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镇上支持蒙特福的人，以及周边小镇的经济发展董事会——暗示这个决定带有种族歧视的动机。“纯白色的斯潘塞，”他们讥笑说，“不愿意墨西哥人搬进来。”
除了经济发展委员会和镇议会，整个体育馆里支持屠宰场的不足一百人。第二天，分区规划被否决了。
我根本不相信。斯潘塞不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小镇。比如，一九七〇年代，我们接受了来自老挝的一百个难民家庭。确实，我们看到斯托姆湖和沃辛顿等小镇的变化，而且不喜欢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但问题在于屠宰场本身，而不是那些工人。斯潘塞那天联合起来不是反对移民，而是反对污染，反对交通和环境的灾难。我们不愿意为了全国最糟糕的两百份工作而出卖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这么做了，就意味着我们没有从蓝多湖的事情中获得任何教训，蓝多湖是在我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离开那座厂房的。也许，就像有些人提出的，我们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就为了维护小镇特色——以当地商人、农民和小制造商为基础——这种特色在现代美国已无法生存。我知道的只是：如果你驱车从北面过来，首先看到（闻到和听到）的是一家屠宰场，那么斯潘塞就不是原来的小镇了。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别要屠宰场。
“当地需要就业机会。可这些工作怎么给我们镇带来利益呢？”
斯潘塞并不反对商业。短短一年里，旧的屠宰场变成了一个冷藏库。冷藏库提供的工作机会没有那么多，但工资较高，而且没有污染、噪音和交通问题。你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
“运生猪的卡车怎么办？让它们直接开进中央大街吗？有人想过交通问题吗？”
两年后的一九九四年，斯潘塞张开双臂欢迎被许多人认为是最大、最坏的联合大企业——沃尔玛。镇中心的商人们反对沃尔玛，特别是沃尔玛大型超级市场，于是他们请来一名顾问帮他们想办法。支撑小镇的毕竟是当地的企业。他们凭什么要把自己投资创办的企业拱手相让给一个竞争对手呢？
“那股气味我闻都不能闻。”
“沃尔玛是斯潘塞商家遇到的最好机遇。”那个顾问告诉他们，“如果你想跟他们竞争，注定一败涂地。但如果你找到一项他们没有涉及的业务，比如提供专门产品或需要人工操作的服务，你们就赢了。为什么呢？因为沃尔玛会给小镇带来更多的顾客。就那么简单。”
“屠宰场噪音很大。工厂离镇中心只有一英里。”
顾问说得对。也有一些失败者，最典型的是“店酷”，卷起铺盖离开了小镇，但自从沃尔玛进来以后，镇中心那些商家的业务显著增加了。沃尔玛的作用就像几十年前的火车站一样：使斯潘塞成为地区的一个终点站。
“屠宰场杂乱肮脏。他们准备怎么处理废物？”
一九九四年还是斯潘塞公共图书馆进入摩登时代的一年。我们告别了古老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卡片，盖章，索引抽屉，借书箱，过期通知条，复杂的档案系统，当然还有数不清的箱子。那一年，我们换上了全自动办公系统，共有八台电脑。那些卡片盒，杜威下午总喜欢躺在里面的，现在被流通电脑所取代。基姆的打字机，杜威小时候曾经那么喜欢的，现在变得寂然无声。我们开了一个派对，把索引柜里的抽屉都抽了出来，把成千上万的卡片倒在地板上，然后打开即将取代它们的公共联网电脑。三个带有几百个小抽屉的索引柜，在拍卖会上售出。我买了一个拿回家里。我把它放在地下室里，跟从蒙内塔学校买来的一张五十年代的翻盖书桌放在一起。索引柜里装着我所有的工艺品，书桌里装着乔迪从小学起的试卷和手工作业，我仔细珍藏了三十年。
然而，蒙特福势如破竹地席卷了几十个小镇，他们根本不考虑我们的担忧或提出让步。小镇的领导者站在公司一边，凭什么要为镇民的利益操心？镇议会提出在公共论坛上讨论他们提出的分区规划。论坛一般在委员会的一间小屋子里进行，只有五人列席。这次的事情非同小可，他们在镇上最大的房间——中学体育馆——展开辩论。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到场，占小镇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还多。这简直不能算是辩论。
一九九四年的技术更新之后，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图书馆。电脑进来之前，如果一个学生要写一篇关于猴子的论文，她会把我们关于猴子的每一本书都借走。现在，她在网上做研究，只借走一本书。在一九九四和二〇〇六年间，斯潘塞图书馆的读者流量增加了，但借出的图书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一九八七年杜威刚来的时候，还书箱里的书经常堆得满满的。而这十年里还书箱从来没有满过。读者借得最多的是经典电影DVD——当地音像店里没有——和电视游戏。我们有十九台电脑供大家使用，其中十六台可以上网。我们虽然小，但是在整个衣阿华的图书馆系统中，我们向读者提供电脑的数量排在第十位。
十年后，蒙特福跟蓝多湖公司的在外业主商谈租约。他们需要把那个建筑物重新分区，以便扩展和改善。全国各地的小镇都急需就业机会，然而，一九七四年薪水十五美元的工作，蒙特福每小时只付五美元，而且几乎没有补助金。这是屠宰工作，它摧残人的身体，使人的心理变得麻木，更不用说那种恶臭、吵闹、肮脏和污染了。当地人不愿从事这份工作，至少不愿长期从事。最后干这份工作的大都是西班牙移民。斯潘塞周围有屠宰场的小镇，如斯托姆湖，西班牙人已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以前，图书馆员的工作是档案管理和回答读者问题。如今，则是弄懂电脑和输入数据。要记录使用情况，以前每一个读者走进图书馆，接待台的馆员都要在一张纸上草草记下一笔。那种制度的精确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在图书馆很繁忙、馆员要回答读者问题的时候。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电子点击器，记录每个进门的人。借阅系统告诉我们具体有多少图书、游戏和电影在流通，从最受欢迎的，到那些几年无人问津的。
一九六八年，销售开始下滑。肉类加工的联合大企业进入附近小镇，它们效率更高，劳动力更廉价。公司老板想重新打造产品品牌，更新设备，但无济于事。一九七八年，斯潘塞肉类加工公司被卖给了一个竞争对手。当工人们不愿领取每小时五美元半的违反工会规章的薪水时，公司便关闭工厂，搬到内布拉斯加的斯凯拉去了。接着，蓝多湖公司搬了进来，可是当八十年代中期经济衰退袭来时，他们也关张走人了。他们跟社区没有关系，从经济上来说没有理由留下来。
然而，除此之外，斯潘塞公共图书馆基本上还跟原来一样。地毯变了。挨着小巷的后窗被封住，摆放了书架。木头少了，抽屉少了，电子产品多了。但仍然有孩子们在欢笑、在听故事。中学生们来这里消磨时间。老人翻看报纸。商人阅读杂志。图书馆再也不是卡耐基的那个静悄悄的知识圣殿，但仍然是一个悠闲的、使人放松的地方。
斯潘塞经济发展委员会于一九九二年获得了第一场伟大胜利，总部在科罗拉多的一家大型肉类加工公司——蒙特福公司决定租下小镇北端的屠宰场。一九五二年，当地商人创办屠宰场时，它曾是斯潘塞的骄傲。它完全是当地人拥有、当地人开办的，以高额工资雇用当地工人。一九七四年它的工资是每小时十五美元，是镇上报酬最高的工作。等着装货的卡车排到一英里之外。公司开始生产几种“斯潘塞美食”商标的产品。这个商标使人感到骄傲，特别是你开车去苏福尔斯或得梅因，在大型食品商店看到斯潘塞的名字的时候。
你走进图书馆的时候，仍然能注意到那些藏书：一个又一个书架，一排又一排图书。可能封面更鲜艳了，艺术更有表现力了，式样更现代了，但总的来说，图书看上去还跟一九八二、一九六二和一九四二年没有区别。那是永远不会变的。图书经历了电视、广播、有声电影、传单（早期杂志）、日报（早期报纸）、“潘趣和朱迪”滑稽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而依然存在。它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百年战争、黑死病和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依然存在。它们甚至经历了欧洲中世纪，当时几乎没有人识字，每本书都必须手抄。它们也不会被互联网所灭绝。
他们的意思是杜威没有创造就业机会。杜威经常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和电台上，但它并没有改善我们的地区公园。它没有铺设道路。它没有招来新的企业。农业危机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人们正振作精神，斯潘塞应该展开翅膀，吸引新的雇主到我们这个比较偏僻、但很有勇气的中西部小镇来。
图书馆也是这样。我们也许不再是昔日那个静谧宜人的藏书库，但我们为社区提供的服务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我们跟世界的联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广泛。不管什么书，我们随时都能订到；我们键盘一敲就做了研究；我们跟其他馆员在电子布告牌上交流，互相交换使每个图书馆更好、更高效所必不可缺的忠告和信息；我们只要付出十年前订购十份报纸杂志的价钱，就能查阅几百份报纸杂志。斯潘塞公共图书馆的客流量不断增加。究竟他们是来借书、租电影光盘、玩电视游戏，还是来看望一只猫，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那只猫有什么了不起的？”姐妹咖啡馆里的人们喝着咖啡说，“它从不离开图书馆。它整天睡觉。它什么也不做。”
当然啦，杜威对这些毫不关心。它只关注此时此刻，而且它喜欢新的图书馆。不错，它失去了几只箱子，但图书馆几乎每天都有订购图书的箱子。跟以前那些手工做的木家具、墨水和纸张比起来，电脑可能看起来冷漠一些，但是对杜威来说，它们是温暖的。确实如此。它喜欢坐在电脑上，沐浴在电脑排出的热烘烘的废气中。我拍了一张它在电脑上的照片，结果成了我们新的电脑借书卡上的形象。制作卡片的公司也很喜欢这张照片。每次我去参加图书馆会议，就看见他们亭子上方的大横幅上印着杜威的照片。
我并不天真。我知道并不是斯潘塞的每个人都喜爱杜威。例如，那个女人仍然经常写信威胁说，如果镇上不阻止让一只猫生活在公共场所的可怕行径，她就把她的奶牛带到镇上最繁华的地段。她是意见最激烈的，但不理解杜威现象的肯定不止她一个人。
门口那两根新的探测柱也挺好的，至少在杜威看来是这样。如果你试图不经登记就拿走图书馆的东西，探测器就会发出“嘟嘟”的声音。杜威最喜欢的新地方是左边那根柱子内侧。（就像“扛杜威”要扛在左肩膀上一样。莫非杜威是个左撇子？）它每天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就坐在那根柱子旁，九点差两分准时到位。有杜威和两根柱子挤在门口，读者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走路。以前，杜威在门口迎接顾客，大家就很难对它视而不见，现在有了新的探测器，要忽视它更是根本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