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在学校碰到其他外国人时，我经常会被问到有没有交到“一个中国女朋友”。能听懂中文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男性也在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后来懂了。部分白人男性不会中文，但是每天在胡同租的房子里接待不同的中国女性，他们还是能看懂邻居的眼神。
“我遇到了很多像你一样的海淀白人，”克里斯严肃地说，“在这里上学，一约会就约了十几个女生。一下子太多，来得太简单，人就变得虚无了。”
在北京，可以靠英语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要像利诺那样做事，我得换个挡。我拿《欢乐颂》来学习。剧情简单易懂，语言表达直白，演员发音清晰——配合字幕，我能跟上。几个月的时间，我看完前两季全部九十七集，积累起四千二百八十一分钟的纯中文观影经验。剧中的日常闲聊给了我一些基本的交流技能。中国的电视剧能创造一种独特的既和生活有关，又不反映现实的平行世界：现实中，没有那么多摆在房间各角落显眼的酸奶盒。
“你是不是约了太多中国女生？”他问。刚到北京几个月，我一时跟不上克里斯先生的逻辑。
《欢乐颂》里合租的三个女孩甚至成为我的一种精神陪伴。我感觉自己跟她们一样，每天出门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可能晚上回家也觉得没什么进度，但第二天仍要继续。从来都不停下，日复一日地和世界作战。打鸡血式电视剧能让你一直向某种看不到的未来前行。就像《马男波杰克》里说的：“有时候你只想看一部无论发生什么，三十分钟结束之后一切都会好的剧。”《欢乐颂》更长点，但还是那个意思。
“怎么了？”我问他，进一步地困惑。
我搬到校外住了。找房子过程中，我首次面临一个在后面几年会反复出现的问题。它的名字叫“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这个手续要求所有在华的外籍人士向公安申报自己的住址。除了租赁合同之外，还需要提交房子的房本和房东的身份证复印件。突然被租客要求拿出这些文件，有的房东会感到疑惑。有的嫌麻烦，干脆不租给外国人。
克里斯笑了一下，似乎得出了什么结论。
那次陷入住宿登记的僵局之后，给予我希望的是一个刚认识的年轻女歌手。她说只要花几百块，把护照给她，一周之内就能搞定住宿登记。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居然把护照交给了她。几天之后，歌手给我发了一个定位，让我去见她介绍的人。
“哦，”我说，对于在咨询中出现这样的提问感到有些困惑，“我从海淀区打车过来的。”
我站在北京郊区一个尘土飞扬的停车场，烦躁不安地等着交接。一辆白色的车开过来，停在我旁边。后座的车窗摇下来，一个男生拿着我的护照，伸出手递给我。
“不不，”克里斯摇摇头说，“你从北京哪个地方过来的？”
“住宿登记？”我问车上的人。
“意大利。”我理所应当地回答。
“办不了，”他回答，“需要去地铁站吗？”
站在自己的客厅兼咨询室，克里斯先生穿着拖鞋泡了两杯英式早茶，又从厨房拿来一盘饼干。“你从哪里来的？”克里斯边小口喝茶边问我。
歌手的计划泡汤了，我放弃在安立路和朋友同住的安排。
这是我用中文手写的第一封信，从香港回北京后交给了张老师。来中国半年了，阴差阳错，我熬过了最尴尬的语言彻底不通的阶段，达到了表达能力依然尴尬但对方大概能懂的程度。我还无法用中文讲我的精神状态。我还时不时地会想起乐乐，仍对没能够经营好那段关系感到有些愧疚，还有些留恋，并因此难以投入到自己的新生活。我联系上一个在北京做心理咨询的爱尔兰人，抱着可以直接讲英语的便利心态，在某个周日上午专程拜访了这位克里斯先生。
我在青年路和两个女生合租。“付三押一”的付款模式一度对我的存款产生打击。在知道房东是在北京有十七套房子的人之后，我心里不得不感到有些不平衡。好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房东抽空亲自来我们家，了解我的情况。文件凑齐了，我和他开车去派出所，把住宿登记拿到手里。像一个结尾遥遥无期、故事可轻易猜测的电视剧，每一次搬家都一样，会以不同的方式让这种外国人租房的烦恼重新浮出水面。
祝好，亚历
忙着处理这些烦人的琐事，不知不觉，中文从陌生语言转化成了我解决问题的工具。情绪不好，我听陈粒。想要静静，我练写字。我注册豆瓣，周末看毕赣的电影。我还试着用中文发朋友圈。现在回头看，我感慨那时候的亚历有多自信。内容再无趣，只要能写，我就敢发：“味多美真好吃”“太阳，我想你！”“我一定想我的猫”“大家你们好！我在卖一个真好的电影放映机，在欧洲买了。音箱我可以分文不取给你。有兴趣联系。”我还祝了一次清明快乐。在公众面前当傻子似乎是学外语不可跳过的环节——在过程中缺乏一些自我意识有一定的帮助。我使用中文的态度相当现实：只要别人能懂，我就不纠结细节了。语法、发音、词汇，都可以晚点再慢慢研究。
我刚到香港。明天上午电影节开始。和我的法国朋友利诺我们一起在一个香港房子住。房子里也有一个葡萄牙女生和她的男朋友。我们还没认识。但是他的女朋友说他不在香港。所以房子里可能只有三个人。昨天晚上飞机破了。我飞机里等了四个小时。工程师试试开始飞机，但它不馆用。我们者做公共汽车去过一个附近的旅馆，早晨一点到了。旅馆真棒。但是我早上五点回来了飞机场。七点终于飞机离开了。
学习中文像跑步：你会一次一次地感受到自己能力的提升，成就感会给你带来坚持下去的动力。这是种回报比较固定的投资，不会辜负你长期的付出。学习的成果因此成为自己心理上的支撑。坐地铁来回学校，在家写写作业，晚上做饭，这样的日常相当平淡，但是规律、稳定、踏实。无论以什么速度，我知道自己在往前走。让生活稍微忙起来，使自己专注于当下，这似乎治愈了各种烦恼。我被利诺鼓励并说服了：明年不去学校以英语授课的电影国际项目。试试考以中文授课的研究生，和中国人一起学电影。
老师好！
生活上，我渐渐地适应了。我能接受热水。表情包，还不太懂怎么用。在家楼下的社区食堂，阿姨总记得我吃面不放香菜。打车去和朋友吃饭的时候，我把微信的聊天记录放大，拿手机给司机看地址。司机一看就哈哈笑了——在地址的下面写着“我请你吃饭”。司机把手机还给我，开起了车，还在默默地笑。到了红灯，我们聊起意大利足球。在另外一辆出租车上，利诺跟不同的司机交流，聊起法国香水。
2017年3月13日给老师的一份信张老师：
仿佛周边的世界注意到了我心态上的好转，一系列的事情陆续出现在我面前。跟利诺一样，是演戏——外国人在中国的零门槛事业。从上一份工作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一年。虽说是学校内部的项目，也没有什么收入，但是仅仅是参与创作，发挥自己专业上的能力，就能给我一种自己是正常人的感觉，仿佛出狱重返社会。我终于有用了。
不，利诺。“我是真心的。”
我要演的是一个毕业短片——《从不好好告别的人》，导演找我扮演女主的外国男朋友。剧情中，我陪女主回老家见父母，自己却不会讲任何中文。导演希望我用手势和丈母娘交流。这让我感到有些落差，又比较讽刺：好不容易学会了讲点中文，还不许用！我们从白天拍到深夜，从五道口一个小区转场到出租车上，再到路边吃凌晨1点的杀青炒面。我利用拍摄的间隙和戏里的丈母娘闲聊，为外国男友表达上的欠缺做出补偿。
那学期，我和利诺几乎是对方生活中唯一的外国人。我们偶尔会串门煮咖啡喝，去五道口上瑜伽课，晚上到三里屯各大使馆听讲座。在路上，我们聊一聊最近利诺和亚历的生活里发生了些什么。利诺去东北当演员了，拍了几个星期的犯罪片，貌似要上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我们偶尔约着一起去学校食堂，努力和本地学生沟通。利诺笑我的口音，一度以为我是故意讲如此拙劣的中文。
除了对扮演的角色感到有些失望，我还是能够从拍摄现场获取某种力量。一直到最后，导演没表现出一丝疲惫，全程带着主创一起解决问题。近距离目睹女主的哭戏使我很佩服她的表演天赋。剧组各部门的同学更是动作利落，使拍摄很顺畅。四处张望看见人人都忙着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做的事属于某种集体付出的一部分。贡献再小，能往大家努力的方向靠近一步，别人对你的感激也是很厚重的。离开拍摄现场回家，我身体确实很累，心里却充满剧组每个人的生命力。
如果说怀念那个时候，是怀念那种简单、无顾忌、轻松的相处。回北京之后，老许送我一个真心公司的礼盒，那是我在中国收到的第一个圣诞礼物。春节后的某个晚上，他叫我一起吃饭。全程中文的四人聚会，我跟着老许学习北京特色吹牛逼式的聚会艺术。我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练习写中文字的日常，爱写书法的老许给我点赞。
哪怕只是当了个不会讲话的男朋友，我还是把这个活干完了，还收获了一些廉价的成就感。我承担的任务简单到惊人，不过全是亚历——这位出生于汉语初级班的男生——自己做的：他用中文和导演沟通工作，用中文打车去五道口，用中文和阿姨吐槽角色的单薄。他有独立的思想，有意志力，有感情。我像研发了AI机器人的科学家一样，看着亚历感慨，他走得比我设想的还远。
在哈尔滨，我发现鼻子里面也可以感觉到冷。在中文表达能力很有限的情况下，我放弃提前了解每一天的行程安排，把每一分钟当作是一个惊喜。晚上在外面喝了不少白酒，我猜第二天会睡个懒觉。早上6点，跟我住标间的老许竟然叫我起床去片场。他让我喝一口格瓦斯，说是俄罗斯可乐。
关于亚历会演戏的传闻在学校里流传，因此更多的人想找他。一个摄影系的本科生要拍平面图片的作业，亚历扮演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一个导演系进修班的学生的毕业短片是越战题材，计划到山西拍摄，亚历去当美军。他拿一桶方便面独自出发，坐高铁到太原。这是第一次有剧组给他报销车票（那是照顾配角和群演的好办法）。晚上到宾馆，服化道人员敲亚历的门，说要剪头发。亚历很乐意：几下的工夫，他的鬈发全没了。距离《从不好好告别的人》一个多月，亚历知道放下自我了：知道大局观，知道为剧情牺牲。《占领区》第二天一早要开拍了。
这个有可能不会进入影史的作品开启了我和老许的友谊。一周之后，老许提出带我去哈尔滨看一部网剧的拍摄，顺便玩两天。工作日的深夜，我们从首都机场出发，乘客很少，飞机大半的座位没有人。和老许在空中跨越中国的北方，我感到陌生，但踏实。像两个不用靠闲谈来回避尴尬的老朋友，我们占着相邻的两排，躺在三个人的座位上睡觉。
汉语初级班的第二个学期要结束了。九、十月份对我而言还特别陌生的课堂，现在是我生活中最舒适的部分。我在课外做的事情都比课堂本身更复杂。我用地铁通勤的时间看一集《欢乐颂》，所以到了教室，老师像是开着零点五倍速讲话。我用微信聊的内容早就超出了课本的范围。跟第一学期比，我的成绩全提高了：综合86分（上学期77分）；听说95分（85分）；汉字86分（63分）。缺席的课堂也增加了：三门课加起来，我总共错过了三十八个课时。
“我是真心的！”我脸上带着无辜的表情回答。
这是因为，4月初，我开始上班了。我通过某个微信群得知，CCTV纪录片频道正在制作有关意大利的节目，为此招募翻译、剪辑助理。和演戏一样，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挣钱的机会，但是有事情干让我开心。每周三四次，我走进北京东四十条的写字楼，上电梯到《发现之旅》节目的办公室。前段时间，《发现之旅》的剧组去了趟意大利，造访各地的酒庄、上百年历史的酿酒家族、一年一回的葡萄酒展览会。我坐在剪辑房，戴上耳机看素材。电脑屏幕上，出现了我的新中文老师。
“No, no！”女生边说边举起来一包真心瓜子，“我要真心的。”
时记先生是所有素材的绝对主角。他是一个葡萄酒爱好者，一个纪录片导演，也是一个性格很实在的中年北方男人。镜头跟着他，我们隔着屏幕认真品酒。他表情丰富，习惯对着观众发表尖锐的评价：“闻起来挺糟糕”“有点像中药丸子”“香肠的味儿”。他经过暗淡的酒窖，喝一口就满意地下结论：“这个配火锅好喝。”带着他参观的意大利酿酒师站在边上，对于时记先生所说的一无所知。我感受着这两个世界的融合：小时候度暑假的乡村，朋友生日上开的起泡酒；北京的冬夜，充满着水蒸气的火锅店。我按暂停，转向窗外时意识到：现在后者离我更近了。
“你喜欢造反！”老许笑起来。他是一个很会讲段子的东北人。短片是一个瓜子广告。在剧情里，我对一个女生表白，她给我一张写着“真心瓜子”的纸条。接下来，我却跑进两三家店里面，挨个问有没有“爪子”。买到了，我回到女生面前，准备把爪子递给她。
还没见到过本人，时记先生已经成为每周对我说最多话的人。他的语调不小心被我内在化了。如果回想起从他那里学过的单词，如橡木桶，我脑海中会不经意地以时记先生的声音念出来。剪素材，我能看到时记先生的各种姿态：对意大利酿酒师的礼仪式敬佩、对中国消费者的诚意推荐、私下向陪同翻译暴露的真实感受。几个月下来，我感觉自己很了解时记先生的内心活动。等他真的来剪辑房考察工作，我禁不住想：我们这么熟，他怎么不先跟我打招呼！我一时思绪卡住，想交流却找不到词。和我的同事简单交流以后，他很快又走了。我从来没有和时记先生说过话。
“我喜欢中国的早饭。”我说。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去学校后门的红珊瑚吃包子、喝豆浆。每当对话陷入僵局，我就讲起吃早饭的话题，并希望对方感兴趣。
能听懂时记先生讲解葡萄酒赋予我的信心被一个八岁女孩灭掉。她叫小花，是住学校附近的小学生。小花的妈妈通过利诺找到我，想让女儿暑假期间学学英语。我答应了——这方面我确实有经验，心不算虚。我们在海淀的咖啡厅见面，她妈妈在旁边办公。仿佛自己手里的货币忽然不流通了，我发现小花听不懂我讲中文。“说清楚一点。”她对我说。实在没别的办法，她直接转身，不带任何恶意地说出使我最崩溃的一句：“妈妈，他在说什么？”毫无疑问，小花是我见过的最严厉的中文老师。她发音极其标准，经常参加讲故事比赛。小花妈妈时不时自豪地向我发来女儿讲故事的音频——拿小花的纯正普通话来纠正亚历不可救药的外国口音。
“你喜欢中国的什么？”老许问我。
9月份，我和利诺在汉语班重逢。从问Wi-Fi密码那天起已经过去整整一年。利诺比我耐心，学得更认真。他的语调相当准确，会写的字也多。听他用各种黑话，我有些心烦，不懂，也懒得问他。用足球来讲，他是西多夫：传球一律要漂亮，能简单处理的情况务必想出更为复杂的方案，成功让人感受到美感，失败则让人叹气。我是加图索：动作不优雅，但是一个球都不放过，用战斗力来补偿球技上的欠缺。他们帮AC米兰拿了两次欧冠，和皮尔洛一起形成了传奇的中场铁三角。
12月初的一个周末，王泳说他的同学老许要拍一个短片，想请我做男主。我说行。认识老许的时候，我的中文稍微有了一些进步。加上他还会一些简单的英语，我们有条件尝试放下翻译软件。
新的学期带来几个新的中文老师。我终于能够多听懂一些，所以有了一些互动的可能性。听力老师在课堂中停下来诉述了她刚分手的前男友的事情（一个涉及多套房、多个城市、多个女朋友的故事）。虽然我们在一所艺术院校，“怎么办”老师（她经常那样抱怨我们中文上的欠缺，因此获得了这个称号）却并不隐瞒她自己对电影的无感。她放的PPT教我们说：“你这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怎么办”老师容易不耐烦，因此我和利诺喜欢让她浪费课堂上的时间，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你想象力太丰富了。”她会指责利诺。我会和她开启一些没有未来的对话：
有时候，我和王泳像一部不用动脑子、宣传中外友好关系的情景喜剧。有那种经典的画面：他尝试教我如何正确地用筷子，我做不到，但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夹面条。他耸一下肩，放弃教我。我们捧起杯，一起笑起来。本集结束。
“您喜欢纪录片还是故事片？”
我和王泳的交流是由一系列不连贯、分散的信息所组成的。在学校后面的烧烤店，他给我看一个小本子，说里面是给前任写的诗。下一秒，他要了一张我的照片，放在一个PPT里。王泳说是给投资人介绍他的电影团队用的。“我们明年一起拍电影。”他的手机屏幕上写着。我心里一堆问号，可我选择应付过去，不为难翻译软件。
“不喜欢。”
他不会讲英语，我不会讲中文。王泳拿出餐厅的菜单，摆在我面前，期待着我的反应。看完一系列陌生的菜名之后，我选择唯一熟悉的食物：一盘带巧克力糖浆和水果块的华夫饼。我好像没吃饱。王泳打开手机里面的一个软件，用中文和手机说话，再给我看屏幕上出现的英文翻译。操作了几下，他又把手机递给我，让我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们就这样沟通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挑战了我对“听多了，就能学会”的信念。在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情况下，把一个四川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放在北京，他们不见得会互相学到东西。我才来中国五天时，王泳带我去同学家过中秋。从中午坐到晚上，我头晕的缘故不是喝下的酒，而是听进去的六小时的中文。
“不喜欢哪一个？”
我的第一个中文交流对象是王泳。我刚从首都机场到学校就认识了他。走进留学生宿舍楼，我在一层的电影故事餐吧坐下来。安静的星期天下午，餐吧里只有我和这个戴着棒球帽、无所事事地抽烟的男生。背往后靠，身子往下滑，他仿佛把餐厅的椅子当作家里的沙发。我的到来让他的目光从手机屏幕返回到现实中。他惊讶地看了我几下，接着站起来坐到我旁边。
“我什么都不喜欢。”
利诺和亚历很相似，所以需要分开行动。我们单独面对各自的新生活，不和外国人玩是我们学中文的策略。只不过，在中文还站不住脚的情况下，那也是我们社交的死路。学校的留学生们大多读一个用英语授课的本科国际项目，很多都不会中文。他们很团结：总是一起拍戏，去北语校内的酒吧吸水烟，再到五道口蹦迪到天亮。刚到学校那会儿，他们自然叫我们一起，但我们去的频率渐渐降低，关系也淡了。我和利诺就这样成为宿舍里那些不太合群的异物。
“怎么办”老师不爱教中文。到年底，她打算考公务员，试试进入水务局。我和利诺面前是另外一个挑战。九十天后，圣诞节前，我们会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我报考导演系，利诺报考动画学院。利诺有美术天赋，一年来除了学中文也一直坚持练习画画。作为留学生，英语和政治属于免考内容。剩下要准备的是《艺术概论》和两门专业课考试。还有，需要提交HSK5的证书（汉语水平考试——总共六级）。
在此同时，同班法国同学利诺已经开始背成语了，这使我心里略微崩溃。利诺会说“马到成功”，还往我们几个同学的微信群里面转发中央领导重要讲话的PDF全文，让我们挑战翻译。在欧洲，我们之间隔着阿尔卑斯山，而在北京，仅隔一堵墙：利诺在留学生宿舍的房间直接跟我的挨着。我们是问Wi-Fi密码认识的。聊了不久发现，我是意大利版利诺，他是法国版亚历。我们一样，毕业后拒绝进入一眼就望到头的人生。抱着好奇心，我们到北京开始了一段和过去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活。其实，我们内心的要求很简单：一张充满可能性、可以从零开始写的白纸。而这里确实有。他人不了解你曾经是谁，因此未来什么都有可能。你可以脱下旧身份的负担，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一上中文课，连名字都给你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逃犯。中国是我们的狂野西部。
进入备考期，汉语班也有所调整。我们每天上《影视汉语》，一门专门教你如何用中文说电影的课程（我们的新词表包括：美学、互联网、审查、版权，还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于HSK5，地铁再次成为我的图书馆：来回大概两小时，我在车厢内蹲着做题。教材上的老套内容描绘了一个似乎永久不变的世界，和我周围正在移动中的人们形成强烈的反差。在一篇文章里，作者认为爱情最高的境界是“适应爱人的所有习惯”，而男人最不习惯女人的方面是“任性、骄傲”。不管怎么样，作者最终判断，“爱情很简单”。
上了几个星期的课，我对学会中文没有太大的信心，感觉不到任何进步的苗头。我经常迟到，进了教室先慢悠悠地泡一杯茶，再坐下来听课。我桌上的早餐还没吃完，老师已经在白板上写满一堆新单词，仿佛我们之间有时差。她叫我写字的时候，我摇摇头。“You have a try！”老师鼓励我，我却无法站起来跨越到她的时区。我死活不记得怎么说拜拜，每天下了课，都找老师问怎么说。“再见！再见！再见！”第二天还是会忘了。老师决定我的中文名字是亚历。我的原名——Alessandro——在古希腊语中有“保护人类”的含义。一生改名的机会不多，我在中文里又碰上了一个谐音为“压力”，英文直译为stress，同样不太让人放松的名字。
11月11日，我去考HSK5。四百天前还不记得怎么说“再见”，现在却准备要考汉语水平考试中第二高的等级了。考试地点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某栋教学楼。宁静的周六下午，阳光柔和、气温清凉，我走进昏暗的教室报到，拿着耳机到电脑前入座。对话内容还算能跟上，但不知道时间哪里管理得不对，我得很匆忙地读完理解题的文章。300分的总分，我最终拿了217分：听力78分，阅读67分，书写72分。其他不纠结——过了这个关卡，可以专心去想12月份的考试。
落了地，我和海南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合了张影，开始了我的新生活。我在首都机场门口认识了几个讲意大利语的中国人，和他们上了车，一起进城到了学校。我准备学一年中文，再去学电影。我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对外汉语的初级班，住海淀校区的留学生宿舍（那会儿还没有怀柔校区），每天去C楼的六层上课，学习的课程包括综合、听说、汉字三种。老师大多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直接从五道口坐公交过来的。课堂上，我们会用一套北京语言大学出的名为《成功之路》的汉语教材，课本中的关键人物包括日本留学生山本、中国男生张大同、韩国女生李美爱、汉语老师丁兰，获得最佳章节名荣誉的是《你怎么了》和《我们国家的菜没有四川菜那么辣》。我们学到像“同屋”“你家有几口人”“别提了”“说来也怪”“你这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这种后来再也没听到过的短语。听说课上，我们听南京青奥时已经让我彻底上头的筷子兄弟的《小苹果》。教学风格显然很中式：课文我们一起念，新单词回家抄几十遍。
对于像我和利诺这样的欧洲人来说，《艺术概论》的内容非常眼熟，基本和我们高中时学的艺术史和哲学重合。不过，西方著名人物的中文译名使我们困惑，经常不懂考题说的是谁。背下来他们每一个人的译名不太现实。我会在脑海里反复念出眼前的译名，看看是否会想起什么熟悉的人物。但我们主要靠猜。这是一个荒谬的情况：答案我们很清楚，反而问题让我们蒙住。在模拟考试中，利诺把柏拉图误认为是美国画家波洛克，用蹩脚的中文描述他的“滴画”技术。在一堆陌生的中文书名面前，我有可能把一篇从未被萨特写过的小说归功给了他。
——本杰明·西格尔，《豪情四海》
由于考试要求手写，这是我写字最多、最好的时候了。除了笔和纸，我用手机上的软件来练习，偶尔得意到录屏来记录自己写字的过程。“岛这个字真优美。”我发视频在朋友圈说。我把《影视汉语》课本里的多篇文章抄下来，一边学习怎么说，一边学习怎么写。
“每个人偶尔都值得拥有一次从头开始的机会。”
到了考试，我能靠记忆去写的字还是不多——依靠口语交流和手机拼音输入法学了中文，现在很多字只会说不会写。我急忙翻卷子，在考试题目中迅速找到自己需要的字，再回到题目继续写。考场就是C楼六层那些用来上汉语课的教室，紧张间夹杂着对过去一年的感慨。我的专业卷子的大题要求将一条社会新闻改编成剧本。在隔壁的教室里，利诺要画一个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