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座高高的山，山下是牧场，
索尼娅·奥切雷特考是幸存者。她用从野地里挖来的草和野生酢浆草做稀汤。她挖山葵的根和洋蓟的块茎，还在菜园里找到几个土豆。这些都吃完后，他们陷入困境，于是开始吃生活在屋顶茅草中的老鼠，然后是茅草本身，后来他们就咀嚼皮革做成的马具，以压制饥饿带来的苦痛。当他们饿得睡不着时，他们常常会这样唱道：
那绿油油的牧场啊，物产富饶。
农民吃掉了自己的牛、鸡和羊，然后是自己的猫和狗，然后是大老鼠和小耗子；再后来，没什么可吃的了，就开始吃草。在1932年到1933年那场人为的饥荒中，整个乌克兰有七百万到一千万的人被饿死。
人们犹如生活在天堂。
母亲说，饥荒的目的在于打击百姓的精神，强迫他们接受集体农庄。斯大林相信，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狭隘、贪婪、迷信的，应该被一种崇高的、同志般的无产阶级精神所取代。（“真是缺德透顶的胡说八道，”母亲说，“唯一的精神就是让自己活下去。吃。吃。明天也许就什么都没有了。”）
在邻村，有个女人吃掉了自己的婴孩。她疯了，游荡在乡村小道上，嘴里哭喊着：“可她已经先死掉了。吃了有什么关系？那么胖乎乎的！不吃多浪费？我没杀她！不！不！不！她已经先死掉了。”
谋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波尔塔瓦的农田是整个苏联最肥沃的土壤之一，农民还是得忍饥挨饿。1932年秋，军队掠夺了全部的收成。就连下一年的玉米种子都被夺走了。
khutor的偏远救了他们的命——即使有人想起他们，可能也会认为他们已经死了。1933年，他们想方设法地弄到一张通行证，长途跋涉地到了卢罕斯克（Luhansk）（不久后这里被改名为伏罗希洛夫格勒），索尼娅的姐姐舒拉就住在那里。
他们很幸运。在肃清运动的后期，不仅是有罪之人，就连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凡是被怀疑与他的罪行有牵连的人，都会被送去改造。奥切雷特考被处决了，但他的家人得以幸免。不过，留在基辅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安全的。柳德米拉被从大学的兽医课程中除名——她现在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的弟弟妹妹被学校开除。他们搬回khutor，挣扎度日。
舒拉是位医生，比索尼娅大六岁。她有点冷幽默，头发被染成红色，对奢侈的帽子情有独钟，笑起来咯咯的（她抽用自家种的烟草手工卷制的香烟），嫁了个上了年纪的丈夫——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朋友——他可以拉关系走后门。他们住在镇子边上一栋老式木屋里，屋檐上雕有花纹，有蓝色的百叶窗，花园里种着向日葵和烟草。舒拉自己没孩子，所以对索尼娅的孩子倾注了过分的热情。当索尼娅找到份教师的工作，带着两个小点儿的孩子搬进城里的一间小公寓时，柳德米拉留在了舒拉姨妈家。舒拉姨妈的丈夫给她在卢罕斯克的机车厂找了份工作，她要在那里接受训练，成为吊车司机。柳德米拉对此心不甘情不愿。她跟大吊车能有什么沟通？
六个月的时间里，柳德米拉和她的弟弟妹妹每天都陪母亲带着食物去监狱。他们把东西交给站岗的警卫，满心希望至少其中的一小部分能送达父亲手中。一天，警卫说：“明天你们不必再来了。他再也不需要你们的食物了。”
“干吧，干吧，”舒拉姨妈催促道，“你会成为一名无产者的。”
“别担心，别担心！”外公在被捆走时，回头喊道，他身上只穿着起床时的衣服，“早晨我就回来了。”他们再也没见到他。他被带到了基辅的军事监狱，他在那里受到的指控是，曾秘密训练乌克兰民族运动战士。这是真的吗？我们永远也无从知道。他从未接受过审讯。
起先，熟练掌控那些大型机器，让它们在自己的指挥下运转自如，是件让人兴奋的事。随后它就变成了例行公事。然后就变得乏味得要命。她再次梦想成为一名兽医。动物闻上去有生命的气息，摸起来非常温暖，应付和征服它们远比控制用杠杆就能操控的冷冰冰的机器令人激动。（“大吊车和拖拉机跟马比起来是多么可悲的事啊，娜迪娅！”）那时的兽医只给大型动物做手术——有价值的动物——母牛，公牛，马匹。（“光是想一想，娜迪娅，这些英国人会花上一百英镑去救一只从街上捡来的猫或狗的命，还什么都不为。真是心肠好到笨！”）
1930年，我母亲十八岁时，她父亲被捕了。那时离肃清运动达于其可怕的巅峰还有几年，但事情还是按照恐怖所惯有的方式发生了——深更半夜传来敲门声，孩子们在尖声哭泣，外婆索尼娅·奥切雷特考穿着睡衣，乱蓬蓬的头发散乱地垂在背上，向军官们苦苦哀求。
她给基辅的大学写信，然后收到一大堆需要填写的表格，要求她详细写明她自己、她父母及祖父母的职业——他们属于什么阶级。现在，只有那些工人阶级的后代才能上大学。她心情沉重地寄出了表格，对于它们如石沉大海的结果毫不惊讶。她二十三岁，她的生活似乎进入了死胡同。然后，她收到了那个跟她同过学的奇怪男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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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不同。时代不一样。”薇拉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为了活下去，必须得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可怜的妈妈——得与爸爸终老，毕竟她挺过来了。多么残酷的命运！”
婚礼，如同葬礼一样，为家庭戏剧提供了完美的表演场所：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和象征性习俗，并为趋炎附势提供了乔装打扮纷纷亮相的机会。据薇拉讲，我父亲的家族不赞成他娶奥切雷特考家的女儿。虽说那姑娘，柳德米拉，长得挺水灵，娜迪娅奶奶说，可也相当野，而且退一步说，非常不幸的是，她的父亲是“人民的公敌”。
“那么咱爸咱妈的关系怎样——你觉得他们是因为爱而结婚的吗？你不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种权宜婚姻？”
从索尼娅外婆的角度而言，她觉得我父亲家族的人有些自命不凡，举止怪异。马耶夫斯基家族是一小部分乌克兰知识阶层中的一员。祖父马耶夫斯基，也就是尼古拉的父亲，个头相当高，白发飘飘，戴副小眼镜。在1918年乌克兰独立运动短暂的兴盛期里，他甚至担任了六个月的教育部长。斯大林掌权后，乌克兰自治思想遭到灭顶之灾，他成了基辅一所乌克兰语言学校的校长，是自愿捐款活动的组织者，不断受到来自有关机构的重重压力。
（为什么她那么恨他？）
正是在这所学校，母亲与父亲初次相遇。他们同班。尼古拉总是第一个举手的孩子，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柳德米拉觉得他全知全能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
“拖拉机和乳房。你说到点子上了。”
尼古拉·马耶夫斯基与柳德米拉·奥切雷特考于1936年秋在卢罕斯克的结婚登记处结婚。他们同为二十四岁。婚礼没有金色穹顶，没有鲜花或钟声。主持婚礼仪式的是位身材滚圆的党的女官员，她身着深绿色套装，白衬衣似乎不大干净。新娘子没有怀孕，也没人流泪，尽管有太多需要流泪的事情。
“他说起拖拉机来也是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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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娜迪娅。你怎么老也长不大啊？你等着看吧，她要的是护照和工作许可证，还有他剩下的那点儿钱。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只不过被她的肉体迷住了。这是他唯一的话题。”
他们曾经相爱过吗？
“爸爸和瓦伦蒂娜是相爱的，薇拉。”
不，薇拉说，她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她需要一条出路。
哈！看来这浪漫故事背后还是有潜台词的。
是的，父亲说，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女人，也是最精力充沛的。你真该看看她生气时的黑眼睛。在溜冰场上，她滑起冰来就如同一位女王。看她骑在马背上的样子，真是令人荡气销魂。
“当然是共产党啦。”
不管他们是否相爱，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十年。
“谁干的？”
“那么，爸爸，关于柳德米拉，你还记得些什么？告诉我吧，当你们初次相遇时，她是个什么样子？（我在尝试使用怀旧疗法。我暗自希望，如果母亲的形象充满他的头脑，就会将那个入侵者从他头脑中抹去。）第一眼看去，她可爱吗？她漂亮吗？”
“金色穹顶的圣米迦勒教堂。”
“是的，确实漂亮。从各方面说，都相当漂亮。可是，当然没有瓦伦蒂娜漂亮。”
“你说什么？”
他坐在那里，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的笑容，几缕银发散乱在磨损了的衣领上，用深色包装胶带粘起来的眼镜架在鼻尖上，使我看不大清他的眼睛。他那因关节炎而肿大的手捧着一大杯茶。我真想冲上去，抢过茶杯，泼他一脸的水。但我意识到，他对自己的话有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一无所知，根本一无所知。
“1953年的时候，它不出意料地被推倒了。”
“你爱她吗？”（我的意思是，他是否更爱她一些。）
***
“呵，爱情！爱情是什么！没人能明白。在这一点上，科学得向诗歌举手投降。”
布拉祖克家的人对新郎的家人嗤之以鼻，觉得他们粗俗无礼，比土匪好不到哪儿去，他们饮酒过量，还从不梳头。奥切雷特考家觉得布拉祖克家的人是娘娘腔的城里人，是土地的背叛者。索尼娅和米特洛凡可不管各自的父母作何感想。他们已经成就了自己的爱情，而他们爱情的结晶即将到来。
***
奥切雷特考家的男人们大步流星地踏入教堂，他们穿着马靴、刺绣衬衫和式样奇特、宽松下垂的裤子。女人们身着色彩浓烈的衬衫，小跟靴子，头扎色彩艳丽的发带。她们一起站在教堂后面，像簇刺目耀眼的花束。婚礼结束时，她们兀然离去，没有给牧师一文小费。
父亲没邀请我们参加婚礼，但他无意中说出了日期。“现在没必要来。一切都OK。你们可以在六月一日以后来。”他说。
母亲的母亲索尼娅·布拉祖克嫁给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时芳龄十八，她的婚礼是在有着金色穹顶的基辅圣米迦勒大教堂举行的。她身穿一袭白色结婚礼服，轻纱笼面，脖子下垂着个漂亮的金盒坠，长长的棕发上戴着洁白的花冠。尽管她身材纤瘦，你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已经有孕在身。她的长兄帕维尔·布拉祖克，铁路工程师，后来是列宁的朋友，把她交给了新郎，因为她父亲太虚弱了，撑不过整个仪式。她的才当上医生的姐姐舒拉是女傧相。她的两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向她抛洒玫瑰花瓣，当她亲吻新郎时，禁不住泪如泉涌。
“我们有四周的时间来阻止她。”姐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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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犹豫不决。他的快乐和新展现出的生命活力让我感动。再说，我满脑子都是迈克的看法。
这算什么？难不成大姐头私下里是个浪漫主义者？
“也许事情会很好。也许她会照料他，让他在晚年享受到幸福快乐。这总比进养老院好些。”
“他们彼此相爱。”
“发发慈悲吧，娜迪娅。你想也别想，当他年事已高、口水直流、大小便失禁时，那种女人会陪在他身边？她会把他的财产席卷一空，然后溜之大吉。”
“可你瞧瞧日期吧，薇拉。新娘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但我们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等他老了以后，你和我都不会照看他，是吧？”（最好把事实摆出来，尽管这其中的坦率令人刺痛。）
“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我听到她在摸索香烟，“我还是个小姑娘时，索尼娅外婆常对我说起她婚礼的故事。那才叫婚礼呢，可不是我们老爸正打算进行的这可怜巴巴的破事儿。”
“我为母亲尽了全力。对父亲，我感到的是种责任感，除此之外没别的。”
“不，但是……”（这当然正是我的想法。）
“他不是那么容易去爱的人。”我竭力让自己听上去不是在指责谁，但她听上去觉得就是如此。
“自由乌克兰当然存在过。说真的，娜迪娅，你为什么对凡事都抱着如此消极的看法呢？难道你认为自个儿是历史的奴婢？”
“这跟爱毫无关联。我会尽自己的义务，娜杰日达。正如我真心希望你也会。即使那意味着不让他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白痴。”
“不过六个月而已。而且是个并没真正存在过的国家的。”
“我确实不能全天候地照料他，薇拉。我们一直都在争论。这快让我疯了。但我希望他没事——希望他幸福。如果瓦伦蒂娜让他幸福……”
“祖父马耶夫斯基是教育部长。”
“这不是幸福不幸福的事，娜杰日达，这是钱的事。你就看不明白吗？我猜，因为你那左倾思想，无论是谁想来宰割劳苦大众，你都会举双手欢迎。”
“而马耶夫斯基家是教师出身。”
“左倾跟这事扯不上边儿。关键在于，什么才是对他最好的。”（自鸣得意的口气。瞧见了吧？我可不是像姐姐那样的法西斯分子。）
“斑斓多彩。”
“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我说过其他什么吗？”
“总之是哥萨克人。有点野蛮，你得承认。”
***
“养马人。”
姐姐又给内政部打了电话。他们告诉她，必须把她的话变成书面形式。于是她写了，以匿名的形式。她给父亲将在那里进行婚姻登记的登记处打电话。登记处人员对她的话深表同情。
“……变成的马贩子。”
“但你要知道，假如他到头来仍决心一条道走到黑，我对此绝对没辙。”登记处人员说。
“农场主。”
“但她跟她的乌克兰丈夫的离婚——显而易见，离婚是到最后一刻才完成的。而且他们离婚后，她又回去跟他住在了一起。”
“但奥切雷特考家是——那什么？富农……”
“我会查看一下相关材料，但如果全都符合程序……”
“我们来自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娜杰日达。我们可不是什么暴发户。”
“还有翻译的问题。她不得不在最后一刻请伦敦的一家代理机构翻译材料。他们也许会把离婚诉讼的终局判决与日后才生效的离婚判决混为一谈。”我姐姐是个离婚专家。
我开始向大姐头那自我任命的家族历史的守护人身份发出了挑衅。她当然不干了。
“我自然会认真查看的。但我不懂乌克兰语，材料上怎么写，我就得怎么看。他是个成年人。”
“噢，得了，薇拉。我们的家族也并非不平凡。我们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家族，与别人家没什么两样。”
“他干的可不是成年人干的事。”
“我们得正视此事，”薇拉说，“我们不想让如此平凡的人（这可不是我说的！）顶上我们家族的姓氏。”
“呵，好吧。”
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点。正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以生命为代价所揭示出的那样，婚姻绝不仅仅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事情，它还关乎两个家庭。薇拉和我都不想让瓦伦蒂娜进入我们的家庭。
她听上去就像个典型的官僚作风的社会工作者，我姐姐告诉我。她会尽力，但当然她必须恪守规定。
花大价钱将自己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一所一流学校的我姐姐对此怒不可遏。将我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当地综合学校的我也同样怒不可遏。我们的愤怒使得电话线嗞嗞地直冒火花。我们终于有了共同之处。
我们驾起想象的翅膀，出现在婚礼之上，在仪式举行到一半时溜了进去，那对新人正站在祭坛边。
斯坦尼斯拉夫现年十四岁，一直被视为未来将自主开业的心理学家。我父亲花了一笔小钱给他测了下智商，于是乎得到一张证书，上面宣称他是位天才。基于此，这孩子（顺便提一句，他还是个天才的音乐家，会弹钢琴）在彼得伯勒的一所声誉卓著的私立学校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他这样聪明绝顶，怎能屈尊莅临当地的综合中学，那是只有那些农民兄弟的子女才适合去的地方。）
“我要穿黑套装，”薇拉说，“就是我在母亲葬礼上穿的那件。当牧师说：‘如果有人知道有任何原因或法律上的障碍……’我们就从后排大声喊出……”（我一直想那么干。）
父亲不仅仅将这位一贫如洗的乌克兰美妇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出来，而且还责无旁贷地坐到了抚养她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儿子的位置上。
“但我们说什么呢？”我问姐姐。
“也许吧。也许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俩都僵住了。
“等他把钱花光了，就不得不罢手了。”
***
“妈的话绝对是正确的，”薇拉说，“他毫无常识。”
父亲与瓦伦蒂娜于六月一日在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因为瓦伦蒂娜是天主教徒。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他迁就了她。（女人天生缺乏理性，他说。）
“他还寄钱给她和斯坦尼斯拉夫买从利沃夫到拉姆斯盖特的长途车票。后来她又对他说，她还需要更多的钱办理奥地利的中转签证。”
他给了她五百英镑买结婚礼服：奶油色聚酯纤维丝质地，紧紧地包着腰部和臀部，领口有内缘翻边，上面装饰着褶边蕾丝，从那里，你可以瞥见一对若隐若现的波提切利式的乳房。（我已经看过了婚礼照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是如何上蹿下跳地瞎忙一气，以确保他雇来的摄影师抓取到最好的角度。他想向所有那些嘲笑她的说长道短的怀疑论者炫耀她，他的战利品。她则需要这照片给移民官看。
“真的啊！太过分了！”大姐头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那肯定是他大部分的养老金。”
牧师是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我父亲说，看着就像个一脸雀斑、头发直立的十几岁的少年。当他为这对古怪的夫妇的结合祝福时，他会作何感想？他知道新娘子离过婚吗？还是他仅仅觉得有点儿不安？扎德查克夫妇，新娘子仅有的乌克兰朋友，也是来自乌克兰西部的天主教徒。会众中所有其他乌克兰人，也就是我父亲请来参加婚礼的我母亲的朋友，都是从东部来的东正教徒。我猜牧师的年轻和雀斑证实了他们对天主教的所有怀疑。
“到头来他当然还是把一千八百英镑拱手相送了，薇拉。他把它们存入她的户头，而她毫不客气地将它们一取而空。她不在这儿时，他一直定期给她寄钱。”
她塞尔比的叔叔也在团体照里，还有斯坦尼斯拉夫，以及一些她工作时结识的朋友。他们都有一副面对丑行若无其事的嘴脸，身着盛装，得意扬扬。鲍勃·特纳没有出席。
父亲企图对自己的计划秘而不宣，把我和姐姐都蒙在鼓里。每当我们直截了当地向他发问时，他总是顾左右而言它。但他不善撒谎，所以总是轻易露馅。他忘了自己对我们分别说过什么，而且他以为我们还是不跟对方说话。但我们已经开始情报共享。
婚礼之后，那些大约两年前在参加过我母亲葬礼后坐在前屋的人现在又回到这所房子，用伏特加为这对幸福的夫妇干杯，一点点地啃食着从乐购超市买来的点心，一面窃窃私语……我不知道，我不在那儿。但我可以想象那些闲言碎语，那些飞短流长。只有他年龄的一半。瞧她那胸脯——瞧她是怎么让它在男人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的。她脸上的化妆油。那自欺欺人的老头子。丢人现眼。
尽管薇拉和我竭力阻止，瓦伦蒂娜和她的儿子斯坦尼斯拉夫还是于三月一日返回了英格兰。他们在拉姆斯盖特入境，持的是为期六个月的旅行护照。没有一个基辅的英国使馆人员反对他们获取签证，也没有一个拉姆斯盖特的入境官员哪怕是粗粗地检查一下他们的护照。一回到彼得伯勒，他们就搬进了鲍勃·特纳的家。瓦伦蒂娜在教堂附近的一家旅馆找了份工作，并立即开始着手实施嫁给我父亲的计划。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我通过数小时的电话交谈拼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