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弹匠不但不承认，每天还对着王大孃各种乱骂：“你狗日的娼妇，你狗日的烂蛇眼儿，一天到晚乱说老子。”
有天孙弹匠还穿着一件陌生的手织毛衣回家了。王大孃趁他换衣服的时候不注意，拿剪刀给剪碎了。“去找小姐就算了，还把小姐织的毛衣穿上，（相当于）打到脸上了，不剪留着干吗？”
王大孃决定保持沉默。直到腊月的一天，天气很冷，她穿着放电影时买的细呢子大衣，天色很黑，大衣的紫红色也融化在了黑暗中，她悄无声息地躲在一个乡村中巴车的后面，等着。风吹得脸都没有感觉了，对面街道反射出彩色的光芒，胡乱地投在地上，凌晨一点多一个人影从卡拉OK厅闪现，王大孃跳出去：“孙弹匠你个龟儿子，烂鸡儿屎，你不是没有吗？你不是乱骂我吗？你个狗日的……”
时间来到1995年，四川人已经开始成规模外出打工，消费文化兴起，四川各地乃至乡镇都出现了卡拉OK、桑拿等色情场所。仙市镇新开了好几个卡拉OK，大家都在絮叨着那里面的陪酒小姐，就连王瞎子都叫人扶着去“见识见识”。孙弹匠也毫不意外变成了那里的常客。
当时间来到2004年，仙市古镇从富顺县划到沿滩区的那一年之前，街道铺上了仿旧的石头，屋檐之上成为标准统一的青瓦，政府部门在屋檐下挂满了大红的灯笼。镇上的每一家人都在做生意，越来越多汽车喇叭声，这里活像一座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小镇。
王大孃知道自己不会离婚，杨瞎子也不会，余群玲、曾二嫂、雷七孃也不会，事实上，在这里已婚的254，862名女性当中，像王大孃这样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从未认真考虑过离婚这种选择。在过去的千年间，她们的母亲、她们的祖母都不曾做出这样的选择，在未来的时代，她们的女儿，还有女儿的女儿，做出这样的选择也会无比艰难。这里是仙市，它的词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
那一年王大孃45岁，孙弹匠主动提出了离婚。
王大孃并不是不清楚街坊邻居怎么看她，好些人当她面说得很直接，说她被男人打成这样都不走，是个哈儿。闹得太多了，每次想分开，到最后她都是考虑女儿太小了，遂作罢。孙弹匠毕竟只打她，从没打过孩子。
离婚之后，王大孃就感到没有男人，会受到别人歧视。2004年12月31日那天，雾浓天冷，早上王大孃带着大孙儿，刚走到坝子头，也就是原来被烧出来的那块空地，娃娃说想上厕所，王大孃就问宋孃孃，能不能用一下她屋头的厕所。宋孃孃却一直摆手：“不得行，不得行，屋头的狗要咬你。”
孙弹匠一辈子都没能盼到个儿子，王大孃成功生下的两个都是女儿，被强制流产的倒个个是男娃，相好的女人胡平凡也怀过孕，但因为心脏病，生娃儿要死人，就又没有要成。
后来，她去成都投靠大女儿，顺便在新川大的一个餐馆帮忙端菜端饭。才干了十天，也就是离婚仅仅十天，孙弹匠就天天打电话给她，哄她回来。
当地人随时可以告诉你“男性的地位”为何如此，就连车站跑黑车的王师傅闲聊的时候都会说：“在农村，谁家有个什么事情，比如婚丧嫁娶，都是相互帮忙的。但去年我岳父走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人来帮忙，因为人家觉得你家没儿子，帮了你也还不回来，就都不太愿意来帮。”
“既然你当初离婚那么坚决，哄我回来干啥子呀？”女儿也同样问孙弹匠，他解释说有不得已的难处——胡平凡怀起了娃儿，但吃了很多药，怕是畸形不敢要，结果一打下来又是个儿。胡平凡得了心脏病，再也不能生儿育女，孙弹匠离婚的理由像泡泡一样破灭。
在封建社会时期，女人死了丈夫，要求居孀守节，从一而终。如寡妇再嫁，即被视为家丑，必遭到族亲的阻扰、干涉，如不听劝，则不许再进祠堂。改嫁时，不许带走夫家任何财物，不准坐花轿，而且只能从侧门、后门进入男家，甚至要从墙上爬入，或跳过火堆以除邪秽，免克后夫。富顺农村另有一种“转房”之俗，夫死后，经家人商定，将寡妇转嫁给其死夫的兄长或小弟，不管年龄是否适合，本人愿意与否，硬行强迫成亲，这样男家可以不再花钱另娶媳妇。
孙弹匠就又黏着王大孃要复婚，不但自己算着时间每天给王大孃打电话，还去央求盘大孃、吴三孃、三妈等王大孃的牌友，让她们都给王大孃打电话说合。然后他当着大伙的面打开免提说：“只要你回来，我保证再也不打你，钱都归你管，以后再也不出去乱走了。”
《富顺县志》民俗民风版块有一个词条叫“寡妇再醮”：
也有人给王大孃介绍过一位王师傅。两个人还只是在接触，孙弹匠就勃然大怒，和大女儿说：“你妈居然另外找了一个！”女儿回说：“你们都离婚这么久，妈妈才去找，你没离婚就去找了。”他怒斥女儿：“你到底是谁的女儿？就只晓得支持你妈！”
王大嚷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最后一次，孙弹匠简直是在电话那头用吼的：“你给老子转来（回来），你在哪里？回来！我在这等你，你赶紧去坐车。不然我跟斗撵起来了哦。”
“我不是那种人……”
话虽如此殷勤，他们离婚之后，棉花铺里很快就有了其他女人的身影，街上的人都能回忆起来，那个女人也来帮忙弹棉花，两个人毫无默契，并没有人可以像王大孃那样365天全年无休，还默默忍受孙弹匠的脾气。
“反正你们家孙弹匠都那个批样子。让我来心疼你。”
大女儿也劝王大孃不要再理孙弹匠，但王大孃想起了教过女儿的陈老师。她老公被人拐走，离了婚。“管他妈哟，老子这回就找一个老一点的。”陈老师又找了一个大她十几岁的老头过日子，结果老头还是先死了。扶山的时候，老头的女儿说：“今天你给老汉扶了山，以后咱们就各走各的路了。”她只好回头去找她的儿子：“我可以回家住吗？”儿子说可以，儿媳妇却说，待一下可以，住不行。她只能转身回去住娘家老房子，房里尽是蜘蛛网，陈老师一边打扫一边哭。
王大孃不仅向孙弹匠交出了自己人生的支配权，也有一种本能的自我约束。有天晚上孙弹匠打完她，第二天附近学校的校长，一个垂涎她很久的老男人来“安慰”她，说带她到市里去给她买项链。
“千万不要去找二婚的，才造孽，我先死还好点。”那是陈老师一字一泪地告诉身边朋友的。她无论如何都决定不再嫁了，其实到现在，陈老师也就五十六七岁。
孙弹匠对王大孃的控制很严，就算自己在外面出轨一百个女人，回到家里他也绝对不允许王大孃穿长度在膝盖以上的裙子，不允许她和别的异性嬉笑聊天，除了在棉花铺和茶馆干活，她也不能拥有任何个人的时间。哪怕跨出仙市一步，都需要孙弹匠的同意。有一年去办理社保，对方动作慢，用时较长，她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再晚了回去，说不清楚，又会挨揍了。”
王大孃害怕自己会重复陈老师的遭遇，她会劝告所有目所能及的女人都不要离婚：“一定要找个家，不要像恁个飘起，要不得。”
仙市镇上有个习俗，大年三十当天，要杀一只鸡公，表示男人当家。没有杀母鸡的，否则要被笑话。37岁的曾庆梅从小在新河街长大，她记得在农村逢年过节，都是女人在厨房忙碌，只有男人们才能坐主桌，女人和小孩都得在厨房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