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挥金如土，还说不在乎你是否快乐。你提到职业道德感的时候，他又说你墨守成规。”
她一脸茫然。
“我的母亲。该死！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们表面上如此不同，又彼此厌恶，我根本没发现这一点。老天啊，真是日光之下无新事，我跟我的母亲结了婚。”
玛德琳看起来还是略显犹疑。我于是说：“对了，他的语气听起来像谁？”
我此前已经提到过这种相似之处，但她显然没有完全理解。有时候，来访者不得不从多个角度反复观察并聆听一些事情，他们的无意识才会渗透到意识之中。这就是心理治疗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
“我不是在为你的外遇辩解，我就是想告诉你，出轨并非什么不寻常的反应。你已经尽你所能让乔伊知道你希望你们的关系能有所改变。你想要做婚姻咨询，他拒绝了，所以你自己去参加了几次会面。你把你的想法和盘托出，可他的言下之意却是：‘那又怎么样？我不在乎你的感受。’”
“乔伊和你的母亲有什么不同之处？”
“请不要再为我的外遇辩解了，不然我就无法相信你作为心理学家说的话了。”
“乔伊非常和蔼可亲，大家都喜欢他。”
“让我理一理：你丈夫用你父亲的钱创办了一家企业，然后他平时不进公司，对你喜爱的事物也不闻不问，还一直买你毫无兴趣的昂贵东西，比如快艇和飞机。他从没参与过你喜欢的与文化有关的事情，还拒绝进行让双方都感到满足的性生活。当你说你不快乐的时候，他的回答等于在说他不在乎。”
“你母亲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俩都有很多表面上交情很好的朋友，真正交心的人却没有。”
玛德琳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低头看着桌子。“我还没离婚的时候，和公司里配送部门的一个男人发生了关系。那是五年前的事情了，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我为此特别厌恶自己，我变得和母亲一样差劲。”
“我觉得自己没法离开他，最后在这段关系里度过了痛苦的九年时间。”
我保持沉默。接着，我见她没有开口，于是说：“有一点我很清楚，我们都会做一些让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当我们触碰某种禁忌时，羞耻感就会爆发。任何说自己没有经历过羞耻感的人要么没有真正生活过，要么就是在撒谎。”
“就像你没法离开母亲一样。你当时是个孩子，她就是你的整个世界。你习惯了她对你漠不关心甚至有时略显残忍的态度。你能做的就是默默忍受，小心保护自己不被她看穿。”
她脸红了：“你怎么知道的？”
“天哪，我对乔伊也是这样！他的商店经理打电话问他到哪儿去了的时候，我虽然心里一沉，但还是会为他打掩护。他说他跟兄弟们出门时，我知道他在撒谎，他实际上是寻欢作乐去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和他对峙。我特别害怕他会离开我。”
“这都是你母亲说的吗？还是你做了什么让你觉得自己是个怪物的事情？”
“就像你母亲去俄罗斯时那样，或者是她在你完成赛艇和曲棍球训练后迟迟不来接你，以及最后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了你。你没法离开乔伊，是因为你早已对他的残忍与漠不关心习以为常。”
“不，跟被遗弃感没有关系。”玛德琳回答完静静地坐着，足足思考了五分钟，“这还是跟‘怪物’有关。万事顺遂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会受到惩罚。大家早晚会发现我是个怪物，即便他们不知道，坏事也还是会发生，因为怪物不配获得成功。”她迟疑了一下，接着说，“或者快乐。”
“残忍？这有点儿夸张。他一点也不残忍。”
“我想，当人们登上飞机离开你时，会给你带来各种感受。我们上周探讨了你父母去俄罗斯时你感受到的被遗弃的滋味。被遗弃感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人们会做出各种行为来避免这种感觉——哪怕让自己的生意陷入危机。”
“当有人表示不在乎你在性方面是否感到满足，并且不关心你其实想去高档餐馆用餐而不是去看赛车比赛，最起码来说，这显得冷漠又刻薄。他约会时百般殷勤，拿到你父亲的钱之后就露出了真面目。”
玛德琳看着我，显得有点儿气馁：“维也纳说得对——我不断流失客户和资产，必须直面飞行恐惧症了。但我已经在看戈德布拉特医生了，也在做一些练习，设法让自己的心率降下来一点儿。”
“但他确实把钱还给我父亲了。”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维也纳露出灿烂的笑容说，“吉尔医生，我很喜欢你的书。”随后退出房间，关上了对开的两扇门。
“嗯。不过，如果没有你父亲的帮助，他永远不会有数百万加元来抓住那个商机。”
“维也纳，出去！”玛德琳尖叫着说。
“也许男人根本就不在乎女人是否快乐？”
接下来的那次会面时，维也纳陪同玛德琳进入办公室后对我说：“我不知道心理治疗到底进展得怎么样了，反正会计告诉我，要是大家再不带着产品坐飞机出差，我们就要坐上破产的直达航班了。”玛德琳看向维也纳，眼神简直像要掐死她。维也纳没理会她，接着说道：“嘿，你说过让我不要藏着掖着的。所以说，吉尔医生，我们现在形势紧急。”
“我觉得你并不知道善良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一个人为其伴侣做哪些事情属于稀松平常。”
她坐在那里思考良久，最后说：“也许两者都有。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想摧毁我。我觉得自己对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但说到为人父母的能力，我知道她的母亲和她一样糟糕——说不定比她还要糟糕。”我对于玛德琳从未见过外祖母感到很惊讶。夏洛特告诉玛德琳，外祖母既狡猾又怨声载道，丈夫厌恶她，因此把她留给夏洛特，并且拒绝再见到她们俩。他虽然有钱，却一个子儿也没有给她们。就连邓肯也特意交代过不准玛德琳去拜访外祖母，而且他们家也不欢迎外祖母来。“这很不寻常。”玛德琳说，“因为他从不制定任何规矩，除非是与金钱有关。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反正肯定很糟糕。”
“我的父亲就很善良。”
听完这个故事以及其他诸多类似事件后，我问玛德琳，她觉得母亲是想要摧毁她呢，还是单纯缺乏当母亲的能力。
我向她解释说，邓肯与夏洛特相比显然是个更称职的家长。我相信他真心爱着女儿。“可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在你身边。”我指出，“他如此害怕，而且出于某种令人费解的原因，他喜欢的都是一些残忍又缺乏爱心的女人。”他在本应该保护玛德琳免受她母亲伤害的时候，却和玛德琳一起躲在地下室的工具间里。而如今，他再次与敌人为伍。“玛德琳，凯伦不仅毁了你祖母的古董，还不允许你踏进自己家的大门。你的父亲站在凯伦那一边，又一次背叛了你。你现在出现这些症状也并不奇怪。”我说她挺过了邓肯与她母亲为伍的背叛，可等到他再次与凯伦站在同一阵线，这种背叛就显得让她难以承受。就好比脚踝的同一个部位骨折了两次，她在心理上因此跛足也在所难免。
“她在楼梯口回头说：‘你要是真他×的关心你的宝贝，为什么不给她找个保姆？关键词：宝贝。’”
可是，玛德琳并没有认真听我说她父亲的背叛。她处在震惊之中，依然在消化刚刚领悟到的现实：自己想方设法摆脱母亲，结果还是嫁给了一个和母亲一模一样的人。
玛德琳的父母从俄罗斯回来后，清洁女工的女儿在门口碰见他们，于是说起接到罗林母亲打来的忧心忡忡的电话。那位姑娘拿到钱离开后，邓肯一反常态地勃然大怒。他以为夏洛特已经做好安排，会有人来照顾玛德琳，他想知道她到底在动什么脑筋。“他们大吵一架。我母亲说：‘我十五岁的时候就为家人到处去收集去汉普顿的邀请函了。我不仅要亲自迎合奉承别人，还得为全家人夏天去哪儿度假做好安排。’她随后开始拼命大喊，那种尖叫让人不寒而栗，因为我们知道，她之后会找我们算账：‘谁让方特洛伊小公子做过什么事情了？天哪！她要做的无非是去餐厅吃晚餐。换作我的话，有机会让男朋友上门，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她却偏不，而是要去报警，让多伦多的每一个汤姆、迪克跟阿猫阿狗都知道这件事，就是为了让我难堪。老天爷，我可真是受够你俩了。’说完便踩着重重的脚步上楼去了。”邓肯在她身后大声说：十一岁和十五岁差远了。而且，他说他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复夏洛特小时候的遭遇。
“我觉得我没法离开乔伊，我以为留下来是我应该做的。”她坐在那里，沉默了足有一分钟。“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她扮了个鬼脸，“我还是直说了吧。除了另一个怪物，还有谁愿意和怪物结婚呢？”
“这是你的亲身经历，你知道这一点儿都不好笑。”
“怪物先生和怪物女士结了婚。”我说。
玛德琳回忆多年后和乔伊一起去看电影《小鬼当家》。“我不得不中途退场，因为我感觉快要晕倒了。”玛德琳说，“观众们竟然都在哈哈大笑，我震惊极了，觉得自己只想对他们大声喊叫，让他们不要再笑了。”
她点头表示同意。
这起遗弃儿童事件中的阶层差异十分令人玩味。人们往往认为只有那些经济状况困窘的人才会遇到这种事情。如果警察前往一处廉租房，发现孩子被独自遗弃在屋子里六个星期，他们要么会去追查父母的行踪，要么会把孩子送到寄养机构。前往玛德琳家豪宅的警察想必认为有钱人具有道德权威：他们如果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肯定自有安排。毕竟，他们是“恪尽职守”的成年人。或者，他们也许害怕揭露有钱有势的家庭中发生儿童疏于照顾的情况：邓肯可能会进行报复，他们也不想为此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于是，他们任由一个十一岁孩子独自生活了一个多月。这起事件从未上报任何儿童福利机构，这些警察也没有上门回访。
“但最起码，你希望拥有像样的性生活，所以你有了外遇。我并不主张这么做，但我明白，你当时特别绝望。”
“没有。他们踌躇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离开了，还说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邻居。”这时，一个身穿浴袍的邻居来到屋外，对这场骚动表示关切。警察和他聊了几句。玛德琳远远地看到他们都在摇头，俨然情况十分糟糕。
“正是如此。我非常绝望。老天，真不敢相信我竟然选了那个男人！”事情发生的那天晚上，他们二人都工作到很晚；产品必须在第二天一大早发货，而那名男子是包装工。“我们一起叫了外卖，之后他便开始和我调情。他非常体贴，还很关心我是否享受。当我在几星期后想要结束这一切时，他说他想自杀，还说了其他各种歇斯底里的荒唐话。”
“警察没有说你不能一个人待着吗？”我问她。
我问她有没有找人帮忙处理这件事情，令我惊讶的是，她竟然说“有”。她找上了名叫安东的俄罗斯博物馆学家，安东和她一起工作，是个信得过的人。“虽然这么形容说明不了什么……但安东是这里最正常的人了。我在办公室里哭的时候正好被他撞见，于是把整件难以启齿的事情都告诉了他。我说我是个肮脏的荡妇，说我厌恶自己。他说那不是真的，乔伊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还说我应该止损，当机立断离婚，通过付钱或任何行得通的事情来摆脱他。”安东随后叫来包装工，说要是他之后再向玛德琳或其他人提起这件事的话，就必须走人，要是他还不罢休，就会被解雇。随后，安东向玛德琳保证包装工不会自杀，说“罗马尼亚人就喜欢把这个挂在嘴边”。他还说，就算包装工遭到解雇，也会忌惮警察和移民官员，所以永远都不会打电话找律师。
警报器公司的人向警察解释了原委。两位警官想要找玛德琳的父母谈话，可她却说他们要在俄罗斯待六个星期。当他们问起谁在照顾她时，她说她自己照顾自己。两位警官交换了一下眼色。玛德琳感到害怕，这才想起她得替母亲打掩护。她告诉警官，清洁女工每周会来两次，如果她感到不放心，可以给别人打电话。
到头来，安东都说对了。包装工恢复了原状，至今依然在那里工作。（我好奇是不是给我们送来咖啡的那个人。）接着，玛德琳迈出了下一步。“我跟乔伊说我们之间算是结束了。他眼睛都没眨一下。我说结婚这么多年，分割财产时我会给到位的，他也没有拒绝。”他们后来离了婚，不到两年时间，乔伊又娶了一个“从未想对任何事情——尤其是在性方面——发表主见的意大利姑娘”。
玛德琳父母去俄罗斯第一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她独自待在家里，外面风很大。忽然，防盗报警器响起来，随后停电了。玛德琳吓坏了，以为有人割断电线要闯进来杀了她。她不敢给任何人打电话，因为她知道，要是母亲发现她——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哭着向人诉苦”还“挑拨离间”，一定会大发雷霆。“我房间里的灯都灭了，只有座机电话还有电，于是我报了警。家里的警报器响个不停，弗雷德躲在床底下，害怕得瑟瑟发抖。”警察最后终于来了，身后还跟着警报器公司的人员。原来，强风吹倒了一些树木，触发了警报。
我喜欢当心理治疗师的原因之一是，当来访者能够越来越透彻地看待自我，就会发现各种心理线索或启示，由此逐渐解开谜团，对全局也更有概念。真正做到这一点比说起来困难许多，尤其是来访者当局者迷的时候。
玛德琳的父母旅行期间，有一天，她在街对面的好友罗林家吃饭时不经意间提起父母都在俄罗斯。后来，她帮忙端菜上桌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罗林的父母在厨房里的对话。“我听到她母亲说了‘疏于照管’和‘虐待儿童’。”玛德琳知道罗林的母亲是个普通人，从不编造或夸大事实。罗林的父亲说，邓肯一定不知道玛德琳孤身一人，不然他绝对不会允许的。最后，罗林的母亲向玛德琳要去她家清洁女工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随后致电并让其长女——十九岁的亚松森——陪伴玛德琳直到她父母回家为止。“‘虐待儿童’这几个字印刻在我脑海里。”玛德琳轻声说道，“我想，我在那天打开了一扇小小的门。”
对玛德琳来说，第一个启示是：她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个怪物，而怪物不值得拥有幸福。她因此真心认为，即便事情进展顺利，还是早晚会出岔子——这就是她担心飞机失事的原因。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们继续探讨有关抛弃的问题，玛德琳向我讲述了她十一二岁时父母与祖父母去俄罗斯旅行六周，她独自留在家中的经历。夏洛特没有为她请保姆，只给她留了点钱用来乘出租车或者去餐馆。“但我太害怕，不敢出门，只好紧紧抱住弗雷德不放。屋子硕大无比，有客房、温室、车库，泳池边还有一间小屋。”
第二个启示是：玛德琳和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坚信自己的结婚对象与难以相处的母亲截然不同，到头来却发现对方就是母亲的翻版。出身保守派上流社会的玛德琳虽然选择了乔伊——一个工人阶层的意大利天主教徒——可一旦褪去阶层的外衣便会发现，乔伊和她母亲有着相同的特质。他和夏洛特一样自恋到无法自拔，而且懒惰、刻薄又狡诈。
真正的自恋者——比如夏洛特——从不认为自己有错。他们通过猛烈的攻击做出回应时，往往认为是在自我保护，以此抵御一些试图伤害他们的人不怀好意的挑衅。他们受到威胁便会奋起反击，迅速施加报复。自恋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好战的防御心态。
第三点，我们直面玛德琳被遗弃的儿时经历，回顾了她“小鬼当家”时的恐惧。
玛德琳在高中参加赛艇队时，母亲很少会按约定时间去接她。她成了训练后唯一被留下来的女孩，要在寒冷的码头上待一个多小时等候迟到的母亲。“我一上车她就会说：‘哦，瞧瞧这位讨人厌小姐。难怪我迟迟不想去接你。谁要看到这副臭面孔啊？’”由于玛德琳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老师会写信去她家，说他们不能久留，并要求家长做好安排去接她。母亲会把纸条撕掉，不让邓肯看见，还说：“我们给私立学校付了这么多钱，我什么时候到，他们就应该等到什么时候，何必还要寄这张纸来？你哭着向他们诉苦了是不是？你这个小怪物！他们也许还没看透你，我可是看透了。”
现在是时候让玛德琳把这三个主题编织到一起了，借此探究为什么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中，她都一直受到自恋者的掌控。我们需要把这些信息拼凑成一个全新的故事，帮助她摆脱各种日渐严重的症状。
被人抛弃的恐惧主宰着玛德琳的生活。正因为此，她与一个糟糕的丈夫结婚那么多年，还担心那些死气沉沉又缺乏忠诚感的员工会“抛弃”她，因此支付过高的工资，对他们百般忍受。我对她的童年了解越多，就越是意识到她的问题源自儿时父母始终疏于照管。
4.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不……”她犹豫地说，“不是这样。老实说，你吓到我了，因为我觉得你也被我蒙骗了。”
心理治疗中，来访者在揭开根本问题以前，也许会永无休止地应对各种症状，什么改变都不会出现。在这个案例中，玛德琳的母亲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她蓄意向女儿灌输自己的想法，让后者相信自己就是个怪物。
“你以为这些优点是我编造的吗？”我问道。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玛德琳告诉我如今生活在美国佛罗里达的夏洛特打电话来邀请她去做客，说的时候吓得瑟瑟发抖。她上一次坐飞机去的时候，母亲“忘记”去机场接她，玛德琳只好在电话簿上翻找她的住址。当她终于抵达夏洛特的公寓时，可以想见有点儿恼火。母亲却说：“你怎么一见面就那么生气？你一般要过二十四个小时才开始恨我的呀。”
“首先，我不觉得自己具有你说的任何一种优点——嗯，也许还算富裕——但这个不算数。金钱从来都没有让我感到快乐。”
夏洛特依然故我。
“你为什么害怕被抛弃呢？我是说，我们都会对此感到恐惧，但为什么要和一个这么差劲的男人待在一起呢？你富裕、美丽又才华横溢。”
我纳闷为什么夏洛特一整年都住在佛罗里达：“有钱人不会一年到头都住在佛罗里达。”我说，“要么是她离婚时没捞到什么好处，只得到了冬天避寒时住的屋子。”
“不过我还是害怕他会离开我，所以一直没有离婚。”
“跟你猜的差不多。母亲在跟父亲结婚时有过外遇，而且她也没有特意去掩饰。烟灰缸里永远插满了烟头，‘单纯来拜访’的男人也络绎不绝。”玛德琳十四岁时，夏洛特与同属一个俱乐部的一个名叫杰克的已婚男子发生了关系。该人是一名富裕又低俗的房地产开发商，时而现金充裕，时而负债累累，还被卷入玛德琳半信半疑地称为“过渡融资”的勾当之中。二人相遇时杰克五十多岁，夏洛特则差不多三十五岁。夏洛特为了谄媚的杰克离开了邓肯，但二人都没有离婚的意图。玛德琳说自己现在已经三十六岁，正好是她母亲离开父亲时的年纪。
“难怪乔伊从一开始就看不惯你母亲，他认出了与自己相同的那些特质。”我说。
分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杰克如今已经七十岁，患有前列腺癌和其他各种疾病。而夏洛特则被困在了看护者的角色之中——我认为，她其实并不情愿。我对她选择了一个年长的男人表示惊讶。玛德琳说：“他与我父亲迥然不同。他开朗又带劲，周围总是不缺有趣的人。他帅气得堪比肥皂剧里的明星，还会特地去摩纳哥赌博。”
玛德琳的母亲同样只关心她想要的东西和自己。而且乔伊也像她那样，认为玛德琳的诉求很烦人，无意满足她的任何要求。夏洛特勾引邓肯上钩后一辈子都在花他的钱，乔伊对玛德琳也是如此。
夏洛特和杰克一样都很狡猾。邓肯家位于棕榈滩的公寓和杰克家的在同一栋大楼内。玛德琳的父母还在一起的时候，夏洛特会带着玛德琳为她与杰克幽会打掩护。“我被母亲拖到杰克和他当时的妻子住的公寓里，她和杰克会在桌子底下牵手、用脚相互触碰。母亲还会做出一些滑稽的举动，比如对他妻子说：我们的孩子应该聚在一起打网球。他的孩子当时已经二十四五岁，而我只有十四岁，真是尴尬得让人发笑。我要是不对她的鬼把戏显得雀跃，她就会说我是榆木脑袋，还说：‘玛德琳，你不是羡慕杰克的孩子们一起打网球，想让我帮你问能不能和他们一起玩吗？看在老天的分上，说点儿什么吧。’”
此后，二人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乔伊想买飞机、赛车和大游艇，玛德琳则对这些东西完全不感兴趣；玛德琳喜欢去欧洲旅游，乔伊却拒绝同行，而是想留下来看赛车比赛。乔伊对玛德琳是否快乐或在性方面是否满足毫不关心，觉得她要是不高兴一起出门，大可以待在家里。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表示：婚姻现在由他操持，玛德琳必须忍受。坐拥玫瑰花园的人是乔伊，玛德琳得到的只有尖刺。
杰克离婚又亏了钱之后——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他的孩子就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夏洛特告诉玛德琳，她打电话给杰克的孩子告知杰克罹患癌症的消息，可他们特别残忍，根本没有回电话。玛德琳说：“不得不说，他们真的特别向着母亲。”
“说了很多次。他只会说：‘我很开心啊。’我提议去做婚姻心理咨询，他说想也别想。随后还说了一句‘亲爱的，我从未向你许诺玫瑰花园’算作安慰。”
“这让人不禁纳闷，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父亲。”我若有所思地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你向他吐露过你在性方面的挫折吗？”
玛德琳坐直身子，放下手中的咖啡杯。“麻烦再说一遍？”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把‘不被你母亲吸引’当作寻找结婚对象时的重要条件了。”我对玛德琳说。乔伊和玛德琳结婚后，等于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还用邓肯的钱成功在加拿大开设特许经营店。玛德琳说，他成了超级暴发户后，想要拥有各种浮夸到令人发指的消费品。他们结婚快满一年时，乔伊抱怨玛德琳过于沉迷工作。此话不假，乔伊一旦有了金钱和生意便雇用经理管理商店，自己则每天睡到中午才起来。他的职业道德感和玛德琳与她父亲的完全不同。而且，他还是个十分糟糕的伴侣。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父亲并不在意她与巴里的事，对她做的大多数事情也都不以为意。可他无法原谅她对弗雷德做的事情，我也没法原谅她。”（我读到过邓肯以前的心理医生写的笔记，医生写道，邓肯最大的心结似乎就是失去那只狗。）
她缓缓地大声说了出来，像是在说外语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她随即抬高声音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她朝后靠向椅背，“嗯，如果这是人际关系的规则，那为什么我会为母亲付出那么多？”玛德琳指出，不管夏洛特什么时候打来电话，自己都会尽量去她身边陪伴，每逢节假日还会送花给她。可是，母亲却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也不会对她做出任何表示。
“难怪你和父亲都那么怕她。”（这一事件让我想起前面章节里的阿特，他在艾伦娜坚持自己的主张后杀死了家里的猫。）
我问玛德琳为什么如此锲而不舍。她说她也不知道，接着又坦言自己依然忌惮母亲。“她现在已经没法张牙舞爪了，因为我随时都能一走了之。可是，她能够支配的不单单是爪牙。”
“那是我唯一一次反抗她，结果她杀死了弗雷德。”
我建议她尝试对这一概念进行自由联想，玛德琳抱怨说，她可不是在弗洛伊德的办公室里。“我知道你也许觉得这样很做作，”我说，“但有时无意识其实很渴望被察觉，你需要做的无非是制造一些喘息的空间。你何不想象一下自己卸下所有防备的状态，专心思考‘我为什么依然善待母亲’这个问题？然后看看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念头。”
她的母亲第二天早上一句话也没说。那天玛德琳放学回家后，弗雷德没有到门口吠叫着来迎接，她随即产生不祥的预感。“母亲站在厨房里说：‘我今天带弗雷德去剪指甲了。兽医说它得了癌症，不得不让它安乐死。真是悲惨啊。’
玛德琳不是个情感外露的人。毕竟，她必须强硬一点儿才不至于被击垮——不然完全有可能屈服于厌食症、毒瘾、精神疾病或其他种种障碍。她在与内心做斗争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强硬特质。值得称道的是，她最后卸下防备，闭上眼睛，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我母亲只是笑着摇摇头，就好像我疯了一样。父亲对我们二人知根知底，因此知道这是真的。”邓肯摇着头离开餐桌，去男士休息室抽雪茄去了。
大约过了一分多钟，两行眼泪滑过玛德琳脸上的完美妆容。她哽咽着说：“我每次都表现得很友善，因为我想也许这一次她会爱我。我以为自己只是没有找对办法，还没做出会让她回心转意的那些事情。我总觉得下一次能做得更好。希望哪天早上我下楼以后她不再对我说‘早安，怪物’。如果我足够努力，就能找到让她爱我的办法。”
分手一个月后，玛德琳和父母在乡村俱乐部用餐时，她母亲与巴里之间的不当情事造成的影响开始浮现。玛德琳的父亲问起巴里最近到哪儿去了，玛德琳只说他们分手了。“母亲一个劲地喝酒，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我说出了接下来的话，但我真的是要崩溃了。我不仅失去了巴里，还失去了他的家人。我模仿母亲的那种傲慢语调——我可太擅长模仿她了：‘发生了那种事情后，他可没脸再来见我了。我们家虽然不小，但也容不下那样的事情呀。’
“天底下没有哪个孩子不需要母爱。”我说。
这个白雪公主般的童话故事展现了当玛德琳长大成人正值青春、展现出美丽的一面后，她的母亲感受到了致命的竞争。（在童话故事的最初版本里，伤害白雪公主的是她亲生母亲，并非继母。格林兄弟笔下故事的暗黑特色可不是空穴来风。）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著作《童话的魅力》中写道，在《白雪公主》的开头，当母亲意识到白雪公主的美貌远在自己之上后，便通过墙上的魔镜寻求慰藉，这一举措足以证明她有多自恋。在展现青春期女孩面对自恋又好胜的母亲所感受到的危机这一主题中，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故事了。而在玛德琳的故事里，并没有友善的小矮人向她伸出援手。
她沮丧地哭着喊道：“白痴才有妈妈爱！乔伊从来没有为他母亲做过一件事。即便他有钱了，也没有为母亲买烘焙用的新烤箱。可是，他母亲每次看到他都会神采飞扬。当巴里走进家门的时候，他的母亲就会停下手里的事情去亲吻他，还会拨弄他的头发，问他这一天过得怎么样。而巴里只会咕哝一声作为回应。即便如此，他依然得到了母亲的宠爱。”
有一天，玛德琳去巴里家的乡间别墅做客。当时所有人都在码头上喝酒，玛德琳没有喝酒，因为她不想变得像她母亲那样。不胜酒力的巴里喝醉后哭了起来，说他很抱歉，说如果可以从头来过，他再也不会这么做了。玛德琳立即反应过来，巴里和她的母亲发生了性关系。夏洛特勾引巴里后，二人交往了将近一个月。玛德琳就此同时遭到母亲与自己初恋的背叛。当时依然相爱的巴里和玛德琳试图放下这件事，可是，这种背叛对玛德琳来说伤害太大，她最后与巴里分手了。
她一边擦拭眼泪，一边看着我问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夏洛特的回答让女儿不寒而栗。“哦，真的吗？你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
“你母亲有没有爱过任何人？”
夏洛特会穿着泳衣和高跟鞋、手拿香烟在屋子里转悠，巴里觉得她很漂亮，“我从来没有和巴里睡过觉。”玛德琳说，“我不想变得跟母亲一样。她会对巴里说：‘你跟假正经小姐今天晚上准备干什么呀？你为什么写作业，为什么不出门跳探戈？’然后便当着他的面跳起探戈。”玛德琳的父亲有一次见到夏洛特与巴里调情，随即予以制止，说没有哪个十六岁的男孩子会对四十岁的女人感兴趣。
“她也许爱杰克吧。杰克一直夸她漂亮。谁知道呢？反正她一直待在杰克身边。不过她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还能去哪儿呢？”
“调情？什么样的母亲会调情？”我问道。这下轮到我露出惊讶的表情了。
“她和你父亲在一起待了十五年。她没有爱过他吗？”
玛德琳的眼睛湿润了。尽管她会在会面中说起种种残酷往事，却很少流泪，我因此知道，无论接下来要说什么，她都肯定感到特别痛苦。她解释说，她必须先聊一聊第一任男友巴里。他与玛德琳住在同一条街上，平时打交道的都是同一群人。二人念的都是私立学校，还参加同一个社团。他们在一起有四年时间，从九年级一直持续到十三年级，就青少年而言时间不算短。玛德琳对巴里的喜爱与他有四个兄弟和一个美满的大家庭密不可分。巴里的母亲常常烹饪大餐，一家人会在乡间别墅举办家庭聚会。他的母亲对玛德琳很亲切，还会一起制作玛德琳喜爱的各种精美甜点。她口中的巴里的母亲温和率直，并不在乎妆容是否完美。“她的儿子们经常逗她，用胳膊搂着她，还把她举到半空原地打转。她一直会说：‘够了！够了！够了！’在我看来，这简直像是天堂。她从不跟人调情，也不会穿着性感的衣服和高跟鞋在家里走来走去。”
“她可受不了他。可是你知道吗，怪就怪在我父亲爱她。母亲只要稍微示意一下，比如在公共场合挽着他的胳膊，他就会乐呵呵的。我从他那里学会了渴望她的爱。”
“难道就没有其他人看穿过她吗？”
“爱确实令人费解。就像话剧《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里那样，妻子折磨丈夫、给他戴绿帽子，可丈夫依然爱她。”
“我以为自己嫁给了一个能够看穿她的人。”她说，“说实话，他对我母亲的厌恶是他最吸引我的一点。乔伊真的特别讨厌她。我认识乔伊的时候，她住在棕榈滩，只有在取钱或者参加各种庆祝活动时才会偶尔飞过来。”
“真是巧了，父亲和我以前在百老汇看过那出戏，我们都认为那个妻子没什么糟糕的。”我们都笑了。
玛德琳似乎对这句话感到特别惊讶。
“你父亲会继续渴望你那缺乏爱意的母亲，这点确实挺费解的，尤其是因为——就像你说的那样——他的双亲都很体面。不过，你渴望她爱你这件事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所有孩子乃至所有动物都想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东西。这其实与生俱来。”
“你以前就是用‘精明’来形容你母亲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对玛德琳说了多伦多动物园对大猩猩做的一些研究。大猩猩在野外是众所周知的好父母，但在动物园里，它们连生育都不会。首先，它们很抑郁，会表现出强迫性的刻板行为。玛德琳一听到“强迫性”便来了兴趣。
乔伊深谙全球商业趋势。二人一结婚，乔伊就向邓肯借钱，想要购买一家公司的加拿大分销权，而这家公司的产品最终也使其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用玛德琳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精明决定”。他在五年内便向邓肯还清了借款。
雄性大猩猩对性行为没有兴趣，尽管它们时而会表现出交配行为，但对象并非自己的伴侣。动物园希望能让雌猩猩怀孕，于是引进了一只由群居的母猩猩抚养长大的雄猩猩（大猩猩在野外是群居动物，群体往往由一只成年雄猩猩、几只成年雌猩猩以及它们的后代组成），认为它会知道如何交配。可是，当雄猩猩试图与雌猩猩交配时，那些没有被母亲抚养或在群体中长大的雌猩猩对其感到害怕，它们以为自己受到了攻击，于是回以猛烈的反击。它们从未在群体中看到过交配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们从未见识过交配前的求偶行为，因此认定那是一种攻击。
乔伊向来开朗，喜欢做生意，以前还是足球运动员，英俊有魅力。最重要的是，他不神经质。邓肯很喜欢他，两个人都爱好飞机、汽车、游艇和钓鱼。每当玛德琳有什么烦心事，乔伊就会说：“别担心，宝贝，一切都会好的。”
无奈之下，动物园管理员请来一位动物行为学家——我的一个朋友——他决定为大猩猩进行人工授精。大部分雌猩猩都流产了，但也有一些最终怀孕并生育。第一个分娩的雌猩猩即刻杀死了刚生下来的大猩猩宝宝。它将新生儿视为排泄出的异物，一看到它开始移动就惊慌失措，随后将其打死。兽医与动物行为学家对此都大吃一惊。
有一个星期，玛德琳迟到半小时才出现，并且随即问我有没有看到报上的新闻。“我的前夫这个周末再婚了。”除了在心理治疗头几个星期我收集家族史的时候玛德琳提过前夫乔伊，这还是她第一次说起这个人。她曾告诉我，乔伊是意大利天主教徒，父母是第一代移民，经营着一家面包房，她之所以嫁给乔伊，是因为对方的出身并非她所熟悉的多伦多白人富裕阶层。她以为乔伊会让她感到“更加贴近现实”。
这些雌猩猩既没有与各自的母亲建立过联系，也从未在群体中看到过母婴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它们从未目睹过分娩，也没有见过幼年的大猩猩，因此，这让它们感到害怕。
我在企业展开心理咨询工作时往往会发现，如果一个公司老板的父母要求很高又很自恋，其往往会不自觉地雇用同样性格的员工，并竭尽全力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哪怕其自身就是领导。公司就像家庭，企业文化也因此会重现家庭中的动态关系。
下一只雌猩猩分娩时，动物行为学家左右为难：他们既希望雌猩猩与宝宝建立联系，又不想冒它被母亲杀死的风险。于是，他们选择等宝宝一出生就抱走，然后让一位熟悉雌猩猩的动物园女管理员在雌猩猩面前扮演母亲，希望借此让它模仿这种亲密行为。这名女子抱着大猩猩宝宝喂奶，可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引起雌猩猩的注意。（它有时在一旁看着的眼神像是在说：“不如你来带孩子好了。”）当他们试图让雌猩猩慢慢接触宝宝时，雌猩猩就会把它赶走。
我们都笑了，因为整个公司的人都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连清洁女工都曾向我大喊：“吉尔迪纳医生来了，谢天谢地！”还给我送来一个复活节蛋糕，附带的卡片上写着她会为我和玛德琳祈祷。
令人难过的是，大猩猩宝宝会不断爬回去试图靠近母亲。雌猩猩猛地拍向宝宝，差点儿把它打死。可是，宝宝锲而不舍。于是，工作人员不得不将宝宝与母亲分隔开来，就像成年大猩猩与它的母亲被分离那样，十分可悲。这就是我们在人类案例中反反复复看到的代际关系障碍。
“更糟糕，他至少工作勤快。他一直得吃胃药，因为他说他胃里‘会闹腾’，但他还是坚持工作。你该见见那个奥地利人乌尔里希，他是拜德米尔风格家具的世界权威，随身携带嗅盐，每周还会消失一天——天知道跑哪儿去了——然后星期天来上班，因为他说他需要安静的环境。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找来这样的人的。”
玛德琳评论说，大猩猩母亲很残忍。我解释说，雌猩猩不知道作为母亲应该做些什么，因为它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不知道宝宝是它的孩子，也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母性本能其实很复杂，是本能与早期社会化的结合，其中也包括依恋行为。
“他们都跟佐尔坦差不多吗？”
“我跟你说过，我的外祖母很坏，父亲从不允许她来我们家。”玛德琳说，“她整天赖在床上，除非女儿从权威显贵那里获得邀请，不然就不准她回家，基本上是在给女儿拉皮条。我有一次问母亲，她的母亲是不是病了。她说：‘她以前很有钱，后来变穷了，再后来就成了蛇。’母亲从不向人吐露心事。她顶多透露只言片语，如果继续追问，她就会说：‘别多管闲事。’”
“说实话，他们让我对‘难伺候’有了全新的认识。我的大多数估价师和买手都是匈牙利人，他们都神神道道的——这是匈牙利人的特点——不过也很聪明，和我一样执着于把工作做好。他们可以一连好几天研究一尊雕像，没日没夜地用碳定年法进行年代测定。跟高端产品打交道时，就需要有较真的员工。一旦卖出假货，名声就会永远受损。”
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随后，我说道：“独生子女的生活很不容易。你要是有兄弟姐妹，也许就会意识到她有多么缺乏爱心，或者，他们之中也许有人会帮助你，还可能成为替代父母的存在。”（我想到了艾伦娜对妹妹是如此百般呵护。）“可你只有父亲。你们两人待在地下室里吃着可怜巴巴的食物，既害怕夏洛特又渴望得到她的爱。不幸的是，你的父亲显得更像是担惊受怕的孩子，而不是一个会保护你的父亲。”
“你为什么要雇一些那么难相处的员工呢？”
“好吧，好吧，我知道她无法爱我，但她为什么要恨我，还说我是个怪物呢？”
“佐尔坦跟你唠叨了些什么？”她质问道，“他总是埋天怨地的。”
“为什么大猩猩只揍那只小猩猩，而不是其他大猩猩呢？”
他没料到我会这么问，停顿了一下之后说：“她比我们更拼命，而且，她给的工资是其他地方的两倍。她让我生不如死，但我对她很忠诚。我希望你知道，她是个工作狂。”接着，当楼梯上传来玛德琳高跟鞋的踢踏声时，他像螃蟹一样打着横从侧门溜走了。
玛德琳沉默良久。“婴儿想要的东西，她给不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辞职？”我问道。
“说对了。你揭穿了母亲的伪装。你还记得无意间听到朋友的父母悄声说起‘儿童虐待’吗？你想要的不过是寻常的爱，以及不被父母抛弃。你的母亲一定见过其他母亲以及她们对待孩子的方式。她想必有所察觉——尽管埋藏得很深——自己没有履行身为母亲的职责。”
我每次走进玛德琳繁忙的曼哈顿办公室与她会面时，似乎一直会有不同的人来找我。有一个星期，一名身穿时髦的杰尼亚西装的男子走到我跟前，贴得特别近，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东欧口音。“她显然是疯了。”他说，“她一周工作七天，直到半夜才离开。她对我们也逼得特别紧，我们都准备不干了。”
“你说得对。她受不了巴里的母亲，说对方是个保护欲过剩的家庭主妇，把孩子都当成了宝宝。我们认识的所有母亲在她看来都叫人透不过气，缺乏管教能力。我都有点儿信以为真了。”
不过，获得信赖并不总是能让治疗立即出现进展。换句话说，与来访者正面交锋并没有什么用。他们也许会承认治疗师试图解释的神经官能症，但这种胜利往往得不偿失。只有当治疗师让到一边，任由来访者以自己的方式获得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其才会获得真正的洞见。如果玛德琳不愿承认自己遭遇相同的折磨是为了将自己与母亲彻底区分开来，这样也无妨。我于是决定不再追问眉毛的问题，寄望于今后能有机会重新提起。毕竟，我早已认识到心理治疗并不一定要按部就班。真正需要做到的是让玛德琳知道我真心为她着想，她可以相信我能帮助她面对心魔。
“你打心底里相信吗？”我问道，试图追问下去。
我们来到了心理治疗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必须仔细考虑接下来要怎么办。我知道玛德琳送昂贵的圣诞礼物给我是在考验我，我通过回绝礼物从她那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我们后来聊起这件事时，她说她以前看的一位婚姻咨询师还找她为自己继承的一些古董做免费评估。玛德琳的父亲邓肯曾经告诉我，我从未在会面时问起任何关于股市的问题着实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以前看的心理医生每次会面都会从股票的话题聊起。我常常发现，儿童时期被人以某种方式“利用”的人会无意识地找上重复这种行为模式的心理治疗师。
“半信半疑。我一方面觉得那些孩子就像她说的那样备受娇惯，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也能得到娇惯。我现在才意识到，巴里和其他人的母亲不过是温柔慈爱的母亲罢了，可我的母亲则不然。就像戈德布拉特医生说的那样：‘你把关爱——其实是健康的行为——错认为是溺爱——不健康的行为。’”
我在心理治疗中发现，我们无法预测为什么有些人会承认自己存在——或愿意探讨——非常反社会或野蛮的行为，但同时又拒绝承认自己犯下相对而言无足轻重的社会性的越界行为。
我表示同意。“你母亲也不相信溺爱这回事。在无意识的某种层面上，她每次看到你，都深知自己无法胜任母亲的职责。”
我什么也没说，察觉到这是玛德琳头一次搪塞我。而且奇怪的是，她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从未承认过自己患有拔毛癖。在一篇有关她的杂志文章中，作者将她的妆容形容为“丘比娃娃妆”，我因此知道这并非我的想象。然而，她始终没有改口。
玛德琳久久地望着远处。“要相信问题不在自己，真的很难。”她说，“她有没有可能爱过其他人呢？”她看起来很迷茫，依然在消化“母亲的残忍不是自己的错”这一观点。这是心理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我希望帮她厘清这个问题。
“我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眉毛本来就细，而且我会修眉毛，不过，我可不会像母亲那样连根拔掉，然后留下结满痂的两道痕迹。我修成这样是一种风格。”
“她并不渴望真正的爱情、感情、热情与共鸣。”我回答说，“她遭到自己母亲的伤害，又被父亲抛弃，因此没有足够的能力恢复。她要么是个自恋者，要么是个精神变态者，或者两者都是。但这些说到底都只是标签。”（自恋者和精神变态者是先天还是后天形成，这一问题在心理学领域存在很大的争论，属于持续不断的先天/后天论中的一部分。）“关键在于，夏洛特缺乏当母亲的能力，但还是不知怎么的被寄予了当好母亲的期望。”
“那你的眉毛呢？”我试探着说。
玛德琳悲伤地看着我说：“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觉得，我简直为她感到难过。”
最后，她在长时间的沉默以后问我：“干吗啊？”
心理治疗与种树相似。最开始的几年也许看不出什么动静，但等到第三年，当小树生根发芽、能够挺直树干后，就会向上挺拔生长。玛德琳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其中之一就是人性的法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俗语激励了她。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权按照母亲对她的付出——其实少得可怜——给予比例相当的回报。
我一边说一边看向玛德琳的眉毛——或者说，她稀疏得几乎看不见毛发的眉部。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便注意到那两条角度有点儿怪异的描出来的细眉毛，当时就怀疑她患有这种障碍。我等着她开口说点什么。
她领悟到的第二点是她无意识中释放出的想法——或者说，是错误的信念——即她的母亲只有在她无可挑剔时才会爱她。这当然不是真的。她的母亲没有能力爱她，哪怕她做到十全十美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这一洞见让她不再执着于千方百计去取悦母亲。
我向玛德琳解释，她的母亲患有一种十分常见的障碍，名叫“拔毛癖”（trichotillomania），患有这种障碍的人一直会忍不住拔（在部分案例中，患者还会吃掉）自己的毛发。这会导致明显的脱发、忧虑以及社交或功能障碍。这是一种冲动控制型障碍，往往根深蒂固，治疗起来相当困难。
这一年里她最重要的发现是，她的母亲就像被圈养的大猩猩一样没有爱的能力。她自己从未得到过母爱，也没有可以效仿的榜样。众多心理学家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在年幼时就会出现，很可能在两岁以前。儿童受到忽视或者遭受创伤后，会意识到自己的首要照顾者不值得信赖，而且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儿童在经历创伤的年纪开始变得情感迟钝，无法体验更加成熟的情感，比如感激、悔恨、共情或爱。
“哦，有啊，我们都不得不忍受那些行为。”她断然说道，随即描述起母亲以前会如何拔自己的眉毛，“她先是把眉毛都拔光，要是变得疯狂起来，就会连根拔掉，用镊子不停戳眉毛部位的皮肤，戳到流血才罢休。”夏洛特为此必须连续好几个星期戴墨镜，以此遮盖痂痕。“我父亲叫她住手，她就说自己这么做都是被我这个怪物、我的父亲以及他那些无聊又吝啬的朋友和家人逼的。她还大喊：‘没听说过“抓狂得眉毛头发都要拔光了”这句话吗？我变成这样都是你们害的！你们，还有你那古板又吹毛求疵的父母，都联合起来对付我。’”
当玛德琳意识到母亲不爱她错不在她后，她心理上的沉重负担就此被卸了下来——玛德琳并非讨人厌的“怪物”，而是她的母亲无法给予爱。
“你的母亲有没有强迫性的行为？”
玛德琳还为她之前提出的问题找到了答案，这也成了她获得的最后一个启示：“她也许不爱我，但为什么要恨我，还叫我怪物呢？”在夏洛特眼中，玛德琳就是她失败的象征，她下意识地知道女儿需要的东西她给不了。玛德琳的存在让她想起自己的无能，因此，她只要看到女儿就会心生厌恶。毕竟，没有人喜欢时时想起自己的不足之处。
她无声地坐着，慢慢消化自己无意识中释放出来的想法。“要知道，我念高中时是学生会主席，样样一百分，大家都以为我有个完美的母亲。”她回忆道，“其他人的母亲会说：‘夏洛特，玛德琳特别认真，学习也很卖力。你是怎么教育她的？’我母亲只会微微一笑，说：‘哦，我不过是比较走运罢了。’”
有了这些启发，玛德琳终于有能力打破以往的行为模式。她不再去佛罗里达探望夏洛特，也不再不遗余力地讨好那些一直吹毛求疵的女性贵宾客户（像母亲那样的人物）。她开始起草新的合同，列出具体的名目，不再容忍她们修改条款或设法以其他方式操纵她。
有那么一会儿，玛德琳显得十分困惑。“是啊。这整个公司都是虚伪的怪物一手搭建起来的。”
当来访者从害怕母亲转而开始为母亲感到难过，这往往意味着其已经在康复的道路上前进了不少。
“所以说，你觉得自己不配遇到事情进展顺利。你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个怪物，载着你最优秀的员工和古董的飞机坠毁是你应得的下场。”
5. 减压症
她点点头。
玛德琳接受心理治疗的第四年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极度混乱。我作为心理学家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一个我会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的错误。
“你母亲用来形容你的词语。”
玛德琳现在不仅准时赴约，还会准备一份待议事项清单。可是在有一次会面中，她看起来惊慌失措，还朝门外大喊：“咖啡，赶紧的！老天，我到底该怎么办？把楼面上的产品都打包装箱吗？”她把一沓纸扔在桌上说，“这些都是还没完成的订单。其中一件必须在周四之前送到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我想让安东送过去，因为这件产品很重要，但我敢肯定飞机会坠毁。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啊？”
玛德琳显得很惊讶。她眨了眨眼，朝后靠向椅背，像是被击中了一样。“怪物。”
玛德琳似乎又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对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也加剧了。“嗯，有三种选择。”我回答说，“第一种是让他坐飞机去送货，然后忍受自己的焦虑情绪；第二种是服药，这样才能让公司正常运转；第三种是通过心理治疗来改善。我如果是你，就会一边服药一边参加心理治疗。”
“你想到了什么词语？”我问道。
玛德琳对心理治疗进展如此缓慢感到十分沮丧，对服用药物治疗焦虑的想法则不屑一顾。“现在已经不流行吃药了。我可不想变得像我母亲那样。她什么药都吃，还喝酒，现在也依然如此。我父亲喝酒也很厉害，但他至少能正常工作。他虽然已经年过七十，却还是每周工作六十小时，年轻人都比不过他。”她沉默了好一阵，随后将脑袋搁在桌子上喃喃地说，“我的身体承受不住了。”
她去了之后，医生给她一本硕大的练习簿，让她记录自己的各种恐惧，当作为期六周的治疗项目的一部分。“我不知道担心飞机坠毁是一种强迫意念，还是只是神经过敏导致的恐惧，”她坦言说，“要知道，吉尔迪纳医生，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我就会害怕命运，或者怕有人会看穿我其实是个……”她犹豫了一下。
我看着她修长轻盈的身躯，不太明白她的意思。她在生活中的一些方面是个十足的强人，在其他方面却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她最后说，她得过四种癌症，而且相互之间都毫无关联：她在二十一岁时诊断出乳腺癌，二十八岁罹患甲状腺癌，三十五岁确诊子宫内膜癌，而现在，她得了黑色素瘤。
玛德琳问我维也纳都说了些什么。“她关心你，也关心这家公司。”我开口说，“她担心你太过害怕飞机坠毁，会对公司业务带来不良影响。你去戈德布拉特医生那里看过了吗？”就是我介绍给她的那位专治强迫症的心理医生。
我摇了摇头，没开口。我其实已经从玛德琳父亲那里得知前三种癌症，但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过了那么久才亲自告诉我。我问她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年纪轻轻就患上了这些彼此毫无关联的癌症。她说：“嗯，老实说，我相信科学，也喜欢阅读各种书，但我觉得我的免疫系统在小时候就透支了，已经没剩下什么能够保护自己的了。你可别问一些想当然的问题：‘那为什么其他蛇蝎心肠母亲的孩子没有得各种各样的癌症呢？’我不知道。”她开始用铅笔轻敲桌面，“我只知道我下周要做肾脏的X光检查，结果不出意料肯定是癌症。”我问玛德琳是否相信这是她作为怪物受到来自上天的另一种惩罚。她露出笑容说：“你终于理解我了，真是太好了。”随后她板起面孔，“我猜老天是这么想的：‘乳腺癌还不够，让她再尝尝甲状腺癌吧。接着再试试子宫，这样她就没法生小孩了。’”
就在这时，玛德琳冲进房间喊道：“维也纳，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不是想让吉尔迪纳医生觉得我们都是疯子。先是我父亲，现在连你也这样？天哪，快出去！”维也纳若无其事地把发辫朝肩上一甩，微笑着和我道别。
“你想要孩子吗？”
显然，玛德琳的助理维也纳和我想法一致。她把我拉到一边，说他们的会计想让她找我谈谈，因为公司的境况实在堪忧：玛德琳不准任何跑腿的员工搭乘飞机，哪怕他们有货要送——那些最昂贵的商品可不会自动抵达目的地。维也纳总结说：“抱歉，我这么说有点儿越权，但过不了多久客户就会发起抗议。那可都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花瓶妻子或者挑剔的博物馆学家，他们希望什么都在昨天就能送达——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她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我希望自己能有选择的权利。我因为得了癌症才没和乔伊生孩子。我觉得这好歹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想搞清楚为什么玛德琳害怕坐飞机旅行。由于这种恐惧症并非与生俱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近来发作的原因，以及有什么办法可以将其摆脱。
“是上天的惩罚，还是命运？”
3. 飞行恐惧症
“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全世界都会看穿你，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怪物是藏不住的。’”（玛德琳把母亲的波士顿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要知道，我可不像以前那样笃信这句话了，但所有这些各不相干的癌症真是让我感到够呛。”
我们第一年的心理治疗接近尾声，我还天真地以为自己只会进行六次会面呢！像玛德琳这样经受这么多创伤的人只有在倾吐痛苦之后才会开始愈合。我的职责就是见证这个过程，并且让她相信，每天早晨打招呼时被称作“怪物”十分残忍，而且其中的问题并不在于她。我要做的，就是帮助她面对如此痛苦的童年留下的创伤。
我问玛德琳二十一岁第一次得癌症时，夏洛特有什么反应。她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讲起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母亲离开了父亲。杰克在纽约开启一门新生意后便与夏洛特一起搬到了那里，冬天时，他们会南下佛罗里达，住在邓肯从父母那里继承后送给夏洛特的房子里。“没有她，生活轻松多了。”玛德琳回忆道，“我和父亲会外出用晚餐。他不仅坚持参加家长会，还来看我的比赛，甚至跑到渥太华观看我的辩论队竞赛。我们雇了一位住家管家奈尔欣达，她做事井井有条，为人亲切又善良。我非常喜欢她，几年前把她一起带到纽约来了。”
邓肯本人在情感层面上似乎更执着于金钱：首先是要有钱，然后才能将其当作权力的一种形式。他虽然和蔼可亲，却让我想起两位可悲的虚构人物：狄更斯笔下的吝啬鬼斯克鲁奇以及乔治·艾略特笔下的织工马南。他真情实意爱着的只有女儿，但由于他无法保护自己，因此无法尽到保护女儿的责任。
我很纳闷为什么玛德琳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于是又重复了一遍。她摇了摇头，仿佛回忆起那段经历让她很难过。我从她的表情中可以看出，她不想重提这段往事。“我父亲告诉她后，她给我寄来了一张超市买的贺卡。我至今依然记得，贺卡上有一辆白色的小马车，上面堆满了紫色的紫罗兰。贺卡里写着‘早日康复’，署名是‘夏洛特’。”
在整个心理治疗过程中，我始终未能解开这个谜团：为什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邓肯工作时如鱼得水，在情感生活中却先后被夏洛特与凯伦压制得死死的？他一生都受到这两个对他缺乏爱意的女人掌控。他对女儿被拒之门外感到难过，可还是乖乖听从一个从未给过他任何回报的女人。玛德琳曾说，邓肯的父母虽然内敛含蓄，但为人并不刻薄。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可能：温和善良的祖父母在为人父母时可能远非如此。毕竟，人年纪上去以后往往会变得更加温润。
“她没写‘妈妈’？”
我进一步探究邓肯这些年的行为时，玛德琳解释说，父亲似乎觉得和她之间有一种契约。“他说凯伦情绪不稳定，而我却很坚强，说我们必须一起做出牺牲。这跟母亲发疯时他对我说的‘高尚的义务’如出一辙。其实这不一样。他承认我母亲很危险，会造成实际的伤害。”她的父亲还说，他和玛德琳才是真正属于艾灵顿家族的人，夏洛特只是个讨厌的外人。“这倒是真的，她虽然不太聪明，却十分狡猾又冷酷无情，一辈子都把父亲玩弄于股掌之间。”
“没有。”
凯伦开始砸古董的时候，任职多年的管家随即给玛德琳打去电话，后者报警后便搭乘班机回到多伦多。玛德琳到家时，警察在客厅里边翻杂志边等候，管家也已经给他们端上咖啡。凯伦一见玛德琳就叫她“夏洛特”——她不是疯了就是醉了，两种情况都在她身上发生过。管家告诉玛德琳，凯伦会折磨邓肯。邓肯有时不得不把自己锁在浴室里，而凯伦则在门外用锅碗瓢盆拼命砸门。管家指着门上的凹痕给警察看。没有人知道凯伦乱发脾气的这段时间邓肯的行踪，好在玛德琳知道要去哪里找他。“他还是躲在地下室里，端着一罐浓缩罐头汤，坐在工作台上。”玛德琳质问他时，他说凯伦会冷静下来，一切都会过去的。“总之，警察后来直接走了。他说到底还是站在凯伦那边。我从那以后就不被允许回家了。”
玛德琳在十四年后患上子宫内膜癌时，夏洛特去医院看望了她。“我看到她大吃一惊。父亲也在病房，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陪我。身穿粉色连衣裙和粉色皮鞋的她说：‘邓肯，你的秘书说你在这里。’接着，她简短地说了一句话向我表示慰问。”玛德琳问她为什么打扮得如此隆重，夏洛特说她和杰克是进城来参加婚礼的，他正在楼下车里等着她。“接着，她把离婚协议书递给父亲后便离开了。她每次缺钱花时都会用离婚来威胁父亲。而且啊，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婚。她就是想按照法律规定亲自把离婚协议书送到他手里，然后走人。她根本就不是来看望我的。”
玛德琳说她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再碰到母亲那样的人，结果父亲和凯伦在一起了，她感到非常惊讶。“她和我母亲一样性格疯狂，但她不像母亲那样年轻貌美又目标明确，只会虚张声势。更何况，她也没有家族财富可以挥霍。”
我说：“这想必让你感到特别失望。”玛德琳说：“这完全是因为——我是在心理治疗中意识到的——孩子永远都不会放弃希望。我真心觉得自己现在算是放弃了。她就像个被挖空了的南瓜：她被她的母亲挖空了内里的瓤和籽，瓜皮上还刻了个笑脸。她要是长得不好看，早就被当作精神变态关进当地的监狱了。”
我问玛德琳节假日有什么安排，她说会独自待在家里。想到她一个人待在纽约的巨大公寓里无所事事，我说，被从小到大生活的那座屋子拒之门外滋味一定很不好过，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我认为你的评价十分公允——可如果你真心这样认为，为什么依然觉得自己是她所说的‘怪物’呢？”
接下来的那次会面时，玛德琳送给我一份包装精美的巨大圣诞礼物。我解释说，出于职业要求，心理治疗师不能接受来访者的礼物，她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我将这份大礼视为一种考验，她见我没有收下，显得松了口气。我将此记在心里，以便日后在讨论“信任”这一概念时说起。
“就逻辑上而言，我并不相信。我象征着她难以实现的角色：成为孩子的母亲。她因此记恨我。但话说回来，这一度是我唯一的身份。”
“一点也不。他们非常得体，有很强的职业道德感，也很有爱心，愿意投入时间来陪我。我的祖母从我小时候起就花很多时间教我雕塑，还会带我周游世界，那段时间特别美好。我十三岁时就能分辨一个明朝花瓶是不是赝品，一点也没有夸张。”
“那你的父亲呢？”
“你的父亲为什么这么怕她？”我以前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我依然不明白，“他的父母是不是很残忍？”
“你知道吗，他每个星期都会来纽约帮我的公司做一些国际贸易和关税方面的工作。我宁愿花钱找别人做。老实说，这样会少很多麻烦。”
“我们吓坏了。”
“他什么都愿意为你效劳，就是不让你踏进家门。”
“她就在楼上为所欲为吗？”我问道。
“正是如此。”
“他在一些事情上尽管站在我这一边，但要是母亲大发雷霆，他从来都不敢正面抗衡。她有一天气急败坏地发火，我于是躲到地下室里的工具间，想坐在那里吃我从学校带回来的一块糖果。结果发现父亲也在那里，正在吃意大利面罐头。我于是坐到他边上一起默默地吃起东西来。”
“最大的问题是，他如此害怕心理变态又自恋的女人，这是否意味着他不爱你？”
“那你的父亲呢？”
“我觉得他是爱我的。自己搞得一团糟的人还是可以爱自己的孩子的。安东也问过一样的问题。我深夜里加班的时候会跟他聊天。”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维护过我的人。”（她一直以人来称呼弗雷德。）
“听起来，他是你第一个吐露心声的人。”
“为什么这会让你感到如此难过？”
“嗯。不管是我和乔伊还没离婚的时候、我出轨的时候，还是母亲和她那些朋友贸然登门拜访的时候，他都在。母亲喜欢在朋友面前炫耀我的成就，因为这能让她显得像个‘完美的母亲’。她当时还常常在朋友面前跟我说一些场面话，暗示我在为某个著名的客户工作。维也纳说她是‘追星族’。”
“是啊——没有免费的午餐。”她热情地说了下去，态度明显出现了变化，“我很惊讶竟然有谁会爱我。”她回忆起自己放学回家时弗雷德有多么高兴。小狗夜里还会睡在她的床上。“说实话，我认为是他温暖的身体拯救了我。”她说，“有一天，母亲抬起手正要揍我——她时不时会这样——弗雷德对她吼了起来。”玛德琳一边说着一边流下眼泪，随后把脑袋搁在了大理石做的古董桌子上。
“整出闹剧安东都看见了？”
帕斯夸尔的狗生了小狗，于是带了其中一只给玛德琳玩。她的父亲说可以留下来养着。玛德琳不经意间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笑容，她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小狗名叫弗雷德，名字来自弗雷德·阿斯泰尔，因为玛德琳的母亲每天晚上都强迫它在吃晚饭前跳舞。显然，弗雷德的表现十分优秀，连邻居们都来观看表演。我向玛德琳指出，她的母亲对弗雷德做的事情跟对她做的一模一样。
“嗯。我们开玩笑说，他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一样糟糕，所以我们都要保持警惕。”她接着说安东聪明又善解人意，可他那差劲的英语拖了他的后腿。他和兄弟一起生活，在家只说俄语。很少喜形于色的玛德琳告诉我安东是个才华横溢的博物馆学家——他说得出几乎所有雕塑的创作年代，误差不大于五年。显然，要成为一名博物馆学家不仅需要了解数百种美学的历史与工艺技巧，还要有鉴赏作品的天赋或眼光。她说安东最近发现了一个假冒有六百年历史的明代瓷瓶赝品，佳士得拍卖行和她都没看出来。
玛德琳伤心极了，对此表示抗议。她的母亲说：“干得好，你这个小怪物。你害得帕斯夸尔被解雇了。”接着又抬高嗓门说，“他给我们弄了只杂种狗来，是他活该。”
我直截了当问她安东是否单身。玛德琳说，他二十多岁在俄罗斯生活时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现在已经离婚了。我问她是否在乎安东，她回答说自己还没有和他发生过性关系。尽管他们性格不同，所处的圈子也不同，但工作起来却配合无间。安东拥有莫斯科顶尖大学的博士学位，平时只在纽约的俄罗斯社群活动。玛德琳称赞他在艺术方面直觉敏锐，还把他的头脑比作无所不包的产品目录。“有一天，我们去拜访一位客户，他看到门厅里有个角落空着，于是说：‘我们几年前在爱沙尼亚资产拍卖中购入的那个蓝色芬兰柜子怎么样？’他永远独具慧眼。”她还说，安东毫无财务意识，她不能让他给任何东西定价，也不能让他经手账目。我指出如果她寻求的是商业头脑，大可以留在乔伊身边。我们随后都笑了起来。
“哦，糟糕透了。她说她会告诉我父亲，我脱掉内裤和园丁帕斯夸尔玩游戏，而且，整件事情是我主动挑起的。她接着走到露台门外，当场解雇了帕斯夸尔，还写了一张想必非常可观的大额支票。”玛德琳实际上非常喜欢这位园丁。“他有时会和我玩捉迷藏，把我扔到泳池里或者跳水板上，还会从口袋里偷偷掏出糖果给我吃。但这下子，我开始觉得自己和他做的都是些肮脏恶心的事情。”
接下来那个星期，我进门后见玛德琳面色疲劳。维也纳正指引星巴克的外卖员把咖啡放到桌上，她说：“我走以前，需要把一些想法讲给吉尔迪纳医生听。”
“是什么样的糟糕事情让你感到如此难过？”
“维也纳，你薪水明明那么高，除了惹恼我之外却什么也不做。请你走吧。”
“她立即甩掉了情人，说我是个不要脸的偷窥狂，还说……”玛德琳低下头，显然无法继续说下去了。她的眼里再次噙满泪水。
“我不走。吉尔迪纳医生，我想玛德琳可不会告诉你，她之所以有黑眼圈，是因为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六百七十八天。我算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也在场。任何人这么拼命都会得癌症的。我很担心她，她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她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的呢？”
“你是拿工资的，而且你每个周末都会带儿子来上班。”
“可不是嘛，而且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她在这方面的主意可不少呢。”
“我不是在抱怨，我是关心你。听说过‘关心’这两个字吗？真是的！”她说完便慢慢走了出去。
“掩护工作做得真好。”
我接过维也纳的话茬，提醒玛德琳——她堪称癌症病因与治疗方案的活字典——免疫系统过载的理论。如果一个人持续处在压力状态下，免疫系统就会透支，使其无力对抗癌症。（研究表明，遭受虐待的儿童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比其他儿童高出50%左右。）
“哦，其实，她有一帮朋友，他们都是——”玛德琳叹了口气拖长音调，看起来很苦恼。我示意她接着说下去。“怎么说呢，沉迷于寻欢作乐。那些女人都抽烟喝酒，喜欢挥霍金钱炫耀打扮。她们去美国拉皮的时候，雪儿都还没出生呢。她们会在乡村俱乐部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交换配偶。其中一人的丈夫因为花光了别人信托基金的钱被吊销了律师执照。还有一些人则已经离婚。我母亲最好的朋友是她的室内设计师，是个同性恋。他们一起逛街购物，有一次还不得不‘紧急前往罗马’去买一个书柜。我有一天提前放学回到家，看见母亲跨坐在他的腿上。我当时才意识到，他根本不是同性恋。”
玛德琳反驳说，其他员工也每天上班。随后她更正道，晚上和周末来这里的只有她和安东，有时还有维也纳和她的儿子。她露出少见的微笑继续说：“我们就像一个小家庭。维也纳九岁的儿子雅克特别有意思，他对这里的工作很感兴趣，而且生来就眼光独到。”安东教了他不少，甚至还跟维也纳一起去参加雅克在私立艺术学校的入学面试——学费由玛德琳支付。
“她为什么说你父亲和他的父母是假正经？”
“安东听起来真是个好男人，而且不寻常的是，你每个星期都会提到他的名字。”
“她从来不去。她不喜欢爷爷奶奶，跟他们在一起时她没有机会展现自己糟糕的那一面。她说她来自美国，跑到加拿大的荒野已经够糟糕的了，她可不想跟三个假正经、一个小屁孩和一大群蚊子一起待在岛上。”
“他是个新移民。有时候，为了在周末的工作中休息片刻，我们会步行前往星巴克。他记不住杯型尺寸，必须用手指给店员看。”
“你的母亲没有去过大院吗？”
“真是个悲剧。哇！我现在算明白了，你应该早点儿告诉我。”我故作严肃地说。
玛德琳惊奇地发现，自己和祖母在一起时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有一次，玛德琳和祖母在岛上的小屋——被她们称为“大院”的屋子——里一起烤巧克力曲奇，她一口气吃了三块。“我料想她会骂我是怪物、是猪，结果她却说：‘吃慢点儿，亲爱的。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还以为自己必须在别人拿走曲奇之前全都塞到嘴里呢。”
她笑了：“好吧，这只是个插曲。”
最有可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就是玛德琳的祖母（她很少提起祖父，只说他安静又和蔼，非常关注股票走向）。她的祖母——也就是手握家族资产的人——每星期都会带玛德琳外出用午餐并选购古董。玛德琳说，她们每次出门都会做好计划，一旦完成一件事就会打上勾。她们也会去往不同城市寻觅古董，玛德琳借此了解到祖母是如何娴熟地跟人交涉。她们还一起去纽约探索当地的艺术世界。一路上，祖母不仅会带玛德琳去买衣服，还陪她看木偶剧和百老汇演出，不管她想要什么都会满足。
“在我们聊其他话题以前，你得想出一些比这个更糟糕的事例才行，毕竟安东是你生命中唯一对你忠诚的男人。”
我不相信玛德琳能凭一己之力取得如此巨大的商业成就，总有什么人在某些地方激励过她，帮她增强了自尊心。她的父亲时而会表示支持，但无法使她脱离母亲的魔掌，而且，凯伦将她拒之门外后，她的父亲也在情感上抛弃了她。
“天啊，好吧，我老实交代。他为什么会对我感兴趣呢？我爱发牢骚又喜欢大喊大叫，我恋爱失败，还癌症缠身，我那么神经，特别可悲。”
员工们早就说过玛德琳多么有压迫感，工作节奏是多么累人，可我当时并未提起这些，因为玛德琳列的症状清单上没有这些内容。毕竟，心理治疗的技巧正是在于辨别关键的时刻：来访者准备好去面对自身心理疾病的时刻（我在会面后期就对这一建议有所疏忽）。
“那他为什么不走呢？”
家长教导孩子拥有坚实的职业道德观念无疑是种助益，可这和玛德琳所说的并非一回事。夏洛特严苛的完美主义标准并不会培养出有益的职业道德，却会催生出对工作成瘾的行为。而工作成瘾也是一种强迫行为：不停地工作，是因为一旦停下来便会感到焦虑。有些心理学家将其视为一种成瘾行为，而我们的现代文化无疑也将其美化了。大家常常会听到有人自豪地说自己“整天都在干活”。如果把这句话里的成瘾行为替换成“整天都在喝酒”，听起来就没有那么了不起了。
玛德琳说，他工资优渥，而且所在的领域工作机会稀少。她默默地坐在那里，随后露出微笑，整张脸看起来都容光焕发。“我很喜欢的一点是，他每天晚上离开以前都会摸摸我的脑袋说：‘Spokóynoy nóchi moy zavetnyy odin。’”我问她那是什么意思。她说：“我不知道，可能是‘晚安’。”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我感觉到玛德琳在谈论童年时变得更加难以开口。她不哭，只是擦擦眼睛，声称不想把妆弄花，“一路流到布鲁克林”。她的脖子上有硕大的红色斑点。我察觉到她需要缓一缓，因此问起夏洛特有没有为她做过什么贴心的事。她费尽心思想了又想，最后说，由于母亲不喜欢她，因此对她无比严厉。（我有点儿纳闷，这跟“贴心的事”要如何扯上关系。）玛德琳每天铺床、打扫房间，只要没有做到完美无瑕，就会挨夏洛特的批评。“我必须把娃娃按照大小排列，只要有一只兔子摆错位置，她就会说：‘那只娃娃怎么了？看起来它准备要扑过来了。’于是，我上学的时候把功课都做得完美无缺，因为我以为老师也跟母亲一样，会苛刻地监督我。一次到位总归比较容易一点。”玛德琳默默地坐了好几分钟，“母亲不准我偷懒，我想，这意味着她让我学会了要拥有职业道德。”
我觉得那么长一句话应该不只是“晚安”，于是当场拿出手机搜索。我一边查询一边说：“真是奇怪，你竟然从没问过他这句话的意思，也没有搜索过。我是说，毕竟你洞悉每天的日元汇率走向，还能在几秒钟内看透一份合同。有人每天晚上对你说相同的话，你却从来没有开口问过？”终于，我找到了这句话的意思，随即大声念了出来：“晚安，我的宝贝。”
“一本正经，但也很温和善良。而且，她很有可能救了我的命。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她传授的。”接着我问起她的祖母对夏洛特的看法。“她对我母亲总是彬彬有礼，但留心观察的话，多少能察觉到其中的鄙夷。上流阶层最擅长的就是摆出高深莫测的架势。”
玛德琳坐在那里久久地盯着桌子看，没有出声，几乎没有几根眉毛的眉头紧锁着。终于，她大喊道：“我的天！”
“她为人如何？”
她的脸皱成一团，看起来极为震惊。谜团逐渐浮出水面。
餐巾风波过去后，玛德琳每周有一天时间会在祖母家度过。她的祖母是位古董收藏家，她非常喜爱祖母。“奶奶去世后，”玛德琳说，“她的遗嘱上说要拍卖古董，为新建一座医院病房大楼提供充足资金。”
然而，我就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解读过头了。“你不希望他上飞机，对吗？”我开口说道，“你是个怪物，因此认为他会从你身边被夺走，他搭乘的飞机会失事。失去像安东这样优秀、善良又关心你的人，对你来说太可怕了。这种难以承受的恐惧，是你在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告诉自己你爱安东吗？”
我问邓肯为何不与她离婚，玛德琳说：“艾灵顿家从来都没有人离婚。他说这不是他家的作风。”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确信其中另有隐情。
玛德琳大喊：“滚蛋吧！”随即踩着色彩多姿的莫罗·伯拉尼克高跟鞋噔噔噔地走出房间。
父亲是否怀疑是母亲让她打掩护呢？我问道。玛德琳摇摇头。“不可能。他向来听信母亲，而且他害怕她。父亲做生意很精明，让家里的资产都翻了个倍，可是，他做事太规规矩矩。母亲可不管这一套，她不按理出牌，能趁人睡觉时把人闷死，父亲心里其实一清二楚。”
几分钟后，维也纳冲进来问我：“刚才发生了什么？大事不好了。玛德琳把一大堆纸塞进碎纸机，让我告诉你心理治疗永久结束了。我们会把支票寄给你的。”
一家人回到家后，父亲来到玛德琳的房间，说有心事的话可以向他倾诉，还说她缺乏关爱，确实需要多吃一点。父亲临走时在门口犹豫了片刻，接着说她应该多去陪陪奶奶。“我想他感觉到我遇到了问题，而且知道母亲帮不了我。”
玛德琳和她的家人向来都会这么说——哪怕是在情绪大起大落之际：“我们会把支票寄给你的。”
夏洛特不假思索地说玛德琳是个“小贼”，在学校里也被抓到过。服务生打开餐巾，看见了咀嚼过的食物。“他看起来被恶心到了，用两个手指捏着餐巾拿走了。”我问玛德琳对此作何感受，她说：“你觉得呢？羞耻、遭到背叛、屈辱，觉得自己让父亲丢脸了。餐厅里那个时候安静得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她接着补充道，“哦！我想起来了，这还没完。母亲之后转身面对目睹了这一切的其他顾客——其中有一些还是她认识的人——说：‘永远不要嫁给一个把自己的金贵独生子女给宠坏了的男人。’显得她自己才是受害者一样。”
我婉拒了送我去机场的专车，漫步走在纽约的街头，一边穿越中央公园一边欣赏春日的美景：杜鹃花刚刚绽放，草坪上布满星星点点的粉色；平时不起眼的连翘灌木则在枝干上开出了奶黄色的花朵；掉落的花瓣散落在小径上，仿佛置身于我自己的婚礼。
“小小年纪就要面对进退两难的处境，太不容易了。”我说。
探究我在玛德琳的案例中犯了什么错误毫无意义。答案很明显，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我犯了一个新手级的错误：过早透露了自己知道的内容。
他们每天晚上都在多伦多最高档的餐厅用餐。夏洛特并不会把食物咽下去，而是咀嚼过后吐到亚麻布餐巾上，随后，玛德琳就要负责把餐巾偷偷带出餐厅扔进垃圾桶里。一天晚上，七岁的玛德琳帮母亲把餐巾偷偷带出去时被侍者抓了个现行，还被指责偷窃亚麻压花餐巾。邓肯对此十分惊讶，问玛德琳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根本答不上来。”玛德琳告诉我，“我知道，如果我不为母亲打掩护，就会受到她的惩罚。相信我，她罚起人来可残酷了。但我也不想让父亲难堪，他不过是希望我说真话罢了。”
我不断试图以过快的速度在玛德琳的心理治疗中向前推进，还做出了过度诠释。我看得出她很在乎安东，不想失去他，但同时，她又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母亲说她是怪物的回忆重新浮现，她的强迫性思维模式因此占了上风，不允许公司里的任何人搭乘飞机。她对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掩盖了她对真实依恋的恐惧。安东是个关心她的好人，只用俄语向她吐露过心意，而且他和玛德琳一样热爱艺术、美与辛勤工作。她的强迫意念会战胜她对安东的真实情感吗？
接着，她说起邓肯不在家时母亲对她做出的种种残酷行径。去餐厅吃饭前后，玛德琳会偷偷拿薯片回房间吃。每天早上，当她从屋子后方给用人走的楼梯去厨房，希望能在上学前吃点早餐时，母亲便会对她说：“早安，怪物。”继而指责她鬼鬼祟祟找吃的。然而，餐厅的那些餐点永远不够吃，因为夏洛特会强迫玛德琳说自己不饿，还会说：“你以后就会知道，自己没长成一头肥猪都是我的功劳。”
玛德琳的崩溃展现了强迫意念的本质：就根本而言，那是一种防御机制，避免来访者看清真正让他们感到恐惧的东西。玛德琳说她害怕飞机失事，可她小时候飞遍欧洲各地却从未心慌意乱。这种强迫意念是在她爱上安东之后才出现的。真正让玛德琳害怕的是爱与被爱。“爱”这个字对她来说意味着受到抛弃、失望和背叛。她的母亲对她做出种种残忍行径，然后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你。”她的父亲很爱她，却把两个自恋的精神变态者看得比她的幸福更重要。埃利·威塞尔说过：“沉默永远只会帮助施虐者而非受虐者。”丈夫乔伊到头来也只是更富有亲和力的母亲的翻版。
玛德琳说，母亲想尽办法让她和父亲生不如死。夏洛特患有厌食症，家里几乎没有什么食物，冰箱里只放着酸橙、橄榄和调酒用的酒渍樱桃，他们因此只能去餐厅吃饭。“我知道这令人难以置信，”玛德琳说，“但事实就是如此。”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这听起来匪夷所思，我是家中的独生女，小时候父亲整天上班，母亲和其他母亲不太一样，因此家里没有食物，我们也一直去餐馆吃饭。显然，就某种角度而言，玛德琳和我一模一样。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会告别没能持续多久的退休生活，同意接下这个案例。
玛德琳光是为了活下去就拼尽了全力。她罹患四种癌症时都是自己上医院的。她要如何卸下防备去爱一个人呢？爱情的风险太大，让她感到害怕。她在经营公司方面不断冒险，但也因此成长为一名成功的生意人，在这方面从未失手，她的父亲和祖母都曾称赞她的艺术眼光和理财智慧。
夏洛特说到做到，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购物上。她把豪宅整个三楼分成四间步入式衣橱（每个季节一个），里面堆满衣服、鞋子和相搭配的包袋。夏天时，她把皮草送出去保管，每年秋天取回来时要用卡车才装得下。除此之外，她还反反复复重新装修。邓肯抱怨说家具都还能用时，夏洛特便用一把锋利的刀片把家具通通割开，碎屑如花粉般在空中飘扬。她说：“你看，现在没法用了吧。”这一幕让我想起多年以后凯伦摔坏家中古董的情形。
如果有人一直说你是怪物，然后你爱上一个人，你就不会相信那个人也会爱上你。玛德琳认为最好把她对安东的感情隐藏起来也不足为奇。
玛德琳告诉我，她的母亲夏洛特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邓肯为自己积累的财富表示担忧：要是没有孩子，那么多钱该留给谁？夏洛特的回答让邓肯极为震惊，她和之后的凯伦一样，说可以把钱挥霍一空。我表示单纯为了有人继承家产而生孩子很奇怪。玛德琳说：“你以为洛克菲勒家族生孩子是为了什么？必须有后代继承才行，不然自己努力积累的家业都会付诸东流。我的意思是，大家一直会说什么希望有人‘传宗接代’。不都是一回事吗？”她还说，至少她的母亲很坦诚，“她答应生一个孩子来给我的父亲和爷爷奶奶一个交代，生完就开始不停‘血拼’。”
我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当玛德琳认为某些事情（对安东的爱）很可怕时，我却将其说成是一件好事。其次，弗洛伊德发现并称之为“防御机制”的东西可没有那么好对付。我们无意识的需求非常强烈——强烈到足以将我们击垮。我们都极其渴望被爱，玛德琳也不例外。然而，每当她试图获得并给予爱时，得到的却只有痛苦。母亲说她是怪物，父亲将她拒之门外，乔伊也不在乎她。她无法冒险承受在爱中遭受挫败的痛苦。现在她爱上了安东，因此担心自己会在飞机失事中失去他。然而实际上，她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她对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掩盖了她对被爱的渴望，同时也掩盖了她对被爱的恐惧。极度渴望某样东西的同时又对其感到恐惧，这会给人带来极大的焦虑。对人的头脑来说，这也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拉锯。
我花了三个多星期才把玛德琳错综复杂的人生经历拼凑起来。她偶尔会朝对讲机大吼：“星巴克救急！”一名专职跑腿买咖啡的员工随即会买来名字十分拗口的大杯饮料。
探索无意识领域有点儿像是深海潜水。我们不能太快浮出水面，而是要逐渐适应越来越浅的水深，不然就会得减压症。玛德琳就患上了心理上的减压症。我以过快的速度抛给了她过多痛苦的内容。她的防御机制——通过对飞行的恐惧显露无遗——对她来说如此重要，她宁愿为此每月损失数千美元，还使生意陷入危机。她想保护自己不受爱情伤害的程度可见一斑。爱意味着展现自身脆弱的一面，爱我们的人也具有伤害我们的能力。因此，展现自我的脆弱面是勇敢的终极表现。这不仅非常可怕，也成了心理治疗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原因之一。心理治疗师不能猛然扯掉来访者毕生建立起来的防御，必须慢慢将其剥下。就这个案例而言，问题不在于玛德琳接受心理治疗的时间长短——因为五年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而是我突然给出了草率的过度解读。
玛德琳朝我摇了摇头，然后翻了个白眼。“抱歉，刚才被打断了。我们说到哪儿了？”
心理治疗师一旦犯了错误，就必须审视自身的动机。我知道自己有各种冲动与控制方面的问题，但我的办公室赋予了我作为心理治疗师的全副武装。在多伦多时，我有那把被我称为“客观态度”的椅子。然而在纽约，我不仅屈服于邓肯的压力为他女儿进行心理治疗，还屈从于玛德琳公司里其他人非心理方面的需求（害怕破产、工作压力，等等）。
玛德琳用出人意料的平静语气回答道：“好吧，回头再说。”于是邓肯离开了。
另一个因素在于，我与玛德琳有相当多的共鸣。我也是独生女。我母亲为人从不残忍，但她自己也说过，当母亲不是她的强项。如果当时并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女性没有被要求待在家里，她很可能会去搞学术研究。我的母亲和玛德琳的母亲一样，说过“我宁愿用滚烫的火钳戳瞎自己的眼睛，也不愿为七岁的小孩举办生日派对”之类的话。因此我会自己筹办各种派对，还会准备三明治和蛋糕，一如玛德琳小时候那样。我打心底里明白，她在自己尚未准备就绪时就不得不长大成人。我依然记得，我小时候听见朋友母亲说我的母亲疏于照管孩子时有多么震惊。我还以为她只是在忙自己的事情，而且所有母亲都是这个样子。
“行吧，行吧。”邓肯一边朝门口走去一边说，“等会儿想要一起吃晚饭吗？”
玛德琳读完我的回忆录《离瀑布太近》后十分感动，因为我们的经历在许多方面都十分相似。我们的母亲都从不做饭，家里也没有像样的食物。不过，每当我受到批评时，母亲都很支持我，玛德琳的母亲则充满了破坏性。学校里的修女责备我“试图通过搞笑博得大家的关注”时，我的母亲说：“好吧，那就让阿格尼斯修女去教室里活跃气氛吧。说实话，那个修女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讲不出一个笑话来。”
他拉出一把椅子，玛德琳提高声音说：“我对天发誓，你要是还不离开，我就叫快递员把你送回家。你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还不肯让我安安心心接受心理治疗。听得懂吗，你就是个专横跋扈的混蛋。”
我在中央公园的一条长椅上坐了下来，边上是一位身着绿色手术服的医生。他依然戴着手术室里戴的发网，显然是从西奈山医院径直走到这里来的。他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低头盯着自己脚上的红色手术鞋看。我开口道：“手术不顺利？”
“凯西是我请来的。”邓肯佯装困惑地笑着说道，神情和六年前被凯伦臭骂一顿之后一模一样。
“双胞胎里其中一个没活下来。”
邓肯没有挪步。玛德琳于是喝道：“我是认真的，不然我就喊保安了！”
虽然悲剧的程度并不相同，但我还是说：“我也失去了一位病人。我是个心理治疗师。”
玛德琳惊讶地喊道：“你他×的在这里做什么？你可不能在我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直接闯进办公室。出去！我没法进你的屋子，你以为你能踏进我的地盘吗？”
“他们个头发育得都很不错，分娩时心跳也很强劲，但其中一个就是还没做好出生的准备。我还是没能完全搞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呢？”
她的父亲邓肯虽然说起过她很焦虑，对强迫性障碍却只字未提。我擅长应对焦虑障碍，遇到OCD的案例则会转给其他专科医师。于是，我帮玛德琳联系了一名曼哈顿专治OCD的精神科医生，说我们可以试着双管齐下，她去那里治疗OCD，在我这里解决焦虑症。这么做有点儿不合常规，但我认为应当尽快开始处理多方面的问题。我们正讨论着治疗方案，玛德琳办公室的两扇门突然被人推开。邓肯大步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说：“太好了，凯西，你来了！”
“我被解雇了。治疗中止。”
玛德琳描述了自己的所有症状以后，我从中看出她患有强迫性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简称OCD）与焦虑症。强迫意念指的是各种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侵入性想法，会引起焦虑情绪，玛德琳的强迫意念就是认为她和员工会死于飞机失事。强迫行为则是指一个人为了摆脱强迫意念并减缓焦虑而采取的行为，玛德琳的强迫行为是取消航班，这既能减少她对于飞机失事的强迫意念，又能缓解焦虑，可同时也使她的生意蒙受损失。
“怎么会的？”他问道。
她的答复令人吃惊。“老实说，没人在乎我。我这么说不是在可怜自己，而是因为我要养活很多人。”这番话让我意识到，她责任感过重，对自己的关照却不够。
“有时候，人们还没有做好了解自己的准备，就像婴儿没有做好出生的准备一样。一切都在于时机。”
这个时候，玛德琳已经有点儿呼吸急促，我于是平心静气地安慰她说，心理治疗就像是解开谜团，我们可以一起探寻这些症状的根源所在，然后解决问题。她说她必须好起来，因为有很多人都指望着她。“你首先想到的是对他人而非自己肩负的责任，这点特别值得玩味。”我说，“大多数人都会说：‘医生，我这样子根本活不下去。活着就是种折磨。’”
“只能坚持下去。”他说着，将手臂举过头顶舒展身子。我们都站起身准备离开。
“我告诉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如果你不帮我，我们就只能关门歇业了。”这下我才明白员工见到我都大松一口气的原因。玛德琳在员工面前既充满威严又展露脆弱的一面，这点在我看来很有意思。能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商界领袖一般可不会向自己的员工——包括保安——承认自己行将崩溃。
我当时已经离开翠贝卡步行了好几英里，深刻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而且没有办法挽回。我考虑过给玛德琳打电话，但这是我的需求，对她而言并非最好的举措。我在某些方面确实帮助了她，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她空间，希望我撕开的那个伤口能够愈合。
我让玛德琳举例说说这些症状对公司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她回答说：“我害怕飞机失事，因此不但自己不敢旅行，也不让在这里工作的任何人去出差。就好像我知道飞机会掉下来一样。我一直会想到这样的事情。”她说她以前会毫无顾忌地和父母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度假，也和祖母出远门去购物。尽管她一直有强迫行为，但这些症状在过去几年变得越发严重。
第二天，国际快递公司真的寄来了一张支票，上面没有任何附言。只有玛德琳会为了摆脱我而支付国际快递当日抵达的费用。
说到这里，玛德琳忽然扔掉手中的笔，说：“我们能改天再聊过去的经历吗？我肯定会开口的，但我得先把心理上的大火扑灭。”我点头表示同意后，她看起来松了一口气，继而脱口而出，“我真是要崩溃了。我一直很焦虑，有强迫性的行为，但这些症状在过去大约一年时间里变本加厉，对整个办公室都造成了影响。我要是精神崩溃，这个地方就会垮掉。”
6. 启示
我于是开始询问家庭背景。玛德琳说，父母离异后母亲便离开了，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从十几岁起便和父亲一起生活，一直到上大学为止。她在二十多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乔伊的男子，九年后离了婚。
我越是思考玛德琳的案例，越是纳闷自己到底是如何陷入了这个光怪陆离的迷宫。于是，我向我的其中一位导师、精神病学教授米尔奇博士寻求帮助，他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心理治疗师之一。我曾用大量时间观看他与来访者交谈的录像带，还通过单向玻璃现场观摩他展开心理咨询。他是德国犹太难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取道纽约来到加拿大，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他是最后一批与精神分析理论奠基人共事且频繁引用他们的著名心理学家之一。我相信我们之间交情匪浅，因此，尽管他早已退休，我还是打去电话向他寻求建议。米尔奇博士同意我到他家见面。
玛德琳坐下后，我说起她长得和她父亲不是很像。确实不像，她说，她和母亲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头脑则继承了父亲。我后来发现玛德琳念的是耶鲁大学，之后又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了研究生。之后，她重拾早年为祖母的藏品编目时对古董产生的热情，开始做起了古董生意。她发现自己很喜爱这份工作，因为其中结合了她对祖母的敬仰以及两种家族品格：非凡的生意头脑与独到的艺术鉴赏眼光。
我在他摆满书籍的房间和他面对面坐下，从不寻常的开始到国际快递寄来的支票，把这个案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随后，米尔奇博士带着浓重的口音总结说：“所以说，亲爱的，你告诉这个人——邓肯——你不做婚姻咨询，结果却答应了下来。你让他一个人来，他却带来了女友。他不准女儿踏进自己的家门，你却把注意力放在他那位精神不太正常的女友身上，而不是这位父亲本人。后来，你因为已经不再执业，拒绝为他的女儿进行心理治疗。他尾随你去餐厅，跟踪你，然后你就同意每周飞一趟纽约，去他女儿的公司，甚至都没有要求他的女儿来见你。在我看来，这一案例从一开始——甚至在你见到来访者以前——就注定会失败。你为什么会为这个几乎没有几面之缘的男人破坏所有的规矩呢？”
维也纳走出去前告诉玛德琳，她接下来会拦住所有来电。她见玛德琳露出焦虑的神色，于是说：“不，我不会转接进来的。我们必须这么做。”
我哑然无言，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对邓肯产生了反移情，可是，我并没有完全察觉到这对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邓肯看起来确实和我的父亲有点儿相似：说话都带着美国人的莽撞态度，还会穿上了浆的衬衫。而且，他和我的父亲一样是位魅力过人的生意人。米尔奇博士让我明白了这种反移情的潜在影响：我未能仔细探究邓肯在情感上抛弃女儿的原因。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能够经营一家在全国各地拥有数百名员工的企业，却在九十磅重的妻子发脾气时不得不躲进地下室。最关键的问题依然尚未得到解答：他为什么依然爱着——确切而言，有如青春期时一样迷恋着——如此残忍的女人？而且之后又和凯伦在一起，重复了这一行为？
走进办公室后，我的面前是一张巨大的办公桌，桌子后面站着一名瘦削高挑的女子，深褐色的头发全部盘在了头上。玛德琳真的很漂亮，容光焕发、肌肤洁白无瑕，而且像白雪公主一样有着饱满的厚嘴唇。她身穿紫色天鹅绒高跟鞋和无可挑剔的普拉达套装——全黑塔夫绸半身裙搭配粉色毛衣开衫。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有能力驾驭富有异国情调的普拉达服饰的人。除此之外，她还戴着硕大的蒂芙尼钻石耳钉，以及一条看起来很复古的钻石项链。（多年以后，我在会面中说起自己从未见她穿过两次相同的衣服。她皱了皱眉头说：“这是种病。”）不过，玛德琳的妆容却有点儿奇怪：唇膏一直涂到上唇上方，画出两个小小的尖角；眉毛则是两条棕色的细线，仿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影星。尽管妆容略显过时，她依然是个引人注目的美人。
这些问题我一个也没有解决，我也没有真正地——在我的无意识中——认为他对此负有责任。
我们约定的时间过去三十五分钟后，一位名叫维也纳的女子把我带到玛德琳办公室的内室——也是这片空间里为数不多被墙围着的房间之一。维也纳身穿迷你裙、黑色背心和黑白条纹裤袜（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柴郡猫一样），梳着一头麻绳辫，十分健谈，是公司里唯一神色欢快的女子。她走路时前后摆动布满文身的手臂，看起来特别悠然自得。她告诉我玛德琳以前吃过不少苦，到目前为止，她的职责就是让玛德琳保持振作。她谈起自己的老板时显得非常关心，一点儿也不怕她。
米尔奇博士提醒我，我拥有二十五年心理治疗师执业经验，曾在大学任教，还指导过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出现如此明显的反移情，意味着我与父亲的关系之中存在情感创伤，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太稳定。我向博士保证我与父亲的关系十分融洽，小时候也很高兴能去药店和他一起工作。
我正朝前台走去，另一名身穿名牌西服的男员工对我说：“祝你好运，你会用得上的。她要是冲你大喊，那只是她的说话方式。请不要弃船而去，我们已经快要沉没了。”
随后，米尔奇博士并没有手下留情，他说他要概括一下我在无意识中对父亲的感受。“他非常成功，聪明又受人喜爱，可是在你十几岁的时候，他开始失去理智。他随后做出一些古怪的事情，让你感到尴尬，比如错过免下车柜台，径直把车开进了餐馆。他还因为投资失败输光家产，使你和你的母亲一贫如洗。除此之外，你还欠了钱，高中时就得打两份工。他背叛了你、离开了你，还把你丢给一个无法应对现实的母亲。他等于是在说：‘你十四岁了，是时候挑起大梁来养家了。’”
一名身材瘦小的男子负责爬上梯子从架子上取下古董。他身穿阿玛尼西装和马甲，头发油光锃亮，梳理得特别服帖。梯子脚下，六名员工同时在索要各不相同的物品。梯子上的男子喊道：“安静点，伙计们！难道没人知道要怎么样乖乖排队等着吗？老天爷，真是一点修养也没有。”我后来得知，尺寸更大的古董都存放在楼上，由一名魁梧的黑人男子脖子上挂着的蜂鸣器控制进出——他是一名做各种木材抛光与修理的木匠，沉默寡言，永远穿一身斯坦利·科瓦尔斯基那样的白色紧身T恤，搭配背带裤或者迷彩裤。
我对此表示反驳，说父亲在我十几岁时得了脑癌，所以这一切错不在他。米尔奇博士举起手做了个“打住”的手势。他指出无意识从不在乎事实究竟如何。“无意识只知道遭遗弃的感受。”他强调无意识并不取决于实际情况（我的父亲罹患癌症，无法通过手术治疗，不久便去世了），而是会记住情感上受到的影响（我遭到遗弃）。我的无意识中早已刻下被迫挑起贫穷又破碎的家庭重担的恐惧。“玛德琳的父母因为去俄罗斯旅行而遗弃了她，在你与当年的玛德琳差不多大的年纪，你的父亲则因为死亡而遗弃了你。”我点头表示同意。
员工们像是被捅了蚂蚁窝的蚂蚁一样来回疯狂奔跑。操着东欧语言的男人们正把古董从巨大的木箱里搬出来，身穿名牌服饰、脚踩细高跟鞋的女人们拿着写字板在他们周围徘徊，记录有没有任何损坏情况。快递员则站在一旁等待签收。墙上顶天立地都是架子，上面摆着成百上千件古董，每一件上面都有一根绳子，系着一张巴掌大的淡褐色标签，正反两面密密麻麻都是细小的字。每当有人走过，运动探测器便红灯闪烁；要把一件物品从架子上拿下来，就必须按下按钮解除警报。墙上还固定着一架可以从房间一端滑到另一端的带滚轮的梯子。
米尔奇博士说：“现在你了解了这些以后，说说邓肯对你而言代表了什么？”
办公室的天花板很高，高耸的拱形窗户让整个房间充满了阳光。引人注目的硕大立柱分布在大约六千平方英尺的空间内。四周的墙由砖砌成，地板则是宽板硬木。
我思考了很久，终于领悟过来：“他代表了我父亲罹患脑癌以前一帆风顺时的模样。我希望重现那段时光。我被邓肯的轻松诙谐所吸引，因为那与我的父亲十分相像。”
她的办公室位于翠贝卡，建筑由厂房改造而成。大楼底层开着一家高档餐厅，其余四层都是她做古董生意的公司；她住在顶楼的套房内，屋顶还有一个巨大的花园。这栋建筑是她的祖母在1975年纽约市财政危机之际以极低的价格买下来的。护送我的保安通过对讲机报告我的到来。前台有人大声回应：“哦，是吉尔迪纳医生。谢天谢地！我们真是受够了。玛德琳正在办公室里接待客户，带她进来吧。”
他表示同意：“当你成为慈爱又成功的父亲眼中备受宠爱的女儿时，你希望能冻结住时间。”
玛德琳在一些圈子里小有名气，大家都知道，身为富二代的她虽然年纪轻轻，却经营着自己的古董生意。她常常开着深紫色的法拉利敞篷车在汉普顿急速飞驰，让不少人为此头疼。
我意识到自己扮演了一个希望取悦父亲的女儿的角色，不再是一个探究来访者问题成因且边界分明的心理治疗师。很明显，我应该早点儿来找米尔奇博士的。人无法独自克服过去的全部问题。我以为自己不需要帮助了，这一点显然大错特错。身为一名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意味着拥有丰富的阅历与智慧，但相应地，这也会使人滋生自满。
2. 女儿
很久以后，我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又发现了另一种联系。虽然女孩由父亲抚养长大不太常见，但我选择书写的每一位女性——劳拉、艾伦娜及玛德琳——基本上都是由父亲抚养成人。我直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对此感到无比震惊：我治疗过数千名女性，却在无意识中选择了这三个成长经历——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和我相似的女性。难怪我会感到和她们有共鸣。这是心理学家受无意识掌控却毫无察觉的一个完美例证。
一星期去曼哈顿待个一天，说到底算不上世上最糟糕的事情。
三十六天后，维也纳打来电话，在我们以往会面的时间段预约了下一次的会面。“老天，”她说，“我们真是痛不欲生。等你‘刀了’再和你细说。”（维也纳用法语口音说“到了”，她讲话时经常掺杂近似法语的词句。）“美好的翠贝卡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多了系统分析师、顾问、计算机专业人员，连墙壁都翻新过了。焕然一新！”
我勉为其难同意为玛德琳进行心理治疗，以六次为限——后来这六次会面变成了长达四年的心理治疗。
我抵达以后，玛德琳身穿阿玛尼服饰走进办公室，她的头发梳成法式麻花辫，耳朵上金色的宝格丽耳钉闪闪发光，眉毛和嘴唇都一如既往画着精美的妆容。她坐下后说道：“好吧，你说得对，忠言逆耳。我必须采取行动。我要是一听到什么可怕的事情就崩溃，那我九岁的时候就会被关进精神病院，穿着约束衣整天淌口水了。
我指出玛德琳住在纽约，邓肯说会支付我全天的工作费用，其中不仅包括来回的路费，还会安排一位司机接送我去拉瓜迪亚机场。他又一次连哄带骗地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关于凯伦的情况：她对古董的破坏，以及——用他的话来说——她对玛德琳的“限制令”。
“我大病了一场。简而言之，在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身上的每一个孔口都忙活个不停。不过我还是扛过来了，而且还列了一张待办事项清单。”随后，玛德琳拿出一本印有字母组合压花、缀有皮制蝴蝶结的粉色皮面笔记本，断断续续地大声念出上面写着的内容。“第一点。”她开始说道。玛德琳请来IT顾问，后者建议她创建一个所有员工都能访问的数字库存系统。此外，她找人设计了一个更加优化的网站，现在还从中国与匈牙利雇人为公司物色古董。“这里的所有人都必须进修，学会自己本来就他×的需要掌握的技能。”她说，“整个库房也正在重新编目。总之，我正在学习如何把工作委派给他人。”
第二天，我去家附近的咖啡馆时发现邓肯独自一人坐在四人座的卡座位置。他一定是找人跟踪了我。他咧嘴笑着，坐到了我的卡座里，说玛德琳因为焦虑症而日渐憔悴。她明明未满四十，却已经得过三次癌症，而且每次的癌症类型都不一样。除此之外，他说玛德琳的母亲夏洛特动不动就贬低她、跟她作对。“相信我，跟妻子夏洛特比起来，凯伦简直就是特蕾莎修女。”我由此猜想他确实知道——依然和他住在一起的——凯伦有多凶悍。（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女儿依然不被允许踏进家门。）
玛德琳说她厌倦了对别人缺乏信任。她和安东也厌倦了在办公室忙到半夜，而她那些收入不菲的助理却声称只有玛德琳真正了解这些产品，自己则跑去吃晚饭了。她说，现在他们要么学习，要么滚蛋。她以前之所以留住他们，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个怪物，担心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工作。“他们的薪资比任何一家博物馆的都要高，所以是时候开始他×的给我挣钱了。”
邓肯想让我为他的女儿玛德琳进行心理治疗。由于我已不再执业，因此表示会把同事介绍给他。他不断奉承我，说我对他帮助很大，继而以典型的谈判风格询问我怎样才会同意。我解释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因为我已经离开心理咨询行业，转而从事文学写作。他说：“想让多伦多所有书店的橱窗里都摆上你的各种书作吗？你也知道，只有靠植入广告的钱才能获得那些位置。”我表示拒绝后，他又尝试另一种办法：“想让我买一千本你的书送给别人吗？”这挺诱人的，但我还是回绝了他。
我点了点头正要开口，却被玛德琳打断。“吉尔迪纳医生，你说得已经够多的了。”她告诉我，“这次会面听我说吧。”
然而到了2004年，我当时正在写一本关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长篇小说《诱惑》，一通电话把我心理治疗退休后的生活猝然打断。打来电话的是邓肯·艾灵顿，我已经有六年没见过他了。
她接着念道：“第二点：我完全崩溃，喘得特别厉害，最后只好用纸袋子来帮助呼吸。我八年级时就学会这么做了。”她的嗓音变得嘶哑，但还是继续说了下去，“哦，对了，我跟安东说了我爱他。”（我很想知道他作何反应，但还是按捺住好奇心没有开口。）“还跟他说‘你最好也爱我’。他说他确实爱我。
三年后的2001年，五十出头的我经历了一次“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刻。我决定不再从事心理咨询业务，转而开始搞创意写作。二十五年来，我不断倾听他人的往事，是时候写下我自己的故事了。于是，我关闭办公室，退出各种心理咨询相关的组织协会，高高兴兴地在家中三楼的阁楼里写作。我就此写完《离瀑布太近》和两本续作：《瀑布以后》以及《回到陆上》。
“第三点：新生活。他搬进了我的住处。我跟父亲说我和安东恋爱了，另外，我不想听到‘他不适合你’之类的评价。我的类型就是开玛莎拉蒂的浑蛋，而安东平时骑自行车，还他×的读书，平时会给母亲寄钱。”（好在邓肯说只要玛德琳高兴，他就为她感到高兴。）
我只与他们进行了数次会面。在每一次的会面中，他们都更加固守各自的立场。二人对自身在问题中扮演的角色毫无自觉。他们要么其实并非真的需要帮助，要么就是不知道真正的亲密关系到底是什么模样，要么，就是我特别不擅长充当伴侣咨询师一职。也许是以上这些可能性的总和。我意识到，尽管我擅长给予来访者支持，但不管是哪种形式的调解，都不是我的强项。
所有出差飞行计划都已经恢复正常，玛德琳继续说，实际上，他们当周就有十三个航班要飞。不过，她说，她有时还是会哭着告诉安东千万别飞机失事。安东则会握住她的手，安慰说她不是怪物（并指出他走去星巴克的路上被杀的概率更高）。玛德琳还通知全体员工，虽然公司正全速发展，但大家还是要在她好转以前学会应对她的焦虑症状。她从来都不担心顾客——她永远知道要如何应付他们。
我试图重构这个局面，稍许缓和一下互不退让的气氛，然而这两个人似乎都特别享受这种争执。伴侣咨询陷入了僵局。我将这个案例总结为共生需求遭遇失败：邓肯拒绝向凯伦提供经济保障，而凯伦则拒绝向邓肯提供爱。然而，我不确定邓肯是否希望拥有真爱。他想要的是码头上那个身穿泳衣的梦中姑娘。他希望拥有自己逝去的青春。
她和安东带着一些梅森瓷器飞往棕榈滩时，她决定不去探望母亲。“我打算就按你说的做：按照母亲的付出给予相应的回报。她能做的无非是忘记去机场接我，或者说安东的坏话。我自己其实不在乎这些，但我想保护安东，他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真是不容易啊，罗密欧。”凯伦如此回答道，“你做个了断吧！到底选她还是选我？”她不肯退让。
玛德琳在我面前举起手，示意我“别开口”。“我知道你想说‘你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我正在为此努力，知道吗？”
男性主动提出参加伴侣心理治疗十分少见，不过，邓肯就是自己找来寻求帮助的。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独生女玛德琳不被允许回家，哪怕在圣诞节也不行，而凯伦的四个孩子则能够频繁前来探望。我看得出来，这让他感到很不高兴。唯有这件事情能够稍稍刺破他总是无懈可击的乐呵呵的外表。
她吃不下任何固体食物，奈尔欣达——常年照顾她的管家——因此为她准备了婴儿吃的辅食。“不过我会坚持下去的。恐惧可吓不倒我。我今天只能穿平底鞋，因为我双腿抖得特别厉害，像是穿着高跟鞋的初生牛犊。安东叫我别再穿高跟鞋了。他说看见我穿高跟鞋脚这么疼，觉得鞋跟不仅要把地板戳出洞来，还戳痛了他的心。”
下一次会面中，我一上来便询问邓肯和凯伦为什么会选择对方。我希望借此引出这段关系中的一些可取之处，让凯伦能够平静下来。我让邓肯先说，他说他们性生活非常和谐（凯伦对此翻了个白眼），在一起有很多乐趣，而且有不少共同的童年朋友。我指出凯伦似乎很生气时，他说：“哦，她只是说说而已。”接着他笑了，“你真应该见见夏洛特。”
终于，轮到我开口了。“我很抱歉在上一次会面时让你感到不知所措。”我充满歉意地说，“这是我的错。”
这对情侣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瘫倒在办公椅上。我明明说好不接受伴侣心理治疗，怎么还是让凯伦进来了呢？我到底是怎么了？
玛德琳用一种就事论事的冷漠语气表示不以为意。“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毕竟领略过高手有多可怕，而且毕生都不得不战斗。”接着，她笑盈盈地加了一句，“这成了我的强项。”
我试图对凯伦的谩骂加以干预，但她对我完全置之不理。人们刚来接受心理治疗时往往会先发泄各自的愤怒，等到之后的会面中才会真正进入治疗环节。于是，我任由她谴责。凯伦显然情绪十分不稳定，而且我怀疑她略有几分精神错乱。然而，邓肯在她恶毒的咆哮中显得镇定又亲昵，这一点也很不寻常。
玛德琳的声明完全符合布鲁斯·梅耶在《英雄：从赫拉克勒斯到超人》中对“英雄”的定义。他在书中写道：“简而言之，英雄主义就是故事之中生命的力量比死亡更强大的那个时刻。”
“总之，我不会给你钱，也不会跟你结婚。但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
玛德琳那天害怕极了，她腿颤抖得只能换上平底鞋。可是，她依然大步迈向战场。这是一个自出生以来不断遭受情感创伤却坚持继续生活的女人。她并非只上过一次战场、打过一场胜仗的成年人，而是一个每天都为自己的理智而抗争的小女孩，而她的敌人恰恰是自己的母亲。她必须把母亲吐在餐巾里的肉偷偷带出餐厅，为母亲的外遇打掩护，忍受母亲和初恋男友上床的背叛，而且明明瘦削无比却因为想好好吃一顿饭而被说成是肥猪。她孩提时希望获得母亲的关注，却被称为怪物。她还被父母连续数周遗弃在家独自生活。而且，她的父亲也帮不了她，因为父亲和她一样害怕。
“真是一只担惊受怕的小老鼠，你任由玛德琳——迷你版墨索里尼小姐——支配你的生活。”
她八岁的时候，有一天，邓肯在车上转过头对她说：“玛德琳，我们该怎么办啊？”玛德琳对夏洛特的恐惧中，有一部分来自邓肯自己对夏洛特的恐惧。她不仅要保护自己，还必须保护父亲。
“我给她钱是为了让她别来烦我。”
即便如此，玛德琳还是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她拒绝接受家族财产，而是将自己的信托基金支票捐给了癌症研究机构，她的父亲为此十分气恼。她的祖母把翠贝卡的房子和古董都留给了玛德琳，但除此之外，她全靠自己在打拼。玛德琳打造的宏大事业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祖母收藏的古董的价值。她没日没夜地工作，从没说过：“我那么有钱，没必要工作。我四十岁前就得了四次癌症，我觉得我需要休息。”如果这都不算英雄，那谁才算得上呢？
“你每个月都给她寄去一大笔钱。”凯伦说，“你既怕她，又依然爱着她。”
玛德琳情绪崩溃的那个星期——或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当我他×的发疯了的时候”——彻底改变了她。最重要的就是，她向安东告白了。二人自那以后关系一直很好；我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表示过任何担心或者犹疑。性、爱与亲密感，样样都有了。二人还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与职业道德。安东在与她恋爱之前早已是她的朋友，这一点也很有帮助。
邓肯转向我说：“好了，凯西，这下你知道我们的窘境了吧。我没有娶凯伦是因为我已经和夏洛特结了婚。而且她说得对，我就是个抠门的浑蛋。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一半财产分给夏洛特，所以才迟迟没有离婚。”
有一天，我走出玛德琳的办公室，刚坐上开往机场的豪华轿车，一名又高又瘦的英俊的金发男子敲了敲贴着防晒膜的车窗。他对我竖起大拇指，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摇下车窗（尽管在纽约，英俊的金发男子也有可能会朝人开枪），他对着渐渐驶离的轿车用口型默示：“我是安东。”他长得与巴雷什尼科夫相似，只是腿更长一些。玛德琳从未提过安东有多英俊，真是有她一贯的作风。我再次见到玛德琳时说起了这一幕。她嘲弄地看着我说：“我虽然有点儿神经质，但品位可不差。”
“瞎他×扯！”凯伦说，“我又没做什么犯法的事。”
玛德琳把情绪崩溃后的那些会面称为“天启过后”。在宗教术语中，“天启”说的是天堂突然显现并打开大门，展现其中不为人知的景象，以便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尘世间的种种现实。对玛德琳来说，在此之后一切也确实变得更容易了。我见证了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变化。
我很惊讶邓肯对于这些辱骂显得如此淡然。实际上，他竟然在凯伦愤怒声讨的时候始终保持微笑。我问他会如何应对凯伦的要求，他说：“嗯，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一年时间没让女儿回家了。我并不喜欢这么干。”
玛德琳和安东周日不再上班，而且会纯粹以休闲为目的去欧洲度假。他们还带着维也纳已经十几岁的儿子一起去阿斯彭滑雪。玛德琳与父亲也已经和解，父亲每个星期都会飞往纽约与她和安东共进晚餐。
“没错，你是给我买了马场，但那是在你的名下，而且你把一切都留给了玛德琳。你要是明天死了，我什么也得不到，除非你和我结婚或者把我写进遗嘱里。而且你那个无情的女儿不准再踏进家门，她以为那里是她用来存古董的房子，而我是个外人。她可真是太天真了。她今后再也不许踏进那间屋子！”
我每周远赴纽约，穿过丢弃着不再新鲜的冷冻鸡翅与成堆垃圾的街道，与玛德琳进行为时两个小时的会面，一晃已经过去四年多时间。如今我认得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当我发现自己辨别得出某些类型的骨瓷时，我意识到我在那里已经待得太久了。
“我上个星期刚刚给你买了三匹马和一个马场。”
心理治疗临近尾声的时候，尽管玛德琳的心理状态谈不上完美，但治疗师必须清楚意识到自己的大部分工作在何时应该告一段落。这跟养育孩子其实有点儿相似，家长必须知道“支持”与“依赖”之间的区别。我回顾我们一路走过的历程——尽管我在此期间犯了错误——我依然为我们的进展感到骄傲。玛德琳一如各种患有PTSD的前战俘一样，状态仍有可能反复。当她感到疲劳、压力大，面对触发点或是一些逆境时，她的症状——主要是沉迷于工作——就有可能再次出现。
“那又怎么样？”凯伦插嘴道，“那就给我一点儿钱，让我买些衣服、照顾我的马，而不是把那些钱花在各种无关紧要的日用品上。靠食品券为生的女人都比我自由。”
玛德琳与安东一起搭乘飞机出行，标志着她克服了自己最大的障碍。安东想带她去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还想带她见识他喜爱的其他俄罗斯景点。通过爱人的眼睛领略世界美景，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事情呢？
我被凯伦的所作所为吓了一跳。她说起自己大肆破坏的行径时自信到近乎自豪，就好像是战场上的拿破仑。如此杰出的男子为什么会选择这么野蛮的伴侣？在心理治疗中探讨这些问题还为时尚早，我于是询问二人破坏的严重程度，借此继续收集信息。邓肯用描述天气一般的平淡语气说道：“砸坏了好几百样东西。估价师说，那些藏品价值数百万元，其中一些已经在我家传了好几代人。实际上，这些东西都属于女儿玛德琳，我的母亲把它们都留给了她。只不过，她搬去曼哈顿时没有把这些都带走，而是留在了儿时的家——”
在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中，我正喝着超大杯脱脂无咖啡因拿铁，维也纳走进来搂着我哭了起来。“我们会想你的。”她啜泣着说。玛德琳以惯常的假正经姿态开玩笑说：“别担心，就我这种运气，她早晚会回来的。”
凯伦佯装吸了一口烟，然后吐露接下来的内容：“去年有一天，我终于受够了。我走遍所有房间，把他母亲和祖母的古董全都摔坏了。那个婊子养的女儿——抱歉我说话不好听——听说之后，飞回家报了警，还想要告我。她走进屋子时，我真心以为她要杀了我。我担心自己性命不保。”
富裕的人在大家看来什么都不缺，因此常常遭到误读或误判。一位杂志记者就曾将玛德琳形容为“生性傲慢”，因为她既不微笑也不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如果她并不富有，就会被描述为“害羞”。那名记者的猜想显然大错特错。玛德琳不与人产生眼神交流是因为她害怕任何形式的亲密或关注；她不微笑则是因为她的母亲曾经说她笑的时候像是一只“露着紫色牙龈跳舞的鬣狗”。
我让这对情侣描述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凯伦随即谩骂连篇。“邓肯这个小气鬼，一分钱都不肯花。”她说，“我住在一座占据一个街区的豪宅里，但大部分房间都关着门，因为他不肯开暖气，家具上也都盖着白色的盖布。整间屋子摇摇欲坠，但他既不肯整修，也不让我重新装修。所有陈设都出自他的前妻——确切地说，是他的现任妻子——夏洛特之手。那里就是一座陵墓，摆满了他母亲的古董，属于他那个在曼哈顿做古董生意的可恶女儿。你也许听说过她——玛德琳·艾灵顿。”我确实有所耳闻，因为各家报纸都刊登着她身为加拿大人如何在纽约干出了一番事业。
玛德琳是我的英雄。她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在自己家中遭到洗脑的战俘。她有一个看似体面实则自恋又精神变态的母亲。有时候，有夏洛特这样的母亲——在外体面，私下里却对自己的孩子十分残忍——比有一个明显精神错乱且众人皆知的家长更加艰难。至少在后一种情况下，孩子明白自己遭受虐待的原因不在自己。
邓肯与夏洛特育有一女——玛德琳——不过这些年来，夏洛特屡次出轨，并最终为了另一名男子离开了邓肯和女儿。后来，邓肯与凯伦重逢了，二人当时已年过六旬。他们如今未婚同居已有四年时间。
玛德琳置身于五星级的豪华监狱，被反复告知自己是个怪物，不仅娇生惯养，脾气暴躁，还又懒又胖。可她实际上非常漂亮，还是班长、网球冠军和学生会主席。我见到过她小时候的照片，照片里的她身着华丽的派对礼服，美丽如画。然而玛德琳一如所有的孩子，对母亲所描述的她深信不疑。当玛德琳偶尔指出自己的成就时，夏洛特就会说只有她知道玛德琳的真面目是怎样的一个怪物。
邓肯回老家后发现未婚妻已经与别人成婚，伤心极了。后来，他在马萨葡萄园岛拜访富有的表亲时，遇到了住在那里的一位名叫夏洛特的金发美女。失意的他很快与夏洛特结了婚，直到婚后才发现，新婚妻子家里很穷，而且是被母亲特意送去那里勾搭邓肯的。一旦她搭上这名生活优渥的年轻人，就打算让对方照顾她贫困的整家人。这一招很奏效。
夏洛特本能地知道如何从方方面面给女儿洗脑。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辛格（Margaret Singer）是洗脑研究领域的专家，她在著作《我们之中的邪教：与隐藏威胁的持续斗争》（Cults in Our Midst: The Continuing Fight Against Their Hidden Menace）中列出了洗脑的一些基本规则：
我在第一次会面中了解到，邓肯在高中时爱上凯伦，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前便与她订了婚。他一边伸手去拉她的手，一边亲切地笑着说：“不管是在我们那儿的别墅码头，还是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她都是最漂亮的那个姑娘。”不过，订婚之后没过多久，留在家乡郁郁寡欢的凯伦便仓促嫁给了另一名男子，最终因此落得身无分文，还多了四个年幼的孩子。她在接下来的困难时期屡次心理崩溃，还接受过休克治疗与住院治疗。她确实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身材瘦削，手指上都是尼古丁留下的烟渍，老烟枪的嗓音听起来疲惫又沙哑。
1. 不让其察觉现状并逐步对其心理上施加影响。
凯伦看起来像是华里丝·辛普森——温莎公爵在1936年为了与这位离异的美国女子结婚放弃了王位——深棕色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发髻。不过，七十一岁的她看起来并不像“花瓶妻子”。她身穿深蓝色的拉夫·劳伦运动衫和马裤（就是那种臀部两侧特别宽松的款式），明明已经年过七十，却在与心理治疗师初次见面时一身牛仔打扮，实属非同寻常。
玛德琳的母亲在和她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每天早上都叫她怪物。
不知怎的，我被他说服单独与他展开治疗，以便讨论他的这段关系。然而他来参加会面时，女友凯伦也跟着一起来了——不幸的是，他又说服了我同时见他们两个人。我看得出他为什么会成为如此成功的生意人：他富有说服力又不至于夸夸其谈。接着，在我将他们领进办公室前，邓肯乐呵呵地笑着叫我“凯西”，而不是吉尔迪纳医生。他让我想起我那来自美国的父亲。他同样是一位开朗、自信又友善的生意人，而且，他也会穿相同的花呢西装外套和上过浆的衬衫。
2. 系统性地使其感到无助。
1998年，当时七十岁的邓肯·艾灵顿致电寻求婚姻咨询。白人新教徒精英阶层出身的他来自多伦多最古老也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他的名字不仅被刻在了医院大楼的牌匾上，还频繁登上报纸的商业与社会版面。我告诉邓肯我不做婚姻咨询，他不依不饶地说：“正好，我其实也没有正式结婚。我跟人同居，虽然我爱她，但她真是脑袋有问题。”一名七十多岁的男子说同居者“脑袋有问题”，让我感到很不寻常。
所有孩子都非常无助，而母亲则十分全能，这是核心家庭所固有的权力结构。夏洛特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她那个掌管数百名员工的丈夫不得不和女儿一起躲到地下室去。
治疗中还会出现反移情，即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产生感情。这往往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而无意识的动机可谓是我们行为中最强大也最险恶的统治者。问题不单单在于最初的反移情；来访者通常也会注意到这一点，并由此学会操纵治疗师。当我无意间将自己对已故父亲的感情转移到比我年长二十五岁的玛德琳父亲身上时，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尽管邓肯只短暂接受过心理治疗，而且比他女儿早了好几年，但那次接触最终对玛德琳的心理治疗造成了影响，让我感到十分意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述玛德琳的故事以前，要交代与她父亲展开的短暂而又意义深远的心理治疗。
3. 群体操纵是一个包含奖励、惩罚与经验的系统，以此促进其学习群体所持有的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以及群体所认可的行为。
移情有好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单纯是指心理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强度。或者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其也可能更为复杂，好比我们将童年时就无意识中保留下来的情感重新定向。来访者可能会将自身对父母或其他权威人物的感情转移到心理治疗师身上。比如说，当我夸丹尼“英俊”时，他把童年时自己对寄宿学校里虐待过他——也曾夸他“英俊”——的牧师的愤怒转移到了我身上。丹尼和我都必须解决这样的移情。这一过程不仅使我们发现了他内心埋藏着的痛苦，还成了心理治疗顺利进行下去的关键。
玛德琳的家里有两种相互抗衡的意识形态。她的父亲代表真理、文明行为与社会契约的重要性。（然而，他的一个重大疏忽就是未能保护女儿免受掠夺成性的母亲的伤害。）母亲嘲笑父亲的条条框框，称他不滥交是“假正经”，说玛德琳没有和青少年时期的男友睡觉是“幼稚”的表现。与此同时，夏洛特将自己的心理变态行为形容为“有趣”，而邓肯符合道德的行为则“无聊又乏味”。相比之下，夏洛特更加冷酷无情，因此她的思想在家中占了上风。她要是去给情报机构工作，肯定也能将敌人成功洗脑。
我作为心理治疗师遇到的最后一位来访者，不仅成了最引人入胜的案例之一，无疑也是最异于传统的一位。（引人入胜和异于传统在我的生活中往往一起出现，这点着实让我感到惊讶。）玛德琳·艾灵顿是一位三十六岁的古董商，生活在曼哈顿。她在多伦多长大，母亲夏洛特心态怪异，父亲邓肯则喜怒无常。打来电话请我治疗玛德琳的是她父亲邓肯，六年前，他曾在我这里短暂接受过心理治疗。当我回顾我在这位父亲的案例中犯下的错误，及至在这位女儿的案例中所犯的错误时，我唯一的解释就是自己当时处于一种强大的亲代移情（parental transference）的掌控之中。
距离我上一次见玛德琳和邓肯已经分别过去了十四年和二十年。我一直通过各种杂志关注她公司的近况，有一次还看见一张夺目的照片，照片上的她身穿古驰及地长裙礼服，挽着身穿燕尾服的安东的手臂。杂志专栏里有关医院慈善舞会的那篇报道中，二人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1. 父亲
玛德琳在邮件沟通中告诉我，她依然和安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癌症没有复发，和父亲的关系也更紧密了。凯伦年事已高，不得不住进护理机构；玛德琳也因此得以重新踏入儿时的家。她已经学会原谅父亲未能在母亲与凯伦面前维护自己的过往，也对邓肯试图做出的各种弥补欣然表示接纳。
——格林兄弟《白雪公主》
虽然玛德琳的母亲和年轻时比起来温和许多（精神变态者年纪上去后往往会有所消停），但是她本质上并没有改变。精神变态者晚年时常常状况不佳，因为他们无法与人建立长久的人际关系——人类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夏洛特一度拥有美貌与金钱，还享受着丈夫的社会地位。然而她后来的同居伴侣杰克去世时身无分文，她也因为年纪增长、吸烟酗酒、日晒与缺乏锻炼而失去了美貌。不出所料，她现在突然想花更多时间陪伴女儿。玛德琳难以信任这种冷不丁冒出来的情谊，因此只尽一个孝顺女儿应尽的义务。玛德琳和她的父亲都给过夏洛特钱，但此后拒绝再给更多。他们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用玛德琳的话来说就是：“多亏了心理治疗和来电显示。”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