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祖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达尔文的斗牛犬”，以及他的兄弟安德鲁和朱利安，全都是杰出的、信奉人性的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发明了“不可知论”这个词来命名并创造出一个属于精神（spirit）的开放空间，正如科学为心智（mind）提供开放空间一样。理想情况下，科学家寻求知识，寻求更多知识，也由此放弃了对于最终知识的任何主张。一个可靠的假设需要被永无止境的检验支持和修正（譬如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或者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由此不断走向确定性。科学家不研究信仰。
为什么他如此热切地投入一种不可靠的理论，还把它叫作科学？他对科学的基本态度究竟是什么？
奥尔德斯·赫胥黎当然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很少有科学家能达到不可知论者那样理想的开放心态，并且许多科学家说起话来的样子，就好像只有他们才知道那些值得知道的事。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人就像世界国的技术员一样，表现出对自己不容置喙的正确性的狂妄自信，这种情况在实验室里就像在神学院里一样普遍。
显然，他仍相信“睡眠教学法”（hypnopaedia），即世界国公民接受心智调控的核心技术，是一种被证实的有效方法，将会被投入使用。当时的心理学理论，譬如B. F.斯金纳的“操作制约”（operant conditioning），可被用来支持这种想法，同时大多数证明“睡眠学习”无效的实验还没有出现。但另一方面，也从来没有任何实验被认为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于赫胥黎来说，睡眠教学法与其说是一种虚构的发明或科学假说，不如说是一种信仰。
赫胥黎的小说大多数是愤世嫉俗的，但他的恶托邦作品描绘的可怕的科学主义，却揭示了某些比愤世嫉俗更激烈的东西。对某些性情的人来说，开放的心态、接受最终的不确定性，这些不仅不足够，反而既吓人又可恨。赫胥黎对科学的了解可以让他小说中的发明显得足够可信，但无论使得他不喜欢和不信任科学技术的原因是什么，他在小说中赋予后者的角色都是专横和邪恶的。他似乎将科学视作没有心也没有感情的理性主义，并且认为，对科学的追求永远不可能抵达真正的意义或做真正的善事，而只能无可避免地为邪恶服务。作为伟大的人文科学传统的继承人，他将科学描绘成人类的敌人。
我相信，下一代的世界领导人们将会发现，婴儿培育和麻醉催眠作为统治工具，要比棍棒和监狱更有效，对权力的欲望不仅可以通过鞭笞踢打从而让人们服从的方式，也可以通过让人们爱上被奴役的方式而得到彻底满足。
在这里，他也引入了一个元素，极大程度上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和生命力量。在他笔下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被确保享有完美而乏味的快乐，而作者却向其中引入了一个与之相反的角色。
然而直到1949年，赫胥黎仍然认为他的小说不仅仅是一个警世故事，更描绘了正在诞生的现实。《一九八四》出版后，他给乔治·奥威尔写信，慷慨地称赞这本书“很好，很重要”，但为了在奥威尔更为微妙却也更为残酷的恶托邦面前维护自己的想象，他又补充说：
矮小、卑鄙、沮丧的伯纳德·马克斯，一开始看上去像是这样一个离群者或者叛逆者，结果却只是一个引路人。那个对于幸福如此陌生的人，那个悲惨的局外人，他就是约翰。他被称为野蛮人，但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清教徒。尽管约翰在世界国之外的“原始社会”中度过悲惨的童年，却从中看到足够多真正的爱与幸福，因此他确信，没有捷径可以通往对真实的体验。
1921年，在苏联社会实验初期，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在他伟大的恶托邦小说《我们》中描绘出一幅强有力的画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由政府控制的过度理性的社会。早在那之前的1909年，E. M.福斯特已写出想象力惊人的短篇小说《大机器停止》，而赫胥黎肯定读过。可以说，《美丽新世界》在反极权主义恶托邦这一特定传统中有着值得尊敬的前辈。1931年，当大部分亚洲和部分欧洲都被独裁者统治或接管时，将极权政府视为对任何形式的自由最直接、最可怕的威胁是再现实不过的事。
清教徒是摒弃身体和身体享乐来拯救自己灵魂的人。《美丽新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一本隐藏在政治和权力议题之下的，研究厌恶身体、放弃世界，以及自我惩罚的神秘主义小说呢？
当我意识到赫胥黎本人似乎完全相信他自己的预言时，就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区别。
小说中最为经典的乌托邦片段，是野人约翰与“世界主宰者”之间的一段漫长对话，后者有个邪恶非常的名字，叫作穆斯塔法·蒙德。我们很难不把主宰者看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有力对手。“在九年战争之前，”主宰者轻快地开始谈话，“曾有个东西叫作上帝。”野人在一个天主教和原始宗教狂乱混杂的环境中长大，对上帝相当了解，从而能够一直跟上对话。当他们谈论到上帝的本质时，他问：“现在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显现呢？”穆斯塔法·蒙德回答道：“哦，他以不在场的方式显现。”他们继续争论到人类的精神需求，约翰坚持认为，我们需要上帝来保证美德和自我克制的价值，而主宰者则把它们视作“政治效率低下的症状”，统统抛在一边。“没有大量令人愉快的恶习，就没有持久的文明。”他这样说。
这部充满警示的小说做到了很多人认为所有科幻小说会做的事：它预测了未来。写预测性作品的作家直接从现实出发进行外推，不管其中有多少戏剧化或反讽的夸张。他们相信自己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不论是好是坏，并且他们希望读者也能相信。然而，也有很多科幻小说与未来无关，而只是一种或有趣或严肃的思想实验，就像H. G.威尔斯的《星际战争》或雷·布拉德伯里的《火星编年史》那样。思想实验者利用小说将现实的各个方面重新组合成新的形式，对它们不应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而要理解为只是为了打开思想，拥抱可能性。他们并不在意读者相信与否。
约翰要求上帝、诗歌、危险、自由、善良和罪恶，他宣称自己有不幸福的权力，这一幕是整部小说的高潮；但高潮之后紧跟着跌落。可怜的野蛮人将会得到他的不幸福。
《美丽新世界》有没有超越其理性恶托邦的限制，走向更加宏大的诗的意象世界呢？我不能说它做到了，也不能说它没做到。
因此，他可能是小说中唯一一个能够以活生生的人的形象，而非一个寓言人物或智性结构的形象留在读者心中的角色。当我重新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把穆斯塔法·蒙德、伯纳德·马克斯和身材火辣的莱妮娜都忘记了。我很高兴能重新发现他们。但我却足足记了野人约翰五十年。
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小说中，理性乌托邦和以其为原型的理性恶托邦都以极为相同的模式运行。并且它们都是一些很小的地方，极度缺乏变化。赫胥黎关于完美天堂即是完美地狱的悖论性描述极为出色；但无论天堂还是地狱，只要是以理性和政治的方式构想出来的，都无法给我们的想象提供太多东西。只有诗人，像但丁或弥尔顿那样的诗人，才能够发现天堂和地狱的壮丽，并满怀激情地呈现出来。
《美丽新世界》冷静地描绘出赫胥黎身处的阶级和文化，却又带有一种炙热的紧迫感；它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发明展示背后，隐藏着隐晦的或未经审视的动机；它将快乐展现为无可逃避的恶心和退化，将自由展现为盲目的许可，却并未提供逃离这个肮脏世界的方向，在这个世界里，除了快乐与自由别无选择。这是一本问题重重的书，一本带来问题的书，一本焦虑年代的杰作，一份关于二十世纪痛苦的生动记录。它也可能是一个超前且有效的预警，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沿着当前轨道继续前进的风险，而奥尔德斯·赫胥黎早在八十多年前就看到了它的开端。
奥尔德斯·赫胥黎试图让这部小说成为一个关于未来的警示，但它做到了更多：它自己活到了未来，在出版后的几十年里，这本书始终在文学界具有巨大影响力。它成功地为二流作家提供了一种“未来主义”写作模式，或许在千禧年之后的读者看来，这种写作显得解释太多且容易预测。1931年对读者来说是新的、具有大胆原创性的东西，现在早已变为陈词滥调。大量小说和电影早已让我们或多或少熟悉了这些元素：巨大的实验室、瓶中成熟的胎儿、被设计好的孩子、永远年轻性感的女人、成群结队难以区分的克隆人，一个纯粹物质的天堂幻境，那里除了想象力、自发性和自由之外什么都不缺。有时我们甚至能在每日电视新闻中看到那些被设计好的、身穿制服的孩子，看到那些笑容满面的克隆人整齐划一地锻炼身体。
弗里欧书社2013年版《美丽新世界》导读
当《美丽新世界》于1931年问世的时候，它并未被称作“科幻”，因为这个词彼时还很少被使用；在那之后，它也很少被称作“科幻”，因为这种标签往往意味着一部作品没有文学价值。既然评论家最终放弃了这种关于类型的偏见，那我们不妨按照这本书的实质来称呼它：一部令人目眩神迷的早期科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