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记得第二天早晨，”她说，“那棵树已经变成黑色的树桩，就像烧焦的蜡烛芯。”
我母亲却不记得这件事。
她已经脱下工作服，换上了高领衫和牛仔裤。关于那场集体诉讼，她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但她会在休息时为外公织绒线帽，因为他经常抱怨脑袋冷。框架织好后，她会给它加上金色和深红色的条纹，最后再缀上一颗绿色的绒球，恐怕不会有人愿意戴着这样的帽子死去，但也许这正是母亲的用意。
来到山脚下，外公发现山核桃树已经被火焰和烟雾团团包围，时而喷出长长的橙色火舌——据外公说，很像古代天文图上的彗星——仿佛变成了拖着长尾巴的火球。他和山核桃树之间隔着一道滚烫的热幕，把他的脸烤得通红（几天后肤色才恢复正常），头发梢也烧焦了，这时他已经消了气，静静地看着火球向天空喷出血红的烈焰，对此他束手无策，只能站在那里发出敬畏的感叹。
每天晚上工作结束后，我母亲会走进外公的卧室，陪他坐一会儿，我负责做饭，还得为他准备一只托盘，放上果冻和一杯柠檬茶。外公一直不喜欢我们（包括值夜的护士）在他的床边打转，但他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怕他趁房间里没有别人时寻死。他已经答应我们，无论癌痛多么难以忍受，他也要坚强地活下去，直到有一天，门铃响了，或者看护他的人需要上厕所——总之出现了我们被迫离开他的情况，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允许自己死去。
他迈着大步下了山，带着复仇的怒火，如果外婆没被烧死的话，他甚至打算亲手杀了她。等他双手抓住我外婆，意识到怎样做才是最佳解决方案的时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妈经常给你下药，”外公告诉我母亲，“然后你会睡得很香，我猜她是在布丁里放安眠药，你不肯睡觉的时候，她总喜欢把你迷晕。”
外公接下来的反应是愤怒，妻子的疯狂对他而言是一种侮辱和蔑视，是对过去两年他们相对平静的婚姻生活的否认。我外公站在小山顶，像上帝召唤先知那样喊着外婆的名字，距离咆哮的火焰足有五百英尺远，他的声音听在自己耳朵里尖细微弱，这种无能为力的脆弱感让他更加愤怒。
透过母亲的眼神，我看得出外公说的是真的。
除了一瞬间的难以置信，外公的第一反应是生自己的气。从监狱回来后，农舍曾经发生过一次火灾，灭火之后，外公把整座房子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包括地窖和阁楼，清除了易燃物，把它们锁进工具室。可后来他放松了警惕，现在外婆恐怕早就重新补充了她的发胶、灯油和油漆稀释剂的库存。（事后，外公惊奇而佩服地发现，外婆即兴发挥，把浸透了凡士林的棉球放在勺子里，点燃棉球，甩到树屋上，好像古人焚烧战船时使用的武器“希腊火”。）
“哇，”我母亲说，她那些年的记忆有些模糊不清，有时还会出现几段空白，“我过去经常吃木薯布丁呢。”
农舍外面的院子里，山核桃树矗立在火海中，树屋的窗户火光闪烁，好像恶魔的红眼睛。
我知道她认为这就是她不记得那么多往事的原因，然而我想指出，药物和精神创伤并非健忘的主因，也不能解释一切——比如，为什么我母亲常常会有原先清晰的记忆被某种东西擦除的感觉？我从小就知道，我的家庭的命运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与阿尔杰·希斯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我知道外公进过监狱，外婆住过精神病院，也知道我母亲在和雷叔叔一起生活时掌握了复杂的同注分彩赌博技巧和九球的几种花样打法，还对赛马、台球室以及台球室内拥挤的人群深恶痛绝。我猜这些都是值得拥有的人生经验，不过并没有多大的价值，外公那一辈传给我母亲的最有价值的东西，非“保持沉默”莫属，可沉默并不具备缓解疼痛的功效。
闻到烟味之后，过了一会儿，外公才注意到望远镜视野的边缘出现了异常的闪光，又过了几秒钟，他才把木头燃烧的气味和橘红色的闪光联系起来。他从望远镜上抬起头来，赖纳尔·伽玛漩涡鬼魅般的白光依旧印刻在他的视网膜上，仿佛一条发光的鱼。
“外婆在哪儿？”我问外公，“树被烧的时候？”
最初的月球基地是个穹顶之下的城市——可以看到地球升起、抛却母星纷争与悲伤的地方，多年来，随着阅读和研究的深入，外公也在不断修改基地的外观。为了防御宇宙射线，他把建筑物挪到陨石坑和地下隧道内部；为了获得充分的日照，他把为外婆设计的“月球花园”安置在月球北极附近的一处向阳的地点。外公给他的月球基地规定了两条原则：不允许出现压榨工人劳动的政府；没有精神错乱和失忆的居民。他认为，使航天飞行变得困难的因素恰好也是使其变得美丽的东西，为了达到逃逸速度，脱离地球，像其他太空人一样，我的外婆必须把她在地球上拥有的一切甩在身后。
外公看着我母亲，吐出舌头，似乎很讨厌我的蠢问题。“她在看着树被烧。”他说。
对于所有待在自家后院搞观测的业余天文学家来说，月亮是最容易观察的天体，也很容易促使他们想象自己穿着月球靴，在月球表面银白色的山脉间徜徉。当然，外公知道月球并不适合居住，他或许是天文学方面的外行，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他一直担任航天工程师，先是为格伦-马丁公司工作，后来又短暂拥有过自己的企业——帕塔普斯科工程公司，从事惯性制导与遥测系统设计。外婆1952年第一次精神崩溃后，为了保证稳定的收入，外公被迫卖掉了他所拥有的那部分帕塔普斯科公司的股权[2]。自1953年经济衰退开始，外公就觉得自己不走运，加之上层社会的反犹情绪蔓延到了航空航天领域，他的收入大不如前，失意的外公在空闲时越来越沉迷于天文观测，并且开始建造月球基地模型，幻想带着外婆和我母亲乘坐火箭逃离地球，定居在那里，过上平静的生活。
像大多数奇迹一样，山核桃树上的火很快就熄了，整棵树像被掐灭的蜡烛，冒着浓烟。外公指出，这说明火焰的食物已经耗尽，一分钟前，它还有能力制造一颗彗星，照亮一月份暗沉的天空，挡住外公的去路，一分钟后，它就和树屋、山核桃树以及种树人所崇尚的自由性爱精神一道消失在黑暗中，留下星星点点的余烬和树枝的残片，它们冒着微弱的青烟和蒸汽，逐渐化为雪霰般的尘埃。
在外面转悠了两个钟头之后，头戴皮帽、身穿彭德尔顿夹克、拿着望远镜的外公嗅到了木头着火的烟味，起初他并没有意识到烟雾是从哪里飘来的，因为他的望远镜正对准了月球风暴洋南岸的赖纳尔·伽玛漩涡，那里眩目的白光令他心驰神往。
外公发现外婆赤脚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穿着薄睡衣，身后是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前门，脸上挂了一层烟灰，睫毛和眉毛被火燎过，冷漠地抿着嘴唇。
羽毛梳公司总裁袭击案初审的前一天，外公拿着他的望远镜和装着热茶的保温杯，登上农舍后面的山顶观测满月。他知道无皮马就潜伏在附近，从妻子最近的细微反应里，他看得到它出没的迹象。有一次开车回家，车窗开着，他就听到家里传来鬼魅般的苏格兰风笛声；还有一次，他看到外婆站在起居室的窗户旁边，异常激动地死盯着那棵山核桃树，喉头不停颤动，脸上潮红一片。
“没关系。”他对她和自己说，在她身旁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坐下，外婆裸露的肩膀摸上去很凉，可她丝毫没注意到自己在打哆嗦，外公搂着她，她也没反应。过了一会儿，外公站起来，给消防队打了电话，然后又回来和外婆坐在一起，直到消防车拉着警笛出现，七个穿靴子戴头盔的男人跳下车，发现他们无事可做。
虽然对外婆的病一筹莫展，但外公认为能理解无皮马的存在。无论外婆走到哪里，无皮马都会跟着她，在她耳边低声说话，谴责她心理阴暗、灵魂丑恶。他觉得每个人的脑子里都会住着一只类似的生物，只不过我外婆的情况更加严重而已。外公认为，无皮马是外婆作为家族幸存者臆想出来的，是她负罪感的化身。对大多数人而言，如果头脑中存在这样的声音，让它静下来的方法只有一个，所以他钦佩外婆这种拒绝投降的反抗者，他们会把脑中的怪兽逼到阴暗的角落躲藏起来，比如地窖里的铁炉和山核桃树的枝丫。
“神经病啊。”一个消防员说。
“她研究过各种相关理论，”外公说，“读过弗洛伊德和荣格。”他把“荣”的音发成“杨”，“还有阿德勒。所以她知道医生想听什么。”
想起消防员多年前的准确诊断，外公老泪盈眶，仿佛可借此浇灭从苦涩记忆中窜出来的火焰，他紧紧闭上眼睛，不让泪水流出来。
五十年代后期给外婆做过治疗的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外婆曾经告诉他，折磨她的那个怪物很像小时候让她噩梦连连的波顿[1]。还说她在自家制革厂的马厩里目睹过一匹驮马被阉，后来又看到半人半马的怪物在制革厂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在疯病发作最厉害的时候，她经常说自己被一匹公马或者长着马头的男人强奸过。医生表示，外婆的精神创伤似乎来自她的童年时代，并且对她造成了持续一生的影响。
外公闭着眼睛，静静地躺了很长时间，“爸爸？”我母亲试探地问，不确定他在闭目养神、睡觉还是处于氢吗啡酮的药劲控制之中，我们拿训练有素的眼神打量他的前胸，发现他的呼吸还在，“你累吗？想吃东西吗？”
他冲着我吐了几次舌头，看了看窗外缠绕在桉树和柏树上的雾气。“它的阴茎就像活火鸡的脖子，”他说，“反正她是这么告诉我的。”
“外公，”我说，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快活起来，“想让我给你做好吃的吗？”
“还有阴茎。”
他睁开眼睛，我看到他记忆中的火焰回来了，而且再也无法熄灭。
“我从来没见过它，”外公冷淡地说，“我猜它一定长着手。”
“给大家多做些木薯布丁，”他说，“人人有份。”
“可那真的是一匹马吗？”去我母亲家的第二天，我问外公，“不是长着马头的男人？”
[1]指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里的人物，织工波顿被施法变成了驴头人，仙后提泰妮娅被施法迷上了他。——编者注
外公刚出狱的那段时间，无皮马似乎仅仅满足于跟踪我外婆，当女儿和丈夫——我外公那时丢了工作，面临审判，所以经常在家——恰好在场时，她会用无休止的聊天和唠叨淹没无皮马的嘶叫，每当独自在家时，她就大声播放里尔舞舞曲和苏格兰高地进行曲的唱片，因为不知怎么，苏格兰风笛的声音可以吓走无皮马。无论身边有没有人，她都会竭力避免望向窗外的山核桃树，当她精疲力竭时，无皮马就会在那里看着她，坐在低处的树枝上，露出正方形的牙齿，摩弄着它那条血红色的巨大阴茎。
[2]1962年，马丁公司（现在的马丁-玛丽埃塔公司，致力于深入研发泰坦火箭）从我外公的前合伙人米尔顿·韦恩布拉特手中买下了帕塔普斯科工程公司，外公说，售价“大约是韦恩布拉特向我购买股权所支付的金额的两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