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发烧三十八度或三十八度半，照理说不会说胡话的，一问医生才知道神经衰弱的人有点发烧脑袋就不正常。”
“烧得那么厉害呀？”我又问别的事情。
我连医学的初步知识都不懂，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不禁皱了眉头。房间很暗，母亲没有看见我的表情。
母亲并没有回答，而是打消我的疑团，说：“哪里，那是因为发烧，用不着担心的。”
“不过，脑袋用冰降温后，烧马上退了下来，就放心了。可是……”
“说的什么话？”我问。
我还想知道哥哥烧未退时说了些什么胡话，仍站在冷飕飕的隔扇后面。
“不过，前两天哥哥有点感冒时，说了奇怪的胡话呀。”母亲说。
套间让电灯照亮了。父亲每逗芳江说笑话时，就可以听见大家爽朗的笑声。在那笑声中夹杂着父亲叫我的声音：“喂，二郎！”
我虽然没什么话可说，却茫然伫立在昏暗的房间隔扇的后面，显得冷飕飕的。母亲也面对着我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且，看起来她似乎要对我谈点什么。
“喂，二郎！你又死乞白赖地向妈要零花钱吧？阿纲，你可不能随便上二郎的当呀。”父亲大声说。
我临走时把母亲叫到套间里问了哥哥的近况。母亲高兴地说，近来哥哥的情绪大体上稳定下来了。我听了母亲这句话总算放心了。但是，在母亲没有注意到的特殊地方，总有点异常，这倒使我担心。虽然如此，我自然没有勇气见见哥哥去试验他一下。我也没能告诉母亲三泽说哥哥讲课一时反常的事。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也不甘示弱地大声说。
两三天后，我还是惦记哥哥的事。我心烦意乱，想的和做的总是统一不起来。我终于又到母亲、哥哥他们的家——番町去了。我不喜欢同哥哥见面，到底没上二楼。我对母亲及其他人怀着久别重逢的心情，随便扯了些家常话。一家团圆之中没有哥哥，反倒使我感到宽慰和温暖。
“那你在那么个暗处偷偷和你妈嘀咕什么？喂，快到亮堂的地方来吧。”
我事前受母亲的委托，答应此次去三泽那里转弯抹角地摸摸三泽有没有娶阿重的心思。然而，那天晚上无论如何也没有勇气谈这件事。三泽不了解我的心意，反而不住地劝我结婚。我的头脑还没有冷静到可以兴致勃勃回答他的地步。他说等找个机会给我介绍一位对象。我含糊其词地回答后，离开了他家。外面刮着交叉风，仰望天空，繁星点点，宛如粉末般聚在一起在寒风中闪烁。我把双手捂在发冷的胸口上回到了小旅店，然后马上钻进冰冷的被窝里。
父亲说这话时，聚在亮堂屋子里的人一下子哄堂大笑。想问母亲的事，我也没问，便按照父亲的命令答应一声“是”，来到大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