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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块儿废铁

“不要了。”孙说。

“要别的服务吗?”波浪卷女人说。

我坐了会儿,对短发女孩说:“你去给他按摩吧,我够了。”

后来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孙说:“我们也加个点儿,再按摩半个小时吧,你不是今天没收入吗?”

她愣了下,说:“可以吗?”

房间里灯光暗淡,空调吹出一股霉味,为了遮盖霉味我和孙抽起了烟。

然后两人去给孙做按摩,孙终于开心了。

“不知道,我听很多歌都觉得太悲伤了。”短发女孩说。接着她走出去,换了曲子,又回来。

我走出房间,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抽烟。前台上方是一个黑板,上面放了一些数字的小牌子。这期间从里面的房间走出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在柜台前结完账匆匆走了。一个大概是负责安保工作的中年男人,站在柜台旁,一直看着墙上的钟表。

“这是高兴的歌。”波浪卷女人说。

半小时后,她们走出来,波浪卷女人也坐在沙发上抽烟,我给她让出位置。

“为什么要放歌啊,多悲伤啊。”短发女孩说。

“你们有十六个人?”我指着那块牌子说。

这时,大厅里突然传来了音乐声,一首节奏明快的十年前的流行歌曲。

“不是,每个人随便拿的数字。”她说。

“我说可以,但要加钱,他们会加钱,然后给他们打手枪。”她说。

之后我们就静静地待着,孙在里面睡着了,传来鼾声。短发女孩在那条幽暗狭长的走廊里拖地,她戴上了眼镜,只不过因为乐曲循环的缘故,那首令她感到悲伤的歌又放了出来。

“你怎么说呢?”我说。

她弯着腰,清扫着地面,又扶正了歪倒在门旁的拖把。

“但我还是喜欢年轻人,年轻人会问你能不能摸,他们会问。”波浪卷女人说。

这是我在这里住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我就要搬走了。跑步时,我会路过这家足疗店。我一直想搞把气枪把店的招牌打爆,实在太亮了。可我想着搬家期间,那只厚袜子估计就再也找不到了,哪怕我特意去记住这件事。新家的对面没有霓虹灯,所以我不再需要有什么东西盖在眼睛上。而我现在描述下来的这个夜晚,依照以往写作的习惯,也就是对一个故事的处理本能,应该会从走廊尽头跑出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殴打一个为他打手枪的女孩,但我不打算这么干了。在我读书的时期,我不喜欢周遭的一切,学校会在下午播放小广播,里面会有一首欢快的曲子,从一里外的操场一直传到我的家里,听到那曲子就会让人感到很疏离,但并不能帮助谁离开那里。

“他们喜欢教育别人。”我说。

孙睡醒之后,穿上鞋,拖着大行李箱走到门口。她们冲我们挥了挥手。我们离开了足疗店。

“上次有个跟你差不多大的男孩,让舔乳头,我舔了一个小时,舌头都麻了,问他行不行了,他说,你别问那么多,谁赚钱都不容易是不是。”波浪卷女人说。

在楼的一侧,有十几个吊车,它们可以在几个月内就让一栋楼拔地而起。它们已经在这里这么干了十几回了。

“比如呢?”孙说。

在等车期间,我说:“怎么样?开心了吧?”

“有很多变态。”波浪卷女人说。

“明天才开心,明天就飞罗马了。”

那个男人走了,没有进来。

“那回来之后怎么办呢?”

我看到波浪卷女人看着窗帘,外面又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口向里看,我不知道她是期待还是厌倦,因为在我的想象里,她大概除了面对孩子外不会有什么温柔的视线。

“不知道啊。那你怎么办呢?”

“但我以前学过。”短发女孩说。

我看着那些吊车,想了会儿,说:“我该怎么告诉你最令我难过的事情呢?就是说,我现在写下的这件事,就是现在我们正在发生的,我的职业就是做这个,然后我把这些事写下来,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真实,某种角度上看是这样的吧?然而,写这些故事只会让那个收到信的女孩离我越来越远。当她看到足疗店、波浪卷、打手枪的年轻人……她排斥这些事物,也排斥着我,我没有一点办法,我越是去经历和感受什么,她就会越来越远离我。”

“我哪有啊。她有,她就是坐班的,只管前台。”波浪卷女人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该去砸她的门。”

“那你有底薪没?”我说。

“为什么?”

“这里人少。”短发女孩说。

“没有为什么,或者像现在这样也行。”

“十来个吧,已经赚不到什么了,我跟老公逛街都不敢买什么了。”

然后他叫的车来了。他上车走了,去往机场。

“现在呢?”短发女孩说。

我在路边只坐了大约十分钟。我吃了个冰激凌,什么味道都没有。

“以前在大望路,一个月能叫六十个钟。”波浪卷女人说。

我回家取了弹弓。我从四五岁起就擅长打弹弓,打爆过几十个路灯,小时候我总是骑在自行车上做这件事,现在更方便了。我叫了车,定位在小区另一个门口。之后我重新回到那条街上,在那堆轮胎附近,捡到十几颗还不错的石头,直径超过两公分的石头会影响准确度,小于一公分的力度不够。

“你把窗帘弄厚点。”短发女孩说。

在一辆金杯车后,距离足疗店的灯光招牌大概有二十几米的地方,我躲在那儿,数着手里的石头。

“我也住在这个小区,你们家的灯每天都照着我的卧室。”我说。

最初,第四颗石头才打爆了一个灯泡,七个字只灭了一个,但里面没有人发现。接着,打掉第二个字之后,有一颗石头射偏,撞到了他们的玻璃门上,那个看表的中年男人走出来,我躲在车后,透过玻璃看着。

“对啊,住这个小区里。”波浪卷女人说。

他四下看看,根本没想抬起头看一看他们的招牌。

“老头住在这儿吗?”我说。

第三个字一灭,他们整个招牌都灭了,不知道是因为短路还是什么。中年男人跑出来看,他回头喊着足疗店里的人。波浪卷和短发女孩也都走了出来,短发女孩手里还拿着拖把,他们抬起头,又四下看。中年男人从地上捡起两颗小石头。

短发女孩捂着嘴笑起来,她牙齿很大,每次笑都会下意识地把手盖到下巴和鼻子之间。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已经等得不耐烦的司机。我没有想到招牌比路灯还要费时那么多。

“说你就是不会来事儿,我摸两下一会儿不得买你个点儿啊,我说你买多少钱啊,他说五十。”

他们听到手机声,其实离着二十米应该听不到,但夜晚,这片小区实在太安静了。他们看向这里,我接起电话,捂着话筒说我马上到。在足疗店的人朝金杯车走过来时,我开始往小区的另一个门走。

“怎么教育的?”孙说。

“是你吗?”那个中年男人说。

“这里来的老头最讨厌,喜欢动手动脚。”波浪卷女人说,“我把他手按下去,他还教育起我来了。”

“什么?”我说。

我有些困倦,眯起眼睛休息,听不清他们说的话。过了一会儿,我起身去了趟厕所,就再也睡不着。这期间我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

“你砸了我们的招牌?”波浪卷女人疑惑地问我。

“我也算你姐姐。”波浪卷女人笑着说。她穿了低胸的黑色裙子,膨胀得像个蘑菇。孙尴尬地看着她。

我没说话,继续朝远处走。

孙喝了口水,说:“我以前动了阑尾炎手术,找到家门口的一家发廊,我说洗个头,店老板觉得太奇怪了,我说我肚子上开刀了弯不下腰,她立即开始找东西烧水,我等了半小时,但很感动,虽然她不会洗头,但那会儿特像姐姐,我喜欢姐姐,我女朋友岁数都比我大。”

之后,这家足疗店里一共出来了三个男人和五六个女人。他们追上我以后,我被按在地上打。

“大家都是技师。”波浪卷女人说。

就在一周以前,我在三里屯的兰桂坊对面,看到十几个穿着红色店服的男人,他们举着椅子砸着三个来喝酒的人。后来躺在地上的人站了起来,开始打电话。我想等等看,他到底能叫多少个人来,如果来三十个人就会好看了。但过了会儿,三个被打的人就消失不见了,我没有看见他们离开的身影。他们大概是蹲在地上的时候就消失无影了,因为他们想在那儿消失。

“我进来的时候,以为没技师呢。”孙说。

我搬家的钱被足疗店掳走一半,整个过程里我没有说什么。那个短发女孩一直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太亮了我要睡觉,她说可是你明天不就搬走了吗?

“对呀,没有人了,现在都十一点了,但人还是很多,我们人手不够。”短发女孩说。

赔完钱后,我站在门口,想着我能在这个城市叫几个人来?实际上我可以叫几块儿废铁来,他们来了,会看着我的伤,带我去医院,同时一路上质问我为什么这么做。

“你刚才不是在前台吗?”我对短发女孩说。

手机里有司机的四个未接来电,我打回去。

“不吵,我老公不跟我吵。”波浪卷女人说。

“我等了二十分钟,如果你有事不会取消订单吗?”司机说。

“看见什么就吵什么,你不吵吗?”孙说。

“你在附近吗?”

“哈哈哈。”波浪卷女人笑出声来,“吵什么呢?”

“我已经取消订单了。”

“我们做爱的时候也吵架。”孙对我说。

“那好吧,我再发一遍。”

她们回来时,给我们带了两瓶水。

“操你妈的。”说着他就挂掉了电话。

她们都去了大厅,孙苦恼地抬起了头。实际上,我认为这种事不至于这么难受,只要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用衣服擦了擦手机上沾着的血,根本擦不干净。这周围已经没有车了,等了五分钟,还是那辆车接了单。

短发女孩说:“我去看一下。”

上车时,司机看到了我半脸的血,他说:“去医院?”

波浪卷女人说:“越忙的时候就越来人,现在哪有人手啊。”

原本我定位了一家饭馆,我想着打完招牌去吃点东西,但其实我一点也不饿。我说:“去之前定位的那儿。”

这时,我看到窗外又有男人走进足疗店。

在路上,他不停地从后视镜里瞄我一眼,不知道是不是怕我死在车上。

孙把头藏进按摩椅的窟窿中说:“我什么也不做。”

我打开车窗,血一会儿就干涸了,刮一下,像雪片般沾在手上。我在一年前出版了第一本书,接着是第二本,同时我拍了部电影。做完这些事之后,我发现没有任何状况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那些十几年前所期待的——虽然我并不知道在期待什么——都没有发生,构成我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原封不动地矗立在这里。我偶尔会想起在几岁时,那栋距离我只有二百多米然后轰然倒塌的楼,整条街上的邻居都惊恐万状,从此他们各自搬离,再也没有碰面。那个在我身边的比我岁数还要小的女孩一直哭,我说你哭什么呢?她说我好怕死啊。我说那只是栋楼啊跟你没有关系。她说这太可怕了。如果现在我再去问那个邻居女孩,去问她你还恐惧着什么,她会告诉我什么呢?所以“这太可怕了”,算是这些事物的答案。这太可怕了,当我吃着每一条鱼,当我卑鄙的亲人死在病床上,肿胀得像一堆发芽的土豆,或者我和前女友在公路上看到一个偷车贼,他开着那辆奔驰撞上护栏,又在空中翻滚了两圈。我看到了它们,然后,它们太可怕了。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孙。

到了魏公村,司机停下车,也许是因为骂过我的缘故,他说:“你真的不去医院吗?”

“他是做什么的呢?”

“我已经付款了。”我说。

我忍着笑,说:“那是,他在欧洲养了五年呢。”

我去麦当劳洗了脸和胳膊,非常疼,那些伤口已经凝血。

波浪卷女人揉着孙的小腿,说:“真软,好白啊。”

之后我上了楼,来到那个熟悉的楼道,我敲了门,敲到第三次时,我听到熟悉的数码锁齿轮转动的声音。

进了足疗店,我们在挨着大门和窗户的一间小屋里躺了下来。我临时有种预感,就跟他换了位置,紧接着,两分钟后,一个年轻女孩抱着木盆走了进来,然后一个有一百五十斤,波浪卷头发,年龄接近四十岁的女人抱着木盆坐在了孙的位置。这让他感到很郁闷。后来,波浪卷女人开始工作,我笑得胃都抽搐了。孙一脸苦相,尤其是,当他看到我面前的短发女孩——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个非常年轻的男人,是会在足疗店需要询问技师能否摸她的那种男人,他站在门口,透过门缝我看到那个女孩坐在床上,她抱着一个月球灯。

临近分别时,实在太无聊了。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构成眼前一切的这些元素,这些水泥、直线、垃圾桶、霓虹灯,为什么能把每一天构造得那么无聊而又毫无办法。孙看到了前面的一家足疗店,他拖着大箱子朝足疗店走去。这家店就正对我的窗户,每个夜晚,灯光都会照亮我的卧室,在眼罩丢失以后,我必须在眼睛上盖一只厚袜子才能入睡。

“你是谁?”年轻的男人说。

我们吃完烤鳗鱼,他拖起他的大箱子。第二天他要飞去罗马,他的母校在那儿,而我得搬离这个住了两年半的地方。在街口,我们喝了两罐啤酒,旁边不远处摆了十几个卡车轮胎,我想我可以钻进每一个轮胎里。我记得有部冒险片,中间就讲了一个男人把自己团进橡胶轮胎里,从山顶滚下来。那是一部喜剧片,喜剧总是这样,看别人忍受折磨时开心不已。

“这他妈太可怕了。”我说。

在我搬家的前一天,我们坐着他女朋友的那辆小车,他的女朋友缩在后座,他们整整吵了一路,后来他们互相亲了手,和好了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又接着吵,因为大家没有事情做。我请他们吃烤鳗鱼,但他的女朋友因为头晕就回家了,我们俩吃了一整条烤鳗鱼,孙说:“真他妈好吃。”

“什么?”他说。

孙认为我太惨了。前天,他带着他其中一个女朋友,我们在将台路吃烤羊排,我告诉他我最近的遭遇。我已经连续五天,每天写一封电邮给一个女孩,但我知道她根本不会看,我做这件事只是因为我想。但是在第五天,我察觉到我的前女友破解了这个邮箱密码,她看到了所有的信,并嘲笑了我。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与收信的女孩联系上了,她说:“你不要再纠缠我了,还写那么长的东西,恶心不恶心。”该怎么说呢,每封信只有几百字,而且我不觉得恶心。于是孙就开始给我介绍女孩认识,如果这种联谊发生在高中或大学,我一定激动不已,只不过现在,我已经在外面混了很多年了,不会再因为这种事而兴奋。同时我逐渐感觉到,孤独到底是什么呢?大约就是荒原上一头行走的驴,要么骑着它,或者并排走,不然就连一头驴都没有。

那个女孩,她看到了我,她的表情像是把锉刀。而我其实不知道来到这里是为了告诉自己什么。我推开男人,走进去,从她的脑袋上抽出了一把锉刀,这是她所凝聚出来的东西,几乎为我而设。

回到北京后,他一直想给我介绍女朋友,他有时能叫出一两个女人来,有时不能,我们会找可以喝酒又露天的地方。夏天的夜晚很热,我们没有预料到马上就要立秋了,我们对时间没有概念,永远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他叫出来的女孩与他都有复杂的关系,所以当我坐在那儿时,总在想我他妈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因为我周围其他人,至少是我的同龄人,目前所考虑的问题都成熟得很,他们可以就厨房装修问题聊一晚上,谁要是开了口谈起关于小孩的第一句话,差不多就是噩梦的开始。

一把完美的锉刀,一块儿废铁。

我是在一个广告活动上认识了孙,他也是一个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