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那里的我，已然不再是沉甸甸地栖滞于一地的铁球了。尽管只是一星半点儿，但毕竟似乎是在向前迈进。不知道是向着哪里前进，然而人在这里，感觉倒绝不算糟糕。
在这个梦中的图书馆里，我并没有特别满足的感觉。然而我既没有对工作感到不满，也没有觉得无聊。书籍管理是我多年来习以为常、熟门熟路的工作，我掌握有专门的技能。我处理眼前的工作，解决问题，大致顺畅地度日。
这时我猛然醒悟，觉察到有一顶帽子放在我的写字台一角。深藏青色的贝雷帽，老派电影里画家们必定要戴的、千篇一律的道具。看来是长年来日复一日地在某个人脑袋上戴过，质料已经变得软塌塌的——简直就像一只在晒太阳的老猫。有贝雷帽的风景——而且那顶贝雷帽好像是我的。然而很不可思议，我平素几乎从来不戴帽子，贝雷帽更是有生以来（在我的记忆里）从来不曾戴过一次。戴着那顶贝雷帽的我，看上去会是什么模样？有没有镜子呀？我环顾室内，可是看不到类似镜子的东西。我非得戴那顶帽子不可吗？那又是为什么呢？
负责直接接待来馆读者的，是几名女职员（我看不见她们的面庞）。我在自己单用的房间里，伏案处理一些事务：点检书籍清单，整理账单收据，审阅文件后在上面盖章。
这时我猛地醒了过来。
我在这家图书馆里供职，具体承担什么职务，细节不明，总之好像不是太忙，看不到有什么必须抓紧处理的课题和亟待解决的事案。我只是不急不忙地做着一些“有朝一日完成便可”的活计。
从这个长梦中醒觉过来，是在黎明之前，四周还暗阒阒的。我认识到这原来是一个梦——从那个梦的世界里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剥离开去，返回到这一边的现实里来——花费了些时间。这需要一个类似微妙的重力调整的过程。
沿窗摆放着供阅览者使用的桌椅，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看书写字。从他们的状态来判断，待在这里的感觉似乎还不算糟糕。屋顶很高，呈天井状，上方可以看到黑乎乎的粗大房梁。
然后我在脑海里反复重播这个梦，逐一验证细节。为防不至于稀里糊涂地把它给忘掉，趁着记忆还清晰鲜明时，我尽可能地回想起梦的内容，详详细细地记录在手头的笔记本上。我用圆珠笔写小字，写了好几页。因为我觉得这个梦在向我传递某种重大的暗示。这个梦毋庸置疑，是在企图叮嘱我什么。宛如亲密无间的友人之间交流真情一般，异常殷切、具体、细密。
为了多少营造出一些华美的气氛，中央的大桌子上放了一只陶制大花瓶，但插在瓶中的花枝似乎都已经开过了好几天了。唯有阳光不受预算的制约，从装着老式黄铜拉手的竖窗里，透过晒得发黄的白窗帘，毫不吝惜地照射进室内来。
继而，等到窗户透亮，鸟儿们开始欢闹地啼鸣起来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图书馆规模不大，应该是小型地方城市的公立图书馆吧。一见之下——如同这类设施每每皆是的那般——似乎未获注入充裕的预算。馆内的各种设备，书籍的配置，都难称充实，桌椅之类似乎也日久岁深用了多年，更看不见有检索用的电脑。
我需要一个新的工作单位。
那是个连细节都栩栩如生、令我记忆鲜明的梦——一个关于图书馆的梦。我在那里工作，不过那不是高墙环围的小城里的那家图书馆，而是随处可见的一般的图书馆。书架上排列着的不是布满尘埃的卵形“旧梦”，而是带封面的纸质书籍。
必须行动起来了，哪怕只是日积跬步。总不能一直沉甸甸地滞留在这里。而那新的工作单位，对了，只能是图书馆，舍此无他。除却图书馆，没有值得我去的地方。如此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以前竟然没有注意到呢？
辞了职、成为自由之身后，这种失去了活动的日常持续了约莫两个月。我过着仿佛看不到头的风平浪静的日子。于是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长梦。那委实是个久违了的梦（细想起来，这两个月里我睡得如此之长，如此之深，却居然没做过梦，仿佛暂时丧失了做梦的能力一般）。
我终于朝着某个方向开始行动了。我获取了新的惯性，开始徐徐前行。在清晰、鲜明的梦的强力助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