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听闻，有个乡政府的人，在姚坝当乡长，出了点事情被判了两年，后来出来以后没有工作，给他安排在社区干活，他之前买了十五年的养老保险，蹲监狱就没有接上，现在60多岁了，退休金才一千多块钱一个月。去年一退休就检查出来肺癌，他老婆在粮站工作，退休金两千多一个月，每个月治完病就没什么钱了。两口子不得已把丈母娘接过来一起住，其实就是为了老人家那三千多的退休工资。
住院那阵子，李红梅因为要上课没有办法时常相伴，那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仅仅是孤独，也毫无安全感。
2021年，她的六哥也检查出来肺上的问题，他能报销的就很少。如果遇到大一点的病，医个十几二十万，自己都可能要出十多万。
得病的那个时候，童慧还没有转正，虽然未雨绸缪地给自己买了商业的医疗保险，那一次是拿了报销，但是如果还有下一次得同样的病，就不能再报销了。
“一病致穷，这是我生活中最没有安全感的部分。”大概正是因为如此，童慧特别节俭，不舍得吃穿。
童慧在自贡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同时还去中医院拿药，还是不见好，后来李红梅带她去泸州医院去看，吃了一种药，终于有所好转，但因为药里面含激素，童慧因此胖了十几斤。
童慧说她从来没有幻想过所谓理想生活，对现在的生活方式很满足。她是如此节俭，“有时候发点钱，人家就开心，可以去买衣服，而我就想着，可以凑点钱存进来啰。”至今为止，童慧最贵的一件衣服，是多年以前的一件中长款的皮衣，价值一千元，心疼了很久，还是李红梅买给她的。
她每天都过得很痛苦，睡着了，世界才安静，一醒过来耳朵就轰隆隆地响。
童慧不知道特别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她周遭的朋友，读书读得多的比较有出息也有那么几个，但是大部分人都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
那是童慧第一次感受到疾病的可怕。她被诊断得了神经性耳鸣，看遍了医生都治不好，发作的时候好像有个起重机在耳朵里疯跑，家里人甚至去请了仙婆，说她遇到了一个疯神，让她家人去七个坟前，分别捡一块石头，压在枕头下面，睡七天，再分别还回去。
像萍萍初中毕业就去做生意，卖点百货，后来人家介绍了一个沿滩什么厂的工人，就结了婚，过着不见得多好的平淡日子，连聚会的机会都屈指可数。林四儿表哥是隔壁区的区长，给她安排了一些事，她不太喜欢，她爸爸妈妈是裁缝，就来跟着爸妈打过一段时间的衣服。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了在自贡一个比较有钱的、做服装生意的男人，两个人结婚以后，却因为她生了个女儿，让对方不太高兴。她当年就去广州打工，让她妈妈帮忙带孩子，而她老公从此一分钱抚养费不出。终于离婚了之后，她就西藏、云南四处走。
2014年，外地工作的姐姐回来教大家跳坝坝舞，童慧跳完回来家澡，没吹干头发有点感冒，第二天有点蒙蒙的，乡村医生说让她捏着鼻子鼓气，结果就完蛋了，下午还没下课她就难受得去了医院。
在这样的地方，平淡反而是一种福气，如同李红梅永远都记得那个同性恋好友，她对世俗的不在乎，和周遭环境对她的某种（眼光上的）排斥，“我们这种地方太小了，平凡一点融入人群，比标新立异更好。”
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童慧就对工资的事情很在意，也很看重没有保险这种事情。1991年就开始给自己买养老保险，并且和关系好的几个朋友采取了一种“转转会”的形式。比如，每个人每个月出300块钱，一个人这个月领1200，其他人就不领，领的那个人就可以拿着这钱去买保险。
李红梅也因此对自己和童慧在一起的生活心满意足，她觉得和童慧走在街上，人们看她们的目光更多的是隐隐的羡慕，“你说多少夫妻能做到像我们这样，都不说那些过不到头的，大家过孽的、离婚的、感情冷淡的有多少？”
用李红梅的话来说，童慧是个一辈子都焦虑的人。这样的人要求完美，某种程度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压力，自己也很容易没有安全感。
但李红梅不清楚的是，新街菜市场那头住着个男人，大家至今都叫不上他的名字，他喜欢穿女装，红色的、绿色的、露肩膀的，也经常和大家一起打麻将，人们都说他出过车祸，脑子不对劲。那也不妨碍他们在背后对他嘲笑讥讽，并把他的钱都赢在手头。镇上的人没有她想得那么淳朴，也没有她想得那么善良。某种程度上也许是她的圈子和职业保护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