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到兵站卫生员，他听说是给藏民瞧病，头摇得飞快。我说那孩子挺危险。
这藏族汉子蛮够朋友的嘛！凭刚才那一番胡思乱想，我也该向他道歉。
“越危险越去不得！”
没错，那的的确确是洛桑兵站：两排红房，半个球场。那不是一队军车在进站？那小不点儿的身影不就是唐站长？我激动得简直要哭出来，哭着跑进兵站，扑到年轻的站长面前。我这一扑也是无可厚非的吧？虽然什么也没发生，可我比死里逃生还累。此时，我更感到唐站长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军人。
“为什么？”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绝对不敢相信。兵站魔幻般地出现在山的这一面。我感到一下子从阴间还了阳。
“老藏民的事情……”他又飞快地摇头。
马终于上了山顶，我还在磨磨蹭蹭。咦，怎么回事？
我说：“他要是死了怎么办。”
他牵着马在前面走。又有希望了，我悄悄地把两只脚从鞍镫里抽出来，以免重复刚才那个愚蠢的动作。我拿不定主意是往左还是往右跳，不管我往哪边跳，都有跌断腿的危险。
“死了谁都知道怎么办。”
我斗不过他俩：他和那牲口。
“你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
他轻轻一抬臂膀，我就重新被扔上了马背。
“就算是吧！”
汉子及时拉住马缰对我说：“叫你莫动！”
“你不管人民死活……”
大黑马耸肩扭胯还是前进不了，我被它弄得几乎要跌下来。那汉子不再用手打马屁股，他跳下来继续对马进行诅咒。我豁出去了，连滚带爬地下了马。这下我可以逃了。不料我的第二条腿还未脱镫，那混账马猛地向前蹿了几步，我顿时被倒挂着由它拖去。
“就算是吧！”
车总算开了。它跌跌撞撞像个醉汉。
我气疯了。这时正好唐站长从卫生室经过，我叫住他。卫生员抢先说：“打死我也不去。”
他们马上制止我。孙煤轻轻伏在我的耳边说：“别想那么多……”
唐站长轻描淡写地说：“不去拉倒吧……”
我说了句：“团支书……”
我想我这双分得颇开的眼睛这时肯定聚到一起了。我就那么死死地盯着站长。好哇好哇，这就是我打心眼里爱慕的形象！我就那么盯着他，用我黑白分明、并不美丽的眼睛。我要盯到他害臊、感动，或者理亏。
我极想从蔡玲那里了解团支书王掖生的情况。我相信他不会死。可他现在在哪儿，我却不敢去想。
可他一点儿都不在乎。“这种闲事你别管。”他好心好意对我说。
一小时前，蔡玲代表全队来看我。孙煤没让她上车。他们认为，一切可能引起我情绪波动的事都该避免。情绪波动会让我出意外，所以他们不许我说话，尽管我还有说点儿悄悄话的力量。蔡玲在车外雨地里站了好一会儿。昨晚蔡玲劳苦功高，全仗着她把我挖掘出来。多年前在雪山洼里刨出一些搪瓷碗，打那以后她就落下毛病：一逢刨坑挖洞这类事她就特别来劲儿。不论在哪里、刨什么，她都十分用心。不负她的苦心，这辈子她刨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
我垮掉了。真可怕，人能在一瞬间随着自己精心塑造的东西垮掉。我伤心至极，看着这个陌生人。他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那熟识感、钦佩感、爱慕感，骤然消失殆尽，连同他的英武、俊朗一块儿消失了。我别提多失望了！费这么大劲儿寻找，并认为终于找到的，不过是个误会而已。我心目中那个标准军人的形象一下子被曝光了。望着站长走出去的背影，我想：他并不怎么魁梧高大。
车并没有如期开出。路被堵住了，那些石头仿佛从天而降。雨点打在车顶篷上，使车内有了点儿活力。医生焦急得要命，他们断言我撑不过今晚。有时我闭上眼睛，他们就肆无忌惮地讨论我大致断气的时间，以及断气前的一系列麻烦。其实我只是闭闭眼，并没有睡着，他们说的话我全都听得见。我的确长了一对敏锐的耳朵。好在到了我这份儿上，也就不在乎那些刺耳的话了。那些话他们不说，我心里也有数。
我自作主张拿了打虫药和其他一些药品给那生病的孩子。我这才知道，受那场惊吓太多余：这个藏族汉子是当地乡党委书记。坐他的马，就像在省城坐司令员的小卧车一样保险，同时应该感到荣幸才对。
救护车里就躺了我一个。四周有很多架子，还有很多瓶子、管子，它们通向我的体内，有出有进，川流不息。
当晚为兵站做告别演出。正唱到“八路军来了……”忽然冲进一个警卫战士，他紧张地对唐站长嘀咕了几句。站长脸一沉，马上跟他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回到食堂，对演员们大喊一声：“停！”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看透自己。对徐北方，我到底是什么感情。他与我心目中那个标准军人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
刘队长从幕布后面探出身问：“啥情况？”
我说我爱徐北方，她就给了我那么一下，就这么回事。其实我也是心血来潮，成心要气气她。正式跟徐北方建立情侣关系，是在那一巴掌之后。也就是说，我没有对不住她，我是先发宣言后付诸行动的。
“出事了！”站长挺凶地一挥手，“警卫班集合，都给我上岗楼待命！演出队找地方隐蔽！他们又要打兵站了！”
她把注射针头抽出去。这段时间里，他们把一管又一管莫名其妙的液体输送到我的体内。我的胳膊上大概留了无数针眼，他们像在那上面刺绣或纳鞋底。我只剩一条好胳膊了，那一条被绑了夹板。他们带来的所有夹板给我一个人用都不够，我的小腿上，就捆了两条板凳腿。我被他们捆绑得不成人形。据说我全身有五处骨折，两处外伤和内出血。我偶尔睁开眼睛，孙煤却不理我。她以为她戴着大口罩、白帽子，我就不认得她了。自从知道她和徐北方有一手，我就不怎么怕她了，尽管表面上还很顺从。由于我的坚持不懈，终于搞清了她的秘密。那是个能置人于死地的秘密，当时把我也吓得半死。我蹑手蹑脚地跟踪她，本不是想刺探她什么秘密，我最讨厌小探子了。我深夜跟踪完全出于好意，想调查她的“梦游症”临床表现。我居然始终把她当作“梦游症”患者，我蠢就蠢在这里。事实证明我不是探子，我没有出卖孙煤，尽管她后来欺人太甚地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我还是守口如瓶。在她被选去演电影之后，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扇了我一巴掌。那时电影里的女主角差不多都有这个动作。
我们哪见过这阵势，简直像爆发了世界大战。从窗口望去，山坡上一溜火把，隐约可以听见杂沓的马蹄声。火把渐渐逼近，已能看见那些被火光扭曲的脸。
我漠然地看着自己淡蓝色的血管，它像地图上的河流标志。我的胳膊很细嫩，血管也很细嫩，不像我的脸，步步紧追着我的年龄。我一生气或激动，鼻梁上的血管，就是扯住两只眼睛、怕它们彼此失散的那根血管就会鼓起来。它已不像胳膊上的血管这样柔软。不知从何时起，我变得不好惹了，甚至爱生气了。
电闸关了，一个温暖的兵站顿时落进夜的山谷。唐站长摸黑走到我们中间，让演出队连夜撤走。
眼看大黑马向山顶走去。山那边一定更荒凉，也许有洞穴什么的。马走不动了，踏空好几下蹄子，要不是那汉子把我钳得死紧，说不定我能趁机跳下去逃掉。可我不想喊，只有傻瓜才毫无作用地“哇哇”乱叫；我也不挣扎，因为那也是白搭。那汉子恶狠狠地咒骂着马，用大巴掌拍它的屁股，拍得比鞭子抽还响。翻过这座山顶，这家伙就彻底得逞了。我完了。我等于自己送死。
“那合适吗？”刘队长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就那样把一整头牛在刹那间割零碎了，全数填进肚子里。唯一能降住腰刀的就是枪。炸弹也行，拉下导火索，听那“嗤嗤”声该多过瘾。我生来第一次对各种凶器产生渴望。枪，多么可爱的东西啊！要是有枪我现在就照后头来一下。
“我也搞不清！”站长说，“你们今天给一个小孩治了病？……肯定给他吃错了药，他们找上门算账来了！这事发生不止一次了……”
大黑马上山之后，自动走“之”字形。这牲口也搞这些拐弯抹角的名堂，它也会搞鬼，它和他站在一边。我想，我要是带着枪该多好！这时我突然恨起孙煤来，班里发了一把“五四式”手枪，她整天挎着没够，除了上厕所让别人挎一会儿。我要有那把“五四式”手枪就全解决了。当那家伙打开牛皮口袋的当口儿，我猝然亮出枪来，然后我便像女英雄那样冷笑：“哼哼！”坏就坏在我手无寸铁，倒是他别了把刀在腰里。我见识过那种刀的锋利，割起牛皮比裁纸还省劲儿。
我这才知道祸是我闯下的。这下我跑不掉了。
“走近路！”他答道，“莫动，坐好！”他用魔鬼般有劲儿的胳膊钳住我。我觉得这股劲儿来自一种古老的欲望。天蓝得有些失常。太阳完全融化在自己的炽热里，使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的形状和它的位置。山坡上长着乱蓬蓬的草。完全是一片蛮荒时期的宁静，危机四伏的宁静。我被他钳得一动不动，脑子里在想那些糟透了的对策。
以团支书为首的几个男兵说，要撤女兵撤，他们留下帮兵站抵抗。女兵们一向恨自己没生在战争年代，了不起的事全让刘胡兰等人干完了，现在好了，可出事了，怎么甘心撤退呢？
“哎！哎呀！”我叫道，“你要带我去哪儿？！”
唐站长好歹把演出队弄上了车。车刚要开，又有人跑来报告，说他们的先头部队已把大门堵上了，车恐怕开不出去了。
不料他一抖缰绳，马拐了个弯，绕开公路朝山坡跑去。这下我完了。
听说全国闹武斗的年头，这个兵站就出过一次事。那时有个得严重肝腹水的老乡已奄奄一息，卫生员送了药去，但第二天人就死了。结果他们包围了兵站，并扬言要放火把兵站烧掉。最后兵站抵挡不住，让他们冲进来混战了大半夜。后来他们打饿了，弄走伙房所有的馒头和熟肉才兴高采烈地撤走了。这一仗伤了兵站不少人，幸亏卫生员藏在大米箱里，不然准让他们宰了。
马颠得我浑身不舒服。我越想越怕，尽量把身体前倾，想躲开那汉子强悍的胸脯。那胸脯热气扑人，有股生羊肉、熟羊皮、鼻烟与汗混合的乱七八糟的气味。我就这样把小命交给了这个带有陌生气味的壮汉子。快上公路时，我稍微松了口气，因为公路上常有道班巡路，或有军车过往，他要收拾我也不会太省事。
这时我才谅解了卫生员和唐站长。
我坐前，他坐后。马跑出去时，我看见同伴们用生离死别的目光盯着我。我忽然害怕了。进藏前听到各种不可思议的传说，其一就是这里的男人会用牛皮口袋把汉族女人装到老山沟去。我要是被装进牛皮口袋，那可是自找的。
没想到我闯下这么大的祸，把兵站和演出队全坑了。
汉子穿着褪尽颜色的蓝制服，口袋上插着钢笔；腰间缠着藏袍，并挎着一尺来长的腰刀。最滑稽的是，他的脚上竟穿着一双内地时兴的北京松紧口鞋。
藏民在兵站门口越聚越多。一名警卫战士从岗楼跑下来对站长说：“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一个劲儿地唱歌！”
我说我回兵站去找。人群里出来一条汉子，用混浊的低音说：“我骑马送你！”
“发什么神经！谁唱歌？！”
许多藏民拥进帐篷围住伊农，显出拥戴的样子。“现、现、现、现在暂时止疼，”他结结巴巴地说，“虫不打下来，闹个胆道蛔虫，是死是活都难说。得马上找个医生来！”
“藏民啊！把我们都唱糊涂了！”
伊农倒蛮镇定，随她咬。事后他说幸亏穿了棉衣，不然胳膊就被她咬下去了。那男孩果然安生多了。
果然，歌声越来越响，听上去竟无敌意，甚至充满欢乐，但我仍感到恐惧。所有人都被这歌声搞得毛骨悚然。
男孩的姐姐发出一声惨叫。见弟弟的肚皮上竖着一根针，她一脸恐惧和不解。突然，她扑过去咬伊农的肩膀，从声带深处发出报复的低吼。我玩儿命地去扳她的头，可扳不动她。于是大家都来扳。
当年铁木真的部队进攻时，马队排成整齐的方阵，每个骑手都用奇特的喉音连续发出短促的吼声，那吼声可怕极了，先把你的精神吓得溃散。
伊农向老奶奶要了一根缝衣针，又在一碗水里放了盐。然后把针在火上烧了烧。他用自己的手帕蘸着盐水在男孩黑乎乎的肚皮上猛擦，顿时这块儿皮肤的颜色变浅了，但手帕却脏得一塌糊涂。他用缝衣针代替银针，针灸止痛。谁能想到，刻板的伊农在这方面竟有一手。
但藏民只是唱唱而已，并不往兵站内侵犯。演出队陆续从车上下来，但仍保持警惕。唐站长这时跑来宣布：解除战备！这群藏民是病孩子的姐姐带来感恩的！
团支书胸有成竹的样子，主张给那孩子灌姜汤。他们村里都用这方法治肚子疼，很灵的。伊农狠狠地白了他一眼，仿佛说：竟有这种无知的东西存在。
我一露面，就被病孩子的姐姐认了出来，接着我被藏民包围了。所有的火把被扔在地上，聚起几大篷篝火。他们力气极大，我被拽得东倒西歪。他们把我拉到火边，我看见一只血淋淋的整羊。
这时，老奶奶拿出一块儿不知什么肉，劝极度痛苦的男孩吃。大概她认为世上一切不舒服皆因吃得不够。我奔出帐篷。等我回到帐篷时，身后跟了一大群毫无医疗知识的演出队员。
乱哄哄的人群突然有了秩序。一个贼亮的女高音领唱，其他人团团围住篝火开始跳舞。不一会儿，兵站和演出队也加入了这种原始的舞蹈。伴奏的弦是几根羊肠线，绷在一只罐头筒上，拉起来尽管很动情，但总有些像羊叫。舞蹈永远绕成一个圈子，永远重复一个动作。我跟在唐站长的身后跳，惊讶他的动作竟做得如此地道。我的心此刻充满宁静。
姑娘说：“我们没有门巴。”她用生硬的汉语说。我见男孩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白斑，估计他是让蛔虫闹的。
奇怪的宁静。我的头脑清醒了，眼前的唐站长是个挺不错的人，但他绝不是我刻意求慕的那个男性，那个救了我，又把永恒的魅力留在我心里的标准军人。
“得去叫医生！你们这里的医生呢？门巴？”
“不要想什么事，要平静。”这时孙煤对我说。她知道我在想事哩！她能看透我，就像我能看透她一样。
这时帐篷里闯进一个姑娘，背上还驮着一个小男孩。这男孩大约十岁，一下地就满地打滚。老奶奶不唱了，脸上露出宠溺和爱怜。
我还是想抓紧时间多想点儿什么。糊里糊涂连总结都不做就死掉，是图省事，是对自己不负责。什么事都得做个总结，不然就没头没尾。我还来得及想很多事呢！
老奶奶很想跟我交谈，但她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她失望了一会儿，突然用汉语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边唱边得意地点头，表示终于找到了一种沟通方式。她在歌里加进他们民族独特的颤音，使这首歌变得更好听了。
车猛地一颠，孙煤马上紧张地看看我。我还受得住。他们说我脊柱严重受损，因此我的下肢像不在了一样，但并不觉得很疼。
就这样，一位老人按住我，要煮茶厚待我。帐篷里充满又膻又香的热气。老人将袍子的上半身脱下，我大吃一惊：两只皱巴巴的乳房在我眼前乱晃，我原以为这是个老爹哩！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车停了下来。外面一片吵吵嚷嚷的声音。
我想不起当时怎么产生那股奇怪的兴致，钻到一顶帐篷里去了。我一进去立刻被人按住。是个老人，又固执又热情，又慈祥又凶狠的老人。老人嘴里一颗牙也没有，脸上一根眉毛也没有，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让开让开！先让我们过去！”孙煤喊道，“我们有急救伤员！”
后来……就是在洛桑的最后一天，我们赶上了当地的跑马节。兵站山后是一片草地，藏民们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牛铃声遥相呼应，男人女人很原始地吼叫着，草地上挤满了花花绿绿的帐篷。真奇怪！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这么多大活人。
吵嚷声越来越大，还夹杂着各种汽车喇叭声。
有一天，我们一帮女兵替兵站劈柴。柴场有专职劈柴的战士，见这么多女兵来抢斧子，顿时溃不成军地散开了。我刚劈了一下斧子就拔不出来了。唐站长正好走过，便一边替我拔，一边说：“小同志精神可嘉。”我张口结舌地傻笑，事后为这副傻样我直想扇自己耳光。他走了，什么也没发生，我倒在这几秒钟里经历了一场死去活来。
“让开你也过不去！”一个人说，“前面舟桥连在架桥！”
在洛桑兵站住了三天，我和唐站长仍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相认场面；相反，他都没有正眼瞧我。演出在食堂里举行，演员和观众面对面。唐站长坐第一排，一到女演员跳舞他就显得坐立不安；我的动作优美，情感奔放，反而弄得他头也不敢抬。但我越来越觉得他像。他天天衔着哨子指挥车队进站，骄傲地挥着小旗，每当这时，我从他身边走过，就冲动得不得了，认为他不应该忘了我。有时我真想来个干脆的：先让他把我看个仔细，然后再谴责他那坏透了的记性。但我没有这么做。我不是干那种勇敢事的料。我窝窝囊囊地走近他，心里像有人在放“二踢脚”，没等和他照面我就悄悄溜了。事到临头，我忽然对这事一点儿把握也没有了。
几个围着我的医生一下子散开了，纷纷跳下车去问：“怎么回事？这桥要架多久？”
我们锣齐鼓不齐地为洛桑兵站演出，说实话，演得糟透了。一个舞蹈缺人，就让徐北方顶替。结果他把一颗造型逼真的海绵手榴弹扔到观众席去了。观众起先大惊，但很快照准他扔了回来。动作因此乱成一团，好端端的集体舞，搞得像打群架。刘队长只好在幕后喊“一二三四”来统一节拍。节拍不知怎么慢了下来，音乐一个劲儿地出怪腔。原来这个兵站自己发电，一台小马达不胜其累，所以录音机的速度变慢了，曲子沉重得像哀乐，舞蹈动作也成了电影里的慢镜头。一个舞蹈跳了半个钟头，大伙儿简直像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辛苦。
“他们说三个钟头，但我们已经等五个钟头了，影子都没有！恐怕还要十个钟头！”
那天夜里，我们被兵站的车拖回洛桑。因为唐站长接到电报，下半夜有暴风雪，我们不可能继续前进。于是，演出队被一座雪山、一场风雪劈成两半，大部分人在洛桑兵站住了下来，等待雪停。
十个钟头我是无论如何等不及了。
我不知凭哪点认为唐站长很像那个军人。其实我一点儿也想不起那军人的模样，但我感到唐站长像。我武断地认为唐站长像我心目中的军人，同时又觉得记忆中那点儿依据并不可靠，当时我就这样纠结着。
“我去找舟桥连！”孙煤说着就跑远了。
说真的，当时唐站长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火车站富有传奇色彩的邂逅改变了我的命运。从那儿开始，我就朝思暮想地要当兵。我认为军人是正义的使者，能面对邪恶与强暴的只有军人。人们都敬畏军人，不论好人、坏人都怕他们，而被人怕该有多了不起！反正，从此我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想当兵。
紧接着，我们这辆车拉开刺耳的救护警报。我想，何必为我一个人把局面搞得这么严重？
我当时几乎肯定，唐站长就是在火车站救我的人。唐站长一出现，我立刻觉得自己是个傻瓜蛋：为什么要去嫉妒孙煤？那些眼泪着实淌得冤枉。徐北方跟谁好就跟谁好，我干吗要难受？他跟孙煤私下里手拉手就惹得我那样想不开，淌了那么多眼泪，真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