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生气，拜托，我虽然是个修女，但我也是女人，我比你了解大部分的男人和做丈夫的。我的怀疑是完全合理的，假如她想要和你在一起，为什么还要离开家呢？”
“你是什么意思？”
他不得不承认，她问得有道理。
“我明白，可你确定她愿意跟你回家吗？”
“她离开家，呃，出门，是因为心情不好。”
“嬷嬷，我，嗯，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关心，还有你们对她的照顾，但我只想带她回家，今晚，现在。”
“朋友，我来告诉你，你妻子并非‘心情不好’，而是神经错乱。”她顿了顿，似乎在心满意足地等待“神经错乱”四个字的回音消散，“你真的了解她吗？你看出她今天的行为异常了吗？”
“当然，你一路找到这里，我相信你非常担心，我能从你脸上看出来，但你会同意我的说法——叫醒她是非常残忍的，对不对？所以，拜托你先回家，明天早晨再来，或者在你明天方便的时候，我们会照顾她的，请放心。”
“没有。”
“嬷嬷——”
“你认真听她说话没有？你注意到她的语言了吗？”
“她非常疲惫，我知道你急着见她，我的朋友，但今晚我们必须让她好好睡觉。”
“我在上班，”外公说，“当我回家时，她已经出去了，我没有马上意识到。”
“啊。”
“我明白了，”院长说。“听着，你知道我今晚是怎么找到你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吗？”
“现在她睡着了。”
“我猜……我猜是她让你打的电话。”
“没错。”
“其实，她半个字都没提到你，反正我没听见。我之所以知道你的名字，是因为，嗯，那是什么时候来着……大约两三个月前，你的妻子在我们的捐献箱里留了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支票的账户是和你联名开设的，但我从来没兑现，因为钱太多了，我觉得不合适。无论如何，我保留了这张支票，你的名字也印在上面，所以我知道了你的联系方式。”
“缬草茶，具有镇定作用。”
“你是说，她以前来过这里。”
“你说过了。”
“你妻子每个月都会找一个周日来我们的‘姊妹祈祷会’做祷告，嗯……大约有一年了吧。”
这句调侃似乎让两人都有点惊讶，院长透过镜框上方看着他。“也许吧，”她故弄玄虚地说，“我给你妻子喝了一些茶。”
哪怕是责备和怀疑我外公的时候，她眼中的同情始终都在，而且现在升级成了怜悯。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重要信息？”
“你不知道。”她说。
“在我的记忆中，此前没有任何男人踏足过这个房间，”院长阴沉地说，“通常情况下，应该用屏风把我们两个隔开。”
“不知道。”
不知怎么，她透着理性的言行举止触动了我外公，他激动地迟疑了一会儿，终于妥协，跟着她走进医务室旁边那个没有标志的房间。她打开头顶的灯，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一座堆放着文件的又高又窄的架子、一只空废纸篓和一个金属文件柜，桌上摆着吸墨纸、电话机和一张教皇的镶框照片——他端坐在宝座上，戴着一顶看上去像白色山茱萸的帽子。外公在院长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但是你知道……请原谅，我的朋友，你知道你的妻子并非‘心情不好’，而是患有精神病，对不对？”
“拜托，”她指着隔壁的房间说，那里的门是半开的，“你现在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我得告诉你一些必要的信息。”
他当然知道，但他从来不愿承认和正视这个问题。
“嬷嬷——”
“她今晚说的话，唉！”院长闭上眼睛，轻轻摇了摇头。“自称是女巫，‘夜之女巫’，原谅我的措辞，她说自己是骗子、坏妈妈、妓女，还有更糟糕的话。她告诉我，‘我今晚杀了我的孩子’；说她被一匹没有皮的马暴力性侵了，之后，她去了厕所，往马桶里面看，好像孩子就在那里面。”院长急匆匆地说出这些话，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这个任务似的，“你从来没听到她说这样的话吗？”
“是的，跟我来。”
“她从来没……她从来没对我这样说过。”
“她在里面吗？”
“最后，我猜我实在是听够了，就坐在她身边，给她缬草茶，告诉她不要再说了。后来她冷静下来，看着我，握着我的手，‘我觉得在这里很安全，’她说，‘只有在这里我才有安全感，我想留下，我有我的使命，嬷嬷，’她说，‘我听到了神的呼召。’”
“等着。”院长说。她再一次挡住外公的去路，把门敞开一条小缝，向里窥探，然后像想起什么似的不耐烦地咕哝了一声，关上门，转身面对我外公，镜片后面透出同情却并非友好的目光。“请跟我来。”
外公吃惊地笑出了声。“这很疯狂，”他说，“首先，她结婚了，和我。其次，她有个女儿，只有十一岁。第三，她是犹太人。”
他跟着她进入另一条走廊，这里的地板是硬木的，一尘不染，蜡味浓重，她的毛呢修女服散发着同样好闻的气味，应该刚刚经过了洗涤和熨烫。她领他经过几扇没有标志的门、一组暖气片、一座处于狂喜或痛苦状态的殉道者的赤裸雕像、一位美丽修女的画像——她正用羽毛笔在一本书上写着什么，头顶上的蓝天里有一颗巨大的人类心脏，一支箭穿过了这颗心脏，也许她正在记录关于这一幕的故事。暖气片的管子发出嘶嘶的声音，走廊里过于暖和，前方的大厅里有一扇门，门上挂着锡制的牌子，白底黑字地写着“医务室”几个字。
他看得出，院长想要提醒他，许多生为犹太人的女性也做了修女[1]，毫无疑问，也有许多修女结过婚，有子女。
“没什么好抱歉的，是我叫你来的。”
“这不一定疯狂，”院长说，“但我这一次恰好同意你的看法，她也许真的听到了呼召，我们两个都没有论断的权力。但她不能留在这里，至少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过，我的朋友，让我们认清事实：她也不能回家。”
“打扰你们了，”外公说，“这么晚了。”
外公想要抗议，她举起了一只苍白的手，每根手指的底部都生着乳白色纽扣一样的硬茧，外公闭上了嘴。
她直视着他的眼睛，鼻梁上架着一副男式眼镜，圆形的黑色镜框，镜片很厚。
“我不是精神科医生，”院长说，“而你是她的丈夫，所以自然由你来决定，但我也是个训练有素的护士，有这方面的经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你妻子非常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帮助——在精神病院得到治疗，朋友，与此同时，我会和这里的所有姊妹为她的康复祷告。”
“是吗？”她说，“抱歉什么？”
地板吱吱地响起来，院长抬起头，外公扭头看到一位瘦小的修女站在门口，长鼻子和露出的四颗门牙像老鼠一样，感觉到外公的目光，她敛目望向地板。
院长正在等他，她是个英气十足的女人，披着一件宽大的棕色呢子斗篷，仿佛一座高压线塔堵在门口，她的声音很轻，比耳语响亮不了多少，但半点都不柔和，反而充满了压迫感。
“她醒了吗，西里尔姊妹？”
“抱歉。”抵达第一个楼梯平台时，他说。
西里尔姊妹点点头。“她似乎……还挺高兴！”西里尔姊妹鼓足勇气抬起头来，语气中闪过一丝违逆，与我外公的目光相遇。
他的声音突兀刺耳，他想要道歉，但修女们似乎对他刚才的话充耳不闻，没有停步，沿着被漆成黑色的走廊继续向前走，在裸露灯泡的照射下，绿白格纹油毡闪闪发亮，这一定得益于勤于打扫的习惯。修女们朝远处的楼梯间走去，她们的动作有一种缓慢的急迫感，仿佛拿着装满沸水的铁壶，她们在楼梯间底部停住脚步，似乎就打算陪同我外公走这么远，只见一位老修女站在楼梯顶端，朝他弯了弯手掌，外公茫然地对她点点头，然而她们并没有看他。外公开始上楼，道歉的话依旧留在嘴里。
“西里尔姊妹！”
“我来见我的妻子。”外公说。
西里尔再次低下头，“她说，她想告诉他……她受到呼召的事。”
这里的雪铲、沙袋、手推车、成卷的捆绑带和旧自行车上都贴着标签，整齐地堆放在架子上或者挂在钩子上，地上摆了许多套鞋、惠灵顿靴和雨靴。一位老修女皮肤黝黑、面有胡须，佝偻着背站在一旁，我外公进门后，这个小小的背影用力将这扇沉重的门合上，接着，年轻修女锁上门闩。大门关得严严实实，卡梅尔地下室的走廊寂静无声、死气沉沉，耳孔里仿佛被人塞进一副耳塞，只能听到自己的吞咽声和脖子的扭动。不时有其他修女与他们擦肩而过，眼睛一律盯着地面，远离入口。
院长看着我外公，坐在椅子里的他意识到自己应该站起来，马上到妻子那里去，抓着她离开这个地方，然而他根本动不了，因为他不知道该把她带到哪里，也想不出我外婆这样的女人究竟属于什么样的地方。
圆脸女子露出好笑、不耐烦和蔑视的表情，她向后退了一步，外公这才发现她可能还不到二十岁，不像是什么嬷嬷，是棕色的修女服让她在黑影中仿佛没有身体，脸看上去像悬挂在暗夜中的月亮。修女服散发出一股清新的薰衣草和蒸汽的味道。年轻修女像赶走一只蜜蜂那样挥挥手，示意外公跟着她，他抬脚跨入卡梅尔的门槛。
“我该怎么办？”外公说，“该怎么对她说？”
“玛丽·约瑟夫嬷嬷？”
院长朝西里尔挥挥手。“西里尔姊妹，请回到你的岗位。”
一切都如院长所说的那样，铁门在月光下闪着银光，宽大的花岗岩台阶，像胡椒磨手柄的曲柄，上方还有个小牌子，写着“摇”。外公正要抬手敲门，门闩被拉开了，铁门应声敞开，暗影中露出一张苍白的圆脸，如同舞台背景上的满月。
“是，嬷嬷。”
院长在电话里的威严语气震慑了他。“她过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照顾她才是最好的，”外公按照雷叔叔给的号码联系上院长时，她告诉他，“于是我就给她一杯茶和一只枕头。”
“你可以告诉她，她的丈夫很快就去见她。”
依照指示，外公得从后门进去。他把车停在卡洛琳街，找到了修道院院长所说的小巷。这条巷子是典型的巴尔的摩东部的老城区风格，凹凸不平的石头路面让他走得摇摇摆摆。院长说，后门是带花岗岩台阶的铁门，门边有个曲柄，是摇响门铃的机关，但他千万不能碰它，因为在深夜里，卡梅尔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而且在他敲门之前，她们就能听见他过来。
西里尔退出房间，地板的吱吱声消失在走廊里之后，院长才转向我外公。
卡梅尔修道院位于卡洛琳街和比德尔街的交叉口，是一座宏伟的砖结构建筑，有大铁门和高墙。挂着厚重百叶窗帘的窗户像一道道狭缝，斜坡屋顶上开有天窗，这是寻求避难或忏悔者的目的地，也是将居住在内的人与外界隔绝的好地方。矗立在屋顶的白色十字架仿佛一个伸开双臂准备跳水的人。
“该对她说什么？好吧，我的朋友，虽然并不应该，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玛丽·约瑟夫嬷嬷说，“我建议你说谎。”
火光在废纸篓里闪烁，金属纸篓隆隆作响，又在火焰熄灭后复归于沉默。
小房间里暗影幢幢，像是投射石膏球体阴影的素描课，一道弧形黑影如同帷幕包裹着天花板中央的一小团灯光。灯光之下是我的外婆，整个房间里的光线似乎都是从她身上辐射出来的，她坐在铁制病床上，双手按着床单，盖着羊毛毯子，没有化妆，头发整齐地绑在脑后，他从未见过她比这更美的样子。
他走到茶几旁，拿起1951年4月21日的《纽约客》，掏出奥根博尔的打火机，点燃杂志的一个角，杂志全部着火后，他把它扔进电视台大门口的金属废纸篓。“万圣节快乐。”他说。
“你真的明白吗？”
“她的替补。”外公说。
“是的，亲爱的。当然。”
“这是什么？”卡恩不情愿地接过南瓜灯。
“这是我唯一觉得安全的地方。”
外公从裤袋里掏出一块叠好的手帕，擦掉刀刃上的南瓜瓤，把拆信刀放回皮革笔筒，把南瓜灯递给巴里·卡恩。听到雷叔叔电话里告诉他的消息时，我外公随手抄起拆信刀，戳在了南瓜灯上，正中上面的人脸。这张脸上有一双空洞的眼睛，一道细长的裂口作鼻子，一张裂开的嘴，愚蠢而邪恶。
“我知道。”
2014年，我在马里兰州奥因斯米尔斯卡恩女儿的家里采访他时，他对这个时候的我外公的描述和1957年5月25日那次事件的匿名证人对《纽约每日新闻》记者所说的如出一辙：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生气的人。
“我想让我们所有人都安全。我想让我们的女儿安全。”
“夜之女巫”的丈夫和电话另一端的人说了不到五个字就挂了电话，一分钟不到。他转向巴里·卡恩，那个看上去流氓气十足的犹太年轻人被他的目光逼得向后退了一步，甚至差点绊倒，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外公右手拿着的拆信刀，刀刃上粘着橙色的南瓜瓤。“放松，伙计。”巴里·卡恩说。
“是。”
前台后面的电话响了，帕特转到后面，在响第四声时接起电话。“WAAM。”他听着电话里的声音，双眼泛黄，布满血丝，眼珠子上下打量我外公。“他就在这里，”帕特说，把听筒递给我外公，“你弟弟。”
“外面太危险了。”
“这可不怎么好。”巴里·卡恩说。外公抬起头，发现这位导演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属于战后新一代犹太年轻知识分子的一员，衣着流里流气：摩托车夹克、直筒工装裤、从来不打领带。站在他身后的帕特无奈地摇摇头，仿佛在对我外公说“瞧，把卡恩先生找来也没用”。“她到底在哪儿，伙计？再过二十五分钟，直播就开始了。”卡恩说。
“我明白。”
朗对冯·布劳恩金发碧眼的外貌、魅力十足的举止和对元首及其将领的严正控诉大加赞赏，冯·布劳恩表示，为V-2造成的死亡和破坏而责怪火箭科学家是不公平的——就如同将原子弹造成的恶果归咎于爱因斯坦，因为他们不过是想“为人类前往其他行星烧出一条道路”。朗把这个曾经的党卫军二级突击大队长（少校）塑造成了一个爱好和平的平民和被迫拿起武器反抗的战士，还把由苏联战俘生产V-2、位于诺德豪森的兵工厂描述为“组装车间”。
“没错，你是一个士兵，你明白什么叫呼召，就是必须做出牺牲的意思。”
文章的标题是《浪漫之语》，作者名叫丹尼尔·朗，发表于一年半前的1951年4月21日，朗向《纽约客》的读者——大部分是文化阶层的美国公众，抽着登喜路香烟，喝着橙皮力娇酒——透露，令人闻风丧胆的德国V-2火箭背后的科研人员在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美国陆军聘请了许多此前为纳粹工作过的顶尖科学家为其开发导弹项目。外公听说过这样的传言，它们并没有提到韦纳·冯·布劳恩，而且非常含糊，很容易让人一笑置之。但这篇文章声称，包括冯·布劳恩在内的德国火箭部门的主要科学家（通过“回形针行动”，美军在二战时俘虏了一百多名）现在都在为美国工作，先期在埃尔帕索，后来搬到了亨茨维尔，他们现在享受着优厚的待遇，爱上了美国人的饮食习惯，经常戴着牛仔帽、驾驶雪佛兰外出兜风，其目标是为美国研制足以炸平莫斯科的导弹。朗指出，“回形针行动”是一个人才招募计划，为美国的军备竞赛提供宝贵的“人力资产”。
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把她说的任何话当真，他仿佛听到院长也在如此建议。他明白，我外婆正处于妄想状态，一心打算成为圣衣会的修女，所谓的牺牲就是舍弃俗世的一切，把自己奉上祭坛，涂抹着母马的鲜血。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还有一把利刃和我母亲苍白的喉咙。外公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好吧。”
一分钟过去了，帕特没回来，虽然并不想坐下，但外公强迫自己坐在靠墙的长沙发上，浏览面前的杂志：《电视新闻》《赞助商》《广告时代》《圈子》，还有几本《纽约客》过刊，其中的一本被人翻到有广告的那一页，那是一幅漫画：一个沮丧的渔夫蜷缩在一只靴子里。外公立刻对他产生了同情，接着，他在旁边一页的文章里一眼看到了那个他十分熟悉的字母组合：V-2。
“真的好吗？”
帕特穿过连通电视台两个部分的主走廊。我外公抚摸着前台的南瓜灯，他想知道为什么南瓜总有一个面像抛光的石头那样光滑，而另一面总是带着条纹和疙瘩，还糊着一层神秘的粉霜。
“当然。”
“好吧，你先坐下，”帕特说，“我去找卡恩先生。”
她张开胳膊，他走过去拥抱她，她身上有股橄榄油香皂味和一点樟脑球味。
“帕特，拜托，我需要找到她。”
“你真好，”她说，“谢谢。”
“噢，我不会再看你夫人的节目了，”帕特说，“老实说，她过会儿出来的时候，我只能调低音量。当然，她是个善良的女士，也很漂亮，但她让我神经紧张，对不起，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他站在那里，脖颈微微抽搐了一下，因为她脸颊上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脖子。他看到床头柜上摆着一本《圣方济各行传》，书本旁边有一张耶稣基督的画像。这是一张现代石版画，具有照相写实主义风格，镶在8×10英寸的金属框里。耶稣看起来像留着胡子、梳着劳伦·白考尔发型的盖·麦迪森，他似乎正在凝视我外公，毫无疑问，他的表情应该充满感同身受的怜悯，但我外公只觉得他在居高临下地可怜他。他想起战争期间自己目睹一位老神父用拉丁文祷言安慰垂死的德国人的情景，当时他真切地感受到了祷告带来的平安，然而画像上的这个漂亮男孩般的耶稣只会让他觉得不安。你曾经有过机会的，小鬼，透过酷似盖·麦迪森的眼睛，这个耶稣仿佛对他说，是你自己失去她的。
他指着帕特桌子背后的大橡木柜里那台21英寸RAC电视机，它永远调在十三频道，现在屏幕上正在播一部我外公不认识的电影，裸着上身的约翰·韦恩在水下，拿着一把刀和巨型章鱼搏斗。
外公撤回身子，看着她的脸，如果她目光空洞，或者说“面无表情，神情呆滞”的话，倒还好些，至少可以接受。有些东西不见了，就不见了。然而，她的眼神也并不空洞，反而热情洋溢，如往常一样灵动。外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她或许知道所谓的“呼召”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自欺欺人，可能明天就会醒悟过来，也可能是下周，或者再过几个月，只要和最好的精神科医生聊过天，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舒缓，她就会放下这些念头。
“今晚你自己去看。”外公说。
“你知道，一切都会过去，”她说，“我明白你为什么如此难过，耶稣也明白，他会安慰你的。”
“从来没读过，他的书好看吗？”
“不需要，”外公说，他很想对着耶稣的画像说，“我很好，我们都会好起来，我明天再来看你。”
“《梅岑格施泰因》。”
她笑了，觉得外公的话很可爱，“傻瓜，不是这样的。”
“是吗？”帕特说，“今晚读什么故事？”
他再也听不下去了，这时她抓住他的手。
“她会需要这个的，”他说，“她随时都可能过来。”他举起爱伦·坡的故事集。
“我想给你看个东西。”
外公问帕特能不能让他和罗伯茨先生（舞台监督）或卡恩先生（导演）说句话，或者让他自己进去找找，因为这两位先生应该很忙。也许他妻子已经过来了，目前在图书室查资料，或者在休息室睡着了。然而这些话说出来后，他自己都觉得不太可能，看帕特的表情，他似乎更认为我外公在胡说八道。外公提醒自己，他来这里不仅是要找妻子，还要确认她是否真的消失了，他想起自己带来的那本书。
“什么东西？”
“我八点就到岗值班了，先生，”帕特告诉我外公，“始终没见到你妻子，你也不是第一个来问的，罗伯茨先生来过两次，看她来了没有，卡恩先生也是。”
“我们可爱的宝贝。”她说。
大厅里只有一位值夜班的员工，他慵懒地靠在长沙发上，面前的茶几形状像个没有脚趾的脚印，茶几上堆放着一系列的行业出版物和杂志。帕特穿得像个警察，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大檐帽，打着黑色领带，他的蓝眼睛和冷漠的派头让我外公想起了比尔·多诺万。据外婆说，帕特非常敬业，他非常认真地相信，苏联人随时可能占领WAAM电视台，为了击退敌人，以防不测，他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把拆信刀、一只手电筒和一个钥匙环（今晚他的武器库又添了一个南瓜和一把印第安玉米穗），外婆认为这就是帕特总是绷着脸的原因。
她拿起《圣方济各行传》，找出夹在书页里的一张扑克牌，牌的反面是蓝色的背景和一串白色的月牙，她把纸牌塞给他，但他根本不想把它翻过来去看牌的正面。
他抵达坐落于市中心最高处的电视台，这是一座复式建筑，像两个互相交错的箱子，一个是没有窗户、支撑电视台楼基的柳条箱，另一个是砖块组成的鞋盒，具有当时流行的公立学校和图书馆的风格，砖墙上叠加着一排排水平砖饰，窗户全是水平的横条状。这个时间，大部分窗口都是黑的，只有两辆车停在入口处，工作人员的车都停在后面的车库。
当天晚上，外公回到家，发现雷叔叔和我母亲在电视机前面的沙发上睡着了，屏幕上一片雪花，早就没了信号。所有的灯都关着，电视屏幕发出的光亮给房间蒙上了一层灰色。雷叔叔坐在沙发一头，下巴抵着胸口，我母亲穿着灯芯绒裤子躺在沙发垫上，双膝蜷在胸前，头枕着雷叔叔的膝盖，嘴唇在阴影中显得发黑，似乎被什么染了色，从茶几上的那个吃了一半的焦糖苹果判断，外公估计她的嘴唇应该非常红。雷叔叔伸长右胳膊揽着我母亲的身体，从肩膀到臀部，不让她掉下去。
他开往位于伍德伯里的WAAM电视台，想象自己解决了“旅行推销员问题”，获得兰德公司的奖金，答案显然与线性函数相关，他或许该温习一下哈密顿力学，补充理论知识的不足。他仿佛看到自己拿到了奖金的支票，然后——这也属于合理想象的范围——进入兰德公司，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研究员。拜托，他们会这样恳求他，来圣莫妮卡吧，我们需要你。来研究拓扑学在导航系统方面的应用。他会去吗？他想象我外婆、我母亲和他自己站在海边一座房子的木质露台上。加利福尼亚。只有阳光和地平线，没有暗影的地方，远离欧洲的黑暗及其往事的阴霾，远离无尽的万圣节。他看到他们卷起裤管，沿着沙滩漫步。一个孩子跑在前头，他们的孩子，这个活泼的小男孩跑过之处，海鸥四散惊逃，外公的心跳变得轻快起来，这一幕简直太美了，就像永远无法解决的拓扑难题本身一样美。
真是一幅天真无邪的温情画面，外公看得有些恍惚，电视机的闪光扰乱了他的平静，让他想起被他扔到垃圾桶里烧掉的旧杂志，还有他开车满福里斯特帕克寻找我外婆时脑子里的计划：那个在海边奔跑的想象中的男孩、兰德公司、“旅行推销员问题”、拓扑学、惯性导航算法……这一切在他的脑海中转瞬即逝，不再回来[2]，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外婆住院会需要不少钱，对他来说，帕塔普斯科公司的创业梦已经结束，他将不得不把公司卖给韦恩布拉特，找一份更加稳定、更有经济保障的工作。
而且，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不存在这样的算法，但我外公听说，圣莫妮卡的兰德公司悬赏征求第一个推导出能够解决“旅行推销员问题”的可行算法的人。兰德认为，它的解决方案将在运算研究这一新兴领域开辟各种可能性，该领域恰好与外公和韦恩布拉特的项目有所重叠。受到启发的外公冒出一个新的想法：将拓扑算法应用到惯性导航系统，但他没有紧抓着它不放，而是给它空间慢慢成形，因为你可以将一团旺火吹得更旺，却只能将微弱的小火苗吹熄。
就在他关掉电视前的那一瞬间，屏幕上的雪花突然扭转为一个熟悉的图案，外公纹丝不动地站了几秒钟，颈后的汗毛几乎竖了起来——屏幕上出现了他交给巴里·卡恩的那个南瓜灯，眼睛是两个黑洞，鼻子是一条狭缝，嘴巴是锯齿状的凹陷。后来他在报纸上读到，《神秘地窖》的最后一次直播，由于主持人的缺席，巴里·卡恩让一只南瓜灯出镜，在里面点了一支蜡烛，就这么让烛火静静地在屏幕上跳动了四十五分钟。外公怀疑，他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南瓜灯的图像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太长，在显像管的荧光涂层上留下了残影，抑或是电视台发射到大气中的一部分信号出现了延迟，很久之后才被电视机接收到。
假设你是个旅行推销员，需要带着沉重的样品箱到n个城市跑业务，住当地旅馆，每天累得筋疲力尽，因为想念妻子女儿，你打算只造访每座城市一次，然后就回家，所以你希望以最短的时间旅行最短的距离，则有（n-1）！条可能的路线。假如n的数值不大，比如跑五座城市，即n=5，你大可以坐下来打开地图和里程表，拿出铅笔，从计算结果——24条可能的路线——中挑出一条最短的。但假如n是两位数，计算出每条路线的里程是非常繁重的工作，哪怕n=15，可能的路线也会多达几万亿条，即使你是数学天才，算得很快，也可能需要几百或几千年的时间，对一个可怜的小推销员来说，这更是天方夜谭。
他关掉电视机，屏幕变黑了，但南瓜灯的脸在他视网膜上留下了邪恶的印记，仿佛跳跃的鬼火，好似闪现的灵光，过了很久才渐渐消失，这时的房间里已经是全然的黑暗。
他边开车边点烟，打火机的火光引导他的思绪回到刚才的搜寻方案——利用启发式算法推出解决复杂问题的快捷方式，他在《科学美国人》的一篇关于图形数学的文章里读到过。
“还记得我曾经喜欢的那本书《非常奇怪》吗？”我们在我家厨房里端详马头骨的那个下午，我问我母亲，这本非虚构作品的作者是C·B·科比，搜集了许多“无法解释”的超自然事件，是六七十年代学乐出版社的热门书和我童年的最爱之一。“里面讲过一件类似的事，五十年代初，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一家电视台多年前发射的信号，有一天突然出现在英格兰地区的电视上，而这家电视台那时早就关门了，我觉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没人知道信号究竟是从哪里来的。”[3]
外公决定到WAAM电视台去一趟，因为他觉得虽然外婆失去了理智，但她永远不会忽视自己的职责和承诺，越是情绪低落，她越觉得自己不是个称职的母亲、妻子、雇员和朋友，有时候这种责任感——要去某个地方或者有人依赖着她——足以让她暂时摆脱精神的狂乱，有时是一个小时，有时是一天，直到她完成需要完成的工作。无论她今天游荡到何方，周五晚间的主持工作足以把她召唤回电视台，也许她现在已经在那里的化妆间里用海绵涂粉、沿着眉毛画羽毛了。
“嗯。”我母亲说。
他又点了一支烟，开始冷静地分析推理，就像并没有什么人走失，他只是想寻找一种更好的思考方法那样。这种搜索的有效性取决于可用信息的掌握程度、搜索者的数量和付出的时间成本。虽然很熟悉福里斯特帕克这一带，但他只有一个人，而且时间紧迫，所以，应该从外圈开始、螺旋形巡视还是用四分法逐片寻找？这里的街道布局杂乱，在选择路线时可能会遇到拓扑学方面的问题，显然必须以最低的时间成本，运用最有效的算法，结合欧几里得距离公式和非欧几何度量方法，覆盖最多的街道，提高单块搜索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目标的不定性，需要解决复杂的拓扑问题，目标可能坐上了33路有轨电车、上了杀人犯的庞蒂克汽车、坠落在布罗默-斯尔策塔脚下，或者掉进帕塔普斯科河……而且现在快要11点了，他已经搜索了好几个小时，没有一点进展。
“所以，也许外公看到的是这样的东西。”
外公的视线渐渐模糊，他把车停到路边，熄了火，忍着不让眼泪流出来，它们不过是恐慌的产物，是情绪制造的垃圾，是最应该鄙视的东西，他闭上眼睛，这样就看不到挡风玻璃上那个崩溃的倒影，这个世界拥有让他痛哭的强大力量，冷眼旁观着一切。一分钟后，他睁开眼睛。点燃一根香烟，尼古丁似乎又让他的头脑有了活力，奥根博尔的打火机凉凉地贴着他的手掌，上面的花纹像眼睛一样安慰地注视着他，那个戴着夹鼻眼镜的沉着男人似乎又出现在他面前，递给他这只刻着葡萄糖化学结构式的打火机。
我母亲看着我，那时她已经喝了几杯蜂蜜甜酒，眼神柔和了许多。
每当转弯之前，外公都期待看到我外婆出现，转过去之后，他的心都会再次失落地沉下去。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小孩们开始给一队看上去年龄比较大的男孩让路，他们没穿道具服，拖着动画片里蒙面窃贼的那种“枕头套”，从一座房子逛到另一座，同时朝过路的汽车上扔鸡蛋，丢过去的鸡蛋引得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和司机的愤懑与咒骂，他们则哈哈大笑，好似土狼的怪叫。夜晚变得更加邪恶。想到可能怀孕甚至流产的外婆或许会精神恍惚地在这样的晚上游荡，外公心急如焚，过去折磨她的那些东西可能又回来了，她人生中一个接一个的丧失也许永远都不会结束，“失去”才是她永恒的同伴，他有着白森森的头骨和疯狂的彩色眼球。
“也有可能不是。”我说。
“别吓我！”维京人说。
她把马头骨放回发黄的毛巾上，把它包起来，塞进“老乌鸦”酒箱。我找来一卷胶带，她仔细地封严实了箱子上的每一道缝隙，仿佛害怕什么东西跑出来似的。她把箱子夹在腋下离开了我家，自此我再也没见过它，我们也再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
“啊！”长颈鹿说，它匆匆穿过马路，纸胶做的脑袋微微晃动，略带嘲弄地喊道，“夜之女巫！”
[1]院长无疑知晓圣衣会修女十字兰德·本笃的故事和她殉难。她生于布雷斯劳的犹太家庭，原名艾迪特·史坦茵，后来死于奥斯维辛的毒气室，1998年，她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封圣，成为圣人。
他停在一处路口等红灯，一群历史人物、动物园里的动物和梦想中的行业精英从车前依次通过，借着灯光，他先后看到维京人的牛角帽、长颈鹿的脖子、粉红色的芭蕾舞裙和加拿大骑警的头盔，外公摇下车窗，问他们是否见过《神秘地窖》里的“夜之女巫”，当然，他们只是以为他在开玩笑。
[2]当外公回首这段往事时，他对我说：“我几乎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如今，“旅行推销员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的算法已然成了机器人导航前沿研究的核心。
1952年秋季，巴尔的摩经常出现阴霾天气，虽然明月高悬，但雾气把月光变得十分朦胧，让人觉得光明似乎与黑暗沆瀣一气。那个万圣节，开车穿过福里斯特帕克的大街小巷（他问过了几家医院和警察分局，都没有外婆的踪影）寻找妻子的外公看到的大都是阴森的树影，偶尔也会从路口窜出僵尸、杀人狂、机器人、胡萝卜、亚伯拉罕·林肯、狼人、法老和苍蝇什么的。外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骑着自家厨房扫帚的女巫、裹着床单的鬼魂和拿玩具枪的警长，还有和微型大猩猩手拉手的巨婴、和百万富翁勾肩搭背的流浪汉，奇装异服的小孩排着长队，在各家门口流连，他要寻找的那个精神失常的女人可能也在这样的队伍附近游荡。
[3]《非常奇怪》将KLEE电视台“幽灵信号”事件作为真实的超自然事件收录在书中，在五十年代中期引得大量报纸争相转载，最后却发现该事件是英国的一位骗子大师出于商业利益的骗人把戏。这简直是古老的“印钞机”骗局的电子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