年又知道多少呢。在巴斯通冰冷的战壕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切身经历时，我才感到自己对挚友其实一无所知。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情。
“小鬼，好久不见啊。”
时间无法倒退。做过的事就成为永远的印记，再不会消失。就像小时候我曾经用涂鸦嘲讽黑人一样，我伤害了迭戈，最后也没有得到原谅，并且还得眼看着他离去。我还杀害了大量敌军——甚至还曾射杀了已经投降的敌军。
就在此时，自动门倏地打开，一个矮小的谢顶老人走了进来。他穿着皮外套和灰色休闲裤，环顾一周，瞅到坐在窗边的我后，他举起了一只手。
夺过的生命，救过的生命，贬低过的生命，数都数不清，但心中的痛却不会因此而麻痹。
座位还空着三个。按计划，再过一会儿这三个座位也都该有人坐下了。
——如果你为我担心，那么就在外面的世界好好努力。不要让这样的战争再次发生，不要让世界变成只能用战争去解决问题的地方。
时钟指针快要指向四点。金黄色的夕阳投射到石砌的建筑之间，每一扇窗户都发射出耀眼的光。绵薄的云逐渐黯淡成影，住家的窗户与街灯开始放出点点光芒。
不怕杀人、也不怕被杀的爱德这样写道。然而我的力量太过渺小，丝毫不足以抵抗大潮。
自动门前一个身材高挑的女服务员用不连贯的英语在为看似美国人的客人指路。我忽而望向柜台，正在厨房里制作汉堡、看着像是店主的中年男子与我目光相对。脸色阴沉的他立即转移了视线，重新投入到手上的工作。或许是因为我一个人霸占着能够坐四个人的桌子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吧。
人类是健忘的生物，终有一天会将明显的过错正当化。有人胜利就有人失败，为自由而战的人被为了别的自由而战的人打败，如此一来，仇恨便开始了无限循环。
“科尔老街坊杂货店”因为父亲身体状况的恶化而关门，不过我经营的“小鬼美食餐厅”生意还算过得去，目前正在和妻子商量要不要开分店。
世界是灰色的，它既不黑也不白。就像阴天，美丽又荫翳的灰色反复无常地变化着，带着乡愁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另一头。
奶奶二十年前去世了，父亲也于七年前离开了我们。奶奶的菜谱直到现在还静静地躺在家里厨房的壁橱中，等待被人翻阅。母亲、姐姐和妹妹的身体仍然很健康——姐姐去年和丈夫离了婚，现在和儿子一起生活；妹妹在大学当教授还未退休，每年都因为学生的事而焦头烂额。
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止不住祈祷。
大玻璃窗映照出自己的脸，脸上满是皱纹，皮肤松弛，眼睛、下巴等部位堆满褶皱。头发虽然还有，但几乎都成了白发，背一年比一年驼得厉害，牙齿的状况也十分堪忧。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将眼镜锁进了抽屉。
当年我被称作“小鬼”，战争结束时刚满二十岁，可是如今竟成了六十四岁的老人。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醒来后我虽然已经完全忘记了梦的内容，但胸中却有着一种甜到令人麻醉的愉悦，其中还隐约夹杂着苦涩的情绪，就像雨停后留下的水洼一样无法消去。我摸了摸脸颊，发现早已被泪水打湿。
沿着大街再往前走便能看见东西柏林分界点的检查站——查理检查站。象征着首都和分裂的勃兰登堡门以及上个月被柏林市民亲手推倒的柏林墙也在附近。
第二天清晨，我打开抽屉一看，本来放在里面的眼镜却不见了踪影。我问遍家人，把家里找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再找到那副坏掉的眼镜。
我在柏林弗雷德里希大街的麦当劳里边喝咖啡边等着朋友。橱窗外，车身圆滑的福特汽车以及四四方方线条硬朗的特拉贝特汽车穿梭往来。眼前的人行道上，身着蓝色牛仔裤、搭配墨绿色外套的青年从右边走来，戴着墨镜的少女从左边走来。少女穿着红色高跟鞋，精神抖擞，栗色的秀发随风飘动。
[1] 译者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African-American Civil Rights Movement），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大规模斗争运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2] 译者注：东德国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全称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成立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总部设在东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