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娅骑在我身上时，鼻子开始流血了。她仰起身子，用一只手捂住鼻子，可还是有几滴血滴到了我的脸上，她笑了。血是冷的，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听见她父亲在过道走动，我想留下过夜，露西娅却把我打发走了，她说不想让人看见我。我到家时，已经很晚了。
她让我待在过道里，自己走进客厅，我听见她和人说话的声音，然后就又走了出来。她打开自己房间的门，我刚好还能看见她的父亲把头探出客厅观望我们。
第二天下午，我没有事先打电话就去了她家。她的父亲像平时一样友好，说，上去吧。整个下午，我都在批改语文作业，现在又累，又困。露西娅说她这就得出门，六点上班，如果我愿意，可以陪她一起去，她会请我喝一杯。
“你有没有继续练习？”她笑着问，见我摇头，便说：“那你还知道怎么做吗？”
酒吧里坐着几个村里的男人，露西娅想开班前同他们待一会儿。我不是很乐意，可她却已经把两把椅子挪到了桌边。她知道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小名。她坐在一个我之前从没见过的名叫埃利奥的男人身边，埃利奥夏天是登山向导，冬天是滑雪教练。他正在滔滔不绝地向众人讲述他组织过的攀岩游、将在一月举行的滑雪比赛和那些想跟他上床的女客户。“有一个，她每年都来，”他说，“一个住在慕尼黑的德国女人。她每次预订私人辅导，至于滑雪嘛，我们很少去。”那个女人的丈夫是某家银行的大人物，至多偶尔来山里过个周末，孩子都被她送去滑雪学校了。然后，他开始跟我们算那些私人辅导课能让他挣到多少钱，他说他干这个只是为了钱。
十二月初，雪终于落到了村里。这次，雪没有化去，而是一连下了一个星期，才停了。现在，空气很冷，天空晴朗无比，到了晚上，无数的星星显得比在平原上离地面近了许多。有一次，那是在圣诞节前，我们去社区中心看了一场美国喜剧片，露西娅告诉我可以跟她一起进屋，然后，在过道里吻了我。
我想走，可露西娅不让我走。她挽住埃利奥的胳膊，让他继续说。他于是开始讲述当登山导游的故事，和自己如何攀登险峰又如何救人于难的英雄事迹。露西娅不再理我了，她喜形于色地看着埃利奥。在一个故事讲到一半时，我起身走了。回到家后，我无所事事，打开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放访谈节目，一个男人在叙述自己同时跟两个女人一起生活的经验，观众席里一片唏嘘声。那两个女子也在演播现场，一再表白两人相处非常融洽。我反感地关上电视机。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去看电影。入冬后，社区中心每个星期会放映一部电影，我们结伴去看。但露西娅再也不来我家了，她让我送她回家，有时，我们会站在门外聊上一会儿，如果觉得冷，她便会握握我的手，进屋不见了。
我开始吸尘，楼上楼下地打扫整栋房子，然后洗碗，退空瓶。之后，我感觉略微好了一些。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又去酒吧看了一眼。露西娅已经开班了，酒吧里挤满了大声交谈的游客，埃利奥坐在吧台的尽头。露西娅看见了我。她走到埃利奥跟前，拿过他的香烟，吸了一口，然后从吧台探过身去吻他的嘴。她恶意地笑着，看着我。
露西娅星期六来我家。我上午买了菜，整个下午都在准备饭菜。露西娅安静地吃着，我问她好吃吗，她说，好吃，然后继续咀嚼。吃完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喝咖啡。她站起身，走到了电视机前，把它打开。我问，非得看电视吗？她说：“不一定，你也可以跟我讲些什么。”她让电视机开着，把音量调低了一些。“我一直在等你。”我说。“我可没迟到。”“我的意思是，从那时起，自从我们……上床后。”露西娅皱起了眉头：“你的意思是，你之后就再没碰过别的女人？”我说：“没有。”突然觉得自己相当可笑。露西娅粗鲁地笑了，说我疯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说，我经常想她。露西娅站起身，说她得走了。我关上电视机，放了一张CD，问她是不是跟很多男人上过床。她说，这不关我的事，然后迟疑了一下，说，那当然，这里什么热闹事都没有。她说，她准备了避孕套，可现在不想干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避孕套朝我扔来，“送给你。”然后穿上鞋子和外套，走了。
第二天，我在街上遇见了露西娅。我给她买了一件圣诞礼物。她从我手中接过礼物，看也不看一眼，耸耸肩，走了。
第二天，我们又去散步，走的是同样的路线，在昨天坐过的长凳上坐下。从那儿可以看到整个村子和湖边酒店难看的盒子似的房子。天空阴沉沉的，我们坐下没多久，便下起了雪，小片的雪花被风吹打到我们脸上，积聚在我们衣服的褶皱里，一旦落地，就即刻融化了。露西娅站起身，我让她等一下，可她摇摇头，独自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下走，像孩子似的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我望着她，直到她走进山脚的村子。我又坐了一会儿，便沿着公路回到村里，刚好准时到达教学楼。校长站在大楼门口，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从身边走过，走进教室。
圣诞和新年的那几天，学校放假，父母亲带着祖母来了山里，他们住在我这儿。父亲和母亲每天出去滑雪，祖母则坐在客厅里打毛衣，或者打盹儿。她因为我把墙上的一些画取了下来，又因为餐桌的石板桌面上多了一道划痕而喋喋不休。圣诞过后，他们终于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露西娅说：“如果雪能够落下来，那大家至少还能去滑滑雪。”我请她吃饭，她说没时间。“那周六。”我说。好吧，她说。她说，空气里有雪花的味道，老人们说今年冬天会很冷，“可他们每年都这么说。”我想吻她的嘴，她却把头扭开，把脸颊送了上来。“给我讲个故事吧，”她说，“就凭你离开了那么久，也应该知道不少故事。”“我没离开，”我说，“我回家了。”
假期还剩下几天。我每天早上尽可能赖在床上不起来，起床后也很少出门。到了下午，黄昏将近的时候，我打开电视机，看到的还是上次那套访谈节目，只是话题变了。看了一会儿之后，我关上电视机，把它挪到车库。我站在那儿盯着那台机器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搬到门外，摆在路边，在屏幕上贴了一张纸条：送人。我在窗前看着，等着。有时会有人停下，看看纸条，再看看房子，却没人拿走那台电视机。
白天变短了，而且越来越短，今年有很长时间没有下雪，雨水却很多。天冷了，乌云低得常常连山顶也看不见。露西娅说：“今年天气比往年糟糕，如果下雪的话，天倒会亮许多。”她说，她有时害怕会像母亲那样疯了。如果下午没课，我们就去村外的山上散步。那是今年秋天不多的几个晴朗日子里的一天，可太阳却很快下了山，只剩下高高的山峰还映照在阳光里。
除夕夜，我给露西娅打了电话。我们只聊了几句，她说她没时间。等我过后再拨去时，就只有电话留言机了。我留了言。我告诉露西娅，我爱她，我很孤单，很想跟她度过这个晚上。我等着，等到九点，放弃了。我走出家门。
他走了。我听见外面孩子的喊叫声，我走到窗前。他们在打架，然后，好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一起跑出操场，沿着大街一哄而散。这不由让我想起曾经在村外垃圾场见到过的一群群羽毛凌乱的鸟儿。
酒吧里挤满了人，甚至在大街上就已经能够听到音乐和人们交谈的声音。露西娅和一个女同事站在吧台的后面，埃利奥依旧坐在吧台的尽头。我在他的身边坐下，要了一杯啤酒。露西娅对我不理不睬，有时，她会走过来，把身子探过柜台，大声地在埃利奥的耳边说些什么，吻他，或者向他要一支香烟。她急促地吸着，一边吸，一边用眼睛在屋子里扫来扫去。烟缭绕在她的手指之间，像是在抚摸它们。第一杯啤酒还没下肚，我就觉得自己快醉了。
校长看了一眼贴在窗玻璃上的剪纸，那是我和学生们一起做的。“雪花，”他说，“好像山里的雪花还不够多似的。”他慢慢地一言不发地把剪纸一张一张地从窗玻璃上撕下，撕完后，把它们放到我的讲台上，说：“您应该注意自己上课的进度，而不是去剪窗花。”
我看着露西娅工作。她一边同客人说笑，一边轻快地来回走动。她穿着露腹的T恤，我发现她在肚脐上穿了一个环。她比我记忆中的要瘦了一些，这让她显得更加诱人，我浑身疼痛难忍。我想抚摸她，亲吻她，可同时，我瞧见自己坐在角落里，一个为情所困的可怜虫。
学校的工作不轻松。我在大学里上过几堂有关教学法的课，可这里的孩子野性十足，又调皮，让我的工作很难做。同事也不怎么帮忙，他们大多是本地人，课间休息时更愿意谈论即将进行的狩猎活动和村里的琐事，或者其他无关痛痒的事情。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个顽劣成性的女孩的父亲，那是一个酒店的老板，他在电话上对我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黄毛小子似的。没过几天，校长下课后来到我的教室，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搞不定，最好先跟他联系，而不要把自己的无能推卸到家长的身上。我说：“阿斯特丽德看电视看到深夜，所以在上课的时候睡觉。”
有一次，露西娅想休息一下，她从吧台后面走出来，走到我和埃利奥的中间。埃利奥站起身，用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肩，微微弯下膝盖，臀部扭起圈来，然后，他放开露西娅，磕磕绊绊地上厕所去了，还差一点摔倒。露西娅笑了，听上去却像在尖叫。她缓缓地移向音乐，双手一边轻轻抚过臀部，一边冲着我微笑。她说了些什么，我摇摇头，表示听不清。她走近我，把嘴唇紧贴着我的耳朵大声地说：“气氛很不错，是吧？”随即又消失在吧台的后面。我站起身，离开了酒吧。
我对露西娅说：“等东西运到后，我请你来家里吃饭。”我去了她工作的酒吧，她告诉我她还跟父母一起住，工作特别忙。她说，夏天的时候，她把车开报废了，想攒钱在春天时买一辆新的。我说，祖父母的车库里还有一辆老沃尔沃车，如果她愿意，可以先用起来。“就那辆老爷车？”她挖苦地笑了。
我回到家，电视机还在路边，被雪盖住了。屋里很冷，我出门时忘了给火炉添木头。我去车库取木柴，经过厨房时，目光落在了桌上的一叠作文本上。《我圣诞节最大的心愿》，我翻看起来。滑雪板、游戏机、电动雪橇，这就是我的学生的愿望。可是，我又期待他们写些什么呢？世界和平？公平正义？爱？
露西娅四年前说过：“你不会回来的。”现在她说：“我根本没想到你还会回来。”我是那个星期早些时候坐火车到的，父亲答应周末开车把我的东西运到山里，我的一些书、一台小电视机和立体音响，可星期五时，下雪了，过山的隘口暂时关闭，父亲打来电话，问能不能推迟一个星期。我被围困在祖父母的小楼里，睡在祖父，可能也是曾祖父去世时躺的床上。我仰面躺在厚重的鸭绒被下，让两条胳膊像死人那样搁在胸前，想象自己再也无法动弹，只能这样等死。
我听到外面敲响了午夜的钟声，随后是汽车喇叭和烟花爆竹的声音。我把作文本塞进灶子，点着，然后透过火炉的小窗口看着它们在火中卷曲，先是缓慢地，然后更加迅速地燃烧起来。我在火焰灭了之前，从地上拿起一本教育学的书，撕下几页，送进火炉，一直撕到书只剩下了封面，然后去取第二本。因为看火的时间太久，我的眼前直冒金星，脸也因为热气的辐射而变得滚烫。
我之后给露西娅打过几次电话，大多是她父亲接的，说她出去了。有一次，是她本人接的电话。我问能不能去看她，她不置可否，当我一再追问时，她说我是自由人，她不能禁止我来村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给她写信，但也没有忘了她，我曾经在那一年的夏天答应过她，我会回来。大学毕业以后，我在村里的小学申请到了工作，校长毫不掩饰地宣称，我是因为祖父母的关系才得到这份工作的。
我一本一本地烧书，一摞一摞地撕下书页，扔进火里。我很吃惊撕书居然要费那么大的气力，连手都撕疼了。之后，也不知几点，我上床睡了。
第二年夏天，祖父去世了，我陪父亲回村里参加葬礼。我想见露西娅，可她不在家，我留了言，她也不回电。下山回家时，我们把祖母接走了。
第二天，我继续烧书。我现在变得更加有条不紊，先把书全部堆在火炉旁，然后一本接一本地烧。我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然后，我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日记，还有那些被我留下，却从未读过的报纸文章。我把它们都烧了。屋子里满是从火炉炉口冒出来的烟雾。
我给露西娅写信，却很少收到回信。她有时会写来明信片，除了过得不错，村里没什么事，天气好，天气不好之外，没其他内容。有时，她会在卡片的空白处画满东西，一朵花，一间茅舍，一颗滴血的心。这些画让我想起文身图案。
晚上，我去了酒吧。人比前一天少了，埃利奥依旧坐在角落里。当我坐到他的身边时，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露西娅走来，记下我点的东西，问我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志向，我说，我烧掉了所有的书。“你疯了。”她说。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于是开始更像是讲给自己，而不是讲给她听那样地讲述我是如何第一次来到村里，如何认识了露西娅，讲述我们是怎样远足去隔壁的山谷和我们的初夜。
秋天到了，露西娅在一家酒店的酒吧里找到了工作，我也回家，去上大学。我高中时成绩一直不错，可还是很难习惯大学的生活，融入不进去，所以，晚上大都待在父母替我找的那间小阁楼里。
埃利奥慢慢地喝着啤酒，眼睛瞅着吧台，貌似不在听的样子。露西娅听着，她逐渐地被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情绪控制住了，不敢直视我的眼睛。等我说完后，她把身子探过吧台，在埃利奥耳边悄声说了些什么，然后长时间地亲吻他的嘴，一边吻，一边带着一种愤怒而胆怯的神情看着我。至少现在，我觉得她不再无动于衷了。我站起身，走了。回到家后，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写完后，把信扔进火炉烧了。
露西娅钻出睡袋上洗手间，回来时，在我的床垫旁蹲坐了一会儿，然后把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衣，躺到了我的身边。
第二天，我一整天没出门，把能够找到的能够烧掉的东西都烧了。纸箱、祖父母的相册、堆在杂物间的老式的木制滑雪板和破旧的小板凳，如果东西太大，我就用锯子把它们锯小，用斧头把它们砍碎。那些老旧的工具很久没人用，锯条上长满了锈斑，斧头是钝的。
青年旅店在一条山涧旁，即使关着窗，也能清楚地听到流水潺潺的声音。屋里不比外面暖和多少。我打开酒瓶。我们穿着衣服躺进睡袋，就着酒瓶喝酒，聊天。“给我讲一个故事吧。”露西娅说。于是，我向她讲述我的人生计划、我看过的电影和读过的书。
第三天，我开始烧家具。祖父母辈的东西都很结实，我没有料到得花那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们毁掉，我想，杀一个人都可能比这更容易，只要在要害部位按那么一小下，迅速地扭一下颈部，或者把刀插入肋骨，这些都是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招数。我想过要把埃利奥杀了，不是露西娅——可这又能改变什么呢？假期过后，商店恢复营业，我去买了一把新斧头。
太阳早早地下山了，天一下子冷了许多，可天空还是蓝的。镇上的小杂货店一应俱全，我们买了一瓶一升装的红葡萄酒，然后沿着山谷朝上散步。我们能听见土拨鼠的呼叫声，却看不见它们。过了一会儿，露西娅说她冷，我想把外套给她，可她不要。于是，我们转身回去了。
毁坏是有气味的。我在碎纸、马粪纸和破布上洒上汽油，好让它们燃烧起来。先是木头在爆裂时散发出来的气味，像树木刚被砍下时那样，好似这种味道一直就储藏在木头里面。然后是燃烧的气味：被我大捆大捆送进火炉慢慢燃尽的纸的酸味，汽油燃烧时呛人的气味，木头表面的油漆在木头着火前先起泡，然后变黑时发出的刺鼻的气味。
房子里空荡荡的，又冷。底层有一间厨房和一个小餐厅，桌子上放了一本老旧的留言簿，最后一条留言是几天前两个澳大利亚人写的，什么到了世界尽头之类的。睡觉的地方在阁楼，里面光线很暗，只有两扇小小的窗户和一只从天花板垂吊下来的昏暗的灯泡。我把背包扔到一张沿着墙放在地上的窄窄的床垫上，露西娅选了我旁边的位置。床垫的一头各放了一摞棕色的毛毯。我们下楼，在厨房里煮了咖啡，吃了自己带来的面包、奶酪、水果和巧克力。
我把不能烧的东西统统装进垃圾袋，扔进沃尔沃车。行李箱放满了，就放在后座，最后放在副驾驶座上。
我们决定去远足，走过两个山口，在下一个山谷的青年旅店过夜。我们花了一整天，翻越了几座高坡，走过几片不很诱人的风景，傍晚时分才到达目的地。那是一个坐落在荒芜山谷深处的小村庄，青年旅店设在村边一栋砖砌的小楼里，门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取钥匙的地点。
学校开学了，我平静了许多。上课时，我想着晚上将要继续进行的破坏活动，这个念头能够让我平静下来。我在过道里遇见校长，他友好地向我点头，祝我新年一切顺利。
露西娅让我看她的照片。我们并排躺在床上，她在被子底下，我在被子上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让我吻她，我吻了她。一个星期后，我们上床了，那次都是我们俩的第一次。
周末的时候，我把车开出村子，开上一条小路。路口竖着一块禁止通行的牌子，下面补充道：农耕及护林车辆例外。雪地里几乎没有一丝痕迹，我左颠右颠地把车开上山，开了几公里，路突然断了。我下了车，沿着原路往回走，到家时，浑身上下都冻僵了。
她其实没病成那样，可我还是去给她倒茶，我们像是在玩老公老婆的游戏。露西娅告诉了我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可我打开柜子时，还是觉得有人在窥视我。这时，露西娅走进厨房，望着我，我也看着她。她笑了。她咳嗽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假的。
村里的警察一个星期后打来电话，说找到我的车了。他起了疑心，提了不少问题，我编了个故事，可他看上去不太相信。
露西娅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我跟着她走进她的房间。这是我第一次来她家，有些不安，像是在做什么不该做的事。那天下午，露西娅告诉了我她母亲的病。“她只在夏天发病。这时，她就会整天待在屋里，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事儿也不干。父亲会每个小时上来看她一次，他担心她再干傻事。”露西娅说。“你能帮我泡杯茶吗？”
星期天，我去了教堂，那是我进山后头一次上教堂。我坐在最后一排。牧师请信众上前接受祝福时，我没有起身。我看见露西娅和十几个人跪在圣坛前，牧师把手逐个放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祝福。礼拜结束后，我试图同露西娅搭话，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没看见埃利奥陪着她。我说：“我爱你。”她说：“你疯了，别做梦了。”她继续往前走。我跟着她，又说了一遍我爱她，可她再也不搭理我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跟着她走到她家，跟在她身后上了通向后门的楼梯，她开门进去，在我的眼皮底下把门关上了。
有一次，露西娅病了，她一个人在家，母亲又住院了，父亲在楼下的商店里。他出售收音机和电视，是一个友善而内向的人。“没什么大病。”他说，便让我自己上楼去了。
一月底，我把床也拆了，在车库里把它先是锯，然后砍成小块，扔进炉子里烧了。那是楼里最后一件家具，现在只剩下床垫了。
露西娅常常让我给她讲故事。我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但总能想起一些故事。我记不清都跟她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时，我们笑得很多。露西娅告诉我她的梦想，她想去哪儿旅行，想为自己买什么东西，一辆车，衣服，一栋房子，她都想好了。她想在酒店酒吧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挣很多钱，然后结婚，生两个孩子，在村口靠湖的地方买一栋房子，“然后，”她说，“我就待在家里，望着窗外，等孩子放学回家。”
之后的一天，我又去了一次村子高处曾经同露西娅一起去过的那个地方。我扫去长凳上的积雪，坐下。太阳已经下山了。不久，我便看见露西娅沿着公路往上走，她走得很急，眼睛看着地。有一次，她抬头朝长凳的方向望来，我挥了挥手，却无法确认她是否看见了我。她又朝前走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村了。
我是在湖边遇见露西娅的。我们很快心生好感，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我们去山里徒步远足，在草地上一躺就是几个小时，遇到天气不好，我们就穿上雨衣继续往外跑。阿尔卑斯山的草地柔软得走在上头就像走在弹簧床上，天气晴朗时，没有一处的天空比这里更蓝。
第二天，我正要让学生听写一篇文章，这时，露西娅从窗外经过。我告诉学生我马上回来，就冲出教室。当我到了街上时，露西娅已经不见了。我犹豫了片刻，然后回家收拾了几件东西，叫了一辆出租车。我认识开出租车的司机，他的一个孩子在我班上。我请他送我去车站，他没多问什么，好像也不怎么吃惊。
露西娅比我小两岁。我第一次遇见她，是在一个夏天，来山里祖父母家。我那年春天高中毕业，准备秋天读大学。我原本计划同祖父一起远足，可祖父病了，恢复得很慢，我便有了很多空闲时间。下雨了，我就看书，为上大学做点准备。出太阳了，我便会整天在外面溜达，在冰冷的湖里游泳，每次很晚才回家。
下一班列车半个小时以后才来，我突然担心会有人不让我走。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好，下了车，一边抽烟，一边打电话，他笑得很大声，我在站台上都能听到。他不时地抬头看看我，尽管隔了一段距离，我还是觉得能在他的脸上看到获胜的表情。
露西娅的母亲四十岁时疯了，我觉得这才是最让露西娅害怕的。我问，她是为什么疯的，露西娅耸耸肩，说：“是生活。她嫁给了一个爱自己比自己爱他更深的男人，然后生下我，把我养大，有一天，就再也受不了了，割了自己的手腕。我发现她时，她已经失去知觉。我那时十三岁。”
列车准备就绪。几个滑雪的人跟我一起上了车，坐了一站便下车了，剩下我独自一人在车厢里。我打开车窗，探出身，冷空气吹了进来。天空布满了阴云，擦肩而过的山峰显得咄咄逼人。当列车拐过一个长长的弯进入隧道后，我方才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