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是什么？”他说。
“我能理解你，就你所说的这种邪恶，人们会在不同的年龄以不同的方式发作出来。”我说。
“杀戮。”
“我被剥夺了很多，也对抗不了，他们扣押了我所有的版权。就像现在，我把这些称作邪恶，但可能二十年后，我也会这么干。我剥夺年轻人，压制他们，利用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拥有的东西令我心烦。”他揉着那个女人的脚，我能看出这中间有种色情的意味，情侣喜欢在公开场合以不起眼的方式调情，这种色情使他们有乐趣。如果没有旁观者，充斥在这里的就只剩下乏味。
“杀戮？”他的女朋友抽回了脚。
“你被压制什么了？”我说。
“我总觉得，虽然所有阶段都会产生杀戮，但杀戮始于童年，你身边更为强大的个体告诉你杀戮是可怕的。某个儿童敲死一片蚂蚁，这被认为是不好的。但这个‘不好’，只是因为你屈服于周围的强大，毕竟那段日子，你没有选择任何事物的权利。”
“上一代人总是会不遗余力地压制下一代，这与进化的意志相反。”在我吃着橘子的那个夜晚，我的朋友说。他的女朋友坐在一侧，腿放在他手腕上。
“所以呢？”朋友说。
凌晨或者更晚时，它终于按捺不住，咬向了我的喉咙。
“所以杀戮被掩埋住，在一些年代以别的方式发泄出来。像你所说的，在一些年代你被剥夺了，在另一些年代以最直接的杀戮呈现。”
室外逐渐灰暗下来，周围寂静又深沉。最好什么都不要发生，我撑开睡袋，钻了进去。我总是入睡困难，以前我借着画画来帮助自己入睡。当注意力极度集中一段时间以后，那阵疲劳可以帮助我入睡。狗趴在房间门口，它几乎陪伴了我一整天。我想，如果一路都有它在旁边也很好，我大概有办法可以带着它度过据点和城镇，把它藏进驼包一侧，再把睡袋拴在背包上，总会有办法的。
“哈哈，那青年呢？”女人问。
我吃了三分之一的“料块儿”。狗看着我，我掰了一点给它。它吃了。
“侵占。”
狗对这具尸体一点也不好奇。它没有接近，甚至看也不看一眼。我最后决定在二楼靠近楼梯口的房间过夜，这样如果发生什么状况，可以及时发现，从另一侧的窗户逃跑。房间的门早已被劈碎烧掉。冬天路过这里的人们会劈碎一扇门用来取暖，如果有人来抢这扇门，那么大家就都会死在火堆旁。这就是恒久不变的规律，正确且唯一的规律。如果有人觉得这很可笑，说明他还没有洞悉自己身上的秘密，或者被某种遮羞布的体系掩盖着。
“我没觉得自己在侵占什么啊。”朋友说。
以前我喜欢想象这些遗落之物上发生过什么，但现在不会了。我与他们的距离没有那么远，至少不是一个需要想象才能理解的范畴，这之间有时只需要一秒钟，或者一个念头，我们就会变成一样的东西，堆砌于此。
“让自己覆盖更多的事物，侵占所有可以看得到的。我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个民族的自负跟这个有关系。这个民族，还停留在青年人的阶段，也就是一个侵占的时期，必然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
“我们无法触碰，亦不可调和。”
“那中年呢？”
我把整栋楼都排查了一遍，在二楼有被烧过的家具和衣服。三楼有一具尸体，尸体上没有任何东西。距离尸体不远处是一个破碎的酒瓶子，几乎被尘埃覆住。一截不到三十公分长的骨头。墙上有些字，应该是用骨头刻上去的。
“我还不知道，但我观察到，中年已经开始向毁灭过渡了，不计任何后果地令世界丑陋下去。”
它跟了进来，我听到脚步声。
“你这样看待周遭，因此活得糟糕透顶。”朋友说。
最高那栋楼有三层，我绕到楼后面，把自行车放倒，并躲在一个土丘后。我观察了有半小时。这半小时，那只狗不在周围，它可能找到了更好的地方，或者已经走了。这几栋建筑物里没有任何人存在的迹象，确认了这一点后，我推着自行车来到楼前的空地上。雨水腐蚀的痕迹布满整个楼体，玻璃残渣稀疏地散落开。我走进其中一栋，大概最近几年间都没有人来过这里了，墙角有些硬化的塑料袋。风吹来了很多东西，一旦进了这间屋子以后，就堆在墙角，再也不会移动。
“我无论怎么看待，这都是注定的。你能想象十几年之后的样子吗？我们还能坐在这里，你递给我两个橘子，你虚伪地跟我说起这漫长的友谊，你讲起我们过去那看起来好玩的事情。但到了某些情况下，即便是很脆弱的情况，我认为所有人也会毫不犹豫地获得那个强大的本能。”
再一次下高速公路，已经能看到不远处的据点。我打开地图确认，原以为会是一个镇子，但只是几栋建筑物，应该是以前的休息站，只是规模更大一些。
“十几年后，我们已经结婚很多年，有了两个孩子，会告诫他们不要变成你这样。”女人笑着说。
我很欣慰。
他们的狗过来咬着我的拖鞋。
土路延续了几公里。这段消耗的体力很大。我重新看到一段没太大问题的公路，便推着车上去。它踩着几块石头，先于我跳到了公路上。它站在倾斜的地面上，看起来很矫健，腿部的伤口已经愈合很久了，四周是一圈裸露的暗色皮肤。
在废弃的休息站二楼，我很庆幸自己带的是睡袋。现在已经很难搞到这东西了。睡袋给我的颈部留了点空隙，虽然它的牙齿已经刺入皮肤，但不至于把我的气管封住。它观察了一路，知道我很虚弱，我只有一百多斤，瘦得像吸管。
我收回手，它晃了下脑袋。我喝了口带点石灰味道的水。这一路我没有看到水源，我带了六升水，可以维持一周，甚至更久。
我从大腿上拔出匕首，划伤了它肩胛附近的肌肉，它更用力地咬紧我的咽喉，我有一点窒息的感觉，睡袋的作用比我想象的大，我的第二刀不知道扎到哪儿了，它跑开了。
第二次休息时，它趴在离我很近的位置。我脱下父亲留给我的皮革手套，毛糙的针线上满是划痕。我拒绝画假地图的工作，是因为一个男人用带钉子的木棍袭击我，我用手挡，钉子沿着手掌边缘一直划到腕骨，留下一条十公分的伤口，因为没有缝合，伤口现在看起来很夸张。我伸出这只手，靠近它，它没有躲闪，我抚摸着它的脑袋。它继续眯着眼睛看着那些颜色黯淡的植物。此刻碰到有体温的生物，我觉得烫手，即便那温度并不高。我已经忘记了上次与人肢体接触是什么时候。
它看着我，牙齿上沾着血，既不狰狞，也没有嘶吼，像望着那片黯淡的植物一般看着我。我没有再去尝试攻击它。接着它离开了，地上留下夹血的梅花脚印。
这段高速公路有一段彻底不能行驶，地面碎裂如同被冻结的海浪。我只能推着车到旁边的土路上。秋天，植物开始泛黄，这些野性的植物的体积出奇的大，质地比我印象中要硬一些。狗逐渐缩短了和我之间的距离，它确定我不会伤害它。
我听着它的动静，担心它会叼走我的驼包，但以它的力量应该做不到。
在接近据点时，我找了块石头，朝着这只狗扔过去。它一动不动。我想了一个办法，在我能看到据点时，我会想办法赶走它。
我很难在这个地方继续睡下去。于是我收拾好睡袋来到一楼。周围一片黑暗，仅有的一点视线只能分清建筑大致的轮廓，没有声响，它一定已经跑出去很远了。如果它袭击的是比我更虚弱的人，或者是没有睡袋的我，那么在恍惚到清醒的那一分钟里，我应该已经窒息而死。我从门的一侧推起自行车，路面看不清楚。不可能赶夜路。我换了一栋楼，在另一栋只有两层的楼房里，我从驼包里拿出油灯，夜晚点油灯是很危险的事情，这些光亮在几公里外都能看得到，不过已经顾不上了。我巡视了一遍整个一层的房间，这栋楼没有被完全焚烧。
十一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朋友，他是全息摄影师，全息摄影的表现力局限在空间的限制上，但消除了与观者的距离感。我们做着完全相反的事情，我在用一种已经存在几千年的古老方式，除此之外做不了别的，我不喜欢全息摄影，这里面没有时空，它无法将永恒的情感记载下来，有时候还有种很滑稽的效果。他跟他的女朋友养了一只狗，那个傍晚我们在楼下的喷泉旁坐了会儿，他的狗在周围跑来跑去，我询问他关于养一只狗有多麻烦的问题，他说会让生活变得更好，更有规律，所谓的麻烦，最终都会让你变得更好。之后我到了他们家，他给我放他的作品，但那些空间实在太假了，甚至无法真实传达一只烦人的狗如何从身边走过。我在他家里吃了两个橘子，那味道我现在还记得。那只狗之后怎么样我不知道。大迁徙之前我就已经回到沿海的家，我做的很多事情都不被认可，同时被女人抛弃，回到家也不知道可以重新面对什么。我从来没有勇气养一只狗，规律生活。在这几年我才开始规律生活，走每一条街道都小心翼翼，天黑以后不能在房间里点油灯，不能发出任何声音。那些漫长的冬夜，有时我想要是有一只烦人的狗在身边可能会好一些，最好还能有几个橘子吃。这种水果在剥开皮的瞬间，散发出的那股气味，令人感到会有好事情发生。
其中一个房间里有货架和只剩骨架的沙发，我把自行车推了进来，用沙发和货架堵住了门。正对着门的墙壁，在不到两米高的位置上有扇窗户，只剩下鱼刺般的玻璃。我靠在墙上，经受不住困倦，睡过去了。
我休息了十分钟，搬着自行车跨过一条半米宽的沟壑，向前推了几步。它跳过沟壑，继续跟在后面。我能听到它的脚步声，肉垫的声音，一种有温度的声音，这能让我好受点。
也许只过了一小时，或者两小时，我听到了有东西摩擦的声音。
“你该走了，不能跟着我。”我说。我知道它听得懂。
踩着自行车，我从窗户向外看，虽然很朦胧，但还是可以感觉到，它们的数量在五六只以上。
它不能再继续跟着我，前面三十公里是第一个据点，在那儿，没人会管这是不是我的狗。
只有两只颜色比较浅的狗可以完全看清。它们在我之前滞留的那栋楼里，窗户偶尔会有白色的影子晃过，它们会不会以为我已经走了。窗台上灰尘的味道很重。若现在离开会被发现，等在这里也会有被发现的可能。
它跟在我的车后，距离十几米。我又骑行了一公里，它一直跟我保持着这个距离。四周静悄悄的，我把车停下来放在路边，找了根不会断裂的栏杆坐了下来。它也停下来，蹲在一块拱起的沥青水泥块上，它看着路的另一侧，那有成片的黯淡的植物。我想着，它也许能像只野狗，抓到一些爬行的动物，但不知道它会怎样度过冬天。
但我忽略了狗这种动物，它们找到我只用了几分钟。我听到在房门前的走动声，后来又陆续过来几只狗，它们用爪子扒着沙发，尝试从空隙里钻进来，货架有点松动，我走到门口，听着五六只狗喘息的声音，它们一声都没叫。
我不会给它食物，我能做的好事就是不宰了它。不这样做并非出于我的善心，而是我不知道吃了它会怎样，如果在行程一开始，身体就受到什么损害，那我必须立即掉头回去，范先生不会给我留工作的位置。我想继续留在焚化厂工作，需要给他很多东西，但我已经没有什么了。
我抵着货架，把沙发骨架向门框推了推，如果这个骨架歪倒，它们便会全部进来，我知道它们一定不紧不慢地走进来。屋子并不大，如果它们进得来，什么都可以做到。
在离开城区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我遇到了一只狗。一只不胖也不瘦的狗，黑色的，颈部有些白色杂毛，看不出来是什么狗的杂交品种。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狗。除了一些虫子，任何有体温的动物都见不到，在这个人类所主宰的世界上，只有几种虫子可以活下来。它在前面二百米左右开始观察我，在我路过时，它仍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也许它在几公里外就发现了我。
在疲倦中，我时而听到一些细碎的声音，更多的是呼吸声，我不能离开这个货架。两只，最多三只狗一起扑向沙发，这个沙发骨架便会倒向屋内。随着天亮，窗户透进来干硬冰冷的光线，我只觉得更疲倦。
远离城区以后，在下一个据点之前，这段路程中大概不会再遇到其他人。我骑上车，车胎早就经过改造，缠了三条橡胶内胎在里面，没有空气。
它们分批次，每隔一会儿就会顶撞沙发或者货架，我从昏沉中一次次醒过来，从一个噩梦被拽到另一个噩梦。我不能离开这个位置去取水和“料块儿”，这风险太大。同时，我很后悔把自行车挪到正对着门的窗户下。刚进这间屋子时，自行车停在我旁边的位置。当时我应该考虑得更清楚些，无论我从窗户里观察到什么，该来的总会来，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天亮后我自然可以安全离开。找这种无意义的借口，也许只是让自己觉得原本还有存活的可能。
我从来都不同意他所说的这句话。这个民族早在大迁徙之前就已经抛弃了道德，信仰更无从谈起。如果还能找到报纸的话，在那些破损的门板、坍塌的房屋下会有一些，上面记载了十几年前的事情。区别只是当时有另一套法则，虚伪而安逸。这些赤裸和溃烂的东西在某个时代可以被覆盖，现在却不可以。那些聪明人，从古至今追求着智慧的人，他们令文明得到进化，逐利使文明扩张，扩张代表着侵蚀、封锁、屠杀，然而仍有奔向智慧的人，一切糟糕的结果由他们而起，他们进化着文明的同时，让更野蛮的力量得以无限扩张。这从来都不是双刃剑，一直都是通向此刻的必然。
汗水冲淡了我脖子上的血迹，那四个小孔已经被凝固的血液堵住，每当它们撞击沙发，就会有肿胀的疼痛感随着震动传来。
在清晨，我出了城，运气很好，没有遇到一个人。我上了高速公路，所有的高架桥都已毁坏，但断续的，会有某段公路可以通行。我回头望去，在一大片厚重又压抑的颜色里，根本不会想着这其中会住着什么人，龟裂的楼层像是从上空的灰暗中滴落下来。这十年间，有一次我想带着家人去离海更近的地方，那是我唯一一次走出城。我们躲在路边，看到他们运送着军人的尸体。那些来自地下的尸体堆放在板车上。整条公路淌着从他们的额头、手指，或躯体的某一部分流下的发黑的血，越来越浓稠，血迹越来越纤细，许多人死亡后溢出的液体混合出一种污浊的颜色，那团复杂的臭味像是从淤泥里挖出的几十年前的某种潮湿的东西。他们正运向城外的南焚化炉。我的父亲趴在地上，下巴上沾满灰尘。他出生于一九七〇年，他年轻时所接触的一切关于末日的想象都如同童话。人们在那个年代幻想着一切，在幻想中解决着当下的不可忍受。而当下的脆弱远远超乎想象。我们庆幸没有被发现。回到家中，他不再动任何念想。后来他总结他的一生：“人们最先抛弃道德，接着是情感，最后是信仰，剩下废墟般的躯壳。”
还能坚持多久呢？
第二天出发前，我找到家里所有的布和纸张，把屋子里能盖住的地方全部盖起来。我不知道这栋楼过多久会塌陷。如果运气好的话，这间屋子在塌陷以前不会有人进来。这栋楼已经被搜刮过不知道多少遍，现在连一个钉子都很难找到。我关上房门，邻居家已经没有任何声音。我不知道那个年迈的女人去了哪儿，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最好认为他们都踏上了去拉莫的路途，而不要被自己吞咽进肚子里，这些压抑的情绪会腐蚀一切。
它们在城市被屠杀，驱赶到二十公里以外。也许每次成功的捕猎都会有复仇的快感。愚笨是因为安逸，危险一层层剥开它们作为人类陪伴的表象，双方都回到了原本的样貌。若我此刻想再驯化这样一只狗，唯一的可能性是长时间的供养，即便如此，也无法互相信任，因为此时，想到再这样饥饿两天，我必然不会再考虑这些狗的肉会不会让自己生病的问题。
我准备了三把刀，有两把放在身上，一把放在驼包中。在前支撑杆我捆上了一把斧子，食物我全部背在身上，驼包的一侧我放了三个过滤器，多少会有些用。很久以前我在六楼的一户人家中搜到了睡袋，一些婴儿用品，还有狗粮。那两袋狗粮，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后来这个城市陆续有人死去，陆续有新的人到来。
到了中午，我已经习惯它们每隔半小时撞击沙发的频率。我一直看着那扇窗户，这能让人轻松点，虽然什么都没有。
各区域间的临时政府规定了“料块儿”的流通，也仅限于沿海地带。一开始，幸存的人都来到了沿海城镇，后来的几年间，才陆续返回这些重污染之下的内陆地带。在雨季时的沿海城镇，生存会非常困难。
从那扇灰茫的窗户里，我可以看到自己最后因虚弱而歪倒，沙发骨架砸下来，它们不急不躁地把我从下面拖出来，还有那只被我抚摸过的狗，它会从自行车下的背包里叼出所有“料块儿”。
没有任何东西有实际价值。
如果能最后留下点什么，我想还是该画一张画。我会画一棵树，在广袤的废墟上，一棵树会是我所寻找到的答案，同时我不会再看到任何恐惧。
“净染地图”标示了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在这些区域之间有些过渡地带，这张地图可以帮我找到一条相对而言污染较少的线路。这份地图最初有很多，在头一两年，许多人想办法用它来抵达拉莫。拉莫在高海拔地区，那块高原只有西北角受到战争的波及，另外的区域没有受到影响，大气流通被山壁阻挡。这些只是据说，于是很多人开始上路，他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拿着假地图，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这里面有非常高的利润。曾有人介绍我去画假地图，一开始他们不会说这是假地图，我没去做的原因是那阵子手部受了伤。在那一两年之后，去拉莫的人突然之间就绝迹了，甚至没人再提起那个地方。据范先生所说，沿途有很多据点和城镇，通常买通两个据点以后，便会什么都没有，绝大部分人无法通过那些城镇便会被送去焚化厂。大迁徙之后半年，旧的货币已经没有任何用处，由临时政府制造“料块儿”，“料块儿”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货币。他们又开始制造一种铝币，企图重新进入流通，但实际上临时政府只是一套一部分人认同的暂时规则。货币，以及其他，都没有实际价值。
第一次听到巴赫的受难曲，是在画室里，有人在放一部电影。那就像一种无休止的、类似于宇宙中存在的声响，可以看到无数重重叠叠的人群奔向某种东西，那段旋律所陈述的，苦难并不是永恒。当一个个体寻找到救赎，除了被抹杀外别无他法。一片白茫茫的雪地，某种浑厚的声音，仿佛全部来自大地之外。
父亲在受了那次伤害以后，知道自己没法再坚持多久。有一段时间他每日出门，会把自己留存的皮革制品一件件带出去。在外面被人看到时，没人会想到这个像团烂报纸一样的老头身上会藏着什么，他用所有的皮革去换了张“净染地图”。
到了晩上，我已经坐在这里超过二十个小时，我想听到巴赫，可以在倒向地面时不击起巨量的灰尘。呼吸灰尘总让人觉得像把某种固体吸进身体里，一块抹布，一个脏盘子。
在回去的路上，我走得很快，但总是想起邻居的女儿被锁在旅馆二楼的那间屋子里，我走过去，关上了门。几年前，我会觉得自己能保护这个女人，后来孩子和女人消失得比野猫野狗还快。身边有一个年轻女性，等于把自己置于黑夜中。父亲告诉过我，“做没把握的事情，会连累他人”。
在这种对峙中，我觉得血液在一点点被抽尽，又不可预料到终点。此前，即便在和平年代里，我的生存感受也并不好，所以死在第一个据点是个可以推断出来的结局。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属于幸运的人，那个倒在二楼，只剩下碎酒瓶的人也肯定这么想，其他所有能看到他遗留下的那一堆黑灰玩意儿的人，都是幸运的人。我终于有兴趣去想一想他发生过什么了，他吃了他老婆，或者他和他们一起吃了他老婆，他用那截大腿骨写了墙上的字，概括了他们失败的关系，“我们无法触碰，亦不可调和”。也可能他只是死在那里的一个人，某个认识他的人，凑巧在这里认出了他。赤身裸体，被搜刮得不剩一张卫生纸，不知道通过什么特征认出了他，同样写上了那句话。又或者，那句话一直都在那儿，他跟我一样想去拉莫，他生病了，或许被袭击了，逃到那栋楼的二层，看到那句话时，没有力气再离开这里。
我立即走了。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清楚范先生是怎么回事，但他不会以为我真的只是想跟他告别而已。
从一开始，那句话就令我伤感，这其中的“我们”，未必是同某人的关系。我们，与什么事物调和过呢？我抬起自己的手，看着那条渐变如山脊的伤痕，上面沾满了尘土，我与自身的伤口都无法调和。
“那就这样吧。”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我。
恍惚间，我感到可能又错过了什么，其实应该在早上，体力尚存的时候，拿起车上的斧子，有一定概率能够逃出这里，但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你支持不支持，我都不会奢望从你这里多获得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二十多个小时里等待着什么。
“你去拿报酬，我不会多给你一点的，我不支持你这样做。”他说。
那一年冬天，差不多在快要下雪的时候，我去寻找过冬的衣服。大迁徙的开始，所有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猜测。所有的通信设备在两天内陆续失效，从零星的通信沟通中，我们知道外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座靠近海洋但又不是沿海的城市，在一周内陆续涌进来很多人，他们一开始住旅馆，随着电力系统的中断，外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开始住进别人家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去一户人家里，在一天内清理掉原来这间房子里的所有人，成了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人们最初不知道尸体的宝贵，处理方式是扔到大街上，或者先存到冰箱里。由于我从来不信任任何人，所以拒绝一切陌生人的求助，同时警告邻居们，使我们免遭屠杀。但陆续涌来的人并没有活得更久，他们的身体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变得惨不忍睹。一个月以后，临时政府成立，由本地人发起，他们以外来人口清理本地人口相同的方式清理掉那些外来人。我们一家人没有出过门。自来水断供是之后的事情。我们躲藏在家里，这中间，临时政府的人在一个夜晚破门而入，拿走所有衣服和食物，在临时政府清理的期间，他们通常不会说什么，我也没有反抗，反抗的后果我听到过。那阵子，在我摸清发生了什么以后，每天夜晚，我都会溜到楼上，挨家挨户地搜刮东西。我找回来很多东西，两大袋狗粮，藏在门口一个不起眼的纸箱子里。我分给邻居半袋，即便我知道这根本不够，但不可能给予他们更多。半个月过去之后，临时政府开始清理街上的尸体，我混进他们的队伍，作为本地人这并不难，我替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认识了范先生，他原来是工商所的一个头儿，因为他有收藏画的爱好，虽然他收藏的画作都与我无关，但我还是得到不少便宜。到了秋天，陆续有人成群地涌来，以及人们成群地离开，去往真正的沿海城市，或者到别的地方。那时大家并不知道拉莫。冬天，我去寻找过冬的衣服，商店早已只剩下货架，之后货架也被拆走。我在一个地下车库，用撬棍打开一些车的后备厢，但大都是空的。那天夜晚，我看到一辆小车，玻璃和门早已损坏，在最后面，车座的空隙下有一个收纳箱，它的颜色跟车座的颜色相差无几，不易分辨出来，我打开，里面是我想找的棉衣。在我拿着棉衣要走的时候，那个十六七岁的男孩，我以为他只是跟我一起寻找东西，在他接近我的时候，我才发现他背后藏着一根带钉子的木棍。他迅速朝着我抡下来，我用左手挡着，同时，条件反射般，撬棍砸到他的脑袋上。我的手掌被划开看得到骨头的伤口，他用的则是可以砸进我脑袋里的力量。接着，我拿着撬棍，疯狂地，一下一下敲击他的头盖骨，直到他的眼窝和太阳穴像一片摔烂的西瓜。当他不再呼吸时，我才察觉到自己做了什么，这一切如此自然，我自然地举起撬棍，自然地挥舞上去，自然地击打了六下，在他死亡后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一切都太自然了。我带着棉衣回到家里。我的父亲躺在床板上，在冰冷的房子里，潮湿的光线中，母亲裹着窗帘，坐在那儿。
范先生最后跟我进行着告别。
走廊里冒出油灯的光，传来重重的脚步声，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狗叫了起来。原来它们并非是哑的，只是面对比它们更强大的生命时才狂吠。但如果来的是某个人，对我而言这差不多是最糟糕的状况了。
我在范先生那儿坐到了接近傍晚，我必须要走了，天黑以后出现在室外是要命的事情。
在低吼和嘶叫中，我回头看去，狗朝走廊的另一端跑去，我看不到。我赶紧攀爬着拿到背包里的水，喝了几大口。接着我重新坐回地上，迎接到来的这个家伙，不知道他是拿着斧子，还是一把枪。
范先生笑起来，他说：“你描述的那些人，他们早就死了，你还活在这里，就该少琢磨些，对自己好点，少想些事情，投入到每一刻里，不要想别的。”
他大概伤了其中两只狗。它们一起离开了，我可以从头顶上方的窗户听到狗群奔跑。
“我羡慕很多人，我的同事，还有刚才那个手腕被咬伤的人。其实我从来没有真的接受这一切，这让我很痛苦，几乎每天都是，此前我需要照顾母亲，她死后，这些不可忍受的东西才浮现出来。”
这个男人站在外面，透过货架看到了我，他身上带的武器碰到货架，发出金属碰撞的清脆声音，走廊上响起了风铃般的回声。
“你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继续回到你的屋子里，画点画儿，用画换点东西，给自己换双鞋，总有人需要画的。有些人饿死都搂着那些破照片。”
“我以为是一个死人。”他说。
“这没什么不好，其实已经是我能遇到的最好状况了。但我的母亲去世了，有些任务已经完成，我得为自己做点什么了。”我坐在沙发的另一端，即便是范先生，也不会在屋子里随意点开油灯。
“那它们就不用守在这儿了。”我说。
“一开始，我们享受一点福利，但没有什么事情是固定的，要么就他妈更大一点，要么就他妈更小一点，反正不能原地不动。但即便我们现在享受得再多，也比不上十几年前的任何一个狗崽子，那时候狗崽子们什么也不知道，我在那个岁数也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去想。所以我要跟你说什么呢？你能在这里，有这么一份工作，已经比大部分人要好了。想要的太多，起码现在，你想要的越多，就会死得越快。你该听我的，给你母亲折几朵纸花，再去咱们刚来的地方，找个女人睡一觉，之后继续和你的淀粉。你多偷几个土豆大家也都装作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好呢？”范先生摆弄着手里的一个烟斗，那个烟斗光亮得像一块冰。
他踹倒了货架，我动了去取斧子的念头，看到他那把长矛，我便不再动，继续喝了口水。
“拯救谁？我现在觉得临时政府在拯救所有人，但这些蛆虫还不知道。在任何一个地方，知道吗？任何一个地方，任何的时段，不论是现在，还是二十年前，还是两百年前，都得让大部分人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现在状况是这样，本来都该死在水沟里，是我们拯救了所有人，我们既然拯救了所有人，难道不该享受点福利吗？”虽然范先生并不知道我在问什么，但他继续说着他的看法，这套看法我已经听过上百遍了。许多人在重复描述他们看法的时候自己是否知道？而当我重复讲述同一个事物，哪怕面对不同的人，那个重复的字眼一开始我就会打住。
“能站起来？”
“你相信拯救吗？”我说。
“大概可以。”
范先生在他自己的住处，坐在沙发上说道。他的肚子经过这么些年也没有萎缩，起码在我来工作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似乎还膨胀了点。
我扶着地面，尝试站起来，双腿在用力后开始剧烈颤抖，一直抖动了两分钟后才有所缓和，他已经离开了这间房的门口。货架移开的宽度仅够我钻出去。
“我几年前听说的，最后的那艘在拉莫，你是因为这个才去的？”
“得帮我推开沙发，我有一辆自行车。”我朝走廊喊。
不知道我在这段空白里坐了多久，范先生推开门出来，我跟在他身后，沿着走廊离开，其间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屋子。
“我已经帮你很多了。”夹着回声的答复。
我走上去，关上了门，那声音跟我母亲的指甲划在地面上一模一样。
“我推不开，也出不去。”
“帮我把门关上。”她说。这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那就待在这儿。”
玉米和土豆是主要的淀粉来源，它们在地上有种植棚，周围竖着两米以上的围墙。这些土壤非常珍贵，因为除了临时政府控制的土壤外，其他土地要么无法生长作物，要么就长出一些扭曲变形的鬼东西。我不知道邻居用了什么方法，他们有一立方米的干净土壤，这一立方米帮助我们度过了很多年。然后他们来了，带走了蔬菜，用袋子装走了土壤，打死了父亲，留下母亲，带走了女儿。现在那个女儿就在我对面的屋子里，一个混蛋推开门走了出来，他的腰带烂得快断掉了，我看到邻居的女儿坐在对面昏暗的屋子里，她脚上套着锁链，另一端不知道拴在哪儿。她看着我，她的颧骨泛着青色，她想找块布遮盖下自己，但没有。这是她在这几年中第一次离开她的家，她只是看着我，并不奢望我做什么。我什么打算也没有。我想带着她一起逃走，但只要在路上被人发现，她的状况不会比现在好。
拖着双腿，我伸手碰到沙发骨架的最高处，向一侧推过去。声音巨大，脚下传来震动。此前的两天，周遭一直死寂，这声巨响后，我的身体似乎不那么僵硬了。
有一种叫作塌陷的感受，几乎每次入睡时都会溢出来，最开始是胸腔，然后是腹部、膝盖，向上抵达脊椎、鼻腔，向下抵达生殖器，最后是四肢的末端，全部塌陷，然后进入睡眠。等清醒时，身体重新组合，但永远不会再完整，每天都丢失一块儿，不知道哪一块儿消失于虚空，一点一点。
看来我可以继续前行，但现在仍是黑夜，我摸出“料块儿”，吃了一大半。他坐在外面的窗台上，脚下全是碎玻璃。
没有了门的阻挡，那些铁链碰撞的声音更为清晰。
“我以为自己会死。”我说。
范先生关上了门，门合上时带出来一股不太好的味道。
“可能你已经死了呢。”他说。
“不用管我，我就在这里等着。”
“很可怕，我得想些别的事情才能忘了自己在这里。”
男人走后，范先生站在房间门口，对我说：“我只是不想白等。你呢，可以去拿个号牌，我给你付钱。一个死了母亲的人坐在这里等着我，我还是头一次碰到。”
他看着我，同时朝我走来。“一定发生过更可怕的事情，只是你想不起来了，现在还能说话的人都见到过比几只狗要咬死一个人可怕得多的事情。”他说完朝一侧走去。
“每个人都记得住我。”范先生说。
“去哪儿呢？”我说。
男人跑出去，跌跌撞撞，他站在拐角口，说：“我记住你了。”
好像对着虚空说话一样。
范先生拎着他，一把推开门，那个男人说：“看见了吗？她咬了我，我没怎么着，松手！”
我跟着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大圈。他浑身上下的衣服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裤脚像两个悬于地面的拖把，由于天黑，我看不清他的外貌，似乎要比我高一些。他提着一把自制矛，背着一个挂着金属碎片的旅行箱。
“她咬了我。”那个男人被吓住了。
“去哪儿？”我又问了一遍。因为看不清路面，推着自行车很费劲，有时会被石头绊倒。
“你是条蛆，你他妈干什么了？”范先生的嗓门很大，整个楼道都是他粗犷的回声。
“你可以走，要不就别说话。”他声音低沉，像含着一口泥浆。
“知道我是谁吗？”
他跟我几乎是并排着走，如果我慢下来，他就停两步，总之我得在他感知范围内。
范先生站了起来，疾走两步，拎着那个男人的脖子。“你他妈干吗了？”
到了这个休息站后面，也就是在我最初趴着的方位可以看到的地方，沿着墙壁，他掀开一块木板，钻了进去，我犹豫要不要进去。
门开了，一个男人走出来。他手上沾着血，脸上冒着虚汗，当他看见我们，便朝楼梯走去。
“我会煮了你，我有各种调料。”他在完全的黑暗中说。
“反正无论你走多远，我都不会再知道了，我姑且当你可以到那儿吧。”
我把自行车放在墙角，进去了。他抓着木板的一个金属把手，重新把洞穴盖好。
“我还可以再活十五年，最后的两年会很难熬，我已经见识过我母亲是怎么回事了。她才五十三岁，比一截埋在土里的木头还要衰老。比如我最后躺在地板上，没有人可以听我讲完最后几句话，这又是那个从降生开始就产生质疑的问题了。”
他点燃了油灯，坐在一块石头上，肩膀夹着长矛，矛的一端捆着一块汽车上拆下来的金属硬片，打磨得很锋利，沾着已经擦不干净的血迹。我坐了下来。
“路上你会遇到很多东西，每一个都会要了你的命。即便没人对付你，你也不可能到那儿，这中间可没有焚化厂给你吃的。人们骂政府骂了几千年，但你看到了，人就是这样，要有比他们自身更糟的东西在上方控制着他们，才能不处于濒死状态。”
“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他说。借着油灯粗糙的光线，我看清了他的样子，大约五十岁，额头上有两道疤痕，延伸到颧骨，在弧线之中，是一双疲惫不堪的眼睛，他的左手只有三根手指，低垂着指向地面。
时不时有人会走上来。有人拿着号牌，坐在房间门口等着。也有人走出来，伴随着静谧，或者房间里传出铁链晃动的声音。
我点点头。
“那你坐在这儿，等我会儿，我不想白等这么久。”他移了移肥胖的屁股，给我腾出椅子的一块儿空间，我坐了上去。
“你要去哪儿？”他说。
“我一直想走，但要照顾我的母亲。”
“拉莫。”
“由炸弹而起，由炸弹而终，行了，你真的要走？”
“你连几只狗都对付不了。”
“对，最好给我几颗炸弹。”
“我会死在路上，我知道。”
“你当然可以送给我，但你心里没觉得，你做出这样一副样子，我可能会给你更多东西呢？你有这么想过吧？”他微笑着。
“怎么不去上吊？”
“我送给你，我可能到不了那儿，就会死在路上。”
“我父亲在快要饿死的时候也没有动他那些收藏品，他用所有东西换了地图，我想用一下这张地图。”
“但它还是有用，你想换点什么？酒？”
“那里什么也没有。”他看向地面。
“无所谓，我已经很少再画了。”
“你去过？”
“我已经做好打算了。”我从背包里掏出纸卷，里面有两张我在半年前画的画，其中一张是邻居的女儿坐在窗前看着外面裂缝的肖像。其实她从来不看窗外，她从来都不敢出门，所以根本不会去看窗外。外面对于她只意味着危险、恐惧。那张静物也是，我给静物全部添上裂缝，看起来所有事物即将坍塌。范先生打开画，他扫了眼静物，然后盯着肖像看了一会儿，他说：“知道我什么感觉吗？臭不可闻，这张画臭不可闻。”
“没有，我想死的话会找个舒服的地方。”
“你会死在路上，可能第三天就会。”他想了一会儿说。
“没去过你会知道？”
范先生看着地面，他紧握的拳头重新放回到大腿上。
“我去过很多地方。所有地方，什么都没有，拉莫也一样。”
“我打算去拉莫。”我说。
“之后去哪儿呢？”
“你来这里是要慰问自己一下吗？”他捶了一下墙，估计是想催里面的人快一点。在远处，还有几个人也坐在这种椅子上。里面传出来的，是铁链晃动的声音，这一层的女人是锁在铁链里的。
“在这里待一阵。”
“谢谢你。”
“然后呢？”
他晃了一下脑袋。范先生有五十岁，他戴着一顶破了洞的鸭舌帽。“节哀顺变。”
“说不准。”
“我的母亲死了。”我说。
“这个地方，可以听到所有来休息站的人，你怎么知道我还活着呢？”
“我他妈不知道还要等这么久。”他看到我来了，对我说。里面传出一些声音。整个走廊有十几间房间，再上一层还有十几间，总共有三层，最下面的超市可以喝到酒。
“我不知道，我想去拿走你的东西，有些我也许能用得上。”
范先生坐在房间门口的一把塑料椅子上。
他救了我的命，但他心情不好的话可能下一秒就会用那把矛扎进我的胸腔，所以我还是想尽快离开。
在范先生最喜欢去的地方，有的女人没有被铁链拴着，我不知道她们付出了什么才得到这种待遇。在超市门口，我给他们看了我的证件，证件上只有我的手印和焚化厂的方章。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这张证可以被任何人拿走，没人真的去核对那些手印，照片在六年前就绝迹了。沿着楼梯，我来到了二楼的旅馆，这里原来也是快捷酒店。这差不多是整个区域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他朝后躺去，矛压在身上，金属尖头指着我所在的方向。我知道可以休息了，靠向墙壁。这个临时洞穴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地面上有层层的余烬，塌陷的石头块儿，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栖息过。但从那隐隐约约的尸体气息中，可以察觉出最初这里是伏击行人的一个隐匿点。在他躺下的正上方，可以通到最大的那栋建筑物的一层，也听得到所有声音。
我离开工厂。我不急着带走母亲所换得的一个月口粮，只想离焚化厂远一点，在我动念去拉莫之后，这会是我最后一次来这儿。
我醒来时，他正咀嚼着像是肉干的东西。入口处有一条纤细的光亮，在木板和地面接触的位置。
“在他最喜欢待的地方。”
“最近的水源在五公里外的一座小山后面，不太容易发现。”他咬起来丝毫不费劲。
“是别的事情。”
“我应该找得到。”我说。
“不用找他，也能领到东西。”
“其实过滤器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用。”他说。我知道他已经翻过我的行李了。
我问郭师傅：“范先生在哪儿？”
“总会有点作用，哪怕在心理上。”我说。
他朝里面喊了一嗓子，我的两个同事掀开塑料布，拖着我的母亲，进了厂房。我看着他们一个人拽着她的两条胳膊，一个人拖着她的双脚，他们对我很好，因为通常都是用钩子钩着拖进去。我知道之后的所有步骤，从脱衣服开始，到之后每一个环节。我已经看过无数遍，但此时再也不想看到。我转身离开了厂房，走到大门口。
“不会比每一口吸进来的空气干净。”他熄灭了油灯，推开木板，站在外面的灰茫中，看着我。
“我看着咽气的，够了。”
我钻了出去，回头看了一眼，一个完美的庇护所，作为伏击点太合适不过。
“不告别吗？”他说。
这一夜，我的精力恢复得差不多了，已经从与狗群僵持的虚脱中舒缓过来，但站在这里，与我来时没有任何区别。没有大获新生的欣慰，没有可以重新上路的愉悦，跟这片静止的废墟一样。
“你们来吧。”我说。
“所以，你欠我个人情。”他说，仍然提着那把矛。
他站起来，狠嘬了一口，烟雾浓得发黄。“你要自己弄，还是我们来弄？”
“是，你想要什么？”
我的几个同事，其中一个蹲在厂房门口。他很胖，抽着烟。以前有一种粗糙的宣纸，画画很难用。在烟草停止供应的三年之后，他们在纸厂找到这些废弃的粗糙宣纸，打碎了卷成烟，味道像是在抽屎。不过这已经是很好的状况了。我知道这种宣纸没几个地方有，其他区域的人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办法。
“最值钱的不就是你这一身皮肉？”
“如果不是手，就会是脚。”我说。
我跟着他，来到休息站，他走上楼梯。在一楼，我看了一眼曾在拐角待过的那间屋子，像是过了很多天，地上还能看出几滴红色。
我来到焚化厂后面，郭师傅给我开了门，他干瘪的眼眶永远看不清里面藏着什么，他看了我的自行车后座一眼，说：“为什么不把她的手抬起来呢？你听不到划地的声音吗？像操你自己的声音。”
到了三楼，他走向那具尸体。尸体靠在墙上，右手边一米处是碎裂的酒瓶，我再熟悉不过。
焚化厂是栋四层厂楼，楼后有两米加固了铁丝网的围墙。两年前，一部分人——这些人不知道从什么途径知道了自己吃的“料块儿”不是猪肉和鸡肉时——对焚化厂发起了暴动。他们杀了一部分临时政府的人，把他们的四肢、生殖器、脏器都扔到铁丝网上，至今也没有人去取下那些玩意儿。而这些人饿了一阵子之后，又要想办法搞铝币，去购买“料块儿”。其中有极少部分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被家人送到焚化厂。想死后不成为“料块儿”，除非去一个三天都不会有人发现的地方。这件事在以前很困难，现在已经变得比较容易。临时政府试图转变这种价值观，试图把“料块儿”和当下文明结合到一起。以前他们鄙夷政府，后来这些人成立了临时政府，虽然并没有多少人认同，但临时政府维持着一个低限度的供给系统，所以大部分人不再对抗。当临时政府发展起来，所有人再一次吃到了政治循环的苦头。临时政府不允许他们私自净化水源，即便大部分人并不会这么干，也不允许他们私自种植植物，即便能搞到可以生长的种子和适宜耕种的土壤已经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家和邻居关系处得很好，在十几年前就很好，之后我们虽然不是相依为命，但也会互相帮忙。在那些吃着蔬菜的周日下午，我们会偶尔点燃油灯。我走到窗户前，透过木板看着外面昏暗的月光下，那些细细密密的裂缝，如果下雨，会有淡淡的乳酸味道，裂缝继续朝着地球深处生长。
他看着这堆灰黑的玩意儿，伸出矛，用另一端向下砸去，弯腰捡起一节指骨。他从背包里撕扯出一片塑料布，那应该是用作雨衣的，把指骨包好。他伸着手，等着我去取。
我住在城市的东边，大部分日子我都走着去焚化厂，每次行走大约十公里，没有计算时间的工具，我感觉大约是两个小时。我负责混合淀粉。最开始，肉的数量很多，所以我们吃到的“料块儿”中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动物蛋白和脂肪的混合物。大部分人已经猜到，而且他们猜得很对，是每天死去的那些人。现在已经有人计算出了大迁徙之后还活着的人，寿命减少一半，其实减少的年数远远超过这个数量，他们只计算了环境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没有计算环境之外的那些，比如越加紧张的生存基础需要，匮乏的条件……现在，尸体的数量已经远不如几年前多，所以“料块儿”中肉蛋白和淀粉的比例差不多一半一半，之后肉蛋白还会更少。
我走过去接过来。
我到了范先生的焚化厂。
“你欠我一个人情，如果，如果你到了拉莫，就把这个埋进土里。”他不带任何情感地说。
我继续推着自行车，往前走了没多远，看到一个大概原来是洗车棚的地方，里面有三个人围着烧火，他们在烤着什么，烟里带着淀粉的味道。这三个男人坐在火堆旁，看着我路过，当我走远，他们重新交谈起来。
“你不是说拉莫跟所有地方一样，什么都没有吗？”
瞎眼的青年举着货架柄朝我冲过来，在即将抡到我脑袋时，停住了，然后哈哈大笑，朝后走去。我没动，因为我看到他在快接近我时已经收力了。
“对，但是它很远。”他背过身去，好像在看着墙上的字。
我说：“你的眼睛是怎么被弄的我知道，他们给你留下一只，是为了让你还能看得清楚点，你们可以抢走这些，但过不了一会儿，就会有人找到你们。”
“这是你写的吗？”我说。
我观察着他们。这是我最担心的状况，两个愣头青，他们什么都不怕。他们出生后没多久这里就是这样了，所以他们除了掠夺外，不知道对待别人的其他方式。
他没回答我。过了会儿，他看也没看我，走向楼梯。
“你知道，你不可能就这么走了的。”他说。
我们在休息站告别，也许在洞穴里再住一阵后，他要朝我来的方向去，那条路线可以到达沿海的城镇。
“你不会想看的，我现在要去范先生那儿，我在那儿工作了一年。”我把帽子摘掉，看着他们。
“人们不会相遇第二次，是现在这个世界的问题，所以对面这个人是否活着，已经没有区别，因为再也不会见到。”他说。
“我得打开看看，如果是你妹妹或姐姐，得留给我们。”他说。绕着绳子的青年走过来，用力吸了两口气，他没有闻到腐烂的味道。
“一路上你没有遇到过同一个人吗？”我说。
“我母亲。”我说。有那么一秒钟，我看到他那只完好的眼睛里恍惚了一下，但瞬间消失。
“有。”他说。我猜想是那具尸体。
“你宰了谁呢？我猜是个女人，是吧，你怎么舍得宰了呢？”瞎了一只眼的青年嘲弄地说。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呢？”
“哪儿捡的？”手上绕着绳子的青年说，那块石头蹭着地面。
“其实听别人的故事，不会让你真的感受到什么。”他说，脸上那道蜿蜒至颧骨的伤疤，总让人感到他的眼睛里有一丝笑意，接近于微笑时的弧线。但其实没有，他什么表情都没有。
“一具尸体。”我说。
“你走吧。”他说，打算回他的洞穴。
他们钻出超市，站在路边。我也走在路边。瞎了一只眼的青年拿着一根货架柄，另一个青年手里绕着绳子，绳子的一头拴着石头。
“我还是想感激你，你对于我如同救世主。”我说。他站住了。
“你他妈的车上放的什么？”其中一个青年瞎了一只眼睛，虽然已经损坏了很久，但看上去仍像可以流出脓来。
“什么？”他茫然地看着我，眼神里透出深不可测的东西。
不过许多事还是无可避免的。那两个二十岁的青年已经在废弃的超市里等了半天了，他们脸上挂着等得不耐烦的表情。
“救世主，你救了我的命。”我说。
现在我根本不敢盯着地面走，我不知道谁会从角落里窜出来。我听得到母亲的指甲在地上划出的声音，划过那些裂缝的声音，像火车车轮划过铁轨。很久之前，我就告诉自己不能被任何事物所击垮，只要有一瞬间的崩塌，便会迅速瓦解。
我转身骑车，想着即将回到破碎的公路，向着拉莫前往下一站。我知道他仍在背后看着我。
地面有成百上千的裂缝，其实汽油在很久之前就消失了。但这些地面，包括楼宇，上面总会衍生出许多裂缝。没有汽车，衣衫褴褛的人也越来越少，他们穿着用能找到的所有皮革来包裹的鞋子。我喜欢看这些裂缝。从前我在医生家里，在教那个小孩认识某种事物期间，我总会看窗户外面的那些裂缝。在我看来，那些裂缝是介于人工物和自然物之间的作品，它们既不是直线，也不是曲线，是人工与自然调和后的产物，在看不到的时间间隙中仍在生长着——如同癌变。所谓的窗户，被木板封锁了起来，这里所有房间的窗户都被木板或厚纸板封着，里面有没有人无从判断。我不知道该怎么教那个孩子，我告诉他关于地理和生物的知识，这一点用都没有，虽然我出生时所学到的东西也都没有用处，但比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我没法向他描述这个世界，这是他父亲该做的事情。但即便他父亲不忙，也不会接过这个难堪的责任，所以雇了我。雇用一个家庭教师，这奢侈得无法想象。
随后，那把矛就从我的腹腔里穿透出来，当我低头看的时候，像是从体内生长出某种可怕的东西，一截血红的金属。
没有人说话。
水源在小山丘后面的大树旁，我还是用过滤器接了水。
母亲拿过酒，藏进了柜子里。我说：“他们家的其他人呢？”
傍晚，我到达一个小城，这儿开始它持续的秋雨。
她没说话，我又站了一分钟，我的母亲打开门，捏着我的袖子进了家门。我看到父亲脑袋上全是血，一直流到肩膀，我知道父亲也许出去看了一眼，我不觉得他能做什么，他可能只是看了一眼，因为我们之后也没有聊过这件事，父亲在受到这次伤害后没多久就去世了。我带回来一瓶酒，算是半个学期的奖励，雇我的那户原来是个医生，医生比大多数人过得都要好，如果邻居家里有个医生，他们就不会这么对待他们。医生对所有人都有用。
沿着湿漉漉的街道，路过居民区、废弃的医院、学校，我到了商业区，在大型超市的门口，我把车停放到屋檐下。到处空无一物，除了零散的食品包装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东西，还有已经分辨不清的大片凌乱脚印。我带着雨水进来，它们沿着雨衣滴落于地面，又将那些脚印混在一起。
我站了足足有一分钟。“需要我帮什么吗？”
雨水沿着街道向两侧流淌，潮湿让空气中掺杂了冷意。一个人都没有的小城，即便我早已听说过，但还是第一次见识到。浓重的暗色调给远处延伸的街道添了层诡异。大概是个连狗都不会来的地方。
我住在三楼，父亲去世前，邻居会来我们家，父亲会煮茶给他们喝，他们在阳台上种蔬菜。那大概是最惬意的时候了，我们两家人坐在一起，他们的女儿二十岁，她喜欢把头发缠在脑后，用食指和拇指捏自己的上嘴唇。每周日的下午我们会在一起，因为周日父亲才会换新茶，之后的一周我们只会接着喝这些没味道的树叶子。邻居带来菠菜，有时是豆芽，母亲浇点盐上去，那是最温馨的时候。小时候我们总是无休止地争吵，大迁徙发生以后，我们很少争吵，并珍惜一切。后来，他们知道了邻居私自种蔬菜的事情，他们砸掉邻居的门，抢走了所有东西。那天我正出去教课，是的，有的蠢货，我觉得极其蠢，他们还想着让自己的孩子学会点什么，我因此能赚点钱，这也不是我唯一的收入，我主要是去范先生那儿工作，能得到那个工作机会，是因为范先生很喜欢我的画，虽然我早已不画了。那天下了课，我回到家，看到邻居家被劈烂的门，他们屋里全是各种肮脏液体胡乱泼洒的痕迹，还有血混在里面。邻居的母亲坐在地上。通常都是这样，父亲被杀掉，孩子被强暴然后带走，只留下一个母亲，他们约定俗成就这么干。他们完全可以把剩下的这个中年女人也杀掉，但他们从来不这样赶尽杀绝，可能会因此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我想踏进邻居家的门，又没有，我犹豫该怎么做，实际上我先查看了我的家门，确认没有被破坏才站在邻居家的门口。
趁着还有一丝天光，我必须找到夜晚的栖息地。居民区通常混乱不堪，找一间可以过夜的屋子需要查探几层楼，我直接去了医院，躺在了一间像是值班室的地方。墙角摆放着一根被毁坏的机械臂，一些节能灯碎片。我没有兴趣去楼上查看，此时点着油灯走上去会恐慌。
母亲和我都罩在黑色塑料布里。现在是初秋，只过了一天，没有气味渗出来。如果母亲去世的时间更早，我不敢做这件事，无论用什么东西包裹住，尸体的气息总会飘出去，然后他们会从某个角落里冒出来抢走。如果更晚一些，尸体会迅速僵硬，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把像木桩一样的母亲运到范先生那儿。我身上一点吃的也没带，只带了半瓶水。
我坐在布满裂缝的地板上，拆开下腹的布团，伤口在原来动过阑尾炎手术的地方，布团沉甸甸的，浸满了血。这一路所忍受的疼痛让我接近于虚脱。
走在露天的地方，这些废弃的楼与楼之间，会很危险；如果走下面的路，那原是地铁或者下水道用的通道，有时可以迅速到达一个地方，可更多时候根本上不来。所有人都知道下面很危险，五年前一直是军人控制着整个地下通道，他们会给人放行，只要给一点好处。后来军人被屠杀，有那么半个月时间没有人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那半个月里带着一点好处下去的人再也没上来过。一具尸体，可以换一个月口粮。我运送母亲去范先生那儿，可以换一个月口粮，这很重要，否则我根本不敢动去拉莫的念头。
雨滴和风声一直延续，直到血液流尽，四周进入一片黑暗。
我推着自行车，母亲弯折着捆在后座，她的手有时候会摩擦地面，但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如果不快点运到范先生的焚化厂，这辆自行车很可能会在路上被谁抢走。所有死去的人都会送到范先生那儿。他处理后面的一切，衣服、脂肪、骨骼，包括头发，每一样都有用。他有一整套设备。这个城市一共有四个焚化厂。
两个小时后，我终于抵达了拉莫。
母亲死后，我做了去往拉莫的打算。我陪伴母亲度过了她最后的日子，因为虚弱，最末的一周她只能喝水，这些水并不干净。我把大部分东西都换成了药，父亲的衣服，还有那些皮革做的东西。他从来不让我们碰。但没什么用，母亲知道她要死了，我也知道，她偷偷把那些药藏了起来，在她闭上眼睛的前几分钟告诉我，药在床头与墙壁夹角处，一个剪开的易拉罐里，里面垫了报纸。她怕扔进去时会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