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蹲下拣石头子。他心里边发闷，手脚越发地迟钝了，自言自语：“这是大家伙的地，大家伙的，拣它顶什么用！”他抽身站起来，把粪箕子里的石头子儿往地边上一扣，收起粪蛋，就迈着沉重的脚步回村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焦振茂还在大庙里等他一起做木匠活儿。
等他们走远了，韩百安才直起身，心里边嘀咕，这两个人看着好面熟呵！他忽然想起来了，他们是城里一家小杂货铺的。去年夏天，有一次韩百安跟马立本、弯弯绕出车拉东西，在那个小杂货铺落过脚。人家对他们几个人招待得挺热乎，上顿下顿都有肉，晚上还请到戏馆子看戏，烟卷儿由着性抽，花钱像流水似的。韩百安过去扰过人家，人家这会儿到自己的村了，到自己的家门口了，要不要打个招呼呢？算了吧，他们这种大手丫子的城里人，庄稼地的小门小户是应酬不起的；再又说，他那会儿招待自己，全是冲马之悦的面子，要不然，人家认识韩百安是老几！去他的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麻烦的事情够多的了！
大手大脚的焦振茂，转了几条街没有找到韩百安，就一个人回到大庙里先忙开了。他做的是打场轧麦子用的碌碡框子，这会儿正在破板子。
两个人同时扔掉了烟头，用脚踩灭，从地下拾起口袋，顺着路，朝村子方向走了。
这座大庙是明代建造的，民国初年，年轻的马小辫好行佛事，助金修葺了一次；后来就处于兵荒马乱的年月，香火断了，那个老和尚跑了，这个地方也就冷落了。它的构造比较简单，倒很结实，一道山门，一层大殿，两间配房；院墙全是砖石，很高，院落也很宽敞，院子中央有两棵古老的柏树，一个人搂不过来，枝桠披散着，四边搭墙，如同一个大顶棚。大殿早空了，里边是农业社的仓库；两端的配房，一头是韩百旺管的豆片坊，一头是团支部的技术研究室兼民校教室，农活一忙，技术组和学文化的全停止，这儿就存放木匠们的工具了。
韩百安抬起头来，朝两个生人打量一眼，又“嗯”了一声。
焦振茂在柏树下边做木匠活儿。那儿放着一只长凳子，长凳子上绑着刚破开的木板，他骑在凳子上，双手握着刨子，弓着腰，平伸两臂，用力推拉。只听得“嚓嚓、嚓嚓”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刨花儿就像喷泉似的从他那粗厚的手上涌出来，又滚落在地上；不一会儿，他的两只大脚就让散着树脂香味的刨花埋住了。他推一阵子，从耳朵上拿下一支短短的铅笔头，把笔头用舌头舔舔，再用尺子比着，在木头上左右一画，闭一只眼，睁一只眼，调了调线，就又推了起来。他一边工作，一边微微地摇着头，轻轻地打着口哨，快活的心情，遮掩不住地流露在那张皱纹纵横的脸上……
矮个子又问一句：“马之悦住在这个村吗？”
韩百安进了庙门，一抬头，不禁愣住了。他使劲儿挤着朝里眍着的小眼睛，看看焦振茂的脸，又看看焦振茂的手。他像是正做梦，一下子倒退了二十年。二十年前，他这个老朋友也是那么快活过。那会儿，他们都年轻，都是刚从老子手里继承下房屋、土地和家庭的累赘；他们都是一样的一火心地奔日子，一样的想发家创业。几场灾祸，韩百安挺不起腰板了，老朋友照旧快活。他快活地盘算，快活地寻找生路，快活地学习可以为他生财发家的一切手艺；他没有当过木匠，锛凿斧锯件件行；他没有拜过瓦匠，垒砌泥抹样样通；他会捏泥人，把小孩子的零花钱弄到手；也能捉一担子蝈蝈，挑到北京去换回几升粮食——不论干什么，他都拉上韩百安，两个人一路走着，一个耷拉着脑袋，盯着自己的脚趾头，一个挺着胸膛，瞪着眼睛往前看；两个人一块儿干营生，一个皱着眉头，一袋烟接着一袋烟，一个眉开眼笑，一个小曲接着一个小曲——那个口哨声，也像今天一样动听。那会儿，韩百安听到这个快活的声音，就能够跟焦振茂快活起来，有了朝前奔的勇气；可是这会儿，这个口哨声同样是快活的，却使他越加烦恼……
韩百安揉了揉眼睛，“嗯”了一声，依旧弯着腰拣石头。
韩百安很纳闷儿。从打日本鬼子一来，焦振茂就没有快活过，再没有听他打过口哨；土地改革以后，他的脸上刚刚出现一点点笑模样，一眨巴眼睛就消失了，从此，他就一年比一年苍老，一年比一年沉默。怎么一下子他又变得年轻了，变得快活了；这种变化，好像是从去年闹了灾以后开始的，一场灾，把好多人的兴头都打没了，倒把他的兴头打起来了！
矮个子立刻就朝这边喊：“喂，老乡，前边这个村子是东山坞吗？”
韩百安又想起许许多多摸不清头脑的事情。比方说，焦振茂肯让一个念过中学的大闺女，不找个挣钱的公事，留在村子里干庄稼活，这不是赔本的事吗？闺女都二十几岁了，还不给她找婆家，肯让她自由地跟男人们一块儿乱跑，这好看吗？还有，焦振茂对那些不关自己的事儿那么上心，什么政策、条文，到处抄；有一点儿有关国家的事，到处打听，这能当钱花，还是能当饭吃呀？最使韩百安奇怪的是，焦振茂有好多独一着的手艺，过去千金不卖，如今只要萧长春说上一句好话，他便轻易地传给别人；上边号召什么事情，他明明吃亏了，嘴巴上倒一个劲儿喊乐意、乐意……
高个子发现了韩百安，说：“你瞧，那边地里有个人，问问路吧。”
韩百安站在山门里，呆呆地瞧着焦振茂，那个大高个子，那对总是眯缝着的眼睛，那双大手大脚，过去他该是多熟悉，眼下倒显得有点儿生了。
这句话好像一根针似的猛刺在韩百安心头上。他赶紧蹲下身，胸膛一热，泪水忍不住地涌上来，蒙住了他的眼睛。
他低着头走过来，慢吞吞地拿起了斧子。
矮个子说：“哎，这年头还有谁家的，跑遍中国一个样儿，土地全是大家伙的！”
焦振茂一见韩百安来了，就眯缝着眼，笑嘻嘻地说：“百安，你瞧我刨的这个怎么样？你说怪不怪，这一程子，眼睛好像不太花了，不戴花镜，也能刨个溜平。”
高个子说：“有老范的面子，什么年景也不会让咱们白跑，你放心好了。这麦地不知是谁家的。”
一提花镜，韩百安想起他家里那双白毡鞋，那是去年冬天，焦振茂到东北看儿子去买来的，一起买两双，给了韩百安一双，怎么给钱也不要。焦振茂说韩家没女人，常常叫老嫂子和侄女帮他做针线，一年到头，没少麻烦人家。老朋友总归是老朋友，他们还是贴心的呀！
坐着的矮个子应和着：“对了。咱们这趟买卖算是来着了，保管空不回去。”
一边干着活儿，韩百安还在那股子烦闷忧愁里纠缠着。过了会儿，他又忍不住地跟老朋友抖落出心里的话。他说：“我说大哥，那个会吵了闹了半天，到底儿怎么样呀？”
站着的高个子叫了一声：“嗬，老王，你瞧这麦子多好，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焦振茂干活的时候非常专心，旁边就是有变戏法、唱戏的，也不能扰乱他。这会儿，听到问话，他有点心不在焉地回答说：“好像还没说一致。”
一个坐着，一个站立，抽着烟。
“到底儿要由着谁，怎么分法，咱也不摸底儿，心里边定不住砣，怪别扭。”
“大概是快到了。”
“快别定不住砣啦，要我看哪，说一千，道一万，终归还得按支书的意思办。”
“这个地方风凉啊，歇歇吧。”
“那样，咱们可就吃亏了。”
麦地那一边的路上，有两个行人走过来，一高一矮，每个人胳肢窝都挟着一卷子布袋；一边走路一边说话儿，最后停在坑边的两棵柳树底下了。
“吃亏也得拥护。再说，也不能叫吃亏。后边你走了，没听见，人家支书说的，跟政策条文一个样子。别白劳这个神了，有劲头，不如多干点活，多挣点工分。这才是最正当的，想歪的不行啊！”
南方吹来微微的小风，风带着燥热，往他身上扑来。麦浪又欢乐地起伏，小鸟在尽情地飞舞。一把剪刀似的小燕子，擦着他的头顶掠过去。
焦振茂这些话，韩百安一句也听不进去，他还是按着自己的路子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大哥你瞧瞧，我这两年，人不像个人，日子不像个日子，有啥奔头呀！”
韩百安忧忧闷闷地想着心事，慢慢腾腾地拣着石头子儿。他拣着，拣着，像拣着他的忧愁，把它们抖搂出去，又像拣着爱情，把它们积攒起来。
焦振茂看了老朋友一眼，停住手里的活儿，郑重地说：“唉，你怎么不像个人不像个日子了，我看你过得蛮不错嘛！你别总是自起矛盾啦。眼下跟过去大不相同，过去过的是小日子，如今过的是大日子，过去办事得看黄历，如今办事得看政策条文，照着做准没错。你就把心扑到大日子上吧，水涨船高哇！”
土地改革，插牌子分地，韩百安跑到刀把地掉泪，不敢说话。焦振茂明白他的心，跟贫农团主任韩百仲讲了情，刀把地终于又回到他的手里。他把全部的心血都交这块土地了。他打着好算盘，要把他那全身本领，他那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施展的技术掏出来，要靠着共产党打出来的太平天下，把这家业给子孙后代守住。他不敢有太大的野心，只要靠着他的刀把地过个丰衣足食、安安定定的太平日子就心满意足了。能添置些东西，能发展发展更好；儿子大了，是帮手了，这个算盘完全能做到。谁想，从天上又冒出个农业社。他顶着，顶着，刀把地还是交出来了。他的计算，也跟着打碎。
韩百安没吭声，找了一根可以动手下斧子的木头摆弄摆弄，又用眼角瞄了老朋友一下，心里边十分感伤地想：一点不错，我们俩的心气真不一样了。他在木头上砍了一斧子，那木头不高兴地跳了几跳。
他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八月十五晚上，云遮月，天色灰蒙蒙的。爷俩钻进小草窝铺里刚刚要睡觉，闯进来一伙子棍团，一句话不说，先把韩百安上了绑，拉着就走，还带上了吓得嚎嚎哭的孩子。黑夜里，他迷迷糊糊，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被拉到什么地方，又给关进一个小黑屋子里。直到第二天过堂，他才知道那地方是柳镇的棍团大队部。他的罪状是私通八路。压杠子，灌凉水，受的那个罪就没法子说了。家里的老伴急得不得了，粮食粜了，牲口卖了，托人情，拜保人，最后没办法，只好把刀把地写给马小辫。等到韩百安带着孩子回来，老伴看他们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一口气堵在心窝，就病倒了。哪里还有钱治病！眼睁睁看着她断了气。死的埋不了，活的养不了，韩百安一急，也病倒了。爷俩没法儿活下去，买了一包毒药想寻死，多亏了热心肠的焦振茂跑来了。焦振茂一瞧那饭不是颜色，一闻那饭不是滋味儿，连碗带饭全给扔了。他说：“百安，不能寻短见，为了孩子，咱们得活下去，世道不会总这样，早晚要变的。”焦振茂还给他开心，给他安葬死的，给他治好病，又带他到北口外做木匠活，打短工，才算度过命来。可是刀把地跟老伴一样，再也回不来了。
焦振茂奋力地推着刨子。不知什么时候起，有一片小小的木屑落在他的眉毛上了。他直起腰来歇口气，发觉老朋友仍旧无精打采的，就又接着说起开导人的话儿：“眼下是人心所向，全都朝着共产党。共产党里边有能人、炼能人。上边的大头头不说，就说咱村吧，长春这家伙就不得了。头几年还不是普普通通，老老实实，没想他能到这节上。你瞧他炼的，那心功，那肚量，那眼光，真是少见。人家心里有谱，想要把东山坞造成天堂。你不见你家小子跟我家淑红他们正搞树秧子，等到封了山，引过渠水，就要动手了。有人说瞎吹，我看哪，人多势众力气足，干部们有能力，上边有人给撑腰，一定会随他的心愿。让咱们单干，干吧，累死了也办不到。我是想通了，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奔，才是为儿女打江山。别瞎想买房子置地了，那东西不保险，今天你给他买下，明天他就许卖了；不要说咱们这种小家主儿，就是过去的大财主，有几户三代不败家不落魄的！老话说，今日河东，明日河西，就指这个意思。我听淑红编的歌子里边有一句：‘单干好比浪里的船，东飘西荡不知哪会儿翻……’意思很深。不信，你仔细地想一想。别人怎么调唆你也别听。往后就跟大伙儿一块奔吧，这是铁打的江山，再不用惦着后辈们了……”
对不起这块地，对不起死去的老伴。十五年前，马小辫硬要霸占他的刀把地。这是他一家人的命根子，他拼了命也不肯画十字。马小辫的心好狠毒呀！韩百安种了庄稼，苗儿刚出土，马小辫就指使他的车把式在地里走大车；庄稼刚拔节儿，马小辫又让他的羊倌赶着牛群、羊群满地蹚。韩百安惹不起他，就在地里搭个小棚子。白天让小儿子看着，夜里爷俩守着。庄稼眼看着保住了，就要到嘴边上了，一场大祸从天降。
他说得很兴奋，小木屑在他的眉毛上神气地抖动着。
他顺着地边的一道小土坎子走着。土坎上长满了杂草。苦麻子、齐齐芽、车轱辘转，开着黄的、紫的花。不知哪家淘气的孩子，把石头子儿扔到地里来了。他弯腰拣起来，使劲儿扔到旁边的土坑子里。他低头一看，又是一块，就又拣起扔出去。现在他才留神看到，地里有好多的石头子儿。他索性把粪箕子里的几颗牲口粪蛋扣在地边上，拿着粪箕子拣。一块，又一块，一会儿就拣了满满的一粪箕子。多肥的土呀！要是把石头子儿都拣净，那就更肥了。他觉得自己对不起这块地，就像对不起他死去的老伴一样。地在他手里的时候，明明知道多使粪能够多打粮食，可惜没有那么多的粪给它吃；明明知道挖一眼井，能够保护住收成，可惜他试了好几年，咬了几次牙，也没有打成；明明知道把石头子儿拣出去，能够使它更肥厚，可惜他一个人，扯着一个孩子，顾了家，顾不了外，顾了买，顾不了卖，顾了地，顾不了场，哪还有工夫打扮它！就像跟老伴一块儿过了十七年日子，明明是喜欢她，可惜没有让她过上一天欢乐、舒坦的日子。
韩百安颓丧地说：“就是真能那样，我也赶不上了……”
这片土地最平整，最肥厚，那麦子长得一起楼，呼拥呼拥的没人的肩头。靠地边上的那一条条，是韩百安去年春天入社的刀把地。地里有他的祖坟，旁边有一个使垫脚土用的坑子，坑边上长着两棵歪脖子柳树。这树入社那会儿就说定了，还归韩百安所有。他原来想把它们养得再粗壮一点儿，将来给自己破一副寿材板。现在的日子这样不稳定，也就无心料理的那么远了。再说，过了麦收儿子就要结亲，应当设法凑点材料先把房子收拾收拾。原来那房子缺两架贴山柁，用这两棵树补上，那是顶合用的。安排是这样安排了，谁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年月，一会儿云，一会儿风，变化无常，简直把他闹得晕头转向。
焦振茂说：“赶上赶不上倒不敢说。反过来看，就算你能买下房子置下地，你能把它带到棺材里去呀？”
他又朝前走了一截儿，猛抬头一看，不知不觉的转到他的刀把地里来了。
“带不去，看一眼，心里也踏实呀。”
韩百安眯缝着两只小眼睛，四外里瞧着；一只大手，沿路抚着麦穗头，沉甸甸的大穗子，在他手下歪倒，立刻又直愣愣地跳了起来。他心里的郁闷和痛苦，顿时消散了。他走着，闻着，每走一步都像喝下一盅高粱烧酒。他醉了。
“你钻的牛角尖儿，没想开。”
好庄稼景致，最能迷恋庄稼人的心啊！
“真怪事，咱们都是一样年纪的人，怎么你就想得开，我就偏偏想不开呢？”
偏西的太阳，毒热毒热的，河水和丛林，都在它的曝晒下放着光芒，散着热气。麦地里，黄灿灿的波浪，起起伏伏。麦黄鸟和小燕子，在那儿上下飞舞。
“我呀，我这几年摸到一条：共产党办的大小事，全是为老百姓好。你把政府从解放到眼下颁布的法令都翻翻看，没有一个不好。哪一个法令刚颁布下来的时候都有人反对，都有人想不通，可是没一个不成功的，想不通的人也想通了。咱们就按政策条文办事儿，看着人家党员，人家怎样，咱就硬想通它，也跟着怎样，准有好处没坏处。”
韩百安被弯弯绕这群人拉到农业社办公室，探听干部会的消息，一见要打起架来，赶忙不迭地往外溜。他背起放在门口外边的粪箕子，信步来到金泉河边转了几个圈子，两条腿又不由自主地朝村西岗子地走来。
韩百安叹息一声：“共产党坐天下，没一样不好，就是搞农业社这一点不得人心。”
韩百安立刻变得快活起来，他的腿勤了，什么会找到头上就参加；他的耳朵也勤了，到处听风声。实指望伸手拿利了，想不到这么难，还有这么多关口，干部们还为这个吵起来了，差点儿动了手，韩百安可没胆子跟这些人扯帮帮。
焦振茂把刨子一放，大声说：“唉，你怎么说农业社不好？不好人家共产党就让咱们办啦？这些年，大大小小，咱们按着上边的政策条文办了多少事情，哪一条都好，偏偏这个就坏了？我看哪，你那脑袋里有点问题！”他明知道这句话说得分量不够，既不能说服对方，也不是有力的驳斥，他很着急。因为他没有萧长春那一套，也没有马老四那一套。在这个老中农来说，他在努力破坏着旧的意识，可是又没有来得及把新的完全建立起来。他搜空了肚子，猛然找到一句他认为分量重的话：
韩百安是东山坞最后一个加入农业社的中农，那时候，连马之悦劝他，他都没有下狠心。他后来所以能够一咬牙归了伙，一方面是大势所趋，人家全都入社了，自己不敢不随着大流走；另一方面是为了儿子。儿子韩道满二十二岁了，从头几年，他就死乞白赖地给儿子说媳妇；按他这个小家业，按他这个家的名声，按儿子的品行，说个媳妇还有什么难的，那不是挑着样的选嘛！没想到，女的那边一听说这边是单干户，你就是掏出万两黄金作彩礼，人家也不干。一个两个，连三并四地碰钉子，韩百安一糊涂，二奇怪，第三遭，经焦振茂一点拨，他明白过来了：世道变了，人的心思也跟着变了，再单干下去，儿子就得打光棍了；儿子一年比一年大，一年比一年知道想媳妇，老子没给他说个来，蹾葫芦摔瓢，总是不出好气，当爸爸的心里过不去呀！命不顾，也得入社。入了社，他没有一天松过心，摸摸什么都是大伙的，动一下也有人管着，这种日子他过不惯哪！盼个眼睛蓝，总算盼着儿子把对象搞上了。他已经盘算好，过了麦收就给他们成亲。成亲的事儿得早做准备，修修房子，缝几床被子；到日子，怎么着也得摆两桌，要不人家小瞧。这一来，开销能小吗？粮食倒是存着一点儿，老存货不敢动，掏净了，他心里更没个牢靠了。麦收的季节已经来到，能分到手多少，哪有个底码呀！就在这个当口，马之悦悄悄告诉他，打算让土地也分红。土地一分红，韩百安就美啦！他家地亩多，加上爷两个的劳动日，差不多能把自己家入社那地里长的麦子全都找回来。
“百安，我看你是缺少一副穷人的骨头，一颗穷人的心田呀！”
他每天像牛一样干活儿，一个小子儿也舍不得花，囤里的粮食满得往外流，还恨不能用线一颗颗穿上吃。一年他才打一瓶子油，做一盆子汤，拿一根筷子在油瓶子里蘸蘸，再往汤盆里涮涮，取个油味就行了。每一次涮筷子，都要带进一点儿汤水，瓶子里油总不见少。他手巧，能干，会算计，他身上那套过庄稼日子的本领，东山坞除了焦振茂就数他了。他平时很少跟别人来往，在东山坞跟他有交情的，只有两个救命恩人。一个是焦振茂，一个是马之悦。二十多年前，他家的刀把地被地主马小辫霸占去了，老伴给活活地逼死了，韩百安走投无路，焦振茂成全了他。眼下，两个老朋友常在一块儿干活计，干起来对手；他们彼此见心，肚子里的话可以拿出来说说，得了工夫，也常常坐在一起诉诉苦衷；赶上哪家做点差样的饭，也要你叫我吃一口，我请你尝尝鲜。他把马之悦当成恩人，是因为两件事：一件事是那年日本鬼子要烧掉东山坞，第一把火就是要从他这个宅子点起，马之悦就是站在他这个院子里跟日本小队长用脑袋保住了东山坞，也保住了他的家产。另一件事是宣传总路线那年，他正要通过别人的手把三布袋麦子放出去[1]，马之悦给他送了暗信，说是要实行统购统销，他就提早藏起来了，没有蚀去老本。
这句话噎的韩百安倒憋了一口气。他低下头，砍着木头，再也不吭声了；一直到歇间，他再没有看过焦振茂一眼。
他六十多岁了，浑身精瘦，那脸像一只老胡桃似的刻满了皱纹；下巴颏上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根黄黄的胡子，嘴上一天到晚叼着个没有嘴儿的短杆烟袋，两只稍微朝里边眍的眼睛，总像有什么难疙瘩解不开似的一眨巴一眨巴的，就是过年过节，也难看到他一点笑模样。
[1] 放高利贷。
韩道满的爸爸、马翠清未来的公爹韩百安，是个最老实、最胆小、最自私、又最能钻牛角尖的庄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