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着花束，走过清晨行人稀疏的小镇，我感觉自己似乎不是现在的自己。比如说我会觉得自己是十七岁，在一个晴朗的休息日早晨，手捧着鲜花，准备访问女朋友的家……一种仿佛与此刻的现实错位，误入了另外一个时间和另外一个场所似的奇妙的感觉。
星期一是图书馆的休馆日，一大早，我拿着请添田为我画的地图，访谒了子易先生坟墓所在的墓地，手里捧着在火车站前的鲜花店里买的小小花束。
说不定我是一个假冒的而其实并非我自己的我。说不定从镜子里面与我相对视的，是一个并非我的我。说不定那是一个外观与我极其相像，并且动作也与我完全相同的陌生人。我倒也并非没有这样的感受。
这里是高墙之内，还是高墙之外？
墓地在小镇尽头的山脚下。要登上约莫六十级石阶，才能到达寺庙入口。尚未融尽的前几日的积雪冻得铁硬，石阶处处都滑溜溜的。墓地就在寺庙后面徐缓的斜坡上，墓地深处有一片区域，排列着子易一族的家坟。那是一片相当大的区域，维护得也很到位，彰显出子易一族作为当地世家望族的地位。子易夫妇与儿子的墓就在其中。
孑然一人站在白雪包围之中，举头仰望碧蓝的天空，我常常便会迷惘起来。不明白自己此刻究竟属于哪一边的世界。
正如添田告诉我的，那是一块新立的巨大墓碑，离得很远也能看见。恐怕是子易先生去世后，遗属们将三人的遗骨收在一起重建的新坟吧。子易先生的死，使得一家三口得以重聚一堂了。子易先生恐怕也非常期盼如此吧。对此，我为子易先生感到高兴（说不定还是子易先生自己事先做出了安排，指示如此办理的呢）。
拿着雪铲铲起雪，倒进手推车里，我不禁想起因为饥饿与寒冷而丧命的独角兽们。冬季里，天一亮，它们当中的几头就会盖着白雪的衣裳僵卧在地面上，仿佛背负着别人的罪责、作为其替身而死去的人一般。在那座小城，雪积得并不算深，但仍旧能够稳定地发挥出致死的效果。
那是一块无比简素的墓碑，摒弃了一切装饰，和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出现的那座黑色独石柱一样单调扁平的石块上——一望便知那大概是一块价格昂贵的石头——用横平竖直的字体刻着三人的名字：
要是就这么不停地下雪，堆积起来就好了，我暗暗祈愿。这样的话就不必为身旁这些恼人琐事而苦思冥想了，也不必为灵魂的来踪去迹而焦头烂额了，我就可以清空脑袋，手拿雪铲，从早到晚只管从事体力劳动了。而这，也许正是我现在所追求的生活——当然还得浑身的肌肉能够忍受得了这样的重劳动才行。
子易辰也
很久没干过体力活儿了，这番劳作不期而然地让我感到神清气爽。一会儿，汗水便慢慢地渗透了衬衣。我脱去上衣，在阳光下心无旁骛、默默地专注于铲雪。黄喙的冬鸟尖声撕裂空气，松树枝干上的积雪不时发出沉重而潮湿的声音落下地面，仿佛力竭而撒手的人。屋檐前长近一米的冰锥，在阳光照耀下放射出凶器般锋利的光芒。
子易观理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除了添田还有几位兼职员工，全都是女性，男劳力除去一位临时雇来帮工的老人外，就只有一个我了。偶尔亲自动手干些实际有益的活儿，也是一件快心快意的事。空气冷得刺骨，却无风，万里晴空，清晨美得不可方物。不见一片云朵，携来大雪的大量乌云早已渺无踪影，可能是把卷挟来的雪下完之后，就此不知所终了。
子易森
然而子易先生没有露面。自从与添田在馆长室里对面交谈以来，一个星期过去了。其间，群山环围的小镇的冬天也越来越深。下了一场大雪，积雪一夜之间便厚近一米。看到如此大量的雪，对人生大半是在温暖的太平洋沿岸度过的我来说还是头一回。我从早晨开始，就拿着专用的平头铝铲，在从大门通往图书馆玄关的徐缓的坡道上铲雪。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体验铲雪作业。
没有标注假名（标注假名的墓碑，我还从未见过），不过太太的名字大概读作“Miri”吧。我想不出还有别的读法。“子易观理”，我静静地念了几声。“观理”，寓意深远的名字。继而我又想到，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名字的女子最后却不得不自寻短见，不禁悲从中来。
说到我——只有一副易受伤害的皮囊与残缺不全的思考力、被牢牢束缚在现实这片大地之上的我——所能够做到的，就只有一门心思地坐等子易先生的幽灵根据处境相机而动，主动出现在我面前了。在这间弥漫着沉默的四方形半地下室里，我一边等待，一边往暖炉里添着劈柴。
三人的名字下面，鲜明地刻着各自的生卒年。妻子与孩子的卒年相同。正如添田告诉我的，二人几乎是同时去世的。一个在马路上被卡车撞倒，一个自己跳入了滔滔河水。而孤身一人被抛舍在身后的子易先生的卒年，则是与之相隔着漫长岁月的去年。我立在墓碑前，久久地凝望着那几行数字。数字本身就雄辩地诉说着很多事情。有时候，数字可能比文字更为雄辩。
子易先生的灵魂拥有自己的意识，听命于那个意识而行动。任怎么看，此事都确凿无误，不容置疑了。子易先生曾经引用过某人的定义，“所谓意识，就是指大脑本身对大脑之物理状态的自觉”，并且对已无大脑的灵魂（他自身）照旧拥有意识，行动自如一事怀抱着根本性的疑问，或许称之为困惑也无妨。对，甚至连死者的灵魂本身，都对灵魂的形成过程知之不详。身为活人，我又怎么可能知晓呢？
没错——子易先生已经不是此世之人了。我此前相遇、面对面交谈的，其实是他的幽灵。或者说，是披裹着生前形象的他的灵魂。站在他的墓前，我重新接受下了这一难以被撼动的事实。
首先，就连灵魂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我都无法把握透彻。我仅仅有个模糊的印象，觉得灵魂这东西假如实际存在的话，那它大概是无形的、透明的，飘飘忽忽地浮游在空中。然而细细想来，这也不过是我自己以为如此罢了。跟“上帝是个留着长胡子，拄着拐杖的白发老人，穿着一身白色衣裳”一样，不过是人云亦云的刻板印象而已。
我把带来的小小花束供奉在子易一家的墓前，然后站在墓前闭起双眼，默默地两手合十。近处的树丛中，不知其名的冬鸟锐声啼鸣。于是连自己都未觉察，从我的眼眶中流下一行泪水。有着确切温度的大颗的眼泪。那眼泪缓缓地流至下巴，然后像檐溜一样落到了地面上。紧接着下一滴眼泪描绘着同样的轨迹滴落了下来，更多的眼泪源源而至。我很久没有流过这么多眼泪了。毋宁说，连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我都想不起来了。泪水原来还有这般热度，我也早已忘却了。
当然，这种事情我无从知晓。我在遭遇子易先生的幽灵之前，一次也不曾目击过幽灵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没有。也可能是曾经见到过可我没有察觉），何况与死者交谈的经验，更是从未有过。幽灵是经历过怎样的过程才成为幽灵的？在何处，是如何获得那个“资格”的（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推测——我觉得肯定不是所有死者都能够成为幽灵的）？这种问题任怎么绞尽脑汁，我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这并不是反复坚持逻辑性的思考，便可以得出具体解答的那类问题。
是了，眼泪也同血液一样，是从有热度的身体里面挤出来的。
变成了不具形态的魂灵的死者，希望化作某种身形——作为幽灵似的东西——出现在人的面前时，或者说迫于这种需要时，他是凭借自身的意志、自身的力量就随时可以做到这样的吗？还是若无来自外部的作用，或者说若不借助更高级别者——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东西——的助力，就无法实现呢？
我轻轻摇头，心忖道。如此伫立在墓前的我的身姿，子易先生也许正在某个地方守望着呢。这种感觉很奇妙。我们通常会为亲近的人扫墓上坟，并为他们祈祷冥福，祝愿他们安息。可是子易先生虽然已经去世，却犹然在死者的世界与生者的世界之间来来往往。恐怕是为了向什么人传递什么。他是有事情非得传递不可的。面对这样一种存在，在他的墓前应该祈祷什么为好呢？
然而不管我等了多久，子易先生——子易先生的魂灵——都没有在我面前现身。呼唤我的电话铃声也没有响起过。
我一步一步地确认脚下以防滑倒，走下石阶，返回镇里。
是某种东西将我引向了这里。我是被某种东西引到这里来的。绝对无误——我感觉得到。然而我捉摸不透其中的意义。某种东西是什么东西？还有我被引导至此地一事，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或者说什么样的目的？我想问问他。尽管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答我。
走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街上，我找到了一家夹在干货店与寝具店之间的小咖啡馆。我曾经多次从店前经过，不知何故，我以前竟不曾注意到这家小店的存在。可能是因为一边走路一边在想心事吧（这在我是常有的事情）。小店装着玻璃幕墙，非常明亮，从店外望去，除了长台座，还摆着三个小小的餐台座。到处都看不见店名，只有门上写着“咖啡店”三个字。没有名字，就是单纯的咖啡店。也可能是工作日上午的缘故，没有顾客的身影，只有一位女子在长台里面干活儿。
我在昏暗的半地下室里点燃柴火炉子，望着闪烁摇曳的火焰，等待着子易先生的幽灵出现。我有许多事情必须问他。
我推开玻璃门，走进店内。因为我感觉有必要先且暖和一下在墓地里冻僵了的身子。我坐在长台前最靠里面的座位上，点了一杯热咖啡，和橱窗里放着的蓝莓麦芬。
资格？我暗忖。这究竟是什么资格呢？
从安装在靠近天花板处的小型音箱中，小声地流泻出戴夫·布鲁贝克四重奏组演奏的科尔·波特的经典老歌。令人联想起清清溪流的保罗·戴斯蒙的中音萨克管独奏。一首我非常熟悉的曲子，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曲名。然而即便我想不起曲名，它仍旧是适合在宁静的休息日早晨听的音乐。从遥远的往昔幸存至今的美丽悦耳的旋律。半晌，我什么也不思考，神思恍惚地侧耳细听着音乐。
一切都扑朔迷离。我看着这份手写的记录，喟然叹息。逻辑顺序显然是一团乱麻，无法辨明原因与结果的前后关系。上次在这个小房间里和子易先生相见时，他曾说过，一度丧失过影子的我，是有这种资格的。准确的词句我想不起来了，但他说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自那以来，“资格”这个词便在我的脑子里萦绕不去了。这个词的余韵似乎令我心旌摇曳。
送上来的咖啡很浓，苦味与温度恰到好处，蓝莓麦芬松软新鲜。咖啡盛在朴素的白色马克杯里。在店里待了约莫十分钟，侵入体内的寒气似乎也已渐渐祛除。
而且弄不好，就连我这个人会报名应募这一点，他都预先便已知道了吗？
“咖啡续杯只要半价。”长台内的女子对我说道。
莫非就像添田所说的，子易先生事先就已经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了吗？正因为他预知如此，所以才在抽屉里留下了遗嘱，做出自己死后要在全国范围招募图书馆馆长的指示，并安排好了步骤，让（已然成为死者的）自己可以这样选择继任人吗？一切都在他预见之中、计划之内吗？
“多谢。”我说，“这麦芬很好吃。”
不明之处为数很多。对，多得不计其数。
“刚出炉的。就在旁边的烘焙店里烤的。”她说。
我一面每天推进这些琐碎的作业，一面见缝插针，把上次与添田之间谈论子易先生的长篇对话，按照先后顺序逐一追溯，尽可能没有遗漏地用圆珠笔将要点记录下来，并注意不遗忘紧要之处。然后我再反复重读这篇记录，针对各个要点自己翻来覆去地思考。
我结了账，用手拂去掉在膝上的麦芬碎屑，走出了那家店。走出店门时，身围嘉顿格纹围裙的女子，从长台里冲我微微一笑。是那种与晴朗的冬日清晨十分相称的、暖心的微笑，而非照本宣科式的、现成的微笑。
与此同时，我也被赋予了分阶段改变图书馆现行运营体制的职责。这里本来实质上就是子易先生的私人图书馆，所以种种事案从前都是由他一人酌情处置、全权负责，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疑义。然而如今子易先生已经作古，事情当然也就不可能那样一挥而就了。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大家的理解，在此情况下展开运营。而为此所需的新运作体制的构建，必须以我为中心予以推进，可是任怎么看，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之一，是我对这家图书馆以及这座小镇的情况还很生疏（许多方面需要仰仗添田的助力），再加上，这类实务性的作业，我天生就不擅长。
那女子瞧上去大约三十五岁，身材苗条，说不上是大美人，却也容颜悦目。妆容淡雅。若想显得更年轻的话，恐怕也是轻而易举，但她似乎并没有付出这般努力。这一点让我不温不火地心生好感。
除了处理琐细的事务，我给自己布置的主要工作，是将尚未整理的藏书分门别类、系统化地登入目录，因为子易先生断然拒绝电脑化的方针（由于职员们强烈要求，这一方针在他死后也被牢牢地继承了下来），这项作业十分费时，进展迟缓。不用键盘，而是使用我很不习惯的圆珠笔，弄得我右手的指头生疼。尽管如此，没有电脑的职场自有其新鲜之处，让我有一种误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的奇妙感觉。
“其实，我刚才在坟墓前待了很久。在一个实际上并没有死掉的人的坟墓前。”临别之际，我很想这样告诉她。谁人都行，我就是想找个人倾诉一番。不过，这话我当然不能说出口去。
子易先生——抑或该说是他的魂灵吗——打那以后很久都没有在我面前出现。我关在图书馆深处的半地下室里，一天天地做着图书馆馆长的工作。我时不时地到阅览室里露个脸，跟添田以及其他几位正在忙活着的女职员说上几句话，观察人们读杂志、看图书的情形，见到熟识的人便简短地打声招呼，不过基本上都是坐在暖洋洋的柴火炉前，独自一人勤奋地伏案处理日常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