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她说，他每天早上总是七点半来咖啡馆，即使战争爆发以后也不例外。一进屋就跟往常那样坐在老地方整天埋头研究。大家都感觉到并还常常议论说，他可能压根儿就不知道已经在打仗了。我知道，他从不看报纸，也不和别人说话。每逢卖报的吆喝着叫卖号外时，别人全都抢着去买，他却从未站起来过或用耳朵去听过。侍从弗兰茨（他是在戈尔利采附近阵亡的）不见了，他也毫无觉察，斯坦德哈特纳先生的儿子在普热梅希尔附近被俘，他一点都不知道，面包变得越来越难吃，他喝的只是用无花果制成的代用咖啡而不再是牛奶了，但他对此却没说过一句怨言。只有一次，他十分惊讶地发现，现在来访的大学生怎么这样少，仅此而已。——“老天爷呀，这可怜的人儿，除了他的书，任何别的事都不能叫他高兴，叫他发愁。”
不知道，我向她保证，我一无所知，并请她把事情的全部经过都告诉我。善良的老人显得有些胆怯和顾忌，她又开始用毛巾去擦她那双湿手。我明白了：厕所清洁工的身份，戴着肮脏的围裙，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白发，置身于咖啡馆大堂里，令她感到难堪。此外，她还老是胆怯地环顾左右，看有没有侍从在偷听我们的谈话。于是，我向她提议，我们最好到游戏室门德尔的老地方那里去，并请她在那里把一切都告诉我。她感动得点头表示同意，并谢谢我善解人意。老太太在前，走起路来已经不大稳当，我紧随其后。那两个侍从向我们投来诧异的目光，他们觉出准有什么事，几个客人也惊奇地看着我们这两个年龄差别悬殊的人。我们来到门德尔的桌边之后，她向我讲述了雅各布·门德尔，书商门德尔走向毁灭的经过（部分细节我事后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补充）。
可是，后来有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上午十一点，一个大晴天，一名警官带着个秘密警察进来问，有没有一个名叫雅各布·门德尔的人经常在我们这里出入，那秘密警察还亮了亮扣眼里的玫瑰花徽章。他们随即走到门德尔的桌旁，而后者还天真地以为，他们有书要卖或者有求于他。可是，他们立即要他跟他们走一趟，他就这样被带走了。这可真是咖啡馆有史以来的奇耻大辱。所有在场的人都走过来，围着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他站在两个警察之间，眼镜架在头发下面，眼睛不停地来回打量这两个人，弄不清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不过，她本人曾对那警官说，这肯定是个误会，门德尔先生可是个连只苍蝇也舍不得拍死的人呀。但那秘密警察马上大声呵斥，说她无权干涉他们执行公务。然后，他们把他带走了，很长时间他没有再露面，足有两年之久。她说，直到今天她仍搞不清楚，他们当时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但我敢对法官起誓，”老太太激动地说道，“门德尔先生是不会干坏事的。他们一定弄错了，我愿意为他作担保。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无辜的人，那简直是犯罪，是犯罪！”
斯波席尔太太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白发，迈着有些水肿的双腿，走出了她那隐秘的工作场所，她还急急忙忙地拿着一条毛巾揩着通红的双手。显然，她刚才不是在清扫她的那间阴暗的小屋，就是在擦窗子。她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这使我马上意识到：如此突兀地把她叫到这家咖啡馆里高雅的场所，让大电灯泡照着，这令她很不自在。因此，她一开始便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用眼睛从下而上地偷偷地打量着我。我又凭什么要她善待于我呢？然而，我刚一张口问起雅各布·门德尔的情况，她那双瞪得圆圆的、溢满泪水的眼睛便盯在了我的脸上，肩膀开始一阵阵抽搐。“老天爷啊，可怜的门德尔先生，竟然还会有人惦念着他！是呀，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她几乎感动得哭出声来了。老年人在有人提及他们的青春时代或某个美好的但却遗忘了的共同经历过的事情的时候，大都会变成这副样子的。我问他是否还活着。“哦，老天爷呀，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肯定在五六年前，不，七年前就已经去世了。那真是个和气的好人啊。我想，我认识他的时间很长了，二十五年多了呀。我进店的时候，他早就来了。他们用那种方法害死他，真是可耻。”她越说越激动，还问我是不是他的亲戚。说实话，从来就没人关心过他，打听过他。她问我知不知道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善良的、令人感动的斯波席尔太太是对的。她令我大为感动。我们的朋友雅各布·门德尔的确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但却干了一桩特殊的、令人感动的、即使是在那个疯狂的时代也全无可能的蠢事（全部细节我是后来才了解到的），之所以会这样，这只能解释为他对自己专业的彻底迷恋和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方式。事情的经过是：负责监视与国外通邮的军事检查机关有一天截获了一张由某个叫雅各布·门德尔的人书写并署名的明信片，邮票已按规定贴足。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明信片是寄往敌国法国的，是寄给巴黎格雷涅尔沿河大街的书商让·拉波戴尔的。这个叫雅各布·门德尔的家伙在信上抱怨说，他虽已预付了全年的订费，却没有收到最近的八期《法国图书通报》。这张明信片落到一个下级检查官手里。此人身着蓝色战时后备军军服，一点也看不出他应征入伍前原是文科中学教师，个人爱好罗曼语言文学。他觉得十分奇怪，心想，这是谁开的愚蠢的玩笑。他每周都要检查两千封信件，以找出可疑的文字和有间谍之嫌的措辞，但如眼前所见的这般荒唐事倒真还从未碰见过。居然有人胆敢无所顾忌地在信上署上自己的姓名、地址，从奥地利寄往法国，怡然自得地把一张寄往交战国去的明信片随手往邮筒里一扔，好像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边界上并没有铁丝网严密封锁起来，法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在上帝创造的每个日子里也没有各自失去几千名男性公民似的。因此，他起初只把这件古怪的东西塞进写字桌的抽屉，并未向上级汇报这件荒唐事。可是，几周之后又来了一张由同一个雅各布·门德尔写的明信片，是寄给伦敦霍尔伯广场书商约翰·阿尔德里奇的，询问能否帮忙购买最后几期《古董杂志》，而且署的仍是那个雅各布·门德尔的名字，他还写了自己的详细地址，其天真无邪之状着实令人感动。如此一来，那位穿上了军服的文科中学教师可是有点坐不住了。这愚蠢的玩笑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密码？于是，他站起身来，“啪”的一下把双脚后跟一并，向少校行了一个军礼，把两张明信片放到了少校的桌上。少校耸起肩膀说道：怪事！他首先通知警察局，要他们查一下是否真有雅各布·门德尔这个人。一小时以后，雅各布·门德尔便已落网。他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还莫名其妙，就稀里糊涂地被人带到了少校面前。少校拿出那两张神秘的明信片，问是不是他寄的。问话时的那种严厉的腔调，特别是因为他正读一份重要的图书目录时被打扰了，这使门德尔非常愤怒，态度近乎粗暴地吼道，这两张明信片当然是他写的。他说，付钱订了刊物，去索要的权利还是有的吧。坐在沙发椅上的少校身子一斜，侧向邻桌的少尉。两人会意地眨了眨眼睛：一个十足的傻瓜！接着，少校在心中盘算，是狠狠地把这个傻瓜训斥一顿就赶走完事呢，还是认真对待这件事。这类机关在遇到类似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情况时，几乎全都会决定先搞份备忘录再说。有个记录总不会错的。既于事无补，也于事无害，只不过是几百万张故纸堆里又多了一张写满不痛不痒之文字的纸片罢了。
他究竟去了哪里呢？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叫来侍从，向他打听。没有。他遗憾地表示，我不认识一个叫门德尔的先生，我们咖啡馆没有姓门德尔的先生来过。不过，领班也许知道。后者挺着个大肚子，慢腾腾地走了过来，迟疑片刻后思忖道：不知道。他也不认识一个叫门德尔的先生。不过，他说，我指的也许是曼德尔先生，即弗罗里安尼胡同里那个卖缝纫用品的曼德尔先生？我只觉得心头涌起一阵苦涩，感叹人生如过眼烟云：如果我们最后的足迹都已被脚后的风吹掉了，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三十年了，也许是四十年，有个人在这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呼吸、阅读、思考、说话，而仅仅只过了三四年，新法老上台，从此约瑟便没了音讯，格鲁克咖啡馆的人便再也不知道雅各布·门德尔，书商门德尔的情况了。我近乎恼怒地问领班，我是否可以找斯坦德哈特纳先生谈一谈，或者找在这里干了好多年的老伙计也行？哦，斯坦德哈特纳先生，天哪，他早就把这家咖啡店给卖掉了，他本人也已去世。那个老领班现住在克雷姆斯附近的庄园里。不，没有什么人在了……对了！对了——斯波席尔太太还在，就是那个扫厕所的女佣（人称巧克力老太）。但她肯定也不会记得起每一位顾客来了。我立刻说出自己的看法：雅各布·门德尔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去替我把她找来吧。
然而，这一回却害了一个可怜的、蒙在鼓里的人。因为，在第二个问题开始时，厄运便已降临。他们首先要他报出自己的名字：雅各布，全名是贾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商贩（他没有书商许可证，只有小贩证）。第三个问题导致了灾难：出生地。雅各布·门德尔说，出生在彼特里考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的眉毛竖了起来。彼特里考，这地方不就在离边境不远的俄属波兰境内吗？可疑！非常可疑！于是，他更为严厉地讯问，他是在何时获得奥地利国籍的。门德尔的眼睛惊诧地盯住他，目光暗淡：他不太明白。问他是否有证件，是在什么时候有的？他说，他只有小贩证，并没有别的证件。少校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要他务必讲清楚他的国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的父亲是干什么的，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雅各布·门德尔不慌不忙地答道：当然是俄国人。那他自己呢？啊呀，他本人已在三十年前就偷越俄国边境，一直生活在维也纳。少校愈发不安起来，问他，什么时候在此取得奥地利国籍的？门德尔反问道，问这干吗呢？他说，他从未关心过这类问题。这样看来，他仍是俄国公民啰？门德尔的心早已忍受不了这类乏味的问题了，他无所谓地回答道：“本来就是嘛。”
因此，当我看见雅各布·门德尔当年用以为人解答疑难的那张大理石方桌空空地宛如一块墓碑摆在这间屋子里时，心头不禁掠过一种恐惧。只到现在，自己年纪渐渐大了，我方才明白，有多少东西随着每个像门德尔这样的人的消失而消失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无可救药地变得越来越单调的世界里，所有独一无二的事物都显得日渐珍贵了。我当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但凭借某种心灵的直觉，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位雅各布·门德尔。而我居然会把他忘掉——当然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是在对自己的创作投入像他那样的忘我精神进行工作的情况下。此时此刻，面对这张空荡荡的桌子，我感到自己有愧于它，同时，一股被它重新激起的好奇也从心底生发出来。
少校大惊失色，猛地将身子往后一仰，沙发椅随即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原来真有其事啊！在一九一五年岁末的塔尔努夫战役和大反攻之后的战争时期，一个俄国人居然可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城里自由自在地晃荡、无所顾忌地往法国和英国邮信，而警察局居然不闻不问。眼下，新闻界的那帮蠢驴正为康拉德·冯·霍岑道夫没能立刻向华沙推进感到纳闷，总参谋部的人也感到奇怪，为什么部队的每次行动被间谍报告了俄国。这时少尉也站起身来，走到桌旁，原先的谈话变成了审讯。他们问他，作为外国人，为什么不立即去登记？门德尔还是没有回过神来，仍用他那唱歌般的犹太腔调答道：“我干吗要突然跑去登记呢？”少校认为，门德尔的反问是在向他们挑战，于是便用威胁的口气问他，看过通告没有？没有！连报纸也没有看过吗？没有！
不用说，格鲁克咖啡馆的人都很敬重他。在我的眼里，该咖啡馆的荣誉更多的来自那张看不见的无形的讲台，而非来自《阿尔塞斯特》及《伊菲革涅亚》的作曲家、高贵的音乐家——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格鲁克的名字。他是这里的一件不可或缺的摆设，早已和那古老的樱桃木收款台、两张大修过的台球桌以及那把煮咖啡的铜咖啡壶融为一体，而他的桌子也得到类似圣物般的呵护。他有为数众多的顾客和前来求教的人，每次一来，店里的服务员就热情地敦促他们随便喝点什么。于是，他的学问本该赚取的钱，大部分实则装进了领班多依布勒那只挂在髋部的大皮包里。书商门德尔也因此得到诸多优厚的待遇。电话供他免费使用，有人为他保存信件，代订各种书刊。打扫厕所的忠厚女工帮他缝扣子、刷大衣，每星期还替他把一包脏衣服送到洗衣店去。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享用别人替他到邻近饭馆里端来的午餐。老板斯坦德哈特纳先生每天早晨都要亲自走到桌前跟他打声招呼。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门德尔只顾着埋头看书，根本没有听见人家对他的问候。他每天早晨七点半准时走进这里，一直待到熄灯打烊方才离去。他从不和别的客人讲话，也不看报纸，世上的任何变化皆与他无关。有次，斯坦德哈特纳先生客气地问他，在电灯下看书是否比以前在暗淡、摇曳的煤气灯下看书要舒服些。他这才惊讶地抬头望着电灯泡发愣：对这一经过数日敲打折腾安装调试才得以实现的变化，他居然毫无察觉。唯有那黑纤毛虫般数不清的文字被那两只圆圆的镜片和那两个拼命吮吸着的发光晶状体过滤到他的大脑里，其余的一切都好似毫无意义的喧哗从他的身边消失。其实，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精力充沛的岁月里，完全是在这里的这张方桌旁以阅读、比较和计算的方式中度过的，仿佛持续不停地做着一个永恒的、只为睡觉打断的长梦。
由于紧张，雅各布·门德尔已经开始浑身冒汗，少校和少尉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好像他们的办公室里来了个外星人似的。随后便响起了拨电话的声音和打字机的吧嗒声，传令兵们跑进跑出。接着，雅各布·门德尔便被移送到驻地的部队监狱。后来，再由他们押往集中营。当他们命令他跟那两个士兵一起走的时候，他的两只眼睛还莫名其妙地直发愣。他不明白，他们想从他口里得到什么，他可是从来不识愁滋味的。那个戴着金色领章、说话粗鲁的家伙对他到底怀有什么恶毒的企图呢？他那书籍的高层世界里没有战争，没有误解，只有对数字和词汇、人名和书名的永恒的无休无止的求知欲。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夹在两名士兵之间走下楼去。直到警察局的人搜走了他大衣口袋里的几本书，并强行要他交出塞满百来张重要纸条及顾客地址的信夹时，他方才开始暴跳如雷地护住自己的东西，不让拿走。他们不得不拿绳子将他捆住。遗憾的是，他的眼镜，那使他得以眺望精神世界的魔镜，也不幸地于同一时刻落在地上摔成了碎片。两天之后，他身穿单薄的夏装，被押往科莫伦附近的一个专收俄国平民俘虏的集中营。
就其职业来说，不知底里的人自然只会把雅各布·门德尔当作一个小书贩。每逢星期天，《新自由报》和《新维也纳日报》就会登出内容千篇一律的广告：“求购旧书，出价最高，随叫随到，门德尔，上阿尔泽大街”，接下来是电话号码，其实这是格鲁克咖啡馆的电话。他在书库里翻来找去，每周都要带上一个留大胡子的老伙计，两人一同把新收购到的书拖回到他的大本营，然后再从那里把书卖出去。由于他没有进行正规图书交易的正式许可证，故而一直干着小本买卖，获利甚微。大学生们把用过的教科书卖给他，经他转手，这些书从高年级传给低年级，此外，他还给人介绍和购买所需的作品，只收取极少的手续费。人们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不错的建议。不过，金钱在他的世界里并未占据一席之地。人们所看到的他永远都是那副老样子：总是穿着那套洗得退了颜色的衣服，早晨、下午和晚上全是啃两个面包，喝点牛奶了事，中午随便吃点人家替他从小饭馆里端来的东西。他不吸烟，也不爱玩，可以说他简直没有活着，唯有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是活着的，它源源不断地用单词、书名和人名去喂那谜一般的东西——大脑。而那柔软的、可怕的物质则贪婪地把这些东西吸进去，如同久旱的草原上的草吸入成千上万滴雨水一样。他对各色人等不感兴趣，至于常人所有的种种欲求，也许他只知道一种，当然还是最最合乎人性的那一种——虚荣。如果有人在踏破铁鞋无觅处之后跑来向他请教，而他又能当即解此人的燃眉之急，那么，仅此一项才会令他感到快乐和满足，或许还有一件事，那就是维也纳城里城外有那么几十人尊重和需要他的知识。在每个硕大无朋的、我们称之为大城市的百万人口密集的岩体里，某些地方总免不了会蹦出几个小小的多棱镜来，它们用自己那微小的平面折射着这同一个宇宙。可是，绝大多数人却忽略了它们的存在，只有了解和热爱它们的行家，才懂得去珍视它们。图书业内的这帮行家里手没有不知道雅各布·门德尔的。正如有人要请教一段乐谱，便去音乐之友协会找奥泽比乌斯·曼季舍夫斯基帮忙一样，他头戴灰色小帽，置身于手稿与乐谱之中，为人热情友善，只要抬起眼睛，再困难的问题他也会伴随着微笑给予解决的。这又好比现在的人们，要想了解旧维也纳的戏剧与文化，就去请教格罗西大爷，同样，维也纳的几个坚定执着的爱书人，只要遇上什么特别的难题，他们必定信心十足地前往格鲁克咖啡馆请门德尔赐教。亲眼目睹门德尔如何为人排忧解难，更使我这个好奇的年轻人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特殊的快感。如果递到他面前的是本无甚价值的书，他往往只把封面一合，嘀咕一声：“两克朗。”相反，如果送来的是某种珍本或孤本，他就肃然起敬，拿张纸来垫在下面，但见他刹那间面呈愧色，仿佛为自己脏兮兮、沾满墨迹的黑指甲感到难堪。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满怀异乎寻常的敬重之情，逐页逐页地翻看那稀世珍宝。此时此刻，无人能够惊动他，正如真正虔敬的教徒在祈祷时，谁也无法打搅他一样。说真的，他对书的端详、触摸、嗅闻和掂量，他所做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无不体现着某种严守礼仪的意味，连先后顺序也严格按照宗教仪式上的规定。他那驼背摇来晃去，他的手挠着头发，口里叽里咕噜地冒出一连串奇怪的感叹词。先是一声长长的、大惊小怪的“啊”和“哦”，用以表示极度的赞赏；但当他发现某处缺张少页或被蠢虫蛀了时，便又惋惜地发出一阵“哎”或“哎呀”的惊叫来。最后，他充满敬意地将这本旧书放在手里掂了又掂，眯缝着眼睛，把鼻子伸到这个笨重的方块上面又闻又嗅，那种痴迷劲一点也不亚于多愁善感的女孩对晚香玉的怜爱。毋庸置疑，书的主人在这一不无烦琐的鉴定过程中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不过，检验结束之后，门德尔准保总会十分乐意甚至是兴奋不已地提供各种情况，少不了要东拉西扯地讲一些有关该书类似版本的逸事和价格方面的戏剧性变化。每到此时，他似乎变得开朗，变得年轻，变得活泼了，唯有一样事情会使他感到气愤：那就是某个初次打交道的人想要为他的这番评论支付报酬的时候。这时，他会十分屈辱地躲到一边去，就像画廊顾问在给来旅游的美国人做了一番讲解之后拒绝塞在他手里的小费一样。因为，在门德尔看来，得以亲手触摸一本宝贵的书，就像别人同女人的肌肤相亲。这样的时刻，是他柏拉图式的情爱之夜。只有书可以左右他，金钱对他永远无能为力。因此，好些大收藏家，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始人，都曾想请他到他们图书馆来当顾问和采购员，但他们全是枉费心机——雅各布·门德尔拒绝了他们的美意。离开了格鲁克咖啡馆，他的生活就不堪设想。三十三年前，他离开东方，到维也纳来学习，想成为犹太教经师。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刚刚长出黑绒绒的胡子、头发曲鬈的猥琐的小伙子。可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严厉的单一神耶和华，皈依形形色色的图书众神门下。那时，格鲁克咖啡馆是他最先找的落脚地。渐渐地，这里成为他的作坊，他的大本营，他的邮局，他的世界。就像一位天文学家，每晚孤独地坚守在自己的观象台上，通过望远镜的小圆孔观察夜空中的数不尽的星星，观察它们神秘莫测的运行，它们的纷繁交织、变化无定，它们的消失和重新闪现。雅各布·门德尔则是在这张方桌旁通过自己的那双戴了眼镜的眼睛，向另外一个也在同样永恒地运转着的空间眺望那个书籍的宇宙，我们世界之上的世界。
在以后的两年里，雅各布·门德尔远离自己心爱的书籍，身无分文，夹杂在这座巨大牢狱里那些冷漠、粗鲁、基本上是文盲的难友中间，被迫与他那超凡脱俗的、独一无二的书籍世界分离，就像折断了翅膀的雄鹰同超越尘世的苍穹隔绝那样。他在这所集中营里遭受到怎样的精神痛苦和肉体折磨——我们由于缺乏证人而不得而知。然而，从自身的疯狂之中清醒过来的世界已经逐渐地认识到，在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全部残暴与罪孽里，最无意义、不明智，从而也最为道德所不能饶恕的，莫过于用铁丝网和高墙把那些无辜的早已过了工作年龄的平民集中囚禁起来。他们旅居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并把那里当作故乡生活了多年，只因笃信客居的权利，笃信这种即便通古斯人和阿劳干人也恪守的神圣权利，因而耽误了及时出逃的机会——这是对文明的犯罪，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还是在英国，乃至在我们疯狂的欧洲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同样荒唐地犯下了这样的罪行。倘若不是一个真正奥地利式的偶然情况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使他又重新回到他的世界的话，那么，雅各布·门德尔也许已像成百上千被围困在这堵高墙之内的无辜者那样变得精神失常，或者早在痢疾、虚弱和心灵的创伤等多重折磨下悲惨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原来，自门德尔失踪之后，常有一些地位显赫的顾客屡屡写信找他：如施蒂利亚州前总督、纹章学著作的狂热收藏家勋伯格伯爵；神学系前系主任、正在为奥古斯丁著作做评注的西根费尔特；还有八十高龄但一直还在修改自己回忆录的退休海军上将艾德勒·冯·皮泽克——他们作为他的忠诚顾客，不断地给雅各布·门德尔往格鲁克咖啡馆写信，其中有几封转到了这位失踪者所在的那座集中营。在那里，它们落到碰巧萌发恻隐之心的上尉手里。上尉十分惊奇，想不到这个半瞎的、脏兮兮的、自眼镜被摔碎之后（他没钱配新的）总跟只没了眼睛的灰鼹鼠似的默默地蹲在角落里的犹太小矮子，竟然还认识这么多的达官显贵。能交这类朋友的人，肯定不是寻常之辈。于是，他允许门德尔给这些人写回信，并请他的保护人为他求情。这一请求十分奏效。显贵们和系主任拿出收藏家才有的那种精诚团结，大量动用了他们的各种关系，最后，在他们的联合担保下，历经两年多牢狱之苦的书商门德尔于一九一七年获释，重返维也纳，条件自然是每天都得去警察局报到。尽管如此，他终究获得了重返自由世界，重返他原先那狭小的阁楼的权利，他又能重新浏览他所心爱的图书橱窗，特别是又能重新回到他的旧地格鲁克咖啡馆了。
随着这番激烈的倾吐，坚冰也就打破了。他做了一个友善的手势，第一次请我坐在这张上面记满了各种事情的大理石方桌旁。坐在在此之前对我来说还是陌生的、向爱书人宣谕的祭坛旁，我赶紧不失时机地表明了自己的愿望：我想知道，与梅斯梅尔同时代人的有关磁力学的著作以及后人支持和反对梅斯梅尔的全部书籍和争论文章。我刚把话讲完，门德尔的左眼便眯缝了一下，像个瞄准目标就要射击的射手。不过，这一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姿势确确实实只持续了一秒钟。紧接着他便迅速而流利地说出了二三十本书名，仿佛在念一张无形的图书目录似的，连每本书的出版地点、出版年月和大致的价格均说得清清楚楚。我惊得目瞪口呆。虽然思想上早有准备，结果仍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过，我的惊讶似乎让他感到惬意。因为，他旋即就在自己记忆的键盘上弹奏起关于我的主题的神奇书目变奏曲来了。他问我，是否也想了解一下梦游者的情况，了解一下催眠术的最初试验情况以及与加斯纳驱魔术、基督教科学派和勃拉瓦茨基有关的情况？于是，他把人名、书名和内容描述再次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此时此刻我才明白，我遇到的这位雅各布·门德尔是个记忆力无与伦比的奇才，确实是有两条腿的百科词典和包罗万象的图书目录。我迷迷糊糊地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眼前的这位衣着寒酸甚至有些油污的加里西亚小个子书商，这个图书目录界的奇才。他在一口气举出约莫八十本书名之后，表面上装得毫不经意，实则内心颇为得意地拿起一块原本或许是白色的手绢擦擦眼镜。为了稍稍掩饰一下自己的诧异，于是我便怯生生地问他，这些书目中有哪几本他肯定能够弄到。“这个嘛，看看能搞到多少吧。”他喃喃地说道，“您明天再来一趟好了，我门德尔是会为您搞到一些的，东家没有西家有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彬彬有礼地表示感谢。可是，由于一味忙于客套而干了一桩大蠢事：我向他建议，把我想要的书写在一张纸条上。我的朋友在一旁见状赶紧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以示警告。可是太迟了！门德尔已经向我投来了一瞥——这是怎样的一瞥啊！——既得意又感到受了屈辱，既讥讽又傲慢，简直就跟莎士比亚笔下高贵的君王、不可战胜的英雄麦克白投向不自量力、要他束手就擒的敌人麦克道夫那威严的一瞥一模一样。然后，他又笑了几声，脖子上的大喉结引人注目地上下滚动，仿佛艰难地咽下了一句粗话似的。不过，就算善良、正直的门德尔说出什么最最粗鲁的话来，那也自有他的道理。因为，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斗胆给他——雅各布·门德尔提出如此侮辱性的要求，要他写下书名，拿他当书店里的学徒或图书管理员看待，好像这个金刚钻般的无可比拟的脑袋什么时候需要过这种低劣的辅助手段似的。日后我才明白，自己当时出于礼貌而提的建议对这个古怪的天才的伤害该是多么重啊！因为雅各布·门德尔，这位衣衫不整、胡子拉碴、弯腰驼背、身材矮小的犹太人是记忆王国里的巨子。他灰白、肮脏并已长了老年斑的额头后面，好似有种看不见的文字把平素印在书籍封面上的每本书名，每个人名，都用钢水浇铸在那里一般。无论是昨天还是二百年前出版的新旧书籍，他全都了如指掌，均能准确无误地记得每本书的装帧、插图及其再版，任何作品，不管是他接触过的，还是从橱窗或图书馆里见到过的，他都看得清清楚楚，正如跟艺术家在创作时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内心中的别人看不见的形象一样。倘若累根斯堡一家旧书店的书目上标出某本书的价格是六马克，他便能马上记起，该书的另一个版本两年前曾在维也纳的一次拍卖中仅以四克朗成交，而且还记得当时的买主。是的，雅各布·门德尔从不忘记一个书名、一个数字，他熟悉图书世界这个永远动荡、不停翻转的宇宙里的每一株植物，每一只纤毛虫和每一颗星星。他的知识比各个专业的专家还要渊博，他对图书馆的精通胜过图书管理员，他凭借自己神奇的记忆力，对绝大多数图书公司的库存一清二楚，而它们的老板即使借助于一大堆纸条和卡片也望尘莫及。他之所以能如此，不是别的，正是那记忆的魔力，正是那无可比拟、只可用成百上千个实例来加以真实体现的记忆力。当然，这种记忆要训练和培养到如此正确无误的神奇的程度，永恒的秘诀只有一个：全神贯注。这也是任何追求完美造诣的秘诀。一旦走出书的天地，这个怪人对世界便一无所知。对他而言，全部的生活现象只有在被转换成铅字并被汇集到一本书里之后，才算得上是真实的存在。就拿这些书来说吧，即便他读它们，那也不是在读它们的意义、它们的精神内涵和情节，能唤起他的热情的仅仅只是书名、价格、样式以及封面。成百上千个书名和人名的索引铭刻在一只哺乳动物柔软的大脑皮层里，而非如平素那样写进图书目录之中，仅此而已，既无生产性，也无创造性。然而，就其盖世无双的完美无瑕来看，雅各布·门德尔对古旧书籍的特殊记忆力作为奇迹绝不亚于拿破仑对人的外表，梅佐方梯斯对于语言，拉斯克对国际象棋的开局，布索尼对音乐的记忆力。如果请他去讲课或担任某个公职，这颗脑袋定会令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学者在深受教诲之余感到震惊，它不仅使科学受益，而且也给我们称之为图书馆的公共宝库带来无可比拟的好处。可是，对于他这个矮小的、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顶多只上过犹太小学的加里西亚的书商来说，上层社会的大门永远是关闭的。如此一来，他神奇的想象力就只能在格鲁克咖啡馆的那张大理石桌旁作为秘密学科发挥作用了。不过，等到有朝一日，有位伟大的心理学家降临人世时（我们的思想界还始终缺乏这样的巨匠），像布封整理和分类那样，耐心而顽强地把我们称之为记忆力的这种神奇力量进行研究，将其种类、特点、原始形态及其变体逐一加以描述和说明的时候，他肯定不会漏掉雅各布·门德尔这位记忆书名及其价格的天才，这位古籍旧书学科里的无名大师。
门德尔从地狱般黑暗世界重返格鲁克咖啡馆的时候，正直的斯波席尔太太正好在场。她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有一天——耶稣，马利亚，约瑟！我想，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门被人推开，您知道，只开了一条缝，他总是这样斜着身子进来的。这时可怜的门德尔先生跌跌撞撞地进了咖啡馆。他穿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上面打满了补丁，头上戴着什么，或许是人家扔掉的破帽子。脖子光秃秃地露在外面，看上去跟个死人似的，脸色灰白，头发也是灰白，瘦得叫人可怜。可是他进来了，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径直朝那张桌子走去。然后脱下大衣，只是不像从前那样灵活，还不停地喘着粗气。同往常相比，他这次一本书也没带——只一屁股坐下来，什么也不说，低着头发愣，目光茫然、呆板。我们给他拿来整整一捆从德国寄给他的邮件，他才慢慢地开始读起来。但他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了。”
于是，我们两人来到格鲁克咖啡馆，只见书商门德尔正坐在老地方，戴着眼镜，胡子拉碴，黑衣黑裤，摇晃着身子在念书，仿佛微风中的一簇黝黑的灌木丛。我们走到他的跟前，他也没有发觉。他只顾坐在那里念书，宝塔般的上身来回晃荡于桌子的上方，他那破旧的黑色双排扣大衣也在身后的衣帽钩上摇摆，口袋里塞满了杂志和卡片。我的朋友大声咳了几下，以向对方通报我们来了。但门德尔仍然毫不知觉，所戴眼镜的厚厚镜片已贴着书本子。最后，我的朋友像敲门似的使劲猛敲桌面——门德尔总算抬起头来凝视我们，他将笨重的金属镶边眼镜机械而迅速地往额头上一推，两道灰白色的眉毛竖了起来，眉毛下露出一双奇怪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我们。那是一双黑色而警觉的小眼睛，敏捷、锐利，犹如蛇的舌头。我的朋友把我介绍给门德尔。我随即向他说明了我的请求。我首先——我的朋友执意让我采用这样的计谋——做出愤愤不已的样子，将那位不愿为我提供帮助的图书管理员狠狠抱怨了一顿。门德尔把身子往回靠了靠，小心翼翼地吐了一口唾沫。接着，他淡淡地一笑，操着浓重的东方口音说道：“他不愿意帮忙？不——他是没有能耐！他是外行，是头斗败的灰毛驴子。我认识他，真可惜，整整二十年了，可他直到今日仍不学无术。他们这号人只会领钱拿薪水！这帮博士大人，最好让他们去搬砖头，别让他们坐在书桌旁边。”
不，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不再是世界奇迹，也不再是各种图书神奇的目录柜了。当时见到过他的人都沉痛地向我讲述了他们的亲眼所见，内容完全一致。平素他那浏览书籍的目光是平静的，像在睡梦里似的，看来那种目光已无可挽回地被彻底摧毁了。是的，某种东西已经被完全粉碎了：可怖的血色彗星在其疯狂的运行过程中一定也猛然地撞到旁边那颗平静的、高悬于书籍天空中的最亮的星星上了。几十年来，他的两眼已经习惯了书本上的那些秀美的、无声的、细得跟昆虫腿似的铅印字，然而，在那座布满铁丝网的人类牢狱里，这双眼睛必定看见过什么恐怖的事情。因为，曾经是如此敏捷并闪烁过讥讽之光的两只瞳孔上现在笼罩着沉重的眼睑，从前是如此活泼的目光透过好不容易才用细绳又重新扎起来的眼镜，显得幽暗和疲惫，眼眶也是红红的。更为可怕的是在他的记忆力所构筑的这座奇妙的艺术建筑物，肯定有根梁柱坍塌了，从而导致整个结构陷入混乱状态。因为，我们的大脑是由最精细的组织构造的，是我们知识的精密仪器，它是那样的柔弱，以至于只要一根微血管被堵塞，一根神经受震动，一个细胞疲劳过度，简言之，一个诸如此类的小小的分子的错位，就足以使精神领域中最为辉煌的和谐之音哑然。门德尔的记忆本是独一无二的知识键盘，但是他回来的时候这些键都失灵了。间或有人前来向他请教，每当此时，他总是显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眼睛呆呆地凝视着人家，根本不能完全明白人家的来意，不是听错，就是忘了人家对他说的话——门德尔再不是从前的门德尔了，就像世界不再是从前的世界一样。以前读书时来回摇晃的那种专注神情消失得无影无踪，相反，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眼镜也只是机械地冲着书本的方向，别人无法得知，他是真的在读书，还是在打盹。据斯波席尔太太讲，有好几次，他的头都重重地磕到了书上，竟然在大白天就昏昏沉睡了，有时他对着发出奇异臭味的乙炔灯一连几小时地发呆。这种灯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不，门德尔已不再是从前的门德尔了，也不再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了，相反，他变成了一个长着胡子，穿着衣服，疲惫不堪地喘着粗气的废物，无所事事地压在那张一度曾是玄妙无比的椅子上，他再也不是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耀了。相反，是它的耻辱，是它的一块污渍，散发着恶心的臭气，外表令人厌恶。总之，他成了一只多余的、不受欢迎的寄生虫。
我同他的初次相识是经由大学里一位年长同事的引荐。我当时正致力于研究即使今天也不大为人熟知的帕拉切尔苏斯派医生兼催眠术家梅斯梅尔，但遗憾的是，收效甚微。因无法弄到有关的著作，我这涉世不深的新手便跑去找图书管理员帮忙，他却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了一通，称查找参考文献是我的事，他不管。这样，我的那位同事第一次对我提起了他的名字。他说：“我带你去找门德尔。”他向我许诺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可以从一家被人忘却的德文旧书店里为你找出最冷门的书来。他不仅是维也纳最能干的人，而且还是个怪人，是书籍领域里的一只濒临绝种的远古巨型爬行动物。”
所以，他在咖啡馆的新主人那里也的确受到了与此相配的待遇。新老板叫弗罗里安·古特纳，雷茨人，因在饥荒的一九一九年做面粉和黄油的投机买卖暴富，用一张巧舌如簧之嘴说服了老实的斯坦德哈特纳先生，终于用顷刻间便贬值为一堆废纸的八万克朗现钞买下了格鲁克咖啡馆。他凭借自己一双结实的农夫之手立即行动，连忙对这家受人尊敬的老店进行一番装修改造，显得气派高雅。他抢在纸币贬值之前添置了崭新的靠背椅，并用大理石修了大门，为了要修一个有音乐伴奏的舞池，正在同隔壁那家饭馆磋商。在咖啡馆匆匆忙忙进行装潢美化的时候，这位加里西亚的寄食者对他来说当然就显得碍眼了。他从早到晚独占一张桌子不说，一整天的消费总共不过两杯咖啡和五个面包而已。当初，斯坦德哈特纳先生曾请他特别关照一下他的这位老主顾，并再三叮嘱，这位雅各布·门德尔是位多么不同凡响的重要人物，也就是说，他在转让财产的时候也把他作为必须接受的附属条件一同转让了。然而，弗罗里安·古特纳在为咖啡馆添置新家当及锃亮的铝质收款台的同时，也给自己安了一副赚钱人的世道里所特有的铁石心肠，只等找到借口，就把郊区陋室里的最后一点残余从他那已经变得气派豪华的店里清除出去。一次绝好的机会转瞬之间就来了，因为雅各布·门德尔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在银行里的最后一点存款为通货膨胀的大潮彻底吞噬，他的顾客们也如鸟兽散去。要想重新一步一步从小书贩做起，上楼下楼，挨家挨户去收集旧书，然后强打精神沿街叫卖，对这个身心俱已疲惫不堪的人来说已经力不从心了。他穷困潦倒，这一点别人通过无数迹象已经觉察到了。他很少让人替他到饭馆去端食物了，即便是用于咖啡和面包的几个小钱，他赊欠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次甚至拖了三个星期之久。领班当时就想把他撵到街上去。幸亏有忠厚老实的清洁女工斯波席尔太太可怜他，为他作保，他才得以免遭此等羞辱。
顷刻间，他那清晰无误、栩栩如生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立刻真切地看到了他，他一如既往地坐在那张小方桌旁，脏兮兮的灰色大理石桌面上任何时候都堆满了书籍和杂志。他坚持不懈地坐在那里，毫不动摇。目光透过镜片像着了魔似的死死盯在一本书上，他坐在那里读书，口中叽里咕噜地念出声来，身体和未加精心修饰的、斑斑点点的秃头一起前后摇晃。这是他在东方犹太小学上学时养成的习惯。他待在这张桌子旁而且只在这张桌子旁阅读他的目录和书籍，正如犹太教法典学校的老师们教他的那样，小声地诵读，轻微地晃动着身子，好似一只荡来荡去的黑色摇篮。孩子通过这种有节奏的、施催眠术似的来回晃动，进入梦乡。因此，在那些虔诚的教徒们看来，懒散的身体通过自己的摇摆晃动，精神也就容易达到专心致志的境界。事实上，这位雅各布·门德尔对发生在他周围的任何事情均一律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就在他旁边，打台球的人在大声喧哗吵闹，台球计分员跑前跑后，电话也叮零零地响个不停；有人忙着擦地，有人忙着生炉子，而他却毫无察觉。有一次，一个烧得通红的煤球从炉子里滚落出来，燃着了离他仅两步之远的镶木地板，冒起了黑烟，而且还有焦煳味，等到一位顾客闻到刺鼻的焦味，发现了危险，快步冲过来，急忙把火弄灭了才算了事，而雅各布·门德尔本人虽已为烟雾所困，却跟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毫无感觉。他看书的时候就像别人祈祷、打台球以及喝醉酒的人两眼茫然望天发呆那样，其痴迷程度令我非常感动，以至于我日后所见的任何人读书的神态都显得极其一般。作为年轻人，我第一次在雅各布·门德尔这位矮小的加里西亚的旧书商身上看到了那种全神贯注的巨大的奥妙，正是它造就了艺术家、学者，真正的智慧和完完全全的疯子，这种对书本的着魔给人带来了多少悲怆的幸福与不幸啊！
然而，不幸的悲剧还是在后来的一个月里发生了。新上任的领班在结账的时候已多次发现面包的数目总是不对，实际卖出的面包数量总是与收回的钱款不符。由于有个颤巍巍的老仆役曾三番五次地跑来向他告状，说门德尔欠了他半年的账一个铜子也没还给他，因此，新领班自然而然地便马上怀疑到了门德尔的头上。打这开始，领班格外留神。两天之后，他躲在挡炉板后面，便成功地将偷偷起身离开桌子走进前屋，飞快地从面包筐里抓了两个小面包，饥不择食地一下塞进嘴里的雅各布·门德尔当场抓获。结账的时候，门德尔声称没有吃过一个面包。现在，丢失面包的真相大白了。领班立即向古特纳先生通报此事，老板为找到了这一不易的托词心中大喜，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对门德尔一顿怒斥，指责他的偷窃行为，还装得很大度，说不想马上叫警察。不过，他又命令门德尔马上从这里滚出去，永远也别想再来。雅各布·门德尔浑身颤抖，一言不发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离开了。
我对自己很气恼，正如由于一次失败，人们认识到精神的力量并非万能和十全十美的时候，往往会十分气恼一样。但我内心仍旧怀有还能找回这个记忆的一线希望。我知道，我只要有一只小钩子就够了，因为我的记性生来就十分特别，既好又坏，既倔强固执，又有难以描述的忠诚。无论大事小事还是各色人等，无论阅读所得还是亲身经历，只要是重要的，它都一股脑儿吞进它那幽黑的仓库里，单凭意志的召唤而不施加压力，是一丁点儿也不会从冥府似的黑暗的仓库里拿出来的。是的，我只需抓住溜得最快的那根线索，一张明信片，信封上的几行字，一份让烟给熏黑的报纸，刹那间，被遗忘的往事如同咬住钓钩的鱼儿，就会真切而实在地蹦出奔流的混浊的水面。我随即便会知道一个人身上的全部细节，他的嘴，嘴一笑便会露出左边因牙齿脱落而留下的窟窿，断断续续的笑声，颤动的胡子，以及在笑声中显露出来的另一副新面孔——这所有的一切随即便完全在幻觉之中浮现于我的眼前，我想起了多年以前这个人对我讲过的每一句话。然而，为了真切地看到和感受往事的存在，我仍需借助于感官的刺激和来自现实的微小的帮助。于是我便双目紧闭，好竭力地思索，用那只神秘的钓钩把往事钩出来。可我一无所获！再度一无所获！全都掩埋了，全都遗忘了！对于长在两个太阳穴之间的这台差劲的、固执的记忆机器我感到无比的愤怒，恨不得拿拳头打自己的脑袋，这就好比是一台失灵的自动售货机，任你怎么摇它，就是不把你买的东西输出来。不，我再不能无动于衷地坐等下去了，这种身体内部的失灵令我气愤至极，我怒气冲天地站起来发泄心中的不快。然而，奇怪的是——我刚在咖啡馆里抬起脚，第一线荧光便闪烁在我的脑海里。走到收款台的右边时，我想起来了，从那儿一定可以进入一间没有窗户、只用人造光源照明的屋子。真的，没错。就是这间屋子，这间轮廓显得模糊的长方形后屋。这间游戏室，虽然室内的装潢与以前不同了，但却仍旧保持了原来的布局。我下意识地逐一环顾四周的物品，神经已开始欢乐起舞（我觉得自己马上就会知道一切了）。屋里两张台球桌闲置着，好似无声的绿色沼泽，墙角摆着几张牌桌，其中的一张是两位枢密官或教授下棋的桌子。而在紧挨铁炉的那个角落里，也就是到电话间去的地方，有一张小方桌。此时此刻，我终于彻底地顿悟了。我心里一热，高兴得全身一阵震颤，立即就想起来了：天啊，这可是门德尔，雅各布·门德尔，书商门德尔的位置啊！事隔二十年之后，我居然又重新来到了他的大本营——坐落在上阿尔泽街的格鲁克咖啡馆。雅各布·门德尔，我怎么会把他忘了那么久呢，真是不可思议，这个最最奇怪的人，这个富于传奇色彩的人，这个古怪的世界奇迹，在大学校园和敬仰他的那个圈子里是遐迩闻名的——他是图书魔术师和经纪人，他每天从早到晚坐在这里，从不间断，他是知识的象征，格鲁克咖啡馆的荣耀，我怎么会把他忘得一干二净呢！
“真是凄惨极了。”斯波席尔太太是这样描述门德尔离去的情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的情形，他站起来，把眼镜往额头上推了推，脸色白得像块毛巾。虽然是在一月，您知道，那一年特别冷，他却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由于惊恐，他把书也忘在桌上。我是过后才发现的，立即就想给他送过去。可他已经跌跌撞撞地走到了门口。我不敢继续往大街上追，因为古特纳先生已站到了门边，还冲着他的后背大叫大嚷，致使行人都停下来看热闹。是的，这是一场奇耻大辱，我心里真是羞死了！仅仅为了几个小面包就把人赶走，要是老斯坦德哈特纳先生在这里，那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甚至会免费让他吃一辈子。可是，现在的人啊，良心都叫狗给吃了。把个在这里日复一日地坐了三十多年的人撵出去——说实在的，真是可耻呀！我可不想在上帝面前为这事负责——绝不。”
然而，我越想把握住这个回忆就越不能如愿以偿，它似乎在有意地捉弄我，竟一溜烟地缩了回去——犹如一只水母，蛰伏于意识的最底层，闪烁不定，触不到，抓不着。我的眼睛徒劳无益地凝视着室内陈设的每一件物品。显然，有些东西我并不熟悉，比如收款台配备了叮当作响的自动收款机，墙上仿紫檀木的棕色贴面，这一切想必是后来才添置的。可是确实，确实，这里我二十多年前曾经来过，这里有那个早已消逝的“我”留下的什么东西，就像钉入木头之中的钉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我猛的一下振作起来，调动浑身的每一个感官，同时在屋子里和自己心里搜寻着——但真是要了命了！我无法找回这失踪的记忆，它淹没在我的心海里了。
这位善良的女人变得十分激动，像她这么大年纪的人都喜欢唠叨，因此，她来回重复着丢人和斯坦德哈特纳先生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一类的话，终于迫使我不得不问她，我们的门德尔后来究竟怎样以及她是否又见过他。这下可好，她抖擞精神，变得比刚才更加激动起来。“每天，每一次，我从他桌子边走过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会咯噔一下。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可怜的门德尔先生，他现在会在哪儿，我要是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会去看他，给他捎点热菜热饭去。否则，他又该到哪儿去弄钱取暖吃饭呢？据我所知，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然而，我终究还是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于是想，他肯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再也见不着他了。我甚至考虑过，是不是让神父给他做次弥撒，因为他是个好人，我认识他可也有二十五年多了。
如此一来，我只好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开始陷入一种懒散的迟钝状态，每家真正的维也纳咖啡馆都看不见地散发着麻醉剂似的慵困气氛。由于这种空虚的感觉，我逐一打量着这里的每个人，烟雾缭绕之中的灯光给他们的眼睛画上了一道病态的灰圈。我注视着收款台后面的那位小姐，看她如何机械地给每杯咖啡放上糖和小匙，然后，分发给侍者端走。我半梦半醒，无意识地看着墙上那些极其无关的广告。这样的昏昏沉沉简直令人感到惬意。但忽然间，我奇怪地从半梦半醒状态中完全清醒过来，我的心里开始了一阵莫名其妙的躁动，就像一阵轻微的牙痛，且还搞不清楚疼痛是源于左边还是右边，上颌还是下颌，我只感到一阵模模糊糊的紧张，一种心灵的不安。突然间——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意识到，自己数年前肯定来过这里。因为，我觉得这里的墙壁、椅子、桌子以及这间陌生而又烟雾弥漫的房子与我都有着联系。
“可是，二月的一天早晨，七点半的时候，我正在擦黄铜窗框，突然（我是说，我吓了一跳），突然门开了，门德尔先生走了进来。您要知道，他平素进门时总是心不在焉地弯腰斜着进来的，但这次好像有点反常。我发现，他显得有些犹豫不决，眼睛一闪一闪的，我的上帝呀，瞧他那副模样，只剩下大腿和胡子了！我一见到他，我立刻就明白了：我马上想到，他什么都不知道，在大白天里出来四处梦游，他什么都忘了，忘记了小面包的事，忘记了古特纳先生，也忘记了他们是怎样可耻地把他轰走的，他连自己也不知道了。谢天谢地，古特纳先生还没过来，领班恰好也正喝着咖啡。我赶紧冲了过去，以便让他明白，他不该待在这里，免得又被那个粗鲁的家伙撵出去。”（说到这里，她胆怯地四下望了望，很快纠正了自己的用词）——“我指的是被古特纳先生。‘门德尔先生。’我这样喊他。他茫然地抬起头。就在这时，我的上帝啊，太可怕了，在这瞬间，他一定把一切都回想了起来，因为，他先是一惊，随后便开始发抖，不仅手指在抖，不，他全身都在抖，外人一看他的肩膀就可知道。他再次摇摇晃晃地往门口跑去。他在那里倒下了。我们赶紧打电话叫急救站派人把他抬走，他当时发着高烧。他于傍晚死去，医生说是得了肺炎。还说，他先前已经神志不清，他自己并不知道怎么会再次跑到我们这里来的。只有梦游者才会有这样的行为。我的上帝啊，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日复一日地坐了三十六年，那张桌子可不就是他的家吗。”
我于外出访友之后重返维也纳，遇到一场倾盆大雨。雨一阵紧似一阵，犹如湿淋淋的鞭子，抽得人们急忙逃到屋檐下，或躲进能避雨的处所。我也急急忙忙寻一处躲雨的地方。幸好，时下维也纳的街头小巷到处都有咖啡馆在恭候客人的光临——于是，我就躲进马路正对面的那家，头上的礼帽已经开始往下流水，肩膀更是淋得透湿。从屋内的陈设来看，这家市郊咖啡馆并未脱离其传统的、近乎千篇一律的模式，没有市内那些仿效德国的音乐演奏场之类的新时髦，这里洋溢着老维也纳的市民气息，来此落座的全是平头百姓，他们对报纸的消费多于点心。现在正值傍晚时分，本已混浊的空气仿佛又带着蓝色的烟圈组成的厚厚的大理石花纹，尽管如此，崭新的丝绒沙发、发亮的铝制收款台使咖啡馆依然显得清爽而洁净。我进来时很匆忙，故而没去细看门口的招牌，就算知道它的店名又有何用呢？——此时，我暖暖和和地坐在咖啡馆里，目光穿过淋着雨水的蓝玻璃窗不耐烦地向外张望，只恨这恼人的大雨下个不停，使我无法继续向前赶几公里的路。
我们作为认识过这位奇才的最后两人，还继续谈论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他的存在如沧海之一粟那样的渺小，但正是他使我在青年时代首次领略到了一种完全封闭式的精神生活——而她则是个目不识丁、终日劳累不堪的贫穷清洁女工，她与这位同处社会贫困底层的兄弟之间的联系仅仅在于她曾为他刷了二十五年的大衣、钉了二十五年的纽扣。然而，当我们共同坐在这张被遗弃的旧桌旁携手召唤他的亡灵时，却能彼此深刻理解。因此，回忆总会让人走到一起，而怀着爱的回忆则更具双重的凝聚力。突然，她停止了唠叨，思索着，说道：“耶稣啊，我真健忘——那本书我还留着呢，就是他当时忘在桌上的那本。我该把书拿到哪儿去还给他呢？事后根本无人来取，我想，就留着它作个纪念吧。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对，不是吗？”她快步跑回她的后屋，从里面取来了那本书。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微笑，因为命运总爱捉弄人，有时又爱讥讽，偏偏喜欢以恶作剧的方式给这样悲惨的事抹上一层滑稽可笑的色彩。这本书是海恩编的图书《德国色情和离奇文学书库》的第二卷，是每个藏书家都熟知的言情文学书目。恰恰是这本言情书目——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作为这位已故魔术大师最后的遗物，落到了这位没有文化的女工那双粗糙、红肿的手里，大概是把它作为祈祷书保留下来了。我竭力紧闭双唇，唯恐内心冲上来的微笑情不自禁地迸发出来，我的这一小小的犹豫使这位忠厚的女人迷惑不解。难道这是什么珍贵的东西，或者我认为她应该保留此物？
罗炜 译
我亲切地同她握手。“您尽管放心地保存吧，倘若我们的老朋友门德尔得知，成千上万与他结下书缘的朋友之中，至少还有一个在怀念着他，他的在天之灵是会感到欣慰的。”然后，我起身告辞，在这位忠厚的老人面前，我感到羞愧。正是她，以一种朴素的、但却最有人情味的方式对死者贡献了永恒的忠诚。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她至少保存了一本书，以便更好地纪念他。相反，我多年以来却一直把门德尔忘在了脑后，而恰恰是我应该明白，人们写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超越自我，同别人建立联系，并保护自身以抵御一切生命的无情的敌手：被湮灭和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