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等待后，我们遇上了正出门去医院的行政官夫妇。达邦狄介绍了自己。她说起自己的出身，说来自加扎王室。那官员不信任地打量我们。“王妃？”他挖苦道，又催促手里牵着男孩的妻子：“走吧，埃尔薇拉？我们没时间耗在这儿。”
“她怀孕很久了，”王妃又说，“应该很快就生，要是再过几天，她的眼睛就会从眼眶里跳出来。”她让我做她的翻译。我先是拒绝：“你夺走了我的葡萄牙语，现在，我就算想说，也已经忘了。”达邦狄言简意赅：“你会说的！”
达邦狄坚决地插进夫妇二人之间。她挑衅地迎上葡萄牙人：“我认识你，行政官先生。想要我说我们怎么见的面吗？”我还没翻译，安东尼奥·阿尔马达·内格雷罗斯看起来就懂了。他没说话，靠在一面墙上。王妃走向埃尔薇拉太太，拉着她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说：
内格雷罗斯行政官的家建在几根柱子上，四周有洞口，流出源自天上的水流。“你会见到埃尔薇拉太太，那个白人的妻子。你肯定没见过像她那么大的眼睛。”达邦狄说。
“求求你，夫人。看看我，我也怀孕了。你们怎么能逼我跟那些士兵睡觉？”
我们攀上山坡，越过溪流、瀑布，又穿过大片大片的农田。咖啡树开着花，白色的花瓣触碰我们的手臂。“我不喜欢这种景色，”她低声抱怨，“我从没见过这么整齐的树林。”路上王妃一直在抚摸肚子。一股鲜血沿着她的双腿流下。她咒骂道：“要是那个男人伤到了我的孩子，我就要他的命！”
埃尔薇拉太太盯着这个敢拦她的路的黑女人。她看起来没生气。相反，她有些出神。她摸摸王妃满臂的镯子。
一天早上，王妃把我叫醒。她脸上流着血，是一位她拒绝服务的主顾打的。“跟我来，”她说，“我们去行政官家。”达邦狄知道我不知道的事：葡萄牙行政官名叫阿尔马达·内格雷罗斯，妻子是个本地混血儿，病得很重。我顺从地艰难起身：“那我们要去做什么？”她不及回答，拉我出了门。一路步履匆匆、气喘吁吁，达邦狄解释说要去内格雷罗斯家找个差事。“我去给他们夫妻俩带孩子，”她说。
“你是安哥拉来的？”她问道。“我认得出你的样子，你来自本格拉……”
每天晚上，我都和王妃奔走在一条棕榈树夹道的土路上。那条小路把我们带到酒吧，士兵在那里等待。黎明时分，筋疲力尽的我们醉醺醺地返回农场仓库，在马车和搬运工扛包的声响里入睡。那都是些黑人，年纪轻轻的，光着身子来来回回。他们搬运货物时，和我们女人一样顶在头上。他们身上散发着甜味，和咖啡豆释放出的同样。那种香气会麻痹感官。搬运那种制成饮料让人上瘾的东西，是件奇特的事：货物本身阻止他们感到疲惫。
王妃没听懂，但肯定地回答了她。行政官有了反应，紧张起来。他本就着急，两个陌生女人的打扰让他更急。
然而，这样亲密的共处只持续了几天。第二个星期，我们被分开了。大夫人穆扎木西被带往岛南的一处工地。她最高最壮，被强迫往工地上运石头。另有八名王妃被带到医院做工。她们要在那儿打扫卫生，会被安置在医院的配楼。只有达邦狄和我留在咖啡仓库。个中缘由不是什么好事：我们被认为最有魅力，派去欢所为军队服务。没人发现达邦狄怀了孕。而她什么都不打算说，怕被当作没用的人，然后被扔去喂牲口。比安卡·万齐尼的预言终于成真：我到底成了妓女，夜里像坨肉一样出卖自己。
“求求你，夫人，劝劝你丈夫吧！”达邦狄坚持。
如果没有王妃们的陪伴，我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子。她们在我身边又一次证实了达邦狄的预言：我的灵魂的根须现在把我完整地还给了我。不仅仅是回归我的村庄的语言。她们带回了我的家乡和我的族人，也为我带回了我自己。
突然，王妃停下了乞求。她赤着脚，却像在她尊贵的宝座上发话。“你有黑人的血统，你必须要帮我。”她说。行政官一家呆住，为我语调激昂地译出的话不知所措。“对我这个朋友，”达邦狄指着我说，“你们带走了她的孩子。而至于我，”她顿住，克制了情绪才再次开口，“至于我，你们刚刚虐待过我的孩子。”
第一个星期，我们被安置在这里称作“农场”的种植园里。我们在一间咖啡仓库过夜，在那儿忙于从前就做的事：无所事事。但这回既没有栅栏也没有卫兵。只有一名守卫在仓库门口看守，穿着便装，也不带武器。下雨时——总是在下雨——我们就邀请他到我们檐下避雨。
“那孩子在哪儿？”行政官的妻子问道。
我从前不知道有这么多个非洲。在小岛上，才能领略非洲诸土的广阔。整个大陆的人群、语言、信仰在圣多美交织，所以我们遇到别的黑人时总是安静又腼腆。我们肤色相同，却不同族，因此总在热情问候之前迟疑。然而，每次相遇时，我们往往都有将做未做的动作、克制的笑容、隐蔽的沉默。我们想要拥抱却犹豫不决，迟迟没成为手足。
“在这儿，在我肚子里。”
晕了十二天船后，我们在圣多美上岸。有孕的达邦狄最是难挨。她的肚子已经显出形状，胸口用一块布遮住，到分娩才换下。最终，王妃会比我幸运。圣多美岛上不会有做奶奶的来抢孩子。我们会是十位姨母，帮她抚养孩子。那孩子虽是她的，却属于我们所有人。
行政官去拉不愿离开的妻子。“放开我！”她拒绝得坚决。丈夫更小心地坚持：“走吧，埃尔薇拉。让她们以后再来。”
所以我们不去亚速尔。但我们也不会被送回莫桑比克。原因很容易理解：王妃的抵达会激起反抗葡萄牙的决心。已经有传言，说赞比利王妃指使过洛伦索·马贵斯城外的暴动。
没有以后了。第二天，达邦狄在医院失去了孩子。另一间病房里，在同样的病床上，行政官内格雷罗斯的妻子在分娩时死去。听到这个消息，达邦狄就离开了病房，步伐坚定地跨过了医院的种族隔离线。一名女护士一路追赶，警告她当心那悖逆之举的后果。到了逝者埃尔薇拉的病房，王妃穿过悲伤的来客闯进去，走到婴儿床边，把刚出生的孩子抱在怀里。她摇晃着孩子，抱着他到年幼的哥哥面前。男孩盯着她，他凸出的双眼遗传自埃尔薇拉。达邦狄用祖鲁语说：“你弟弟在我儿子死去的同时出生。两份悲伤相会，你将在我怀里与母亲重逢……”
我还有最后一分力气。我提出抗议，尽管毫无指望：既然用船送我们走，为什么不把我们放在亚速尔，去和丈夫相聚呢？但我忘记了现在我只会说母语。士兵们嘲笑我一本正经却无法理解的抗辩。可我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归宿不能与男人相同。安东尼奥·塞尔吉奥·德·索萨从前向我解释过：亚速尔是虔信之地，以基督徒的悲悯迎接受苦的非洲人，但容不下一夫多妻的罪愆。齐沙沙那些来信没证实这种纯洁之风，甚至说起过俘虏周末被带去光顾的妓院。道德有其关于女人的容许与不许：妓女可以，情人也许可以，多妻绝对不行。
没必要翻译。也不会有时间：另外几位王妃此时已在医院聚齐。她们带达邦狄回了住处。
我们要坐的船进入了视野。船名为圣多美，与我们的流放地同名。王妃赤脚踏过码头的石板路。她们走路时闭着眼，其中有两个用头巾遮住脸。我们四个月前被丢进漆黑的洞穴，两星期前被剥夺了男人们的陪伴。葡萄牙人担心我们的悲伤化为愤怒。愤怒会生根，所以他们才从海路把我们送走。
“你来写信告诉恩昆昆哈内。”路上，穆扎木西下令。胎儿在腹中死去时，人们说这是胎儿“决定回去”，罪责则压在母亲身上。我们得告诉恩昆昆哈内不是这样。这个孩子是被杀死的。必须要通知父亲，就算知道消息要很久才能到亚速尔。
我们沉默地走向码头。四个月前，我们走进一座寒冷、拥挤的城市。现在，我们从炎热、荒凉的里斯本离开。半路上我发了疯，放声大叫：“劳拉夫人！还我儿子，劳拉夫人！”王妃们哭起来，抱住我，把我的头埋进她们宽广的怀抱。马匹间或打破寂静，马蹄像石头敲击石头。
“要被告知的是戈迪多，”达邦狄反驳。然后她补充道：“只有他需要知道。”
他们要把我们带到很远的岛上。那是流放中的流放。众王妃任由摆布，没有什么把她们系在某个地方。我不一样，这座城市里有我的孩子。我求司令让我和我的儿子告别，没人听我的话。我曾是一位国王的翻译，曾是为葡萄牙王室服务的密探，而现在只是第十一个黑女人。我刚生产还没多久，就再也看不到我的小桑贾了。我再也见不到孩子的父亲，我的热尔马诺，我一生所爱。我爬上马车，魂不守舍。达邦狄为我整理头发，替我系起衣扣。我没了手指，我曾拥有的整个身体都是为了爱护已被夺走的孩子。
我跪在达邦狄休息的草席旁边。出于敬畏，搬运工只把货物堆在仓库外面。她的眼睛盯着天花板，而我用祖鲁语祈祷，那是我们的神懂得的唯一一种语言。我念着现编的祷辞，达邦狄听着，没打断我：
我在本该死去时穿起衣服。我穿上鞋，却没了大地。我被推搡着穿过要塞的走廊，装衣服的包裹拖在地上。士兵吵吵嚷嚷，叫我们快走。他们朝我们喊着下流话，因为王妃听不懂就更起劲地辱骂她们。自从受达邦狄诅咒，我再也没说过葡萄牙语。可惜她的咒术没同时阻止我听懂。这另一种语言哪怕属于别人，也是我肉体的一部分。
“王妃，你废去了我在学校里学会的语言，从我最先长出的根须中拔去了一根。但是，你没剥夺我读写葡萄牙语的技艺。现在是我向你请求，把这些能力也带走吧。我不再想要纸张，不再想要墨水，不再想要笔了。书写让我痛苦，我渴望抹去灵魂上的刺青。你也许不知道，语词在被写下时就系住了时间。既然不能再见到我的孩子，我不再想要时间了，不想要任何回忆。所以我恳求你，在写上字之前撕碎所有纸张，把每一滴墨水都变成清水。我想变空。到我身上没有语言的时候，请你为我除去梦的语言。因为我只要牲畜那样的夜晚就够了：一段只有出生和死亡的时间。”我恢复了沉默。达邦狄王妃闭着眼睛，抬起手臂摸索我的脸。她的手指抚摸我的双眼，慢慢向下，滑过脸颊，然后两片刀刃一样竖在我唇上。她累极了，不想再听我说。但我还是又开口：
（恩昆昆哈内）
“我们永远不会回去了，达邦狄。”
葡萄牙人把我从我的土地连根拔起，现在我没了葬身之地。为我祷祝的人将只能望向大海。
“这样最好，孩子，我们最好死在这里。”王妃说，“我们失去了孩子，没在这个世界留下种子。我们谁也不是。我们无处可回，伊玛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