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田用认真的眼神，笔直地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钟，纤细的鼻梁微微一动，然后一字一顿地问我道：“您说的就是，子易先生的幽体——化作人形的、他的幽灵——和M君，在子易先生死后是不是也在某处见面，像生前一样继续沟通、交流。是这样吗？”
“你怎么看？你觉得子易先生死了之后，他们二人有没有见过面？”
我点头。
有一件事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弄清楚。然而此时此刻（在正午前的灿烂阳光照射下的图书馆服务台）就直言不讳地问她这个问题，这是否妥当，我心中无底。但我还是果断地决定问问她，用尽可能简洁的语汇。
“是呀，这恐怕也是有可能的。”添田稍作思考后说道，“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亲近’这个词合不合适，我不清楚。不过总而言之，他的确信任子易先生，到了愿意单独和子易先生二人长时间地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的程度。而对那个孩子来说，这可是非常特殊的事情。”
此后一连四天，“黄色潜水艇少年”没在图书馆露面。少了他的身影，图书馆阅览室似乎失去了平素的平静。不过，说不定失去平静的其实是我自己。那四天，我基本上都是独自一人躲在四方形的半地下室里闭门不出，望着少年描画的小城地图，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梦里度过的。
“不过他在某种程度上跟子易先生比较亲近？”
地图让我想起了自己在那边的世界里目睹的一幕幕情景，鲜明得令人惊异。那张地图仿佛是一个特殊的幻视装置，激活了我的记忆，将细节都精密地、立体地挖掘了出来。连吸入的空气的质感，其中飘浮的微弱气味，我都能够鲜明地回想出来，仿佛此刻它们当真就在我眼前一般。
添田眯起眼睛，轻轻歪了歪脑袋：“这个嘛，谁知道呢。我也不了解那么多。他们俩总是在馆长室里，要不就在那间半地下室里，将房门关得紧紧的，二人在里面待很长时间。他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话，还是根本就没说话，我就不知道了。”
那是画得十分简单的一张地图，但那张地图里仿佛蕴藏着一种特殊的力量。我在那四天中，独自一人守着房间足不出户，面对着地图彷徨在并非此界的世界里。我深深地——深得渐渐茫然不知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的世界了——陷入了那个幻视装置（似的东西）里。就像为了追求纯粹的幻想而常常服用鸦片的十八世纪的唯美派诗人。虽然我手里拿着的，只不过是用类似圆珠笔的东西画在一张薄薄的A4纸上的简单的地图。
我问道：“既然子易先生以私人身份承接了对那个少年的监护之责，那么他和子易先生之间——就是说和生前的子易先生之间——是有过亲密交谈的喽？”
“黄色潜水艇少年”到底为什么要制作这张地图，把它送到我的手里来呢？他的目的何在？还是他并无什么目的，只是纯粹的为行为而行为呢（对了，就如同询问别人出生年月日，把星期几告诉那人一样）？
“跟母亲，他只在有事时才开口。不过，那也真的只限于有事的时候。而他基本上从不跟父亲说话。跟陌生人说话，好像就只限于问人家出生年月日的时候了。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能毫不胆怯地跟谁都说话，直视对方的眼睛，语调从容自若。不过除了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他基本上跟谁都不说话，人家跟他说话时他也不搭理。”
假定子易先生和少年之间存在着某种思想交流，两人通力合作的话，那么在这份地图的制作过程中，子易先生是否有所参与？将地图送到我的手里这一行为里，是否包含着子易先生的意图？倘若如此的话，那么其意图到底又是什么呢？
“他跟共同生活的家人之间有没有对话啊？”
疑问太多，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桩桩件件，意义都难以捉摸。众多诡秘的门排列在眼前，而我却找不到与锁孔相配的钥匙。我好歹总算搞明白了的（或者说依稀觉察到了的），只有那张地图中似乎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殊力量在起着作用这一点而已。这，不单单是我曾经逗留过一段时间的地方的地图，还作为示意图，发挥着暗示注定到来的世界地势的作用——望着地图，我不可遏制地从中感受到了某种个人性的寄托。
“对，跟我，他还是愿意说话的。因为那孩子从小就认识我。不过我们的交谈也只是在最小限度之内，内容也只限于实际事务。不过，要对他进行精神疗愈，解决心理上的问题，我们之间的交流还不能说足够充分。”
我用图书馆配置的复印机制作了地图的复印件，在复印件上用铅笔将我发现的几处错误做了订正。图书馆的位置离广场太近，深潭近前河流的弯曲过缓，独角兽们居住的地区要更大一些……诸如此类，一共七处。都是比较细微的差错，并不关涉小城的主要结构，恐怕也并无敦促订正的必要（而且就连我自己的记忆，又有多少是完全正确的呢？），不过我有一种预感，那就是少年最尊崇的是细节的准确，不管是什么程度的。何况还有个一般性的原则，叫作“任何一种表达行为都需要批评”。再加上我需要以某种形式与少年取得联系。既然球发过来了，就必须把那个球打回去，这就是规则。
“那孩子跟谁都不说话，不过好像倒是会跟你日常交谈的嘛。”
我把订正过的地图放入信封，封缄后交给了添田。我故意没有附上信。信封里只放了一张地图——跟少年交给我时一样。
“对，当然很困难。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跟他在心灵上息息相通才成。可是在我看来，他的母亲溺爱他，而父亲又整天忙于工作，根本就没有时间管他。以前是子易先生以私人身份在这个图书馆里，很精心、很注意地监护他，恐怕是把他当作死于事故的儿子的替身了吧。不过很遗憾，这位子易先生死了之后，现在就没有人来照看他了。”
“如果那位少年露面了，请把这个交给他。”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添田拿过信封，检查似的望了一会儿。信封的表面背面都没写一个字。“有什么附言没有？”
“对，您说得是。需要有人教会他方法，让他能够自己很好地控制特异能力。”
“没有特别的附言。”我说道，“只要告诉他，是我让你转交给他的就行。”
“需要有人好好地监护他、引导他。”
“晓得了，那我就这么转告他。我猜他也该恢复了，快要来露面了。根据之前的先例来判断的话。”
添田继续道：“您知道的，他是个具有超常感觉和超常能力的孩子，但是就年龄而言，他还处于成长期，支撑他发挥那种能力的体能，或者说心灵的防御能力，只怕还不能说很充分。看着那孩子，我就忍不住要担心这些。”
两天之后，添田出现在我的房间里。
没准儿还真就跟充电差不多呢，我心想。也许是他身上的能力（几乎超越了人类智慧的能力）超常活动，结果超出了身体系统的容量。就像察知电力供应过剩后，配电箱里的电闸会自动跳闸一样。这种时候，他也需要躺平一段时间，让工作过度的热源冷却下来，寻求身体机能的自然恢复。从时间上来看，可能（据我推测）就是制作那座小城的地图这件事——这是需要特殊能量的作业——构成了此次系统崩溃的原因之一。
“今天早上M君来了，我把您那个信封交给他了。”她说，“他什么话也没说，接过信就放进背囊里去了。”
“对。就像给电用完了的电池充电。”添田说道。
“没有开封吗？”
“只是卧床静养三四天。”
“是的，没开封就收起来了。后来好像也没有把信封从背囊里拿出来，就坐在老位子上照老样子专心地看书。”
“好像会周期性地发生。倒也并不是有什么慢性病，他就是身体状态不佳，浑身乏力，起不了床。据他母亲说，可能是神经性问题。说是就这么什么都不做，卧床静养三四天，就能自然恢复。甚至不需要看医生。”
“谢谢。”我道了谢，“那么，他现在看的是什么书？”
“这种情况多不多？”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书信集。”添田当即答道。
“是的，今天好像没来。”她说道，“这种情况偶尔也会有的。也许是身体状况不太好吧。”
“一本快乐的书。”
“今天他好像没来嘛。”我在阅览室里巡视了一圈，问坐在服务台内的添田道。
添田对此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稍微皱了皱眉。她是一位少用语言而多用表情和动作说话的女性。
第二天，“黄色潜水艇少年”终日未在图书馆里现身。这是相当罕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