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是一件分内事吗？你是否曾经对父亲感到怀疑、愤怒或者害怕？”
劳拉说她不觉得这构成创伤，认为不过是多了一件需要应付的事情而已。
“我知道你会觉得我很奇怪，但我责备的是自己。我真正的创伤——既然你喜欢用这个词语——是把克雷格和翠西强行带回多伦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如此糟糕。我父亲什么也做不好。我早该料到的，不应该给他带来那么大的负担。”
“不过，这肯定会造成不小的创伤。这是你第二次因为父亲的妻子去世而报警。一次是自己的母亲，另一次是继母。”
“所以说，你责怪的是自己给他带来过多压力，而不是他可能谋杀了琳达？”
“老实说，我从来都不喜欢琳达。她既自私又难伺候，还是个刻薄的酒鬼。她从来没做过一顿饭。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又一个难以相处的人而已。”
“我在两年的心理治疗后知道这种逻辑不对，但那就是我的真实感受。”
“你对于琳达去世及当时的情况有什么感受？”
身为一名心理治疗新手，我对于劳拉的极力否认感到惊讶。不管她对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有多了解，都仍然不愿意让他担起责任。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正在开凿的不是一块冰块，而是一座冰川。
“没错。”劳拉说，接着补充道，“但她个子很小，体重大约八十五磅。而且，人们自己从楼梯上摔落致死的事情经常发生。”
劳拉第二年的心理治疗快要结束了。虽然我们已经有所进展，但仍然需要深入探究劳拉与她父亲的关系。“踢猫”的梦无疑表明，她开始以更现实的角度看待她的父亲。我担心她在停止维护父亲以前会在与其他男性的关系中重蹈覆辙。
“但她跌下去的速度快到足以致命。”我指出。
就现实层面而言，我也开始怀疑这位父亲是否谋杀了琳达及他的第一任妻子，这显然更像是个精神变态者，而不是一个倒霉的酒鬼。我好奇劳拉封锁住有关母亲的全部记忆是不是为了保护父亲。她在无意识层面对生母死亡的了解，是不是比她意识到的更多？
“我到今天都不确定是父亲把她推下楼去的，还是她自己摔下去的。没有人看见。”
4. 真相
“传说？”我问道，想知道劳拉是否承认是她父亲把琳达推下楼梯。
心理治疗师可以基于特定的心理学理论，运用多种方式帮助来访者。在执业生涯早期，我主要依循弗洛伊德的范式，即假设无意识真实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得更加不拘一格。我会采用格式塔疗法的技术，比如角色扮演法，并关注“此时此地”的经验，通过观察咨访双方的互动，了解来访者会如何应对现实世界的冲突。我还实践了卡尔·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疗法，以来访者为中心。这种疗法强调来访者是解决自身困境的专家，而治疗师主要充当参谋。
“第二天，我父亲酒醒后叫大家上下楼梯要当心，说有些踏板松了，很危险。克雷格找来一把锤子，修好了橡胶踏板。家庭传说就此变成琳达自己摔下了楼梯。”
简单来说，我发现拘泥于单一的疗法局限性很大。我需要思考每个案例，权衡对每一位来访者而言什么方法最好。有时候来访者并不善于内省，难以借助弗洛伊德式的自由联想法感受自己的情绪。因此，我会从这种以洞察力为导向的方法转为更直接、更有冲击性的角色扮演法，使来访者重新体验某个情境，不得不做出回应。比如说，如果她生老板的气，我就假装成那个老板，来访者的真实情绪便会在扮演过程中浮现。或者，要是一个人极度匮乏关爱，童年时从没有人好好聆听过他的需求，我便会采用卡尔·罗杰斯的方法，单纯以倾听的方式为对方提供成长所需的养分。每一个案例都需要反复评估，如果来访者心理上未表现出改善，就有必要采取别的方法。据说爱因斯坦就说过这样的话：“疯狂的定义就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并期待不同的结果。”
急救人员抵达后，宣布琳达因颈部骨折而死亡。劳拉跟警察说是她自己摔下了楼。当他们问起为什么她看起来遍体鳞伤时，劳拉解释说，她摔下去时脑袋在每一级台阶上都磕了一下。“当地人都知道琳达是个会在酒吧滋事的酒鬼，因此她就这么被抬走了。”劳拉面无表情地说道。
有时候，运用社会学模型比心理学模型更有帮助。如果从社会学角度重新看待劳拉的情况便会发现，她的父亲属于酗酒者群体，她则属于“酗酒者的成年子女”这个群体。匿名戒酒会组织认为，酗酒者都有一定的特征，他们的子女也因为父母酗酒而发展出自己独有的特征。事实上，世界各地都有专门的组织帮助在酗酒家庭长大的成年人。
“他醉得不省人事。”
我于是把美国心理学家珍妮特·沃伊提兹（Janet Woititz）写的《酗酒者的成年子女》（Adult Children of Alcoholics）送给劳拉。我希望她看看众多酗酒者成年子女的共同特征，尤其是长女，其往往会成为家中的代理家长。
“你父亲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呢？”我问她。
下一次来访时，劳拉对自己符合清单上的所有特征感到很不安。她又做了张活动挂图，还以一副军队中士点名的架势将每一条都高声念了出来。“酗酒者成年子女会做出以下这些事情。”她开始了：
听到击打声、东西摔碎以及楼梯间骚动的声音时，劳拉正在房间里读青少年小说《上帝在吗？我是玛格丽特》。翠西与克雷格留在了房间里，劳拉则跑了出去，看见琳达躺在楼梯最底下蜷成了一团。她的父亲穿着一件破衬衫，双手抱头坐在厨房餐桌旁，他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劳拉跑下楼去，楼梯的两面都是墙壁，狭窄得如同隧道。“琳达缩成一团躺在地上失去了意识，她的脖子扭成了一个奇怪的角度。”劳拉摸不到她的脉搏，于是跑上楼打电话报警。她接着看向父亲，意识到可能是他把琳达推下了楼。“我叫他脱掉衬衫。我把那件衣服藏到我的房间，又找了一件给他穿上。我擦干他手臂上被琳达抓出的血迹，还告诉翠西和克雷格，等警察来了之后说没有人吵过架。”
1. 猜测正常行为是什么样子。
一天晚上，劳拉的父亲与琳达在连续三天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吵了起来。劳拉描述了接下来势必会发生的一幕：她的继母会嘲笑她的父亲，把跟其他男人睡觉的经历拿来跟他比较。“她知道他会发火，然后，如同钟表走时一样，我父亲也一直会赶点发作。”劳拉回忆说，“她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住嘴，因此付出了代价。父亲不停叫她闭嘴，不要自找苦吃。”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让一个九岁的孩子充当家长很不正常。”
接下来的两年里，琳达大部分时间都醉醺醺的，她不像劳拉的母亲那样沉默，喝醉酒会变得特别刻薄。她会大喊大叫，说自己可以跟世上任何一个男人在一起，结果却被一个糟老头缠住。劳拉的父亲喝醉后会殴打琳达，劳拉则会为她被打伤的嘴唇或眼睛敷冰块。
2. 毫不留情地自我评判。
琳达踩着高跟鞋蹒跚地走向他们，用稚嫩的声音说道：“嗨，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新妈妈。”翠西与克雷格都跟她打了招呼，但十三岁的劳拉却只是瞪了一眼这个二十一岁的对手，随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她不得不与弟弟妹妹们共用一间卧室，房间没有门，有的只是从印着水渍的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珠帘。
“我因为当不好家长和得了疱疹而十分厌恶自己。”
一家人之后搬去了多伦多。父亲当时已经穷困潦倒，他住在一片破旧地区里一间脏兮兮的酒吧楼上，而且常年酗酒，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几个孩子走上昏暗潮湿的楼梯，面前站着一个比劳拉年长不足十岁的年轻女子。她骨瘦如柴，头发漂成金色，发根处则是深色的。她身穿一件涤纶金银线透视上衣，里面是黑色蕾丝胸罩。这个叫琳达的女人那年二十一岁，劳拉的父亲则是三十多岁，不过在年幼的劳拉看来，他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他们一家人出门时，别人都会把琳达当成第四个孩子。
3. 很难玩得开心。
劳拉说到弟弟妹妹当时宁愿待在寄养家庭时，突然显得很难过。坚持要他们离开罗恩和格伦达的人正是劳拉。“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特别糟糕，简直毁了他们的人生。我父亲从来就不喜欢他们。克雷格有罗恩这样一直充满关爱的父亲在，过得很开心。”她的双眼湿润了，这是她接受心理治疗以来第二次涌出泪水。
“开心？我几岁啊，难道还在念幼儿园吗？我有工作。”
孩子们被收养后第四年，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外面响起一阵敲门声。罗恩打开门，外头站着的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据劳拉说，他走进来开口说道：“嘿，孩子们！我再婚了，是时候收拾东西回家了。”他见没人有反应，又欢快地说：“你们有新妈妈了！”
4. 对待自己过于一本正经。
劳拉和弟弟妹妹住在鲍勃坎基恩的时候，格伦达、罗恩及儿童保护机构曾试图寻找他们的父亲而未果。罗恩一家后来不再寻找，还收养了这几个孩子。那几年孩子们都过得很不错，劳拉、翠西，尤其是克雷格，都茁壮成长。克雷格跟罗恩相处融洽，还跟后者学习如何当勤杂工。他话变多了，夜里则会在窗前耐心等待罗恩回家。
“同事和父亲都说我开不起玩笑。”
在心理治疗中，当病态的防御开始瓦解，来访者会提起更多此前一直悉心守护的往事。忽然之间，治疗之初想不起来的回忆浮现了。劳拉一心维护父亲的时候屏蔽了许多关于他的负面记忆，然而现在，经过两年的心理治疗，这些痛苦的记忆如同滚烫的岩浆一般喷涌而出。
5. 难以建立亲密关系。
劳拉听完似乎松了口气。“我以前觉得这就像罗杰斯先生会说的话，但近几个月来，我心里有一小块地方开始渴望这样的爱。”
“既不让人靠近，也不让人同情。因为那会带来这本书里说的亲密感——不管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和世界上的所有女儿一样，和父亲建立了情感纽带。达尔文指出，所有物种中都会出现情感纽带。你与父亲之间的联系不仅正常还很必要。然而，我认为你将这种情感纽带误认为是爱。情感纽带并非一种选择，而是生理的必然性，是生存的必要条件。爱则是一种选择。当你遇到一个缺乏关心又不中用的男人便立即对其产生好感，这是因为你对他们的行为太过熟悉。你磨炼出了照顾男性的能力，并且因此得到过爱。可是，爱是相互照顾；是欣赏所爱之人的特质，而非保护其免受现实世界摧残。你照顾父亲，因此他尽己所能地爱你。但有些男人会爱上你的所有特点，而不仅仅是能为他掩盖错误的那些特质。”
6. 对于自身无法控制的改变反应过度。
我纠正说，我是希望她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待他。这样一来，她才能建立一段对他们二人都有益的关系。我说他们无意识中跳起了探戈舞——他不负责，她则太过负责。
“为什么不会呢？所有改变都很糟糕。要么是谋杀，要么是警察要我们搬家，或者是得躲避追债的人。”
“我生他气的时候感到内疚，但我知道你希望我对他发火。但话说回来，探监那次是他唯一一次批评我。”
7. 不断寻求认可与肯定。
“所以说，你去监狱看他，用课外打工挣到的钱买车票，在十四岁独自出远门，结果他侮辱你、嘲笑你，也没有在其他囚犯面前维护你。你觉得自己很狼狈，而他的狱友则色迷迷地打量你。在梦里，‘没有涂口红’和‘观众’代表的是你暴露在其他囚犯的目光之中，没有得到父亲的保护。在梦里，你愤怒地踢着的那只猫就是你的父亲，可你还是感到内疚。观众席中有一些人鼓掌了，另一些人则没有。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会不断付出，寻求艾德、我父亲以及克莱顿的认可，哪怕他们都是浑蛋。好吧，我的父亲不完全是个浑蛋，但他有时确实挺浑蛋的。”
这是劳拉头一回表达对父亲实实在在的愤怒与失望，也是心理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拼图里的一大块完成了。
8. 感觉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
她叹了口气。“我想他从来都不伟大，只是我自己这么认为罢了。”
“我确实和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都还在玩沙子呢，我做过的事情他们可想象不出来。”
“你眼中的他曾经特别伟大，看到他变得如此渺小，一定很难过。”
9. 超级负责。
“我本想说：‘我来让你见识见识猫拖来了什么。’于是在梦里摧毁了那只纸糊的猫。”劳拉的脸色再次沉了下来，“真是个自私的蠢货。而且其他犯人都在不怀好意地朝我抛媚眼，他并没有说‘这可是我的女儿，都给我滚开’，而是用他那蹩脚的方式当着一群败类的面油嘴滑舌。他的伟大形象就此崩塌。”
“我会为完成工作鞠躬尽瘁，而且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做得足够好。我还会在夜里醒来，为第二天的工作犯愁。”
“我想你应该很生气。在梦里，你愤怒到朝猫的嘴踢了过去。”
10. 极度忠诚，即便有证据表明不值得这么做。
“他一个劲地笑。我想冲他发火，但有什么用呢？他已经很落魄了，所以我忍气吞声，不想把局面搞僵。更何况，回去的巴士要隔天才有。当我告诉他我只能在巴士站过夜时，他说：‘嗯，你这身打扮正好合适。’我那天穿的是当时流行的水洗牛仔裤，他看不惯那种装束。那是我最后一次去监狱看他。”
“好吧，这一点太明显了，根本用不着说。我对克莱顿、艾德和我父亲这些分属不同年龄段的年度浑蛋奖获得者都很忠诚。”
“说得好像你是问题所在？”
这本书和这份症状清单像闪电一样照亮了劳拉的世界。她觉得这些描述是如此贴切，仿佛作者已经看透了她的内心。
我对于她的父亲坐过牢的消息感到惊讶。劳拉读懂了我的面部表情，没等我开口便说自己一直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坐牢。“去监狱要坐十三个小时的巴士。我当时十四岁，为了去一趟要存好几个月的钱。我走进监狱时男人们吹起了口哨，我父亲却只是笑着说：‘哎哟，看看猫拖来了什么。’”
读了这本书，她才知道自己的情况并不特殊。她念完清单，抬高嗓门道出自己的发现：“我就是酗酒家庭的产物。我现在明白了。”
分析这个梦的时候，劳拉说要弄清音乐的出处并不难，因为她最近刚在妹妹家听到过这首歌。我问她“看看猫拖来了什么”这句话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的脸色随即一沉，“我父亲在我去监狱探望他时说过这句话”。
有一个星期，劳拉透露自己的祖母去世了。我对她说节哀顺变，她却说没这个必要，因为她的祖父母一直都很“白痴”。她沉默了几分钟后接着说：“我肯定最清楚，因为我跟他们一起生活过。琳达去世后，我父亲被卷入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因此被关了起来。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我们被送到欧文桑德跟爷爷奶奶一起过。”
“我站在舞台上，观众席里有好几百人。我穿着破烂的衣服，没有涂口红，感到很难为情。台上有一只纸糊的巨大黑猫。毒药乐队演奏新歌《看看猫拖来了什么》时，我不停朝猫的嘴巴踢去，直到把猫踢散架为止。观众席中有一些人鼓掌了，但我感觉很糟，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忍不住这么去做。”
她的祖父母住在旅行拖车停车场。她说，“他们像电线杆子一样蠢，还搞坏了住在旅行拖车里的垃圾白人的名声。他们能走到一起真是不可思议，因为这两个人的疯狂程度简直不相上下。我要是不愿意做他们要我做的蠢事，他们就会发疯。”有一次，劳拉从商店回来时拿的是奶油玉米而不是玉米粒，结果不仅被他们用皮带抽了一顿，还被锁进壁橱里关了二十四小时。（狭窄空间与樟脑丸的气味至今依然让她喘不过气来。）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而且他们一边打她还会一边数落，说她的父亲也好她也好，都不是好东西。
劳拉和我通过诠释梦境取得了一定进展。一天，她把梦境日记紧紧抱在胸前说道：“尽管弗洛伊德在许多方面都很浑蛋，他在有关梦的问题上确实有所建树。我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梦，醒来以后心脏怦怦直跳。有那么几分钟，我还以为这些真实发生过。
劳拉其实对身体虐待与言语辱骂很陌生。她父亲即便在与琳达一起生活时也从未对她动粗，而且他也谈不上是纪律严格的人。实际上，他经常表扬劳拉。疏于照管才是他的毛病。
揭示劳拉与父亲的情感关系发生转变的是她的梦。弗洛伊德说，我们的显意识扼制住了无意识的冲动或本能，比如性欲或攻击性，而我们置身的文明社会也不希望我们意识到其存在。因此，这些欲望受到压抑、否认与升华之类的防御机制的层层防护。无意识欲望渗入我们意识的一种途径就是梦境。在梦中，无意识中的内容伪装成了各种符号。不过弗洛伊德也认为，如果我们对这些符号进行解释与自由联想，就有可能弄清楚其试图透露的是什么。如果梦境伪装得太好，就难以诠释；如果伪装得不够好，就成了噩梦。弗洛伊德有句话说得很对：“梦是通往无意识的捷径。”所以说，梦在心理治疗中至关重要。
她提到祖父对待她时“异乎寻常地露骨”。我让她具体讲讲，她说，“爷爷会说我看起来跟我母亲一样像个‘意大利妓女’，说如果不是因为她勾走他们的儿子，毁了他的人生，他本来是能够出人头地的。每次我约会结束回到家，他都说要检查我还是不是处女。直到有一天我举着刀子说，他要是敢碰我，我就打电话给养父母罗恩和格伦达。那样一来，警察就会上门把他跟他儿子关在一起。我爷爷太蠢了，根本看不出我是动真格的，但我奶奶明白得很，她说：‘让她去，我们可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浑蛋三人组”——按照劳拉的说法——里头唯一剩下的就是她父亲了。这一位要棘手得多。他跟克莱顿和艾德不一样，他是劳拉最钟爱的人，将永远在她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这是劳拉第一次提起含有性意味的不正当行为。这种情况通常意味着来访者还隐瞒了其他事情。
一个月后，劳拉来会面时宣布：“好了，我做到了。我知道艾德有外遇，但我不知道他把疱疹传遍了半个城市。我跟他说我们结束了。”我问起艾德的反应，她说他哭了，“他说他很抱歉，然后说想娶我。我跟他说：‘艾德，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对我撒谎、对我不忠、传染疾病给别人，而且以贩毒为生的人结婚呢？有个这样的男朋友已经够糟糕的了。’我这是在大扫除吗？我正在摆脱生活里的所有浑蛋。”她为自己感到骄傲，我也为她感到骄傲。
“你能告诉我你的祖父还说过其他什么带有性意味的话吗？”
“吉尔迪纳医生，”她回答说，“你有没有接触过现实世界啊？”
她不屑一顾地摇摇头：“他从来都只是说说，骨子里是个懦夫。我奶奶才是那个会把恶心人的想法都付诸行动的人。”
她说得有道理，不过，我也指出这是比较不寻常的因祸得福。“你一直很漂亮，享受性爱，却总是害怕亲密。”我温和地指出，“这下你得先培养亲密的情感关系，然后再发生性关系。能够在跟你发生关系之前接纳你所有缺点的那个人，势必非同一般。”
我试图谨慎对待，避免灌输任何想法，但我还是告诉了她，经历过混乱生活的人往往更容易遭受性虐待，因为他们没有家长保护，更容易受到伤害。此外，他们对正常行为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自己有权利说“不”。
听劳拉说完，我就这么看着她，扬了扬一边的眉毛。事到如今，她已经清楚我在想什么了。“我知道你希望我离开他。”她说，“但有谁会要我呢？好男人是不会跟得了疱疹的人在一起的。”
“我可不会。谁要是靠近我，我就割开他的喉咙。我觉得男人们能感觉到我做得出这样的事情。”
大约在同一时期，劳拉出席了一场婚礼。她在婚宴上意外遇见了一位醉醺醺的伴娘。“我看你是跟艾德一起来的。”女子说，“他也把疱疹传染给你了吗？”
劳拉曾经受到伤害，但她从未扮演过受害者的角色。这也正是她的英勇之处。多年来一直在奋斗的她，每天起床时依然会下决心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劳拉通过拒绝帮克莱顿完成工作打破了自己的模式。身为部门经理的克莱顿随后因为怠工且薪酬过高遭解雇。劳拉不仅随之颠覆了原有模式，还被提拔到克莱顿此前担任的高薪职位。“他们责备的真的是他！”她又惊又喜地说道。这件事不仅让她学到很多，还让她有了干劲。
不过，虽然就某种程度而言她是个英雄，但她拒绝面对痛苦也存在问题。她无法感受到被埋藏的真实感受——恐惧、孤独与被抛弃感——能感觉到的只有愤怒。此时的愤怒不是一种感受，而是一种防御机制。当我们因为过于痛苦而无法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就会用愤怒来抵抗。我的工作就是让劳拉对她的经历产生真实的感受。
人在心理上做出改变也会引发焦虑。当我们对某种行为模式习以为常，不管它有多不健康，都是我们赖以为生的手段，因此改变相当困难。我们的无意识很强大，会拼尽全力保持原来的模式。
我从劳拉的案例中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心理治疗师不能说三道四。每个人就某种程度而言都爱褒贬，这是人类辨别与评估形势的方法。我可以将劳拉的父亲说成是“在青春期阶段成长停滞且酗酒成瘾的反社会者”，或者可以直接用外行的话，说他很自私。然而，当我听说了他虐待狂式的母亲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变态父亲，我意识到他也过得很艰难。没有人教导过他如何面对成年生活。实际上，他在为人父母方面做得比他的父母更好。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做过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没有榜样、心理治疗或是其他任何办法，但他确实一直在努力，希望用他极为有限的方式重新建立联系。
我问她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原则，她表示不解：“既然每个人都能践踏边界任意妄为，最后只剩一堆废墟，要原则有什么用？没有人会按照我的意愿行事。他们为什么非得那么做呢？”劳拉的描述恰如其分地解释了什么是无力感，而人际关系中的无力感正是压力或焦虑的主要成因之一。
在治疗的第三年半，一些来自过去的信息浮现，对治疗产生了巨大影响。劳拉的妹妹翠西过去几年过得并不好。她两岁的儿子在前一年得了脑膜炎，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病愈后留下了轻微的脑损伤。最近翠西又生下一对双胞胎。她的丈夫没什么能耐，而且是低功能的抑郁症患者。劳拉有好几个周末都曾前往翠西位于乡下的家帮忙照顾刚出生的宝宝。
由于劳拉从未学会如何建立心理边界，面对克莱顿施加的压力，她会在他的心理操纵下感到焦虑和内疚。她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应该完成克莱顿布置的工作，怀疑自己对他置之不理是不是太过残酷。她不知道得体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平等地付出与索取这样的正常行为显得虚伪造作。
后来劳拉得知，翠西的丈夫在浴室上吊自杀了。这一可怕的事件发生后，翠西坦言自己无法独自抚养双胞胎。
劳拉对自己生活中的窝囊废男子三人组忠心耿耿。我认为其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她的老板克莱顿。如果要让她立场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从拯救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那克莱顿就是首选。劳拉无法改变他，但可以改变自己在面对他时做出的行为。她开始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再为克莱顿打掩护。
“翠西问你要什么？”我试图搞明白。
我和劳拉谈过不少关于心理边界（psychological boundaries）的问题。人们确立这样的界限，好让他人以安全合理的方式与自己打交道。一个人的边界感越强，心理也就越健康；他或她就能向别人表示自己能够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很明显，艾德已经越过了劳拉的个人边界。她不赞成酗酒、贩毒和当个无业游民，但她没法直接说：“艾德，你传播疱疹、贩卖毒品又没工作，这些行为我无法接受。我们分手吧。”即便艾德的行为给她带来心理上的痛苦，她却不知道自己有权利要求他改变。几个月过去了，艾德并没有找到工作。我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而是希望随着我们对边界有更多的探讨之后，劳拉也能为自己确立一些界限。
“帮助。我会帮她的。我每个周末都会去她那间破烂的农舍帮忙。唉，我在那里的时候一直忙个不停，还得帮她买尿布，因为她连尿布都买不起。老天，她真的是应付不过来。”
艾德失去捷豹经销商的工作时，劳拉维护他，说他被解雇是因为另一名竞争不过他的销售陷害了他。接着，艾德为了保住自己的豪华公寓，在找到下一份工作前卖起了可卡因。
“我也认为她需要你的帮助。有你帮她太好了；没有人比你更会打理或者更勤劳的了。”我试探性地问道，“那么，情感上的帮助呢？”
“哇，你是不是从来都不放过别人？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说过：‘嘿，那是昨天的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选择放他一马。疱疹的事让他心里难受极了。”
“我只要没在讨论具体的事情，她就一个劲地哭。”
“这件礼物很有趣，其中富有性意味。”我反驳道，“艾德正是通过性行为把疱疹传染给你，辜负了你的信任，从而对你造成莫大的伤害。”
我提醒劳拉，她妹妹也经历了与她相同的失落：母亲的离世、父亲的抛弃、琳达的横死，还有父亲的牢狱。我指出她们的父亲最宠爱劳拉，对翠西却不怎么过问，还叫她“爱哭包太太”。劳拉是她聪明又漂亮的姐姐，有着令人钦佩的钢铁意志。翠西没有这样的天赋。我温和地提示说，她也许需要劳拉的情感支持。
圣诞节过后不久，劳拉告诉我，艾德送了她一床黑色缎子床单当礼物。当我问起艾德的礼物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有什么意义时，她说：“知道吗，你对老好人艾德挺苛刻的。”还说他是个优秀的伴侣，“我有时候下班回到家发现他在房间里点了一圈蜡烛。他还会给我买内衣、跟我跳舞。他特别希望我过得开心。”
“我会尽力的。我已经跟她说过，我们会渡过这个难关。”
然而，即便我受过必要的知识培训，还是偶尔会在实践中遇到困难。劳拉有满腔怒火要发泄，她会花大把时间表达愤怒，却并没有获得多少启发。我引导她的方式也远不够巧妙——这项技能要加以学习才能掌握。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眨眼之间：不假思索的决断力》一书中描述了我们的直觉判断是如何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而成，这可是任何书籍里都学不到的内容。随着我作为心理治疗师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我也学会了如何聚焦于疗愈所必需的东西。
劳拉描述的是鼓励而非亲密。我决定再次引入这个话题。我们虽然讨论过“亲密感”（intimacy）这个词语，她也读了相关的书，但我认为她并没有理解其真正的含义。我知道她依然牢牢保护着内心深处的情感，因此我得慎重推进，要不然，她反而会紧紧锁住心门。我提示说，也许劳拉应该与自己的妹妹分享内心的感受，随后指出她已经进行了三年的心理治疗，翠西却没有。“你跟翠西说起过自己在接受心理治疗吗？”
随着劳拉进入第二年的心理治疗，我担任治疗师的第二年也开始了。当时我对于心理治疗过程之难以预料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在开诊所前，我并不知道理论与实际的来访者之间竟会有如此之大的偏差。我很快认识到，纯粹的理论完全是学术上的奢侈。身为心理治疗师，我不管在什么学科里找到什么武器，都会拿来使用。
“天啊！没——有！”
3. 看看猫拖来了什么
我提醒劳拉，她来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学会如何面对压力与焦虑，并且确实有所起色。她不仅疱疹发作减少了，还更了解自己，懂得如何改善生活质量。不过，她依然需要深入探索。“你读到过一种被称为‘亲密感’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分享自己的感受。”我斟字酌句。
尽管劳拉认为她掌控着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她失去了母亲，是一个遭到遗弃、背叛和利用的孩子。显然，劳拉和我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当然知道。我可不是欧克星球来的。”
识别模式是心理治疗师的任务。在劳拉的案例中，软弱——且有可能精神变态——的男性就是显而易见的一种模式。不过，要让劳拉看清这一点很困难，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她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治好疱疹，而非化解童年的心理问题；其次，她一心一意爱她的父亲，甚至拒绝与善良的养父母建立感情。尽管劳拉的父亲失踪了，而且长达四年都没有跟孩子联系，但她与父亲的情感纽带却始终紧密。而劳拉挽救家庭得到的回报，就是他仅有的那一丁点爱。人们为了爱会做出几乎任何事情，因此，这样的关系很难被瓦解。在家庭中，无论我们因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获得爱，都会一直扮演下去，哪怕为此付出代价。
可是，劳拉还是显得很茫然。我于是说：“亲密感指的是你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会将你的感受，你的恐惧、羞愧、希望乃至喜悦与另一个人分享。”
劳拉是这个家庭里真正的英雄，但问题在于，她在与其他男性的关系中也同样承担起了拯救者的角色。她以为这很正常，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适应性行为。她任由男友艾德与老板克莱顿做出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认为一如她对父亲那样，拯救他们也是她的职责。而我的职责就是要让她意识到，她的无意识深处埋藏着想要成为拯救者的念头，以及她是如何下意识地选择像她父亲那样软弱自私、需要得到拯救的男性。
“老天！干脆脱光了上街跳舞算了。”
我与劳拉第一年的心理治疗接近尾声。我需要制定详细的治疗方案，还要规划好实现的办法。劳拉非常依恋父亲，但这种依恋却令人担忧。劳拉原谅他的过失，现在还照顾他，简直成了他的家长，而且并不认为父亲需要为他自己的疏忽与自私负责。劳拉已经被遗弃过一次，因此紧紧抓住他不放，成了这段关系中的拯救者。家中没有担责任的成年人，为了一家人能生活下去，劳拉便承担起了这个角色。她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却由于成长迟滞，停留在了不负责任的青春期阶段。劳拉不得不支持父亲，而她从中得到了什么呢？活下来的可能。
我不予理会。“你一开始会感到困难，是因为你小时候从来没有人对你表达过感受。”我说，“实际上，你不得不封闭自己的内心，以此应对生活。这样学习起来确实很难。”我解释说，进行亲密交谈就像学习另一种语言，会越说越熟练。
劳拉看起来很惊讶。“嗯，有可能。现在想来，我梦见的就是罗恩的那顶帽子。”她微笑着说，“我有时会幻想自己长大有钱了之后，给罗恩买一艘能乘风破浪的大船。他一直想买却买不起。”
劳拉非常注重实际，非要我举一个例子。
我指出，她梦中的波特上校也戴着一顶有鱼饵的渔夫帽。“你梦见的男子会不会一部分是波特上校，一部分是罗恩呢——是一种善意的综合体现？”
“你跟我说疱疹让你感到无比羞愧的时候，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我说起她第一次参加心理治疗时，根本不允许他人表达同理心。
不过，她对罗恩心存感激。“他过去一直带男孩们去钓鱼。他有一顶那种钓鱼时戴的帽子，上面别着各种鱼饵。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任何鼓励的话，但他偶尔会对格伦达说：‘别管劳拉，格伦达。她有自己的想法。’”
她点点头笑了起来，仿佛那是上辈子发生的事。
劳拉描述自己是如何抗拒格伦达的关心。“格伦达会说：‘外面很冷，你要戴顶帽子。’我不明白，到现在都无法明白。把我当孩子为时已晚，我已经懂得如何持家。我们以沉默的方式针锋相对。”
“要是人们用我分享的感受来对付我呢？”她问道。
“是，从来都不亲。所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有母亲关爱是什么感受。”劳拉停顿了一下，笑了，“嘿，你听听！我变得跟你一样了，我在诠释自我！”
“这样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你应该只对自己认为信得过的人表达亲密感。这是加深信任的基础。要建立亲密关系，你得冒点风险。”
“你和母亲从来都不亲吗？”
“说实话，这听起来有点儿危险。但我明白了。这要么会拉近彼此的距离，要么就会给人当头一击。”
“翠西和克雷格觉得格伦达无所不能。而她也投入大量时间来安抚翠西的不安。”劳拉说完，坦言自己是另一番感受，“要知道，我一直和我父亲很亲。”
“人们分享感受之后会感觉好一些，压力和焦虑感都会减少。你要是打算与他人成为生活伴侣，那么在生理上的亲密感消退之后，使你们长久维系在一起的就是这种情感上的亲密感。”她皱了皱脸，表示这个概念有点儿牵强。
我问起劳拉与格伦达之间的关系。
劳拉和我练习如何展开亲密对话。我试着告诉她一些可以用到的词汇。我说：“翠西可能跟你一样，不知道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关系。她的抱怨就像是你的愤怒，是一种防御机制。”劳拉告诉过我，翠西发现她的丈夫在浴室上吊自杀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下谁会来帮助我？”却没有说过失去爱人之类的话。翠西和她的伴侣犹如两颗迷失的心灵，就亲密程度而言，他们是彻头彻尾的陌生人。
相比之下，收留他们的那位父亲态度就好多了。“罗恩平和又善良。他常常带克雷格去钓鱼，也从不在他口吃的时候不耐烦。”（克雷格在母亲去世后便开始结巴。）“自从和他们一起生活，克雷格的所有烦恼都消失了。我得承认，不用担心温饱是一种解脱。”
心理治疗进入第三年，劳拉在边界感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依然要谈论亲密感之类的基本内容。她依然十分厌恶这样的概念。毕竟，她最初的记忆就是父亲在她伤到脚后表扬她很坚强。在劳拉看来，分享痛苦就是坚强的反义词。而我现在正要求她放下防备。这与她二十多年来在家庭与学校遭遇的磨难中学到的东西背道而驰。在拳击场上，没有人会叫拳击手放下左手停止防守。
当我问起她的弟弟妹妹比她更容易适应的原因时，劳拉说，因为她父亲最宠爱的是她。“父亲从来都不会亏待我，我也是对他最忠诚的一个。他不理睬翠西，对克雷格则很刻薄。”她的父亲曾把身材瘦弱的克雷格称作“妈妈的乖宝宝”。
劳拉取消了接下来的那次心理治疗，这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她把治疗视作“救命稻草”。几个星期后她来了，表面上显得挺高兴，但我从她的脸上就能看出她遇到了问题。
他们跟这家人一起生活了四年。我掩饰住自己对于这家人收留三个孩子的惊讶，问起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挺好的，我觉得”是劳拉的回答，她说在他们家要有纪律有秩序。“翠西和克雷格依然把他们视作家长，还会在圣诞节时去看望他们，我则不然。当母亲的格伦达有一堆规矩，她希望我们都按照她的方式做事。”
我说我察觉到房间里有股危险的暗流，还补充说，她上一次没有来，一定是有什么紧急事件发生了。有那么几分钟，她就坐在那里望向窗外。终于，她如同子弹连发一般飞快说道：“我尝试了你异想天开的想法，试图与我的妹妹拉近距离。我就知道，我从不聊亲密感这么伤脑筋的话题自有其中的道理。”她用拳头猛击椅子的扶手，还以责难的目光看着我。我不作声。她继续说道：“我去了翠西家。半夜里，我正喂着翠西的一个孩子，她在喂另一个。我们坐在配套的摇椅上，周围几乎一片黑暗。我说起我们小时候过得很不容易，说这是我在心理治疗中才明白的事。听到我这么说她很惊讶，因为她一直爱哭鼻子，而我则不允许她哭哭啼啼。她说她以为我很幸福，因为我‘什么都不缺’。”
格伦达和罗恩有三个孩子。劳拉看得出来，翠西和克雷格喜欢待在他们家，这让她很难过。“我还以为我们自己过得挺好的。而且，我不习惯听从他人。我们三个人里，我最难以适应。”
劳拉不仅告诉翠西自己在接受心理治疗，还说她开始意识到她们的父亲并非完美的家长。“他也许尽力了，但这还是不够。我告诉她我意识到艾德就是父亲的翻版。他帅气、富有魅力，但他把疱疹传染给我，背叛了我。”
“警察抓到我们后，把我们带回了小木屋。”劳拉回忆道，“他们特别震惊，连连摇头，随后敲开木屋主人格伦达与罗恩的家门，问两人愿不愿意在他们联系上儿童保护协会或者我们的父亲来安顿我们之前帮忙照看。”（他们的父亲直到四年后才重新露面，不过，这一点留待之后再细说。）
劳拉随后直视我的眼睛说：“是的，吉尔迪纳医生，意外吧——我还说了疱疹的事。后来我说到艾德连工作都跟父亲的相同，总是干一些不合法的勾当。我说我一直为艾德找借口，就像我为父亲找借口那样。翠西看起来很迷惑，我于是把关于建立情感纽带的整个复杂过程都说了一遍。我有一整晚的时间，不是吗？”
我将她所形容的“搞砸”重构为一场胜利。“也就是说，九岁的你带着弟弟和妹妹在加拿大冬季的十一月到四月靠自己成功地活了下来。”
劳拉也向妹妹坦白，她在当翠西与克雷格的母亲时做得很糟糕，只想着如何活下去，不考虑他们的情感健康，她因此内心备受煎熬。“我告诉她我有多抱歉。接着停顿了一下，”劳拉静静地说着，“我想我是希望她要么原谅我，要么像你经常对我说的那样，说我只是个孩子，已经尽力了。
之后的那次来访中，劳拉描述了他们在小屋里如恐怖童话般的生活是如何告终的。“我搞砸了。我在巨虎折扣商店为克雷格偷内裤时被抓到了。”当时是四月，这几个孩子已经独自生活了六个月。
“她并没有说话，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我有点儿生气，觉得自己真情流露，她却像一辆生了锈的报废汽车那样一动不动。最后，我催促她说：‘翠西，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躺椅摇晃时发出的嘎吱声清晰可闻。终于，她以一种完全不带情绪的语气说道：‘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和我……’”
劳拉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心理治疗而产生重大改观，相反，她面前仿佛出现了一块巨大的拼图。一些拼图碎片会时不时地落在正确的位置，但这尚不足以让她看清整个画面。
这下轮到我不知所措了，我可没料到这样的事。我跟当时的劳拉一样震惊。劳拉见我如此惊讶，示意我等她说完。“我就坐在那里，手里晃着奶瓶等她说下去。她再也没有开口。我真想尖叫，说她在撒谎。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我耳朵里只听得见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根本无法思考。我默默地坐了很久，直到我的内脏不再翻腾。”最终，翠西开口了。“有一次，我们的亲生母亲打开门时撞见了我们。她就站在那里看着，没一会儿便关上了门。”她对劳拉说道。
这是我的第一个个案，而我们当时正处于心理治疗的第一年。慢慢地，劳拉认识到自己的生活与大多数人的迥然不同。有一次她提起曾经收到一份生日聚会的邀请，当时三年级的所有人都收到了。她对过生日的女孩说，自己的父亲会在那天带她去看棒球比赛。冬天的加拿大自然没有棒球比赛，因此那个女孩的母亲很可能有所察觉。这位女士在生日聚会的第二天来到学校，给劳拉带来一块蛋糕、一个写着她名字的氦气球，还有一个装满小礼物的糖果袋。劳拉来到学校时，这些东西就已经摆在桌子上了。她惊讶于这位母亲的举措，但同时又感到不安。直到多年以后她才体会到这是出于善意的举动。每当劳拉看到那位母亲在操场边上等待接女儿放学时，她就会躲在厕所，直到她们离开。我问起原因时，她说：“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我不知道她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劳拉无疑在生存模式下应对自如，面对人类的善意却不知所措。
劳拉问她，为什么自己跟她睡在同一房间却不知道。翠西说她们的父亲是在没人的时候下手的，有时也会铤而走险。
我想，她坚如磐石的防线在拜访过小学之后出现了些许裂痕。在她存有差错的记忆之中，生活在小木屋的自己是个成年人，但她现在意识到自己当时年纪有多小。这足以说明我们无意识中的需求会如何悄悄渗入记忆并对其进行篡改。劳拉在父亲的引导下相信自己是个成年人，这是因为她的父亲在当时的生活里需要一名成年人，所以她才会这样看待自己。
“我问她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我。”劳拉说完，陷入了沉默。
为了说明劳拉当时年纪有多小，以及她与她父亲的期望有多不现实，我带她去看学校里九岁的孩子。我的一位当校长的朋友帮我们安排了一次小学三年级的实地考察。劳拉看到一群穿着紧身裤袜和罩裙的八九岁小女孩后惊呆了。不过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她并没有在离开后说她对自己太苛刻，而是说：“天哪，她们那么稚嫩。”我带她看了三个不同的班级。最后，她在回家的路上说：“八岁和九岁的年纪比我记忆中的小多了。”
她看起来并不难过，而是很生气——确切来说，她看起来很愤怒。最后，我问她翠西如何作答。
我在多年来的心理治疗中发现，每当儿童在小小年纪就担上成年人的责任且不可避免地失败以后，他们在长大成人后便会一直为此感到焦虑。他们似乎永远无法接受自己当时年纪太小无法胜任的现实，于是会将这种失败藏在心底。劳拉纠结于自己作为家长的失败，却很少提及被遗弃的创伤。她从不认为父亲疏于照管，而是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她只是像平时那样没精打采地耸了耸肩膀。然后说：‘你不会相信我的。你认为他像耶稣一样能在水上行走。’无论我说什么，她都没再开口。”劳拉回忆道，“然后我想起你说过的关于同理心的话，于是没再追问细节，而是告诉她我有多抱歉。她于是哭了起来，眼泪落在她怀里孩子的脸上。我不得不用干尿布去擦。”
遗憾的是，劳拉从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这样的错觉：她认为自己没能成为弟弟妹妹的好家长。她无法接受自己只是个小女孩且无法胜任这份工作的现实。
“你一定特别震惊。”我说，“你得知真相后有什么感受？”
劳拉根深蒂固的羞耻感显然是建立在“九岁时就应该当个好母亲”的错觉之上。人们最大的痛苦往往就是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我说：“她们并非没有人帮忙。你被迫去做一份自己毫无头绪的工作，失败在所难免。”
劳拉没有回答，而是说起自己如何请了三天假北上去找父亲谈话的。他和一位名叫琴的老师——是位富裕的寡妇——一起住在苏圣玛丽。
“那又怎么样？很多女孩都在九岁时当家长了。她们都做到了。”
“他跟以前一样，看到我特别高兴。他问起我的近况，听到我升职了很兴奋，听说我跟艾德分开则表示遗憾。他觉得艾德‘生龙活虎’。”劳拉说，“他的打扮简直像个中产阶级——就差没穿成学院风格了。而且他喝健怡可乐时用的竟然是玻璃杯，里面应该没有掺酒。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站稳脚跟的，反正也不会长久。”
“你知道自己担起家长的责任时才九岁对吧？”
劳拉向琴解释说自己想讨论一些家务事，于是琴便去探望她妹妹了。琴一走，劳拉便平静地问她父亲：“你有没有性虐待过翠西？她说你做过。”
劳拉并不这么认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好母亲。翠西和克雷格都过得很糟糕。翠西高中都没毕业，现在住在乡下的某个破地方，在工厂里摘火鸡内脏。她跟一个名叫安德鲁的勤杂工勾搭上，两个人都不太懂人情世故，根本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甚至不知道要如何跟彼此相处。我的弟弟克雷格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他没有跟孩子的母亲住在一起，还整天游手好闲。他只干一些季节性的杂活，比如扫雪，平时则整天抽大麻。”
她的父亲气坏了。“老天啊，没有！我可不愁找不到女人。我永远不会对我的孩子下手。那太变态了。无论发生什么，翠西永远是受害者。她就是气我跟琴不愿意跟她一起住，帮她照顾孩子。她这是自作自受。”劳拉的父亲还说他不想把琴拖到“大老远的地方去帮助一个不管别人为她做什么都还是稀里糊涂的人”。劳拉说，他接着把手重重拍在桌子上，她感觉玻璃杯都要被震碎了。“他说：‘我知道她会报复，这种事她干得出来。她那个丈夫受够了她扮演受害者的把戏，上吊自杀了，也许他是想挑明：你看，现在谁是受害者？’”
“你比较务实，不可能一味地哭泣抱怨，否则你们都会完蛋。你管得很严，可一旦你学会像波特上校那样处事，很快就解决了克雷格尿床的问题。”
“他在屋子里迈着重重的步子走来走去，还大声嚷嚷：‘翠西要是想陷害我，那就让她去。尽管去说。我就是希望你看清楚翠西一直以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和她母亲永远是受冤枉的一方。问克雷格去，他会告诉你这是在胡扯。’”
“可我对待他们时脾气很差。”
“克雷格跟这件事没关系。”我说。
“你做这些是为了让弟弟妹妹活下去。我认为波特上校是一个完美的父亲，而我们都会向榜样学习。这比其他形式的学习都更有效。你很聪明，找了一个让自己乃至弟弟妹妹都能学到东西的榜样。”
劳拉继续说了下去，告诉我她拿起手提包准备离开，走的时候，她对父亲说“这件事还没完”。
“我到现在还记得偷火腿罐头时的恐惧，而且依然能闻到店主放在地板上吸附雪水的湿润硬纸板的气味。”她坦言道。
我等待劳拉接着说，她却看向我摇了摇头，用气愤的语调说道：“我知道你认为我在维护他，但是老天做证，翠西从来没有单独和他待在一起过，而且她确实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她随后模仿翠西哭哭啼啼的语气：“‘为什么丈夫自杀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得脑膜炎的是我的孩子？’”
劳拉没有听进去。她见我没再往下说，便挖苦我说：“别跟我来罗杰斯先生那一套。”儿时很少得到表扬的来访者在成年后往往不太相信他人给予的正面评价。儿童对自我的认知在童年时期形成，在此期间获得的自我概念需要经过长期的正面肯定才能扭转过来。
我问劳拉，她为什么能断定翠西从来没有单独和父亲待在一起过。劳拉有很多朋友，她经常出门参加聚会或是由母亲带去跟别的小朋友玩耍，而翠西则被丢在家里。
接下来轮到我来“重构”这段经历了。“在我看来，你一点也不疯狂。实际上，我觉得你非常足智多谋。你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生计，你希望让家人都待在一起，而且做得比大多数九岁的孩子都要好。我认为你特别英勇。”
她皱了皱脸，勉强承认我说的属实。
她靠回座位看着我，“好了，这下子你是唯一知道这一整出离奇往事的人了。我知道这意味着我是个小偷，不过，这是否也说明我是个疯子呢？”她问我，“每当我在哪里看到别人写到疯子的脑袋里会冒出声音，我就感到害怕。认为波特上校是自己的父亲，还想象他对我说话，这样寻求慰藉简直太像个疯子了。”
“重要的问题在于：‘翠西是个会撒谎的人吗？’”我继续说道，“她撒谎说自己是受害者了吗？不，她没有。事实上，她的丈夫真的自杀了，而她的孩子也确实因为一种可怕的疾病而病倒了。”
“后来我开始跟波特上校说起我偷东西的事。他会跟我说：‘等战争结束了，你可以把偷窃的金额都补上。’他会说我不是坏人，说外面在打仗，我们只是迫不得已。他还说，‘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结束，我们会回到自己的家园，我们爱的人都在那里等着我们。’”劳拉随即开始用同样的话来安慰翠西和克雷格，“我告诉他们，我们都会长大，然后会找到波特上校那样的人，他会爱我们，永远为我们着想。这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劳拉至今依然会梦见波特上校，基本上都是在她感到孤独或陷入困境的时候。
劳拉厌烦地摇了摇头说：“在奶奶家的时候，如果没人约她出去，她就会说是因为我们跟疯子一起住在拖车里。可是约我出去玩的人有很多。小的时候，她说她没有收到生日派对的邀请是因为我们的母亲从来不跟其他母亲交谈。可我还是收到了邀请。她永远有借口，而且永远都不是她的错。”
劳拉就是这样应对克雷格尿床的问题的。“我把克雷格当作雷达，把自己当作波特上校。我说：‘说吧，孩子，你哪里不舒服？’”克雷格没有回答，劳拉于是伸出胳膊搂住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没过几天，他就不再尿床了。
“那不算撒谎。”我澄清道。
电视上播出的《陆军野战医院》圣诞特别单元让劳拉懂得了如何对弟妹更有同情心。“波特上校说，只要大家拥有彼此，有没有礼物其实不重要。”劳拉出于绝望，开始听从波特上校给手下年轻士兵雷达的建议，“他就像是雷达的父亲，我也把他当作我们的父亲。我假装他去打仗了，我们得通过电视获得他的消息。我告诉自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照做。我把他从里到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就能对自己说：‘波特上校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怎么做？’”
“她一直嫉妒我跟父亲的关系。可能翠西在以一种很可悲的方式跟我竞争，像是在说：‘看，我也跟他很亲近。’吉尔迪纳医生，你不认识她。看在老天的分上，她还想把双胞胎交给儿童保护协会呢。我不得不告诉她，她能够成为好家长。我说我们可不希望家里好几代人都是遭遗弃的孩子。”
劳拉低头看着地板，我能够感觉到她的羞愧。她一般不会露出痛苦的表情，但我看得出来，她接下来要说的话对她来说意义重大。“我不是个好母亲。我不允许他们提起父亲或他离开的事。如果他们开始哭闹，我就说我们必须这么过下去。谁开始哭我就揍谁。”
“正如你说的那样，她做得肯定不够好。但这算不上撒谎。”
令我震惊的是，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过，就连克雷格的老师后来也没有跟进。
“说真的，我相信他。我知道你的下一个问题。不，他从来没有对我做过这样的事，从来都没有——一点儿苗头也没有。人们说我漂亮的时候，他甚至都不予置评。”
“我感觉翠西一直在哭，克雷格则除了嚷嚷饿之外什么也没说。但他尿床了，我一开始会对他大喊大叫，后来就不再理会，任由他睡在被尿湿了的床上。最后我还想到一些办法，比如对他们说，如果不停止抱怨或者不按我说的去做，我就抛下他们不管了。这招很有效。我就这样成了他们的母亲。”
“除了在监狱里，当你觉得他利用了你的美貌的时候。”
在劳拉讲述这些经历的过程中，我格外注意避免用自己的见解打断她。我只是按照她的要求在聆听。
“天啊，你说起话来真是步步相逼。我是在证人席上，还是在接受心理治疗？”
随后，劳拉讲述自己是如何在没有洗衣机的情况下让弟弟妹妹有干净的衣服穿的。“我们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迪士尼奇妙世界》，因此，我会让他们在迪士尼之夜洗澡，把他们的脏衣服都扔掉，然后赶在周末来临之前的星期五去巨虎折扣商店偷星期一穿的新衣服。我和父亲一样是个了不起的小偷，我猜这是遗传。我曾经看过帕蒂·麦科马克主演的电影《坏种》，电影里的那个人就是我，外表漂亮善良，内心却狡诈险恶。”
她说得对。我得后退一步，专心寻找心理上的真相，而非字面意义的真相。
“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从牛奶箱里偷钱的。”劳拉接着说了下去，“大家把牛奶箱传来传去，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钱放进去，我却把钱从里面拿了出来。我拿得不多，不然会被发现。等到放学后，我就把钱给翠西，让她去杂货店买点几便士的糖果。她分散店员的注意力时，我就去偷火腿罐头和其他各种食物。我偷起来特别拿手，还会光顾镇上的不同商店，这样就没人会怀疑我了。”
我们其实无法知晓真相。诚然，翠西既没什么能力又很依赖人，刚好是那些“掠夺者”会选择的施虐对象。父亲知道劳拉绝不会容忍，她会拿着菜刀追着他砍。但归根结底，如果我暗示劳拉不相信翠西是为了保护父亲，那我就是在偏袒一方。继续讨论那件事是否真实发生过，超出了我身为心理学家的职责范围。心理学家的工作是指出来访者行为中的模式。我也确实提醒过劳拉，她的模式就是袒护父亲，无法客观看待他。我已经把工具交给劳拉，现在轮到她来决定真相是什么。
劳拉看着窗外，一边避免与我有视线接触，一边开始以一成不变的语气讲述自己的故事。“我父亲离开后过了几天，我意识到我们得吃饭。此外，克雷格的老师还跑到我的班上，问我他为什么没有带午餐。”她描述了克雷格是如何哭泣的。其他学生让出一些午餐，老师则注意到他会把饼干放进自己的口袋。“她问我家里的情况好不好。我说一切都好，而且我父亲那天就会拿到工资。她想往我家打电话，但我跟她说我们家没有电话。”老师于是让她叫母亲致电学校。
那一事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翠西描述她的母亲是如何打开门又轻轻关上，并且从未提起自己看见了什么。我想象那个可怜的母亲无处可去，又得知自己的孩子遭到了侵害。她想必极度抑郁，或者单纯是在这段关系中没有勇气或力量来保护女儿。我再一次怀疑她是否死于自杀。警方没有对此展开任何调查，也不认为发生过任何犯罪活动。我在听闻劳拉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的死讯时怀疑过劳拉的母亲是否也死于丈夫之手。我始终都没弄明白为何劳拉只有一段关于母亲的记忆。
她说：“这就像面对冰冷的湖水，最好的办法是一头扎进湖里游起来。所以说，你不要打断我，让我一口气讲下去。你听完会说：‘怪不得她会得疱疹，她活该。’”她最后那句话是典型的内疚与羞耻的结合，因此听起来显得她十分厌恶自己。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必须非常小心，我不希望给劳拉灌输什么想法。我从事心理治疗已经有三年，但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我也必须牢记，心理治疗的重点不是寻找真相，就像杰克·尼克尔森在电影《好人寥寥》中喊出的那句著名台词：有时人们“难以接受真相”。确切来说，这其实在于要让我们的无意识不再去控制意识。有效的心理治疗是要让人不再如此防备，这样才能处理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那么，”我继续说道，“我们继续聊聊你九岁时和七岁的妹妹、六岁的弟弟一起在小木屋的生活吧。”
接着，我俩都陷入了治疗中会出现的那种沉默。这一令人震惊的发现让我们在后半段时间里都沉浸在不同以往的沉思之中。终于，大约十分钟过后，劳拉开口了。她声音里的怒气消失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不对？”
劳拉听了这话扬起一边的眉毛，然后点了点头，像是意识到自己得好好琢磨一番。
我摇摇头，表示不会。
“要我说，羞耻感自然会带来压力。”我回答道，“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羞辱或悲痛的感觉，其成因是在某种程度上被我们的社会视为禁忌的行为。弗洛伊德认为羞耻感让人觉得自己不会被爱。羞耻感比内疚感更有害，因为后者是一种关于自身行为的痛苦感觉，而前者则是关于自身作为一个人的糟糕感觉，因此在心理层面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我又将话题转回她与翠西一起度过的那个晚上。“有一件事千真万确地发生了：翠西和你一样，也希望建立亲密关系。她无疑需要帮助。不管她是否遭受过虐待，她都认为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且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羞耻感和压力是一回事吗？”劳拉问我。她还是在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希望能为压力找到归属，借此摆脱痛苦的疱疹。
我说可以去翠西家附近的医院，找一位可以免费为她提供心理治疗的精神科医生。遗憾的是，翠西只去了几次。我后来又为她找了个互助小组，但她只去了一次。我又联系上一个为双胞胎母亲提供帮助的团体，还安排了人员接送她，可翠西临行时却拒绝出席。
我知道劳拉喜欢明确又实际的解决方案，于是说：“我知道你想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改善。羞耻感像是凝固汽油弹，不仅黏稠、会灼伤人，还会一直黏附在人身上。如果可能，最好一点一点将其剥下。”
我感觉到自己在翠西身上投入了太多精力，她不但不是我的来访者，而且对心理治疗或任何形式的帮助都很抗拒。我也不得不提醒自己，我如此迫切地探寻真相是为了满足我自身的需求，而这并非我的来访者的需求。我得考虑两个因素：首先，劳拉在心理治疗中很用心，她并不害怕花精力去改善自己。其次，她说得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三年的心理治疗就此收尾确实有点儿糟糕，但这件事还是得由翠西和她父亲去解决才行。
“哦，我可不想聊这些，我的天！我为自己在父亲离开的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这个梦肯定和那段时间有关。”
5. 没有活儿干了
“波特上校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
我感觉我们已经来到最后阶段。劳拉最初接受心理治疗是为了解决频繁发作的疱疹，如今疱疹一年只会发作一两次，这足以证明她已经学会如何应对焦虑。劳拉在职场与个人关系中都已经确立了心理边界。她不再允许自己一边被他人激怒一边又不作为。她正在努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并施以同理心。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童年并不健全，因此专注于成为一个心理平衡的人。
“我梦里的波特上校戴着飞蝇钓爱好者的那种帽子，上面挂满了鱼饵。”她说，“我穿着病号服一瘸一拐地走在医院走廊上，他则朝我走来，身上的装束和电视剧里的军装一样，只是帽子是飞蝇钓的帽子。我继续跛着脚朝前走，他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什么也没有说。我醒来后感觉特别开心。”
尽管如此，她还是会遇到挫折与反复。有一个星期，劳拉踩着重重的脚步走了进来，我看得出她当时正在气头上。她一旦感觉到受威胁，为了保护脆弱的自我就会变得极度愤怒。我当时早已学会不去介入劳拉与她无意识中的恐惧。不管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她都充满斗志。有天夜里，她独自站在地铁站台上，一名男子试图偷走她的手提包。她一脚踹中对方的腹股沟，把他一下子撞到了铁轨上。她随后按下站台的通话装置告诉工作人员：“铁轨上有个混蛋。”最后搭出租车回了家。
“所以说，他是个可敬又可靠的人。”我注意到，这是她的老板、男友和父亲都不具备的两个特点。
我问她为什么这么生气，她说这一个星期“很难堪”。她先说起凯西——她的养父母罗恩和格伦达的女儿——如今在多伦多当小学老师，凯西的男友则即将获得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
她说这是一部情景喜剧片，讲的是朝鲜战争时期的美国医疗队。波特上校是一名职业军官，也是这支医疗队的负责人，他本人还是一名外科医生。劳拉说他很善良，而且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白痴，他都不会妄加评断。
劳拉邀请凯西与其男友来吃晚饭，这位男友带了一个朋友，名叫史蒂夫，史蒂夫刚刚获得了同一个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劳拉告诉我她之所以觉得丢脸，是因为凯西显然是要把他介绍给劳拉。“这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既不合适又丢面子，我都不知道要从何说起。”她说。
她说：“哦，天哪！你不会不知道他是电视剧《陆军野战医院》里的上校吧？”她看我一脸茫然，于是说，“别告诉我你不知道波特上校。我可不希望遇到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心理治疗师。”
劳拉平时没那么戏剧化。她描述自己生母与继母去世时都只是平静地用了一句话。
“你有亲戚在服役吗？”我问道。
“第一个层面是？”我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劳拉就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她的电视剧梦为心理治疗带来了全新的转机。跟往常一样，要让她讲述梦境特别困难；我问她做过什么梦的时候，她便说自己从来不做梦。不过，她难以抑制自己的上进心。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她脚踩高跟鞋来到诊所，带着一份手写的近期梦境报告，上面还用荧光笔高亮标出了关键词句。她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说：“我梦见了波特上校。”
“首先，我当年可是学校里的舞会皇后，用不着在校乐队里吹大号的凯西来满足我的约会需求。我可不是个可怜的孤儿。”
不过，我倒是会每年前往纽约电视和广播博物馆朝圣，那里收录了有史以来所有电视节目的拷贝（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YouTube）。公众可以在阅片室里挑选并观看节目，我就是在那里补剧，了解我的来访者们提到的电视节目以及帮助他们塑造性格的各种角色。知晓一部电视剧之于某位来访者的意义后再观看，就特别有意思。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没有充分得到过家长的引导，因此，电视剧与电影中的人物互动方式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层面？”
来访者经常会在心理治疗中提到各类文化典故。他们讲述的梦境里会出现——比如说——电视剧角色，或者自己在梦里成了政治人物，或是遇到新闻里发生的事情。他们通常会以为我对这些内容也很熟悉，可我其实往往一无所知。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整整二十年里几乎不看电视也不听广播。我上大学时家里没有电视机，而且因为一边学习一边还要忙于各种工作，也根本没时间看电视。接着，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生下一个儿子，一年之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我丈夫也还在读书，我们俩带着孩子住在一家商店的楼上，狭小的空间里还摆着一辆三人座婴儿推车，外加三个婴儿汽车座椅。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拿到博士学位，因此那时会把闹钟定在清晨四点半，围绕婴儿的作息安排工作。我丈夫和我都没时间看电视或听广播，我们把空余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了照顾孩子或工作上。我也因此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我对十九世纪的科学了如指掌，尤其是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有关的内容，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流行文化则一窍不通。许多年以后，我并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遗憾，我有书看就足够了。
“这家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他看起来像是在华生家长大的。”（典出一部名叫《华生一家》的电视剧，讲述的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一个贫穷家庭。这家人亲密无间、充满爱心，有着高尚的品德。剧中的明星是家中的长子，名叫约翰小子。）“他想当个‘好好先生’，凯西的男友为我修理电视、凯西借用我的缝纫机时，他收拾起了桌子。我告诉他不用收拾盘子，他说：‘现在就收拾了吧。大家白天都还要上班。’接着，”她愤慨地说，“我明明说了我来洗，他还是不停地把盘子给端了出来。”
2. 深入林中
“这么做不好吗？”我问道。
许多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性格类型与生俱来，这意味着我们天生就拥有特定的倾向，并不会随着成长而改变。当然，无论我们是哪种性格类型，我们的出生顺序、父母的教养方式乃至社会变量都会产生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很有限。换句话说，一旦你是A型，就永远是A型。劳拉和我都是A型性格。好的一面是我们都工作勤奋、有所成就；不好的一面则是我们都缺乏耐心和同理心。我们往往会在实现自己抱负的过程中伤害到他人。因此我要格外注意，避免与劳拉发生A型性格之间的对峙。如果我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就得学会收敛这样的性格。耐心——A型性格人群的短板——至关重要。
“哎呀，谁会这么干啊。”
我有我自己的心理困境。我需要锻炼自己身为心理治疗师的耐心，可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A型性格。人的性格分为两类：A型和B型。A型性格的特点是有野心、侵略性和控制欲；而B型性格则比较闲散且与世无争。（这是比较宽泛的概括，大多数人其实介于A型和B型之间。）A型性格的人急于求成，而这种内心的欲望有时会转化为压力。事实上，这些特征往往与压力相关的疾病有关。比如，劳拉的压力就导致了她的疱疹病情加重。
“如果波特上校看见他妻子做了一顿三道菜的餐点，而且时间已经不早了，她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波特上校会不会帮忙呢？”
劳拉依然是个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的来访者，而我也依然是个操之过急的新手治疗师，一心想要卸下她的防备。我逐渐发现，我是否知道来访者的问题出在哪里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心理治疗的关键在于来访者是否知道问题何在。如果我们用力过猛，他们就会关上心门。劳拉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搭建起这样的心理防御，要将其一层一层卸下势必需要时间。
劳拉顿了几秒钟，“嗯，也许吧。但我是把波特上校当成父亲来喜欢的，而非伴侣。”
劳拉一边气愤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一边摇着头喘着粗气说：“我语气是重了点，但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得听这些没用的废话。”她随后补充说，除了“几次失误”，父亲在她的生活里一直没有缺席。实际上，她大声强调，她经常和父亲见面聊天。
“那么，让我来理理清楚。”我说，“一个男人进入了你的生活，他在竞争激烈的领域获得硕士学位，因为知道早上疲惫是什么感受所以帮你收拾餐盘，而且还很得体地通过收拾来感谢你的招待。这样的男人是什么？一个窝囊废？你把我搞糊涂了。”
“可能跟花冤枉钱看心理医生的人一样多。”
“我是说，他没有让我感到刺激，他不爱冒险。”她说。
“有多少人在得疱疹这么可怕的事情上被男友欺骗？”
“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不是在帮这个名叫史蒂夫的家伙说话，但我需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利用他举止善良的例子来否定他。”
“好吧，你看，如果我把克莱顿逼得太紧，他也许会开除我。”
她坐着不吭声，我禁不住补充了一句，“而且，你又怎么知道他不爱冒险呢？”
“职场上有多少当主管的因为有助理加班打掩护，即便偷懒还是能保住工作？”我问道。
“我知道艾德有很多缺点，但他一直会有各种疯狂的想法，懂得如何找乐子。”
“肯定有这样的父亲。我是说，世上有孤儿院。为什么会有成千上万的孩子进入儿童保护协会？因为父母抛下他们不管了，这就是为什么！”
“比如把疱疹传染给你，还丢了所有的工作。你父亲就像你说的那样‘让人感到刺激’，但他的疯狂和刺激中不包含照顾自己的孩子、遵守法律，也不懂得营生。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竞争需要勇气和头脑。”我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火了。我见劳拉执着地将她父亲视为榜样有点儿气急败坏，因此话也说得刺耳。我为自己不再诠释而是咄咄逼人向她道歉。
“他是想让自己的行为显得合乎情理。有多少父亲会出门买烟然后一去不回？”
劳拉的眼里冒着怒火。“你越说越起劲了，那就尽管说吧。至少这次让我的钱花得值这个价。”
“所有人都只为自己着想，这是我父亲的座右铭之一。”
“劳拉，每次当我离你的痛苦太近，你都会将我推开。你大可以下半辈子都守着这些痛苦，但这样并不会有助于你改善。”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说起‘生活中的那些浑蛋’，我们能不能展开聊一聊这个话题？”劳拉看起来很茫然，于是我改换措辞，“你所说的浑蛋是不是那种一味索取却从不付出的人？就是只顾着满足自身需求的人？”
“不好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已经说过，我们应付过来了。”她的语气不屑一顾，就好像我喋喋不休地反复在絮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她采用的心理技能叫作“重构”（reframing），指的是赋予某一概念新的定义，以此改变其中的意义。她把我眼中的疏于照管进行重构，并将我的担忧视作“过度保护”。
“我认为你已经对你父亲那样的行为习以为常。你失去了母亲，因此不得不忍受他。你能做什么呢？又能去哪儿呢？你在荒野中开辟出一条小径，这十分了不起。你没有双亲照顾，没有人应当经历这种没有双亲照顾的生活。你能把谁当作榜样呢？没有人。然而你足智多谋又顽强，你发现了波特上校，还机智地把他视为自己的榜样。没有多少人能如此灵机应变，在需要时创造出一个家长的形象。”
“不过，他确实把你们扔在了北面鲍勃坎基恩冰天雪地的小木屋里。”
“真遗憾啊，你没法为我颁发紫心勋章。”她讽刺地说道。
“至少他道歉了。这已经比我父亲强了。”接着，她望着窗外说道，“而且，我父亲在当父亲这件事上也没那么糟糕。他在我母亲去世后没有把我们丢开，很多男的会直接打电话给儿童保护机构。”
劳拉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进步。然而，她还是有一个顽固的问题需要解决：她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她依然喜欢坏小子，也就是那些她称之为“刺激”而非“病态”的男性。如今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一名男子帮她收拾餐盘时她便从情感上拒绝了人家，因为对方让她无法像往常一样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艾德老是迟到、拈花惹草，还把疱疹传染给你，你都不跟他计较。”我直言道。沉默了好一阵后，我问她为什么不期待男性能做出得体且成熟的行为。
我对她的顽固感到沮丧，因此打算就她对待客人的态度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你对史蒂夫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这段关系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你也许不用去拯救他。”我接着停顿了一下，用激烈的语气说道，“这下你没有活儿干了。”
我指出我们一开始说的是艾德对克莱顿的评价，而这两个人里，前者不太靠谱，后者也不怎么靠谱。艾德认为由于劳拉包揽了一切，所以克莱顿才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我希望劳拉能明白这样的话由他说来是有多讽刺。可劳拉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于是我问劳拉，她与艾德的恋爱关系里谁付出得更多。当她承认是她自己时，我沉默了。最后，她问我到底是在针对谁。
劳拉像是被人击中了胸口一样朝后靠向椅背。我追问道：“为什么你父亲最喜欢的人是你？”
“那我该怎么办？永远都不原谅他吗？”
“因为我照顾他。我的家庭就像古巴的那些老汽车。我就是不断用我能找到的任何备用部件不停地修补，哪怕找到的是口香糖。”
我向她保证我无意激怒她，我说我只不过想知道她对艾德的行为作何感想。
那次会面临近尾声时，我要求她思考一下，如果一个男人不需要她而只是爱她，她会怎么做？
“你是想让我生气吗？”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劳拉开始定期与史蒂夫见面。她买了自己的第一双登山靴，周末时，二人还会烹制精美的菜肴招待客人。她在学习正常的亲密关系如何运作。史蒂夫很忙，但如果他要迟到了，就会打电话知会劳拉。劳拉起初会嘲笑这种行为，觉得他有点儿强迫症，而且过分讲究。我指出成年人之间就是应该这样相互体谅，史蒂夫把劳拉的时间看得和自己的一样重要。由于劳拉缺乏参考基准，因此将我当成了她了解亲密关系中正常行为的一扇窗户。
她觉得这样就能原谅他把疱疹传染给她这件事吗？我当时说的是：“艾德不是在捷豹经销商工作吗？你跟我说过，每当有女的去试车，他第二天都会送去玫瑰花。这并不难办。”
劳拉不管跟谁在情感上建立亲密关系都很困难，但她还是试着与史蒂夫分享了自己的过去。他似乎接受绝大部分事情。他从不催促劳拉跟他发生关系，尽管他们除了最后一步之外其他都尝试过了。劳拉说她快要找不到借口了，她准备告诉对方疱疹的事。劳拉甚至还考虑过和他分手，这样就不用等到他提出分手时蒙羞了。但她后来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说了她是疱疹病毒携带者这件事。史蒂夫静静地坐着，劳拉看得出来，他动摇了。史蒂夫没过多久便离开了，说他得想一想。劳拉一个星期都没收到他的消息，接着又是一个星期，最后到了第三个星期。
“至少艾德道歉了。他寄了两打玫瑰到我公司，随附的卡片上还写着‘因为我爱你’。”
史蒂夫漫长的沉默持续到第四个星期时，劳拉说：“看来约翰小子临阵脱逃，回到华生家里去了。”尽管她取笑这部电视剧，但她还是看了。她研究华生一家善良与高尚的行为举止的架势，简直像是灵长类动物学家在分析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放的有关猴群的节目。
“你看，艾德也会把问题推到你身上。克莱顿把工作推给你，艾德则把疱疹传染给你，他就这样让你去处理问题。你对他生气的时候，他拒不承认自己携带病毒，当你发现他也在服用治疗疱疹的药物时，他还找了个站不住脚的借口，说自己以为这病不会传染。这样认为的人要么来自另一个星球，要么就是在自欺欺人。”
我问她对史蒂夫的离去作何感想，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松了口气。”当我问她原因时，她说：“这下我不用努力当一个正常人了，这太辛苦了。而且他很小气。比如说：有一天我们要去看电影，他做了爆米花。我说我可不要带着自己做的爆米花去电影院呢，老天。
“为什么？”她问我。
“不过，他刚有了第一份工作，还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给了学生；他和他的父亲还会在夏天的每个周末去修葺那座乡间小屋。对于一个第一年工作的人来说，他其实很富有。
“有意思，这话居然是艾德说的。”我说。
“没错。可是啊，他特别抠门。我们去小屋的时候，要从黎明忙到黄昏。只要气温超过六十华氏度，他就不会开暖气。”她头靠椅背，像躺在躺椅上那样抬起双腿，长叹了一口气，“再会了，水手！”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如何应对克莱顿的问题。实际上，劳拉没有看出他有任何转变。就像她男友艾德说的那样：“克莱顿过得好着呢，为什么要改变呢？”
“劳拉，你的解脱与故作自信的背后是什么？”
“感到别无选择确实会让人压力很大。”我总结道。
她坐了一会儿，然后看了看手表说：“我们的时间不是到了吗？”
“我实在没有选择。我得干他的活儿和我自己的活儿。”
我摇摇头表示否定。
“所以说，你承担了太多工作。”
经过三年的心理治疗，劳拉已经学会如何挖掘自己的无意识。我希望她此刻能够这么做，即便这是一道新的伤口。我提示说，伤口包扎如果没有足够的透气性会溃烂。
“当然了！我甚至都朝他大喊大叫，但他根本不理睬我。”
终于，她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道：“我既伤心又羞愧。就像我第一个星期来这里时一样。我的垃圾家庭让我蒙羞，他也因此想离开。他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教授工业美术，还是他曲棍球队的教练。他们家的后院有个溜冰场，他和他父亲每天晚上都会为场地冲洗浇水，而且他们一直都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他的父母和蔼可亲，是真正的波特上校。我永远都没法把他们介绍给我那些一团糟的家人认识。”
“你跟克莱顿谈过这个吗？”
“谁都会感到伤心的。”我说着，对她表示同情，“重要的是，你已经搞清楚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劳拉又带着各种书籍出现，还指出她的工作场所是压力来源。“我有很多工作要完成，但我的老板克莱顿来得很晚，还会跟和他有外遇的秘书花两个小时吃午餐。”她解释说，“他五点下班，所以说，我上班时间比他早，下班也比他晚好几个小时。”
“我想，我大概是希望他在乎我。我们真的很喜欢一起在小屋忙碌。他欣赏我对布置的想法，我也很擅长那一方面。我们两个天生就像工蜂一样。”
但我当时说的是：“你显然已经下定决心。我会尊重你的意愿，接受你的要求，我也希望让你感到自在，这样才能顺利进行下去。不过，我不会在整个心理治疗过程中都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他也许确实在乎你，但疱疹这道障碍过于庞大。或者，你有没有想过他其实还在考虑要怎么办？”
我如果是个更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就会把我感受到的难处摆在她面前。我们可以按照格式塔疗法（gestalt therapy）的创始人弗里茨·皮尔斯（Fritz Perls）的方法，用他提出的“此时此地”原则（the here and now）来解决这个问题。皮尔斯相信，治疗师及来访者在心理治疗中建立起的互动关系，跟来访者自身及其面对的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致的。我其实可以这样说：“劳拉，你是在要求我表现得像你的家长那样，对你的痛苦漠不关心。你已经习惯于没有人回应你的悲伤。但我不想成为那样的角色，我现在觉得很为难。”
“不至于吧！”
要记得，劳拉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我可不希望在她的病态需求面前做出妥协。不过，我看得出她是真的想要退出心理治疗。我的那一丁点同理心对她来说不堪重负，让她感到害怕。这成了目前心理治疗中的大忌。
“并非所有人都那么冲动。你已经对你所谓的‘随性所致’习以为常，但如果你反过来换一个角度想想，这其实也意味着不计后果。有些人在做出重要决定前需要花时间仔细权衡。”我接着问道，“如果你的父亲或艾德是疱疹病毒携带者，他们会告诉别人吗？”
“正确。如果我想要同情，买贺曼百货公司的贺卡就能拥有，要多少有多少。”
“艾德没有说，我父亲也不会说。”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永远不希望从我这里感受到任何善意、同理心或同情？”
“你看，你说了，这意味着你和你父亲以及艾德不一样。记住，你能控制的永远都只有自己的行为。”
我点头的时候，她又说：“在我今天离开之前，你必须保证再也不会说这些。不然我可没法接着来。”
“嗯，我今年只发过一次疱疹，还不算太糟。每次发疱疹都跟压力有关，真是太让我吃惊了。”
“你谈到感受的时候，我看到有一扇门开了，门里全是妖怪。我永远不会踏进那个房间。”她坚决地说道，“我得不断朝前走。我要是开始沉溺——哪怕就一次——就会淹死。况且，这也不会让事情有所起色。”
“史蒂夫知道关于你家人的所有事情吗？”
“为什么？”我问她，由衷地感到困惑。
“嗯，所有的烂糟事都知道了。我没有说起父亲和翠西乱伦的事，因为我不相信。我同样不认为是我的父亲杀了我的母亲，关于琳达的死我也说不准。”
我说我是在表达同理心，她断然驳斥了我。“这是有人去世时才会说的话。听着，医生，如果我还会回到这里，我绝对不希望再听到你这么说，不然我就走人。把你的同理心或随便什么东西留给自己吧。”
我很理解劳拉。她十分坦诚，却遭到了拒绝。她花了那么长时间敲击通往正常状态的大门，她肯定会感到疲惫。
她呆坐了足足有一分钟才开口。在近五年的心理治疗过程中，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次双眼湿润的时刻，只不过，她涌出的是愤怒的泪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她质问道。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劳拉来了。她坐下时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他——回——来——了！”她解释说，史蒂夫之前一直在等待跟医生见面，医生给了他很多关于如何进行安全性行为的信息，“他得考虑如何负责任，这需要时间。”
那次来访结束前，我总结了自己对这一情况的看法。“你一直都很勇敢。你的遭遇听起来相当艰难，有时还很可怕。被遗弃后你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单独住在森林里，而你又年纪太小，无法担起家长的职责。”我说，“你经历了《糖果屋》里的种种危难，还没有面包屑指引回家的路。”
他们顺利地度过了几个月，直到情人节那天史蒂夫只送了一枝玫瑰，这让劳拉大发雷霆。史蒂夫说他们家里会把钱存下来买经久耐用的东西，礼物只会象征性地送一下。他认为自己家人给他的最大的礼物就是让他念了大学四年的本科，还读了研究生。
“六七个月吧。”
劳拉找到了自己的长期目标——她多年来一直在攻读大学学位——但她对于一个男人也有长期目标并不习惯。她认为挥霍金钱就某种程度而言……充满男子气概。她将这种慷慨视作浪漫爱情的表现。然而史蒂夫却将其视为浪费。
“你们这样生活了多久？”
史蒂夫像往常一样没有道歉。他说那不是他的作风，而且要是他们今后结了婚，他现在拥有的那两座房子和乡间小屋也将属于她。
“首先，一切都结束了。再说了，我没有被打倒，”劳拉反驳道，“九岁不小了。”
劳拉对我说：“那真是扯淡。他就是抠门。我父亲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丁点儿钱，也会用来给琳达买她想要的名牌手提包。”
“所以说，你们在九岁、七岁和六岁的年纪被孤零零地留在小木屋里过日子。”我说，“如果你要搜集造成压力的事例，可以把这一件写进去。”
“是在你父亲有可能杀了她之前还是之后？”我忍不住说道。
劳拉继续讲述她的遭遇。很明显，她的头脑一直都很清醒。她发现大多数木屋都在越冬前打扫过了，于是带着弟妹搬到最偏远的屋子，因为那里到春天才可能开放。他们还带上了暖炉。她知道他们必须保持原先的生活习惯，不然就会有人察觉。因此，他们每天会走将近一英里的路去坐校车。劳拉会跟其他人谈起自己的父亲，像是他已经回到了小木屋；她让弟弟和妹妹也这么干。
“那是场意外——整体上而言。要知道，你简直是个毒舌女王。”
我在总结第一个月的心理治疗时在笔记里是这样写的：“此次的来访者无意寻求心理治疗，对曾经和自己相处八年的母亲也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这一点在文献中闻所未闻；她不知道什么是压力，却希望能将其摆脱，她在自己遭遗弃时也不记得有过任何感受。我接下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她说得没错。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无法深入了解劳拉的感受让治疗变得更加困难。我很快认清自己的首要工作并非诠释她的感受，而是进行挖掘，随后再加以诠释。
劳拉与史蒂夫度过了情人节的玫瑰风暴，接下来是那年的圣诞节。劳拉去拜访了史蒂夫的父母，他们住在多伦多北部名叫帕里湾的小镇上。史蒂夫的母亲给劳拉织了一件毛衣，据劳拉说，是电视剧《草原上的小屋》里的人会穿的衣服。
我在一开始为劳拉进行心理治疗的时候加入了一个同行督导小组。小组里都是心理治疗师，大家会聚在一起讨论案例并为彼此提供建议。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止步于她的心理防卫”，没有充分挖掘劳拉的感受。我意识到，为了确保我对创伤的反应不会影响到此次心理治疗，我必须深入探究自己的想法。一方面，我的同行很可能是对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想知道他们是否曾遇到过众所周知的那堵壁垒：如果没有时时刻刻聚焦于现实生活，便有可能受到严重伤害。毕竟，没有什么比生存需求更能让人集中精神的了。
“能有多难看呢？”我说，我知道劳拉特别时髦。
我明白劳拉说的计划与感受的区别。我自己在生活中遭遇逆境时，也没有时间去琢磨感受；我有的无非是应对的工夫。我儿时家境优渥，但在十几岁时，我那位极其明智的生意人父亲开始显露出精神疾病的迹象。我们后来发现他脑部有肿瘤，且已经无法手术。我打电话给父亲的会计后得知他已经彻底没有钱了。于是，我不得不边上学边打两份工来养家。我和劳拉一样，根本不记得有过任何感受。我当时满脑子都在琢磨如何应对生计。
“我就等着你问我呢。”她敞开外套让我看个究竟。她身穿一件鲜红的圣诞毛衣，上面绣着唱颂歌的人们。每个人都戴着用毛毡、天鹅绒以及某种粗布做的帽子，形状各不相同。他们站在一根路灯柱下唱歌，手里还捧着白色毛毡制成的歌本。我禁不住笑了起来。“我能在史蒂夫面前取笑这件毛衣吗？”劳拉期盼地问道。
我到那一刻才认识到劳拉和她父亲有多亲密，而她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以免感到失落。动物和人类都有建立情感纽带的倾向，都想要亲近父亲或母亲，当对方在身边时会感到安全。劳拉不记得当时的“感受”了，她有的全是“计划”。换句话说，她让生存本能接管了一切。毕竟，在加拿大冬日的荒野里她要让两个小孩吃饱穿暖。劳拉之后依然会对我不断询问她的感受嗤之以鼻，并且不止一次表示，感受是那些生活无忧又——用她的话来说——不用“动脑子”的人的奢侈品。
“他见过你的家人吗？”
“我想，从表面上看，父亲确实遗弃了我们，但他离开鲍勃坎基恩是情非得已，他其实不想跟我们分开。他别无选择。”
“嗯，除了克雷格都见过了。”
“你当时九岁，身无分文，孤零零地住在树林里。你会如何形容这样的生活呢？”我说道。
“他有没有说过什么负面的话？”
劳拉和弟弟妹妹不同，她意识到父亲已经抛弃了他们。“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欠别人钱，天知道还欠了什么。”她说。几个小孩在母亲去世后难以管束，父亲便威胁说要把他们送到孤儿院去。劳拉明白他不是在吓唬他们。她只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让生活照常继续下去。当我问劳拉被遗弃后有什么感受，她看着我，就好像我在危言耸听。她说：“我父亲并没有彻底抛下我们，他知道我会打点一切。”
“一个字也没说过。”
劳拉的妹妹翠西“一直在抱怨”，劳拉特别烦恼地说道。翠西想去格伦达和罗恩那儿跟他们说有人带走了父亲，还想知道是否可以和他们住在一起。
我等她说下去。
由于害怕被安置到寄养家庭，她不希望有人知道他们遭父亲遗弃，因此还是保持原来的生活习惯。这些位于湖区森林深处的小木屋的主人是一个五口之家。劳拉和他们的女儿凯西一起玩的时候，那家人的母亲格伦达一直对她很好；那家的父亲罗恩不多话，经常会热心地带着劳拉六岁的弟弟克雷格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去钓鱼。
她坐在那里思考了大约一分钟。“我跟这件毛衣再也分不开了。这成了我每年十二月跟他在一起时的行头了。”
后来在十一月底的某一天，她父亲说要开车去镇上买烟，结果一去不回。三个孩子没有吃的，衣服也只有两套。劳拉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没有表现出恐惧、愤怒或任何其他情绪。
劳拉慢慢学会了如何适应中产阶级的生活。她开始理解可靠、长远目标与积蓄不断增长的好处。史蒂夫则欣赏她的工作原则，喜爱她活泼又随性的幽默。
劳拉九岁那年，她和弟弟妹妹都在九月开始上学了。度假的人们离开以后，卖薯条的生意便难以为继。他们为这间只有一个房间的小木屋买了个小小的暖炉，然后全都挤在炉子周围。劳拉记得，有一次，两个男人出现在家门口讨要餐车的钱，她的父亲则躲在厕所不肯出面。驱赶这两个人成了劳拉的职责。
让劳拉烦恼的是，史蒂夫从没有夸过她漂亮，她对此很不习惯。我解释了沟通的必要性，说有时处在正常关系中的人也需要告诉伴侣自己需要什么。她说她可不想为了获得赞美卑躬屈膝。我告诉她，希望感到被爱再正常不过了。
劳拉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她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多伦多东北面的鲍勃坎基恩。劳拉认为他是为了躲避在多伦多找他麻烦的那些人，不过她也不是很确定。为了谋生，父亲搞来一辆餐车，向来此地消暑的人们贩卖薯条。劳拉会在一旁开汽水罐、递送薯条，她的弟弟妹妹则在停车场里玩耍。劳拉因此成为父亲口中的“得力助手”。他们一家住在镇外的一间小木屋里。木屋主人那家人的地皮上有好几间简陋的小屋，这些屋子四散在树林各个偏僻的角落。
劳拉说了之后，史蒂夫表示自己常常感到她有多么美丽，可是，史蒂夫来自一个不爱“奉承”的家庭。劳拉说，如果是真实想法就不算奉承。史蒂夫学得很快，现在经常会告诉劳拉自己有多爱她，她又是多么漂亮。“挺滑稽的，他说的时候似乎真的是这么想的。”她说。当时二人同居已经将近一年。
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劳拉的父亲身上。劳拉告诉我，他曾是一名汽车销售员，但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失业了。劳拉的父亲一直为酒精、赌博和“误解”所困。尽管他金发碧眼，既英俊聪明又富有魅力，却还是日渐落魄。
一天，劳拉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没有了往日的活力。她在椅子边沿坐下，说史蒂夫离开了她。她根本不知道史蒂夫已经忍受到了极限。“他抱怨的时候没有抬高声音，我于是以为他没有那么生气。”
难以置信的是，劳拉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四年时间里关于母亲的回忆唯有这个玩具炉子。在此期间，我与劳拉尝试自由联想法，让她写下关于母亲的日记，去拜访母亲的坟墓，可依然一无所获。
我问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突发事件。劳拉说她正要准备晚餐，看到冰箱里的一个保鲜盒里装着吃剩下的意大利面酱。她于是烧水煮意大利面。但等她打开保鲜盒，却发现史蒂夫只盛了一汤匙酱汁。她对他高声嚷嚷，还把装着酱汁的保鲜盒朝墙上扔去。史蒂夫平静地说要离开一个星期，还说劳拉需要好好想想是否要继续以这种令他无法容忍的方式表达愤怒。如果她还打算那么做，那他们面临的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我好奇劳拉的母亲是否患有抑郁症，并因此陷入情绪无能的状态。童年时被用拳头说话的男性家人保护得密不透风，长大后又嫁给一个无意与其结婚的男子，而且后者不仅没什么能耐，还可能对她施加了情感及身体上的虐待，因为记恨她而对她不理不睬。就算没有发展成精神创伤，试问谁不会因此陷入抑郁？她的父母也和她断绝了关系，从未对她让家人蒙羞的行为释怀。她因此无路可走。我询问劳拉她母亲是否死于自杀，她说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她所知，警方没有进行尸检。
我问劳拉她多久发一次脾气。“一个星期一到两次，但这不算多。我的意思是，真是的，谁会把一勺酱汁放在盒子里啊？”劳拉看着我，由衷地感到困惑，“你说说，吉尔迪纳医生，要是你的丈夫这么做，你也会有这样的反应。是个人都会发脾气的。”
劳拉的母亲在婚礼的五个月后生下劳拉，二十个月后产下她的妹妹，过了一年，又迎来了她的弟弟。我问劳拉是否去小意大利看望过外祖父母，她表示对此毫无兴趣。
我之前从来不知道劳拉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心理治疗的一大缺陷就是，所有的信息都经过了来访者的筛选，而来访者本人有可能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即便来访者说一切顺利，那也只是就其单方面的角度而言。在这一案例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她的情绪失控了。在劳拉家里，大家都通过喊叫、对峙继而不予理会来应对各种问题。奇怪的是，当劳拉把父亲的酒倒进下水道并砸碎酒瓶时，或是当她去父亲所在的酒吧并当着其他客人的面对父亲大喊大叫时，她都从未受到过惩罚。劳拉的管束似乎让她父亲感到解脱。如今劳拉想要掌管晚餐，却不明白为什么史蒂夫不听话，也没有对盘子里有食物感到高兴。
尽管家教严格，劳拉的母亲还是在十六岁时怀孕了。劳拉的父亲是个有着苏格兰血统的加拿大人。在这家意大利人眼中，他就是搞大他们女儿肚子的十七岁小流氓。劳拉母亲的兄弟们把他狠狠揍了一顿，还说如果他不和她结婚就要杀了他。婚礼那天之后，劳拉母亲的家人就再也没来看过她。
我提议用波特上校来考察什么才是正常的行为。每当劳拉想起他，都能完美地想象出他会说些什么，从而理解正常状态是什么样子。我让她进行角色扮演，于是，她用波特上校的口吻说：“史蒂夫，不要把一丁点儿食物放在冰箱里，这样很容易会被误认为是一整顿餐点。我明白你不希望浪费，但这样做会让我搞混的。”
她母亲的家人既没有出席葬礼，也没有向外孙和外孙女伸出援手。“我母亲从未提起过他们，但我从父亲的冷嘲热讽中大体可以猜到，他们基本已经与她断绝了关系。”劳拉解释说，“他们都是真正的意大利人。你知道，就是只在小意大利一带走动，整天都穿黑衣服，像是一直在为别人服丧一样。我的母亲是家里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她十岁以后便不被允许出门，必须待在家里做饭打扫。她无法单独上街，唯一的外出机会便是陪她母亲去购物，连每天上学放学都得由其中一个兄弟陪同。”
角色扮演的问题在于，劳拉的这一小段演讲像是蹩脚的电视剧，跟伴侣之间的真实互动毫无关联。我接着告诉了她两件事。首先，假装自己能做到，久而久之就真的能够做到。我提醒劳拉，由于她来自一个不健全的家庭，因此正常的行为会让她感到尴尬与不自然。但要是她坚持下去，慢慢就会感到越来越自然。其次，我告诉她，每当她愤怒时都要记住，愤怒是一种防御而非感受，她需要分析愤怒所掩盖的是什么感受。
“我记得没有。我的父亲出门去，接着天就黑了。那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没有人给我们做饭。”劳拉意识到，现在得由她来做晚饭，还要告诉弟弟妹妹母亲去世的消息。她说了之后，六岁的妹妹哭了，五岁的弟弟却毫无反应，只是问劳拉是不是现在开始会成为他们的母亲。
劳拉告诉史蒂夫，他要是回家，自己不仅会尽最大努力控制脾气，甚至还会穿上圣诞毛衣。史蒂夫回到家后提出一个条件：劳拉必须在应对挫折的方式上做出一些改变。
“没有守夜或者举行葬礼吗？”
另一个不相关的问题很快出现了。当时在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的史蒂夫想和其他计算机分析师一起创业。劳拉害怕风险。对她来说，变化永远意味着破坏与失去。在劳拉的童年时代，新鲜事物——八所高中、寄养家庭、在北方无依无靠的生活、刻薄的祖父母乃至不断搬家——都意味着痛苦。除此之外，她父亲愚蠢的商业创意都因为计划不周以失败告终。而现在，史蒂夫希望在离开自己的可靠工作前获得她的支持。
警察找到劳拉的父亲后，用警车把他送回了家。“他们用毯子盖住我母亲的面孔，毯子上还印着‘多伦多东部综合医院财产’的字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记得这个。”她说，“然后那些人用轮床把她抬下楼，她的遗体就这么消失了。”
最终，劳拉不情不愿地同意了。在会面期间，她想搞清楚，在一份稳定的工作中埋头苦干的史蒂夫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指出史蒂夫没有冒不必要的风险，他面对的是值得一试的风险。他并不鲁莽，而且有足够的信心去创建自己的公司。换句话说，他做事非常沉稳。如果一个人来自健全的家庭，便会把父母当作榜样，并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将正常的行为方式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不过我也安慰劳拉，说她学东西很快，并鼓励她想想自己从五年前第一次进行心理治疗至今的长足进步。
至于母亲是怎么死的，劳拉也不太确定。我为此不得不提醒她说得再具体一点。“她早上还好好的，等到我和弟弟妹妹放学回家后却没有午饭吃。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于是推门进到父母的卧室。我发现母亲在睡觉，于是推了推她，然后把她翻到面朝我的方向。我至今依然记得雪尼尔床罩在她脸上留下的印子。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上班，因此没有打电话给他。我让弟弟和妹妹回学校去，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
劳拉终于逐渐达到被她称为“正常状态”的生活。她工作顺利，史蒂夫还向她求婚了，他们即将于圣诞节结婚。这下劳拉不得不把自己的家人介绍给史蒂夫的家人认识，这一情况也导致了她当年唯一的一次疱疹发作。她邀请两家人到他们家参加感恩节晚宴——同时期望她的父亲不会喝醉、克雷格不会嗑药上头，而翠西也不会牢骚连篇。考虑到劳拉、史蒂夫以及史蒂夫的家人为婚礼支付了费用，劳拉的父亲坚持要带火鸡来（这在他看来算是公平交易）。劳拉说他很晚才到，当时距离开始用餐还有十五分钟，而他就这么把一只冷冻火鸡丢在桌上。
我问起劳拉的母亲，她说自己八岁时母亲便已去世。我接着问起她母亲的为人。劳拉只说了两个词语：“疏远”和“意大利人”。这在我听来有点儿不太寻常。她想不起关于母亲的任何事情。在我的追问下，她也仅仅提起自己四岁时母亲把一个玩具炉子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她。在她打开盒子的时候，母亲笑了。
“哦，不是吧！”我说道，可以想见她有多尴尬。
劳拉那天接收到一条对她影响深远的信息，她自此永远不会忘记：只有坚强不吭声才能赢得爱与关怀。我指出其中的一体两面性后，劳拉说：“所有人被爱都需要理由。”显然，无条件的爱——即无论孩子做了什么都会得到双亲的爱——这样的概念对她来说相当陌生。
“我也许变得更加正常了，”劳拉说，“但我可不傻。我的烤箱里已经有一只塞满填料的火鸡，随时可以吃。我向他表示感谢，把他带来的火鸡塞进冷冻柜后便继续用餐去了。”
我说，考虑到她的父亲也在这份名单上，我希望能对她迄今为止的生活经历有一个大致了解。她听了之后，白眼翻得都快背过气去了。我继续说下去，问劳拉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她立即说起自己四岁时从滑梯上摔下来，脚被一块锋利的金属划破了，父亲温柔地将她抱起，带她去医院缝针。他们在候诊室的时候，一位护士说劳拉伤得如此厉害，却像个真正的勇士那样一声不吭。父亲搂住劳拉拥抱她，说：“不愧是我的女儿，真是让我骄傲。一声不吭的，就像马一样强壮。”
我一直等到劳拉结婚后才告诉她，我们的心理治疗就要结束了。她的眼里噙着泪水，但她也点头表示同意。劳拉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也是我治疗时间最长的一个。我有时既当母亲又当父亲，并且随着我们在各自身份中的成长，一起分享了种种欢笑与成长的烦恼。
劳拉告诉我，开始阅读这些有关压力的书籍后，她便试着寻找自己生活里的压力来源。她整个星期都在忙着制作这张图表。当我评论说这里面没有任何女性时，她仔细打量了一番说：“有意思。确实如此，我不认识什么浑蛋女人。即便我认识，也能躲开或者避免自己因为她们而生气。”我指出我们距离查明她的压力来源越来越近了，随后让她就这些男性登上这一栏的原因举一个例子。“他们不把任何规矩放在眼里，不在乎任何事情的成败。”她向我说道。
在最后一次来访中，劳拉跟我都显得特别客气。她走之前还微笑着和我握了握手。等到我一小时后来到等候室，却看到她坐在那里抽泣，身边有一大堆面巾纸。她拥抱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松手迈开步子离开。我的眼里也含着泪水。
接下来的那次来访中，劳拉带着四本有关压力的书走了进来，书上贴满了黄色的便利贴。除此之外，她还费力地拿着一个硕大的挂纸白板，上面是她精心制作的彩色图表，最顶上写着：“压力？”下面分成好几栏，红色的第一栏标题为“应付浑蛋”，底下则列出了一些“浑蛋”：第一个是她的老板克莱顿；第二个是她男友艾德；第三个则是她的父亲。
没有心理治疗师会忘记自己的第一位来访者。这就像是生第一个孩子——不管是谁、不管做了多少功课都无法帮我们做好准备。这是一片未知的水域。我们曾经是宇宙中两个毫不相干的个体，如今却以治疗师与来访者的身份走到一起：我们各自都拥有了新的身份。当我们看到第一位来访者坐在对面，看见其满怀期待与希望，我们都会为自己在这项任务中肩负的责任所震撼。我们手握着生命，我们的工作就是使其得到改善。
我很走运。我一开始就与劳拉有所共鸣。她矫健的步伐、断然的语气和严肃的态度都让我想到自己。她每周工作长达六十小时，却依然坚持去上夜大，一门一门课业逐个攻克。当时二十六岁的她正在攻读商业学位。
劳拉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位但并非最后一位英雄。九岁时的她设法带着两个年纪更小的孩子在森林里生活了六个月。她生活中没有榜样，也没有成年人给予指引。然而她并没有放弃，她从电视剧《陆军野战医院》中找到波特上校，研究这个人物，继而仿效他的行为。这需要聪明才智与想象力兼具，实在是难能可贵。有意思的是，劳拉选择的丈夫史蒂夫与波特上校惊人地相似，他也很文静，而且既沉稳又自信。
弗洛伊德曾经提出过一个名叫“移情”（transference）的概念，指的是来访者对心理治疗师逐渐产生感情。在他看来，这是心理治疗的基石。相应的，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产生感情的过程则被称为“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经营私人诊所十多年以来，我发现，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喜欢上来访者、没有给予其支持，来访者都会察觉，而治疗也注定失败。来访者与心理治疗师之间存在一种化学纽带，只不过，这种纽带可遇不可求。有的心理治疗师也许不这么认为，但在我看来，他们是在自欺欺人。
劳拉的坚韧，外加她与生俱来的力量以及无论遇到什么打击都不退缩的勇气，使她顽强地活了下来。她同时也具有天赋，其中包括美貌、头脑与好斗的性格。除此之外，出生顺序也对她有利：作为最年长的孩子，她不得不成为母亲，主动担起责任。她知道如何应对她父亲的过错，也懂得如何得到他所能给予的那一丁点爱。不管这份爱多么有限，她都有办法过下去。
从事心理治疗的第一天便发生了两件我没有料到的事情：第一，这个女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压力呢？第二，我读过数百个案例研究，看过许多心理治疗的录像带，参加过几十次大型巡诊，其中没有一个病人会拒绝提供家族史。即便是我在精神病院值夜班的时候——他们把那些迷失的心灵安置在医院深处的病房里——也从未听到病人对此有任何异议。甚至像某位病人那样，仅仅透露自己来自以色列的拿撒勒，父母分别叫作约瑟夫与玛利亚，那也算是家族史。可现在，我的第一位来访者却什么都不肯说！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遵从劳拉的奇怪路数，配合她的节奏循序渐进，不然她就不会再来了。于是我在写字板上写下：“第一桩任务：让劳拉打开心门。”
心理治疗结束后，劳拉便开始时不时地给我写信。后来，我在我们最后一次治疗的六年后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一篇关于波特上校的新闻报道：
无意寻求心理治疗的来访者特别难办。劳拉只想治好疱疹，而且在她看来，心理治疗只是达成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她也不想细数家族史，因为她不觉得这跟疱疹有什么关联。
洛杉矶讯——周三，西洛杉矶地方法院一名法官驳回了对演员哈里·摩根殴打妻子的刑事指控。该法官此前承诺，如果这位《陆军野战医院》的主演完成针对暴力的心理咨询疗程，他将撤销此案。目前哈里·摩根已经完成为期六个月的针对家庭暴力与愤怒管理的心理咨询疗程。
“真不敢相信我会经历这种事。我原本以为自己是来拔牙的，结果一不小心，整个脑袋都被连根拔掉了。”劳拉一脸不悦，但最终还是妥协了，“好吧，再帮我预约一次吧。”
劳拉在新闻上贴了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我的眼光真是好啊。”
我请劳拉谈谈自己的家庭情况，她说她不想细说“那些烂事”。她说自己很务实，只想减轻压力——无论其来自何处——这样一来，疱疹带来的疼痛也能有所好转。她只打算来这么一次，希望我要么给她开点药片，要么就“治好”她的“压力”。我不得不给她泼冷水，告诉她压力或者焦虑有时很容易缓解，有时却很顽固。我向她解释，我们需要预约好几次会面才能搞清楚她的压力究竟是什么、她对此有什么样的感受，以及压力源自何处，然后再寻找缓解的办法。我说，有可能是因为免疫系统忙着对抗压力，就没有余力再去对付疱疹病毒了。
那之后又过了几年，我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一张巨大的渔船照片。照片背面潦草地写着：
劳拉也这么认为，但对她而言最糟糕的是，尽管她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原有的家庭环境，自己却还是像家人那样，深陷在一片混乱的生活之中。“就像是流沙。”她说，“不管我多么努力地试图爬出这滩污泥，还是不断往下陷。我自己清楚，我已经尽了全力。”
我昨天听到电台里播放“悲哈”乐队的《鲍勃坎基恩》，想起养父罗恩以前会在黎明时分带我们去钓鱼，我们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会看见星座与星星露了出来。我想你要是知道我给罗恩买了这条船会很高兴。梦想真的可以实现！
为了让她放心，我告诉她，十四岁到四十九岁的人之中，每六个人就会有一个得疱疹。她的回答是：“那又怎么样？大家都深陷泥潭，自身难保。”我改换策略，告诉她我理解她为什么难过。一个声称爱她的男子背叛了她，而且这病疼痛难忍——事实上，她几乎都没法坐下来。最难受的则是羞耻感，从今以后，她不得不告诉所有和她亲密接触过的人自己得过疱疹或者是疱疹病毒携带者。
我最后一次见劳拉是为了告诉她，我在一本有关心理学意义上的英雄的书里写到了她。我们约在餐馆见面，她一走进来我就认出她了。她看起来和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妆容与发型都很完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依然魅力十足，在餐馆里引人回眸。她坐下来的时候，我俩的眼眶都湿润了。
我解释说，对于有些人而言，压力是潜伏的病毒发作的主要诱因。她说：“我知道‘压力’这个词的意思，但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不觉得自己有压力。我就是一天天地过日子，身边全是愚蠢的乡巴佬。”劳拉告诉我，她这辈子没遇到过太多困扰，不过她也承认疱疹对她造成了莫大的影响。
我们聊起她的家庭情况时，她告诉我，她与史蒂夫的婚姻依然很幸福，而且史蒂夫后来在计算机行业大获成功。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从常春藤盟校的工程学专业毕业，如今在美国开了自己的公司，另一个则在多伦多当诉讼律师（我说我知道他的辩论才能是从哪儿来的。）
这种漫不经心的回答表明，劳拉对于自私与欺骗的行为早就习以为常。她说，她之所以被转到我这儿来看病，是因为连最强效的药物都无法控制病情，医生认为她需要接受精神科的帮助。但劳拉明确表示不希望接受心理治疗，她只想快点儿治好疱疹。
劳拉的父亲大约在四年前死于癌症。她边哭边告诉我，她在苏圣玛丽的医院连续待了好几个星期，最后一个月里，他只认得出她来。她在断断续续的抽泣中说，当他去世时，她感觉自己的一部分也随他一起离开了。劳拉随后抬头看着我，大概是读懂了我的表情，她说：“我知道你认为我如此依恋他太疯狂了。我知道他有很大的缺陷，但我选择视而不见，他能给予什么我都照单全收。”她顿了顿，然后以我所熟悉的冷酷语气补充道，“我生来就是个斗士，我通过奋斗把他留在了我的生活里。”
当我问起她的性伴侣是否知道自己患有疱疹时，劳拉说，她交往了两年的男友艾德对此矢口否认。不过，她回忆说在对方的柜子里发现了一个药瓶，和她配的药是同一种。我对此提出疑问后，她却表现得不以为意，觉得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她说：“艾德就是这个样子。我已经狠狠说过他了，还能怎么办呢？”
当我问她为什么不管她父亲做了什么事，她都依然与其如此亲近时，她再次回忆起了童年时去医院那天的情形。她的父亲当时传达给她的信息是：他爱劳拉是因为劳拉十分坚强，对于受伤的脚没有吭声。“我对自己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都能坚强应对，我永远会得到他的爱作为回报。他是不是一直都是最好的父亲呢？不是。他是不是一直爱我或是把自己所拥有的全部的爱都给了我？是的。”
“性传播的那种。”我帮她翻译道。
劳拉认为，如果没有接受心理治疗，她可能会嫁给一个跟她父亲一样不可靠的人。她也就不会与史蒂夫结婚，无法体会他无条件的爱。“史蒂夫是我的依靠，他一直说我不必完美无缺，也无须把所有的旧账都翻出来。他说他爱的是真实的我，我努力工作也是他爱我的原因之一。”
“生活不检点才会得的那种。”
我问劳拉是否有什么遗憾，她说她希望自己没有那么迅速地长大，也希望自己没有臣服于如此严格的自我约束。力求完美让人精疲力竭，劳拉知道自己很向往两个儿子所拥有的那种无忧无虑的童年。不过她说，就算有机会从头来过，她也不会希望有任何改变。
我问她：“带状疱疹，还是单纯疱疹？”
“真的吗？”我表示怀疑。
我询问如何才能帮助到她，劳拉却坐在那儿久久地凝视着窗外。我等她告诉我问题何在。我所面对的这种持续等待便是所谓的“治疗性沉默”——来访者置身于这种不自在的安静中时，更容易吐露真相。终于，她开口了：“我得了疱疹。”
她举起手表示抗议。“你只要听听我在过去几十年里做了些什么，就会明白我的意思。让我从我弟弟克雷格说起。”她说克雷格独自生活，最后在四十六岁时于睡眠中静静地去世，死因不明。“他这一生过得很悲哀。”
她说自己二十六岁，单身，在一家大型证券公司工作。她一开始是秘书，后来受到提拔进入人力资源部门。
单亲母亲翠西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其中一个还有轻微智力障碍，她后来喝酒成瘾，完全依靠社会救助过日子，体重不足九十磅。她在孩子们的父亲自杀后便一直住在乡下的那间屋子里。
劳拉身高不过五英尺，身材玲珑有致。她长着一双大大的杏眼与两瓣饱满的嘴唇，要是我在三十年之后见到她，肯定会以为她的嘴唇注射过肉毒杆菌。她一头浓密的挑染金发长及肩膀，肌肤如陶瓷般白皙，与乌黑的双眼形成鲜明对比。她双唇鲜红，五官在精致妆容的衬托下显得分外标致。她身穿定制款丝绸衬衫、黑色铅笔裙，搭配一双细高跟鞋，看起来特别时髦。
一天，翠西在收集柴火时被一根钉子划伤了腿。她没有处理伤口及随之而来的感染，后来得了坏死性筋膜炎，失去了双腿。她几年后同样在睡梦中去世了。“医生说她由于酗酒和吸烟而心脏肥大。”劳拉说，“我觉得她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全家人里只有我还活着。”
让我真正体会到这一点的是劳拉·威尔克斯——我的第一位来访者。介绍她来我这儿就诊的全科医生在电话录音留言中说：“等她自己告诉你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劳拉和我相比，谁对此更加畏怯。我在不久以前还是身穿牛仔裤与T恤衫的学生，转眼便按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着装礼节换上了丝绸衬衫，以及垫肩厚度堪比橄榄球中后卫的名牌西服，摇身一变成了职业人士。端坐在巨大的桃花心木桌后面的我，看起来仿佛是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与演员琼·克劳福德的合体。幸好我二十多岁就早早长出白发，这恰如其分地为我的举止增添了几分庄重。
劳拉与史蒂夫收留了翠西那三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尽可能地帮助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需求”，劳拉花了大量时间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我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为脑损伤的患者筹款。”劳拉说，“你知道我一帆风顺的时候就像咬着骨头的狗一样不愿撒手。我在那个领域的工作获得了各种奖项，史蒂夫坚持要挂在房间里，我感到特别不好意思。
好在我当时对临床心理学这一行有多复杂还一无所知，不然的话，我可能就选择去做理论研究了，至少各种研究对象与变量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现在，我不得不面对每周鱼贯而来的全新信息，学会如何灵活应对。开业第一天，我完全不知道心理治疗并非由治疗师来解决问题，而是治疗师与来访者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面对面交流，争取获得某种彼此能够达成共识的心理真相。
“所以说，就某种程度而言，我很高兴自己过上了一种需要工作并且事有所成的生活。我从小就知道没有人会替我们做自己该做的事。有一些企业赞助商是我花了好几年时间才签到的。我从来都不放弃，他们这才决定加入！”（我意识到自己真希望那些抱怨童年琐事的来访者都能听到她的这些话。）
我太天真了。
我们等候结账期间，我详细讲述了我为什么将她视为英雄。但劳拉打断我说：“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把我称为英雄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影响。”她随后讲了一个故事。在公司晚宴上，她丈夫的一位同事说她“靠结婚上位”真是幸运。“这实在是让我心烦。”她以自己惯常的爽快语气说道，“我以前一度觉得被人看穿，还会因此感到羞愧。现在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了。”她说那名男子家境十分优渥，父母不仅资助他读完私立学校，出钱让他去欧洲旅行，还供他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也难怪他会成为CEO。“你也知道，生活就像是丛林，他是坐着教皇专车一路穿越过去的。而我则手拿斧头生生开辟出一条路，步行穿过最黑暗的区域，还深入充满水蛭和鳄鱼的沼泽。”她说，“关于这片丛林，我知道的可比他多得多。我还不得不独自穿行，不断走错方向，直到我对其了如指掌，并最终活着走了出来。我倒要看看他会怎么办。这也许算不上英雄事迹，但也是种成就。所以啊，永远不要说我靠结婚上位，伙计！”
我志得意满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是我作为心理治疗师开设的私人诊所营业的第一天，我已经用学到的知识武装好自己，深谙的规则也让我胸有成竹。接下来，就等那些有待我来“解决问题”的病人上门了。
我问她：“你过上了幸福生活，而你的弟弟妹妹却没有，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1. 打开一扇门
她思考良久。“我想我生来就有点儿专横，父亲对我的这种特质加以打磨，尽他所能地付出，我猜这就足够了。别忘了，我在他喝醉后摆平一切，还得到了他的表扬。不管什么表扬对我都有很大帮助。我最年长，因此会察言观色，自取所需。你在五年间给我的帮助让我有了改变。在接受心理治疗以前，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在驱动我。”她的眼睛随即湿润，“老实说，你就是我从未有过的母亲。克雷格和翠西只是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如果他们留在养父母罗恩与格伦达那里，生活也许会好很多。”
——D. 安托瓦内特·弗伊
我们走出餐馆，置身于凉爽的秋风中，秋天的树叶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劳拉说：“哦，我差点儿忘了告诉你去年发生的一件稀奇的事情，当时我有那么一刻想到了你。史蒂夫的公司在多伦多的一家大型剧院赞助了一场活动。豪华轿车载着高管与他们的伴侣从餐厅来到剧院后打开了门，车外有好几百个看戏的人在排队，还有乞丐跑来讨零钱。其中一个头发油腻又蓬乱的人看上去十分眼熟。”她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是艾德。我径直朝前走，避免与他有眼神接触，以免让他难堪。后来一位摄影师召集赞助商们一起拍摄宣传用的照片，拍完之后我偷偷朝他所在的方向瞥了一眼，但他已经不见了。”
我的内心容不下懦夫。
劳拉沉默了几秒钟。“我一方面对于这次偶遇感到猝不及防，一方面又觉得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