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昆昆哈内最先接受讯问。那葡萄牙人想让加扎国王交代他受过的虐待。用祖鲁语再问一遍也无济于事，国王依旧沉默。问题变着法地重复，国王闭口不言。葡萄牙人从审问者变成了检举人。正因为国王用沉默掩护告密者，他那些臣属才怀疑他母亲。安德烈亚接着问：恩昆昆哈内知道英国女王送给他的银杯在哪儿吗？没想过吗？知道他被关起来后是谁下令宰杀了他所有家畜吗？
船长走下来，俘虏在甲板上安静地列队。阿尔瓦罗·安德烈亚命令我到俘虏中去。“你已经不是翻译了。”他走过我时说。
加扎国王仍不回答。阿尔瓦罗·安德烈亚像是放弃了，俯身在恩昆昆哈内耳边低语：
这是虚伪的赞同，讽刺的“阿门”。泽卡·普里莫罗恼怒地回击：答他的话时，不许再用土语大喊大叫。他们可以赞同他，另外也应该赞同他，但别忘了面前是位葡萄牙长官。他通知说阿尔瓦罗·安德烈亚船长很快会来向俘虏问话。“我们有两只耳朵、一张嘴。”泽卡说。“记住，亲爱的同乡：耳朵是我们的，但嘴不属于我们自己。”他补充道。
“莫西尼奥该感激你。多亏你，他才成了英雄，多亏你，他才受到堂卡洛斯国王褒奖。多亏了你，洛伦索·马贵斯街头才有成千上万黑人、白人为他喝彩。要不是你，那个上尉不过是个没人认识的小贵族。”
“Si ya vuma ！”[1]
泽卡·普里莫罗索兢兢业业地翻译，但突然被海上传来的响动打断。数十条船在黑暗中围住我们。葡萄牙人让普里莫罗索解释发生了什么，翻译闭上眼，念出圣歌：
叛乱者齐沙沙挥舞手臂行了个夸张的礼，捏着嗓子喊：
这就是我们那青年，他们想杀死的青年。
“你们说莫桑比克有黑人国王，也有骁勇的战士。这些你们都没有，因为我忠于远方的堂卡洛斯国王。还有，我早就开始穿鞋袜，在床上睡觉，上桌吃饭。明白了吗？”
他声名赫赫，我们引以为傲。
阿尔瓦罗·安德烈亚叫泽卡·普里莫罗索去指挥塔。我们看见他接到指令，半骄傲半恭敬地点头示意。后来，翻译返回甲板，神气地走向惊恐的俘虏。除了穿着欧式的衣服，他脚上的鞋也仔细擦过，头发沿着越过头骨两端的宽发缝扯开。他用祖鲁语逐一细数他认为使自己卓异于族人的特征：
他曾与白人战斗，逃往科西内。
俘虏们吃惊地目睹了我们的交谈。这是他们第一次见两个黑人用葡萄牙语交流。齐沙沙摇头微笑。笑容有时是最好的指责。
现在他被抓住，要被带去远方……
“你不认识。没有葡萄牙语名字。”
普里莫罗索不安地清清嗓子：
“哪个？”
“这就是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唱的胡话。”
“我从另一个教堂来。”我生硬地说。
“他们是说恩昆昆哈内吗？”船长问道。
“他们抓了罗伯托·马沙瓦传教士。还有很多传教士被抓。你也来自那个教堂吗？”
“不，长官。他们在歌颂齐沙沙。”
新来的翻译是我们所说的穆兹瓦拉那，能读会写的黑人。白人一走，普里莫罗索就问我：
船长沿栏杆疾跑，试图分辨颂歌来处。夜色深重，伸手不见五指。惊惶的安德烈亚命令卫兵放上几枪，哪怕不知方向。
访问团离开了，载他们来的筏子又送他们回城。所有人都回去了，除了泽卡·普里莫罗索。
“开枪！向那些该死的小船，开枪！”安德烈亚下令。
我身上的嫌疑还要更重。我是黑人，还是女人，曾经背弃我的家族和我的信仰。更有甚者，我还选了个白人当恋人。我怎么能让人信任？“你已经背叛了本属于你的，就会更轻易地背叛我们。你可以几乎是个白人，但有一点不会变：世上所有黑人都是一家。”
“哪些小船？”士兵问。
采访期间，莫西尼奥叫我到一旁，解释他为什么起用别的翻译。不是个人的缘故。“所有间谍都有同样的问题。”上尉解释说，“所以就该有人监视他们。能被收买而背叛一个人，就会背叛所有人。”
“随便往哪儿打，让他们离远点！”
“看见了吗？”上尉傲然问道，“就算我乔装打扮，也能一下被认出来。把这写上，叫那些不信者闭嘴。”
这办法见了效，小船远退，寂静重新环绕了我们的船。恩昆昆哈内被关进驾驶舱，门口安排了两名卫兵，一个黑人，一个白人。
他们给国王拍了照，两名王妃陪在一旁。达邦狄笑着，很满意自己位列其中。满足了记者，莫西尼奥侧身指使翻译：“问问贡古尼亚内，认不认得在沙伊米特抓他的人。”恩昆昆哈内吃力地站起来，指向莫西尼奥：“是他！”
在那间临时牢房里，恩古尼人被征服的国王像穿山甲一样蜷起。我想起父亲的话：牢房全都狭小，监禁无不终身。
“这是泽卡·普里莫罗索，翻译，我们说的‘喉舌’。他来协助贡古尼亚内的采访。”他向我补充道：“你被解雇了，姑娘。”
神出鬼没的小船吓住了安德烈亚船长。他疑心他们想杀那黑人国王，但更相信他们的目标就是他本人。他急于掌控局面。无论是哪种威胁，都必须立刻加强船上的警戒。
他下令召集俘虏，然后向我们介绍随行的黑人。
我和泽卡·普里莫罗索被紧急派往洛伦索·马贵斯，任务是向一位叫杜阿尔特·阿马拉尔的中士求援。他出身行伍，还是船长忠实的朋友。我们得去那些见不得人的地方找他。出发前，阿尔瓦罗·安德烈亚提醒我们：别让莫西尼奥知道，不然这次求援一定会被嘲笑。正因如此，安德烈亚才选了我们这两个生面孔的平民执行那项棘手的任务。
“我没穿军装，你还认得出吗，姑娘？我这是阿连特茹式的打扮，穿夹克、系腰带、戴宽檐帽。”
“小心行事，”他叮嘱我们，“然后带阿马拉尔来见我。”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船上接受了来访。莫西尼奥·德·阿尔布开克身着便装，与外交官、记者共十人同行。跟他来的还有个又瘦又高的黑人，穿着欧式的衣服和鞋子。莫西尼奥向我走来，问道：
他眼神慌乱，脸上淌着汗。我差点认不出那个镇定地战胜了暴怒的希泽泽风的男人。
阿尔瓦罗·安德烈亚拒不下船。他解释说，他会留在船上，保障俘虏的安全。我们都知道这葡萄牙人另有所图。那是他推进攻讦莫西尼奥的报告的最后时机。在那艘睡眼惺忪的船上，他迫切想讯问的证人都任他摆布。
不一会儿，我们上了岸，普里莫罗索认出旁边是圣母受孕要塞。我们匆匆穿过开阔的广场，四周尽是狭窄的街巷。“就是这儿，这就是商贾街！”普里莫罗索指认道，“咱们小心点！晚上城里很危险，就算上帝也得当心。”他走着路也没停嘴：“我带了我的通行证，但你一个外地的黑女人，这时候已经不能上街了。”他得意地晃晃那张证件，那让他能在日落后在欧洲人专有的土地上畅行。我们不得不避开负责执行禁行令的警员。泽卡·普里莫罗索为他们的抽查行动辩解：
我天真地以为这就要下船，但很快发觉船上所有人都被筏子拉走，除了我们，我们黑人。这艘停在海湾中央的船是座监牢。葡萄牙人时间紧迫，城里筹备着盛大的庆典。记者、外交官、外国高层会来，官员、商人、宗教领袖也将到场。最后，附近的居民将齐聚此地围观加扎雄狮含羞忍辱地游街，看他的双脚舔食洛伦索·马贵斯街上的烂泥。
“葡萄牙人很谨慎，这么做没有恶意。只是天都黑了，黑人走来走去不好。白人可能被吓到，毕竟等他注意到有黑人，就已经撞上了。”
1896年1月4日，内维斯-费雷拉号在圣灵湾抛锚。我们眼前展现出整整一年前齐沙沙大胆掠夺的城市。白人称之为洛伦索·马贵斯，我们则为其命名希伦吉内。我想起意大利女人比安卡·万齐尼如何抱怨那地方有多小。但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城市的人来说，这里层层叠叠的道路、房屋和灯光令人目眩。所以我们叫它希伦吉内，人们像白人一样生活、说话的地方。
我们走在商贾街上。我的葡萄牙语说得比大多数葡萄牙人还好，也读过很多书，但我从没到过城市，从没在路灯下走过路。泽卡·普里莫罗索自豪地翻译着这座我的眼睛读不懂的城市。酒吧门口，一群半裸的女人卖弄着风情。无数浪荡子从那儿走过，差不多都醉着，大着舌头互相调笑或谩骂。附近发现了金矿，洛伦索·马贵斯便挤满了来碰运气的人，有英国的、荷兰裔南非的、叙利亚的、黎巴嫩的、意大利的、希腊的，还有些来自远到任何地图都不能证实的国家。
“你和白人跳过舞吗？”
普里莫罗索一面就这座城市发表演讲，一面仔细观察各个建筑的立面，从光照弱些的人行道向街对面窥探。然后，他像对待孩子一样把我举了起来。从那个位置，我看到那些房间里烟雾缭绕，女人们几乎赤着身子，却又打扮得太多。“就差一点，”我大声承认道，“我没跟这些女人一样。”
雅伊梅·莱奥特·多雷戈船长抬起右臂，和着王妃的歌声踏步，走向我，问道：
“怎么回事？”泽卡问着，把我放回地上。
他递给王妃一杯烧酒。达邦狄一口干掉，用空杯子示意要第二杯。“既然听到了我唱歌，这个白人一定不是敌人。”她说，又补充道：“这酒不错，我会让他得偿所愿。”然后，王妃放声歌唱。船长阖上眼眸，慢慢地，海水灌满寝舱。
我向他讲了比安卡·万齐尼打算把我签进夜总会的事。“去那家‘波希米亚女孩’？”泽卡惊讶道。我耸耸肩。“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我会叫黑莉莉。”
达邦狄用指尖轻触画布。她以为面前是织布机，船长则是纺织工。葡萄牙人画着圈，用胳膊说话似的，介绍他即将开始的画作：“海是看不见的，我们在海中看见自己。”随后又补充：“在码头听这个女人唱歌时，我看到了大海。”
“这名字妙极了，”泽卡说。“你就该这么叫。”他这样建议。
王妃笑了，回应道：“问问他是不是能听命令做梦。”
午夜将近，泽卡·普里莫罗索在挂着“狂舞曲”招牌的建筑前停步。“就是这儿。”他兴奋地嘟囔。妓院门口站着一名守卫。不久，那边掀起一阵喧哗。他们不许泽卡·普里莫罗索进门，也不准他解释。“黑鬼，”人们迭声叫骂，推搡着无助的译员。我在人群里拼命地找：那个阿马拉尔中士到底在哪儿呢？
“告诉她我不习惯请求。”
我循泽卡的呼救声走去。他倒在人行道上。我把他拖到路对面，擦干净流到脸上的血，而他忙着整理发型。冲突中，他的一只鞋掉了跟。他叫我去找。鞋比所有通行证都重要。这就是他的权衡：最要紧的是整理仪容。我趴在人行道上摸索时，译员在为殴打他的人辩解，让我别误解那场暴行，那在他口中不过是场“意外”，没什么特别含义。“他们肯定是没认出我。我可是在哪儿都很受尊重。”
“不是我唱的，”达邦狄解释，“是别人用了我的声音。”
“别说了，泽卡。”我清理着他糊着血的脸，命令道，“再不闭嘴，这伤永远好不了。”
寝舱深处，有一块用架子支起来的画布，椅子上放着两支画笔和一块调了各种蓝色的调色板。“我想画海，”他坦承，因此他才要达邦狄来。“在码头上，”他说，“我听到了这个女人的声音。告诉她再唱一遍！”
他又去整理头发，血污的手指摸索着浓密头发间的缝隙。我递给他一块布擦手，那只手伪造过许多封介绍信，把他的同胞弄了出来。这是我照顾他时他说的。他借了白人的身份，在通行证上签过无数次假名，一个非常葡萄牙的名字。他写得实在太好，没人能想到那些证件都出自黑人之手。
午夜，达邦狄和我被叫去雅伊梅·莱奥特·多雷戈船长的寝舱。在门口，达邦狄两手抓住了他的胳膊。我们的女人很少会这样近身，但王妃喜欢这个胡子花白的白人。好感是相互的：中尉注视着王妃，像在研究她的脸。“很好，我找的就是她。”他兴奋地确认。
“知道了吗，伊玛尼？”泽卡如此作结，“都说我背叛了黑人同胞。我才是帮他们最多的……”
船出海了，我一时以为是陆地在移动。我们并非将乘船出行。我们将像从前所有的旅行那样，通过回忆和梦航行。但我不回忆也不做梦。我十五岁，正远离我自己，没有行李，也没有文牒。但我带了我的孩子，我的永生之始。
路对面有人叫我的名字。是比安卡·万齐尼。我们拥抱的动静引得过路人狐疑地对视。我没发现泽卡溜进看热闹的人群去找阿马拉尔。
轮到莫西尼奥不明所以地笑了。他带着这个笑容走过通往内维斯-费雷拉号内部的台阶，在船尾接受了船长雅伊梅·莱奥特·多雷戈中尉的致意。这位船长与阿尔瓦罗·安德烈亚十分不同，莫西尼奥为此感谢上帝。更换船长对他来说是解脱，于我则是噩梦。阿尔瓦罗·安德烈亚从职责中脱身，找我就更肆无忌惮。我难过的不是与他为伴，而是我缺乏勇气，不敢向他索要属于我的东西：热尔马诺的信。
“我知道你到过洛伦索·马贵斯，”比安卡说，“热尔马诺写了信给我。他已经给你寄了两封信。你没收到吗？安德烈亚没给你？”
赛赛码头上，莫西尼奥上尉盯着自己珍贵的战马上船。那不单单是头牲口，也不只是被搬运的货物。那匹马是上尉的自画像的一部分。他这样梦想着，做再世的人头马、终生的骑士。幸亏这勇武的军人不懂齐沙沙的话：“总有一天我们要吃掉那匹马。”
我摇头。“安德烈亚？”我问，声音低下去，头脑一片空白。有人拽我的胳膊。是泽卡·普里莫罗索，他催我回我们的船上。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的船。
穆扎木西王妃担心船会把大地推向内陆，大叫着恳求不要放开这头巨兽。恩昆昆哈内命她闭嘴。此后再没有妻子不经允许开口。达邦狄轻蔑地笑：国王终于认清，他的王国不堪一击，他的妻妾寥寥无几。他曾用鲜血夺取土地，凭精液占有妻子，他拥有的一切现在都离他而去。所以他才向妻子大吼。在女人堆里做个男人是他仅剩的权力。
“你去吧，泽卡。那不是我的船。”
海员们放声大笑。莫西尼奥太小看海军了。只有把船翻过来，他说，才能明白船的真面目。“龙骨”这个词由航船和鸟共用。比起鱼来，船更像只鸟，莫西尼奥说。
“过来，”他坚持道，“阿马拉尔中士已经在这儿了，别让他等。”
我那群黑人兄弟的惊骇，满足了安德烈亚船长的虚荣。莫西尼奥的表现相反。他想让海军和海员出糗。“船呢，”他说，“在陆地上才漂亮，而且得翻个个。”
我的手指抓上比安卡的衣服，靠在她怀里求她：
巨浪把内维斯-费雷拉号拴在港口。船像公牛被牵着鼻子。国王和船一样被桎梏，双手暂时用麻绳捆住。
“让我留在你这儿吧，比安卡，把我藏在你那些女人里。我在这儿等热尔马诺。”
俘虏们在码头候了几个小时，等待上船的指令。路上，他们将坐在货舱。葡萄牙人先把商品装船，接下来才会是别的货物，这些交谈、哭泣、祷告的货物。
这不是什么好主意，比安卡反对道。一来，他们会来找我；二来，没人知道热尔马诺哪天从洛伦索·马贵斯过路。最后，更重要的原因是，错过了这艘船，我就再也去不了里斯本了。葡萄牙，她说，才是我该等待我丈夫的地方。
加扎国王坐在棉垛上，想知道到里斯本的路程要多久。我把听来的话转述给他：到洛伦索·马贵斯要两天，再过两个月到葡萄牙首都。把这话翻译成祖鲁语时，我把月份换算成了“月亮”。我以为恩昆昆哈内会因此悲伤。恰恰相反，笑容照亮了他的脸：“两个‘月亮’？”他惊讶地问。葡萄牙人跑那么远来跟他打仗？他又骄傲地挺起了腰杆。数秒之间，他重新成为国王。
“回船上去吧。泽卡说得对，那是你的船，你仅有的船。”
船和海螺一样，里面能听到海的声音。内维斯-费雷拉号是只大螺壳，一个后背着地的金属壳。烟囱是三张大口，吞下云朵，再吐出沉重的脏云。这艘在赛赛港口等待我们的船引得俘虏十分惊惧，让他们连大海都看不见了。
我松开比安卡，任由他们拖着我走向内维斯-费雷拉号。意大利女人越来越远，路灯照亮了她的头发，我突然看见她在挥手。我知道她在大喊，但那片妓院尖锐的乐声没让我听清她想对我说的话。她手里挥舞的好像是个信封。也可能是块表示告别的白手绢。
（阿尔伯特·达·科斯塔-席尔瓦，《名为大西洋的河》）
[1]意为“我们明白！”。
穿越海洋，无论往返，在非洲人眼中一定都像渡过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