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伊迪丝·西特韦尔诗中的一行：“简啊，简啊，晨曦又在嘎吱声中落下了”——这首诗我一直很喜欢，尽管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位作者的很多作品都给我这样的感觉。莫非“晨曦”是一个表达回忆的意象（？）。我对简·鲍尔斯最美好的回忆是在一个冰冷的冬天，那时我们住在巴黎巴克大街上的酒店里，酒店简陋但惬意，我们就住在两间紧挨着的房间里，在那儿待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那是1951年元月的事儿了。许许多多个寒冷的夜晚，我们都是在简那温暖舒适的小房间中度过的（里面全是书籍、论文和吃的东西，还有一只快活的白色京巴狗，那是从一个西班牙海员手里买来的）；漫长的傍晚，我们听着留声机，喝着热苹果白兰地，简在电炉上炖着些乱七八糟却十分美味的食物：她厨艺精湛，没错先生，她是个馋嘴的人，这一点你可以从她讲的故事中猜到——讲到饮食和烹饪，她谈兴极浓；她还有着不可思议的模仿能力，可以用怀旧的情感再现一些歌手的声音——譬如说海伦·摩根，还有她的密友利比·霍尔曼。多年以后，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名为《伊甸园之路》，故事中，我将简·鲍尔斯的不少内在和外在特征都赋予到了女主人公的身上，而这一点我竟未意识到：她两腿僵硬蹒跚，戴着眼镜，具有善于模仿的超凡能力。（“她停了一会儿，似乎是在聆听给她放的提示音乐；然后唱道，‘不要离开我，既然已来到属于你的地方。你在我身旁，一切都看起来那么正常。当你离去时，一切全都不对头了。’贝利先生大吃一惊，因为他听到的，完全就是海伦·摩根的声音，带着一种淡雅的甜美，没有任何杂质，唱到高音区，她柔美的颤音仿佛不是转借而来的，而是属于玛丽·奥米根自己的声音，那是某种与世隔绝的秉性的自然流露。”）我在塑造玛丽·奥米根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脑中并未想着鲍尔斯太太——从大的方面来看，她与这个人物形象并不相同；然而这件事表明了简留给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以至于她身上的个性碎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浮现出来。
简·鲍尔斯是个权威的语言学家；她能够用最精确的语言使用法语、西班牙语以及阿拉伯语——或许，这就是为何她在讲述自己经历时，那段对话听上去——或者说是在我听来——仿佛是将其他语言的绝美结合翻译成的英语。不仅如此，这些语言都是她自学而成的，这要归功于鲍尔斯太太那漂泊不定的性格：她从纽约出发，踏上旅程，足迹遍布整个欧洲，而后又离开那里，躲开了一触即发的欧战，去往中美洲和墨西哥，随后又在布鲁克林高地上这个载入史册的大家庭中暂时栖身。1947年以后，她就几乎一直旅居国外：不是在巴黎就是在锡兰[1]，不过大部分时间，是在丹吉尔——事实上，鲍尔斯夫妇现在几乎可以被称作是丹吉尔永久居民了，他们已经在这个地势险峻、白雾笼罩的海港扎下了根。丹吉尔由两个不相匹配的部分组成，其中一个较为现代，却缺乏生气，岛上满是办公大楼和高耸的建筑，见不到阳光；另一个则是阿拉伯旧城区，穿过由小巷、壁龛，还有令人飘飘欲仙、散发着薄荷香味的广场组成的中世纪迷宫，通向山下挤满水手、汽笛呜鸣的海港。鲍尔斯夫妇在两个岛上都有住处——在新区他们有一间经过消毒、十分舒适的房间，而在更为阴暗的阿拉伯区他们也有一处隐匿其中的庇护所：这是当地的一间民房，无疑是这个城市里最狭小的住所之一——屋顶极低，你若是要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几乎是要用手和膝盖趴在地上才行；不过房间本身倒是像一组明信片大小的罗塞尔画作一般迷人——摩尔式的床垫从摩尔式的毛毯上溢出，一切都是那样惬意，就像一个山莓蛋挞，精美的灯笼把屋里照得通亮，透过窗户，你可以欣赏到海天一色的美景，还可以望见尖塔与船只以及当地人的那一个个漆成蓝色的屋顶，它们如同一条幽灵般的阶梯通往远方那喧嚣的海岸线。或者说，这就是我记忆中的那番情景，我在一个日落的傍晚仅仅去过那里一次，哦，那已是十五年前的事儿了。
那年冬天，简正在创作《避暑别墅》，这出剧后来在纽约的制作是以一种非常敏感的方式进行的。
我第一次见到鲍尔斯夫人（1944？1945？）的时候，她已经在某些圈子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尽管那时才二十来岁，她已经出版了极具个性、评论颇多的一部小说——《严肃二女士》；她嫁给了才华横溢的作曲家兼作家保罗·鲍尔斯，随后，与丈夫一道在布鲁克林高地一家迷人的公寓租住了下来，这间公寓是由已故的乔治·戴维斯设计的。与鲍尔斯夫妇一同在此居住的还有理查德和艾伦·莱特、W·H·奥登、本杰明·布莱顿、奥利弗·史密斯、卡尔森·麦卡勒斯、吉普赛·罗斯·李（我印象中是这个名字），还有一名黑猩猩驯兽师和他的一位明星演员。总之，这个大家庭可不简单。可即便是在这样的群英荟萃之中，鲍尔斯太太还是能够脱颖而出、器宇不凡，这有赖于她的天赋及其所唤起的意象，同时也应归功于她的个性中两种特质的惊人结合：顽皮小狗般的直率与猫的优雅。
我对戏剧不是特别感兴趣：大多数时候，都不能从头看到尾；虽是如此，我还是把《避暑别墅》看了三遍，并非是出于对作者的忠诚，而是因为里面带有一种辛辣的睿智，这种滋味就像刚刚尝了一口饮料，苦涩却清新——这些特质也正是鲍尔斯太太的小说《严肃二女士》最初吸引我的地方。
自从我上次见到这位名叫简·鲍尔斯的现代传奇人物，想必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这期间，我也并未收到过她的来信，至少未曾直接收到过。然而我确信，她还是那个样子；没错，最近有些去北非的游客告诉我，他们在北非某个城市某个昏暗的小酒馆见到过鲍尔斯，她的确没有变化——她那大丽花似的头上是一头卷曲的短发，鼻子翘起，那双眼睛粗略地看上去，稍有一些疯疯癫癫，又带着些淘气，她的声音很独特（沙哑的女高音），她的穿着很像个男孩子的打扮，体型却是小姑娘的身材，走起路来略有些跛——简的模样跟我二十多年前初次见她的情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即便是在那时，她看上去都像是一个永远的顽童，一个最具吸引力的非成人，不过她的血管中却注入了某种比血更冷的物质，她还具有一种机智，一种任何孩子——即便是最奇特的神童——都不可能拥有的奇异智慧。
我对鲍尔斯太太唯一的微词是，她的作品不是质量不行，而是数量不多。可以说，她的全部作品放在一起，一只手都能够拿得下。我们能够拥有这些作品，应当对此心存感激，但我真的期盼能有更多。有一次，我们在谈论一名同行，这个家伙比我俩都要笔下生风，简说道，“对他来说，这太容易了。他只需抖一抖手就有了。只须抖一抖手。”实际上，写作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许你不知道，但写作是件最苦的差事，而对简来说，可谓到了真正意义上痛苦的边缘。怎么能不苦呢？——她的语言和她的主题都是在走过了曲折艰辛的小道后在顽石遍地的采石场上寻觅的：她笔下的人物间那些永未实现的关系，还有她用以包围、浸淫这些人物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每一间房都是一桩罪行，每一处都市景观都是一件霓虹灯下阴郁的作品。不过，尽管在简·鲍尔斯的视线中，悲剧观占据了中心位置，然而她依然是一位风趣的作家，一位诙谐的幽默家——不过，她不属于黑色幽默派。黑色喜剧，正如它的践行人所标榜的一样，当它成功的时候，它是美妙的技巧，完全没有任何的恻隐之心。而简·鲍尔斯的作品中所展现出的那种对于古怪心理和人性冷漠的微妙洞悉足以让我们授予她“艺术家”的殊荣。
（1966）
[1] 锡兰，印度以南一岛国，现已更名为斯里兰卡，首都为科伦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