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阿富汗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不过，内外势力对于卡尔扎伊政府都心怀疑虑。阿富汗人觉得卡尔扎伊不断妥协，总在答应美国人的各种条件；卡尔扎伊的各项政策，美国政府看在眼里，认为阿富汗在开倒车。美国人甚至担心，卡尔扎伊会和塔利班沆瀣一气。其实，任何人只要坐上卡尔扎伊的位置，都会表现得如此“精神分裂”。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能的表现，他的矛盾表现只是阿富汗社会图景当中各类矛盾的集中体现而已。
阿富汗的统治者试图在内外之间进行周旋，但这使他们陷入了双重困境。想要确立地位，他们必须谋求当时最强大的外国势力的支持。但是，没有一个阿富汗人能够在没有本国最强大的力量支持下长期统治这个国家。在外部强权看来，阿富汗的统治者必须为己服务，内部势力却又要求统治者摆出力拒外敌的姿态。成功的国王总得学会两面平衡，表面上声称自己是保守的社会传统和伊斯兰价值观的拥护者，实则在暗中追求现代化。
大国之间的交锋，导致人们对阿富汗的民族性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每一支外国势力都觉得自己是在干预“一个国家”，其实，他们每每横插一杠，不过是加入了一场阿富汗人关于国家认同的内部斗争。每一支干涉力量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总要扶植代理人，帮助自己统辖整个阿富汗。但由于傀儡的权力得自国外，因此，阿富汗传统社会对于喀布尔中央政权的信任度在一路走低。外国势力原本觉得，只需抓住把手，就能握住阿富汗这把瓷壶，没想到瓷壶破裂，他们的手里只剩下一个把手。舒贾·沙阿和亚库布·汗就是英印当局的把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和穆罕默德·塔拉基则被苏联人握在手中。他们虽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其代理人的角色相似。至于卡尔扎伊，则是新时代的代理人，只不过他无须顾及英国或者苏联的命令，只需听命于美国和北约而已。
随后，这个国家经历了来自欧洲的一系列入侵，引发了一系列的相互冲突。阿富汗人民的凝聚力来源于传统的部落和伊斯兰价值观，人们希望政府不遗余力地尊重和捍卫这些价值观，希望政府能对自己的生活少一些管束。不过，阿富汗的统治者也不能简单地顺从，因为周边总有两个或更多装备精良的西方巨人在竞争，而阿富汗就在他们混战的战线上。每一方都想进入这个空间，都想与阿富汗合作成功，他们都觉得自己能为阿富汗带来文化上的进步、物质上的改善，各方都乐于和阿富汗领导人打交道，只要他们在欧洲人熟悉的文化基础上运作。
外国干涉，不仅削弱了傀儡政权的执政能力，也破坏了喀布尔在阿富汗的权威。中央权威涣散，导致地方割据势力纷争而起。最终，入侵者都陷入了难以收拾的乱局。这种乱局消耗了他们的资源，以致其没有时间和力量来实现干预最初的目的。问题不在于统一团结的阿富汗不可征服，而是分裂内乱的阿富汗让征服者无力管制，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外国干涉势力想要重建中央权威，却总是无能为力，毕竟，能够团结阿富汗的只有阿富汗人自己，这取决于阿富汗文化内部矛盾的解决。只有当外国势力从这个他们无力控制的国家撤出，阿富汗的城市（或农村）统治阶层重新掌权，阿富汗才能重新迎来团结的局面。驱逐外敌一定会使新政府的威望高企，阿富汗历史的钟摆也会从分裂转向中央集权。在新政府的努力下，国家将整合各民族和团体，形成统一的合力。
阿富汗人的规则很难辨析、领悟，部分原因是那里拥有不止一套规则。当阿富汗在18世纪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时，它可能就有一种一贯的文化，虽然它在不断演变，但它是在一个连贯的框架内发展变化的。
阿富汗的每届政府都在进行这样的努力，因为外国势力总在干涉阿富汗的局势，没有哪个政府可以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社会分崩离析。
您如果这么想，或许也有失偏颇。如果真的没有规则，街上每天的车祸数量会多达成千上万起，但我看到的是上千次的险些碰撞，没有一次真的碰撞。车辆非常之多，刮擦相撞的情况却从未发生。外国人眼中这些规则可能并不明显，但对阿富人来说，它真实存在，并理解这种规则。毫无疑问，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也是如此。
一旦获得阿富汗人的信任，新的统治者就会着手推进两件事：表面上，他们要秉持不结盟的原则；暗地里，则要和外部势力达成谨慎的妥协。而且，他们要让阿富汗的文化传统融入整个世界潮流。后一项任务，尤其需要他们谨慎操作，因为一不小心就可能身败名裂，失去权位。
时至今日，十年前的喀布尔人所藐视的那些交通规则，大家仍然觉得只是一种不合国情的舶来品。有人笑言，在喀布尔开车就像玩布兹卡谢。司机们随意变道，只要瞅准一个空当，甚至会驶入对方车道，逆向行驶。您可能认为这里毫无秩序。
同样的情况会再次发生，无论是华盛顿属意的人选获得阿富汗的统治权，还是塔利班分子席卷城市、确立统治。面对大国干预的持续威胁，喀布尔中央政权渐渐习惯向外看，并倾向于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如果塔利班分子夺取政权，他们很快也会生出同样的迫切心态。这种向外看齐的心态和对某种形式的现代性追求很快会显现出来。
阿富汗的乡野一如既往地古老而宁静。驶出喀布尔100多英里，我们进入了一处看似没有人烟的山谷。我们停下来换了一个轮胎。一个白发苍苍的当地人从我们根本看不见的村庄走过来，邀请我们上门喝茶。城市里的人可没有这等闲情，那种从容不迫的平静感已经让位于金钱和科技引发的疯狂喧嚣。然而，这只是阿富汗人性格中的一个方面。这个社会也一直是一个比拼人际关系的丛林竞技场，掌握权力的人可以恣意妄为。从艾哈迈德·沙阿时代开始，这个情况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面对阿富汗，世界列强有两个选择：要么征服这片土地，要么秉持公正立场，促进阿富汗社会达成和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阿富汗在文化和政治上建立起主权国家的和解，最符合所有各方的利益。我之所以说“讽刺”，是因为阿富汗一旦获得主权，它将采取中立的外交政策，这将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一来，大国可能宁愿彻底征服这个国家。可是，这一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那么，外部势力到底想要一个中立的阿富汗，还是一个俯首帖耳、四分五裂的傀儡政府呢？
2002年，喀布尔约有35万居民，这里的汽车很多，但（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交通信号灯，城市的交通状况自然很不乐观，但大家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2012年，喀布尔的人口已达数百万，具体有多少，众说纷纭。根据美联社的估计，大概是300万人。喀布尔的很多人认为有500万，也有些人估计是1000万。然而，正如我所说的，许多方面仍没有改变。这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仍然缺乏交通信号灯，交通拥堵仍旧无解，但似乎依旧没人关心。他们只是一边等车，一边用手机做生意。“今天我们不被堵在这里，也会被堵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好着急的？”一个人耸了耸肩，补充道，“一切听从真主的安排！”
奠定民主、消除腐败、解放妇女，皆非美国在阿富汗面临的主要难题，这些问题应由阿富汗人处理。对美国政府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放手。华盛顿当局必须让阿富汗政府学会自立，但又不至于落入其他国家的掌控。这样的局面并非美国或者北约能够单独掌握，因为任何关心周边利益的国家，都有可能介入其中。因此，各方必须达成一致，确保“中亚瑞士”阿富汗的永久中立地位。
2012年，我再次回到阿富汗。我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虽然仍有许多事情没有改变。2002年的喀布尔街头一片混乱，被破坏的建筑随处可见。2012年，喀布尔的秩序也没好到哪里去，只不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成了混乱街景的根源。2002年，几乎没有人有电话。2012年，虽然没有固定电话，但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很多人甚至有两部手机。在我上一次访问中，虽然城市里几乎看不到有人骑驴，但在乡下有不少人在骑。现在仍可以在农村看到驴子，但骑驴拉货的农村人运送的物品可能变成了电脑。
一旦外部压力减弱，阿富汗人就能着手解决国内的文化矛盾。这条道路注定布满荆棘。但是，希望并非那么渺茫。虽然城市和农村这两个世界的冲突由来已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条鸿沟正在渐渐缩小。十年前，我在阿富汗的家乡还没有像样的路政设施，虽然这个小村就在喀布尔不远处的郊区。要想到达那里，得适时脱离公路，沿着那个方向一路翻山越岭，步行、骑驴或搭乘汽车。不过，这些已成历史。如今，我的那些亲戚正在忙着对他们一直耕种的土地进行确权，因为无主的土地即将被政府征收。笔者老家所在的德叶海亚（Deh Yahya）村，将来会成为首都新区的一部分。
为了争取男女平等，阿富汗人曾经付出过太多血的代价。不过，这个国家仍是一片公私分明的世界。公共世界几乎完全属于男人，女人仍然要远离陌生人的视线，只能生活在高墙大院之内。不过，作为一个阿富汗人，我可以证明，至少在我的家族和家庭里，女性仍像以往那样充满力量、健谈而有活力。
2012年，我偶然结识一位普什图司机。他来自瓦尔达克农村，不过已来喀布尔谋生多年。听说我在为阿富汗写作，他立即表示要为父老乡亲发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可能觉得，阿富汗人只知道互相杀戮、互相伤害，但那不是事实！看看我吧，难道我不是个温柔可爱、行为得体的男人吗？”（没错，司机先生的确是我见过最温柔可爱、行为得体的人）他还说，“政府已经修好了路。以前，从我家到喀布尔需要4个小时，现在45分钟就够了。母亲一旦身体欠安，我可以迅速带她到喀布尔的医院。所以，你觉得我们会反对修路吗？我们农村人不会反对修建道路，也绝对支持兴办医院。我们只想和平地生活，就像一直以来那样平平安安地生活。”
我和我的朋友们在潘杰希尔河畔走走停停。几分钟后，我发现周围都是牧羊人和农民。他们会从我们身边走过，看看我们是谁，并给我们带来了热茶和新鲜的桑葚。每到一地，都有陌生人主动攀谈。他们常常说起他们的故事，也会天南海北地随意聊天。类似的际遇实在太多，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谈话内容。这个国家的物质文明遭受了难以置信的破坏，但是其文化在死亡和时间面前还是那样冷静和漠然。这里的人们还是那么乐于交际，不管哪个国王在位，阿富汗的老百姓都会热情得有点咄咄逼人。
那一次，我还去了巴米扬。矗立在那里的大佛已经被塔利班摧毁。上一次来到此地，我只有2岁。对于庄严的佛像，我已经毫无印象，只能通过旧日留影进行缅怀。我们沿着谷地，一路走进巴米扬省的腹地。道路两旁的所见所闻，并未让我生出太多陌生感。附近的巴扎和我幼时的记忆没有太大差异。对我而言，这里就像喀布尔的德赫布里（Dehbouri）市集，窄窄的街道两边，密布各类小商铺，肉店的吊钩上挂着各种新鲜肉类，水果和蔬菜被高高地堆着，火柴、电池、铅笔、睫毛膏、玩具等物品也能在这里找到。店里的老板和顾客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街上的小贩在高声叫卖，为手中的货物寻找销路。人群当中，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坐在高脚凳上，身前还有一方小桌。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他是个达拉克。从前，村民需要剃头或者行割礼，就会请他们。
2002年，最初的塔利班被推翻后不久，我37年来第一次回到喀布尔。我一路北行，游历了大片乡村，一直到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曾经的据点潘杰希尔山谷。当时，首都的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区域被夷为平地，北郊的平原上还有战火的硝烟。我发现，阿富汗还是那个我离开时的阿富汗。
他当然不是达拉克，这种工作早就没了。我走近一看，才发现他身边有好些现代玩意儿。桌边立着一个手提箱大小的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板的一头连着一个12伏的汽车电池，用于支持笔记本电脑的运行，笔记本电脑可以通过无线信号连接互联网。即便身处阿富汗中部农村，他仍可以从喀布尔或印度的网站上下载歌曲。他的生意非常有利可图。所有的歌曲都经过电子调制，虽然风格现代，但明显源自20世纪50年代我在喀布尔电台听到的那种音乐。这种音乐源于山区的民间音乐，可以追溯到12世纪乃至更久以前，就像美国的乡村音乐可以追溯到阿巴拉契亚的蓝草音乐，英国乡村音乐可以追溯至都铎王朝时代，摇滚乐也可以通过密西西比三角洲的蓝调找到非洲这个源头。
对阿富汗来说，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问题。阿富汗是一个中间地带，是列强之间为争夺比阿富汗更大的赌注而苦苦挣扎的地方。在古代，突厥、波斯与印度文明在此交汇，他们都对阿富汗有所影响，但阿富汗却又那么与众不同。人民在此不断融合，但这片土地从来不是波斯的边疆，也未变成印度北部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介入阿富汗的大国势力不断变化，争夺从未停止，但阿富汗却从未消失。阿富汗非但没有被融合，反而不断从入侵者那里吸收各种因素，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别于邻国和入侵者的实体。
这就是阿富汗。在这里，21世纪与12世纪紧密相连，不过，其文化与历史的漩涡冲击终将汇成一条新的巨流。站在大佛曾经凝望的巴米扬集市，我突然生出一种感觉：周围的一切并不代表过去和现在，也许它们象征着未来，它们正从阿富汗历史的沼泽中升起。我无法想象它最终的形态，只是突然觉得，阿富汗就像一个实验室。数个世纪以来，无数势力席卷过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充满了矛盾——我们的星球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阿富汗能成功地将国内的众多民族融合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文化整体，那么，也许这个星球也会有希望。
谈古而不论今，这是本书的主旨。时事瞬息万变，自然不好妄下断言。但是，本书行到结尾，我也想谈一谈今天的阿富汗。毕竟，“今天”代表了阿富汗历史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由来已久，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