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多少美丽的女儿呀，
不过当时我是疲倦了；在我用伊丽莎白·塞顿那本沉闷的回忆录镇定了心神之后，寒冷与风在松林间的呼啸很快安排我进入睡眠。因为我的卧室正在修道院靠近森林的一边。我在漆黑的半夜里被第一遍钟声唤醒；仿佛是在半夜，实际上是凌晨2点钟。此时所有修士们都急急忙忙地奔往礼拜堂。那批生活中的死人——我有一种寒心的沉思。我记起了一首法国歌曲中的词句，那是歌咏我们最美好的男女混合的生活的：
吉罗弗莱！
到了夜里，我在我那和蔼的爱尔兰人的引导下置身于礼拜堂的边座，静听最后一次祷告和祝颂圣母的歌声；西多会教友一天的生活到此就结束了。那许多景象，在我这个新教徒的回想中没有一点觉得幼稚，或者觉得像罗马教会公开仪式那样俗气。一种严格的纯朴，由于周围环境的浪漫意味而增加其深度，直接震撼着人的心灵。我记起了白色粉刷的礼拜堂，唱诗班内戴着头巾的唱诗人，时隐时现的灯光，强烈的男音歌唱声，歌声歇后的静穆，大批戴着头巾的脑袋俯下做祷告的景象，然后是清脆激越的钟声突然响了起来，宣告最后一次祷告业已结束，就寝的时刻业已到来。在回忆中，我并不惊异于自己当时带着有些纷乱的幻想逃入庭院，站立在星空下的风地里，像是一个陷入迷惑的人。
吉罗弗拉！
这套严肃的法规按理可以使人升入天国，就像他应享的权利。特拉普派教友遇到生病时，也不放弃他的修身习惯；当他业已在简朴而又沉默的生存中祷告了上帝并且辛勤劳动了之后，他躺倒在临终的卧床上；这个时刻，祝福神父进来了，人们还没有给他穿上长袍，还没有在连续不断的唱诗声中将他卑入礼拜堂停放，就有欢乐的钟声像庆祝婚礼那样从石砌的钟楼响了开来，向邻近各处宣告，又有一个灵魂升天去见上帝了。
你有多少美丽的女儿呀，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大概可以更恰当地了解修士的生活方式了。要进入特拉普派教会，事先必须经过长时间的修士见习，并具有心志坚定和体格强健的一切证明；可是我没有发现有许多人因此而泄气后退。在外屋中显得很奇特的照相室里，一个穿军服的步兵二等兵的相片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见习修士之一，他到了兵役年龄，就入营受训，在阿尔及尔兵营中按规定期限担任警卫。此人在决定生活方针之前，显然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但他一经解除兵役，立即就回到修道院，以完成他的见习。
爱神会将她们数清！
对于宗教法规这样加以世俗的批评，在我几乎是很不好意思的；不过特拉普派教会另有一点却使我认为是智慧的模范。早晨2点，钟声敲响，以后是每隔一小时敲一次，有时每隔一刻钟敲一次，一直敲到晚上8点休息的时刻；一天的时间按照不同事务划分得非常细致。例如管兔子的人，整天匆匆忙忙从兔窝赶到礼拜堂、修士会议室、或者饭厅：每一个小时他都有一项仪式须参加唱诗，一项职务须要完成。从黑夜2点起床，一直到晚上8点回房舒服地领受睡眠的恩赐为止，他不断地奔走着，忙于各种各样的事务。我知道有许多人，一年能赚得几千法郎，在生活安排上却并不那么有运气。修道院的钟声把一天的时间分成了许多可以操纵的部分，可是有多少人家没有得到由这种钟声带来的心灵安宁和身体的有益活动啊！我们谈论种种吃苦的事，可是真正的吃苦乃是成为一个迟钝的蠢材，乃是容许按照我们自己的呆板、愚笨的方式胡乱处理生活。
同时我感谢上帝容我自由漫游，自由希望，自由恋爱。
就那些按规定严守缄默的修士来说，我只能对他们如何忍受那种严肃、冷漠的隔离状态感到惊异。不过，撇开任何苦行观念不谈，我不仅从隔绝妇女，也从这个严守缄默戒律一事上，可以看到某种策略。我曾经经历过若干艺术性质的世俗群体的生活，当然也经历过酒肉征逐性质的世俗群体；看到过不止一个群体容易地组成，却又更容易地拆散。修道院凭着西多会的教规，大概可以维持较久吧。若与妇女邻近相处，在不设防的男人中可以一触即发地形成联系；较强的感染力必然获胜；儿童时代的种种梦想，青年时代的种种谋划，在一次十分钟的会面之后都被放弃了，而一切艺术和科学，以及属于男性的职业乐趣，都为了两只温柔的眼睛和一声爱抚的言语而立即丢开了。在不得接触妇女之外，其次就以禁止语言作为重要的分离手段。
寄住者
与我谈话过的那些修士，都有特别和蔼的脾气，在其态度上和谈吐上所表露的特点，我只能称之为一种圣洁的悦乐。访客须知上列有一条，告诉来访者勿为接待人员言语简拙而介意，因为少说话乃是修士的本分。这一条文字大可不写；知客僧们对访客都是滔滔不绝地谈得很直率，依我从这个修道院所得的经验，对访客来说，一场谈话都是开端较易而终止较难的。除了老于世故的米歇尔神父之外，修士们对于各类问题都充分表现出恳切而且旺盛的兴趣——对政治，对旅行，对我的睡袋——而对他们自己的嗓音，也不是没有一定程度的高兴。
但在我留居雪地圣母院时，我所接触到的，还有另外的一面。季节已晚，寄住院内的人不很多了；不过我在修道院的公开部分倒也不嫌孤独。这一部分房舍靠近大门，楼下有一间小餐厅，楼上整个走廊边上有许多跟我所住者相似的小卧室。我糊涂地忘记了长期“隐居者”的寄宿费用；那大概是在每天三法郎至五法郎之间，我想最可能是三法郎吧。像我这样偶尔来访的客人，则不妨随缘乐助，院方绝不强求。我可以提说一下，当我离去时，米歇尔神父拒绝接受我再额外给他的二十法郎。我解释了送他这份钱的意思，可是即使在解释之后，他出于一种奇怪的面子观念，仍不肯用自己的手接受这份钱。“我没有权力代表修道院拒绝好意，”他解释说，“但我认为最好请你交给一名修士。”
修士们凭借院长的特殊恩典，现在仍还每天都吃两顿饭；可是此刻已经到了他们守大斋的时期了，那斋期在某些地方是从9月开始的，持续到来年复活节，期内每二十四小时进餐一次，时间是在下午2点，在他们开始当日的劳动和值班警戒十二小时之后。他们的伙食分量有限，但他们仍然节约食用；尽管每人准许喝一小瓶酒，许多人还是克制了这个享受。毫无疑问，人类中大多数都是饮食过多的；我们吃饭，不仅为了维持生命，而且还是谋生劳动之后一种惬意而自然的消遣。因此，尽管过食可能有害于身体，我还是认为西多会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有缺陷的。可我回想一下，凡我所看到的那些人，全都脸色光鲜、神态愉快，对此我就大为惊诧。就我历来所见而言，我难以想到还有比他们更快乐、更健康的一群人了。事实上，雪地圣母院位于这个荒僻的高地，修士们从事无休止的劳作，生活休咎难卜，死亡是常有发生的。至少这一点是他们告诉我的。不过，假如他们死得很安逸，在另一方面他们一定生活得很健康，因为从外表看来，他们都肌肉结实、血色良好；我所观察到的唯一疾病表征，是眼光异常发亮，而这一点所产生的效果，首先还是增强活泼和坚强的一般印象。
我原来因为来到时间晚了，所以单独一人用饭；但到晚饭时，我遇见了其他两个客人。一个是乡下教区神父，是从芒德附近他的任职处所走了一个上午过来的，为的是过四天隐居祈祷的生活。他的身材魁伟，带有乡下人强韧的肤色和满面皱纹；由于他啰嗦地抱怨说在途中如何一路受到长袍下摆的拘束，我的想象里就出现了他的一幅生动画像：骨骼巨大，腰板挺直，穿着直褶的法衣，从热沃当地区荒凉的丘陵中大踏步走来。另一个客人是头发略见花白、体格结实的矮个子，年龄在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穿的是花呢上衣，配上一件针织短袄，纽孔里缀有一条红色丝带作为装饰。这是一个难以确定属类的人物。他原是一名军人，具有作战经验，曾经升任到设防市镇指挥官的地位；他还保有军队生活上某些敏捷果断的作风。另一方面，在他批准退役之后，他立即来到雪地圣母院寄居，经历过短时间的修道院生活，他就决意留在这儿当见习修士。新的生活已经开始改变他的形象；他已经获得了修士们沉静而常带微笑的神气；然而他既不像军官，又不像特拉普派教友，而是两种特性兼而有之。不消说，这是一个处身于有趣的生活缺口上的人。他从大炮和军号的喧闹声里出来，正在进入这个邻近坟墓的寂静乡区，这里人们每夜身穿殓葬衣服入睡，并用手势交流信息，像幽灵一样。
如此来去走动之际，在路上遇到了许多默默行过的神父和修士。按常例，他们对我们的经过都是毫不注意的，犹如看到一片浮云一样；不过那位善良的副主祭有时也允许别人询问他们，他们如果同意回答，就用双手做个特异的动作，几乎像是狗在泅水时的前爪那样，否则就用通常的否定手势表示拒绝；不论同意或拒绝，他们都垂下眼睑，同时现出一种悔悟的神色，仿佛是个濒临罪恶深渊的人。
晚餐时，我们谈论了政治问题。我有意要在逗留法国期间宣传政治上的善意和节制，多谈谈波兰的事例，就像英国某些无事自扰的人喜欢谈迦太基的事例那样。神父和指挥官对我表示，他们同情我所说的一切，并对当前一般人的感情冷酷深为叹息。
他带我看了他自己的房间，在这里他以诵读每日祈祷书、希伯来文圣经和威弗利小说集消磨时光。然后他陪我到了修道院大走廊，进入僧众会堂，走过法衣室，这里挂有修士们的长袍和阔边草帽，每人各有法名标在一块木牌上——都是富有传奇性雅趣的名字，例如巴西勒、奚拉里翁、拉斐尔或帕西斐克；走入图书馆，这里有弗约和夏多布里昂的全部著作，还有《颂歌与叙事诗集》，要是你爱看，甚至还有莫里哀的戏剧本子，更不必说无数神父的著作以及各色各样本国史和世界史了。接着我那善良的爱尔兰人又带我参观了几处作坊，修士们在这里焙制面包，制作车轮，拍摄画片；有一名修士监管着一个古玩柜，另一名修士监管着一处养兔子的坑道。因为在西多会的修道院里，每个修士除了参加礼拜仪式和收拾房舍的共同劳动之外，还必须按其本人的选择从事一项工作。如果他的嗓音和听觉良好，他必须参加唱诗班唱歌；如果他能翻麦秸，就该参加晒干草；在规定职务以外的时间，虽然他也不得闲过，但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找事来做。所以我听说有一名修士从事文学研究；阿波利纳里神父径自忙于筑路；而院长则自动参加订书。顺便说一句，这位院长就任圣职还不多久；在他就职时，他母亲获得特殊恩典，准许进入礼拜堂参与祝圣典礼。对她来说，儿子授职院长，是个荣耀的日子；由此使你在想到人们让她进入礼拜堂时也感到高兴。
“你看，你不能对人说上一句他所绝不赞同的话，”我说，“一说他就满腔恼火向你发作起来。”
我刚刚在我的小室里考察完毕，修士安布罗斯回来了。听说有个寄住在那里的英国人很想跟我谈谈。我表示愿意，那修士就领了一位精神饱满的五十岁小个子爱尔兰人进来，是教会的一位副主祭，身穿整齐的法衣，头上戴的，因我缺乏知识，我只能叫做筒状法盔。他曾在比利时一所女修道院以隐居身份居住了七年，如今在雪地圣母院又住了五年。他从来不曾读到过一份英文报纸。他的法语讲得很勉强；假定他能同本地人一样讲法语，在他居住之地也没有很多跟别人交谈的机会。处境如此，而他的性格却又特别地喜欢交际，非常爱听新闻，天真纯朴得像个小孩子。如果我愿意有人陪同参观修道院内各处地方，他也同样乐意见到一张英国面孔和听到用英语讲话。
他们两人明白宣称，这种情况是违反基督精神的。
到我满意地吃饱肚子之后，修士安布罗斯，一位热诚而又健谈的法国人（凡接待宾客的修士都可以自由谈话）带领我到了单独供隐居者寄住的那部分房屋中的一间小室。这屋子墙壁粉白，收拾得很干净，设备有绝对属于必需的各种物品，一幅耶稣受难像，一具新近去世的教皇的半身雕像，一本法文的宗教默想录《仿效耶稣》，还有一本伊丽莎白·塞顿的传记（塞顿看来是北美的传教士，特别是在新英格兰一带传教的）。按照我的经验来说，眼前这些地区实在是扩大宣传福音的良好场所；然而想想科顿·马瑟吧！我很想拿这本小书叫他在天国里读一下——我希望他已经住在天国里了；不过说不定他早已了解了这一切，而且了解得比此书所说多得多；也说不定他已跟塞顿夫人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愉快地合唱着万世永存的赞美诗了。室内设备的最后一件，是挂在桌子上方的一套隐居寄住者应当遵守的规则：他们必须参加哪些宗教仪式，应在什么时候做祷告或默想，应在什么时候起床和休息。后面还有一条显著的“注意事项”：“闲暇时间宜用以审察良知，进行忏悔，以及作出良好的决定，等等。”作出良好的决定，一点不错！你不妨夸夸其谈地谈论使头发长到你的脑袋上。
在这样融洽一致的空气下，我的言语禁不住赞美到甘必大的温和政策。那位老军人立刻脸色变红了；他像淘气孩子那样伸开两手拍打桌子。
喝了那杯甜酒以后，我一个人在修道院的花园里逗留了一会儿。这花园并不比屋前那个大院子宽大，布置成几条砂土走道和几个植有各色大丽花的花坛，花园中心有一股喷泉和一座黑色圣女像。周围的房屋分成四个区域，多少年来风吹雨打，显得凄凉惨淡，除了一座钟楼和两堵石砌山墙之外，也没有其他建筑特色。白色长袍的修士，棕色长袍的修士，从砂土小道上默默走过；在我初次走出院门时，有三名戴着头巾的修士跪在地坪上做祷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耸立在修道院的一边，另一边则耸立着树林。这里的位置是当风的；雪时断时续地从10月落到来年5月，有时连续落上六个星期；不过，假使这房屋建造在伊甸园内，所处的是天国的风土，这些建筑物本身也一定会呈现同样冷淡无欢模样的；就我个人来说，在这个9月的荒凉日子里，在没有请我去吃饭之前，不论处身院内院外，我都觉得寒冷。
“怎么说，先生？”他大声吼叫。“怎么说？甘必大温和吗？你有胆量能证明这两个字不错吗？”
米歇尔神父是个举止文雅、脸色光鲜、常带笑容的人，大约三十五岁年纪，他领我到了食品室，给我一杯烈性的甜酒，让我安心下来等待开饭。我们略作交谈，或者应说是他以充分的耐性听取我的唠叨，不过显出心不在焉的神态，像是附有肉体的一个幽灵。不说虚话，在我记起我所谈的主要是我的胃口，记起当时米歇尔神父已有十八个小时以上未进餐的时候，我完全可以了解，他一定觉得我的言语有一种尘俗意味。不过，他的态度虽然高傲，却优雅到了极点；我觉得自己对米歇尔神父的已往经历暗暗怀有好奇心。
可是神父没有忘记我们谈话的要旨。那位老军人在盛怒之中突然看到了一种警告的眼色直对着他的面孔，立即觉悟到自己行为的乖张；于是风波倏然平息，再没有别的言语。
修士们
第二天（9月27日，星期五）一起喝咖啡的时候，这两位客人方才发现我是一名异教徒。我猜想我是对我们身边的修道院生活讲了一些赞美话，因而引起他们生气；其后只凭一句直截了当的问话才把真情弄清楚。直率的阿波利纳里神父和深沉的米歇尔神父都以容忍的态度对待我；而那位善良的爱尔兰人副主祭，当他听到我的宗教弱点时，只不过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必须成为一名天主教徒，由此上升天国。”然而当时我是属于另一个正统教派呀。这两位客人又尖刻又正直又狭隘，像性格最坏的苏格兰人，而在实际上，凭良心说，我把他们想象得更坏些。那神父发脾气时高声哼哼，就像一匹战马。
我承认，这种有点儿吓人的古怪行为，大有作用于再度引起我的恐惧心理。不过，这地方既然有一个如此善良、纯朴的人，为什么别人都不会像他呢？我鼓起了勇气，前进到修道院的大门，行走速度是凭小温驯许可的，而小温驯则似乎憎厌修道院。自从我认识这头牲口以来，这是它不拿丢脸的躁急态度急欲进去的第一道大门。我按照规矩在门前打了招呼，尽管心里不免发怵。掌管知客僧职务的米歇尔神父和其他几位穿棕色长袍的修士来到门口，跟我谈了一会儿。我想我那包裹十分惹眼；它已叫可怜的阿波利纳里迷糊了，他叮嘱我无论如何都必须拿它给副院长看一看。不过，或者是我的自我介绍，或者是那包裹，或者是接待宾客的修士们很快表露出来的思想，说明了我根本不是一名游贩商人，结果我顺利地得到了接待。小温驯由一名院役牵往马厩，我和我的包裹被接纳进了雪地圣母院。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要怀着那种信仰死去了？”他向我发问；人间的印刷所没有足够大的铅字可以标明他的腔调。
说罢，他突然高举双臂，打起响指，大叫两次“我必须不讲话了，我必须不讲话了！”从我面前奔过，最后消失在修道院的大门内。
我谦恭地说明，我没有改变信仰的打算。
“到了那里，我必须不同你讲话了，”他说。“我那位守门员教友吧，一切都会顺利办妥的。不过到你再走过这座树林出去时，请你设法找见我，我在树林里可以跟你谈几句。我能够跟你交个朋友，心里是喜欢得放不开你的。”
可是他不能抛开这样一种怪异态度。“不，不，”他大声叫嚷；“你必须改变信仰。你已经来到这里，上帝已经把你引导到这里来了，你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所走的这条路，也就是这位坚毅的神父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年之内修建成的这条路，临到了一处拐弯的地方，我们从这里看到树林外稍远处有几座白色建筑物。与此同时，从远处又一次听到了钟声。我们马上就要到达修道院了。阿波利纳里神父（这是我那同行者的名字）叫我暂时停步。
我使用了一个滑溜策略；我提出了家庭感情问题，然而我的讲话对象是牧师和军人，这两种人按其职业环境来说是同友爱、亲切的生活纽带切断了关系的。
对于这种善意而又带有希望的叙说，谁要是不感乐趣，那就一定是个顽固、荒唐的新教徒了。这位善良的神父这样谈说到接近信教问题时，问我是不是个基督徒；听见说我不是，或者不是按照他的方式信教时，他就以极友好的态度把话题滑了过去。
“你的父母吗？”那神父叫道，“很好；到你回家时，你可以叫他们也改宗。”
“我以为他已经非常接近正道了，”他说；“早晚总会达到的；祈祷是很大的功德呢。”
我想我看到了我父亲的脸容！我宁可前往盖图利亚狮子洞穴逗引那野兽，而不愿着手那种反对家庭神学家的冒险事业。
听他所说，他曾在一所神学院同六名年轻的爱尔兰人一起求学，都是当过好几年牧师的，他们收到新闻纸，经常告诉他英国宗教事务的情况。他急切地向我问到皮由兹博士，这位善良的人一直在昼夜祈祷上帝，希望皮由兹改宗天主教。
然而此刻追猎正趋高潮，神父和军人齐声高呼要我改宗；不经我同意，勇敢地为我索取《传道手册》，而这本书正是谢拉尔地区的居民于1877年捐赠了四十八法郎十生丁帮助印刷的。这是个古怪却又十分有效的劝人改宗的方法。他们绝不想用说理手段使我信服，因为如果说理，我可以设法进行辩护；他们想当然地以为我是由于地位关系既羞怯而又恐惧了，所以单纯地在改宗时间一点上给我鼓气。他们说，现在上帝既已将我引导到雪地圣母院，此刻就是他所规定的时刻了。
“那么，好吧，”（失望的口气，）“是个作家。”
“不要为了虚假的面子问题而踌躇吧，”神父鼓励我说。
不会；实事求是地说来，我想他是肯定不会这样说的。
对于一个同等看待一切宗教派别的人、一个从来不能根据事物的永久性认真衡量这种或那种教义的价值，甚至不能暂时衡量一下的人来说，尽管他在世俗方面可能注意到有许多事情应加褒扬或贬斥，可是照这个样子造成的局面，却是不公道而又痛苦的。我在策略上又犯了一个错误：我试图辩论说，一切到末了都是同样的结局，我们都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逐渐靠拢，最终靠向同一个仁慈而无所歧视的恩主和天父的。对于世俗的人说来，这似乎是值得称为“福音”的唯一福音。但不同的人各有不同的想法；神父的这种革命性的热望导致他失去常态而把戒律所示的种种恐怖全都端了出来。他大谈特谈下地狱的惨痛细节。他根据不到一个星期前才读过的一本小书说道，有罪的人将在凄惨的苦刑中永远处于同一势态。而那本小书，为了在虔信之上再加虔信，他决定放在口袋里，随时携带在身边。在他这样大发议论的时候，由于热情高涨，他的神气越来越显得高贵。
一个苏格兰人？啊，他从未见过一个苏格兰人呢。于是他将我全身打量了一番，他那善良、真诚、壮实的面容显示出兴趣的光彩，犹如一个儿童看到狮子或鳄鱼。从他口中，我得知雪地修道院不可能接待我，因此颇感不快；也许我可以在那里吃上一顿饭，但到此为止了。以后，由于我们继续交谈下去，他发现我并不是个商贩，而是一个描写风景的文人，并且准备写一本书，结果使他改变了对于接待问题的想法，（因为我揣想，即使在西多会的修道院里，他们也是重视身份的，）随即告诉我，必须找上那位修道院副院长，向他原原本本地说明我的来历和意图。由此他又决意陪我一同下山；他认为他可以比较周到地为我照料一切。他会不会说我是个地理学家呢？
最后，这两位客人作出结论，由于院长不在家，我就应当找上副院长，直接向他提出我的申请。
“不是，”我说，“是苏格兰人。”
“这是我作为一名老军人的善意劝告，”那位指挥官说；“也是这位先生作为一名神父的善意劝告。”
此外，我心里对于礼节问题发生了踌躇。我敢不敢向一位严守缄默戒律的人打招呼呢？显然不敢。不过到了走近他的时候，我向他摘下了帽子，表示一种心不在焉的盲目尊敬。他点头还礼，还高兴地跟我招呼。我是不是到修道院去？我的姓名叫什么？是英格兰人吗？啊，那么是爱尔兰人吧？
“是的，”那位教区神父说，郑重地点了点头；“作为老军人——和作为神父。”
走不多远，风中传来当当的钟声，我的心仿佛随着钟声沉了下去，我也无法说明是什么原因。我历来接触事物，很少有比走近雪地圣母院时更具真挚的恐惧之心。这是因为我曾受过新教徒的教育。在路上拐弯的时候，突然有一阵恐惧把我从头到脚抓住了——是奴性的、迷信的恐惧；我虽然没有停止前进，但却把脚步放慢了，仿佛一个人无意之中跨过了一道边界，迷路到了死人的国土。因为在那条新修的狭窄道路上，两丛幼松之间，有个中世纪装束的修士竭力推着一车泥炭过来。在我幼年时，每逢星期天，我经常细心赏玩马科·萨特勒的木刻修士群像——精美动人的印刷品，其中满是树林、田野和中世纪的风景，地域有一个郡那么大，可以凭想象在这里遨游；而眼前所见的，毫无疑问，正是马科·萨特勒木刻画片中的人物。他身穿白袍，同一切传说中的幽灵一样，在奋力推车的一瞬间，头巾翻了过来，露出了黄色的秃顶，像是一具骷髅。也许他是近千年来某一时间埋葬在地里的，身上具有活气的部分全都化成了泥土，又被农夫的铁耙捣碎了。
我正有点儿尴尬，觉得难以回答，此时来了一名修士，是个穿棕色长袍的小个子，活泼得像一只蚂蚱，说话带着意大利口音，他立刻参加了我们的争论，不过语调较为温和，说话较有劝诱力，正像是这类文雅的修士之一。他说，拿他作为一个例子吧。修道院的规则非常严格；他原来非常想留在自己的国家，意大利——大家都知道那地方多么美丽，是美丽的意大利；然而当时在意大利没有特拉普派，而他则有个灵魂需要拯救；于是他就到这里来了。
不过若说风景到了南方就变好了，那么在我眼前这一带，这光景仍还是荒凉和冷漠的。每一处小山顶上都矗立着一个蛛网似的十字架，标明附近有个寺院；朝南方向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地方，每走近一步，那景色便开朗和活跃一分，在一个新建种植园的拐角上，有一座白色的圣母雕像对旅行者指引着去往雪地圣母院的方向。我见了，就从这里向左拐弯，赶着我那与修道无关的毛驴，吱吱嘎嘎响着我那世俗的靴子和绑腿，朝着那座静寂的庇护所继续前进。
我恐怕自己在本质上必然像一位直爽的印度批评家对我所加的称呼，是个“胡混的享乐主义者”；因为这位修士自己所说的修道动机多少令我发生震动。我应当想到，他的选择修士生活，原因在于生活本身，而不是为了将来的目的；这就表明，我对这些善良的特拉普派教友从深刻意义上说来多么缺乏同情，即使在我尽力表示同情时亦如此。可是对于那位教区神父，这修士的理由似乎是具有决定性的。
到了一处名叫拉巴斯蒂特的地方，我按照当地人的指引，离开了河岸，向左走上维瓦赖山地、即当今阿尔代什省的一条道路；此时距离我那陌生的目的地、特拉普派的雪地圣母修道院已经不远了。当我走出松林的荫蔽时，太阳出来了，我突然看到一派美好的旷野景色展开在南方。一列高耸的石山，碧蓝如青玉，封住了视线，群山之间，层峦叠嶂，灌木茂密，岩石嶙峋，石块的纹理上阳光闪烁，空隙处则爬满藤蔓，一片蛮荒景象，恍如上帝初创的世界。极目四望，没有一点人工造作的痕迹；也确实没有一点行人通过的迹象，只有经一代又一代的人类用双脚踏成的一些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蜿蜒出入于榉木林，上下于水流冲过的山坡。一直困扰着我的雾霭，这会儿消散而成了云块，飞速奔驰，在阳光映照下闪闪发亮。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经历了这么长长的一段旅程，能够看到稍稍足以赏心的景色了，这是可喜的。我承认，对于我骋目所及的景物，我喜欢它具有明确的形态；同时，假如风景可以出卖，犹如在我童年时代出卖的人物画像印刷品，单色的卖一分钱，彩色的卖两分钱，那么，我愿意一生中每天都出两分钱作旅行。
“听听那番话吧！”他叫道。“我还在这儿见过一位侯爵，一位侯爵，一位侯爵，”——他将尊贵的称呼反复说了三遍——“还有好几位地位很高的人物和将军。而在此地，就在你身边，是这位在部队服役多年的绅士——得过勋章，一名老战士。他来到此地，准备拿他自身奉献给上帝。”
我的路径沿着维瓦赖和热沃当两个地区的交界处，伸展在光秃秃的河谷上。右方热沃当的丘陵略有一些草木，但比左方维瓦赖的山地更为荒凉，前者单纯地有一种古怪的低矮树丛在几处峡口生长得很茂密，到山梁和山巅那些冷落的岩层上，则完全绝迹了。左右两边散布着一块块黑色的枞树林，也散布着许多种有庄稼的田地。一条铁路傍着河道通过；是热沃当地区唯一的铁路线，不过已有许多扩展的建议提了出来，测量工作也在进行了，我还听说建在芒德的一个车站即可使用。一两年后，这里可能成为另一个世界了。荒凉地区已遭包围了。如今可能有朗格多克的诗人把华兹华斯的十四行诗译成当地土话吧：“高山、深谷和洪流，你们听见了汽笛的呼啸声了吗？”
到这时候，我窘迫得莫知所措，因此我借口脚下冷得难受，从屋子里溜了出来。这是个狂风怒吼的早晨，天色十分晴朗，一阵又一阵长时间地出现强烈的阳光；我在野地里朝着东方漫步游览，在狂风袭击下吃力地蹒跚行走，直到中午开饭时分方才回来；但看到了若干惊人的景色，是此行的回报。
第二天早晨（9月26日，星期四），我改用一种新的办法走路。包裹不再折叠，改为将整个袋子横架在驮鞍上，犹如一条六英尺长的绿色腊肠，两端垂下形同流苏的蓝色羊毛。这样较为美观，也叫毛驴省力，而且，我还开始观察到，不管风大风小，都可保证稳定。但我的作出这个决定，思想上也不是没有一点折磨的。因为，虽然我买了一条新的绳子，尽我的能力把它扎牢了，我还是惴惴不安，只恐睡袋两端的折盖松开来，沿路撒落我的应用物品。
午饭时，又谈到了《传道手册》，这回我更觉乏味。那神父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问及我先人所持而他认为可鄙的信仰，用一种教会中人的傻笑对待我的答复。
阿波利纳里神父
“你们别树一帜的教派，”有一次他说；“因为我想你可以承认，要把它称为宗教，未免抬举得太高了。”
——马修·阿诺德
“听便吧，先生，”我说。“这意见是你提出来的。”
可我是什么人呢，今天来到这里？”
到了最后，我厌烦得忍耐不住了；尽管他有他的理由，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个老人，因此更需要待以宽容，但我还是免不了抗议他的这种不礼貌的待人态度。他听了满面羞愧。
那大屋，那许多苦修的修士——
“请你相信我，”他说，“我心里没有一点讥笑的意思。我只是关心你的灵魂，没有别的看法。”
“我见到
就此结束了我的改宗问题，正直的人！他不是危险的骗子，而是满怀热情和诚意的乡下神父。此刻他大概还在穿着带褶长袍在热沃当地区跋涉许多路吧——还是个善于走路又善于在其教区居民临终时给予安慰的人吧！我敢说，凡遇职务需要的时候，他一定是勇敢地顶风冒雪去工作的；不过最虔诚的信徒并不都是最灵巧的传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