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以不无厌恶的眼神打量我一番：
“S街是这边吧？还是……”
“S街是这边。”
一天晚上——白天肿胀的柏油路面有温吞吞的风吹来的晚上——我带着准备交给须山和伊藤的“战旗”（机关报）和小册子离开住处。这天晚上预定“坐在一起”。走到半路，拐角站着两个巡警。来到另一拐角时，有三个站在那里。我心想不好，身上带着东西，今天的碰头怎么办呢？我一边想着，一边犹犹豫豫行走之间，发现派出所那里也站着两三个巡警。令人吃惊的是下巴还系着帽带。明知掉头往回走不合适，但别无他法。我稍微放慢了脚步。这时，一个交警好像往这边看着，而且像要往我这边走来。我当即做出东张西望的样子，然后把手放在帽子上，问道：
“啊，多谢多谢！”
我和须山、伊藤天天联络。但是，仅靠联络是无法制定精密对策的，所以按每周一次的安排三人坐在一起。地点由伊藤想办法。须山和伊藤因是合法存在固然可以，而我在同一场所一坐两三个小时就相当危险，须仔细注意。我和伊藤在街头碰面时问清场所，在查看周围情况得知较为安全之后，就让她和须山先去，我随后选另一条路赶去那里。到了那里我也不直接进去，而物色一定的场所。弄清没有异常情况，伊藤就在那个场所做个“记号”。
我朝那边走去。走了一会儿若无其事地回头一看，注意我的那个交警回过头和两人说什么。我心里骂道畜生！而后拍了拍怀里的“战旗”和“小册子”。“后悔了吧？五十元没到手！”
为了揭露这一本质，须山把告示抄了下来。我们因此得知工厂的下一步战术。
为防万一，我还是返回住所。看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原来发生了杀人案。我们时常受其他事件连累。不过，那帮家伙动不动就以这类事件为借口搞什么“剿赤”。实际上他们每次都胡诌“有意料不到的副产品”就是证据。据S介绍，外国杂志上说日本既没有深夜外出的自由，又没有在茶馆酒吧不受官宪强行检查畅所欲言的自由。确实如此。而那尤其用来围剿我们。
我和须山心里叫苦。这个“传闻”，目的明显在于阻碍解雇那一瞬间到来之前反抗组织化。另一方面，企图利用“告示”，以可能转为正式工这一诱饵促使大家拼命劳作，进一步敲骨吸髓。
我经常留意报纸，早晚外出一定查好自己所去方面有没有什么事件才动身。关于流窜至今的杀人犯或强盗被捕之类的报道，尤其看得不放过任何边角。那时不但自己订的报纸，还让笠原买了各种报纸认真阅读。一次关于一个隐藏了七年的犯人的报道，在许多方面给了我启示。每天早上的报纸，我首先从那样的报道读起。
厂里说，原本打算按起初讲好的，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解雇六百人，但现在改变方针，将认为成绩优秀的二百人左右转为正式工，希望各自努力工作——将这样的传闻在厂里散布开来。
我同现在一起转入地下的S和N之间展开“不被捕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竞争——五年计划越延长——延长到六年、七年——成绩越优秀。为此提出的口号是：“五年计划六年完成！”为此，日常行动依赖偶然性是不成的，而需要在科学考察的基础上展开行动。笠原时不时从旧书店买《新青年》[12]让我看。不知为什么，有时我也读侦探小说读得津津有味。
“我们的活动进入了第二阶段！”须山说。
第二天去定期联络时，须山一见我就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说本来认定我出事了（因我从未失约），“在实际看到你之前，满脑袋里是糟糕想象，难受得不行。”
厂长
我讲了昨天受的牵连，笑道：
以此一言促使诸位觉悟。
“五年计划六年完成，不是吗？”
由于诸位勤奋努力，工厂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为此与大家分享喜悦。想必诸位也很清楚，战争仅靠军队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没有诸位全力以赴制造面罩、降落伞和飞艇船舷，我国绝不可能获胜。因而，纵使工作多少辛苦一些，也恳请诸位以战场上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将士那样的心情和觉悟努力工作。
“那倒是……”
告 示
昨天我因受“杀人犯”牵连而没能“一起坐”，须山今天作好了准备。场所是伊藤的宿舍。她一两天内要搬离那里，所以决定利用她的宿舍。宿舍里住了七八个人，条件不怎么好。若是我想小便，就用伊藤有病时买的便盆，而不下楼去厕所。如果在厕所里碰上同宿舍的人而对方又认识自己，可就麻烦大了。
第二天，须山拿来一个纸条：
我对两人说：“往那边看！”然后走到房间角落，往玻璃便盆里方便了事。伊藤一下下抖动肩膀笑了。
伊藤到底注意到了这点，说“近来总有些蹊跷”。而蹊跷在什么地方则蒙在鼓里。
“臊！”须山夸张地捏着鼻子。
听了伊藤和须山的报告，得知厂方也在时时刻刻商量对策。现在不再就十元补贴和解雇的事说得那么耸人听闻了。显而易见，已有什么进入下一步对策。不用说，那是为了不出十元补贴、为了顺顺当当一举解雇的策略。可是，如果不让大家清楚知道那个策略实际上是怎样的东西，不把它亮在大家面前，那是不行的。如果一如既往地老生常谈，大家势必从我们跟前离开。我们的战术必须准确适应资产阶级千奇百怪的战术。回顾我们过去的失败，最初总是我们让敌人害怕。但是，一旦敌人把握了我们的主要做法，我们就反胜为败。然而我们看也不看敌人到底想干什么，只顾一成不变地横冲直闯。于是敌人往往在最后关头把我们打垮。
“麒麟纯生！”我一边把便盆塞去角落，一边逗两人发笑。
工厂报决定以“面罩”为名出刊。眼下我没去工厂，就由S负责编辑，我往手头收集伊藤、须山的报告，在此基础上写稿，转到打字机那边。伊藤一大早从兼打字员的交通员手里接收报纸。我和须山、伊藤天天保持联系，调查工厂报的影响，将其经验教训反映在下一期编辑中。
情况已很清楚，仓田工业终于进入最后攻势。伊藤的报告中也写了，例如和伊藤一起做工的降落伞女工正在看今早进来的第三期“面罩”时，四五天前刚进厂的一个男工一把抢了过去，对女工拳打脚踢。每有“面罩”和传单进来，大家对工头固然提防，而对同伴并不顾忌，于是疏忽了。伊藤见了，觉得情况不正常，就调查了那个男工。后来从一个清洁工口中得知那个男工是这个地区的青年团成员和在乡军人，战争开始后被特别雇用来的。留意这个男工时间里，发现第一车间和第二车间也有其同伙。做工当中有时也离开机器，跑去其他车间。再留意一看，工头见了也一声不吭。而且，最近似乎还同仓田工业内部原来就有的（虽然有，但过去没做任何活动）大众党系统“僚友会”中的清川、热田等人有了往来。
我让须山考虑工厂报的名字，他说“情话降落伞”如何？说着，鼓了鼓鼻腔。
奇怪的是，过去没有任何动作的僚友会近来多少动了起来。此其一。其二，出现了（至于出自哪里则不清楚）这样的传闻：当下正是国家非常时期，从事有重大责任的工作的我们必须比其他产业工人更加自重和紧张工作。为此，将由仓田工业的军籍相关者成立在乡军人分会。同时得知，厂长方面似乎表示赞成。传闻大概是从特别雇用的那伙人中传出来的，而僚友会中的一两人提供了帮助。这点已确凿无疑。只是，这种事由工厂出面效果不大，因而策动由职工内部自发组织。这点也已清楚。
接着，为了应对六百人的解雇，我们决定不再散发总的说来属于“工厂报式”传单，而将传单与工厂报分开使之独立。
“你那边怎么样？”我问须山。
听完伊藤的报告，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将男工也拉入同伙之中。只要同须山取得联系，这应该不是难事。若有一两个男工进去，大家情绪肯定不同。另外一点，不光临时工，还要注意把正式工也拉进来，这点最为要紧。伊藤也同意了。
他说自己这边表现还不明显。不过——他略一沉吟——最近午休等时间里有个男的开始走来窜去大谈战争。“伊藤君刚才的报告让我意识到，”随即他说了很多情况，“虽然以前午休等时间成为大家话题的也是战争啦景气啦什么的，但那都是大家从哪里听来的。或者得意洋洋述说自己朴实的想法，或者灰心丧气聊上几句。而觉察到时，情况已经变了，出现了有计划到处煽风点火的人。”如此看来，毫无疑问，对方正在全面出击。
伊藤最近准备请那伙人看一场有趣的戏剧。伊藤、辻和佐佐木说大家想看浅草的歌舞表演或片冈千惠藏[11]，就打算在“敲边鼓”的诱导下去“左翼剧场”。
为了战胜他们，我们有必要正确而科学地认识敌方势力。他们现在知道仅仅从上边百般强迫从业人员是不够的，仅仅靠以警察西服监视工厂出入情形也是不够的。作为第三步安排，必须设法从职工内部妨碍我们组织的渗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策划僚友会出动，力图在工厂中扩大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分会的组织。工厂毕竟是工厂（尤其军需品工厂），具备容易建立这些组织的危险条件。必须说，我们正从三路同敌人势力分庭抗礼。
从伊藤口中听了，我想果不其然。战争开始后，劳动强化无论哪里都变本加厉，但同干同样的活（或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女工的剥削却急速加重起来。现在，就连“说情话”也离不开经济上的解决了。这点大家都深切感觉到了，并非一种说笑。
按须山的说法，在厂里走来窜去鼓吹战争的做法和以往不同，他们不是强调“忠君爱国”，不是说这次战争的目的要像上次战争那样为了让三井、三菱在占领的地方创办大厂，而是说为了无产者的活路。还说拿下满洲就赶走大资产家，只由我们建立王国。内地失业者接连不断前往满洲，日本再没有失业者。俄国一个失业者也没有，我们也非那样不可。所以，这次战争是为了无产阶级的战争，我们也要力所能及地在所分配的各个部门拼命工作。
这让伊藤也吃了一惊。在伊藤也不怎么注意的时间里，“说情话”发展成了工厂待遇问题。就连“敲边鼓”也对此目瞪口呆。再往下，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对工厂待遇的攻击。
僚友会的清川和热田说这次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让大资本家在殖民地实行新的剥削战争，午休时同在乡军人、青年团职工展开议论。不过清川说另一方面这次战争也为无产阶级带来利益。例如金属化工等军需品工厂盛况空前，有多少人也不够用。这点即使看“战争股”暴涨也一目了然（不知在哪里听来的），帝国火药股从原来的四元倍增到今天的九元，石川岛造船从五元变成二十五元，制造弹药的锑从二十元上下的行情涨到时下的一百元。这还不算，本以为德国在世界上大战中一败涂地，不料克虏伯[13]钢铁厂却获得了平时十倍的纯利润。我们的生活也因此而得到了恩惠。所以对战争不能一概反对，而要最大限度利用它——这是他们的意见。到了这个地步，青年团和在乡军人即使议论，意见也不知不觉一致起来。
“我们那里的工头，今天这么吼来着：知道眼下是什么时候吗？战争！你们要把自己看成军队的一部分拼死拼活做工才行！要是战争吃紧，就得给你们和士兵同样的工钱让你们干个不停。这是为了国家！——秃脑瓜子这么说来着！”
看午休时的情形，青年团说的“满洲王国”，总好像梦境似的，不知该信还是不该信。若是真的就好——虽说是这个程度，但临时工们对清川他们的话还是赞成的。至于上战场会死掉还是落下残疾，抑或清川说的“满洲王国”对自己是否真有好处，那当然不清楚，但反正因为有了战争自己得以从长期失业中挣脱出来而好歹有了职业。所以，尽管临时工没有补贴，被强制加班且因是临时工而同正式工做同样分量的工作也被压低工钱，但毕竟得了战争的好处——临时工们这样认为。
“工厂实在不像话！”
像清川那样甚至忘记自己至少是“为了劳苦大众”的政党——大众党的一员，俨然资本家担忧股价或考虑其好处这样的意见，也巧妙地抓住了职工们（特别是临时工）眼前的利益。
“对对，要是不减少做工时间、增加工钱，连情话也说不成！”
到了需要当众揭穿这种想法背后的东西以便充分说服女工们这个关口，伊藤本身和同伴们就捉襟见肘了，无法充分反驳。“干着急，没办法。”伊藤说。我想伊藤这种情况是真的。关于这场战争的本质在哪里，我们诚然明明白白。可是在避免自鸣得意而让大众理解，即结合大家每天的日常生活加以说明这方面，我们还相当笨拙。列宁说在战争问题上，甚至革命工会也往往犯错误。何况清川和热田他们正在千方百计浑水摸鱼，以致难上加难。
“何况工钱这么低，电影也看不起！”
工厂里面，近来喝令从五点干到六点、干到七点，却又不相应支付工钱。这在近来成了家常便饭。临时工虽然嘟嘟囔囔发牢骚，却又担心不干而事后转不成正式工，只好留下。可是不吃盒饭无论如何也干不到六点。盒饭钱也没有。这一来，就出现这样的状态：因为干到六点反而减少了一天的工钱。这种手法等于不说减工钱而实际减工钱，大家都愤慨起来：“捉弄人！”伊藤所在的降落伞女工那边提出，加班干到六点时必须出盒饭钱。
大家笑道：“正是正是！”
不仅如此，最近劳动时间十个钟头倒是十个钟头，但情况和原来截然不同。由于说可能转为正式工，大家的干劲简直火上浇油，几乎像换了人似的。以前可以边做工边和旁边的人说话，甚至可以像阿布那样把手镜吊在衣襟带上，时不时窥看一眼。而现在连用袖口擦啪嗒啪嗒滚落的汗珠的工夫也没有。降落伞等东西要用电熨斗，出汗出得水淋淋的，汗珠啪嗒啪嗒落在降落伞上。从生产量来看，得知工厂比以前多赚了不止百分之四十。尽管如此，工钱仍一如既往。这点实际干活的员工一清二楚。但回到个人生活，大家还是分开考虑，认为“战争”是战争、“工作”是工作。不知道变本加厉压在工作上的残酷性全是来自战争。因此，只要告知其间的关联，大家就能以本能看透清川和青年团的诡辩。
“即使为悄悄说情话，让人干活干这么长时间也是受不了的。再说偶尔也想和那个人单独去看一场电影的嘛，是不？”
这样，作为支部应该把新的斗争重点放在哪里就清楚了。为了切除清川和热田他们在临时工中的影响，大家要向僚友会提出“反对强化劳动”“提高工资”和“改善待遇”等等。那一来，他们势必摆出各种理由，终归不仅不站在斗争前线，反倒拖大家后腿。要尽快抓住这点，让大家看清那帮家伙并非向着自己的。进而，作为支部会的决议，我们决定在“面罩”编辑当中不屈不挠地揭露厂内法西斯、社会法西斯。
女工们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外乎谁和谁不正常啦，谁和谁黏黏糊糊或两层皮啦。见面时伊藤曾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面罩车间的正式工吉村给阿布这个降落伞女工写了一封情书，要找个安静地方慢慢聊聊。于是大家一出厂就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走进荞面馆也还是尽说这个，说阿布接到信后马上涂雪花膏涂得厚啦，把小圆镜拴条细绳吊在衣带前边做工边始终照镜子啦，如此没完没了。不料，同伴中一个叫阿茂的多少机灵些的女工道出这样一番话来：阿布不无伤心地对她抱怨，本来说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聊聊，可是厂里轰轰隆隆吵得不行，而加完夜班回来已经九点十点了，累得一塌糊涂。再说那个人七点就下工回去了，没办法碰在一起。“怪可怜的！”有人说。这么着，“敲边鼓”的佐佐木说：“瞧这样子，我们连悄悄说情话都不可能啊！”于是大家议论起来，“说的是”“一点不错”。
须山一边用一根根火柴烧写坏了的纸片，一边说道：
伊藤她们是像下面这样做的。伊藤在那么多人里边也被高看一眼。所以，即使伊藤在豆汤屋等地方说“像模像样的话”也没什么不自然。辻和佐佐木则“敲边鼓”，和大家一起故意向伊藤提出各种各样的、时而反动的问题，创造谈起正事的契机。起初互相配合得不够协调，或者卡住不动，或者一个劲儿原地兜圈子。还有时险些露出“合谋”马脚，让人心惊胆战。在那种情况下，最后走出豆汤屋时三人都发觉黏糊糊出了一身大汗。但一两次之后，明显变得巧妙起来。“敲边鼓”一旦敲熟了，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将以朋友意识跟来的女工顺利吸引过来。因此，“敲边鼓”的人，必须清楚了解觉悟低的普通女工所不知不觉怀有的想法和偏见。
“这么看来，有他无我、有我无他的决战正步步逼近！”
女工们下班路上已经饥肠辘辘。伊藤、辻和佐佐木她们（辻和佐佐木是同伴中素质最好的）邀大家来到“豆汤屋”和“荞面馆”。做工整整站了一天，早已筋疲力尽，大家吃的全是甜食。由于总算没了机器的轰鸣声，人们恨不得放开嗓门把一整天的事一吐为快。
“正是！为了战胜他们，一要有科学的正确方针，二要有无论发生什么都把它贯彻到底的决心。如果法西斯联盟出动，我们就决一死战！”
伊藤在临时工中争取了八个同伴。仓田工业要砍掉六百名临时工一事愈发变得确切无疑。十元补贴也不大可能，（自共产党传单散发后）这点在任何人眼里都一清二楚。这种不安同我们的方针不谋而合，亲睦会的凝聚力比预想的来得容易。
听我这么一说，须山笑道：
五
“对我们来说，工厂不是城堡，而是战场！”
这些同志的英勇斗争鼓舞了我们。本来我有了困意，很难把明天之前必须做完的工作赶出来，想躺下休息。但这种时候想到“监狱”中的人的事迹，就克制自己，打起精神。想到那些人，困这点儿事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狱中的人怎么样了呢？是在被拷打吧？我们各种日常生活就这样同狱中同志的生活直接结合在了一起。虽说内外不同，但在对统治阶级斗争这点上丝毫没有差异。
“这是从哪里摘抄的？”
伊藤看了这份报告，“太可恨了！”她说。她也有两三次在警察署连衬裤都被扒了，赤身裸体，给竹剑尖头捅得滚来滚去。
“独创！”
根据后来送到T那里的报告，胡子又从K警察署被转去O警察署，在那里从早到晚被七八个人拷打了三天。双手绑在背后，就那样吊在房梁上，拷打的人从下面用竹剑抽打不止。昏过去了就灌水，如此反复几十次。但他一言不发。
之后参加“地方组织”（党地方委员会的组织部会）时，有报告说在官营的N兵工厂，仅靠携带手枪和刀剑的宪兵监视已不够用，而让宪兵穿上职工服混入各个职场的要害部门。那里的支部最近所以遭到检举，原因是做工作稀里糊涂地做到“身穿职工服的宪兵”头上。那种职工表面上故意做出有觉悟的样子，实则再危险不过。仓田工业本来不是兵工厂，还不至于来宪兵。不过，事态稍有发展，可以设想难免走那一步。
于是，我们决定将“作为一个平凡人”面对敌人审问一言不发一事作为本次支部会议的决议加以实行。同时决定不将这项决议局限于此，而向上级机关报告，争取使之成为全党决议。
六
她像说自己的事一样说道。须山似乎懊恼地咔嗤咔嗤搔着头。
看表，才九点。于是打算闲聊一会儿，我们躺倒伸长身体。看伊藤的梳妆镜，那比笠原的气派得多，黄、红、绿等颜色的胭脂也一样不缺。
“不过，上次成为无产阶级戏剧主人公的我们的一位女同志，就连对方完全清楚的自己的姓名和原籍也不说，坚持抗争到底，直到出狱——超过沙巴洛夫！”
我“嗬嗬”两声。
伊藤听了，说：
伊藤发觉后，站起身来：
“听说沙巴洛夫被捕后，七个月时间坚决一言不发。并且这样说道：对于一个平凡的人，要做到概不陈述，亦即，最好的表现是采取我坚持七个月的战术。”
“讨厌的人！”
“资料夹又来了！”我笑道。
“伊藤红黄绿变幻莫测，天天夜里呼风唤雨。”须山笑道。
“马克思主义道路！”
“喏，那里有三越啦、松坂屋啦好多包装纸吧？都是别人进贡的，幸福的天使！”
“伊藤可知道沙巴洛夫？”须山问。
工厂里，要是哪个女工稍有姿色，一般说来，监工、相关负责人和男工同伴就给买东西，或领去松坂屋，或去“豆汤屋”一起吃喝。就伊藤来说，若是有发展可能性的普通员工，她就应邀出去，当然自己也邀过。所以，她去工厂都要化妆化得漂漂亮亮。男工也同样，如果衣着整治，长相也多少潇洒些，女工们就会“直接而具体地”贴上前来。
胡子平时像口头禅似的说过，面对敌人的审问，只要说了一句什么，就意味不服从什么也不能说这条我方的铁的纪律，而屈服于让他说什么这条敌人的纪律。理所当然，对于共产主义者、党员，必须服从的不是敌人的纪律，而是我方铁的纪律。现在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这一点。
“如何，近来？”
我们坚信：无论出怎样的叛徒和出怎样的机会主义者，都有一条正确的线在其间明确划出，划得又粗又红。
我这么一说，须山摸着下巴嘻嘻笑道：
“这下子太田带来的气恼全都消了！”
“一片萧条。”
胡子家里有父母兄弟。那边也给我（以我们之间称呼的名字）寄来了报告：“自己只打算写‘白纸说明’、我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一口咬定。”大家看了，说道：
“阿嘉还没有？”我手托下巴，头不动，只斜过眼睛问。
看了，我、须山和伊藤为自己甚至“焦躁”“闷头蛮干”那个程度的事也没做感到羞愧。
“没有什么？”伊藤反问。明白过来后，稍微动了动（一瞬之间）脸上的表情。旋即满不在乎地说：“没有，还没有。”
胡子最初在T警察署待了五天，之后转到K警察署，在那里关了二十九天。报告是和他同监的一个朝鲜工人带到须山和伊藤他们出入的T那里的，情况这才明白。报告写道：自己是在住处被捕的；但其原因无论如何都猜不出来；决不要为重建阵营而焦躁、而闷头蛮干或沦为权宜主义。“焦躁”“闷头蛮干”和“权宜主义”三个地方特意加了“·”。
“据说要待革命成功之后。理由据说是：我们男同志一旦结婚，由于三千年来潜意识作怪，尽管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也还是要将阿嘉变成奴隶！”须山笑道。
不久，胡子来了报告。
“须山不打自招！”伊藤莫如说相当冷淡。
此前留给我的最后的个人生活退路——同至亲的关系被切断了。往下第几年新社会（我们在为此战斗）到来之前，我不会同母亲一同生活了。
“没有找到好同志吧？”我看着伊藤说。
母亲临分手时自言自语重复说了好几次“马上知道的”。
“我怎么样啊？”须山霍地挺起上半身说。
“是吧？马上知道的！”
“过头了过头了！”
“啊，大家都那么说。”
听我这么一说，须山嬉皮笑脸地问：
“你的肩总好像有毛病。知道的人从身后也能马上知道是你。得改掉这个毛病，走路别晃肩……”
“选哪个？还是我吧？”
走到外面，母亲在我的背后说自己一个人可以回家，让我放心走。随后突然以担忧的语声说：
“这家伙！自作多情恬不知耻！”
临走时，母亲说她已经六十了，往下打算再活二十年，活到八十岁。但毕竟六十了，明天就死了也不一定。知道我死了，难保你一定不回家。而那一来就要冒危险，所以死了也不通知你。临死能不能见上一面，对普通世人来说或许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了，何况对于六十岁的母亲。母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这让我感到浑身收紧般的激动。我沉默不语，也只能沉默。
三人笑出声来。环视我们四周，能和伊藤势均力敌的同志好像也没有谁。我想，假如她真的发现了自己的对象，那一定是优秀同志。两人的生活一定是同党内生活相辅相成的“样板”。虽然我一直和伊藤一起活动，但是一次也没有把她设想为这种问题的对象。这是伊藤何等非同一般的证据，不知不觉之间难免反映到我们的心情上。
这当中我觉察出母亲总好像有些坐不住，说话也沉不下来，没办法静静说完。母亲终于告诉我：没见你的时候总是坐立不安。可这么一见，又担心得不行，生怕你因为这么做而被逮住。所以差不多该回去了。难怪母亲每当别的桌子有客人来时总是往那边看，不是说“那位客人好像不要紧”，就是说“那个人长相挺凶的”。而我反而浑然不觉，用在家时那样的语声说话。于是母亲提醒我压低嗓门。母亲说，与其这么担惊受怕地见面，还不如知道我健健康康地工作好些。
“我要负责任地给你物色个好样的家伙！”尽管语气是开玩笑的语气，但含有我的真实心情。
母亲又说在茨城的女儿的丈夫往下会想法照顾自己的，要我别担心。由于话说到这里了，我就把以前通过须山转达的话从我嘴里重说了一遍。“知道。”母亲微微笑道。
但是，伊藤那时朝我转过苦涩的脸……
过了一会儿，母亲一点点讲了起来：“脸好像比在家时多少胖了，我就放心了。”母亲说她近来差不多每天都梦见我又瘦又老，被警察逮住打骂（母亲把拷打说成打骂），睡不好觉。
往回走时，刚上大街，我就拦了一辆出租车。车似乎走近路，不断在昏暗的路上拐来拐去，而后忽然开上灯火辉煌的热闹路面。我做出醉意上头的样子，把帽子拉低遮住脸。
我们没怎么说话。母亲从桌下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还有“煮鸡蛋”。须山马上要走。母亲硬把鸡蛋和香蕉塞到他手里。
“到哪里了？”我问。
但我终究被须山说服了。决定慎之又慎，利用我们平时不用的地段的场所，由须山用汽车把母亲领来。在那个时间我去那家小餐馆。母亲坐在桌子对面，离开桌边一点儿孤单单地坐着，神情郁悒。一看，母亲穿着出门时穿的最好衣服，这让我心里有些难过。
对方说“银座”。我心想糟糕，这种繁华地方我习惯不来。但我没那么说，把帽子拉得更低了，以便掩人耳目。不过，有几个月没看见银座了？我屈指计算，足有四个月了！我不时注视两侧。同我在那里走动时相比，变了不少。不觉之间，我贪婪地看了起来。我曾经有过类似的感情。那是前年往监狱去的时候，我在监狱的押送车里戴着手铐，前往法院出庭预审。路上我从拦着铁条的窗口，时隔半年看着“新宿”的拥挤场景。我看一座又一座建筑物，看一块又一块招牌，看一辆又一辆汽车，看人群中一个又一个人。我是多么希望人群中有某个相识的同志正在行走啊！为此不知看得多么仔细。之后回到监狱的单人房，一两天时间眼睛都一下下作痛。
“可是，不那么做都给那帮家伙盯着呢，万一有什么……”
车来到四丁目十字路口，“丁零丁零丁零”铃声响了，对面电柱闪出红色。于是我乘坐的出租车在停车线停住不动。形形色色的行人三五成群紧贴车窗接连走过。我心慌意乱。甚至有人往车里窥视。为了紧急关头能够逃跑，我手搭另一侧车门把手，下颚低在胸前。片刻，“丁零丁零丁零”铃声响了起来，我舒了口气，松开把手上的手。
实际目睹母亲样子的须山被打动了。
我看着来来往往散步的无数的人。这么说来，我发觉自己的生活已经全然不具有散步这个东西了。我不被允许一晃儿出门，在房里也不能随便开窗以免外面有人看见。在这点上，同在拘留所和单人牢房的同志毫无区别。从某种意义来说，甚至比那些同志还要难受——能够一晃儿出门而又必须控制不出。
“那个自然明白。不过又不是要告诉你的住处，还是在哪里见一次吧！”
但是，我因为有必须如此的自觉还算好的，而和我一起的笠原看上去因此相当难受。有时她还是想和我一起外出的，却又横竖不能，显得心焦意躁。并且，笠原上完白班回来时，我总是失之交臂地外出了。我白天在家，单单晚上活动。因此，一起坐在房间中的时候很少。如此状态过了一两个月，笠原眼看不快起来。看上去她在克制自己不表现出来，但时间一长，就开始朝我发泄了。同完全不能过个人生活的人在一起，和大部分个人生活范围都在背后的人在一起，那是很难忍受的事。
我倏然想起“渡政”来。渡政转入地下时，他的母亲（不仅仅是渡政的母亲，也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母亲）问一个同志：“再也见不到阿政了吗？”同志们告诉母亲：“见不到了。”我把这件事讲给了须山。
“和你在一起以来，夜晚你一次也没在家待过，一次也没和我散步！”最终，笠原说了这种再明白不过的傻话。
须山介绍，我的母亲近来瘦了一些，脸色也好像苍白了。再次问能不能见上一面。
为了弥补这一差距，我想把笠原也拉到活动中来，尝试了几次。但在一起之后，我知道笠原这人不适合做这个。她是个感情肤浅、没有定力的女子。我对她说“你是气象台”，一点点小事就会使她大声嬉闹或者反过来气急败坏。这种脾性的人是根本做不成我们这样的工作的。
“这么说来着……”
当然，一天的大半要花在远离打字员那种工人生活的工作上，回家又被做饭、星期天又被两人要洗的衣服从后面追赶着——那是负担相当沉重的没有自由时间的生活，让我于心不忍。可是她连从中自行奋力跳出的力气和意识都不具有。即使我想让她那样也跟不上来。
“怎么样？”我问。
我半路从出租车上下来，走了两个公共汽车站的距离，回到家里。笠原面色苍白，愁眉苦脸地歪在房间里。看见我，说道：
我也并非不认为这对母亲是残酷的。但这一来是无可奈何的事，二来我认为有必要通过所有事情让母亲心里怀有对统治阶级的终生性憎恶（母亲的一生实际上也是那样的）。我再三求须山转告：自己不能见母亲最后一面也全都是统治阶级造成的。不过，那天见须山时我到底心口怦怦直跳。
“我被解雇了……”
“喂喂，那话是说不出口的！”须山现出困窘的表情。
由于过于突然，我伫立不动，默默看着对方。
须山说我母亲默默听着这些。她另外这样问道：自己现在六十岁了，得了病什么的，今天明天说不定就会死掉。那种时候也不能回来一下吗？须山根本没预料到那种情况，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后来我对他说，那种时候也不能回去。
笠原虽然没有做什么，但商会里有传言说她“赤色”。于是，主任去了作为保证人的房东那里，得知她早就不在那里了。因为我的住处谁也不告诉，所以她仍将自己的住处写作以前的地方。商会愈发觉得奇怪，当即把她解雇了。
后来须山去我家时，我让他清楚告诉母亲，自己四五年也回不了家了。使得我回不了家的，不是我从事的运动，而是警察那帮有钱人的狗腿子。所以不要恨我，而要恨这个黑白颠倒的社会。同稀里糊涂相比，让她一清二楚，反而能产生抵抗力。而且，我认识的一个同伴被警察逮住，说他和共产党有关。结果留在家中的妻子和母亲说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没有那种“阴影”，无中生有地说是共产党是“想要治罪”。果真如此，那么就是说那个同伴的家人们在说共产党是“阴影”，若是共产党，治罪也未尝不可。我想，尽管母亲六十岁了，但我的母亲不能有那样的想法或说出那样的话。过去五十多年时间里，我的母亲一直生活在贫困的最底层。把话挑明，我认为她是能够理解的。
我一直用笠原的工资支付房租和零零碎碎的日常杂费，勉强可以填补漏洞，保证活动不受阻。所以，她的失业是相当大的打击。但既然这样定了，这时本应从商会尽可能多拿一点钱，但我是非法身份，说话硬不起来。事实上，主任暗中敲打过了：没落到警察手里，已经算便宜你了，乖乖离开得了！
须山临走时，母亲递出夹袄、短褂、裤衩和布袜，又叫他等等，走去厨房，在那里“咕咕嘟嘟”鼓捣了一阵子。我以为做什么呢，原来煮了五六个鸡蛋拿来。她还让须山转告我：鸡蛋一角钱能买三四个，一定要挑新鲜的生喝下去。我把煮鸡蛋给须山和伊藤吃了。“喂，伊藤，我们吃一个算了，不然过后要被老太太抱怨的。”须山笑道。伊藤偷偷擦眼睛。
我们当即狼狈不堪。糟糕的是给楼下阿婆知道。租房若不好好取得信用，就会受到怀疑。那一来，就不仅仅是糟糕的问题，而且是危险的。因此，我决定无论如何先付房租。可付完房租，只剩两三元了。两三元马上转眼就光。笠原天天出去找工作，我也必须一天平均出去四回。以前乘车的地方现在步行。这样，一个联络前后要花三四十分钟，有的地方来回要花两个小时，效率急转直下。我说发起“基金捐款”，每见一位同志就讨五分钱、一角钱。这么着，我苦笑道，须山的“神田伯山”也要没了。须山和伊藤为我担心。两人说自己过的是合法生活，没钱也不至于致命，再说从谁那里都能借来，于是从工钱里拿出五角或一元给我。我想这样的钱得小心使用，就用于外出活动的交通费，把饭钱节省下来。茄子便宜，五分钱能买二三十条。就让楼下阿婆塞到稻糠做的大酱里，早午晚一天三顿茄子。连吃三天，身体马上受不了了，一上楼就气喘吁吁，出汗不止。
过去我也许对母亲过于冷酷了，而我终归只能以有进无退的行动表现自己。但六十岁母亲竟然正在接近我的心情——我仿佛看见她那要比从事这种运动的我们不止困难一百倍的痛苦的内心挣扎。我的母亲是普通百姓，连小学都没上过。可是，从我在家时她就开始学习“いろは”[10]了。戴着眼镜，腿伸进被炉，背弓得圆圆的，把小木板放在被炉上，收集我用过乱扔的稿纸，用铅笔在背面练习写字。我笑道：“开始搞什么呢？”前年我在监狱时，母亲因为一个字也不会写而连一封信也没能寄——“这太遗憾了！”母亲有一次说道。而且母亲也看出来了，我出狱后越来越深地投入运动之中。于是母亲心想，肯定还会被抓进去。即使免于被抓，但因为眼下是保释期间，迟早也还是要判刑入狱——母亲是为了那个时候学字的。我潜伏前不久，她虽然字写得东倒西歪，倒已能写出完全可以辨认的字了，这让我感到吃惊。这回她问须山：“不能见到的吗？”须山说还是不见好吧。“信也不能写吗？”她又问。须山这样讲给我时，母亲这么说时的心情直接打动了我，我感到一阵难受。
尽管又饿又累，但老吃同样的东西，食欲怎么也上不来。最后，把热水浇在饭上，紧紧闭上眼睛，“哗哗啦啦”拨进嘴里。即使这样，有饭的时候还算好的。当夜里有三次联络却又因为没钱而不得不走路的时候，以及从早到现在只吃一顿饭的时候，觉得实在窝囊透顶。一次我指望见到那位同志总会有面包吃个够，不料彻底落空。那位同志显得很不好意思，提议接下去见的M有可能出面包钱，一起去看看。我和M相识，忍无可忍的我决定一试。这样我才捞到面包和奶油。M笑道：“为吃一片面包，一个大男人跑到这儿来，要是被逮住，可就赔大了！”我说：“前提是给我面包！”说完笑了。笑罢心想，长此以往可绝不是好事。要想彻底沉下心长期活动而不被捕，这么勉强自己和着急是不成的。
我已经不知被警察抓进多少次了，在拘留所度过几次二十九天。母亲对此已经习惯了，何况前年还蹲了八个月监狱，那期间母亲一直探监送东西。因此，如今反而能理解我从事的活动了，只是不明白的是我后来为什么没给警察逮个正着，担心我跑来跑去后果不好。
我决定采取最后手段。那天回来后我鼓起勇气，对笠原说当咖啡馆女招待如何。近来她因每天外出找工作，累了，情绪不好。听得我的话，她突然转过身来，随即现出阴暗、厌恶的神色。我到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但她死死沉默不语，我也只好沉默。
最后，母亲问：“还得多少天安治[9]才能回来呢？”须山无言以对。多少天？面对母亲那随时可能折断的细瘦脖颈，须山无论如何也讲不出真话。“这……时间不会太久吧……”他说。
“你是说为了你的活动吧？……”
我就那样再未回家。须山每次带着我的消息去我家时，母亲简直就像对待回家的亲儿子一样把他让到屋子里面，端出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须山搔着脑袋说被盯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讲了我跑出家之后的情况。每当中断的时候，母亲就催问：“后来呢？后来呢？”自那以来，母亲夜里觉也睡不好。以致眼皮下面肿肿的松松的，两颊深深塌陷下去，脖颈细细的软软的，看上去东摇西晃。
笠原没看我，反而用沉静的语声说。而后没等我回答，陡然高声叫道：
我从胡子手上借得他仅有的五元钱，窜到朋友夫妇家里。不料，听说第二天早上到底有警视厅和S警察署的特务一共四个人去我家抓我。一无所知的母亲吃了一惊，说昨晚出去还没回来。这么着，其中一个似乎“最厉害的人”说怕是听到风声逃跑了。
“妓女也当！”
他语气虽然像开玩笑，但态度很明确：绝对不能回家；要处理的东西委托别人；即使就穿这身衣服走也只好这样。“毕竟不是修学旅行啊！”他笑道。胡子是能以和蔼可亲的态度说出决绝之事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举例说，一个转入地下的同志最后无处可去了，就说了句“今晚不要紧吧”而回去住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就被捕了——尽管有足够的理由考虑到监控危险性，但还是出门处理重要东西以致被捕！他一般不说一定不行。那种时候只是举个合适的例子。看上去他久经沙场，知道许多那方面的例子。
笠原由于总不想跟我一起活动，所以只能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牺牲。若说牺牲，作为我几乎牺牲整个人生。同须山、伊藤他们碰头后回走之际，我甚至感慨：他们是回归普通世界的普通自由生活，而我必须照样回到丝毫麻痹不得、放松不得的生活。一旦被捕，等待自己的就是四年五年的牢狱。但是，虽说是牺牲，而同几百万劳工和贫农在每天生活中做出的牺牲相比，那也不值一提。这点我是从二十几年间作为底层百姓苦苦挣扎过来的父母生活中真切体验出来的。因此我认为，为了将几百万人从大牺牲解放出来，自己的牺牲也是必不可免的牺牲。
“开哪家子玩笑！”
可是，笠原还是未能痛切地明白这点，更糟的是认为一切都是为我做牺牲：“你是了不起的人，我这样的傻瓜理所当然做牺牲！”但是，不言而喻，我是不具有任何个人生活的“我”，那么为我做牺牲意味什么呢？我是组织的一分子，有义务保护组织，将我们的工作、即解放整个无产阶级的工作坚决进行到底。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把我看得再贵重不过。我既不是因为我了不起，又不是因为我是英雄。而只知道个人生活的笠原，只能以个人尺度理解别人。
我离开自己家时，由于事发突然，连对孤独的母亲都没能说明情况就不得不转入地下。那天夜晚六点左右，我像往常那样出门“联络”。我虽然从事非法活动，但又以堕落工会一名会员的身份在许多合法场合作为反对派进行斗争。不料，六点见面的那位同志说同我一起做工的F突然被捕：“原因虽然还不清楚，但跟他直接联络的你必须马上转入地下。”我一时愣住了。假如因F的关系而知道我，那么，我仅仅作为堕落工会的革命反对派是不可能了结的，势必涉及上头。于是我想先回家处理该处理的东西，准备转入地下。也这样说了，心想这点儿时间总还是有的，结果那个同志（胡子）说道：
我把这些好好跟笠原讲了，她默默听着。那天她早早睡了，始终没说什么。
须山在那边有事的时候，经常顺便到我母亲那里。告诉说我精神很好，又把母亲的情况告诉我。
七
四
夜里，我为《面罩》写了稿，整理了提交给地方“组织”的报告，看了送报方面转来的、多少有些推迟的小册子和资料，忙到很晚，结果睡到第二天早上十点。我对楼下有谁来访这点，敏感得连自己都吃惊。我好像因此惊醒过来。抬头一看，到底是巡警，来查户口。我为了这种时候不被拉出，早就写好原籍和姓名交给了阿婆。巡警不厌其烦地细细盘问。对阿婆一家，也简直像调查罪犯一样问来问去。我预感情况有些蹊跷，一边侧耳细听，一边把装有文件的箱子锁了，开始悄悄换衣服。“房客呢？”巡警问。“啊，有的。”阿婆似乎折回客厅，递出我写的纸片。“这上面没写以前住的地方，是吧？”“夫妇？”“什么时候登记的？还是没有登记？不清楚的嘛！”阿婆说着什么。“丈夫有工作吗？”“现在在吗？”我想坏了。随即听得阿婆说“现在出去了”。我舒了口气。同时心想好在倾囊付了房租。“那，往下要问详细些，记住了？”说到这里，巡警像要回去了。我暗自庆幸，重新坐在被褥上。这时，响起巡警边开门边说话的声音：“近来赤色分子常租房子，要小心才是……”我心头一抖。阿婆“哦？”一声反问。巡警似乎讲了两三句。想必阿婆不晓得赤色分子是什么。
之后我和笠原马上搬去新的地方。那里距离仓田工业稍远一些，但须山和伊藤是能乘电车通行的“身份”，就由他们过来这边。这样，既节省了交通费，又可以减少路上的危险。
我感觉这种调查方式有非同小可的东西。那天联络完往回走时，相邻一条街上巡警拿着户籍簿走进一家小店。不料，从那里前行不出百米，尽管是同一条街，这回却有两个巡警手拿户籍簿从小巷出来。见到S时，我说了早上来查户籍的事。他说好像全城正在像过梳子似的调查外来人口租房情况，要我一定小心。这种郑重其事的调查方式已让我感觉到了这点。
我们谈了很多事。交谈中断时，她显得坐立不安。两人都回避上次的话题，一再往后拖延。事情谈定后，我终于开口了。来之前她是自己下了决心的。
那帮家伙左一遍右一遍说党已经毁灭了、连根铲除了，并且在他们自己办的大报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让一无所知的劳工信以为真，想方设法将党的影响从大众中剔除干净。然而，那么大张旗鼓地宣传没过多久，党又到处活动开来。那是无论怎么蒙骗也蒙骗不了的。尤其在这战争期间面对“五·一”和八月一日“国际反战日”等大规模募捐活动时，那帮家伙一定千方百计对付我党的力量，必欲根除而后快。为此他们正在全力动用他们拥有的所有国家权力。虽然口头上傲视和散布流言蜚语贬低我党，但事实截然相反，证明我党是那帮家伙最大的敌人。据悉外国有报道说日本的党是小而英勇善战的党（同须山的“神田伯山”不同，S对这方面的事了如指掌）。S这么讲给我时，表示“这小而英勇善战的党”是同一国的国家权力对等的。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一大势力。为了将这“小而英勇善战的党”斩草除根，那些个头大几百万倍的家伙正气势汹汹扑来。因此，作为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很小，但必须以这样的自负奋斗下去。“这是何等辉煌的自负！”他说。当时我们真可谓喜不自胜。为了将这自负贯彻到底，绝不能被那帮家伙逮住！
下次相见时，看上去笠原在我面前坐得相当拘谨，那的确称得上拘谨——这以前是没有过的——肩缩瑟着，双手放在膝头，身体僵挺。在她住处留宿的第二天早上一起出门时，刚出门一步她就用男人般开朗的语声叫道：“啊——啊，这下好了，畜生！”全然没有女人味儿。我不解地看着她。
在这种情况下，住处再危险不过。我、须山和伊藤打算以“五·一”为目标搞一下仓田工业。伴随着六百临时工的解雇，只要我们不出差错，那么是有足够的可能性的。假如现在被捕，那将完全成为阶级背叛。听说S近来睡觉时在枕边备有粗重的手杖和拖鞋。我意识到了这点，就在路上买了一双，以便把拖鞋放在迟迟没放拖鞋的晾衣台上。
笠原在公司上班，早上出门时间是固定的。那样，就算我看上去东游西逛，也可以解释为靠妻子的工资过活。人世间只相信有一份固定工作的人。于是我问笠原能不能和自己一同生活。她听了，突然用那对大眼睛（睁大的）瞪着我，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我催问一遍。她还是沉默。那天她到底什么也没说就回去了。
见到须山，得知“剿赤”并不仅仅来自外部。去联络时，须山脸上缠满绷带，拖着腿从对面走来。我听了一惊。“挨打了！”须山说。他时不时从绷带上面按一下脸。虽然伤口疼得不知如何是好，但因为时期特殊，中断联络不好办，就勉强赶来了。我们不再在外面走动，进了“豆汤屋”。
住处有个男人，又没在哪里上班，而且每天晚上（一到晚上）都外出——被怀疑的因素可谓一应俱全。在工厂上班的时候，这点倒还好。特别是一个晚上平均有三四个联络，其间如果有一小时空白，就不能在外面逛来逛去，而要暂且回家。之后再次出门。那种时候，阿婆明显现出诧异的神情。仿佛在说是靠什么吃饭的呢？这种状态，查户籍的警察来时，有可能当即看出名堂。
厂方说光靠外面的警察效果不大，就把清川、热田的“僚友会”和在乡军人的青年团引了进来，准备从内部进行“剿赤”。不料被《面罩》和传单揭露出来，以致变得气急败坏。而另一方面，两三天前工厂里开始募集那种“慰问金”。迟了一步的仓田工业所以募集，目的也还是为了以此融合厂内气氛，让所谓“赤色”没有渗透的余地。“忠君爱国”也好什么也好，如果不能带来利益，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向厂方就此献策的，似乎是在降落伞车间殴打那手拿《面罩》女工的“身穿职工服”的在乡军人青年团。
那以后，我和笠原忽然亲密起来。自己也觉得奇妙。大凡我托她的事，她都做得滴水不漏。太田的叛变使得我最近决定搬去别处，但我不能自己到处找房子，就委托给笠原。与此同时，我试着考虑和笠原一起住。即便为了让非法活动长期继续下去，也还是那样合适。
须山考虑抓住这个问题，切断“僚友会”的清川、热田同劳工大众的联系。伊藤也赞成。有必要在大家面前讲清楚：工农大众党口称是全心全意为了劳动者的党，是全心全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但实际上根本并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也只停留在表面上。须山和伊藤作为一般成员加入了“僚友会”。无产阶级为了揭穿资产阶级所有欺骗性政策的本质，为了将反战这一艰难事业推向前去，必须同“僚友会”那种做表面文章的同伙——右翼机会主义者战斗下去。须山找到清川，提议就慰问金问题开定期全体会议如何。与此同时，决定通过伊藤的同伴和自己的同伴，将慰问金募集问题扩展到一般大众层面。
我坐在桌前，骂了一声：“畜生！”
来到全体会议会场一看，吃惊的是，青年团的职工也来了。我们之所以看重“僚友会”，是因为那里边临时工寥寥无几，而以正式工居多。伊藤和须山争取的同伴只有一两人。虽然一直强调争取正式工的重要性，但由于困难重重，成绩始终上不去。除去两三个人，“僚友会”也是出于模模糊糊的想法参加的——若在那些人面前表明是清川对还是须山对，他们大有可能过来我们这边。
想必我正在气头上，竟然忘了跟阿婆打招呼——我规定自己出门进门都向房东好好打招呼——直接爬上二楼。
虽然战争开始已有半年了，但“僚友会”只开了一两次会，即使其同伙里边也嘟嘟囔囔有所抱怨。须山首先当众这样提起话题：在这么多工人农民被拉去战场，日常生活也被迫如此“强行军”的时候，“僚友会”居然一次像样的会也没开，这是阶级性背叛。五六个人说“没有异议”。但这么说完之后，接下去便扭扭捏捏了。我和须山都有在反动工会“策反”的经验，完全清楚这说罢“没有异议”而扭扭捏捏是怎么回事。这么着，我笑了，须山也笑了。他口称“痛啊痛啊”而从绷带上边捂住脸——模仿别人特征是他的拿手好戏。
我们没有退路。我们整个生涯都被活动挤得满满的。这和过着合法生活的人不同。雪上加霜的是，又出现了这种叛变行为。我们为之感到充满全身的愤怒和憎恶。如今我们已不拥有堪称私人生活的生活。所以我们是在以终生性感情（假如允许有这样的说法）愤怒和憎恶。
谈到慰问金时，清川发言了：去“满洲国”的士兵都是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同伴。所以，作为无产阶级连带之心捐送慰问金是顺理成章的。大家一边摩擦自己的指甲，一边默默听着。我们的同志在工厂时受资本家剥削，上了战场成为敌弹的牺牲品，但保护我们同志的只有我们自己。因此，我们对募集慰问金表示响应——对清川这个说法，大家这回都一本正经地点头。
大概太田把自己的变节和卑劣看成自己一人的事，而不知晓这给众多工人心头投上了大块阴影。那家伙是个人主义者、败北主义者、叛徒。他还把警察尚未掌握的我的部署以及其后的行动也说了出来。这意味着，今后我同仓田工业的同伴们一起活动的困难程度增加了不止十倍。我们不仅由于敌人的特务，而且由于己方的“腐败分子”而浴火拼搏。那天交通费也不很够，只好走路回去。路上我的神经变得异常敏锐，遇上的每个男人看上去都像是特务。我再三再四回头回脑，设想那些家伙由于太田的“进言”而严厉监视这一地段，以便逮捕我。据胡子介绍（以前介绍的），那帮家伙逮住我们一个，可领到五十元钱。想必那帮家伙为这诱饵而走火入魔。我忽然心想，如此不冷静的时候更容易出危险，我不能被捕。我走进“豆汤屋”慢慢歇了口气，然后返回住处。
一看，伊藤困惑似的蹙起眉头，开口道：
不过在工厂里，由于太田是正做工时被带走的，这点造成不小冲击。大家心想原来一直散发传单是他啊，从而产生亲切的感激之情。并且，一有什么就被工头斥为“老虎”（ultra[8]之意）和“国贼”的可怕的共产党即是太田，那种原来以为自己看不见的遥远的存在即是每天一起在降落伞布料上按熨斗的太田——这种意外使大家感到震惊。“太田总是考虑我们的事，结果被抓走了，我们是不是以工厂有心人的名义往警察署给他送点什么？”——伊藤嘉当即这样提起太田事件，把钱物集中起来。有七八个人出了钱，其中也有喜欢太田的女工。伊藤嘉从太田事件说到传单，说到厂里的劳作，终于把八九个人成功地争取过来。由于长期在工厂活动，她晓得提起怎样的话题能使大家跟上来。加上降落伞这边因为几乎全是女工，所以对太田的评价相当高。这点也给她巧妙地抓住了。她从八九人里边选出积极分子，以“仓田工业女工有心人”的名义派去警察署送东西。裤衩、短褂、夹衣、衣带、手巾、卫生纸，以及现金一元。在警察署，警察让那个女工等了一会儿，回复太田说：“大家的好意自然难能可贵，但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不能接受。”喝令拿回。结果，对这种事不熟悉的女工就和四五个同伴一起把东西拿了回来。伊藤自己以前在警察署领教过这种名堂，就又去了一次警察署，死缠活磨把东西放在了那里。事后从须山口中听得太田原来这样，不由得大发脾气。
“真是那样的吗？”
于是，我们认为太田的报告是为了把自己的行径合理化而写的。相比之下，我们更想了解的是，太田在警察署供述了什么和供述到什么地步，进而据此及时制定对策。我觉得，看这个样子，太田肯定很快出来，对这种态度的家伙最要当心才是。
僚友有十四五名女工，但参加会的只有两人。加上伊藤劝诱的，来了五六个人。作为“僚友会”是件稀罕事。而女工在“僚友会”上发言过去从未有过，大家一下子看着伊藤。
“正是。你戴不戴劳埃德眼镜，只要不是特务认识你和你走碰头，那怕是不可能知道的。”须山也笑道。
“听清川君讲话，倒是郑重其事，但总觉得有些像陆军大臣的训导……”
“反过来说，正因为太田什么都说出去了，我才受到追查。”
大家哄堂大笑。
我听了，说道：
“清川君也好谁也好，谁都一清二楚这场战争不是为了我们，归终还是为了资本家打的。假如是为了我们职工、失业者和贫苦百姓，那么不用说，即使卖衣卖裤也要把所有的钱作为慰问金捐出。可是情况并非如此。”
按报告的说法，我已受到非同一般的追查；甚至戴劳埃德眼镜[7]都已被知晓；那帮家伙说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立即逮捕，希望我充分注意。
伊藤说到这里，青年团的职工突然插话干扰，于是须山介入。他原封不动地引用清川的话说道：“我们工人在工厂时受剥削，事情一完资本家就把我们随意抛到街头。而战争打起来，又被最先拉走。哪种场合都是为资本家牺牲。所以，如果出慰问金，应该是那帮家伙出才对！”
报告是一个“不良分子”拿来的，说是受人之托。从仓田工业走上电车道，那一带是“花街柳巷”。电车道两侧的小巷排列着带小圆窗的妓院。一入夜就开门迎客，到处欢声笑语。而且，什么什么“组”的什么什么“坏分子”“不良分子”在这一带飞扬跋扈。不料，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被以威胁罪抓进N警察署的时候，在拘留所偶然同太田关在了一起。于是，“游手好闲的无赖”出来时，太田托他来我们认识的T那里提交报告。
这么一说，大家的表情又似乎在说言之有理。
难怪，我心想。
“为了让我们出慰问金，那帮家伙采取的手段就是叫我们深信战争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打的，而是为了全体国民打的。”
“太田有报告来了！”他说。
这时，伊藤接在须山后面说了“赤色慰问袋”的事，说了开战后自己的生活也一点儿没变好等等。这样一来，清川他们就招架不住了。清川在众人面前丢了“僚友会老大”的体面。青年团职工也无济于事。问题是，这种社会的法西斯本来面目不是当众演示出来，而是在背后动真格的。所以，若认为这下子顺利得手，那可就大错特错。
两三天后和须山预定在街头见面时，须山以奇妙的手势挥着手走来。每有什么他就总是做出那副样子。见面后慢慢说这种方式，对于他似乎实在痒得难受，从而马上在动作上表现出来。于是我想怕是有什么了。我拐进一条小路。本应再拐进一条小路后两人才并肩行走，然而须山已经一阵小跑从后面打起招呼来。
开完会回来路上，青年团两三个家伙喝道：
尤其是，仓田工业是生产毒气面罩和降落伞、飞艇船舷的军需品工厂，战争期间工厂组织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把组织的重心放在军需品工厂（主要是金属和化学）和交通产业（运送军队和武器），在里面开展活动。于是我、须山、太田、伊藤等人打入仓田工业。只是，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是临时工，所以不出半个月都将被砍掉，必须争分夺秒让组织扎下根来。为此需要争取正式工。那样，就算被砍掉，也能通过留下的组织之根同外部的紧密联系而使活动顺利继续下去。我们决定：哪怕话题再小也要抓住，时刻促使正式工同临时工相互接触，在方向上推动二者结合起来。但与此同时，即使临时工中间的组织，在他们被砍掉后也势必另找工厂，进入各自的工作场所，即成为所谓“孢子”。因此，和一个个临时工之间，往下再往下也绝不能放手——我们必须把这些工作在被解雇之前的短时间里完成。
“你是老虎啊！过来一下！”
我首先觉察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在八百人之多的工厂里，只有四五个人的支部在拼命（绝对拼命）活动，尽管只有四五个人，但不用说，若没有支部的拼命活动，就不可能驱动整个工厂。而为了通过这四五个人的拼命活动驱动整个工厂，就必须同厂里的大众性组织结合起来（或者建立那样的组织并在其中活动），进而使之成为具体问题。如果不考虑这项实际计划，那么，势必以四五个人的、毫无发展前景的独角戏而告终。而实际上这些临时工女工们正准备组织临时工“亲睦会”——虽说我们好歹相识了，也还是要各奔东西，但毕竟“袖口相碰”也是前世因缘。还有，临时工、正式工之所以因为工钱等待遇问题而关系不好，是因为工厂故意使坏造成的。其中也有“互帮互助”而成为好友的人。虽说这不过是一两例，但若支部懂得努力将这种自然发生的个例变成大的团体（组织）并在其中（不是自己四五人当中）劳动，那么，在不日到来的解雇六百人的时候用来驱动整个工厂也并非不可能。
进入小巷后猛然扑上来拳脚相加。
在工厂时，可以把握厂里每天每日的“动态”，将其及时反映在第二天传单之中。现在，那项工作已由须山和伊藤负责。最初我担忧离开工厂的后果，但通过同须山他们保持密切的组织联系，不仅没有“漂浮”，反而得以拉开距离看出须山和伊藤他们（包括以前的我）被眼前的事分散了所有的注意力，因而无法从发展角度长远看待事物。这让我饶有兴致。可以说，这表面上似乎采取十分精细的观察方法，实则在某个固定框架内睁大眼睛逼视。不用说，这是因为我做容易高瞻远瞩的“地方委员会”工作的关系。从中得知自己无需担忧自己“漂浮”。
“三个人，我也只好逃之夭夭！”须山笑道。
除了仓田工业，我还做“地方委员会”的工作。而胡子被捕几乎已确凿无疑，因此他的一部分工作也要承担，一下忙了起来。好在住处已经落实，加之没了工厂活动，可以充分制订日常生活计划，比过去更加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之中。
须山当即通过伊藤把这种卑鄙行径告诉昨天聚会的“僚友会”成员，以表明哪一方正确。
她是很愿意听别人意见的坦诚女子。但对自己以往通过多达几十次的经历筛选而获取的方法，则如石头一样顽固坚持。眼下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尤其仓田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八百人之中）都是女工，她的存在意义就更大了。
见须山一小时后见了伊藤，她高兴地说情况还好——大家兴致勃勃地听她讲了慰问金为什么引起了对殴，讲对殴当中得以讲了慰问金的真相。本来担心没办法让大家充分理解慰问金的事，但在讲道理之前提起做工的艰辛，而若工钱也被拿走，那可真是没有活路了。这么一说，募捐意外不了了之。工厂里边，须山被殴打后信用迅速升高。对这种事情，职工是马上心怀感激的。另一方面，须山给工头盯上了，弄不好要出危险。伊藤说。
活动立刻重振旗鼓。伊藤嘉最近变得非常积极，干得有声有色，决定用她替补太田留下的空缺。镇压风暴袭来时，很少有人表现出积极性。她虽然毕业于高等程度的学校，但由于长期在工厂生活（尽管工厂换来换去），过去那种味道已经荡然无存。自从活动变得非法之后，这位女子总是潜入工厂活动，被捕了好几次。那锻炼了她。潜入之后，伊藤反而抛头露面，同渐渐远离工人现实生活气氛那一类型完全相反。每次被警察逮捕，母亲都被找来领回女儿。但不出半日，伊藤就再次跳出家门，开始秘密活动——尽管母亲每次都求她别再出去了。这样，一接到警察通知女儿被捕了赶快过来，母亲就很高兴。在警察署，母亲再三道谢，把女儿领回家来。第三次或第四次回家的时候，伊藤跟母亲一起去了澡堂——已经好久没这样了——这也是出于以下考虑：自己的活动越来越重要，往下恐怕很难像过去那样轻易走出警察署了。也就是说，这也是一种悄悄的告别。不料，母亲在澡堂初次目睹女儿的裸体，一下子瘫软下来：伊藤的身体因再三再四的拷问而浑身布满青黑色的伤痕。据伊藤说，自那以来，母亲一下子同情起女儿来，对女儿有了理解。生气地说：“警察把女儿弄成这样，没必要向他们低头！”伊藤后来因没有交通费和生活费，只好派人找母亲要钱。过去母亲总说不回家就不给钱，而现在，要两元给四元，要五元给七八元，还说家里的事不用操心。“仅仅为贫苦人做事就那么殴打无辜的女儿，坏的肯定是警察！”——母亲每次见人都开始这么说了。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能拉来自己这边，怎么可能在工厂里把各种各样的同伴组织起来呢？如果这件事有许多真正的含义，伊藤等人便是一个典型。对她这种获取未入组织之人的技巧，我惊叹不已。哪怕有一点点时间，她也去浅草看歌舞表演，或者看国产电影，看无产阶级小说。而在动员未入组织之人的时候当即作为话题巧妙地利用起来（顺便说一句，她长着一张吸引人的漂亮面孔，即使一声不响，下班路上也有男工找她去白木屋分店或松坂屋[6]，给她买好多东西。她非常冷静地将计就计）。
“这次慰问金募集安排，像是厂方为了在职工当中找出赤色分子而特意搞的？”
只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必须准备好一旦住处被查或发生其他不测时能立即投宿的地方。哪怕看上去再安全，那也丝毫不意味永远万无一失。事实上，大上次那个住处，搬进去第二天就在洗完澡回来的路上看见住处前面站着一个穿西服的人。那是一条直路，我虽然发现了那个人，但已近得没办法退回去了，只好做出大摇大摆的样子，把湿毛巾挡在眼前，吹着朦胧记得的“不远万里、追逐幻影……”的口哨，过门不入地径直走去。穿西服的人似乎看见了我，但作为盯梢的看法，总觉得有点儿奇怪。走了一阵子回头一看，那人仍站在那里往这边看着。那天夜晚我住进同志那里。那个同志是有经验的同志，据他判断，第一，没有那样的盯梢方式；第二，不可能新搬来不出两三天就在没有任何预备调查的情况下赶来。第二天派人查看，得知虚惊一场。但不管怎样，作好及时应对突发灾难的进一步准备总是必要的。下次联络时，我把这件事托付给了笠原。
我说确实如此。
一问，得知周围住的是在法律事务所上班的事务员、三弦师傅及其二楼的股东掌柜、派出妇女会，还有七八个公司职员，都是家里有钢琴的有钱人家。决定租住这里的当天夜晚就弄明白了附近这么多情况，可谓一大成功。除了饶舌的派出妇女会，必须说人都不错。
她接道：
二楼我的房间直接连着“晾衣台”。距离邻居的晾衣台只有一大步，很容易从这里跨过另一家的院墙。我于是决定买一双拖鞋放在晾衣台上，以便一开窗就能穿上。只是伤脑筋的是，这一带房子像“巴黎屋檐下”那样挤在一起，稍一开窗就有被周围五六座房子里的人及其二楼房客看见的危险。在弄清那些人家的职业之前，我不得不关门闭户坐着不动。这么着，我就去楼下聊天。打算通过聊天打探左邻右舍的情况。
“有点儿上当了……”
我向阿婆问了澡堂位置，走出门去。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调查。我拿着香皂和毛巾，慢悠悠走着。首先看了每天往来的路两侧人家的名牌。看了五六家，前面拐角那里有个名牌写着“警视厅巡警”。但位于大宅门的后门，用不着太担心。从澡堂出来，回走路上查看了这一带的小路和过道。一般说来，这座城市（其他城市也有可能）的奇特之处，在于工厂街和富豪住宅街紧紧靠在一起。这里也是如此，尽管仓田工业同在这里，但稍一离开拥挤嘈杂的大街便是幽深的住宅区。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沿着幽静的一条直路前行，不远就是热闹的大街。办完事回来，不难明白有没有人跟踪；而一出家门，马上就能混进热闹的大街。条件意外之好。
我觉得这不大像平时的伊藤说的话。
我们同伴里边，有的好不容易搬来了，而房东却在警察署工作——这样的例子可是为数不少。房东是做什么的这点马上弄明白当然好。但有时候甚至一个月都无由得知。“您家先生是做什么的？”——由于自身情况有别，即使这么单纯的提问也很难坦然出口。
“不然！”我说，“另一方面，我们在几十名职工面前显示了谁是正确的。同时在‘僚友会’中造成了我们的影响。如果不放任自流而从组织上扶持起来，那就能取得非常了不起的成果。一点牺牲也没有是做不成事的。这些在最后关键时刻肯定起作用。”
须山和伊藤把行李大致归拢齐全，总算安顿下来。不足之处只是楼下也有房客。这样，就需要首先了解那人是什么人。我下楼去厕所。和我同是房客的人的房间拉门开着，人不在。我先把目光落在书架上。这是我去新住处而那里又有房客时采取的第一手段。因为看书架可以当即看出对方是怎样的人。书架上排列的全是极普通的书。估计是哪所学校的老师，地理书和历史书居多。不过，书桌放着《日本文学全集》。一闪看见打开的那页有“片冈铁兵”[4]“叶山嘉树”[5]等人的卷首相片。但那种书只此一册，此外似乎没有。
伊藤马上红了脸，连说：“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关于住所，比较说来，小商小贩房子的二楼为好。一对老夫妻尤其好。那样的人同我们的活动没什么关系，对二楼房客的行动理解有限。而若是一知半解的知识阶层家庭，仅看一眼出入情形和房间，就能敏锐地从中感觉出非同“世人常人”的空气。不过，警察那帮人时不时来小商小贩这里查户籍，查的方式也不客气。而另一方面，如果对有门脸那样的人家，该查两次则减为只查一次，而且只限于打听“有没有特殊情况”。这次的住处介于二者之间。阿婆说她原来开过娱乐性酒馆，看样子当过谁的情妇。
说罢，用她那特有的沉思眼神点了好几下头。
那天夜晚见S的时候，说了昨晚的事。他说那不合适，遂筹措一笔钱给我。我找好房子，请须山和伊藤置备家具，当即搬了进去。起始相当困惑，不知住在仓田工业所在的地段是好是坏。同一地段，危险相当大。但若选其他地段，交通费不好办。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其他地段合适。但警察意外认为我逃入其他地区也说不定。因此，我觉得对那帮家伙来个出其不意，留在同一地段也未尝不好。此事已有先例。那是如今已去俄国的一个同志的事。那个同志听说其他同志在江东方面活动期间，散步传言说自己在相反的城西方面进进出出。听得这个战术，那个同志说换上自己就相反——在江东时就散布传言说自己在江东。就我来说，在这个地段尚未被特务具体认出，而且因为工厂已经不干了，经济拮据也促使我决定留在同一地段。
我开玩笑说：
三
“笑到最后的人是真正笑的人，所以才暂时让须山愁眉不展！”
刚走出外面，笠原便像将昨天的担忧一吐为快似的“啊——啊——”连声。随后小声补充一句：“这老太婆！”
伊藤也笑了。
我配合笠原上班时间，一起出门。下面的阿婆在厨房里忙活，但那时停下手目送我的背影。
接下去她讲了把自己那个小团体领去筑地小剧场看剧的事。说起剧，哪个女工都只知道歌舞伎（自己也没看过）或水谷八重子[14]，而这回看的剧中却有工人啦、女工啦出来“撒欢儿”，看上去吃惊不小。看罢，大家说那不是演剧。伊藤问那么是什么呢？“那是真事！”又问可有意思？大家答道：“这——”不过看起来实在太吃惊了，事后也时常说起筑地那场剧。一个总是跟着伊藤的小个头阿君对伊藤这样说道：
尽管这样，想必我还是多少睡了一会儿。睁眼一看，笠原的铺位早已收拾好，人已不见，估计下楼做饭去了。片刻，笠原已从下面吱吱呀呀踩着楼梯上来了。“睡得好？”她问。我“啊”一声应道。好像有些晃眼睛。
“给人说是女工，我非常不好意思。可是，那场剧里一口一个女工的吧？以为胡诌来着。”但她又边想边说，“要是闹罢工，我一定显显威风。不过给左邻右舍说是女工，到底抬不起头来啊！”
迄今为止（离家出走以来），我一直东奔西忙辗转流离，已经习惯了这种睡法，我很快睡去。但睡在女子家里是第一次，到底睡不踏实。刚迷迷糊糊就做梦醒来。如此反复了好几次。做梦做的也都是被人追赶的梦，而且很难逃掉——梦中大多如此——心里急得不行。啊、啊、啊、啊、啊……喘息不止，随即睁开眼睛。躺着一动不动，但觉脑袋的一侧一下接一下钝痛不止。我差不多没有睡的感觉，不停地翻身。但笠原在早上到来前好像一次也没翻身，身体一点儿动静也没有。我清楚意识到，她一开始便打定主意通宵不睡。
问大家要不要找时间再去一次，大多数都说去。理由是那场剧有和咱们这儿（指自己所在的工厂）的工头相似的家伙被狠狠惩罚的地方。
被褥只有一套。她把被子递给我，我坚决拒绝。只穿睡袍躺下。熄灯后，她走去房间一角，似乎在那里换穿睡衣。
伊藤若无其事地提议：反正我们要被砍掉，既然老老实实也拿不到补贴，那么就像剧里那样抱成一团闹罢工，把工头狠狠收拾一顿怎么样？大家笑嘻嘻地“唔”一声，随即互相看着说：“真那样一定有意思！”说完叽叽喳喳议论了一会怎么收拾。一听，原来不知不觉说起了和筑地那场剧中相似的收拾办法。
我立起打个哈欠。
在伊藤的影响下，“僚友会”有三四个女工加入到以往的同伴中来。她们多少呼吸了工会舒张活跃的空气，把伊藤她们平时有意不太说的话满不在乎地说出口来。这使她们和同伴之间多少有了隔阂。不仅如此，那些女工身上有“老成”的地方，表现出对“运动”了然于心的态度。为了糅合其间的翘弯，伊藤找了各种各样的机会。“没办法像小说那样水到渠成。”伊藤笑道。
“那么睡吧。我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我们确定了“一起坐”的日期，场所由伊藤物色。很快就要制定最后的对策了。
“一般是这个时候……”
“你还是茄子？”伊藤起身问我。
“你几点睡？”
“啊，”我笑着说，“托茄子的福，膝头合叶松动了！”
事情一旦这么定下，两人都一下子觉得有些别扭起来，交谈时断时续。我借得铅笔和纸张，趴着制订明天的计划：马上找人替补太田；把太田被捕写进传单以提醒仓田工业全体员工注意。我一边舔着铅笔一边写。蓦然回神，发觉女子不好自己开口说“该睡了”。于是问道：
伊藤轻轻把手插进衣带，掏出折成四折的小纸片。我以为是报告，看了她一眼，揣进衣袋。
片刻，她定下决心，下楼解释说S街的哥哥来了，需要留宿。可是，哥哥这个说法，无论怎么看都有些滑稽。她虽然生活简朴，但总是身穿正正规规的西式套装，头发也半是短发（？）。相比之下，“哥哥”却穿着劳动服。她那么一说，楼下的阿婆一声不响地从上往下打量着有些孩子气的笠原。她到底紧张起来，脸绷得紧紧的。对普通女子来说，光是男人留宿就已不是一件小事。
回到住处掏出一看：薄纸里包的是五元钞票。
笠原忽然睁大（变大的）眼睛盯着我，一下子屏息敛气。而后红了脸，不知为什么，把一直歪坐的膝部慌忙收起正坐。
八
“……”
笠原进了一家小酒吧。一旦决定了，到底让人不忍。从事运动的人为了生活有保证而进酒吧，不管怎么说都是可怕的事。哪怕自己再能把持住，也还是眼看着变得不行。对我们来说，“氛围”那东西，其宝贵程度同之于鱼的水毫无区别。女同志为了自己一个人也好，由于男女一起活动而为了避免一同坐以待毙而进酒吧也好，结果都是同样。但就笠原而言，甚至那方面的训练都没有受过，身体很快朝低下方向倾斜下去，这点一清二楚。问题是，既然不具有终生从事运动的气魄，并且已然来到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护我的组织性活动的最后关头，那么一味感伤也是不成的。
我一狠心说出口来。自己脸红了，磕磕巴巴。别人看起来也许是我大胆。实在走投无路。
起初笠原从住处去那里。工作辛苦，不习惯，又要干到深更半夜，每天回来都累得一脸苦相。手袋一扔就往那里一歪，连说话都好像吃力。过了一会儿，她默默把腿伸到我眼前。
“这里怎么样？……”
“——？”
我对笠原简单说了情况，问她有没有人家可住。问题是，她知道的人家过去几乎为我用遍了。商会倒是有两三个女同伴，但她们对我的活动一无所知，而且“都是单身一个人”。笠原一个劲儿歪头沉思，但还是没有。看表，快十点了。十点过后出门转悠再危险不过。何况我还穿着劳动服，就更危险了。若是女的，倒是有很多人可求，“可你是男的，难办！”笠原笑道。我也难办。但不管怎样，假如我不想被捕，那么剩下的只有一条路。而这说出口来是需要勇气的。
我看着笠原的脸，摸了摸她的腿。膝头、踝骨肿得看不出原样了。她在榻榻米上试着弯曲。结果，膝头的筋肉“咔咔”发出轻微的声音。那是让人不快的动静。
我走到有夜晚营业的小店的街上，或者看书，或者站在引人上钩的围棋盘前观战。然后走进一家茶馆，好歹消磨掉两个小时。折回拐弯一看，三楼窗口灯亮了。
“站了整整一天，够受的啊！”我说。
我心里暗暗叫苦，遂问什么时候回来。回答不知道那么多。估计是看了我的长相（打扮）的关系。我无奈地站在那里。别无他法。我说九点左右再来，走了出去。出来往三楼一看，电灯黑着。我顿时垂头丧气。
我讲了一次从伊藤那里听得的纺织厂的事。腿站肿了，摇摇晃晃，怎么也跟不上机器，一边被皮鞋从后面踢着一边劳作。我对笠原说，不要把那种工作的艰辛看成自己一个人的艰辛、看成唯独自己无法从中逃脱的艰辛，而要直接看成整个无产阶级被紧紧束缚的艰辛。笠原听了，说道：
“啊，出门去了。”里面响起不耐烦的语声。
“的确！”
出于慎重，我提前两站下车，走进小巷拐了两三个弯，赶去女子那里。第一次来，加上走的是小巷，有点儿迷路。一位老伯在店铺前面露出贴有膏药的肩头，自己用手拍打。我问楼上的笠原女士在吗？对方默默看着我。第二次我多少加大音量。于是对方朝有拉门的客厅那边说了句什么——说什么我没听懂——于是，有谁从齐腰高的玻璃往这边窥看。
我久违地把笠原小巧的身体抱在怀里。她闭起眼睛，就那样一动不动。
我尽可能靠边坐下，双手置于膝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把电车厢扫视一遍。幸好没有“奇怪的家伙”。一位银行职员模样的西服男子在我旁边看《朝日新闻》。一看，第二版中间有个标题为“仓田工业检举红色分子”。我扫了好几眼，但正文看不成。我这才感觉到电车这东西真是慢性子，一时坐立不安。
后来笠原住进了酒吧。老板是女的，大概是谁的情妇。一个女的毕竟胆小，就说在那里吃饭也出同样的工钱，希望她留宿。女老板是从高等师范或女子大学毕业的，英语很好，交往的男人不止一个，好像有三四个。她轮流住在哪里，早上返回。有大学教授、有名的小说家和电影演员——一回来就一一细讲，甚至不该讲的地方也不放过，还加以比较，听得笠原很尴尬。女老板睡到下午两三点。我早上起来没东西吃的时候就跑去酒吧。早上几乎没有客人，装作笠原吃饭的样子升火煮饭，填满肚子。一开始笠原不高兴，但最后说道：“这点事儿，理所当然！”酒吧厨房窄小，零乱不堪，湿漉漉的。我蹲在那里狼吞虎咽。
这时我忽然察觉，自己仍是从工厂回来那身衣服——同出租车很不协调。我在出租车中想了想，但还是没有着落。我心慌意乱。不过有个女子曾为我找过一两回出逃的落脚处。我一求她，她必定照办。女子租住一家商店的三楼，在一家小商会里工作。对左翼运动诚然怀有好意，但并不主动做什么。她的住所我倒是知道，问题是找去一个女人住的地方不够正常。所以过去有事时都是往商会打电话，用电话解决。但现在我只有那个女子，没办法顾虑那么多了。在S街下了出租车，一咬牙乘上市营电车。
“好形象！”
“去S街，两角。”
笠原一边留意二楼，一边看着我低声笑道。
当务之急是无处可去。由于一直居无定所，大凡熟人的家都几乎用遍了。那种地方早已不能再用第二次。我必须首先离开这个地段。于是走上电车道，四下打量着拦了一辆出租车。虽然别无去处，但我还是说道：
可是，笠原的“氛围”糟得不得了。一来女老板的生活是那个样子，二来有女人的酒吧里，客人都不会喝完就回去，往往和女人东拉西扯，必须一一应和。我知道，这些对笠原的心境有渗透力。我对笠原并没有全部放弃，有机会就送好多书过去，尽可能这个那个和她说话。不过，她比过去更显得百无聊赖了，不再深入思考问题。
我真是马虎大意，很快拐进通往住所的小巷。其实怕也算不上什么马虎大意。因为我根本就没想到太田会这么快就供出我的住所。我惊愕地伫立不动：二楼我的房间亮着电灯！而且直觉告诉我房间里至少不止一个人。毫无疑问是在盯梢。但是房间里有不少想要带出的东西，甚至有第二天就要碍事的——我转而认为“但是”的想法要不得。
但我又不能就那么陪着笠原。繁忙的活动拖曳着我。随着仓田工业形势日益紧迫，去笠原那里只限于要交通费时、吃饭时，我几乎不再同她说话了。注意到时，笠原不时现出凄然的神情，但我反正由于笠原的帮助而得以顺利进行日常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她也在支撑工作的重要一翼。我把这点对笠原说了，告诉她需要有明确的自觉，不要自暴自弃。
我和伊藤笑道，知道那么多的须山的脑袋活像“资料夹”。
渐渐地，连去拿交通费和找饭吃的时间也没有了。去那家酒吧次数越来越少，由三天一次而一周一次，进而十天一次。“地方”“地区”，还有“工厂支部”的工作，相互重合，有时一天甚至要联络十二三次。那种时候要早上九点出门，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回到住处，脖梗硬得像一根棍，头一跳一跳地痛。我好不容易爬上楼梯，就势趴在榻榻米上不动。这段时间，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全身放松地仰脸睡觉了。极度疲劳使得身体哪里好像出了毛病，只能像弱小的孩子那样当即趴倒。我想起来了，父亲在秋田当农民的时候，从田里回来，时常就那样穿着满是泥巴的草鞋趴在门口午睡。父亲身体用得太狠了。由于地租过于苛刻，村里的人谁也不着手的满是石子的“野地”，他也精耕细作，以便从那里多少收获一点粮食来贴补生活。父亲因此彻底累坏了心脏。我在非得趴着才能睡着的时候，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父亲了。然而父亲没有抗议地主让他们减轻地租，而只是想通过不顾损坏自己身体的劳作从中挣脱出来。那倒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不同。同唯一的至亲母亲也断绝了关系，妹妹、弟弟也找不到我了。如今就连同笠原的生活也形同牺牲。不仅如此，甚至自己的身体在开始坏掉——这些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更加卖命，恰恰相反！
“同样，要是因为没钱而动弹不得被捕，那可是阶级性背叛啊！”这么说罢，须山补充一句：“我们必须学会从他们的经历中吸取教训。”
我半点儿个人生活也没有剩下。如今，就连一个个季节也只能是为党生活的一部分。四季花草也好，蓝天也好，风雨也好，在我眼里仅是各自独立的东西。下雨我就欢喜。因为出门联络要打伞行走，很少给别人看见自己的脸。我盼望夏天快快过去。这倒不是因为我讨厌夏天，而是因为夏天来了衣服就变薄了，我那有特征的体形（这样的玩意儿喂狗好了！）一看便知。而若冬天早早到来，我就想道：好，寿命又可延长一年搞活动了！只是，东京的冬天过于明朗，让人不便。不过，这并不是说进入这样的生活之后我对季节变得麻木不仁，莫如说以过去始料未及的方式变得极为敏感了。这和前年在监狱时对四季的更迭格外敏感明显不同。
须山问我想什么呢，还问我知不知道神田伯山——这是他的老毛病——我笑道又来了又来了。他介绍说，神田伯山腹带总是掖着一百元钱，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动不碰（一直到死）。这是因为神田认为人有可能随时随地遭遇不测，而若届时没带钱，作为男人势必蒙受奇耻大辱——那是万万使不得的。
这些都是不觉之间形成的，是置身其间的生活悄悄促成的。本来，在被警察追查之前，即使为无产阶级解放投入全副身心，我也还是拥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的。不时和工厂中同一工会的一伙人（这个工会是社民党系统的反动工会，我在里边作为反对派从事活动）说着闲话，在新宿或浅草一带逛来逛去。虽说受到工厂支部严格政治生活的限制，但合法生活自然伴随的“交际”啦、看电影啦（这么说来，最近我连存在电影这回事都忘个精光！）、吃喝啦等等占据了我生活的不少部分。由于这样生活而把作为支部的活动拖延一两天的时候也是有的。此外，在追求一己名誉之心的悄然作用下，当能够提高个人名誉的活动同支部活动相冲突的时候，前者终于占了上风的场合也不止一次。这点在日后的活动中当然有所变化。尽管这样，也不能说我过的是作为党员的“二十四小时政治生活”。然而那并非全是我个人的罪过。不伴随一定生活的人的意识性努力是有限度的。切断所有个人关系，限制所有不属于党员生活的个人欲望——置身于这样的生活之后，我惊愕地得知我曾一再努力清算的无比困难的那些生活方式，实行起来是多么容易和必然。可以说，过去一两年的努力缩短为两三个月。尽管这种新的生活起初让我感觉到类似小时候比试谁潜水时间最长那种难以忍受的、无可名状的窒息般的痛苦……但我当然还没经受真正困难的锻炼。针对我的“二十四小时政治生活”，和须山不同的喜欢剪报的S说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为“连干二十八小时也不知疲倦的类型”。
从工厂下班后，我会同须山和伊藤嘉，在“豆汤屋”紧急商谈。结果决定：我马上（今晚）搬离住所；休息到工厂情况明了为止；更紧密地联络剩下的同志，高度保持临战状态。过去曾有许多同志以为“今天不要紧”或“不至于发生那种事吧”而招致失败。我们讲定，以上三点，作为“工厂支部”的决定由我坚定执行。从刚刚领得的当日工钱中，须山分出八角、伊藤分出九角给我。
一天干二十八小时的干法最初我不大明白，但一天开始联系十二三次之后，我领悟了其中的含义。个人生活同时也是阶级生活那样的生活——但愿我多少与之拉近距离。
有一点值得庆幸，太田不知道须山和伊藤的住处。为了顺利开展工作，一次我想告诉太田说那两人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同志。但想到后来的事，就打消了那个念头。一来是为了将镇压的波及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二来是因为我意识到单纯按照某某是成员这样的串联开展活动乃是一种危险的权宜主义。
仓田工业厂区，可能将若干临时工转为正式工的传闻在做最后冲刺。我决定为此改组支部。将须山小组（影响下）的一人（年轻正式工）和伊藤小组的两人（一个正式工，一个临时工），这三个人推荐给支部，取了“履历”。我把履历带给“组织”，得到了承认，进而让各个支部明确分担车间里的责任。安排在须山和伊藤出现万一的情况下，剩下的人能马上执行新定部署，以使活动一天也不中断。如果须山和伊藤出什么事，在厂里会立即得知，为此决定新支部成员届时赶来须山和我用的联络场所。我们的碰头会即是斗争的司令部。所以，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中断联络，都必须在争分夺秒之际拿出对策和方针，否则即是阶级性背叛。由于有人被捕而联络中断，以致斗争受挫——过去这种套路是立足于就好像我们一开始就不会受到镇压或完全始料未及这样的败北性认识之上的。可能有人被捕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准备好第二套、第三套方案，将斗争推向前去。
话说回来，到底还是不把住处告诉任何人为好。我们一位很优秀的同志将自己的住处告诉给了“七个人”，任凭他们出入。其中甚至有同志以外的“同情者”。那位优秀的同志因此在住处被捕——有这样的先例。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自己是在以世界第一严密自夸的警察网的追捕中活动的。
事实上，自从在“僚友会”交战以来，须山处境就已岌岌可危。须山每天去工厂都作好今天被捕或明天被捕的思想准备。因是工厂，做工当中仅仅是让“过来一下”，别无其他。但他出事出在组织受怀疑的可能性高涨之时，危险固然危险，却同时获得了可以在车间就某种程度的事情公然发言的自由，大家的信用也随之形成。
我知道的一个同志，尽管和自己一起住的人被捕了，但依然在原来的地方起居，我和同伴劝他马上搬离，结果那个同志做出莫名其妙的神情。不出所料，第五天住处来人了。当时他从窗口跳了出去。跳是跳出了，但跌伤了腿。为了不让他中途逃跑，押送路上被剥得一丝不挂。走进警察署的拘留所，一眼看见先被捕的同志，当即骂道：“混账！窝囊废！”，不料那个同伴认为（并且想说）他才是窝囊废。理由是他明知自己被捕了，却吊儿郎当地逃也不逃。后来那个同志出来时，我们对他说所以不是提醒过了么？明知可能被捕却被捕了，这可是纪律上的问题！结果他反唇相讥：是那家伙（先被捕的同伴）说的——居然在那帮混蛋面前说出来，这才是纪律问题！事实上那个同志面对审问也只字未吐。对那个同志而言，说出这种事一开始就不在他的设想范围内，因而根本没以为别人会说出来，所以才“吊儿郎当”留在原来的住处。这时我比任何人都深感捅到了自己的痛处。让他逃离住处，等于认同假如自己被捕，三四天就会招出住处这种败北主义。不过，这样的姿态恐怕同布尔什维克无关。这是ABC。自那以来，我便将那个同志的态度作为尺度而义务性约束自己。问题是现在面对的是信赖不得的太田，我不可能在住处将这正面意义上的“吊儿郎当”进行到底。我必须即刻搬离。
月末临近了。厂方大概这个三十日或三十一日搞解雇。口说转为正式工，但由于全然没有具体化，大家终于开始投以疑问。《面罩》写道这是个骗术，目的在于一方面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压制众人的反抗。意思很快得到了理解。临时工是重点，解雇名单公布后，凝聚力势必下降，必须在两三天内作出决定。
一次他说过，出事了，三天还是能坚持的。我问三天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说大家都那么说。不知何故，在当时，“三天”仿佛成了一个通例。记得那时我们继续开了一会儿玩笑，但蓦然觉得太田某处的软弱。听得太田被捕时，脑袋里首先闪出的即是此事。
我们一直通过传单和报纸呼吁必须反战。一旦他们因解雇问题奋起反战，那么就要以“神话般的速度”——这倒不是列宁的说法——告以为什么非反战不可。毕竟是制造武器的工厂，可以进行意识明确的斗争——为此必须先动起来。
太田晓得我的住处！这点最让我担忧。
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那天开工后不到一个小时，我听说太田被人带走了。大概携带传单的事暴露了。
决定由须山影响下的成员、新支部党员发动各个车间一齐进行“反解雇”集会。为了确保成功，让须山在工厂中公开散发传单。伊藤的“豆汤屋小组”里有个女工的哥哥是仓田工业的职员。从那个女工口中得知，不是三十一日（故意让人们以为是三十一日）而是提前在二十九日一举解雇。届时不但警察，军队也可能出动。因此，无论如何要在二十八日举行罢工示威，先下手为强。
工头顿时满脸通红，急忙蹭鼻头，支支吾吾，气呼呼离开了。我们第三车间随即大声哄了起来。事情虽然很小，但使得工头那家伙忘了继续没收传单。
问题是，须山似乎有近日被捕的危险性。伊藤报告说，见到便衣警察从办公室出去一两次，并且常在须山所在的第二车间的门口同工头站着说话。那是十二日的事。太田被捕之后，党的传单进来两次，《面罩》也进来两次。对方盯上须山这点早已无可怀疑。况且，提起“共产党”，都以为并使之以为那是在无由得知的“天上”或“地下”出没的神人或妖魔。而实际上是像须山那样受到大家信任的、在自己身旁并肩做工的人——这点有必要显示出来，引起大家的亲近和信赖。我让须山公开散发党的传单的决定，便是由此而来。为了斗争到底，纵然没了须山，任务也要由其他人承担。光靠阴谋诡计是搞不成大众性动员的。而必须让看不见的组织如蜘蛛网一样伸展开去，在其中公开鼓动。
“问得好！”有人开口道。
我们决定来一次碰头会以制定最后对策。这一方案将在会上提出和决定。但是，考虑到须山，我的心到底收紧了。一旦散发党的传单，那么就必要作好被判刑两三年到四五年——这同斗争经历有关——的精神准备。若是平时，只要出门一步，我就判若两人，中止一切空想和思考，边走边注意四周（这已相当习惯了）。而那天稍一走神，就马上考虑须山。但是，只停留在须山身上是不可取的。作为须山，只要认清我们自身所处的形势，也应该能视之为一种必然、一种必不可少的举措。那里面没有任何其他路或绕行路可走。并且，假如那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死活必须经过的路，我们不可能从中产生除此以外的念头。例如认为做这样的事是不是“残酷”啦，是不是“让人不胜同情”啦等等。
女工这句话说得大家笑了起来。
可是，在去碰头场所的路上，脑海中浮现出须山那张用莫名其妙的剪报逗我们发笑的面庞，弄得我不知所措。
“老伯你不也那么说过一次吗？喏，传单说的到底是真的！”
地点在用过三次的须山往日的玩伴儿（吃喝朋友）的家里。在看不见脚下的门口裸土地面脱下拖鞋，揣在怀里上到二楼。一道光线斜射下来，照出须山的脸。
“那种事天晓得！问工厂去！”
伊藤靠墙歪坐着，伸出腿，自己揉着。见我过去，撩起两鬓梳不拢的头发，从下面瞥了我一眼。我说：“上次！”她没有应答。搞工厂运动，无论如何都要涂脂抹粉。但参加支部碰头会时，伊藤一次也不曾那样，再说也没必要。不料这回一看，伊藤从没这么漂亮过。
工头噎了一下，说道：
“伊藤同志刚刚争取一个男正式工回来……”须山当即开起玩笑，指着伊藤的脸说。
“真的？不干时真给十元？”
这种时候的伊藤总是沉默不语。但不知为什么，此时看了看我。
“所以、所以才说传单有问题嘛！”
会议开始后，我特别注意听了须山关于平时活动的报告。他说他按照上次支部会议的决定，安排各个车间举行集会。但看工厂的情形，这两三天像是关键时刻，必须为此紧急做点什么。
“可工厂做事也太过分了吧？老伯！”
伊藤补充说：“上次向我报告的解雇，表面上似乎定在三十一日，而实际上大概是二十九日；从降落伞和面罩的定货量来计算，恰恰两相一致，为此至少应该在迫在眉睫的二十八日进行决定性斗争。”
“这么危险的东西你怎么还当成宝贝！”工头苦笑。
见解一致。所以问题是以怎样的形式开展决定性斗争。须山想了想说：
女工顺从地从腰带间拿出传单。
“已经准备到了这个程度，大家也斗志正旺。下面要做的，就是鼓动大众来个一气呵成。”略一停顿，他接着说，“胜负恐怕就取决于这一气是一气还是两气……”
“藏起来反倒麻烦！”工头对我身旁的女工喝道：“你，快、快交出来！”
“对。往下需要一个点火的——为了八百人！”伊藤脸上罕见地现出兴奋的神色。
大家下意识地藏起传单。
“我嘛，最近、其实主要是这两三天有点焦急。过去是在以种种方式清算福本主义[15]时代的宗派活动当中做过来的，影响仍在。现在没有将工厂里的斗争一举进行到底，原因想必还是要从那里找……”须山看着我的脸说道。“我想，要是没有一个人在大家前面公开行动，斗争就无从谈起。因为那是由量到质的转变。我认为那并非极左，你们说呢？”
“拿传单的，交出来！”
须山仿佛在说有人说那是“极左”，往那里用力强调。
到开工还有一点时间，我正要往围着机床说话的一堆人那里移动，工头来了：
作为我，不想以“独断”、而必须以“理解”推进斗争。因此我默不作声，只是注意将问题引往正确方向。也巧，到底朝正确方向发展了。特别是伊藤和须山，两人不是从理论上考虑活动方式，而是从每时每刻工厂动向的对策这点出发，并在正确地方相互吻合。这是不脱离工人生活所使然——我们在此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的微妙统一。
厂里，我作为“可疑的人”浮出水面来。有传单也罢没有也罢，我都总是对大家这个那个谈论的工厂的事——无论大小——积极插嘴，注意将其引往正确无误的方向。每当发生什么事件，无不站在大家的前头——我平时必须获得这样的信赖感。我必须在这个意义上身先士卒，“大众性”地把更多的工人拉到自己这边。以前在工厂里实行的是小团体主义、悄悄把某个人拉进来。后来的实践让我明白：那种手法是永远也不可能使运动大众化的。
我对须山说，把那个说成极左，那只能是怯懦的右翼机会主义者为了粉饰其实践中的败北主义而攻击对方的说法。须山应道：“正是！”
“真是太不像话了！”
于是我提出自己的方案。刹那间，窒息般的紧张到来了。但那是极短的瞬间。
女工随即说了一句：
“我也认为是这样的……”须山以到底有些生硬的语声最先打破沉默。
我说真的真的一点儿不假。
我看着须山。
指的是十元补贴的事。
“当然要由我做！”他说。
“真的？”
我点头。
第二天早上一开存衣柜，有传单！波涛一般的感情一瞬间掠过全身。走进车间一看，旁边的女工正在读传单。像小学生一样一字一字拾读，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把小拇指插进头发搔动。看见我，问道：
伊藤身体变得硬硬的，只以眼睛看着我和须山。我一转向伊藤那边，她在口中低声说“没、有、异议”。
因为是在如此状态下将自己本身的危险暴露在敌人面前，所以一早一晚的“西服”实在让我吃不消。如果站在那里的“西服”总是平时那张熟面孔倒也罢了，而若远处站着另一张脸，自己就得放慢脚步，扶正帽子，走近之前确认是不是自己认得的脸。第一道关通过后，往下就是门卫的审视。携带传单的人是碰不得这里的。太田为此使用的女成员。按太田的说法，为了安全，要尽可能放在女工肚脐往下的地方。那帮家伙似乎还没有无耻到检查那里的地步。
一看，须山自己也不知不觉把盘腿膝前的鸽牌空香烟盒一点点撕得粉碎。
黑衣服倒是无所谓，问题在于伏击我的“西装”。我的相片已经分发到各警察署。尽管我改变了脸形，但还是不容大意。有个同志因为警察署有他十三年前照的相片而被见也没见过他本人的特务逮捕。一个同伴劝我彻底“潜伏”。那当然再好不过，但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厂外推动厂内组织活动要困难百倍，连百分之一的成果也谈不上。这点即使在能同厂内成员保持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也不例外。我们说的“潜伏”，当然不是指隐居，也不单指藏身或四处逃窜。不了解的人也许那样认为。假如“潜伏”真是那么回事，那么相比之下，老老实实被那些家伙逮住关进拘留所不动不知要快乐多少倍。相反，“潜伏”的目的，是为了避开敌人的攻击，进行最为大胆而坚决的斗争。自不待言，从开展活动的容易程度等方面来说，我们合法是最理想的。所以我才让太田他们尽可能长时间确保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潜伏”不是正确说法。我们绝非主动“潜伏”，而是被他们逼的。
定下后，出现短暂的岑寂。这样，一直没有注意到的街上行人接连不断的脚步声，一个劲儿叫嚷不止的通宵营业的店铺小贩的大嗓门陡然传来耳畔。
战争开始后，厂里的年轻工人接连出征离开。而另一方面，军需品生产任务急速增加。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哪家工厂都不得不开始大批量雇工。以前哪怕雇一个工人也要严格审查，还要有身份担保人。但是，战争开始后就顾不过来了。我们瞄准这样的机会。当然，这种情况下即使雇用，也是“临时工”。而且，以国家“非常时期”为名目大量使用临时工，在结果上有助于拉低全体工人（从工厂看来雇用正式工人时）的工资。但是，他们夹在自身利益这两块板之间，不得不做出头套黑衣服监督这等恬不知耻的蠢事。
随后进入具体事项。厂方估计传单和工厂报纸《面罩》是通过女工之手带进来的，原因在于对女工的身体检查较为宽松，因而最近女工体检陡然严厉起来。于是决定：当天由伊藤负起全部责任，两条大腿穿上用橡皮筋紧紧勒住的衬裤，将传单塞入其中；早上从S手中拿到传单后就走进街头公共厕所，把传单塞进衬裤。进厂后，定下固定时间，同样采取利用厕所交给须山的方法；传单午休时在天台上散发。
明确署名为“党”的传单散发之后，仓田工业早晚出入当即变得严峻起来。毕竟时期非比以往，加之制造的东西不同寻常，厂方也开始狼狈起来。在我身旁干活的一个女工一天早上是十万火急跑进来的。工厂门旁有座昏暗的仓库总是开着门，女工无意间从那里通过时，发现角落里有头上套着黑衣服的“东西”蠢蠢欲动。后来得知那是保安员。从这上面也可看出那帮家伙是多么惊慌失措。
会开完后，迄今压抑的感情忽然涌满胸间。
二
“怕是漫长的分别啊！……”我对须山说。
“非常直接而具体”这说法很好笑，我们都笑了。
“我的朋友中有这样的。”他说，“那是两个要好的朋友。一个因为‘三·一五’[16]被判了三年，而另一个因为转年的‘四·一六’[17]被判了四年。‘三·一五’那个家伙出来后，去年十二月再次被捕，判了三年。那家伙本来兴奋地等待‘四·一六’的家伙出来，于是入狱时说道：看来我和那家伙要永远这么出来进去见不到啦，不过这样也好！……”接着须山自己说了一句：“这大概是我最后的剪报了？”
“女工的爱法和资产阶级小姐不一样，不那么拐弯抹角装模作样，非常直接而具体，伤脑筋！”他这样说道。
我和伊藤不由得笑出声来。但是，我的脸像要哭出来时那样僵硬。
太田答应“闲聊”，就工厂各种各样的女工评头品足一番，然后回去了。我很奇怪，奇怪他不知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多的女工。
“不管发生什么，只要这里的组织好好保存下来，斗争就能扎扎实实开展下去。至少你不要被捕。你要是被捕，我所做的也就白费了，我就白死了！”须山说。
谈完当务之急，我们闲聊了一会儿。“聊上几句？”我笑着提议。“你的拿手好戏！”太田笑道。事情谈完后，我几乎每次都提议“聊上几句”，并且显得十分开心，所以现在成了我的拿手好戏。可这种时候自己为什么想要“闲聊”呢？我察觉到的缘由是：我们因活动关系几乎每天和同志见面，但那种情况下，我们是在茶馆里用尽可能低的声音就事谈事，谈完马上离开那里，尽快分手。相同的状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周而复始。不用说，我们已经按照那种日常生活形态清算了过去的生活模式，如今习以为常了。但是，一如在拘留所待久了就特别想吃“甜食”以致有时想得病情发作一样，就我来说，对于那种生活的单一性的反作用使得我一看见同志就想聊上几句——类似的反应似乎是借助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一心情在过普通生活的太田眼里，只能看成我性格中极其乐观的另一面。时常为桌球之类口出狂言的他，不可能深度体察我的心情，有时残忍地（！）连闲聊也不聊就扬长而去。
我们按照今天的决定进行准备，二十六日夜再碰头一次。“那么……”我站起身来。这时我和须山尽管都没想那样做，但站在房间正中的我们，双方伸手紧紧握在一起。
太田是来谈明天的传单的。我说了刚才同S商谈的事项，决定明早七点他去省线T站月台——S在那里把传单交给他。
倏然，须山像孩子似的腼腆地对我说道：
太田在住处等我，本来我不把自己的住处告诉任何人，但在取得上面的人理解的情况下，只告诉了一个人（太田）。这是因为，为了在仓田工业开展活动，无论如何都得定个专人始终同其见面。而在外面见面，一来不及时，二来没办法谈透（就各种问题取得对方理解）。
“怎么搞的，佐佐木，你的手好小啊！”
若非在自己住处附近接头，九点半过后我们概不活动，因为路上危险。和须山分别独自往回走时，我知道胡子吃进自己胸口的程度意外之深，觉得这么走路都好像分外心神不定。膝盖发软，甚至呼吸困难。生活在普通环境的人，也许认为我这时的反应伴有几分夸张和虚假成分。可作为我们，同外部已经彻底隔绝，和多年来的个人朋友也全部断绝往来，即使去澡堂也马虎不得，一旦被捕至少要进去六七年——这样的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有同志。每有同志——哪怕只有一个——被夺走，我就痛感维系我们之间的心情是多么根深蒂固。而若是时刻指导我们的同志，感觉尤其如此。以前在一个反动工会中作为反对派进行合法活动时，即使发生同样的事也不至于这样。毕竟那时可以通过日常各种各样的生活加以冲淡。
须山往外走时，想到今后再没机会了，便告诉我去了我家。“你的老母亲，每次见时，都觉得她好像渐渐变小了。”他说。
九点一见须山，看他的脸色就明白了。尽管这样，也并不是说全部绝望。我和须山也商定想方设法查明胡子的下落，之后马上分开。
“……？”
我们讲定谁能接上线谁就接，然后商量一下明早带传单的事就分手了。
我以为他要说别的什么。但“渐渐变小了”这句须山的话倏然在我心头一击。我从中仿佛清晰看见了因为担忧而日益憔悴的母亲那矮小的身影。却又怪他这种时候不该说那种事。我轻描淡写应道“怕是那样的吧”，就此切断话头。
“呃……”S想了想，“不过，那家伙毕竟老谋深算啊！”
同须山分手后，伊藤说到下一个联络隔有三十分钟时间，就和我稍稍转了转。我们说二十六日为须山搞一个小型壮行会，由伊藤为此买糕点和水果什么的。
“莫非出事了？”我说。可心里期待他说不要紧。
伊藤的特征是走路时像男人那样大步流星和微微晃肩。而此刻在我身边走起来，看上去一下一下迈着碎步，很有女人味儿。分别时叫我等一会儿，然后走进一家小店。片刻，拿着一个购物包出来。
我听了，胸口一阵不安。
“这个，给你的……”
“我也见了，昨天六点。但再无下文。”
说着，递给了我。我说这不好吧，可她硬塞到我手里。
我说了路上从须山那里听到的情况。S故意哼歌听着，但眼睛十分留神。这是他的习惯。
“近来你的衬衫够脏的啊！那些人好像是往那里盯的哟！”
“你没有主动和胡子（他按了按鼻子下面）接上线吧？”
回到住处，我打开包。意识到时，原来我是在将伊藤和笠原加以比较。虽然同是女性，但我以前一次也没将伊藤同笠原比较着考虑过。而同伊藤一比，我这才感觉到笠原在的地方离我有多么远。
说着，我把稿子放在餐桌下面的隔板上。S一边哼着什么歌，一边小心翼翼地把稿子揣进衣袋。接下去，他问我：
我已经有十多天没去笠原那里了……
“给，情书。”
九
走了一阵子，我们走进一家茶馆。
仓田工业厂区的天台上，每到午休时间，新建当中的第三车间的员工就上到那里，或者浑身洒满阳光东倒西歪，或者七嘴八舌说什么，或者奔跑嬉闹，或者打排球。这天，初夏的阳光反射在混凝土地面上，炫目耀眼。须山在自己周围安排了同伴，以便在紧急关头阻碍拘捕。
“我只是提醒一下，往下若是出现驴唇不对马嘴那样的情形可不成。倒退！过去我们像蒙眼马那样只看事物的片面，只看片面。”
差十五分到一点时，须山忽然高喊着奋力往高处连抛传单。“坚决反对大量解雇！”“用罢工反对！”……往下被众人的声音淹没了。红色和黄色的传单沐浴着阳光闪闪生辉。传单散开后，大家惊愕地站住不动，随即“哇——”一声朝传单散落的地方蜂拥而去。其中有几十人一本正经地拾起传单，分别高高地撒开。这么着，最初散落一处的传单，转眼之间就在六百员工头上扩展开来。在天台各处站岗的守卫大概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的发生，拼命叫道：“喂、喂，不许捡传单！”边叫边冲了进来。但搞不清是谁撒的。一眼看去，没有一个人不在撒传单。
他说，以往的传单多是罗列很多公式化的抽象的反战传单。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这回又犯了把问题反过来局限于经济要求这一范围的错误。这种右翼性倾向，因追随大众而每每获得不错的评价。所以，对“评价不错”这点也还是需要慎重考察的。我们这样边走边谈。
无可奈何的守卫把守天台狭窄的出口，打算一个个放出来做“头部实验”。但那样一来，一个小时也无法上工。粗大的钢筋混凝土烟囱里响起上工号声时，人们手挽手朝狭窄的入口“嗨哟嗨哟”涌去。事已至此，守卫早已束手无策。伊藤一看，须山在人群中完全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悠然”走了下去。
“所以就是说，就连我们也跟着大家自然而然发生的心情走。为了使大家由日常性不满过渡到认清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还需要付出计划性的、尤其专业性的特殊努力。需要促使大家认识到这个……”
事后工头一个个问：“知道是谁撒的？”尽管有人明知是须山撒的，但说的人一个也没有。青年团的傻瓜蛋们觉得丢人现眼，气呼呼的。这一天，须山所在的第二车间同伊藤所在的降落伞车间群情鼎沸，决定选代表同其他车间协商，向厂方抗议。
我吃惊地看着S的脸，觉得言之有理。我每每为传单受到好评感到欣喜，却忘了从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
下工后须山和伊藤走在一起时，须山说：“这种时候咱们哭一哭也是可以的吧？”说着，把帽子一会儿摘下一会儿戴上，一把把搓脸不止。
“每次都从厂里成为话题的事情出发，这样提起问题好是好，但在进一步提出政治性问题这点上有所不足。”
路上，须山左一遍右一遍反复说道：“没想到会这样！”“没想到会这样！大众的支持真是势不可挡啊！”
S听我讲了前天散发传单的工厂里的情况。问了好几点之后，说道：
我为了听取撒传单的情况，当天很晚同伊藤取得联系。我根本没想到须山会一起来。当须山从伊藤身后进来时，我注意看了不止两三次。当我看明白那不折不扣是须山时，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
笔直的路对面，习惯摇晃右肩的S走了过来。看见我，他略为靠近一家商店的展示窗，然后若无其事地拐进小巷。我跟在他后面同样拐了进去，在另一条弯路上和他并肩走了起来。
我听了详细情况。我也兴奋起来，模仿须山对伊藤说的那种说法：“这种时候咱们喝一瓶啤酒也是可以的吧！”我们决定三人喝一瓶“麒麟”。
八点碰头的地点是一个街道小厂密集的地方，位于从正面电车路拐下的一条小巷。路面有许多开店的人和额前头发偏长的职工。每次我都根据去的地方而尽量让衣着与之相符。万无一失固然做不到，但这是相当重要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使自己衣着整洁，以免受到嫌疑性盘问。可是，在今天这样的地方，在八点这样的时间段，如果身穿西服拿着手杖行走反而惹人注目，弄巧成拙。于是我穿了件大体像那么回事的和服，随意扎了条衣带，帽子也没戴就出门了。
须山乐不可支，拿出平时的逗笑把戏，对伊藤说：
顶多不过两页到两页半稿纸的分量，但白天劳作一天后写起来，感到并不轻松。好歹揭露完十元补贴的事，七点已经过了。这时间里我用毛巾“咔哧咔哧”擦了好几遍脸。一写稿就出汗，写罢装进信封。信封胡乱写上女人名字，伪装成情书。七点四十出门。我说“散散步去”，平时一声不响的阿婆这回对我说了一句：“快些回来！”效果出现了。我在黑暗中苦笑。以前这样出门时，阿婆曾说“你这人老是出门啊”，听得我心里一惊。实际上我也每晚外出，怀疑也是理所当然。我一时心慌，笑着应道：“毕竟……”阿婆接道：“毕竟年轻，是吧？”说罢笑了。得知阿婆不是那个意思，我才放下心来。
“那传单可是有一点儿味道的哟！”
我对老婆婆说：“啊，没什么，一点点。”说完自己脸红了。不成啊！
我说了声：“瞧你！”抓着须山的肩笑了。
不大一会儿，下面的阿婆跑上楼来：“刚才谢谢你了，孩子让你费心了！”说罢，一反常态地微笑着下楼去了。做我们这种事情的人，必须留意“世间常事”——哪怕再不值一提——必须避免房东心想：“楼上的人好怪啊是做什么的呢？”眼下在狱中斗争的同志H，有一次甚至把房东领去帝国剧院，目的就是为了在自己的照片被分发到餐馆、茶馆、理发馆、澡堂等场所那样的、远非我们所能比的严峻追查中正当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学会谈论“世间常事”那种无谓的话题或说讨人喜欢的话。问题是，对那种事我实在做不来，近来倒是多少有点习惯了……
但是，决定性斗争莫如说在于明日一战，我们进一步商量对策。
由于今天这在厂里成了相当大的话题，我决定把这个写进明天在工厂散发的传单里。前天的传单写了大前天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的要求缩短发工钱时间的事（事情倒是鸡毛蒜皮），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桌前盘腿坐定。
第二天早上，职工们一进厂，厂方就将两日份的工钱递给六百临时工中的四百人，在门口解雇了。警察来了十五六人，对那些领完工钱仍呆愣愣在那里打转转的女工喝道：“好了，回去，回去！”把女工撵了回去。
不料，有传言说临时工砍掉时，厂方要另给每人十元钱。因是临时工，即使一分钱不多给也不违约。所以这样，似乎是因为大家干得很卖力气。虽然不知有多大程度的可靠性，但大家都不知不觉指望上了。毕竟这里干完，又要有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问题是，连吃晚饭的时间都从工钱里扣除两三分和宁可让好几百人等一个多小时分发三枚一分铜币的厂主，怎么可能给六百人每人十元（整整十元！）呢？放出十元这个传闻，明显是厂方的诡计——为了防止解雇前人心动摇而让工人老老实实干到最后一刻，故意放出这个风来。
付款口的旁边贴出一大张告示：“原定二十九日截止工作，结果提到今天。但厂方决意不给大家添麻烦，为此主动支付两日份的工钱，还请大家体贴厂方的苦心。另有新工作时，厂方承认大家录用的优先权，敬请记挂。”将二百名临时工留下来，其中也有他们的小算盘——打乱大家的步调。
我必须赶在八点前把今天厂里发生的事写出来，以便明天撒传单用。预定八点交给碰头的S。我从壁橱里拿出装有各种文稿的手提包，打开锁。“仓田工业”原本是二百人左右的金属工厂，但战争[3]开始后招了多达六百的临时工。我、须山和伊藤（女同志）那时拿着别人的履历书混了进来。二百人的工厂本部进来六百临时工——不难得知工作量涌来多少。仓田工业在战争开始后不再做原来的电线，而开始做毒气面罩、降落伞和飞艇的船舷。但最近那种工作告一段落，六百临时工可能砍掉四百。这样，近来厂里谈论尽是这个。大家一说“砍掉、砍掉”，厂方就应道“临时工本来就没什么砍不砍的，不是比最初讲的多雇佣了半个多月吗？”，事实上也比原定多干了不止半个月。全都是刻不容缓的活计，那期间简直像玩命似的。女工们从早上八点开始，加夜班干到九点，也只挣得一元零八分。晚间六点到九点每小时八分，工厂甚至从夜班费中扣除吃晚饭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的二分或三分钱（特意计算的）。吃饭的时候，我说：“这样一来，岂不等于说厂方认为工人是可以不吃不喝也能干活的喽！”一起干活的一个临时工当即附和：“啊，正是。”由于“啊，正是”说得相当特别，大家都笑了。每天发当日工钱时，要对将近四百名女工分发8分尾数的三枚铜币：五分的一枚、一分的三枚，很花时间。六点下班，为此甚至熬到七点。“真他妈不像话！把八分变成一角，不知省多少事！或者咱们少要，不要八分要五分算了！”大家排队时心焦气躁，“有钱人真是敲骨吸髓，咱们根本想不出！”
须山和伊藤都在被解雇的名单中。在最后关头我们被占了先机。须山和伊藤垂头丧气，几乎让人目不忍视。我也同样。毕竟敌人也不是木偶。我们必须马上振作起来，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在逆转的形势面前不言放弃，使之有助于下一次斗争。
我哗啦啦在衣袋里搜了搜，拿出两枚一分铜币给了房东孩子。孩子起始稍微缩了下手，但很快满面笑容。看来，房东的孩子原来只从后面观看别的孩子捣鼓来着。我把刚才买的奶糖也塞进孩子口袋，走进房间。
虽然被踢散了，但正式工中有两名成员留了下来。另外，被解雇的人固然为找各自的工作而变得七零八落，可是那里差不多有伊藤和须山小组的十个人。因此，只要今后也和他们保持联系，我们斗争的领域反而会迅速扩大。
路上我走进一家小糕点铺，买了一块森永奶糖[2]。拿着糖回来，房东的男孩正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站在自动出糖球的机器跟前。投入一分钱一摇手柄，球就飞进棒球垒里面。下一个洞中出来的糖球，因球入垒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最近开始流行这种机器，街头哪座机器前都围着许多小孩。每个小孩都拼命咧着嘴角，目不转睛按动手柄——用一分钱说不定能得到比一分钱多的东西。
那帮家伙势必以为先下手使得我们的活动一败涂地。其实正是他们以自己的手将我们组织的种子传播开去，而这点他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在那里定下场所告别。告别时，须山说要是胡子出事，他也自首。那当然是玩笑，却有一种奇异的实感。我说了声：“胡闹！”不过，对他那么说的心情，自己也感同身受——“胡子”便是这样受到同伴的信赖，被当作靠山。对于我们，即便说是灯塔般的家伙，也一点不夸张。实际上，假如“胡子”没了，我们当天就完全没了主意，不知如何开展工作。虽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边走边心里嘀咕，但愿他没有被捕。
现在，我、须山和伊藤正以加倍的斗志从事新的活动……
“那么，九点见我！”
（上篇完）
我算了算今晚自己的时间，说：
（一九三二．八．二十五）
“七点，还在茶馆，七点二十分。可这样子让我放心不下，讲好八点半和上田见面来着。”
作者附注：谨以此篇献给同志藏原惟人[18]。
“几点？”
[1]麒麟：麒麟牌啤酒。
“唔，说是重复使用和昨天同样的地方。”
[2]森永奶糖：森永牌奶糖。
“今天怎么样？”
[3]战争：应指1931年9月18日即由“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侵华战争。
他告诉我，昨天的联络事项分外重要，晚一天就要出不得了的差错，所以决定利用S河、M街和A桥这三个电车站之间的街头。而且两人提前一天在同一场所走了走，定下“从这里到这里”的地段。为防万一，胡子还在路上少见地指定了一家看上去安全的茶馆——交代说如果在街头见不到，就二十分钟后在那里碰头，分别时还互相对了手表。被称为“胡子”的同志是我们级别最高的上司，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迄今为止，差不多上千次联络当中（尽管全是街头），自己迟到的时候仅有两次。虽说做我们这种事的人本应如此，但做到的人并不多。而且，那两次，一次是因为双方有误解，就时间来说他还是准时去了的；另一次是因为到了那天下午他不知道手表出了毛病。换上别人，即使一两次不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胡子没来，并且连备用点也没到这件事，让我们实在无法相信。
[4]片冈铁兵：1894—1944，有左翼倾向的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代表作有《绳子上的少女》。
“听说准备了。”
[5]叶山嘉树：1894—1945，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初期主要作家。代表作有《水泥桶里的信》和《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备用点准备了？”
[6]白木屋分店或松坂屋：日本当时有名的大商店（分店）。
胡子这人是无需准备“备用点”的。但我还是问。
[7]劳埃德眼镜：赛璐珞圆形宽边眼镜。因美国电影喜剧演员劳埃德（1893—1971）戴这种眼镜，故名。
“昨天。”
[8]ultra：德语。极端分子、过激主义者。发音同日语“虎”的发音相近。
“什么时候？”我问。
[9]安治：主人公“我”的名字，佐佐木安治。
“上田跟胡子断了联络……”
[10]いろは：日语字母（假名）。
我注视须山的嘴角。
[11]片冈千惠藏：1903—1983，日本电影演员。
“总有些不对头……”他说。
[12]《新青年》：日本于1920至1950年之间刊行的通俗杂志。
走上拥挤的电车路面，我追上须山。他边擦鼻子边若无其事地四下打量。
[13]克虏伯：德国有代表性的钢铁、造船等制造成套设备的大公司。
走到外面，须山到底走在离我三四丈远的前面。从工厂通往铁路那里，一边是国有电气列车经过的河堤，一边挤满店铺，路很窄。两根电线杆之间站着一个穿西服的人，往这边看着，半看不看地看，让人不快。我当即同后面赶来的五六个人并肩行走，边走边说。而左眼角一直留心“西服”，不敢大意。总的说来，“西服”已经厌倦了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一副无所谓的懒洋洋的样子。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监视工厂的出入情况。须山迈着外八字步，示威似的紧贴“西服”大踏步走过。我从这边看得出来，心里觉得好笑。
[14]水谷八重子：1905—1979，日本新剧派最主要的女演员。
须山想必明白了我的意思。却又忽然改变腔调，在身后说道：“来一杯麒麟[1]？”只是，尽管腔调大体算是须山平时的腔调，但总有一种非同一般的刻意性。这点瞒不住我。
[15]福本主义：福本和夫（1894—1983），日本社会活动家，曾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因“三·一五事件”被捕入狱14年。
我转过满是肥皂泡沫的脸，约略皱了下眉头。这是因为，我和须山早已讲定，避免两人从工厂一同往回走。否则，一旦被人发现有个一差二错，那可就不是牺牲一人就能了结的事。可是，须山时不时违约，并且劝我别生气，还做出讨人喜欢的笑容。总的说来，须山这人不拘小节，和蔼可亲，让人恨不起来。这么着，每次我都报以苦笑。但眼下毕竟是特殊时期，我示以严肃的表情。再说，今天预定要约新成员顺路去一家“豆汤屋”……不料，蓦然一看，须山不是平时那副嬉皮笑脸的表情。刹那间我觉出做我们这种事的人特有的那种“预感”。“啊，马上！”说着，三把两把洗完脸。
[16]三·一五：三·一五事件，日本政府镇压日本共产党人的事件。1928年3月15日，田中义一内阁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名义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千数百人。
“还在洗？”这时，须山来到身后招呼道。他是第二车间的。
[17]四·一六：四·一六事件，1929年4月16日田中内阁大量搜捕日本共产党人事件。
在厕所洗手时，耳边接连不断地传来木底拖鞋声和大嗓门说话声。看来第二车间的同伴正下班从窗下走过。
[18]藏原惟人：1902—1991，日本文艺评论家，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入狱亦坚持斗争。战后致力于民主主义文学运动。著有《艺术论》《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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