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低三下四的理性和趾高气扬的理性这两条相反的途径，把思想引向各自的否定，对这种表面的反常现象大可不必感到惊讶。从胡塞尔的抽象上帝到克尔恺郭尔的闪光上帝，两者的距离并不大嘛。理性和非理性导致相同的说教。实际上道路无关紧要，有到达的意志足以解决一切。抽象哲学和宗教哲学从相同的惶恐出发，又在相同的焦虑中相互支持。但关键在于作出解释。这里，怀旧比科学更强烈。意味深长的是，当代思想既受到主张世界无意义的哲学最深刻的渗透，又对该哲学的结论深感切肤之痛。它不断在现实极端理性化和极端非理性化之间摇摆，现实理性化导致现实分裂成理性典型，而现实非理性化则把现实神化。但这种分离仅仅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握手言和，好在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跳跃一下就和解了。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理性的概念是单向的。这种说法不管在据理力争时多么严密，其实并不因此而不比别的说法更为灵活。理性带有人情味十足的面目，但也善于转向神明。普洛丁[19]第一个善于把理性与永恒的氛围协调一致。从此，理性便学会偏离其最珍贵的原则，即矛盾，以便融入最离奇也最神奇的参与原则。那个时代，理性不得不适应，否则就死亡。理性终于适应了。随着普洛丁的出现，理性从逻辑性的变成美学性的。隐喻取代了三段论。况且这不是普洛丁对现象学唯一的贡献。整个这种形态已经包含在亚历山大学派思想家非常珍视的观念中了，以至不仅有一种世人的理念，而且产生了一种苏格拉底的理念。总之，理性是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思想本身。一个人的思想首先是他的怀念。
于是，我对“具体天地”[18]这一胡塞尔的主题不可能感到吃惊了。所有的本质不都是形式的，其中有物质的，前者是逻辑的对象，后者是科学的对象，对我而言，这只不过是个定义的问题。有人向我断言，抽象仅指某个具体天地的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本身则是不稳定的。但上文揭示的摆动使我能够澄清这些术语的含糊。因为可以说我注意的对象，比如天空，比如水在大衣下摆的反光，把我凭兴趣从世上分离出来的现实精华只留给了自己。对此，我不会否定的。但也可以说，这件大衣本身是普遍的，有其特殊而充足的本质，属于形式世界。于是我明白了，人们只不过改变了程序的先后。这个世界在上天那里不再有自己的映象了，但形式的天空却出现在地球上的形象族群之中了。对我而言，这没有任何变化。我此处发现的，既非对具体的爱好，亦非人类状况的意义，而是一种信马由缰的智力主义，足以把具体本身也一概而论了。
理性曾平息过普洛丁式的悲怆，同样也把手段给予现代焦虑，以使后者在永恒的亲切背景下得以平静。荒诞精神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世界对它，既不那么理性，也不那么非理性。荒诞精神是不可理喻的，仅此而已。理性在胡塞尔那里最终失去了界限。相反，荒诞可确定其界限，因为无力平息其焦虑。克尔恺郭尔则从另一方面认定，只要有一个界限就足以把理性否掉。但荒诞没有走得那么远。对荒诞而言，界限仅针对理性野心勃勃的扩张。非理性主题，恰如存在哲学家们所设计的那样，就是自乱阵脚的理性，就是自我否定的同时自我解脱的理性。荒诞，则是确认自身界限的清醒理性。
我这个主题的创造者，在比较谨慎地处理了主题之后，该不该担心把主题扯得太远了？不妨读一下胡塞尔下面的断语：“真的东西自身是绝对真的；真理是单一的；与其本身相一致，不管感知者是何方生灵：世人，魔鬼，天使或诸神。”[15]这段话看似悖论，却叫人感到逻辑严密。大写的理性旗开得胜，并以这种见识大肆鼓吹，我无法否认。但胡塞尔的断语在荒诞世界有何意义？天使或神祇的感知对我没有意义。神明的理性核准我的理性，对这种轨迹，我始终莫名其妙。为此，我又识破了一次跳跃，因为这种跳跃要在抽象中进行，对我的意义不亚于遗忘，即要我忘记恰恰不肯忘记的东西。胡塞尔在同书下文中惊呼：“假如受地心引力牵制的全球大众消失了，引力定律并不因此被推翻，只不过无法被应用了。”[16]我这才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种慰藉玄想。假如我想发现思想在哪个道岔上离开了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只需要重读胡塞尔谈及精神时与上述那段话相平行的推论：“假如我们能够清晰地静观精神程序的确切规律，恐怕看得出这些规律同样是永恒不变的，如同理论自然科学的规律。因此，假如没有任何精神程序，这些规律依然有效。”[17]即使精神不存在，而精神规律依然存在。于是我恍然大悟，胡塞尔硬想把心理真实变成理性准则：他在否定了人类理性的容纳能力之后，通过旁门左道跃入永恒的大写理性。
正是在这条艰难道路的尽头，荒诞人认出自己真正的理性依据，把自己苛刻的要求和别人向他建议的东西作了比较，突然感到要改弦易辙了。在胡塞尔的天地里，世界变得清晰明确了，而世人对亲热孜孜以求的渴望变得毫无用处了。克尔恺郭尔在世界末日论中不得不放弃对明晰的渴望，如果这种渴望想要得到满足。知情（在这份账上，大家都是无辜的）和渴望知情，其罪孽不是那么同等的。恰恰这是唯一的罪孽，荒诞人能够感觉得出来，既可将其变成自己的罪过，也可将其变成自己的无辜。有人向荒诞人建议这样一种结局：以往所有的矛盾只不过算作论战游戏。但荒诞人的感觉并非如此。必须保留以往一切矛盾的真实性，即得不到满足的真实性。荒诞人坚决不要说教。
荒诞人认为，世界万般面目个个得天独厚，在这种纯心理舆论中，既有道理也有苦涩。一切皆得天独厚就等于说一切均相等相同。但这个道理的形上面目把荒诞人引得很远，使他不禁觉得也许更接近柏拉图。果不其然，人们教导他说，一切形象都以相同的得天独厚的本质为前提。在这个没有等级的理想世界上，正规军只由将领组成。超验性恐怕是被取消了。但思想的一个急转弯却把某种支离破碎的内在性再度引入世界，于是这种内在性恢复了自己在天地间的深度。
我的推理决然忠实于不言自明的道理。这种使荒诞人觉醒的道理，就是荒诞，就是抱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人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离，就是我对统合的怀念，就是分散的天地，就是把上述一切联结起来的矛盾。克尔恺郭尔消除了我的怀念，胡塞尔聚合了分散的天地。这不是我所等待的。问题在于体验和思考这些切肤之痛，在于知道应当接受还是应当拒绝。问题不可能在于掩盖不言自明的事实，不可能在于否定荒诞方程某一项的同时取消荒诞。必须知道人们是否可能凭荒诞而活着或是否逻辑要求人们因荒诞而死亡。我对哲学性自杀不感兴趣，只对单纯性自杀感兴趣。我只想消除自杀的情感内容，从而认识自杀的逻辑性和诚实性。其余一切态度对荒诞精神而言，意味着精神回避和在精神所揭示的东西面前退却。胡塞尔说要随意摆脱“在某些众所周知、简单方便的生存条件下生活和思想的积习”，但他认为，最后的跳跃为我们恢复了永恒和永久安逸。跳跃并非像克尔恺郭尔所企盼的那样呈现极端的危险。相反，危险存在于跳跃前的微妙时刻。善于在令人眩晕的山脊上站稳[20]，这就是诚实性，其余皆为托词。我也知道性无能从未引发过如同克尔恺郭尔笔下那种楚楚动人的和谐。但，假如无能为力在历史无动于衷的景色中有自己的位置，那在推理中却是找不到位置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推理的苛刻性。
胡塞尔讲的意向所揭示的“超时间本质”，好像是柏拉图的传声筒，说什么不是用一件事情解释所有的事情，而是用所有的事情解释所有的事情，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诚然，这些理念或本质是意识每次描述之后所“确立”的，还不想让它们成为十全十美的模式罢了。但肯定它们直接出现在知性的一切数据中[12]。再也没有解释一切的唯一理念了，但有一种无限的本质给予无限的对象某种意义。世界静止了，但明晰了。柏拉图的现实主义变成直觉的了，但依然是现实主义。克尔恺郭尔坠入了自己的上帝的深渊，巴门尼德[13]则把思想推入单一之中。但这样一来，思想便投入一种抽象的多神论中去了。更有甚者，幻觉和虚构也就成为“超时间本质”的一部分了。在理念的新世界中，半人半马怪物[14]族群与更谦逊的主教族群合伙了。
[1] 指基督教圣父、圣子和圣灵合成的神。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与荒诞精神唱反调。思想所披的外表谦虚，只限于描写思想所摒弃解释的事情；这种志愿的纪律一开始就促使经验极大地丰富起来，尽管不合常理，促使世界在其叽叽喳喳中复兴，这些都是荒诞的行为方式，至少初看是如此。因为思想方法在此情况和彼情况下，始终具备两副面孔：一副心理的，另一副形而上的。[11]假如意向性的主题只想阐明一种心理状态，而现实不是被这种状态解释，而是被耗尽，那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现实与荒诞思想分离。该主题旨在列出其不可超验的东西，只肯定在没有任何统合的原则下，思想还能在描述和理解经验的每副面孔时找到快乐。于是对经验的每副面孔而言，这里涉及的道理是属心理范畴的。这道理只是表示现实可能呈现的“利害”。唤醒一个沉睡的世界，并使其精神上生气勃勃，这不失为一种方式。假如有人想扩展和合理建立这个道理的观念，假如有人硬想这样来发现每个认识对象的“本质”，那就给经验恢复了深度。对一个有荒诞精神的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在意向形态中，由谦虚向自信的摆动是明显的，从而现象学思想的闪烁将比任何东西都更好地阐明荒诞推理。
[2] 这是雅娜·海尔什归纳雅斯贝尔斯《存在哲学》中的一个想法，参见她的《哲学幻想》，第179页。
我只不过研究“意向”，这个主题让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炒得很时髦。上文已经提到了。最初，胡塞尔的方法是否定理性的传统方法。思想，不是统合，不是把以大原则面目出现的表象弄得亲切感人。思想，是重新学习观察、重新学习引导自己的意识，重新学习把每个形象变成一个得天独厚的意境。换句话说，现象学摒弃解释世界，只愿成为切身体验的描述。现象学与荒诞思想休戚相关，最初都认定没有什么真理，只有一些道理而已。从晚风到搭在我肩上的手，事事都有自身的道理。这就是意识，通过意识给予道理的关注，使道理明晰可辨。意识并不构成认识自身的对象，只确定不怠，是关怀备至的行为，借用柏格森式的形象，就像投影机，一下子就把自己确定在一个形象上[10]。不同之处，在于没有脚本，却有既连续又不连贯的画面。在这盏神灯中，所有的形象都是得天独厚的。意识使其关注的对象在经验中处于悬念状态，把关注的对象奇迹般地一一孤立开来。从此，这些对象便处于一切判断之外。正是这种“意向”确定了意识的特征。但词语并不意味着任何终结性概念，而在自身的“方向”上被使用其含义，因此词语只有形貌的价值。
[3] 参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但引文最后的两句原文是：“只是当人要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时才转向上帝。而为了得到可能得到的，世人求助于同类。”
还应当指出，这篇散论所遵循的推理，完全撇开我们开明的时代最流行的精神形态，这种形态所依据的原则是一切皆理性，旨在解释世界。对世界自然要有个明晰的看法，既然大家都承认世界应当是明晰的，这甚至是合情合理的，但不涉及我们这里所进行的推理。我们推理的目的确实在于揭示思想的方法。当我们的推理从论世界无意义的哲学出发，最后却发现世界具有某种意义和深度。这些方法最为悲怆的是宗教的本质，在非理性的主题中得到了阐明。但最为反常、最耐人寻味的则是这样的方法，即把自己种种理直气壮的理由，给予首先想像没有主导原则的世界。不管怎样，倘若没有对怀旧思想的新体会说出个道道儿来，恐怕难以达到使我们感兴趣的结果。
[4] 参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
这里，我斗胆把哲学的自杀称之为存在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判断，不过是图个方便，为指出一种思想活动，即思想否定自身，并倾向于在引起否定自身的东西中超越自身。对存在学者而言，否定是他们的上帝。确切地讲，上帝只靠否定人类理性才得以支撑。再明确一次，这不是对肯定上帝提出质疑，而是逻辑使然。有如各种自杀，诸神也随着世人而变化。跳跃的方式虽有好多种，但关键在跳跃。对种种救世的否定，对否定人们尚未跳跃的障碍的种种最终矛盾，既可能产生于某种宗教的启示（这是推理所针对的悖论），同样也可能产生于理性的范畴。这些否定和矛盾由于一贯追求永恒，这才在此关节上跳跃了。
[5] 尼采语，参见《权力意志》。
荒诞的这种状态，重要的是要生活在其中。我知道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种精神和这种世态彼此支撑却不能融合。我请教这种状态的生活准则，得到的忠告则是忽视其基础，否定痛苦的某个对立项，干脆迫使我放弃了事。我想知道承认作为自身状况的条件所引起的后果，我得知这意味着黑暗和无知，却有人硬让我确认无知意味深长，黑暗就是我的光明。但他们没有回应我的意图，这种鼓舞人心的抒情，对我掩盖不了反常现象。所以必须改弦易辙。克尔恺郭尔可以大喊大叫，警世喻言：“假如世人没有永恒的意识，假如在一切事物的内部，只有一种野蛮和沸腾的力量，在莫名其妙的情欲旋涡中产生万事万物，伟大的和渺小的，假如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隐藏在事物的背后，那么人生不是绝望又会是什么呢？”他的呐喊阻挡不住荒诞人。追求真的东西并不是追求适当的东西。假如为了逃避“什么是人生？”这个难题，那就应当像驴子那样充满美丽的幻想，这样荒诞人便不会迁就谎言，更乐意心平气和地接受克尔恺郭尔的答案：“绝望。”总而言之，一个坚定不移的灵魂总有办法应对万变的。
[6] 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
正是克尔恺郭尔本人向我们透露所走过的道路。这里我不想作任何猜测，但在他的著作中，难道看不出灵魂近乎自愿地为荒诞而接受残伤的斑斑痕迹吗？这是《日记》的主旋律：“我所缺乏的是兽性，因为兽性也是人类命运的组成部分……总得给我个兽体呀。”下文还写道：“哦！尤其在少年时期，我是多么想望成为男子汉哪，哪怕六个月也好……我所缺少的，其实是个躯体，是存在的体貌状况。”在别处，同样的男子汉把希望的呐喊变成自己的呐喊，那希望的呐喊贯穿了多少世纪，激励过多少人心，但就是没有打动过荒诞人的心。“但基督教徒认为，死亡丝毫不是一切的终结，死亡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希望，对我们来说，是生活所包含的希望无法比拟的，甚至比充满健康和力量的生活所包含的希望还要多得多。”[8]通过丢脸的事来调和，依旧是调和嘛。调和也许使人看到从其反面，即死亡，汲取希望。但，即使同情心使人倾向这种态度，也应当指出超限度是证明不了什么的。有人便说，超越人类的尺度，因此必然是超人的。但“因此”这个词多余了。此处并没有逻辑的确实性。也没有实验的可能性。我最多能说，这确实超越了我的尺度。要是我不由此得出一种否定，至少我决不会在不可理解的东西上立论。我很想知道是否可以随我所知而生活，而且仅仅凭我所知。有人对我说，智力应当在此牺牲自傲，理性应当在此低头。但我即使承认理性的限度，也不会因此而否定理性，因为我承认理性相对的威力。我只要求自己处在中间的路上，在这里智力可以保持清晰。要说这就是智力的自傲，那我看不出有充足的理由将其摒弃。举个例子，克尔恺郭尔认为绝望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状态：罪孽本身。他的看法再深刻不过了。因为罪孽意味着远离上帝。荒诞，是悟者的形而上状态，不是通向上帝的[9]。也许这个概念会明朗起来，假如我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荒诞是与上帝不搭界的罪孽。
[7] 加里亚尼神甫（1728—1787），意大利外交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德·埃皮纳夫人（1726—1783），法国贵夫人、文学家。此话引自1777年2月8日神甫给她的信。
我不必寻思这种形态与哪种感人肺腑的预言有关。我只需思考荒诞的景象与荒诞固有的特性是否让这种形态站得住脚。在这点上，我知道并非如此。重温一下荒诞所含的内容，就更好理解使克尔恺郭尔得到启迪的方法了。在世界的非理性和荒诞的叛逆情怀之间，克尔恺郭尔保持不了平衡。确切地说，对产生荒诞感所需的因果关系，他是不在乎的。既然确信逃脱不了非理性，他至少想摆脱绝望的怀念，因为他觉得绝望的怀念是没有结果的，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说下判断时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的，那么作出否定时他就不一定是对的了。假如他以狂热的参与来代替他反叛的呐喊，那他就被引向无视荒诞，而正是荒诞至今一直使他心明眼亮，进而他被引向神化非理性，即他此后唯一的坚信。加里亚尼神甫曾对德·埃皮纳夫人[7]说过，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克尔恺郭尔则想治愈。治愈，是他狂热的愿望，这愿望贯穿他的全部日记。他的努力尤其使他失望，因为每当闪电间瞥见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譬如他谈起自己时，好像对上帝的畏惧和虔诚都不能使他安宁。就这样，他通过一种饱受折腾的借口，使非理性有了面目，把不公正的、前后不一的、不可理解的荒诞所具备的特性赋予了自己的上帝。在他身上，惟有智力千方百计地压制人心深处的要求。既然什么都未得到证明，那一切皆可得以证明了。
[8] 以上几段引言均出自克尔恺郭尔的《日记》，法文版，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在列奥·谢斯托夫的著作中明显可见的，也许在克尔恺郭尔的著作中更为明显。诚然，在一位如此不得要领的作者那里，很难归纳明确的命题。然而，尽管看上去是些针锋相对的作品，但越过化名、花招和微笑，贯通整个作品却使人觉得是对某种真理的预感（同时也是恐惧），这个真理终于在最后的著作中显露出来：克尔恺郭尔也跳跃了。他幼年那么畏惧基督教，晚年终于又回来面对基督教最严峻的面孔。对他亦然，二律背反和有悖常情成为信教者的准则。一直使他对人生意义及深刻性产生绝望的东西，现在却给他指明人生的真谛，给他擦亮了眼睛。基督教是会引起丑闻的，克尔恺郭尔直言不讳，他所要求的，正是依纳爵·罗耀拉[6]所要求的第三种牺牲品，即上帝最乐意享受的牺牲品：“智力牺牲品”。这种“跳跃”效果很古怪，但不该再让我们吃惊。克尔恺郭尔把荒诞转变成另一个世界的标准，而荒诞只不过是人间经验的残留物。他说：“信仰者在失败中取得了胜利。”可以设想，此处我忽略了信仰这个基本问题。但我并非研究克尔恺郭尔或谢斯托夫的哲学，抑或下面要谈及的胡塞尔哲学（必须另找地方和另选精神形态），我只向他们借个主题，并研究其后果是否可能符合已经确定的规则。权当在下一意孤行吧。
[9] 我没有说“排斥上帝”，这仍然是肯定。
这一跳跃至少能让我们对荒诞的真正本质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知道荒诞只在平衡中才有价值，首先只在比较而并非在比较的各个阶段才有价值。而谢斯托夫恰恰把荒诞的全部重量压在某一阶段，从而破坏了平衡。我们对理解的渴求、对绝对的怀念都恰恰只有在能够理解和解释许多事情的条件下才可以说清楚。绝对否定理性是徒劳无益的。理性有自己的范畴，在自己的范畴里是有效的。这正是人类经验的范畴。所以我们想要把一切都搞个水落石出。反之，我们之所以不能把什么都搞清楚，荒诞之所以应运而生，恰恰因为碰上了有效而有限的理性，碰上了不断再生的非理性。然而，当谢斯托夫迁怒于黑格尔这类命题时，指出：“太阳系是按照一成不变的规律来运行的，这些规律就是太阳系的依据”[4]；当谢斯托夫竭尽激情解体斯宾诺莎的唯理主义，他的结论正好落在一切理性的空虚处。由此，通过一种自然的、不合理的反向，他的结论终于达到非理性的最佳处。这里特别涉及例外概念，并且是反亚里士多德的。但过渡不明显，因为限度的概念和范围的概念可以介入此处。自然规律在某个限度内是有效应的，超过限度就反误自身，造成荒诞。抑或，自然规律可以在描写范围合理化，而不必在解释范围真实化[5]。此处一切都为非理性牺牲了，由于对明晰的要求被掩盖了，荒诞就随着与之比较的某个阶段消失了。相反，荒诞人并没有失之水准，既承认斗争，又绝对不藐视理性，也接受非理性。这样，他审视了经验的全部已知数，在弄清楚以前是不大会跳跃的。荒诞人只知道，在谨小慎微的意识中，不会再有什么希望了。
[10] 参见柏格森《物质与记忆》第一章。
然而，假如我们承认荒诞是希望的对立面，我们便发现存在思想对谢斯托夫而言，是以荒诞为前提的，但论证荒诞只不过为了消除荒诞。这种思想微妙恰如杂耍儿的一种动人把戏。此外，当谢斯托夫把他的荒诞和流行的道德及理性对立起来，他就把他的荒诞称为真理和救世。所以从荒诞的根基和定义上看，谢斯托夫是赞成荒诞的。假如承认上述概念的全部能量存在于冲击我们最基本的希望方式中，假如感到荒诞为了生存而要求我们不必赞同，那显而易见荒诞失去其真面目，失去其相对的人性，从而进入既不可理喻却又令人满意的永恒。若有荒诞，必在人间。荒诞概念一旦变成永恒的跳板，便不再与人的清晰感知相连。那么荒诞不再是世人所证实却不赞同的明显事实了。斗争被回避了。人融入荒诞，并在融为一体中消除自身的本质特性，即对立性、破坏性和分裂性。这种跳跃是一种逃避。谢斯托夫非常乐意援引哈姆雷特的话：The time is out of joint（时间脱节了），他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希望引用的，这个说法可视为出自他的手笔。其实哈姆雷特说的并非这层意义，也非莎士比亚笔下的原意。陶醉于非理性和痴迷于使命感，使荒诞背离了洞若观火的精神。谢斯托夫认为，理性是徒劳无益的，而理性之外则有点儿东西。一般荒诞说认为，虽然理性徒劳无益，但理性之外却什么也没有了。
[11] 甚至最严格的认识论都以形而上为前提，以至于当代大部分思想家的形而上学都只有一种认识论。
神秘思想使我们熟知上述过程。这些过程可与任何精神形态都合情合理。但我此刻的做法，好像要认真对待某个问题。我不去预断这种形态的一般价值及其教益的能量，只想权衡这种形态是否符合我给自己提出的条件，是否与我感兴趣的冲突相称。为此，我要重提谢斯托夫。一位评论家援引他的一句话，值得注意：“唯一真正的出路恰恰处在人类判断没有出路的地方。否则我们需要上帝干吗？我们转向上帝只是为了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至于可以得到的，世人足以对付得了。”[3]如果说有什么谢斯托夫的哲学，我可以说他的哲学完全由这句话概括了。谢斯托夫作了充满激情的分析之后，发现了一切存在的基本荒诞性，他不说“这就是荒诞”，而说“这就是上帝：还是拜托上帝为上策，即使上帝不适合我们任何一种理性范畴”。为了不至于发生混淆，这位俄国哲学家甚至暗示上帝也许是记恨的、可憎的、不可理喻的、矛盾百出的，但只要上帝的面目是最可怕的，就可确定其强大。上帝的伟大，在于叫人摸不着头脑；上帝的证据，在于不通人情世故。哲学家必须自身跃进，并通过这个飞跃来摆脱理性幻想。因此，谢斯托夫认为，接受荒诞的同时，就是荒诞本身的体现。证实荒诞等于接受荒诞。谢斯托夫的思想逻辑致力于把荒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一箭双雕，使荒诞带来的巨大希望涌现出来。这种形态再次证明是合理的。但我在此固执地只考量一个问题及其一切后果。我不必审视一种思想或一个信德行为如何楚楚动人，本人有的是时间去研究。我知道理性主义者对谢斯托夫的态度十分恼火。但我觉得谢斯托夫反理性主义很有道理，因此我只想知道他是否始终忠于荒诞之戒律。
[12] 居尔维奇的原话应该是：“它们直接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并一般地出现在知性和想像的一切数据中。”参见《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
不妨分析一下谢斯托夫和克尔恺郭尔特别重视的几个主题，以资印证。但先提一下雅斯贝尔斯给我们提供的例证，他把这类例证推至漫画化。剩下的就比较清楚了。雅斯贝尔斯无力实现超验性，无法探测经验的深度，却意识到世界被失败震撼了，这就不去管他了。他会进步吗？或至少从失败得出结论？他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他在经验中什么也没发现，只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连个借口都没找着，推论不出令人满意的原则。但这个原则未经证明就由他脱口而出了，他一口气同时认定超验性、经验的存在以及生命的超人意义。他写道：“难道不是失败超越了一切解释和一切可能的说明，显示了不是虚无而是超验性的存在？”[2]这种存在，突然之间通过人类信念的某个盲目行动，对一切作了解释，并下了定义，称之为“一般与特殊难以设想的统一”。这样，荒诞就变成了神明（指该词最广泛的意义而言），这种理解上的无奈也就变成了照亮万物的存在。逻辑上没有任何东西引得出这种推理。权称跳跃吧。有悖常理的是，雅斯贝尔斯执著地、无比耐心地使超验性的经验无法实现。因为似是而非越不可捉摸，定义就显得越徒劳无益，他就越觉得超验性是真实的：他的解释能力和世界及其非理性的经验之间存在距离，而他致力于肯定超验性的激情恰恰跟这一距离成正比。这样看来，雅斯贝尔斯千方百计打破理性的偏见，是因为他要把世界解释得更彻底。这个委曲求全的思想圣徒，在极端受辱中，去找能使最彻底的存在得以再生的东西。
[13] 巴门尼德认为“有”或“存在”是单一的、有限的、不变的和不可分割的，“存在”和思维是同一的。
然而，我若坚守存在哲学，显而易见，一切存在哲学无一不劝我逃遁。存在哲学家们通过奇特的推理，在理性的残垣断壁上从荒诞出发，在对人封闭和限制的天地里，把压迫他们的东西神圣化，在剥夺他们的东西中找出希望的依据。凡有宗教本质的人都抱有这种强制的希望。这是值得一谈的。
[14] 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物，有些与神和人为敌，有些则与神和人为友。
现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似乎完全是精神上的，那就是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情实况的受难者。这些真情实况一旦被承认，他就难以摆脱了。付出点儿代价在所难免。人一旦意识到荒诞，就永远与荒诞绑在一起了。一个人没有希望，并意识到没有希望，就不再属于未来了。这是天意。但世人竭力逃脱自己创造的世界，也是天意呀。在此之前的一切，恰恰只在考量这种悖论时才有意义。世人从批判唯理主义出发去承认荒诞氛围，从而推广他们所得的结果，在这方面着手研究他们的推广方式，是最有教益的了。
[15]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第100页，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29页。
把这种荒诞逻辑推至极限时，我应当承认，这种斗争意味着彻底缺乏希望（跟绝望毫不相干），意味着不断的拒绝（不应与弃绝相混淆）以及意识到的不满足（不要联想到青春不安）。一切破坏、回避或缩小这些要求的（首先是赞同取消分离），都有损于荒诞并贬低了由此可能提建议的态度。只有在不赞同荒诞的条件下，荒诞才有意义。
[16]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第199页，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29页。
直接后果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准则。奇特的三位一体，[1]一旦用这种方法加以阐明，便完全失去突然发现新大陆的那分新奇了。但具有与经验的数据相通的东西，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这方面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不可分割性。破坏其中一项，便破坏其整体。人类精神之外，不可能有荒诞。因此，荒诞如同万物必以死亡告终。但在这个世界之外，也不可能有荒诞。有鉴于这一基本准则，我断定荒诞的概念是本质的，这在我的真情实况中可列为第一位。上述方法的准则在这里露头了。假如我断定一件事情是真实的，我就应当加以维护；假如我介入解决一个问题，至少不应该用解决问题本身去回避问题的某一项。对我而言，唯一的已知数是荒诞。问题在于如何摆脱荒诞，在于是否从这种荒诞中推论出应当自杀。第一个条件，其实是我研究的唯一条件，就是维护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东西，就是必然尊重我断定其自身具有的那种本质的东西。我刚才是将其当做一种对峙和一种不息的斗争来下定义的。
[17] 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92页。
从智力上看问题，我可以说荒诞不在于人（如果这样的隐喻有意义的话），也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同存在。眼下，荒诞是统合两者的唯一联系。假如我想停留在显而易见的道理上，我知道人需要什么，我知道世界给他奉献什么，而现在可以说我还知道是什么统合了他们。我无需更深挖掘了。探索者只需坚信就足够了。问题仅仅在于把一切后果弄个水落石出。
[18] 参见居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第25、28页。
假如我指控一个无辜者犯下滔天大罪，假如我向一位谦谦君子断言他对自己的亲姐妹怀有非分之想，他将反驳我说这是荒诞的。这种愤慨有其滑稽的一面，但也有深刻的道理。谦谦君子以这种反驳表明，我强加于他的行为与他毕生遵循的原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二律背反。“这是荒诞的”，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也意味着“这是矛盾的”。假如我看见一位持白刃武器的人攻击一个持机关枪的人，我将断定他的行为是荒诞的。说他的行为荒诞，是根据他的动机和等待着他的现实之间的不成比例来断定的，是根据我看出他的实际力量和他企图达到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来断定的。同样，通过荒诞进行论证来作对比，即用这种推理的后果与要建立的逻辑现实来作比较。总而言之，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荒诞性越来越强，因为我作各项比较的差距越来越大啦。世间存在着荒诞的婚姻、荒诞的挑战、荒诞的怨恨、荒诞的沉默、荒诞的战争和荒诞的和平。其中任何一种荒诞性都产生于比较。所以我有理由说，对荒诞性的感觉并非产生于对一个事实或一个印象简单的考察，而凸显于某事实的状态和某现实之间的比较，凸显于一个行动和超越此行动的环境之间的比较。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离，不属于相比因素的任何一方，而产生于相比因素的对峙。
[19] 普洛丁（205—270），埃及出生的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创建人，利用柏拉图的形而上神话（尤其是爱的辩证法），通过沉思和狂喜来建立一种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宗教。加缪的大学毕业论文《基督教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第三章《神秘理性》专论普洛丁，因为谢斯托夫经常在《钥匙的权力》中援引普洛丁的话。
我想事先偏离一下正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到了从外部划出荒诞的范围。但我们可以考量这个概念所包含清晰的东西，可以试图通过直接分析法，一则认出这个概念的含义，再则发现这个概念所带来的后果。
[20] 该形象出自胡塞尔《笛卡儿主义的沉思》导言，转引自居尔维奇。
荒诞感未因上章所述而成为荒诞概念。荒诞感奠定了荒诞概念的基础，仅此而已。前者并未归纳在后者之中，只作瞬息停留，便对世界作出自己的判断，而后继续向前，越走越远。荒诞感是活泼鲜亮的，就是说，要么活该死亡，要么名扬四海。就这样我们汇集了上述的一些主题。但再说一遍，我感兴趣的，不是什么著作或什么智者，因为批评他们及其著作需要另一种形式和另一个范畴，而是发现他们的结论所具有的共同点。他们的思想也许从来没有这样分歧过。然而他们备受震荡的精神风貌，我们却承认是相同的。同样，他们尽管各自经历了如此不相像的学科，但在结束历程时的呐喊却以相同的方式回响。我们明显感到刚才提到的智者们具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氛围。硬说这种氛围是玩命的，那差不多就是玩弄字眼。生活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天空下，迫使人要么出走，要么留下。问题是要知道，在第一种情况下如何出走，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何留下。我就这样来界定自杀的问题以及可能对存在哲学的结论所给予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