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自贡大地震的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他临走的时候，不忘在女儿耳边叮嘱一句：“要读书，记得读书。”
李红梅加入了篮球队，她个头矮小，但是敏捷灵活，因此成了队里的组织后卫。她家门口就是篮球场，每天再晚都会出门练习投篮，她发疯一样地训练以提升自己的球技。1984年，她代表富顺县参加自贡市的农村运动会，许多球队的人因为李红梅是得分手，都会专门派人盯防，故意去冲撞她。至今撩开裤腿，李红梅腿上的伤疤还比比皆是。她们最终拿下了第一名。很多年以后李红梅展示了那张参加比赛的照片，作为中锋的钟传英也在照片当中。李红梅留着长马尾，皮肤弹性十足，杂乱的刘海也没能挡住饱满的额角，那是李红梅一生的高光时刻。
很多年以后，李红梅说：“大概就因为老汉太关心国家大事，我就反而不关心了，我的心思只在我的下一节课。”她是一个对政治完全脱敏的人，从不和同事朋友讨论时事热点，也不爱看《新闻联播》《环球时报》，也没有超凡脱俗的爱好，她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普通人。
隔天三哥和红梅回家，桌子上摆着《人民日报》，他们明白这是爱看报纸的父亲布置的任务——他总会把自己觉得值得阅读的文章摆在那里，作为一项任务，还要孩子们做读书笔记。那是李红梅第一次看到二传手梁艳的故事，关于她是怎么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国家队队员的，她第一次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也要成为一名运动员。
她也设想过，当年如果不做老师，要么继续读高中，要么就去深圳闯荡了。她为此一直抱怨妈妈，但是“那个年代的娃儿，再叛逆，最终还是要听父母的”。
1983年春节父亲平反，李家买了台12英寸的长虹黑白电视机。1984年奥运会，最热血沸腾的就是中国女排的比赛。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上先是不敌老对手美国队，决赛的时候再遇到美国队，那场比赛播出的时候简直是万人空巷，没有电视的人都挤在单位的会议室。更何况队员孙晋芳还是四川人——那是中国人“爱国情绪”慢慢高涨的80年代，中国女排也被宣传为和“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息息相关的一面旗帜。那场比赛是在夏天，一大群邻居挤进李红梅家，带着小板凳挤在她家的电视机面前看比赛，她当时穿的是短裤，看完比赛才发现大腿都拍红了。
当然，红梅接受工作安排，也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一米五几的个头对于做一个运动员来说，太“先天不足”了，她认清了现实，认为自己只能选择一份这样的职业。
1976年，毛主席死的消息传来，李红梅的学校要求集体默哀，她看到周围的老婆婆、老师都哭成一团，默哀一场接一场。镇上有个朱大孃是做搬运的，小时候过得很苦，1949年以后体会到了“无产阶级贫农”的好日子，她一个人哭得撕心裂肺，几乎晕厥过去，嘴里直呼：“我的毛主席啊！”李红梅完全没有那样的政治敏感性，只觉得好笑，扫视了四周，才只好埋下了头。
17岁时，李红梅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她把长头发剪短，平时哈哈大笑的表情收敛起来，那时候的李红梅在照片上看上去就是个甜美的酒窝女孩。她按部就班，履行着一个普通女人的流程，上班、下班。她参加工作很早，也年轻，追的人很多，一天到晚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来献殷勤，还有人因为追不到和她绝交的，她一天到晚都为此而烦躁。
李红梅记得小时候见过父亲抄写“天安门诗抄”（是一本革命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什么邓小平如何、周总理如何。“我们这种闭塞的地方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些事，我老汉当时喊我们戴白花，整个仙滩都没人戴白花，我们都不好意思。”
一开始她被分配去了乡下教书，虽然挨着仙市镇，但公交车班次并不多，凌晨六点就需要起床。通常她给自己还有家里人做好早饭，就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乡际中巴车上打起了瞌睡。朦胧阴晦的车上，有时候也挤满了牲畜，和着恶臭的味道，在布满坑洼的路面，她得紧紧抓住座位的扶手……乡村教师的工作时间并不固定，晚上也不能准点下班，因为需要继续在办公室上班，一周有两天是政治学习，校长给大家念《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念各种政策法规。老师们在下面批改作业，直到夜里的八九点下班。乡村小学条件并不怎么好，四周围连盏灯都没有，走出校门只剩下漆黑一片，还得随时小心附近的野狗、草丛里的蛇……李红梅因为这样的经历，也就练就了走夜路的本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文革”中被耽误了十年，父亲最喜欢对家里的孩子们强调“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即使家里买不起收音机，每天父亲也都要提醒孩子们记得收听广播：“要听党中央的声音，要关心国家大事。”
那时候的乡村小学，一个老师需要通吃一切，李红梅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是音乐老师也是体育老师。她后来自嘲说能力不够性格来补，她泼辣外向，学生们倒是很吃这一套。
李建设对她的教育颇有指向性，看到李红梅和成绩好的同学在一起就喜笑颜开，把成绩差的同学带回家玩，他会直接跟人家说：“不欢迎来我家玩。”
又过了两年，她终于调回了仙市做语文老师，学校里除了几个四十几岁的老师，全是刚进来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她也感觉自己成熟了一些，终于接受了一个同龄男生的追求。他们也有过稀里糊涂的好时光，但很快，结婚、生子。
李红梅出生的时候，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妈妈对家务事完全不在行，所有的家务就都压在了她这个女儿头上，再加上弟弟很喜欢读书，她时常都是被忽略的一个。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养成了她的坚韧果断，背五十斤的重物也好，洗全家所有人的衣服也好，她都从不抱怨。
1991年的一天，下课之后她照例在学校操场打了会儿篮球，远远地听见有几个人在边上聊天，还有人“咯咯咯”地笑得像只小鸟。休息的时候她走了过去，看到一个同事正在和一个陌生的女孩在聊天，那是她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童慧，就那一眼，她觉得胸口有股说不出来的东西汹涌而来。“她应该是我的女人。”她心想，“我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李红梅大概算得上是另外一种异类：她在古镇生活了五十二年，是一个不怎么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和教师这个职业说话太多有关，如今她的嗓音像是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磨平了，已经如同男人般低沉。她平胸，穿着中性的衣服，永远的长裤，裤带边缘甚至挂着一串钥匙，走路的时候有点含胸，略带点外八字，抽烟抽得很凶，一有时间就外出喝酒、打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