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应她要求，我用匿名写出了她的故事。作为非虚构作品，能用真实身份是最优选择，但是尊重他人也是新闻伦理的一部分。我也更加明确了自己坚持的工作习惯多么正确；被采记者的几乎所有讲述我都有录音或者记录，就是为了争取做到“无一事无来处”。
单亲妈妈陈秀娥算是我在镇上最早的朋友，我花了半年时间跟她聊天，给她孩子发红包买礼物，整理了数万字资料，有一天她却突然反悔了，觉得自己是个小人物没什么可写，话里话外都觉得我这个“作家”是个骗子的包装而已。又说自己的表达乱七八糟，也许认识一辈子的人都不愿意相信。
我第一次遇到如此多疑的采访对象，当然秀娥并不是最多疑的那个，另一个女人，因为遭人冤枉，听说我是作家，便主动上门让我写她的冤屈。但是当我整理出来之后，她却要求我不写她的故事，在我答应之后，又找到我要求出具保证书，保证绝对不会泄漏关于她的半个字。
对我来说2021年最幸运的事情就是认识了小镇的这些朋友，无论男女，他们都对我十分友善，知无不言。这些女人和我说着同样的方言，她们无一不是勤劳善良（几乎每个人都做得一手好菜），收拾一下都算得上面容姣好。但是她们的命运却和城市出生的我，天然就有了鸿沟。
我曾经一度想放弃秀娥的故事，但后来想这种安全感缺失的表现，反而让她的故事拥有了不一样的质感。
陈婆婆算是小镇名人，只是人们一提起她的名字，就显得神神秘秘。陈婆婆一开始并没有和我聊得那么深，有的时候问她问题，她一律摆摆手，或者自顾自说自己的。三个多月里我坚持每天去探望她，有一天她摸摸索索拖出来一个木箱子，跟我念叨半天，心疼地说那里面有她做生意收到的一些硬币，她的儿女不愿意去银行给她换，我帮她把那一大堆黏黏糊糊的硬币擦拭干净，一个一个地数出来，给了她五十块钱，告诉她第二天我去银行排队。那天下午她跟我聊了很多，我才恍然，原来那些“听不见” “听不清”不过是她九十年练就的生存智慧。那天，应该就是她“咔嗒”一下对我打开那个开关的时刻。
最终写秀娥的那一章，我用了《这里没有我的母亲》作为标题，这句话来自博尔赫斯的诗歌。陈秀娥在高中的时候失去了母亲，标题的“母亲”具有双重含义，既蕴含着她过早失去了个人的亲生母亲，也比拟这里的土地从未给予她母亲般的关怀——而这两个深层次的原因，造成了学习很有天赋的她，生活被改变，让她变成了和其他人一样学历不高，没有见识的人。这些全部都是她没有安全感，不信任他人的深层次原因。父权和男权当道的乡村，“母亲”形象的缺失，也正是大多数小镇女性的困境——她们从未被这片土地庇护，她们在这里一无所有。
对陌生人打开心扉并不容易，尤其是在自我讲述的故事中，往往会涉及生活中关系紧密的熟人或者亲人。当然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基本上都采用了化名。书中部分真实姓名也征得了当事人的同意。我尽可能将听到的故事和镇上多位邻居、朋友、同事进行印证，但我并不能保证我所听到的全部都是事实真相，只是在我的判断里，我信任她们，希望她们的故事被看到。
写作的时候，我一度设想过把这本书写成《官场现形记》那样，从一个人套到另一个，后来发现，她们其实彼此也是孤岛。离婚、家暴、背叛、霸凌、贫穷、绝望、麻木、赌博、嫖娼、同性恋、卖淫……那些只有在电影里发生的元素在这里集中降临，借用一句话“生命中并不存在随机的痛苦”，每一个人的故事里或多或少都会闪过其他人的影子，那大概就是命运重压之下的必然性。就像《暴雨将至》那部电影，她们的故事各自独立，却终将套成一个莫名的圆环。
她们的生活细节几乎涵盖了几十年以来整个小镇的历史，女性的故事从来都不仅仅只是女性本身的故事，这也是一本“乡下人的哀歌”。
17岁的姑娘黄欣怡带了好几个幺妹，她所从事的是一个“必须说谎”的灰色产业，对家人、对朋友都不能说真话，同时这个行业也极度虚荣，女孩公开炫耀攀比最浅薄的物质。但令我动容的是，她们大多数都在期待那种纯洁的、白马王子式的爱情。那是一种巨大的天真，和她们从事的职业形成鲜明的反差。所以某种程度上黄欣怡炫耀男朋友如何爱她（被闺蜜揭穿说其实男朋友经常揍她），也就有了让人鼻子为之一酸的合理性。
盐镇的女人们彼此认识，却又相对陌生，大概每个人身上都压着沉重的生活，顾不上抬头张望他人。我在选取样本的时候，有意地选择了90岁的陈婆婆（1932年）、63岁的王大孃（1959年）、59岁的钟传英（1963年）、52岁的童慧（1970年）、41岁的黄茜（1981年）、37岁的曾庆梅（1985年）、35岁的梁晓清（1987年）、35岁的陈秀娥（1987年）、26岁的詹小群（1996年）、17岁的黄欣怡（2005年），几乎涵盖了各个年龄段的女性。也特意把年龄最大、人生阅历最丰富的陈婆婆放在第一个故事，17岁的黄欣怡放在最后一个故事，以年龄串联则为降序，以时代更新则是升序。
同时，和陈婆婆出于生活所迫，在古镇开“猫儿店”完全不同的是，这个17岁的少女正处于对人生和未来等一切都不确定的大好年龄，但我选择把这事当成真正的生意来写，会有一种特别的荒谬感。
这本书里的人物各有自己的故事，然而或强或弱的关联也无处不在。若于限定时空内观察群际关系，可以看到其中的脉络：镇上人人都认识开茶馆的媒婆王大孃，住在箭口村的詹五姐经常在她的“牵手茶馆”打牌，因而王大孃也是看着詹小群长大的；同样居住在箭口村的陈秀娥和詹小群是远亲，但她们彼此间基本没什么走动；新河街的黄茜和曾庆梅算得上是发小，但幼时两人母亲交恶，成年之后才建立“邦交”；曾庆梅妈妈也开了间茶馆，某种程度上和王大孃的茶馆是竞争关系；杨瞎子和王大孃曾经是邻居，当年古镇那场著名的火灾，就是她们在内的五家人的房子被烧了个精光；童慧和上述这些人都相识，住所也只有几步路的距离，却从来没有交往；陈婆婆住在偏僻的新街子街，对于年轻一点的黄茜、曾庆梅听都没有听说过；黄欣怡算是梁晓清的客户，她们都住在后来新建的新街上半部，和古镇属于两个系统；黄茜和梁晓清店铺隔壁的超市老板娘是好友，从而也和梁晓清成为点头之交……
看上去那么普通的这些人，听完每个人的故事，我都能感受到剧烈的断裂似的变幻和无常。直到今天，那些记录下来的文字似乎还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我只是不想用理论阐述得那么直白，纯粹的展现有时候足以说明一切。90岁的白发老妪和17岁的花季少女，做的是同样的皮条生意，也有种同样的悲伤的宿命感。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或者说生活从不曾放松的感觉是对小镇生活的女性的一种寓意。
盐镇的生活是一道道细碎的裂口，女人拼命止血，而男人们在撒盐。定稿之后回头再看时，我还能一遍遍地感受到被命运“放咸”的惊心动魄。这里也是我的盐镇：我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感受着同样的天气变化，看到过相同的标语，被同样的历史洗涤，我当然懂她们，某种程度上她们就是我自己。或许这本书的故事也只是重复地发生在了一个人身上而已。
夏天的雨延绵骤密，河水频频越过警戒线，生平第一次住在河边，起初一个月，我几乎没有睡过囫囵觉。因为既不认识周围的邻居，也不知道河水会不会在某一刻突然越过堤坝——鉴于古镇有过数次被河水淹没的历史，我在雨季到来的时候不断在凌晨两三点醒来，走出门观察河水又漫过了几个台阶。
这本书背后自然有着“我们”：一开始陪我去镇上考察的人当中，有我在自贡市一中的初中班主任熊成凯，他因为不放心我一个人去乡下，陪我去过好几趟。然而他在2022年的5月13日凌晨因病去世，未能看到本书付梓。熊老师曾经说过，一定要等着我的书出来，所以这本书，我第一个就想致谢他，感谢他在我的少女时代，给过我写作的光。还有从一开始就和我讨论这本书，为我指引过大方向的郝老师，帮我做编辑校对、给出过无数宝贵意见的董啸，提供过方言顾问的张方来，无怨无悔在家的“大后方”默默等着我、包容我的父母。还要感谢张敞、杨宏坤、何影秋、小窗，你们的鼓励和帮助。
我的“米格尔街”就是这个釜溪河边因盐而设的小小古镇，一整年时间，我租住在古镇渡口石阶上的一所房子里。那所平房只有一个简单的门闩，看上去弱不禁风，抬手就能推开。隔壁的陈家祠无论昼夜都寂静阴森，没有人走动的时候，有一只手掌大的蜘蛛经常在墙角一动不动地望着我，背部花纹仿佛涂鸦彩绘的骷髅。朋友说那是传说中的网红——白额高脚蜘蛛，叫我不用害怕。“有这种花纹的应该是个小伙子。”
离开上海的一年半里，我把父母从重庆接到成都暂住，这样我就可以大部分时间待在乡下，一两个月的某个周末回到成都，陪父亲去医院动眼睛手术，和母亲过一下生日。等到这本书出来的时候，离我当初离开上海应该也有两年了。作为一个喜欢热闹和朋友、留恋上海生活的人，拿出了两年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在镇上，半年在成都完成写作），没有收入和社交，不算易事，但我终于还是把它变成了“易”事，只是为了自己在这个时代的一点奢侈的理想。
朋友说：“记录下来吧，这就是你的米格尔街。”
一年半时间，两千多公里的距离，从地球最大的都市回到故乡的小镇，这个跨度看似巨大，事实上我在地图上比量良久，盐镇和我生长的自贡市区相距不过十几公里，很难想象，此前数十年，它是我对中国一无所知的那部分。
2021年7月，我对一位远方的朋友讲述自己初到仙市镇的见闻：“没想到都已经这个年代了，还有这样的女人，全镇的人都知道或者目睹过她遭遇家暴，但是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而她自己也完全没有想过摆脱这种生活。”我接着发了第二条：“但你想不到吧，她同时也是镇上最受欢迎的媒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