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花了一秒钟在我身边坐下，相当不雅地一屁股落地，同时皱了皱眉。最终他说：“嗨。”我看着他。他望向我身后，目光投到后院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用一只胳膊环住我的肩说，“那他妈的确实是座悲伤的秋千架。”
我听到身后的推拉玻璃门打开的声音，扭过头，是奥古斯塔斯。他穿着卡其色裤子，纽扣领短袖格子衬衫。我用袖子擦擦脸，对他露出一个微笑，说：“嗨。”
我把头埋到他肩上。“谢谢你过来。”
倒不是因为我记忆里有什么特别辛酸、清晰如昨的画面：健康的爸爸推着健康的孩子，孩子喊着“再高点再高点”，或诸如此类带有隐喻性回响的时刻。并非如此。秋千架就伫立在那儿，被抛弃了，两个小秋千一动不动，悲伤地悬在灰沉沉的木架子上，秋千座的轮廓就像小孩涂鸦画出来的微笑。
“你明白即使跟我保持距离，我对你的深情也丝毫不减。”他说。
我待在后院没进屋，因为我一哭妈妈就关心过头，让我透不过气来。因为我不常哭，我知道她一定会想跟我“谈谈”，讨论一下我是不是应该考虑调整治疗方案什么的，一想到那全套谈话我就有点反胃。
“也许吧。”我说。
“我得立即看一看这座泪之秋千架，”他说，“我二十分钟后到。”
“一切试图让我幸免于你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说。
“因为我就是——我想去阿姆斯特丹，我想让他告诉我故事结束后的事，还有，我就是不想要我的人生。还有，天空让我沮丧。还有，这儿有一套旧秋千架，我小时候爸爸帮我搭的。”
“为什么？你为什么竟然会喜欢我？这一切你难道还经历得不够吗？”我问。我想起了卡罗琳·玛瑟斯。
“为什么？”
格斯没回答。他只是紧抱着我，手指有力地按在我的左臂上。“我们要处理一下这该死的秋千架。”他说，“相信我，百分之九十的问题出在它身上。”
“也许吧。”
我情绪平复后，我们进了屋，亲密无间地并排坐在沙发上，笔记本一半搁在他的（假）膝盖上，一半在我膝盖上。“好热。”我说笔记本底座。
“你在哭吗，海蓁·格蕾丝？”
“现在吗？”他微笑。格斯打开了一个叫作“免费无忧”的赠物网站，我们一起写了个广告。
“嗨。”我又说。
“标题？”
“海蓁·格蕾丝。”他说。
“秋千架需要家。”我说。
“嗨。”我说。
“孤独绝望的秋千架需要温暖的家。”他说。
天空灰沉沉的，充满了雨的湿气，但还没下雨。我听到电话转到奥古斯塔斯的语音信箱，就挂了，把电话放到身边的地上。我一直盯着秋千架看，心想，我愿意拿余生所有生病的时间交换几天健康的日子。我努力告诉自己，本来还可能更糟，告诉自己世界不是个批量满足心愿的大工厂，还有，我和癌症和平共处而不是被它逼至绝路，我不能在它弄死我之前就放弃生命。然后，我开始喃喃地一个劲儿说“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愚蠢”，没完没了，直到意义与声音脱节。直到他回我电话。
“轻度恋童癖的孤独秋千架寻找孩子的小屁屁。”我说。
三点左右，我猜奥古斯塔斯应该已经放学回家了，就跑去后院给他打电话。我一边听电话铃响，一边坐在草地上，草地上杂草丛生，到处都是蒲公英。秋千架还在那儿，我小时候为了荡得高，在地上蹬出了小沟，现在小沟已经长满野草。我还记得爸爸从玩具反斗城把这套秋千买回家，请邻居一起帮忙在后院安装的事。他坚持要第一个坐上去测试一下，那玩意差点儿被他压垮。
他大笑。“这就是原因。”
但我没有寄出这封邮件。就连我自己看了也觉得太可悲了。
“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晚了。我在床上看了会儿电视，查了电子邮件，然后，我开始炮制一封给彼得·范·豪滕的电邮，告诉他我没法去阿姆斯特丹，但我可以拿我母亲的生命起誓，我绝不会把关于角色的任何信息透露给任何人，还有，我根本也不想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极端自私。还有，拜托他可不可以就告诉我荷兰郁金香老爹到底是不是真的，安娜的妈妈有没有嫁给他，还有仓鼠西西弗斯怎么样了。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你知不知道遇到一个会把‘恋童癖’这个词变成褒义的热辣美女有多难得？你忙着做你自己，完全没意识到你有多与众不同、空前绝后。”
呼吸机基本上完全接手控制了我的呼吸，这种感觉令人相当不快，但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声音。我吸气，它就隆隆作响；我呼气，它又发出呼呼声。我一直想，它的声音就像一只龙在跟着我的节奏呼吸，好像我有一只宠物龙，它蜷在我的床旁边，对我无比依恋，以至于连呼吸节奏都要跟我一致。我就这么想着，沉沉入睡。
我用鼻子深吸一口气。世界上的空气从来不够用，但在那一刻缺得特别严重。
然后，我挂了电话，爸妈跑到我房间来了。老实讲我的床不够躺三个人的，但他们还是一左一右挤在我身边，一起在我的小电视上看《全美超模大赛》。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女孩赛琳娜被淘汰了，不知为什么，这让我高兴异常。后来，妈妈帮我安好呼吸机，掖好被子，爸爸在我额头上留下一个满是胡茬感的吻，然后我合上眼睛。
我们一起写广告，你编辑我的，我修改你的，最后捣鼓出下面这样一篇东西。
我又笑起来，然后对他说，大部分社会交往都发生在儿童医院，同样也无助于滥交。然后我们聊起彼得·范·豪滕才华超群的绝妙评论，时间如荡妇。尽管我在床上，他在自家地下室，感觉却好像我们又回到了那个自行存在的第三空间，那真是一处我喜欢和他一起驻足的好地方。
孤独绝望的秋千架需要温暖的家
“海蓁·格蕾丝，”他说，“你手边有纸和笔吗？”我说有。“好，请画一个圆圈。”我照办。“现在在那个圆圈里画个小圆圈。”我照办。“大圆圈是天下处男处女，小圆圈是所有十七岁的独腿少年。”
一座历经风霜但结构坚固的秋千架正在寻找新家，与您的孩子一起创造美好回忆。将来有一天，他/她或他们望见后院时，会感到一阵绝望的伤怀愁绪隐隐作痛，恰如今天下午我的感受一样。世上一切都脆弱速朽，亲爱的读者，但这座秋千架会温柔而安全地帮助您的孩子逐渐见识到人生的起起落落，也会教会您的孩子（们）最重要的一课：不管你蹬得多用力，不管你荡得有多高，也永远不可能翻过去。
“你是处？”我惊讶地问。
该秋千架目前定居于斯普林米尔83号。
他苦恼地呻吟一声。“我到死都是处了。”他说。
做完这件事，我们打开了电视，但找不到什么可看的，于是我去我房间，从床边的桌上拿了《无比美妙的痛苦》回客厅，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给我朗读，妈妈一边做午饭一边旁听。
“多半不是。”我说，然后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不过世事难料。”
“妈妈的玻璃眼往里一转……”奥古斯塔斯开口读起来。在他的声音里，我落入了情网，过程同入眠一样：开始蒙蒙眬眬，然后突然坠入。
“我说对了，是不是？”
我一个小时后查邮件，发现我们的秋千架有了好多个追求者，可以挑挑拣拣。最后，我们选了一个名叫丹尼尔·奥尔瓦雷的家伙，他附上了一张三个孩子玩电子游戏的照片，主题写着“我只想让他们到外面去”。我给他回了邮件，让他有空来取。
我又笑起来。
奥古斯塔斯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去互助小组，但我真的很累，因为我这个全职癌症病人一天到晚工作太辛苦，所以我说不去。我们本来一起坐在沙发上，他直起身子作势要走，却又倒回沙发，偷偷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
“你笑是因为我说准了。”他说。
“奥古斯塔斯！”我说。
我哈哈大笑，笑得太厉害，让我感觉到之前插胸管的地方隐隐作痛。
“出于友谊。”他说，然后又直起身子，这次真的站了起来，朝我妈那边走了两步，说，“见到您总是很高兴。”我妈张开双臂打算拥抱他，他却凑过去吻了我妈面颊一下。然后奥古斯塔斯转身看着我：“看见了？”
“哎，嗯，”他说，“不过在此之前，我高贵的情圣姿态绝对已经打动了你，让我得逞了。”
吃完晚饭我就上床了，呼吸机的声音淹没了我房间之外的整个世界。
“那么一来我很可能在阿姆斯特丹缺氧丢掉小命，我的尸体只好用飞机货舱运回来。”我说。
我后来再也没见过那座秋千架。
他一秒钟没出声。“天，”他说，“我早该自己掏钱买票，应该那天带你直接从《时髦骨骸》雕塑出发去阿姆斯特丹。”
我睡了很长时间，足足十小时，可能是因为我在缓慢恢复中，也可能因为睡眠战胜癌症，还可能因为我是个没有特定起床时间的青少年。我身体还太虚弱，不能回MCC去上课。我迷瞪半天最终决定起床，摘掉了呼吸机的鼻罩，插上氧气鼻管，打开氧气瓶，然后从床底下摸到笔记本电脑，那是我昨晚藏在那儿的。
“我不能去阿姆斯特丹了，我的一个医生觉得这不靠谱。”
我收到了一封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发来的电子邮件。
我接了电话，说：“坏消息。”他说：“靠，什么？”
亲爱的海蓁：
奥古斯塔斯那天晚饭后打电话给我。我已经上床了——目前晚饭后等同于我的上床时间。我背靠无数枕头，小蓝依偎在身边，膝头放着电脑。
我收到神灯基金会的消息，说你要和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及你母亲一起来阿姆斯特丹见我们，五月四日抵达。只有一个星期了！彼得和我很高兴，简直等不及认识你们。你们下榻的费罗素夫酒店离彼得家只有一条街。也许我们应该给你们一天时间倒倒时差，对吗？所以，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将在五月五日早晨在彼得家见面，也许十点钟吧，可以喝杯咖啡，让他回答你关于他作品的问题。然后，也许稍晚我们可以去博物馆或安妮·弗兰克故居游览一番？
可惜这人生并非真由我说了算。开车回家的路上，爸妈达成一致：我不能去阿姆斯特丹，除非医生认可此行毫无危险。
但愿诸事如意。
玛丽亚医生耸耸肩。“会增加一些风险，”她承认，但随后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不过这是你的人生。”
《无比美妙的痛苦》作者
“海蓁是接受法兰昔弗治疗最有前途的存活者，起码是其中之一——让这样一个病人飞八小时，其间无法与最熟悉她病情的仅有几位医生联系，在我看来这是灾难性的处方。”
彼得·范·豪滕先生之执行助理
无论如何，最终我们决定维持原样，只不过要更频繁地为我排出积液。结束之前，我问大家我能不能去阿姆斯特丹，西蒙斯医生笑了，是真的笑出了声。随后玛丽亚医生说：“有何不可？”西蒙斯满腹狐疑地问：“有何不可？”玛丽亚医生说：“是啊，我看不出为什么不能去，反正飞机上都有供氧装置。”西蒙斯医生说：“他们会让呼吸机过安检门吗？”玛丽亚说：“嗯，要不然也可以在飞机上为她准备一台。”
李德薇·弗里根塔芙特
在整个癌症治疗组会议期间，我不停地想起那句话。我没法把当时的情景从脑海中赶走，她说那句话时的语气，仿佛自己再也好不起来了，而这很可能是真的。
“妈。”我叫。没有回答。“妈！”我大声嚷。还是没有回答。再大点声：“妈妈！”
就在我的奇迹发生之前，我在ICU里看起来危在旦夕那一次，妈妈告诉我，放手也可以，我也想放手，但我的肺始终在寻求空气，妈妈扑在爸爸怀里泣不成声地说了句话，我真希望自己没听到，也希望她永不知道我听见了。她说：“我再也不是一个母亲了。”这话让我非常难受，仿佛摧心剖肝，五内俱焚。
妈妈冲进来，胳膊底下裹着一条磨薄了的粉红色旧浴巾，浑身滴水，神色慌乱。“出什么事了？”
我决不愿他受到伤害。大部分时候，我可以忘记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也许他们有我在身边的确高兴，但我却是我父母全部痛苦折磨的源头。
“没事，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淋浴。”我说。
玛丽亚医生抿紧了嘴：“很不幸，你不会被评估为移植手术的有力人选。”我懂了：把健康的肺浪费在毫无希望的病人身上没有用。我点点头，努力不露出受伤的神情。爸爸开始流眼泪。我没有看他，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说话，于是他压抑的抽泣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声音。
“泡澡。”她说，“我刚想……”她闭上眼睛，“我刚想花五秒钟泡个澡。对不起。什么情况？”
“我不能做个肺移植手术什么的吗？”我问。
“你能不能给灯神打电话，告诉他们旅行取消了？我刚收到彼得·范·豪滕的助理发来的邮件，她还以为我们要去呢。”
“我们打算维持现有治疗方案。”玛丽亚医生说，“但我们得多费点儿力气防止胸腔积液。”不知为什么我感觉有点儿恶心，好像要吐了似的。总体而言我讨厌所有的癌症小组会议，这一次尤为讨厌。“你的肿瘤没有消失，海蓁。但是我们见过跟你同等程度的肿瘤病人，也有存活时间很长的。”（我没有问很长时间到底是多长，那个错误我以前就犯过了。）“我知道刚从ICU出来感觉很不好受，但你的胸腔积液问题，至少目前来看，是可控的。”
妈妈抿起嘴唇，眯着眼睛斜望着我。
“所以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
“怎么了？”我问。
玛丽亚医生补充：“我们对法兰昔弗的长期效果还不清楚。用这种药的时间像你一样长的病人非常少。”
“我不该在爸爸回家之前告诉你的。”
西蒙斯医生用食指“笃笃”轻敲桌面。“我的想法是，有可能是法兰昔弗加剧了积水，但是如果停掉法兰昔弗，我们可能要面对更严重的问题。”
“怎么？”我再问一遍。
还没到，我想。
“旅行没取消。”她终于说，“玛丽亚医生昨晚给我们打电话了，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你应该过你自己……”
“嗯，我们从其他病例得知，大部分病人的肿瘤最终会有办法克服法兰昔弗的药效而得以生长。不过如果是那种情况，扫描结果上就应该能看到癌细胞扩散，而我们没看到，所以还没到那一步。”
“妈，我太爱你了！”我大叫起来，妈妈自觉走到床前投怀送抱。
她微笑起来：“没错，我在等西蒙斯医生的意见。西蒙斯医生，您看呢？”那是另一位很有能耐的肿瘤医生。
我给奥古斯塔斯发短信，因为我知道他在学校。
然后她就只看着我，好像在等我回答似的。“呃，”我说，“我好像不是房间里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五月三号还有空？：-）
人到齐了之后，大家都煞有介事地关掉手机呼机什么的，一心一意关心我。然后玛丽亚医生说：“好消息是，法兰昔弗依然有效地控制着肿瘤生长，但很明显，我们还有个严重的难题，就是胸腔积液。所以现在问题是：下一步如何继续？”
他立即回了短信：
我感觉好一点儿了，我猜。整晚戴着BiPAP呼吸机睡觉让我觉得我的肺几乎跟正常无异了，不过，当然，我其实已经不记得用正常肺呼吸是什么感觉了。
万事俱备，只欠沃特斯。
玛丽亚医生主持会议。我到那儿的时候她拥抱了我，她特喜欢拥抱。
只要我能再坚持活一礼拜，我就能知道安娜的妈妈和荷兰郁金香老头的秘密了！我低头透过衬衣看着胸口。
几天之后我们开了个癌症治疗组会议。每隔一段时间，一拨医生、社工还有理疗师之类的有关人员就会在会议室碰头，围着一张大圆桌讨论我的情况（不是关于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的情况，也不是关于阿姆斯特丹的情况，是癌症情况）。
“给老子坚持住。”我悄声对我的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