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么做有风险，但我还是继续说了下去：“丹尼，我认为你被频繁选为性虐待对象是因为你高大英俊。”我屏住呼吸。
有时候，一旦来访者开始了解无意识如何运作，认识到自己有权拥有个人边界，心理治疗的进展便会加快。出于这种考虑，我请丹尼和我一起回顾心理治疗第一年中发生的一起事件。他显得很迟疑。我说我需要他的许可。他勉强答应了，还喃喃地说：“天哪，我真是讨厌来这里。”我说我想重现那个时刻，而且我希望他——有权掌控自己世界的崭新丹尼——做出回应。他微微一笑说：“啊哦，这下我知道是要干什么了。”
他坐在椅子边缘，发际线上冒出了汗珠，“吉尔迪纳医生，请不要说我英俊，我认为这不关你的事，而且这么说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6. 解冻
“丹尼，我很抱歉说了这样的话。我不希望让你在心理治疗中有这样的感觉。我再也不会说了。”
我为丹尼感到高兴。这是他五岁——用克里语说“你好”（塔恩塞）结果被揍——以来第一次试图直接对自己的环境施加影响。我真想大喊：“大家注意，丹尼·莫里森要来了！”
他笑着说：“唉，原来是一句话就能化解的事情。真不敢相信我会因为这个中断会面。现在我明白了，是过去遭受的虐待让我害怕到颤抖。”（这是丹尼第一次使用“虐待”一词并承认其存在。）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丹尼向我汇报说：“我走进仓库时，果不其然，经理对着麦克风说：‘嗨，汤头。’接着，坐在装卸码头玻璃小屋里的他重又低头看向写字板。我走到窗前对他说，‘不要再用这个名字叫我了。’他抬起头，略显惊讶，随后吸了一口烟说：‘好的。抱歉啊，伙计。你今天开31号车。’然后就结束了。他一整个星期都没再这么叫我。多年以来，我每天都特别讨厌他这样跟我打招呼。”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说，“你都有权提出要求。你无须忍受你所说的‘颤抖’。”
“我认为他不会了。你身高六英尺半，肩膀宽厚，强壮得被大家称为‘起重机’，你不再是那个弱小的五岁孩子了。要是我搞错了，我们可以等事情真的发生了再来讨论如何应对。”
我把这次回顾形容为“英俊事件”后，他佯装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找得到词来形容。”
“要是他再这么叫我呢？”他反问我。
丹尼此前对性虐待的遭遇仅略有提及，但当我们解决了“汤头”和“英俊事件”后，他似乎更强大了。他开始明确自己的情感，意识到什么是自己的错、什么不是。他现在已经做好深入讨论性虐待经历的准备。
“就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你没必要长篇大论跟他解释原住民与白人之间的关系。”
后来，等到丹尼诉说完长期遭受虐待的可怕细节后，他显得不再那么困扰。这一事件最痛苦的地方在于，施虐者是一个真正帮助过他、喜欢过他的神父。这位神父带他去四健会俱乐部，俨然是个父亲般的人物。神父对丹尼说了很多关爱的话，还说丹尼很英俊，并把他抱在腿上搂着。这让一个孤独的七岁孩子感到特别开心。可后来，神父在未造成身体伤害的前提下对他施以性虐待（这就是让莉莉安坐在大腿上及我说的“英俊”一词成为触发点的原因）。
“他要是问我原因怎么办？”丹尼对交流中的这一部分特别纠结，他认为自己没有表露情感的权利。
来自基督教兄弟会的暴力性虐待对丹尼的伤害要小于善良神父的性虐待。遭遇野蛮的性虐待时，我们清楚“掠夺者”就是敌人，这一点明确无疑。然而对于丹尼来说，一个人既和蔼可亲又施加性虐待，会在情感上给他带来困惑。作为一名孤独的小男孩，他很享受神父的亲密与关爱，可是后来等到他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便对自己的参与感到内疚。他不仅失去了纯真，还遭到亲密朋友的背叛。从情感角度而言，知道敌人是谁对我们来说会更加容易面对。
“好极了。”
谈论过性虐待的经历以后，丹尼说他梳理了自己的情感，觉得现在能够把女儿抱在腿上了。对他来说，被拥抱和被抱在怀里，与违背意愿的性挑逗联系在了一起。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如此不解，因此索性避免与女儿有肢体接触。
他厉声说：“别这样叫我，伙计。”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性方面的创伤困扰。妻子去世后，他偶尔会有一夜情，但依然害怕真正的亲密关系。
他斜睨着眼睛看我。我建议他先排练一遍。他还没来得及反对，我便用带着些许傲慢的口吻说：“嗨，汤头。”
我们谈到如果能与妻子分享感受，他的婚姻会是什么模样。他甚至都无法克服尴尬，自然地搂住她。这种感觉有时是如此强烈，他被压抑得气都透不过来。作为顾家之人，他最喜爱做的就是开车：妻子和女儿坐在一旁，他则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他觉得这样的距离刚刚好。他还说，不管他出差去哪儿，每天晚上都会给家里打电话。他很珍惜这些通话。同样的，他在这样的距离下也感到很自在。
他看透了我的心思。“我想让你做一件小事：你去告诉码头经理，说你不希望他再叫你‘汤头’。你友好地跟他讲，有必要的话，再加上一点点恼火的语气。”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丹尼来会面时汇报说他去给妻女扫墓了。他试着吐露了一些过去没能说出口的话。“她们在世的时候我还太软弱，说不出那些话。”他说道。
“哦，天哪。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他微微笑着说道，“我真希望自己没有提这事。”
我说他其实很坚强。他对自己发誓永不喝酒，之后便一直信守诺言。五岁的他在寄宿学校用克里语向姐姐问好，继而因为这个“错误”遭到毒打，此后，他便再也没有在学校犯过任何“错误”。在我眼中，丹尼就是个英雄。哪怕是在寄宿学校，他还会通过照料动物和番茄设法改变自己身处的环境。他工作勤奋努力，这一特质也被货运公司老板看在眼里。尽管遭受了种种变故，他不仅想要活下去，而且还想成为最好的自己。没有人能够击垮他。
“丹尼，我们开展心理治疗已经三年多了，我不仅希望能改善你的过去，也希望你当下的生活变得更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丹尼开始更客观地看待自己。他在圣诞节收到一大笔奖金后不再感到困惑，正如他所说的：“嗯，我为公司付出了很多。不过我还是很感激。”
他点点头。
我问他其他人是否也收到了差不多的奖金，他说他既没有过问，也从未告诉任何人他收到了多少。他说：“这不是我的风格。”
“你的感情在成长环境中一直遭到忽视甚至扼杀，堪称是一场文化灭绝。政府也好，神父和修女也好，都试图把原住民变成白人。他们无法在达到这个目的的同时兼顾你的感受。他们的职责就是践踏你的感情。”
我开玩笑道：“这么说你现在有自己的风格啦？”（三年来的第三个笑话。）
“真的吗？”他半信半疑。
丹尼对工作很满意，还将其比作在平原上骑马：他孤身一人——这正是他所喜欢的——一边翻阅地图，一边把北美几乎跑了个遍。他俨然是个自己当家立业的现代游牧民，可以自由地任思绪发散，每次吃饭时还能看书。（他的皮夹克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破旧的平装书。）此外，他还非常善于探察环境，从没有一个强盗成功截获过他那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货物。他出色的探察本领不仅源自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早年经验，也得益于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患有PTSD的人始终保持高度警觉——由于见识过太多危险，故而会不断审察周围的环境。这就是PTSD如此令人不堪忍受的一部分原因。
“就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丹尼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我于是澄清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知道你不喜欢某件事情的话，都会注意的。”
第三年的心理治疗临近尾声，丹尼已经在情感上取得巨大进展。他任由自己去感受萦绕在心头的孤独和遗憾，不仅体会到对妻子的情感，对女儿的感受更是分外强烈。他已经学会如何对自己的周遭环境施加影响，而且，他还逐渐确立了自我价值意识。
“他要是问我为什么呢？”
如今丹尼已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解冻”，我们必须进入心理治疗的全新阶段。我们在这三年里展开的只能说是白人的心理治疗。这既帮助丹尼了解到自己的感受，也让他学会如何向他人表达这些感受，并最终确立个人边界。丹尼将这最后一项比作“在自己想要保护的神圣之物周围架设电栅栏”。我们已经达成目标。
“要知道，愤怒声名狼藉。”我斟词酌句说道，“愤怒是我们用来从无意识中搜寻伤心与痛苦的燃料，也是我们告诉他人自己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满的方式。叫你‘汤头’的人对你不敬，他自己却可能对此毫无察觉。等到他下次再叫你‘汤头’时，你直接告诉他：‘不要这么叫我。’除此以外，你无须向他做任何解释。”
不过，我不希望用白人的心理标准来衡量他的成功或评估他是否痊愈。我知道他还有更多事情要做，我也清楚自己需要得到更多建议才能帮助他。
“没有。他就是个自以为风趣的白人。”
我在接手这个案例的第一年中咨询过一位原住民疗愈师，他对我说：“印第安人必须成为印第安人，不然就会变得空洞。”三十年后，美国原住民作家汤米·奥兰治在小说《不复原乡》中写道：“他像个印第安人那样打扮、像个印第安人那样跳舞，这至关重要，哪怕只是在表演，哪怕他始终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印第安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外貌和举止都像个印第安人。”
“我同意，这个名字很侮辱人。”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去告诉他你不喜欢被这么称呼呢？”
我感到丹尼需要与他的文化重新建立联系，体会弗洛伊德式心理治疗中从未存在过的灵性疗愈。（我常常想，如果弗洛伊德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维也纳犹太人，接待的来访者也并非以犹太人为主，那么他的理论是否依然会被广泛采纳。如果弗洛伊德在咨询室里遇到的是原住民，他的精神分析过程会有多不一样？）
他说他不介意大家叫他“起重机”，因为很多人在工作中都有绰号，可“汤头”是“印第安人的蔑称”。
在与丹尼展开心理治疗的四年多时间里，我多次求助于原住民疗愈师和精神病学家。这些疗愈师既慷慨又耐心，我因此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如此热忱地给予我帮助——考虑到白人社会对摧毁原住民文化所做的一切——着实令我感到惊叹不已。我心里清楚，如果没有采取综合疗法，我便无法成功治愈丹尼。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丹尼失去女儿后感到悲伤实属正常，失去孩子的悲痛是最糟糕的一种。之后有一天，丹尼说：“侵入我大脑的不仅仅是悲伤，还有其他感受在暗中潜伏。”他在椅子上坐直身子，身体前倾，双手则放在膝盖上。我从他的肢体语言中看得出来，愤怒也开始渗入他的脑海。他再一次眯起眼睛：“我有件事要一吐为快。有个同事——装卸码头的经理——会叫我‘汤头’，我不喜欢这个称呼。”
我对这最后一段历程的成功持审慎乐观态度是有原因的。白人花了数百年时间千方百计消灭原住民文化却未果。丹尼就是这段历史的化身。他留着长长的辫子——这是他对自己原住民身份做出的显而易见的公开声明。他在白人学校念书及至后来为白人工作，那么多年以来，他依然会有原住民式的梦境，在梦中，动物会对他说话。在那个灵性世界，他得到过狼的帮助，还在森林中从一只得了白化病的潜鸟那里收到一颗硕大的鸟蛋。（在此后的二十年间，我遇到的其他原住民来访者也拥有相似的灵性动物之梦，其与白人的梦境有着显著区别。）
我让他展开说一说，他于是描述起自己晚上端详莉莉安照片的情形。“我感觉到了一些东西。虽然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但我感觉到胸膛里心往下沉。我真想挨着她一起坐在沙发上。”
显然，丹尼应该考虑重新找回他所说的“印第安人身份”。可是，他自诩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对揭开旧伤疤也持有无可非议的谨慎态度。他即将踏上的这条道路并不平坦。
“是啊，但现在开始渗漏了。垫圈漏水了吧，我想。”
7. 林木线以北
“你没有任何感受。为了不让炽热的熔岩在你的脑内爆发，你索性堵住了火山。不然你要么发疯，要么变成酒鬼，你会像你父亲那样靠酗酒发泄内心的愤怒。你经历了这一切，以及大多数原住民遭遇的寄宿学校种族灭绝事件，你必须设法去应对。你之所以选择了一条破坏性最小的道路，是因为你拥有巨大的个人力量。你把感情的水龙头关上了。”
丹尼与他的传统建立联系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家庭成员。我认为，他在家人的帮助之下可以接触到更广袤的文化传统。丹尼说起打算加班多少时间的时候，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出现了。我问他既然已经积累了那么多加班费和奖金，为什么还要加班。“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他说，“而且我不介意。”
“没有。”
“你从来不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吗？”
我指出“固执”一词略显贬义。“你为什么不说：‘是的，我坚强又执着，经历了这么多依然没有倒下’？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我难得会跟其他司机一起出去。但他们只是去酒吧喝酒。”
“我很固执。”他回答道，“母亲在我小时候这么形容过我。”
“他们之中有没有原住民？”
“你坚持不喝酒这点挺耐人寻味的。”我试探着说。
“没有。”
由于丹尼和父母的关系不佳，他也没有回到保留地去。他滴酒不沾，这一点在有些人看来很奇怪。
“你会和原住民打交道吗？”
他当时没考虑过上大学，他说那是因为没有钱。“而且，那是给白人念的。我受够了白人的世界。”
“我要是去温尼伯，就经常去一些酒吧寻找姐姐。但说实话，那里不适合我。”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事情发生时我年纪其实特别小。”丹尼说，“我还在十六岁到十八岁期间自愿回到那里念完高中，真是疯了。我当时想，‘宁可跟熟悉的魔鬼打交道’。”
“什么不适合？当一个原住民？”
我说这对于他的无意识来说无关紧要，被遗弃的感受依然会存在于其中。“无意识不会推究原因，它只知道你是个孤零零的五岁小孩，和莉莉安一样大。”
丹尼看透了我的心思，轻轻地说：“我想那是寄宿学校害的。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在学校里告解的时候，我要是没有罪过可提，便会忏悔说自己是个印第安人。”
“我的父母并不想遗弃我。”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丹尼说他为了挣双倍工资载着一车货物穿越落基山脉。
“被遗弃的男孩。”我补充道。
“你开车送货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顺便去你家所在的保留地看看？”我问道。
“孤独的男孩。”
“顺便？”他略显鄙夷地看着我，“开车到不了那里。我得先坐飞机北上，然后搭乘越野飞机，接下来还要花半天时间乘全地形车穿过冰面。”
“你有没有看见拥有这双眼睛的那个悲伤的男孩呢？”
“我敢肯定，你要是向公司老板提出，他会帮你出钱的。”
“我有点儿缓过来了。我有时会为莉莉安感到难过，甚至都不想看到她的照片。她有一双我这样的悲伤的眼睛。”
“我有这个钱。我就是不想去。”
“你现在明白了吗？”
随后，我问起他父亲与弟弟们的具体情况。丹尼估计他的父亲已经六十多岁。至于那两个弟弟，他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出生时他已经去寄宿学校了。
“嗯。但我之前也不明白。”
“那罗丝呢？”
“所以说，她对你的遭遇一无所知？”
“我还是会去温尼伯打听她的下落。她现在应该四十五岁了，可能已经死了——遭人谋杀。我已经跑了三趟警察局。”
“嗯，但我只说那是公立寄宿学校。”
“警察不关心吗？”我问道。
“她知道寄宿学校的事情吗？”
“这世上没人关心。”
“没有。我会直接离开，等到她的愤怒——或者可能只是沮丧——平息之后再回家。”
“你会关心。”
“你有没有和妻子吵过架？”
他点了点头。我第一次见他眼眶湿润。之后，我们默默地坐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开着卡车连续奔波数周时便感觉松一口气，那种时候没有人会向我索取我无法给予的东西。”
圣诞假期前不久，我再次提出去探望家人的主意。可丹尼依然很抗拒。“我感觉自己有所好转，不想冒再次失去自我或遭冻结的风险。”他说，“北面那么冷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说得有道理：他的根基还没有打稳，也许，应该等到状态更加稳定之后再回保留地。他比我更清楚这一点。
“我知道你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对此有什么感受，但被视为不负责任的家长肯定让你无意识中感到委屈又愤怒。这样的看法有点儿侮辱人，毕竟，你们只是育儿方式有别罢了。”丹尼什么也没有说，我于是接着说道，“难怪你们会渐渐产生隔阂。”
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丹尼走进我的办公室坐下之后说道：“嗯，我去看老头子和弟弟了。”
接着，我们默默坐了一会儿。后来他说：“我在想，我要是接受了这样的心理治疗，生活里没有贝莉特，莉莉安和我其实可以融洽相处。她像我，安静又认真。我觉得贝莉特认为我是个坏家长。她甚至不希望莉莉安和我单独待在一起。她觉得我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
丹尼向来知道如何挑选时机。尽管反对我的建议，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回了一次老家。他描述自己如何坐直升机抵达，然后搭乘当地治安官的便车回家——后者当时刚好去一家诊所取药。“他是印第安人，问我在保留地的家人叫什么。我报出父亲和弟弟的名字后他并没有说什么‘哦，对，他是捕猎老手之一，现在年纪大了，他还会说克里语’——完全没有，”他停顿了一下，“这不是个好兆头。”汽车驶出几公里路，四十二岁的丹尼回想起来，自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后，他差不多有二十年没见过父亲了。“我记忆中的他依然是二十多岁，整天都在捕猎，然而现在，他已经是个老头子了。”
我问丹尼他们看到女儿带着一个辫子齐腰的原住民男子回家是否惊讶。丹尼说：“我觉得他们认为加拿大人都长这样。”我觉得特别好笑，于是和他都笑了起来。（心理治疗两年多来的第二个笑话。）
丹尼说这个定居点十分贫瘠，中央有一座砖砌的现代式学校，周围则是一些弱不禁风的木隔板搭成的房屋。治安官直接把他送到了家门口。他家的屋子外墙斑驳，门上没有把手，空着的把手洞眼里塞着报纸防寒。“我不知道是该敲门，还是拿出当儿子的样子直接走进去。”他回忆道。
我于是问起贝莉特的父母。丹尼告诉我，他们住在挪威的农场上，就在他们儿子家的农场旁边。不过，丹尼和他们只见过一面。他说：“他们都跟她一样，善良热心，脚踏实地，干起活来特别卖命。贝莉特的父母几乎不会说英语，即便他们会说，我也听不明白。”
敲门之后他内心感到迟疑，担心这次回家探望是个糟糕的主意。丹尼进门后，只见父亲躺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
他摇摇头。当我问起他的朋友时，他说：“我独来独往。”
“他看起来特别苍老，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他的脸又肿又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布满了痤疮印子。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他有任何皮肤问题。”丹尼说，“他以前是个高大瘦削的捕兽人，身形和我很像，但现在身高缩了一截，还挺着个巨大的肚子，看起来像是一张被横着撑开了的兽皮。”父亲一开始没有认出丹尼，接着他又看了两眼才说：“谁叫你回来的？看来我的病已经没药救了。”
“贝莉特有没有见过你的父母？”
丹尼说他之前在温尼伯，因此决定北上跑一趟。“他只是疑惑地看着我，接着说，‘真没想到你还留着辫子。’我没理他，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想说我是个‘苹果’——外面红、里面白。”这似乎很不公平。丹尼的父亲肯定知道，在那个年代留着长辫要融入白人社会有多么困难。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丹尼注意到屋子里乱糟糟的，地上还有威士忌酒瓶。父亲说：“听说你去温尼伯找罗丝了。”
“我自己当时也不知道。我尽量避免发火，感觉自己像块木头。我现在说起这个才有所察觉。”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一直没有找到她。”
“你为什么不告诉她？”
“没有人找到过。”
“她不知道。”
父亲英语水平有限，但还是勉强能沟通。丹尼问起弟弟们时，父亲扬起手，指了指四周的啤酒箱。“他们在这里找不到工作。”他说，“你要是不属于部落政府的一员，就没人会开后门给你介绍一份在学校看门的工作，没有什么可做的。不过他们还是和我住在一块儿。”丹尼感到父亲是在暗示弟弟们始终非常忠诚，丹尼则不。父亲见他注意到屋子里的凌乱模样后说：“得靠你母亲打理。”说完便打开了电视。
我问他贝莉特是否知道原住民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差异——即他们在管理愤怒、解决冲突与克制情绪方面有不同看法——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多管他人闲事，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我们在屋里坐了大约一小时。”丹尼回忆说，“我看得出他希望我离开，这样他就能去喝酒了。但我没地方可去，我在那里谁也不认识。最后我跑出去买烟，回来发现他已经喝上了。”丹尼的弟弟们回来后也开始喝酒。“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就是开着雪地摩托车在保留地四处收集空酒瓶，然后送去回收站——尽管这块保留地按理说禁止饮酒。”
“我在她摔伤的时候没有理会，觉得她会自己爬起来。可贝莉特却表现得像是世界末日一样，认为所有人都会号啕大哭。”
“你的弟弟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他们长得像你吗？”我问道。
“你只是想模仿或遵循你父母在你小时候的养育方式，让莉莉安根据自己的节奏去了解事物。”
“他们把头发给剃了，眼睛与我母亲的相似。他们长得有点儿像因纽特人，但有着克里人的身形。罗丝和我长得更像父亲。他们和我握了握手，接着就开始喝啤酒、看电视。他们看到我一点也不惊讶，而且也没有显得特别好奇。”
丹尼点点头。“从白人的角度而言是的。她总是会教莉莉安各种东西，一刻也不停歇。我希望她不要一直管着孩子。莉莉安和我在车上时可以几个小时都一言不发，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贝莉特在的时候就常常说一些‘牛’啊、‘马’啊、‘车’啊之类的单词，希望莉莉安能记住。在印第安人看来，这就是在瞎管。”
“真的吗？这可是没见过几面的亲哥哥啊。”
“贝莉特是个好母亲吗？”
“我并不介意。原住民就是这样，不会大惊小怪或者多管闲事。”
“我在森林里无路可走，大家却指望我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
丹尼一反常态，站起身开始踱步。他最后说道：“我在那间屋子里感受到了愤怒。他们喝得越多，怒气就越重。喝醉后，他们的朋友也来了，于是他们开始向朋友说我的坏话。他们说这是在‘开涮’，说我是匹独狼，从来没上过床——诸如此类。他们还说我跑回家纯粹是想要看着父亲去死，然而我像白人一样来早了。所有人听了那个笑话都哈哈大笑。”
“你遭到性虐待，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得到过父母的照顾，可大家却期望你知道怎么做。”
“你父亲病得很重吗？”
“她更像我。她长得像我，安静又害羞，喜欢在一旁默默看着别人。日托中心的人很担心，说她不跟其他人一起玩，不过我觉得她不要紧。她在自己房间里玩洋娃娃和玩具时挺高兴的。我有时会跟她一起坐在地板上，我觉得我们……”丹尼犹豫了一下，“我说得上来的就是，共享着一片舒适的空间。”他的脸上再次露出像是在躲避耀眼阳光的那种表情，最后说道，“贝莉特希望我把莉莉安抱到腿上来，但我觉得这么做很不自在，尤其是因为我和她差不多大的时候遭遇了那样的事情。”
“嗯，把我从越野飞机那里送回家的治安官跟我交代了基本情况。父亲患有胰腺炎、肝硬化，还有肝癌之类的毛病。反正他早晚会把自己喝死。”
“那莉莉安呢？”
“你家里人没有说起过这件事情？”
“既内疚又愤怒吧。我知道她想要什么，也知道这是她应得的。可我就是给不了，于是我开始躲她。”
“他们只是开玩笑说我来早了。”
“为什么？”
我并没有忘记这次灾难性的旅行是我提的建议。
他点点头。“我和她的亲密程度一直都跟在医院里认识那会儿差不多。她说我们之间隔着一堵砖墙。我其实心里清楚，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后来连跟她共处一室都让我觉得不自在。”
“我父亲就躺在沙发上喝酒，他们奚落我的时候，他就在一旁跟着笑。我看得出来，弟弟们因为想要得到他的称许而开始变本加厉。我感觉要出事情。”丹尼严肃地说。他最后决定离开，于是给当地警察打了电话，后者让他搭车去小机场过夜。
“比如亲密感？”
“我知道他们认为我选择离开显得特别像个白人。我没有留下来用破啤酒瓶跟他们干架：在他们看来，那样才算是真正的印第安人。我觉得他们还做着毒品贩卖的勾当，因为不断会有人上门找我弟弟去卧室谈话，随后没多久便又离开。令人难过的是……”丹尼顿了顿，“嗯，我猜难过的事情还不少。”他沉默了好久之后继续说道，“我的弟弟们觉得酗酒打架才是印第安人。我注意到他们剃光了的头上布满疤痕，看起来就像贴满售价标签的公海象。”
“我不知道。”（十五分钟的沉默。）“她是个好女人，从不撒谎也不会出轨，工作特别努力。”（又是一阵沉默。）“之后我们慢慢有了隔阂。她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我给不了。”
“更令人难过的是，你的父亲其实心里很清楚，他知道真正的印第安人并非如此。你觉得他对你的探访作何感想？我是说，深埋在所有这些酒精与痛苦之下的想法？”
“你爱贝莉特吗？”
“他是不是还记得我和罗丝还有母亲在森林里的幸福日子？我不知道。他现在住的地方乱糟糟的。但我还记得他在营地生活时一切都井井有条。他把每一把刀都磨得特别锋利，还会按照大小排列整齐。那里有剥皮晒皮的区域，有放置狗粮和挽具的区域，每一样东西都会归置妥当。他没日没夜地干活，只有在定居点卖出兽皮时才会喝酒，一年半载来上一次，而且都是一个晚上就结束了的。”
“她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我在温尼伯的一间酒吧跟人打架，最后住进了她当班的病房。我把那儿的酒吧都跑了个遍，想要找到姐姐。有个家伙说了罗丝的坏话，我就跟他吵了起来。他用刀划破了我的肚子。”丹尼说，“我包扎好伤口回到安大略省，第二天就回去工作了，可后来我的伤口受到感染，于是在多伦多的重症监护室待了一段时间。”护士名叫贝莉特，三十五岁左右，和丹尼一样都喜欢悬疑小说。“她说她不喜欢话多的人，我说那你是找对人了。她怀孕后想要结婚，我答应了。之后我们便有了女儿莉莉安。”
“他是不是觉得让你看到他现在的模样很丢脸？”我问道。
挪威。没开玩笑吧？我真好奇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我觉得他已经喝得稀里糊涂的了。”他犹豫了一下，“嗯，也许在内心深处，他只是不希望我当面对他‘评头论足’。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丹尼踌躇地看向窗外，“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失去了土地、失去了生计，又失去了妻子，孩子之中也有两个再也没有回家，他的尊严一去不复返。他认为现在再做改变已经太迟。我觉得他已经喝得脑子都不清楚了。”
“她来自挪威。”
丹尼拖着身子走到我的办公室门口，他走路时双腿僵硬，脚上的靴子仿佛无比沉重。他把手搭在门把手上说：“他们想把他变成白人，但没有成功。不过，他们还是夺走了他的印第安人身份。他现在只是个把脑子都喝傻了的黄胖子。他们击垮了他。”我听着丹尼缓缓地走下楼，靴子与台阶摩擦着发出的声音听起来特别苍老。
终于，在我们开展心理治疗的第三年，丹尼提到了去世的妻子。我虽然想立即追问下去，但还是克制住自己，从一数到了一百。
丹尼描述的情况其实就是代际创伤（intergenerational trauma）。几十年后，随着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不断发声讲述各自的故事，这个术语也变得越来越为人所知。这一创伤在莫里森家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丹尼和罗丝被带去寄宿学校，远离了自己的家庭与文化，之后又在心理与生理上遭受创伤，甚至遭到性虐待。而他们父母这一辈人则因为孩子遭绑架而悲痛欲绝。他们既失去了土地与生计又失去了孩子，因此开始酗酒，成为会出口伤人的酒鬼。丹尼的两个弟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他们不仅同样染上酒瘾，而且对将来如何好好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无所知。
“我不是白人。这我知道。”接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的妻子是白人。”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丹尼头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抑郁情绪。“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让我能够重新体会到自己的情感，我几乎都忘了当初为什么要摆脱它们。”他说，“那些感受太痛苦了。过去这一周，我不断遭到回忆的轮番轰炸。”他用那双操作起重机的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我既没有故乡也没有身份，既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白人，既不是父亲也不是丈夫。我的弟弟们至少还有彼此和父亲——或者说，父亲的躯壳。他们知道自己是原住民。我有时觉得活下去根本没有意义。”他说这番话时情绪如此激烈，向来内敛的丹尼·莫里森是在以此呼救。我担心他会产生自杀的念头。
“你不是吗？”我看着这个编着长辫子的男子。
在我与丹尼展开心理治疗期间，按当时《加拿大百科全书》的数据，加拿大原住民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自杀率的六倍。（在北方的某些地区，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全国平均自杀率的二十五倍；而因纽特青年的自杀率则高达四十倍。）我很清楚，这并非空洞的威胁。
“我不知道，至少她还算得上是个印第安人。”
治疗人格解体——即一个人失去所有同一性的情况——的一大风险，是当这个人重新找到自我认同感之后发生的事情。其虽然重新体会到自己的真实感受，但同时也会重新感觉被困在了当初带来剧烈痛苦的煎熬环境之中。对丹尼来说，“冻结”的感觉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防御机制。他确实无法感到悲伤或快乐，但他生活一切正常，并没有因为失去妻女而沉沦。在货运公司工作的几十年里，他从未请过一天假，而且还是位优秀员工；他存有积蓄，没有对任何东西成瘾，也并没有察觉到任何抑郁情绪。我是不是不应该打破这种平衡？
“我想，你来多伦多是件好事。”
我在执业期间犯过不少错误，可是，我并不认为建议丹尼回老家是其中之一——不管到头来是多么令人难过。丹尼必须面对他家人的遭遇，一如他必须面对自身的问题。他一直回避父亲，而回避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好处。无论过程有多么悲伤，他至少能因此拥有一段和父亲有关的回忆。
“罗丝一直往家里跑，希望那两个酒鬼会疼爱她。”丹尼说，指的是他们的父母，“她始终没有放弃，我则早早断了那个念头。她被他们带坏了，变得跟他们一样。她和两个弟弟后来也加入了酗酒的行列。母亲去世后，罗丝便和父亲一起生活。自从她跑去温尼伯，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丹尼的前路确实崎岖不平。他后来抑郁得卧床不起，甚至都没有打电话给公司请病假，也没有在和我约定的会面中出现。他的老板也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出勤率变得很不稳定，向来一丝不苟的他看起来失魂落魄。当老板询问丹尼是否向我寻求帮助时，他阴沉地笑了笑。我听了十分担心，因此致电丹尼的家庭医生，请他为丹尼开抗抑郁药。（心理治疗师虽然拥有博士学位，但并非医学博士，所以无法开具处方。）货运公司老板则前去丹尼的住处，建议他当着自己的面服药。两星期以后，我忧心忡忡地催促丹尼的老板，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亲自把他带来。
“那个对你关心备至又无比开朗的可爱姑娘后来发生了什么？”
最后，丹尼凭借自己的力量前来会面。抗抑郁药物开始起作用，现在他至少可以四处走动了。他无精打采地靠在椅子上，只说了一件事：“我从来没有直面过任何事情。”
当时，大量原住民女性失踪或遭谋杀的报道尚未见诸报端，要等到四十年以后，我们才会了解到警方在这些失踪案件中的不作为。（加拿大统计局在2017年表示，原住民女性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女性的三倍。）
“真的吗？”我说，“你患有情况复杂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我把精神科医生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书作《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拿给他，接着举起手指列举书中提到的每一条特点：
丹尼告诉我，他的姐姐罗丝在温尼伯失踪已经有十多年了。
1. 在缺乏照管与庇护的环境中长大。
“我告诉他我失去了妻女。他说，‘不容易啊，是不是？’接着他问我有没有罗丝的消息。”
“你在寄宿学校长大，没有人爱你，也没有人照顾你。你受冻挨饿，周围的孩子则接连去世。”
“你打给他时，他说了什么？”
2. 存在无力感与无助感。
“十八年前，在我母亲的葬礼上。”
“没有人能帮助你，你也找不到人求助。等你回到家，母亲却说那些神父——也就是对你施加性虐待的人——是好人。”
“你上一次和他说话是什么时候？”我问道，依然感到很震惊。
3. 在社会、心理与法律层面处于从属地位。
我非常惊讶。丹尼一如既往地在按照自己的方式与节奏行事。
“白人依照法律将你从父母身边带走，你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被锁在寄宿学校。当你向父母求助时，他们却说你站在了敌人的那一边。”
心理治疗进入第三年，丹尼显得轻松了一点。他依然会在办公室前来回踱步半个小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但他的脚步听起来不再如此沉重。在他从父亲的立场发表那番假想中的真实感言的一星期后，他不经意地说道：“我这星期给父亲打电话了。”
4. 受到种族歧视。
5. 悲痛渗出
“你因为用克里语‘塔恩塞’向姐姐问好而遭毒打，至今依然拥有生理与心理上的伤痕。你被告知原住民是坏人，还被分配到一个号码而非名字。你的人格被剥夺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你在告解时为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忏悔。”
那天丹尼离开的时候，我感觉我们的心理治疗已经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他非但没有紧锁自己的各种感受，还能够想象父亲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与我分享。
5. 无家可归，极度贫困。
我眨着眼睛不让眼泪落下。他的独白完美地刻画出他的父亲乃至家庭经历的钝重痛苦。不幸的是，当父亲用醉酒后的话语刺痛他的内心时，他还太小，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这么说。
“你不得不在学校工作，即便如此也依然只能维持生计。而在家里，你父母靠救济金生活。他们虽然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北方极其昂贵的食物，却有钱去买酒喝。”
我再次点点头，终于有所了解。丹尼接着说了下去，情绪很激动，“你看不起我喝酒、没有工作，连只老鼠都捉不住。你的弟弟们不会把我看作是个骄傲的猎手，不知道我收集来的毛皮比定居点里的其他人都要多。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独自在桌前打牌的醉汉，一个沦落到打好老婆的男人。白人夺走了我的生计、孩子和尊严，你却觉得他们的牧牛奖牌了不起？”
6. 在生活中不断遭受人际侵害（interpersonal victimization），其中包括儿童时期遭受的虐待以及其他身体暴力。
丹尼出人意料地做到了。他装作是自己的父亲，声音更低沉，语速也更慢：“内括西斯，他们把你从我们身边带走，说我们是野蛮人，还说‘只有死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可你依然喜欢他们的小玩意儿，还说是‘奖赏’。这些仇敌让我们如此痛苦，你却把他们奉为神明？他们把你从我们身边偷走了啊。”丹尼停顿了一下，我点了点头，他继续说，“务农？那算什么？把动物关在谷仓里，再一排一排地种蔬菜。这不是技能，而是买卖。诱捕需要全心投入，每时每刻都要动脑子。你必须知道你要捕捉的猎物在想些什么，而不是把它们关起来养大了再吃掉。而且你对打猎毫无兴趣，认为那是野蛮人才会做的事情。你觉得我们脚下的泥地和没有自来水的生活配不上你。”
“那个对你关爱有加的人在你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性骚扰你。而那些没那么友善的人则以极其暴力的方式对你施以性虐待。你酗酒的父母不仅说你是投奔白人的叛徒，还嘲笑你获得的四健会奖牌。”
我让他想象，要是他父亲没有喝醉、没有嘲笑或羞辱他并且能直抒胸臆的话，会说些什么。“你就当作是你的父亲，跟我说说看吧。”我恳求他，“我真的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回答。”
我把书往桌上一扔。“这份清单上甚至都还没提到你妻女的去世。你说你从未直面过任何事情？你明明极其英勇地直面自己的心魔并获得了胜利。诚然，你曾经封闭了一部分情感，而我们已经凿开这座冰山，让你的心灵逐渐解冻。与此同时，让我们来看看你没有做的是哪些事情。酒精是罹患这种疾病的人首选的成瘾物品。它能消除痛苦，麻木人的神经，让人毕生遭受打骂与虐待所郁积的愤怒得到些许释放。可是，你从未沾过一滴酒。”
他朝我扬了扬手，示意我说下去，但我没有开口。他最后说：“你就直说吧。”我们都笑了。就像我能察觉他有心事一样，他也察觉得到我什么时候缺乏耐心。
我继续说道：“你说你永远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经历你目睹自己父亲喝醉时的感受。可悲的是，许多遭受过性虐待的寄宿学校受害者后来都成了生活中性虐待与暴力的施虐者，因为他们对此之外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你在学校里也是这么被‘养育成人’的，可是，你却从未做过那些事情。你生怕自己犯下错误，甚至都不让女儿坐在你的腿上。”
我对丹尼说：“看看你，既获得了数学奖、科学奖、优秀学生奖，还凭借自己的畜牧技能获得省级四健会奖牌。然而，你却遭到家人的贬低，难怪你无法感受或表现出任何情绪。当你在生活的每个领域都面临攻击，自然会变得疏离。这是你仅有的应对方式。”
接着，我提到了丹尼的姐姐。“你从未像其他人那样放弃寻找她。你唯一一次与人起争执——遇到卡车劫匪之外——就是因为对方诽谤你姐姐。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第一民族的布兰特博士公开批评原住民的唯一方面，针对的就是他们抑制愤怒的习惯。他说原住民不会用愤怒来教导孩子，而是通过戏弄、羞辱和奚落等非对抗性的方式使愤怒一点一点流露出来。他在一篇学术文章中写道：“羞辱和戏弄成了所失去的特权的替代品，而父母的愤怒则会侵蚀孩子的自尊心，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类似情况时便会产生强烈的耻辱感。”他说，那是因为受到欺负的孩子难以搞清楚规则及如何应对戏弄和嘲笑。孩子可能会退避，在社交中变得害羞，还会感到羞耻甚或恐惧。
“你有一份工作，之后还成了公司里最优秀的司机。你存得下钱，还跟一位心地善良的女人结婚并用心经营婚姻。你从未对她动手或做过任何你所遭受的事情。你亲身经历了一场未遂的文化灭绝，却拒绝将恐惧传给下一代人。你如此坚强勇敢，无论遭遇什么，你都坚持了下来。
沉默了许久后他继续说道：“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我把白人文化和印第安人文化搞混了。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在白人社会待得太久了。”十三岁左右的时候，他把自己在省级四健会比赛中获得的那些奖牌拿给父亲看。丹尼放低声音，“他嘲笑我。”他的声音轻得像是耳语，“他醉醺醺地戏弄我，发出牛一样的哞哞声，还问我的玉米秆是不是都排成了一排。我的母亲哈哈大笑，罗丝则一脸茫然。那是我与家人分享的最后一件事情。”
“战场上的英雄经受的都没你多。他们凭借某一天的一桩英勇之举获得荣誉勋章。而你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各条战线上抗争，还都取得了胜利！所以永远不要说什么‘我从未直面过任何事情’！”
丹尼一边描述他们的落魄生活一边揉搓着双手，仿佛是要磨去不愉快的回忆。他还会如同直视太阳一般眯起双眼，像是要遮住他脑海里浮现的画面。
我知道自己脾气不好，还常常把这归结于我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血统。我说完这一大通抨击之辞后才意识到自己不仅抬高了声音还忘记了时间，做了一件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我说得太久，超时了。不过我确实感到无比愤慨：丹尼明明是一位心理意义上的英雄，他自己却对此毫无头绪。
接着，丹尼十分少见地动情诉说起父母在他年幼时会如何整日忙碌。他们的营地一尘不染，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他们把家里的碗碟都洗得很干净，还会利用空余时间制作手工艺品当作圣诞礼物。“除了睡觉的时间，我从没见过他们躺下来休息，他们天一亮就会起床。”而如今，他说，他们空洞的生活里充满了酒精、争执和困倦。
丹尼看上去很惊讶。“那好吧。”他简短地说完之后便退出我的办公室，轻轻地关上了门。
“他们无事可做。由于住得离森林太远，他们无法再设陷阱。而当地天气又太冷，不能种植任何东西，也没法饲养动物。”他回忆道，“我和罗丝每年回家都发现屋子变得越发凌乱，父亲还一直喝酒。我问罗丝，母亲的牙齿是不是因为嚼兽皮嚼坏的，结果她说是被父亲打掉的。”父母看到丹尼和罗丝回家似乎不再那么高兴，而且连母亲也开始喝起酒来。“喝醉之后，挨打就没那么痛了。”丹尼说，“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挨揍是因为她让父亲收拾一下准备去教堂——他以前挺喜欢去教堂的。我当场就下决心这辈子都不会喝酒。我永远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体会到我在那一刻对我父亲的感受。”
我为什么会如此一反常态地长篇大论呢？我是不是害怕他想自杀？我也不太清楚。我希望丹尼会把我的担忧视作对他的关心。我感到自己被这个从未遭遇过的挑战打败了：一个人在自己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年纪被人灌输，认为一种文化野蛮又败坏，要如何才能使其重新对这种文化产生认同呢？连克里语都成了丹尼的触发点。
“你的父母平时做些什么呢？”
丹尼和我的这段为期五年的心理治疗旅程已经过了一大半。我们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丹尼还表示，他跟我说的话比他这辈子跟其他人说的都要多。
“我的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森林度过。布置陷阱需要时间，在收集猎物以前还要等待更长时间。他们将毛皮卖给哈德孙湾公司时，在贸易站附近几十个人生活的小小定居点里确实有一个临时的歇脚点。”丹尼如此描述自己早年与父母在一起的生活。不过，他和罗丝所在的班级是寄宿学校的最后几届。丹尼在学校的那些年里，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原住民必须搬到有学校的定居点。“这意味着我的父母不得不放弃捕猎，而且，政府还用某种带有欺骗性的条约夺走了他们大部分的狩猎地，建了一些弱不禁风的小房子给这些捕兽人住，然后给他们发放保障金。这些人都挤在孩子们的学校附近生活，政府将这样的地区称为保留地。”
我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他。不过，我也深知他在某个非常特殊的问题上帮助了我。
我问起丹尼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是否有所好转，他说父母在他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而他们的生活则因为政府的新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有关劳拉的第一章里描述过反移情作用：即心理治疗师对病人的感觉。一开始见到丹尼时，他的外貌——即原住民的长相和辫子——实际上成了我的触发点；我在精神病院工作时曾经因为遭到一名梳着辫子的克里族病人殴打而住院，从那以后，每当遇到与袭击者外貌相似的人我都会害怕得心跳加快、透不过气来。
丹尼的父母则认为这意味着他对自己的出身感到羞耻。“我和他们越来越疏远的同时，他们也和我越来越疏远。”他说，“他们就是这样在经历种种变故后活下来的。罗丝比我更善于找回自己的印第安人身份。”他说，这可能是因为她在被带走时年纪更大，而且她天生健谈，不喜欢受到冷落。“我记得她告诉父母她在栅栏另一边看到神父打我。我的母亲——一名天主教徒——让她不要再说神父的坏话。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意识到，我永远也不能透露在寄宿学校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与丹尼展开心理治疗的第四年，在一个下着雨夹雪的漆黑冬夜，我下班回家，正转入位于多伦多市中心住处的人行道上，只见一名梳着辫子的原住民男子坐在我家昏暗的门廊台阶上。（我们的屋子离加拿大原住民中心只有几条街的距离。）他询问是否可以向我们借雪铲。“我想靠铲雪赚点儿钱，但我没有铲子。”他说，“我看见你的门廊上有一把，于是按了门铃，可是家里没有人。我明天早上会还过来。”我答应之后便没有再惦记这件事。第二天早上，铲子已经回到了门廊上。
我让他说说夏天回家时的情形。丹尼说，他第一年回家时，父母听到他和罗丝用英语交谈非常震惊。他忘记了大部分的克里语，他被打得都记不得了。我猜想，他是因为过于焦虑而开始遗忘，这门语言本身已经成了情感上的触发点。
我回到家后才意识到，我没有产生任何生理或心理上的恐惧反应。梳着辫子的原住民不再是我的触发点。我对丹尼的反移情变得越来越积极，这也为我的PTSD画上了句号。
“你大致都知道。父亲依然在北方。”丹尼沉默的时间变短了。两年之后，我可以从他平淡的语调中捕捉到细微的情绪变化。
8. 猎人归来
由于丹尼尚未准备好直面在寄宿学校受到的虐待，我便问起他分隔两地的家人境况。有一次，我在他描述父亲传授的追踪猎物技巧时指出，他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没有提起过父亲，这让我感到很奇怪。“你向我讲述了理想家庭的具体模样，然后政府把你带走了。之后就是一片空白。我知道你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依然健在。除此之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丹尼度过了一段重度抑郁的时期。他对妻女、对姐姐、对父母乃至对自己童年的哀悼终于在多年后一下子喷涌而出。他如今总算能够体会真实感受，并且意识到自己童年时代最糟糕的部分不是性虐待、身体虐待，也不是挨饿受冻，而是绝望至极的孤独。
4. 牧牛奖牌
为了确保不再复发，他又继续服用了两年抗抑郁药物。有一个星期，我让他多加休息并记得服药，因为我会带他在下一次会面中踏上一条全新的道路。“好极了。”他一如既往不动声色地说道。我当时已经明白，这是他表达幽默的方式。
他点了点头，好像刚刚悟到了什么。我注意到丹尼消化信息的模式之一是先承认其中的一些，然后他会根据自己的节奏，过后再来面对或谈论。他会在几个月后绕回之前的一个话题，就好像我们上一次会面刚刚讨论过一样。就这次的情况而言，他说他会在准备好以后讨论遭受虐待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很难。我喜欢趁热打铁，以线性的方式处理问题。但这并非丹尼的应对方式。我想我应该尊重他。
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表达自己的神情和语气也各不相同。第一次见到丹尼时，我感觉他的声音特别平淡。但等到我和他交谈了将近两百个小时以后，我发现他的说话方式中包含着表示幽默、痛苦、沮丧和其他各种感受的着重强调及语调变化。现在我更了解他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在最初几年里错过了不少他说话时难以察觉的弦外之音。
他轻轻地说：“性虐待受害者？”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或者是从没想到这个名称适用于他。在当时，有关性虐待的讨论并不多见，大家生活在一种不为人知的耻辱中，觉得必须向他人隐瞒这些事。我告诉丹尼，性虐待受害者会出现许多症状，其中就包括情感麻木。我随后提示说，他在妻女去世后便出现了这一症状。
我感觉丹尼太内敛，而丹尼却觉得我说话又响亮又坚决。（说老实话，大多数白人都是如此。）有一天，丹尼进来后说起他在加拿大广播电台的节目中听到我的谈话，说他很喜欢。他以前从未称赞过我，我于是问他具体喜欢什么。他说：“听广播时能把你的音量调低。”
说丹尼英俊成了他的触发点。其他多次遭受性虐待的来访者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触发点。我告诉他，大多数性虐待受害者都有触发点，我就触发了一个。
在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中，丹尼先发制人地对我此前提到的“新方向”表示反对。“我知道你打算说什么，我还没准备好。”他声明道。
丹尼前所未有地指责说：“我永远不会说你漂亮。”我情不自禁地笑了。我说没有说我漂亮的男人可多了，他可以排在他们后面。他听完也笑了起来。
“哦，我可不知道你除了会开卡车之外还会读心术。你哪儿来的那么多时间学这些？快跟我说说。”
我这下惊呆了，于是看着他说道：“我很感激你让我知道，我不仅越了界，还让你感到不自在。我对此很抱歉。”我解释说，我说他高大英俊并在学生中脱颖而出，是想告诉他，狐狸会从鸡棚里挑选最大最肥美的鸡。“我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你，你并没有做任何故意引诱那些神父的事情。这单纯是因为你的长相，你对此无法控制。”我说我现在明白他是如何误解了我说的话，因为他遭受的虐待始于谄媚的恭维。“我说的‘英俊’其实不是恭维，而是种描述。也许在你看来像是调情，但我向你保证并非如此。”
“你希望我去接触女性。”
我感到很困惑。他站起身，像一只在笼子里来回踱步的老虎一样巡视房间。终于，他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朝门上撞去，说：“你就像神父一样，奉承我，说我英俊。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真的吗？我其实没打算那么说。不过，你以为我要说那方面的事情这一点值得玩味。这很能说明问题。”
“你心里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他喃喃地说道。
“哦，不好。”丹尼意识到自己的心思被我看穿，这对他来说很不寻常。他摇了摇头，表示不打算继续谈论下去。我猜想他已经遇到什么人或者希望如此，不过，我决定之后再聊这件事。
最终，我打破随后出现的沉默：“丹尼，你中途离开了心理治疗，我想知道原因。我这么问可能违背了原住民的传统，但我是一名白人心理治疗师，我也必须遵循自己的一些传统。”他什么也没有说。接着，我出于愤怒说了这样一些话：“丹尼，你有没有想过，并不是所有原住民的传统都是好的，就好比不是所有的白人传统都是坏的一样？也许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如果你愿意试试，我也会这么做。”
我其实想讨论的是寻求原住民疗愈的想法。我说我这些年来一直在自学这方面的内容，并且觉得他需要这样的帮助。“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我对你的引导终归有限。”我说道。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我知道这意味着恐惧，或者至少是顾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治疗已经结束。只要你需要我，我一直都会在这里。”接着，我又加了句自嘲的话，“毕竟，是我把你从麻木的状态带入深深的抑郁之中。”
过了几个星期，丹尼回来了。他若无其事地开始说话后，我打断了他，说我强烈认为我们需要好好讨论一下他在会面进行到一半时离开的原因。他只说了句：“印第安人从不争辩。”
“是啊，真是要谢谢你。”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大多数白人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或者用一位原住民疗愈师的话来说：“为了灵活应对生活。”与之相反，原住民的疗愈指的是以一种意义深远的方式与灵性世界建立连接并实现和谐。传统的心理治疗以人与自然对抗的范式作为基础，而原住民的疗愈则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我真心认为你需要原住民的疗愈方式。你梦见的都是陷阱里的动物，或是变成半人半兽的动物。你的内心在苦苦寻求这方面的引导。”我恳切地告诉他。接着，我说我认为他的治疗中需要更多灵性层面的帮助——西方世界的欧洲文化关注的是心智、身体和情感，而原住民的世界观则更加浑然一体。根据我的观察以及原住民疗愈师的教导，我发现他们的疗愈仪式更侧重心灵的满足以及与宇宙合一的感受。我补充说，不同文化对健康的心灵有着各自不同的界定。
再没有什么比失败更能让人开阔眼界的了。这促使我前去拜访更多原住民社群的疗愈师和药师。我听得更加认真，还在全省各地参加各种烟熏净化仪式。我敢肯定，心理治疗之于丹尼就像烟熏净化仪式之于我一样陌生。但我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开始明白，原住民的世界观与心理上的优先级和以欧洲为中心的白人社会截然不同。
我提议丹尼尝试集体疗愈，并请他耐心听我说完。
显然，我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犯了错。我猜想自己犯了一些只有白人才会犯的错误，而且对此毫无头绪。我觉得丹尼再也不会来了，并且在这个时候意识到，与他展开的心理治疗对我来说变得有多重要。无论是文化差异还是政府试图实施文化灭绝的惨剧都深深触动了我。最重要的是，丹尼作为一名个体而言具有某种可敬又可叹的品质。我认识到自己对他有多钦佩：他承受住了大多数人都难以承受的痛苦。
“集体。天啊，不行。”他的表情特别惊骇。
接着，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丹尼在会面进行到一半时起身离开了。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他没有来，再下一次也没有来。我慢慢反应过来，他已经放弃了心理治疗。我不想打电话“干涉”他，因此没有打搅。通常而言，当来访者忽然中断心理治疗时，我会写便条或者打电话，说希望能有一次告别会面，借此讨论终止治疗的事宜。我会解释说，化解冲突很重要。不过，从来没有人在会面中途离开过。
“丹尼，集体性的创伤需要集体性的疗愈。”我感慨道，“只有同为原住民的人们才能理解自己的族人数百年来受到的创伤所造成的影响。”
“我猜想，这是因为你又高大又英俊。我怀疑他们并不在乎你是否聪明。他们总得选一个人，为什么不选长得最好看的呢？说到底，他们都是‘掠食者’。”
这在我看来显而易见。那么多原住民都经历了相同的创伤——失去土地与生计，在寄宿学校遭到性虐待与身体虐待——而且对于原住民的身份都持有相同的自我厌恶。此外，这也是一种在好几代人之间不断延续的创伤：许多被送去寄宿学校的孩子都受到过恶劣的对待，这导致他们在成年后对于如何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无所知。“这几代人需要倾听彼此的痛苦，然后以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共同疗愈。”我说。
“可为什么是我？并非所有人都会在不同场合遇到这种事情。”（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寄宿学校中儿童遭受性虐待的比例如此之高。）
丹尼摇头表示拒绝。我于是做最后一次尝试：“这与匿名戒酒会有点儿相似；你们都被困在了同一张网中，需要向彼此展示自己是如何设法爬出来的。你们可以当彼此的榜样。”我告诉他，我接纳酗酒人士进行心理治疗的前提条件，就是他们首先要同意在六十天内参加六十次匿名戒酒会的活动。“听别人讲述各自克服困难的经历会让人受到鼓舞。”
他看着我，希望我能给出答案。我说：“这些男人都很变态。这可能就是他们一开始被派到那里的原因。我怀疑天主教会知道这些神父有问题，但教会非但没有解除这些人的职务，反而把他们送到林木线以北，认为到那里就不会有人举报他们的所作所为。”
丹尼再次摇了摇头，依然没有被说服。“我住在城市里，我要去哪里参加呢？在商场里敲鼓吗？我可不要回保留地去。”
丹尼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接着说：“我从八九岁起便经历这些，直到我十一二岁时才能与他们抗争。十二岁时，我因为发高烧躺在医务室里，那里的医生——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干涉了我。我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直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完全理解。”我说。我知道他家里的情况，也知道他家所在的保留地是全国最混乱的地区之一。我提醒他，如今生活在保留地之外的原住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很多人都住在多伦多。
我想他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有多么震惊。当时关于神父的性虐待行径尚未被世人知晓，而寄宿学校的种种虐待行为也并未被公之于世。要等到丹尼向我讲述可怕往事的三十年后，政府才向原住民公开道歉并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丹尼只是“嗯”了一声，接着，在沉默了二十分钟以后，他用夹杂着嘲笑与惶恐的语气问我：“他们在市中心组织灵性疗愈的活动时会做点什么呢？”
“性方面的。在谷仓里，一次又一次。他告诉我他有多喜欢我，我真是感到恶心；我的意思是，这不单单是心理上的感受。”丹尼说，“我就此意识到，其实他并不认为我擅长那些农活。他只是想对我做那种事情，而且持续了好几年。”
“蒸汗小屋、鼓圈、谈话圈、集体捕猎，各种活动都有。并非所有活动都在多伦多举办。你知道吗，安大略也有片森林。”我说，“何不从这些开始了解，报名参加一些克里语的课程呢？”
“什么样的干涉？”
“纳莫亚。”他说道。大概是克里语的“不”。
一周后再次出现时，他坐下来说道：“那个教给我很多东西的神父干涉了我。”
我执着起来就像看到骨头的狗一样不依不饶。“这种语言听起来十分迷人，尤其是其中具有的文化与习俗，体现出亲缘关系对克里人来说非常重要。”
我问丹尼是从哪里学到这些窍门时，他犹豫了。“有个神父教会了我各种事情。”接下来的三十分钟里丹尼一言不发。他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盯着窗外，就连眨眼的频率都慢了下来。
“克里语？你没开玩笑吧？那我得从头学起了。我在北方的时候，就连听到我父亲说克里语心都会怦怦直跳。我小时候被揍得都没法说这门语言了。”他说完，像是在跟我示威一样接着说，“想要用你的词汇来形容吗？好吧：克里语是我的触发点。”
“春天时，我会把装着水的垃圾桶放在太阳底下晒，然后用这些温热的水浇灌温室里的番茄。这些番茄往往会最先成熟。”
我不以为意，而是说他记得的词汇比他认为的更多。“从出生到五岁的这段时间足以让人掌握一门语言，再加上你有几个夏天还回过家。我们可不能被修女和神父打败了。该忏悔的是他们，不是你。”
“比如说？”
他试图以工作要求为由来回避。“别再为公司加班了，你要为自己投入更多精力。”我劝他，“你要像保护货物那样保护你的心灵。”他又眯起了眼睛，这意味着他要么很焦虑，要么想要开溜。“接纳原住民的身份让你感到害怕吗？要是我曾经被揍到那种程度，也会感到害怕。”
丹尼说他从来都不想待在那个学校，“我知道自己是囚犯，因此希望保持这种状态。我不想成为他们的一员。”他静静地坐了大约十五分钟，接着说，“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喜欢饲养动物，给它们喂食，让它们杂交。我和我养的猪被送去参加四健会的比赛，赢得一条荣誉绶带后我还感到很骄傲，尤其是因为这跟学校没什么关联。”丹尼对动物很有一套，十几岁便成了学校的养殖负责人。“我还喜欢耕地、种庄稼。我有一些种地的秘诀。”
“我还留着辫子。”
他一脸失望，我接着说道：“我的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是不是有点儿认同白人的奖励体系了呢？毕竟那是当年的你所拥有的一切？”
“是的。这很能说明问题。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原住民的人。”
说到这里，丹尼问我：“这并不光荣，你明白吗？”我很高兴他在接受心理治疗一年多后开始询问我的意见，而且还会在沟通中关心我是否理解。当时我已经很清楚丹尼对假话惊人地敏锐，我得实话实说才行。我于是说：“我确实明白。但我想知道，他们的称赞中是否有任何让你感到自豪的地方？”
“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白的人。”
原住民的民族精神中包含这样一条：不与他人竞争或炫耀自己的功绩，这样就不会让他人感觉那么糟糕。加入冰球队没什么，但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就显得不顾他人的感受，因为这样可能会让另一方的球队感到不快。布兰特博士在《原住民伦理与行事规范》一文中写道：“这种不重竞争的特点在工作中也有所体现，尽管事实上其往往被非原住民雇主视为缺乏积极性和抱负的表现。”丹尼并没有陶醉于学业上的成功，反而觉得这些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毕竟，那些称赞他“成就”的人正是让他挨饿的人（学年结束时，他虽然长高了，体重却掉了一半）、折磨他的人、将他从父母身边夺走并关进监狱的人。
我们都笑了——我皮肤确实很白，头上还有白发。“我为‘苍白的脸’赋予了全新的定义。”我说。
丹尼在学校表现很好，从不惹麻烦。“我为那些无法遵循白人方式做事的男孩感到难过，他们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地狱。”他说如果他们没掌握乘法口诀表就会被扔到寒风中，全身上下没有外套，只有一个带着切口可以伸出手臂的垃圾袋。丹尼因为在若干领域成绩优异脱颖而出，但他感到很难堪，甚至觉得是种耻辱。
我没有再提起尝试原住民疗愈的事。丹尼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他的节奏和我的节奏相去甚远。
我对寄宿学校做了些调查之后发现，《蒙特利尔每日星报》上刊登过一篇1907年的报告，其中提到全国就读于寄宿学校的原住民儿童死亡率为24%（如果算上那些因病被送回家后不久死亡的儿童，死亡率为42%）。这些孩子死于肺结核、饥饿或是单纯因为疏于照管。许多孩子就这样消失了，他们的父母从未收到任何音信。201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布大约有四千到六千名儿童死亡。由于很多孩子其实下落不明，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超过十五万名儿童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丧生。由于死亡率太高，寄宿学校就此不再进行统计。
几个月后，就在圣诞节前夕，丹尼想给邀请他参加圣诞晚宴的秘书买一份礼物。那位秘书领养的原住民女儿一直被视为“麻烦”，但如果换作是现在，她会被诊断为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身为白人的秘书坦然告诉丹尼，之所以邀请他是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见一见别的原住民。丹尼因此想要准备一份见面礼，我于是提议买一件原住民风格的工艺品。
五岁的他是学校里最年幼的孩子之一，可是既没有人帮助他也没有人安慰他。“所有人都必须安分守己，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有一天，我醒来时发现我旁边的孩子死了。我不敢告诉大人，害怕他们认为是我杀了他。等到他没来吃早餐——我依然记得他的编号是122——他们才发现他死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被抬走了。大家对此只字未提。”
“去哪里买？我可不想要什么批发来的捕梦网。”
我在一次会面中问起了丹尼的校园生活。他说他“像白人一样”上学，并且竭尽全力当个白人。他接受了别人灌输给他的想法：印第安人是坏人。用他的话来说：“不然为什么修女、神父和其他白人要这样对我们呢？我们是天主教家庭。我信任修女和神父。”他接着说，“学校里凡是有点儿职权的人都认为印第安人是坏人。”
“两个街区之外的加拿大原住民中心里有一家商店。”
丹尼的心理治疗进入第二年，我已经学会如何更有效地与他交流。马尼图林岛上的一位令人难忘的原住民疗愈师曾经告诉我：“不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跟他聊聊。”我发现与丹尼开展心理治疗的最佳方式是提出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他要是愿意，便可以借此进入更深层次的心理领域。如果我直接问他心理方面的问题，他就会变得默不作声，有时整个会面都是如此。丹尼后来对此是这样说的：“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方式和节奏。”
丹尼在接下来那个星期来的时候对我说：“塔恩塞。”我记得这是“你好”的意思，因此也回以相同的问候。
3. 触发点
“你推荐我去原住民中心是不是因为你知道那里每周有两堂克里语的课程？”
在第一年的心理治疗中，丹尼对我说过的最重要的话是他“没有快乐也能活”。我的工作就是让他重新获得感受快乐的能力，哪怕知道悲伤也会随之而来。由于他已经有太多悲伤的体验，因此修复工作必须以他可承受的速度展开。对丹尼来说，心理治疗就是从冷冻状态缓慢解冻的过程。
“我不知道。真的，我发誓。”我予以否定，丹尼则显得半信半疑，“我只知道原住民中心隔壁的图书馆。我经常去那里，每周六还会带孩子去参加‘故事一小时’的活动，我发现那里有着全市最丰富的原住民著作与磁带收藏。”
在情感上帮助他坚持下来的事情之一是他五岁前受到的良好教育。无论之后遭遇了什么，至少他的根基很扎实。可是，绑架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残酷行径——失去双亲、语言乃至自己的文化——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他的情感也就此冻结。这虽然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却阻碍了他为妻子和女儿的离世像样地哀悼。
丹尼说他去原住民中心挑选礼物，结果看见隔壁图书馆挂着的指示牌上写着“马西纳伊卡尼卡米克”。他说，那在克里语中是“存放书的小屋或场所”。
经过整整一年的心理治疗，我才与丹尼建立起些许信任。考虑到丹尼与白人之间的过往，现在回想起来，光是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
“你竟然还记得？”我惊讶地问道。
我想到了自己当时七岁的双胞胎儿子，试着想象他们从我身边被带走，然后被告知英语是一种野蛮的语言，而且他们是坏人，得抛弃自己的文化并被改造成另一个民族。要是他们试图用英语和九岁的哥哥打招呼，结果因此被打得鼻青脸肿怎么办？光是想想就可怕到令人心碎。
“我想是吧。我报了克里语的课程。”
丹尼的姐姐无助地站在大门旁哭了起来。“我还是在叫喊，‘尼米斯’，那是‘姐姐’的意思。”（在克里语中，亲戚的称谓取决于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神父认为丹尼是在公然违抗，因此狠狠地抽了他一顿，使他在医务室里好几天都下不了床。“我很难过。姐姐从栅栏的另一侧眼见我被抽得皮开肉绽，伤心极了。”他顿了顿，“我在那里的十二年间再也没有说过一句克里语。到最后，我都不记得怎么讲了。我再也没法跟父母交流了。”
结果，克里语的课程乃至与原住民中心建立联系为丹尼带来了莫大的助益。住在城市里的原住民会在中心聚会，保持与自身文化的联系，而丹尼也在我们展开心理治疗的第五年——也是最后一年——设法重新找回自己的原住民身份。
开学第二个星期，丹尼在课间休息时参加了一场神父组织的踢球游戏，他凝视着长长的场地，看到了栅栏后面的姐姐。“我高兴得浑身发抖，于是一边向她跑去，一边喊‘塔恩塞’，那是克里语里的‘你好’。”丹尼说道，这是他第一次在会面中流露情感，“神父抓住我的胳膊制止了我，而我则奋力挣扎。他当着其他男孩的面用鞭子抽我，那种鞭子是用旧的马缰绳做的，上面还有金属接扣。他说我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都不能再说印第安语了。”
丹尼迈出的第一步是踏入户外生活。他意识到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模拟狩猎（“开着卡车追踪猎物”），而现在，他决定动真格了。首先，他开始在加拿大森林中徒步旅行。（我也爱好徒步，当我们在等候室看见对方穿着一模一样的山地装备消费者合作社的夹克衫时不约而同地笑了，彼此的距离也更近了一些。）他独自一人在安大略省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各种森林里生活，还徒步行走了数百英里。接着，他开始去萨斯喀彻温省北部独自狩猎驼鹿，对此非常享受。
开学第一天，他们被告知身为“印第安人”或“土著”（这两个词语被交替使用）是不好的，等到他们离开学校时就不再是印第安人了。他们将成为会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丹尼那时不会说英语，但他明白了“土著是坏人”这一点，不过他没有听懂“再也不能说克里语”的那部分。
有一个星期，丹尼来会面时告诉我，他在马尼托巴省遇到一个来自他家保留地的人，说他的父亲已经在八个月前去世。丹尼家里没有人联系过他。但他看起来并不难过，还说对他而言父亲在他五岁时就死了——他用的词语是“被消灭了”。他也无意联络弟弟们，称与他们已经“失去联系”。不过，他倒是有兴趣结识一些想要追寻自己文化根脉的原住民。
所有儿童都被分配到制服与编号。丹尼在十八岁前一直被称为“78号”。没有人相信他只有五六岁——就那个年龄而言，他个子挺高的——因此被安置到八至九岁的那群孩子中。丹尼以为父母过几天就会来接他，因此一直偷偷朝窗外张望。“有好几次，我真的认为自己看到拿着烟斗的父亲。”他说，“但我猜那是我想象出来的。”
大约在同一时期，丹尼还扩充了自己的行头：他依然会穿黑色牛仔裤和皮夹克，但他把黑色T恤衫和法兰绒衬衫换成了熨烫过的棉质衬衫。他同时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在与我会面之后步行前往原住民中心学克里语。
第二件事让他极为震惊：他的长发被剪掉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众多原住民都将头发视为灵性生命在现实世界的延伸。许多部族的人们会在家人离世时剪去头发。有些人则认为头发与神经系统相连，是处理社会信息的必备部分，类似于猫的胡须。丹尼的族人认为剪去头发是为自己犯下的过错羞辱自己，或是因为过失的判罚当众进行羞辱。但丹尼对自己犯了什么罪过一无所知。
心理治疗师照理说不应该开来访者的玩笑，但如今丹尼和我已经非常熟悉，因此我忍不住对他说：“为什么你以前来我办公室的时候从不好好打扮，但现在要去原住民中心就忽然打扮起来了？”
抵达之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丹尼和姐姐被分开了。他眼见着姐姐一边喊着他的名字，一边被两个穿着长袍的神父——“他们看起来就像黑熊”——拽到另一栋楼去。
“你在说什么呀？”他嘟哝道。
丹尼和姐姐被塞进车里，眼见着数百英里的冻原在身后消失不见。许多个小时后，他们被塞进一辆挤满其他原住民儿童的火车。没有人有任何行李。他们乘了好几天火车，车厢里一片可怕的沉寂。丹尼对大片的牛群感到十分困惑：他从未见过动物在啃草却无人狩猎，也不知道牧场或农场是什么。不管是棉白杨树还是参差不齐的山峰都让丹尼和罗丝惊讶不已。丹尼感觉自己即将进入一个惊心动魄的世界，里头充满斑斓的色彩。最终，他们在一个小镇上被接往乡下。随后，“在一片平坦的荒芜之地”，他们来到一栋窗户上装着栅栏的红砖大楼前。
“学克里语通常并不意味着去干洗店送洗。”
1988年时，我对寄宿学校尚一无所知。我原本以为那是为住在森林深处无法上学的原住民设立的寄宿学校。其实不然。这属于蓄意抹杀原住民文化的一部分政策。加拿大第一任总理约翰·A. 麦克唐纳将第一民族称为“野蛮人”。此后，联邦官员在1920年明确目标：文化灭绝。当年，负责印第安人事务的副主管在下议院宣布，他的目标是继续开办寄宿学校，直到“加拿大所有印第安人都成为国民的一部分，再也没有印第安人的问题，也没有印第安人的部门”。
“我猜别的学克里语的人都是这么告诉你的。”
“母亲去卧室收拾我们的东西，那些人追上去喊道不需要任何东西。父母看起来就像被箭射中了心脏，却依然站着。”
“‘我不过是说说而已’。”丹尼这句低调的口头禅已经被我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两个人操着英语，家里没有人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最后，他们大致听懂了：这两个政府派来的白人要偷走他们的孩子。“我不确定我的父母是否意识到那意味着永远。”丹尼说道。
他笑了。“好吧，好吧。她名叫萨希纳，是奥吉布威族人。她在原住民中心负责图书交流的工作。”
她在门口和两个白人争吵。这两个人明显不是猎人，“却不知怎么透着危险”。丹尼记得他们穿着奇怪的皮鞋；在厚厚的雪地里穿这样的鞋子特别古怪，因为不穿海豹皮靴（一种又高又软的靴子，一般由海豹皮制成，内衬毛皮）脚会冻住。二人走进屋里，宣布他们要把丹尼和罗丝送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寄宿学校。由于这是法律规定，父母如果不立即交出孩子，就会被关进监狱。
“跟我说说她吧。”
一天，丹尼全家都待在温暖的小屋里，消磨从布设陷阱到收集毛皮所需的数星期时光。丹尼正和父亲坐在桌旁削木头，忽然，他听见母亲的哭喊，“就像一只被郊狼包围的动物”。之前他从来没听见过轻声细语的母亲抬高声音。
“没什么好说的。”
2. 皮鞋
为什么我一点也不惊讶呢？终于，丹尼告诉我她长得很漂亮，比他小八岁，而且和他一样想要寻根。她的父亲上过寄宿学校，后来开始酗酒。她和她的兄弟则被卷入了“六十年代掏空运动”，和许多原住民儿童一样被白人家庭收养。二人被来自滑铁卢的德裔加拿大夫妇收养，成了他们仅有的孩子。“她说父母尽管为人很好，却从未提起过他们的原住民身份。她后来与白人男性结婚，一年之后便离了婚。”丹尼透露，“后来大约在十年前，她和她的兄弟开始追寻自己的文化血脉。她还会组织各种各样有关印第安人的活动。”
他们家里既没有电视、音乐、电力，也没有抽水马桶。然而在丹尼四岁时，有一天，哈德孙湾的商人——丹尼很羡慕对方拥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张桌子——送了一本书给他。丹尼当时还不识字，于是一边翻书一边编故事。（主人公们永远是调皮的海狸。）丹尼很喜欢这本书，每天晚上都会“读”，还常常“读”给罗丝听；罗丝也听得非常入迷。他告诉我，他一生对阅读的热爱都归功于这本书，那是他拥有的第一样东西。他依然记得母亲会用克里语中的所有格称呼这本书：丹尼的书。
“她是原住民文化中心的正式员工吗？”
丹尼对于每次跟随父亲——顺便提一下，他的父亲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外出好几个月感到兴高采烈。捕猎季结束时，他们会走几百千米的路，去一个不到三百人居住的交易站出售兽皮。丹尼在那儿见识过其他男孩一起玩耍，他也好奇，要是在姐姐之外还有一个玩伴会是什么感觉。
“不。她是儿童医院的社工。”
丹尼告诉我，他的工作是用冻鱼喂狗。在他四五岁的时候，当他父亲要把海狸从捕兽夹里捞出来时，他会很自豪地扛起凿冰用的斧子。他的父亲话不多，但丹尼说，即便在他那么小的年纪，他们工作起来就已经如左右手般配合流畅了。此外，他也懂得不去抱怨寒冷：每个人都知道捕猎季短暂，而他们的生计全系于此。
“那么，你们约会过吗？”我说完，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我从丹尼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喜欢回忆自己在陷阱线上的日子。他开始说起在森林生活的更多细节。有一次他甚至摇着头说道：“好家伙，我已经好几年没想起过这些了。”丹尼的回忆让我着迷，他也对我如此喜欢关于捕猎的细节感到惊讶。我有时还会打断他，询问为什么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做事。比如说，为什么他的父亲要用狗拉雪橇而不是开雪地摩托？丹尼解释说，如果雪地摩托在森林深处抛锚，人就死定了。但要是有一队狗，最坏的情况就是失去一只狗或者扯断一根可以修补的挽带。此外，雪地摩托的汽油费也会占去原本就已微薄的利润。
“我们一起参加过一些印第安人聚会。我也跟着她出席了一些奥吉布威族的活动。她和她兄弟关系很好，还在东区买了房子一起生活。”
丹尼的父亲在孩子们没有听从警告后并未执意阻止或进行干预，这一点十分值得玩味。这是白人和原住民育儿方式有别的一个例证。按照布兰特博士的说法，原住民以身作则但不干预，而白人则主张积极主动的教导与塑造。后来，这种育儿方式上的差异会再度给丹尼带来困扰。
“你约她出去过吗？”
丹尼最初的记忆都与陷阱线有关。一天，父亲警告丹尼和罗丝不要和他一起沿着陷阱线走——暴风雪造成的积雪改变了地形，使这一带变得很危险——可他们还是跟着他进入了森林。父亲相信，既然他已经告诫过孩子，那他们再跟过来就得自担风险。由于平日里的标记都被埋在了雪里，丹尼的姐姐找不到这些陷阱的位置。跑在前头的她被一个巨大的捕兽器夹住了脚，脚踝处的伤口深到见骨。她不得不依靠狗拉雪橇耗费数日回到最近的定居地。由于伤口没有养好，自那时起，丹尼的姐姐便一直拖着一条腿走路。丹尼在那天学到了一课：捕猎时要小心谨慎。
“没有。我因为她才对中心的一些活动产生了兴趣。我以前只会在休息室里坐着，从图书交流处借书看。她介绍我认识了她的兄弟和其他一些人啊什么的。”
丹尼有个年长他三岁的姐姐，名叫罗丝。他们在年纪还小的时候会帮助父亲解开陷阱线。罗丝帮母亲晒兽皮，丹尼则会喂狗。
“她为人怎么样？”
丹尼来自马尼托巴省西北端——远在林木线以北——的一个捕兽家族。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自在森林中过日子，但在每个捕猎季临近结束之际，当他们要将毛皮卖给哈德孙湾公司时，便会搬到一个小小的交易站定居地。
他思考了几分钟。“应该说挺平静的。最好的一点是——她喜欢话不多的男人。”
我让他跟我说说童年，并解释说可以对痛苦和快乐略过不提。接下来的故事是他在我们第一年的会面中逐渐讲述出来的。我小心翼翼地不示以任何同情或安慰，不然的话他就会沉默不语。我单纯充当见证。
“哦，那她可找对人了。”
“我挺好的。”他向我保证。
他点了点头，我忍不住笑了。
我换了个说法：“就算不快乐，也可以感到满足。”
“所以说，你和她在一起时不觉得有压力。”
“快乐？”他嘲弄地说着，就好像我在暗示某种可笑的五旬节派体验似的。
“我可以单纯当一个原住民，无须多费口舌。”他说着，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说：“要是你能通过心理治疗把痛苦一点一点倒出来，之后就不再痛苦了呢？那样的话，快乐就能触及之前痛苦曾经存在的地方。”
“那一定让你松了口气。”我说，“你的妻子虽然心地善良，可你在她面前依然要整天表现得像个白人一样，一定很辛苦。”
他没有再说什么。但过了一个星期，他走进房间坐下来后，仿佛我们依然在进行之前的对话。他说：“是锁了起来。”
“像是在寄宿学校。”
“你觉得内心没有痛苦吗，还是说，你把痛苦都锁了起来？”我试探着说道。
自从聊起萨希纳（她的名字在奥吉布威语中的意思是“夜莺”），我通过数星期的会面了解到，丹尼非常喜欢她。她和丹尼一样感觉自己被困在了白人的世界，等到她调查身在保留地的亲生父母后则发现，他们已经过于失常，难以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可是，她依然非常珍视自己的原住民身份。她在白人社会一直感到格格不入，即便她尊敬甚至爱戴养父母，却还是认识到自己和他们不同。养父母还供她念大学，她也和丹尼一样有着强烈的职业道德感，擅长做“白人的工作”（她兄弟则不然，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好）。
他前所未有地与我有了眼神接触，他说：“我没有快乐也能活。”
心理治疗师需要询问来访者的性生活，但我知道丹尼非常注重隐私。然而，考虑到他曾经遭受性虐待，我也不了解萨希纳的过去，我还是得问一问：“性生活呢？”
不过在某一时刻，我确实说了这样的话：“感觉不到痛苦的人也无法感受到快乐。”
“性生活怎么了？”他回答道，就好像我是个疯子似的。
一周接着一周，他慢慢开了口。我尽量只充当见证，决定不过问他的妻子与孩子，也不问他为何不哀伤——如果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痛苦，那么不哀伤也不足为奇。
“嗯，这与我们一直以来所探讨的童年问题有关。”
终于，我在四个月之后取得了一些进展。丹尼承认——或者说，按我的理解——他是在保护自己免受痛苦。我下决心慢慢来。如果慢慢来意味着一周只有一次互动，那也行。因为如果我追问太急，便会注意到他又变得沉默不语。
“我至少不用解释为什么我胸口不长毛。”他拐弯抹角地说。
他在那儿坐了大约有十分钟——也许更久——接着说道：“是的。”那次会面的最后二十分钟里，他再也没说过话。
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知道丹尼是在委婉地表示他并不紧张，与他喜欢的原住民女性发生性行为让他感到安慰。
“我确实这么说了。”我决定在这一点上坚持我的立场，“为什么这对你来说很重要？你是不是认为只要感觉不到痛苦，我就无法伤害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以近乎耳语的声音说：“有一天吃早餐的时候，我正在喝咖啡，她坐到了我的腿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他的触发点之一，因为天主教神父以前便会让他坐在腿上。丹尼望着窗外说道：“我想到了你，还有我们设法解决‘汤头’问题的过程。我告诉她：‘我不喜欢别人坐在我的腿上。’她立即站了起来，神色窘迫又略显伤心。我于是说：‘这让我想起在寄宿学校时的一段特别糟糕的经历，跟你没有关系。’她似乎明白了过来，不再感到难过。老实说，我特别害怕开口。但我不顾内心的抵触还是照实说了。我必须告诉她，不然就会像以前和妻子那样渐渐疏远。我不想重复过去。”
“你说是就是。”
“亲密关系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语言，对曾经遭受过打击的你来说尤其如此。不过你已经学会了。”
“好的，这是你告诉我的第一件有关你自己的事。”我说，“所以对你来说，让我觉得你不痛苦一定很重要。”
“我说得都听不出口音了。”他挖苦道。
“我不痛苦。”他一如既往地以单调的语调说。
我问起丹尼是否和萨希纳住在一起，他笑着说差不多算是，因为她在几个月前的一个周末去他那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我还没有和你熟悉到会关心你的程度。”我接着说，“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有共鸣，而且希望帮助你摆脱痛苦。”
一星期后，丹尼又迈过了一个里程碑。他在那次会面中说他和萨希纳的兄弟一起去参加了一次帕瓦节的庆典。他说活动嘈杂拥挤，“不适合我”。我再次鼓励他去参加一些原住民的疗愈仪式。
“我还以为你会说一些不真实的话，比如说你很关心我。”
他真的去了。他与另外八名男子一起前往多伦多附近的城市汉密尔顿，去体验了蒸汗小屋。仪式期间，他们在圆顶帐篷里坐成一圈，中央是加热过的石头。他了解到，圆锥形的帐篷代表孕育生命的大地之母；而这些石头则被称为“祖辈”，因为它们非常古老，见识广博。石头不断被加热，参与者则一边流汗一边交谈。丹尼说帐篷里热到令人难以置信。石头一共被加热四回，第二回的时候，男人们汗流浃背地一个接一个倾吐内心的感受，就这样持续了一整天。
“这是我的工作，我想要做好。”
丹尼告诉我，置身于黑暗中时就像是身处炽热的子宫。他听到其他男子诉说着的“可怕烂事”竟与困扰他多年的那些一模一样。他感觉童年时代摄入的毒素正从体内释放，他通过汗水将毒素排出，然后用毛巾拭去。当他听见有人吐露自己酗酒成瘾让家人失望时，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好奇要是父亲能够分享自己的痛苦，会说些什么呢。
丹尼头一次发问，不过，他还是没有直视我：“为什么这对你来说那么重要？”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丹尼参与了各种各样的原住民疗愈活动，比如烟斗仪式，他在仪式中试图与大地之母连接，并表达自己的一些希望。他还参加了谈话圈，听大家发言，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一直等到大家都说完，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他最喜欢的仪式是烟熏净化，就是用烟雾净化周遭，既可以让人集中精神，又能消除负能量。他和萨希纳几乎每天都会用烟熏净化自己的家与内心。丹尼之所以会喜欢，是因为这样的仪式迫使他振作精神，去思考每一天要把能量用在哪里，让他每天早上都能走上正确的道路。
于是我决定还是跟丹尼简单解释一下我的沮丧心情。我说我知道他可能会如何看待我的角色，但我无法做出大幅度的改变——这是我的文化，白人的心理治疗就是这么进行的。我向他寻求帮助，想知道我能做点什么。我说心理治疗起作用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我明白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会面快结束时，丹尼看着我说：“你知道吗，你说得对。”
我意识到，丹尼可能觉得心理治疗很粗暴。我一直锲而不舍地窥探他的心灵，结果“干涉”到了他。我越想跟他交流，他就越是拒不开口。可是，我要是试着保持安静，这样的情况就可能无限延续下去。在这样的局面下，我很难找到对策。
“我洗耳恭听。”我回答道。
按照布兰特博士的说法，在关系紧密的小型社群中——尤其是在严酷的北方环境里——人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个体之间的冲突。为了在极为亲密的生活中保护个人隐私，避免相互干涉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某些社会行为中的规范会就此确立：比如“干涉”的意思是向别人提出问题、给予建议以及社交中过于不拘礼节。
他摇了摇头：“白人就是喜欢占理。要是他们知道自己在理，肯定会当面唠叨五十遍。”
我扩大搜索范围，最后找到克莱尔·布兰特博士（Dr. Clare Brant），一位哈佛毕业的原住民精神病学家。他碰巧也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参与战斗的著名酋长约瑟夫·布兰特的直系后裔。我给他写去长信讲述这个案例，描述了我与丹尼沟通时遇到的困难。布兰特博士的答复让我感到很欣慰：他说他理解我不得其所的心情，因此在信中附上了他写的有关考察原住民世界观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十分引人入胜，简直应该当作所有加拿大人的必读文章。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后来我又跟他通过信件沟通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段经历真是弥足珍贵。
“我超级白的头发和皮肤都能证明我有多喜欢占理。跟我说说我说了什么有道理的话，让我高兴高兴。”我笑着说。
不过，我意识到我在这个案例中需要帮助：说到底，我收费可不是为了一声不响坐着的。于是我在图书馆黄页中搜寻原住民精神科医生，结果一无所获。1988年时，我对疗愈圈及原住民其他各种习俗及仪式一无所知。我接着尝试去联系各个第一民族办公室以及当时被称为联邦印第安事务部的部门，可是没有人回我电话。多伦多接收原住民患者最多的那家医院的精神科收治人员告诉我：“印第安人不太习惯接受心理治疗。他们中的大多数案例都与酗酒有关，所以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匿名戒酒协会小组。他们有时会出席，有时则不。”
“白人的心理治疗没有灵魂，就像甜甜圈一样，中间有个洞。”他说，“我因为你了解到自己内心存在痛苦，也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各种情绪之类的，但这无关灵性，而灵性与痊愈关系最密切，所以我需要原住民疗愈的帮助。”
我们之间的静默并没有抑郁症的那种胶着沉默感，就好像他只是想独自待着。可是，他依然每周都来。丹尼身上有着某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特质，我发现自己愿意就这样陪他默默坐着。这对我来说很新鲜。
心理治疗的最后几个月里，丹尼加入狩猎队，在冬天去北方露营，萨希纳的兄弟也在其中。“我们要趴在地上守候驼鹿。”他告诉我，“这种动物易受惊吓，必须离得远远的，伺机行动。要是猎人靠得太近，它们感觉得到。狩猎队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中坚持下来。我于是说我想试试。”
我对他的妻女去世表示哀悼。我有种感觉，他希望我和他之间能保持一定距离。我于是告诉他最好先从出身背景与家谱开始说起。我问起他的父母，问他们是否在这样的艰难时期给予他帮助。他说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和弟弟们住在马尼托巴湖西北部的一个保留地里，对他的近况并不清楚。当我问他是否愿意分享失去至亲的感受时，他摇了摇头。第一次来访的剩余时间乃至接下来三个月的所有会面期间，他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
我情不自禁地欢呼：“那些上了年纪的奥吉布威人可比不上你这个经验老到的克里人。”
我向他做自我介绍。他点了点头，看也没看我。在我请他坐下之前他就一直站在门口，面孔上丝毫看不出情绪。为了打破沉默，我说他的老板对他评价非常高。他只是低头看着地板。我打量起他的脸，发现他其实很英俊。他的身高、身板、完美的身形，加上敏锐的黑眼睛和无瑕的肌肤，不可否认，他十分俊秀。
“你说对了。我在地上趴了好几天，终于逮到了。”
等候室里的那位男子有着深色皮肤，长长的黑发梳成了两根辫子。他身穿法兰绒衬衫、皮夹克、蓝色牛仔裤，脚蹬一双灰色尖头鲨鱼皮靴。
我把所有的客观立场都抛在一边，为他鼓起掌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心理治疗师不应表现出富有情感色彩的一面。不过，由于我们的心理治疗差不多已经完成，我希望为丹尼做的不单单是充当一位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治疗师。他需要有人支持，一个站在他身旁一心支持不求回报的人——一个希望他能够幸福的人。经历过严重精神创伤的人会变得麻木，一直要等到他们遇见富有同理心的见证者才会慢慢恢复。当他们相信这样的见证者真实可靠，自己也会变得“真实”，并敢于敞开内心。
几星期后，丹尼答应尝试心理治疗。
丹尼说，那场狩猎之旅棒极了。他们设陷阱时，他回想起小时候学过的各种把陷阱埋在雪里的窍门。他还回忆起父亲传授狩猎技巧时有多么慈祥耐心。扑面而来的回忆让他万分高兴，他五岁以来头一次感到神灵与自己同在。他一边向我诉说，一边露出前所未见的灿烂笑容，笑得一口整齐的白牙都露了出来。
“即便丹尼确实感到惊讶，你也永远看不出来。”
看着他那毫无防备的笑容，我知道我们的治疗结束了。我很失落，但依然得告诉他：“丹尼，我们的心理治疗已经完成。我想你也已经感觉到了。”他站起身，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会面。他不露声色，我也没有做什么表示。接着，他径直站起身离开了。
“丹尼是否对此感到惊讶？”
我透过窗户看他，看着这个曾经让我害怕、如今却情同手足的男子。他穿着短皮夹克和蛇皮靴子迈着大步离开，辫子在身后来回摆动。
老板提议出钱让丹尼接受心理治疗，可是他显得有点儿迟疑。“我于是告诉他我以前也在你这里接受治疗，对我帮助非常大。”老板说。
9. 重聚
“奇怪就奇怪在这里。他似乎一点也不伤心。可是他确实是个顾家的人，他肯定多多少少会难过吧。我问他想不想带薪休假，他只是摇了摇头，葬礼结束后第二天就来上班了。”
大多数人在丹尼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屈服于精神疾病或药物滥用，他却坚持抗争并打赢了这场生活的恶仗。这是为什么呢？我想，第一个原因在于丹尼的人格特质与基本性格。他的母亲——尽管鲜少在他的叙述中出现——说过一些有关他的关键性评价：他“一直很固执”。换句话说，他不会受人左右。他下定决心不让任何人摧毁自己，并且坚持了下来。他决定不喝酒，然后——用他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固执，或者用我的话来说——坚决地坚持了下来。第二点，他一直独来独往，而且从小就是如此。他没有大多数人那样的社交需求。以他姐姐罗丝为例，她留在了父母身边，即便他们越来越落魄潦倒，也依然想要得到他们的关爱，结果自己也不断沉沦。第三点，也是比任何先天素质都更重要的一点：丹尼从出生起到五岁期间从身心健全的父母那里获得了爱与关怀，而这正是儿童性格形成最关键的时期。如果丹尼的父母像许多原住民家长一样，因为被送去寄宿学校而受到伤害，丹尼的境遇便迥然不同，也许会变得更加糟糕。
“他应对得如何？”我问道。
丹尼采用的是心理学中最强大的防御手段之一：人格解体。他隔绝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借此获得了完美的防护装备。这套万无一失的盔甲的唯一问题在于，他几乎无法对任何人敞开心扉，也无法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就像他在心理治疗一开始说的那样：“我没有快乐也能活。”就某种程度而言，他说的没错。是能够体会情感重要，还是保持理智更重要呢？许多年以来，他都选择了后者。
接着，电话里一阵沉默。终于，老板深吸一口气说了下去：“大约两个月以前，我们接到一通电话，说丹尼的妻子和唯一的孩子——一个四岁的女孩——在401公路的车祸中去世了。”
尽管寄宿学校花了十三年时间费尽心思迫使他抛弃原住民的身份，他却倔强地拒绝听从。他在一生中也动摇过几次：小时候在忏悔室里告解时，他将自己的身份视为“罪过”，听到别人说克里语也会感到焦虑。然而，丹尼如勇士一般无所畏惧。他坚持把长发编成辫子，彰显自己的血统。他还参加了五年的心理治疗，把被偷走的身份一寸一寸全都找了回来。
我问及丹尼的主要问题时，他首先说，丹尼已经四十多岁，是个有着宽阔肩膀的大块头，身高六英尺四半。“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手掌。码头上的家伙们叫他‘起重机’，就是‘叉车起重机’的简称。”丹尼并不健谈，实际上，他特别沉默寡言，而且避免与人有目光接触。不过他很聪明。“他把所有的地图和里程费用都记在了脑子里，从来没算错过一分钱。”
对我来说，丹尼这一案例也非同寻常。首先，我从中学到了不少有关多元文化心理治疗的知识，也由此认清了一个可悲的真相：白人社会的体系与立场摧毁了他一家人的关系，对不止一代人的生活造成影响。我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现实：我就是那个试图同化并消灭原住民文化的团体中的一员。丹尼难以对我产生信任也不足为怪。
丹尼等候餐点时一直看着窗外。“他拽住小偷扔出车外，三个人都进了医院，其中一个住了一个多月。据说，他们在救护车里时就像沙丁鱼那样挤在一起躺着。”丹尼仅仅扭伤了手腕。他从不抱怨也不找人帮忙，只是继续朝温哥华开去。“这就是我要说的。”老板总结说，“我欠他一个大人情。”
其次，这一案例让我明白了心理治疗的局限所在。其在文化灭绝面前显得如此无能为力，布兰特博士在最初就跟我说到过这一问题。我“招募”了一小群原住民疗愈师，为丹尼提供心理治疗难以企及的事情：灵性疗愈。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心理治疗充满了文化特异性，我也必须面对由此产生的种种局限。
“让我给你举个丹尼工作的例子。”他接着说道，“他当时载着一车工业铂金在全国各地跑，当他在梅迪辛哈特的一家餐厅用餐时，三个小偷闯进了驾驶室。”
在丹尼成为我的来访者的几年以前，我在安大略省皇家博物馆报名参加了茅香篮子的编织课程。我把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做出来的小篮子摆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它如此微小，只装得下四枚回形针。丹尼见到这个迷你的篮子觉得很滑稽，还说：“干吗费这个工夫？”
这位老板一上来便说丹尼是他那儿最棒的司机。我问他这话具体是什么意思，他以一贯简短有力且抑扬顿挫的语调说了起来，语气听起来就像马戏团里招揽观众的人。“把昂贵的货物从一边的海岸运送到另一边的海岸是份特别危险的工作。”他说，“需要忠诚、勇敢又强壮的人。假设有一个装满劳力士手表的集装箱通过海运从瑞士送到这里由码头工人卸载，而这些港口装卸工也许与窃贼团伙有勾结，会通风报信，说有一卡车货物会从哈利法克斯运送到温哥华。于是，强盗们便会开着卡车跟着我的货车穿越加拿大，等到无人看管时——哪怕只有几分钟——把货劫走。”他还补充说，要是他的公司采用司机接力的方式将货物从一个司机转运至另一个司机那里，就不会有人对这起盗窃案负责了。“司机们都会相互指责。”老板说，“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花一大笔钱确保只让一个人来运送那些劳力士，并且按时交货。那个人就是丹尼·莫里森。他不得不睡在驾驶室里，到哪儿都不能离开货车。
我与丹尼最后一次会面的几星期后，我在等候室里看见一个硕大又美丽的茅香篮子，上面有着别具一格的纹理图案，可谓一件令人惊叹的原住民工艺品，富有收藏价值。看得出来，这件作品已经有点儿年头，而且那些精巧的图案都是用马铃薯染成的。
1988年，丹尼在我过去的来访者引荐之下来到我的办公室，那位来访者拥有一家大型货运公司，经常会通过人力资源部门将寻求帮助的人介绍给我。丹尼是他手下的长途货运司机之一。由于公司老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我因此知道，这位员工一定很特殊。
我特别感动，还把篮子放在了家中门厅的重要位置。十年后，我重新装修房子时，搬家公司的人把我们的东西都打包放进了仓库。等到我打开包裹整理时，才发现唯独那只茅香篮子不见了。保险公司的人说，这只篮子价值数千美元，品质堪比博物馆的藏品。我并不关心篮子的价格，我只想把它找回来。可是，无论是这只篮子还是丹尼，我都没有再见到过。
这个案例就时间而言比书中的其他几个都更具时代特色。那时尚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寄宿学校的种种恐怖事迹依然不为众多北美白人所知，要等到后来才得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证实。当时的术语如今也早已过时：丹尼称自己为“印第安人”和“土著”，两者都是八十年代的常用语。
我后来获悉，丹尼开始为他人的灵性疗愈旅程充当指导，还会参加各种疗愈仪式。据说他对此极为擅长。他还四处奔走参加各种会议，发挥自己的专长。我之所以对此有所了解，是因为丹尼不时会介绍原住民来找我进行心理治疗。他们告诉我：“丹尼说，我在跟随他展开疗愈之前，先得找你翻新调试一下。”丹尼喜爱汽车与各种类型的发动机，我因此将这番话当作赞美。
和欧洲其他所有心理治疗的创始人一样，弗洛伊德对原住民文化几乎一无所知。我也是如此。但正如我父亲曾经说的那样：“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于是，我联系原住民疗愈师，托他们花大量时间为我介绍原住民的各种风俗习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肯定会举步维艰。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丹尼以来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我想告诉他，我把他作为案例研究写了下来。丹尼现在应该七十岁了。
对我来说，这一案例在许多方面都颇具开创性。它迫使我意识到心理治疗对丹尼而言有着如此巨大的文化隔阂，简直难以起到应有的帮助。我也就此明白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在1925年与一位原住民相处后的感受——荣格说，他意识到自己“被囚禁在白人男性的文化思想之中”。
我设法找到丹尼的前雇主，他如今已经年近九十。我问起丹尼的近况后，电话里传来一声叹息，他接着说道：“丹尼在五十出头时因为喉癌去世了。”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前雇主说：“他从不抱怨。后来他体重锐减、一直咳嗽、声音嘶哑，却依然坚持工作，跟他的妻女去世时一样。他倒下之后没过几天就去世了，还要求葬在女儿边上。”
丹尼是克里族人。这一民族有着狩猎与诱捕的传统，过去的原住民在森林中过着游牧生活，每年与哈德孙湾公司进行毛皮交易。他的家人来自北部遥远的马尼托巴省，与加拿大其他地区都相隔甚远。亲身经历过如此举足轻重的北美历史的人竟然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感到特别惊讶。丹尼和我同龄，当他和家人在林中诱捕猎物时，我却一直在电视上看好莱坞经典西部片“牛仔与印第安人”。
前雇主说他去参加了葬礼，并且惊讶地发现有数百人出席，其中大多数是身穿民族礼服的原住民。一位女子——他猜应该是丹尼的女友——用原住民语言唱了一首歌，男人们则敲起了他们带来的大鼓。
1. 塔恩塞
我正要挂断电话的时候，前雇主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我其实挺纳闷的。他从来没有在工作中接触过石棉或任何会导致喉癌的物质，怎么会得这个呢？我绝不会让员工接触到这些东西。是什么引起的呢？”
——爱利克·埃里克森《同一性危机》
我想说，这也许跟他整个童年时代都不得不咽下的所有克里语词句有关。那些未曾诉说的话语一直找不到出口，最终使他得了病。寄宿学校的生活将他折磨得无法再说克里语，那种痛苦真真切切地刺入喉咙，成为他英勇过往的真实见证。
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就不会有活着的感觉。
伊阔塞（再见），丹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