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公路上。德杰吉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谈起了这位术士做过的一个特别强大的物神，那是在上次选举时为国民大会的一个代表做的。这个物神把支持对手的选票变成了支持那位代表的选票。那位代表以相当大的差额当选了，他的对手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些答应要投给他的选票到哪里去了。
我们转弯开进一条土路，没多远，土路就变成了一条小径。我们看到一个身材微胖的年轻人，他穿着一件橙色T恤，上面印着“班热维尔”，我们向他问路。他心地很好，百分之百地乐意指引陌生人找到那位术士。
我们又迷路了，只得停下来，这次停在一群穿制服的学生旁边。我们只好问路，或者说，德杰吉只好问路。他从车窗里面向外喊，问术士的家在哪里。同样，没有谁对我们的问题感到迷惑和惊讶。一个正在匆忙赶路的男人停了下来，他不仅告诉我们那座房子在哪儿，还要给我们当向导，仿佛他真的哪儿也不打算去。他坐上了司机旁边的座位，马上变得很开心，为哪怕能搭乘这么短的一段路而兴高采烈。
德杰吉前面说，他已经跟术士说好了。但现在看来，他根本不知道术士住在哪儿。
我们要拐进去的那个路口没有标记。这是一条穿行在荒地中间的小路，沿着它，经过一道树木和灌木结成的参差不齐的屏障，我们来到一个村庄：生活场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刚才从公路上经过时，你会以为这里只有一片丛林。村子里面好像根本没有路，我们直接向房子驶去，汽车在房子中间拐来拐去。一座土院子通往另一座有垃圾的土院子，一家的后院就是另一家的前院：灶火，柴堆，夯结实的黑土台上放着灶具，穿着各种服装的小孩、男人和女人，这是农村闲散的下午生活。
班热维尔出现在我们面前，低矮的山坡上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赭石色的混凝土建筑。这里像大巴萨姆一样，是法国人在科特迪瓦的早期定居点：这些退化的殖民地建筑，这些混凝土墙和瓦楞铁皮，标记着当年的帝国的尽头。
一两分钟以前，我们还在壮观的公路上，沿着设计合理的直路和轻松的弯道行驶。而一转眼，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古老而纷乱的世界，这个村庄是森林深处的定居点的一种变体。我们继续在房子之间行驶，有好几次，我觉得转不过这个拐角了，一定得停车，但车子一直也没有停。
德杰吉张开手掌，对司机做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
随着我们向村子里越走越深，德杰吉变得越来越紧张，他突然说：“你换过钱了吗？给我几张一千法郎的钞票。这样会好些，一千法郎的钞票。”
我说：“这事儿已经定了。”
我的钱放在裤子的侧兜里。我坐着，不能把钞票一张一张地抽出来。于是我把宾馆里的银行给我的钱直接拿了出来：一沓一千法郎的钞票，一共十张。
出租车司机说：“听着，关于我的费用……”
德杰吉说：“那是一万法郎，是不是？给我一万法郎。”
“是的，是的，”德杰吉说，但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有些欧洲人，还有一些美国人，会为一件物神出价十万法郎。”
但是他前面跟我说过，给术士五千法郎就可以有一次体验。
德杰吉讲起了物神。它们非常贵，他说。欧洲人往往都想弄到物神。我记起来了，在德杰吉眼中，我就跟欧洲人一样。我说，我不想要物神，我只想跟术士说说话。
继续往村子深处走让我感到不自在，这个村子好像永远也走不到头。此时，德杰吉和出租车司机让我觉得特别没有把握，他们在每一件说好的事情上都变卦了，于是我决定放弃这次旅行。
前往班热维尔的路上沿途都是长满灌木土质松软的小山包：前方的视野非常开阔，低处的天空在暑气中变得朦胧。
我对司机说：“回阿比让，回宾馆。”
最后好像终于谈妥了。
在房子之间开车让他觉得很刺激，很享受。听到我的话，他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调转车头，非常帅气地扬起很多尘土。然后，我们弯弯拐拐地向着来时的那片荒地和柏油路往回走，一路颠簸着回到了那条路上。
这个价格实在太高了，但现在不可能从车上下来了。现在是下午三点多钟，天气非常热，而且自从开出了阿比让，路上还一直没见到其他出租车。我说：“告诉他，这笔费用里面包含了一个小时的等候时间。”
就在这个时候，德杰吉喊道：“停车!”
“对。”
司机踩了刹车。德杰吉的身子向前冲了一下，然后又冲了一下。他说：“我感到内疚。”他开始在座位上前后摇晃。他又说：“我感到内疚。”
“就是说，你接受了他一开始的报价，一万法郎？”
司机看看德杰吉，又看看我。去村子里找术士，还是回阿比让的宾馆？
“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我说五千去，五千回。”
我说：“宾馆。”
“但这太荒唐了。”
我们把搭车的人放下——他高高兴兴地下了车——继续向公路驶去。我们开出了一英里多，视野中只有丛林、公路的黑色路面和下午炎热的光芒。
德杰吉说：“他想要一万五千法郎。”
德杰吉激动地说：“术士那里的一切开销由我来付，由我来付。”
我问：“他在说什么？”
没有人跟司机说话，但他把车子开到路边停下了。
出租车司机打断了我们，说了一阵子非洲话。
德杰吉说：“你让我感觉很差。你让我感觉很差。”他的眼睛红了，汗水从前额涌了出来。他又开始摇晃，我以为他要抽风了。
他开始谈物神术士的法力。还有一个术士比我们要去见的这个更有名气，但他的要价是天文数字。那个术士能让自己隐身，还可以穿门而过，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但不值那么多钱。
他说：“你看到我现在出汗出得多厉害，你以为我在骗你。你让我觉得很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我向你要钱，只是为了保护你。那个术士如果看到一个欧洲人把那么多钱一下子拿出来，就会要很多钱。这就是我向你要那笔分成十张千元钞票的一万法郎的原因。”
德杰吉说：“在班热维尔很难叫到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用他一贯的冷静态度对德杰吉说：“不管怎样，我收费不变，你明白。他都得付我的账。”
我说：“我们能找到回来的车吗？”
我说：“宾馆。”
最后，他和司机终于上了出租车，我们出发了。司机没有打表，我以为这表示去班热维尔的价钱已经谈好了。其实并没有，因为开出一两英里后，司机提起了这个话题。他对我说：“你们从班热维尔回来，叫出租车没问题。”我问德杰吉，费用方面是怎么定的？德杰吉说，司机要一万法郎，而他跟司机说一千。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最后的价格应该差不多在中间。
我们一言不发地往回开，后来，德杰吉开口说：“明天，明天到镇上去。我带你去找镇上的一个术士。他不会专门为你做什么，但他会表演，你可以免费看。”
我们走到宾馆前院。这次他没事先找好出租车，我还以为他已经找好了。他让我坐宾馆的出租车。他跟一个司机站在外面，两个人开始商量，他们商量了好一会儿。德杰吉的情态变了，不再神色凝重，身体放松了下来，变换着姿势倚在出租车上，他笑啊，聊啊，就像街头游手好闲的人。我从窗口望出去，催他快一点。德杰吉很随意地笑着，仿佛跟我很熟，他让我等着。
他跟着我走进宾馆大堂的时候，把前面的话又说了一遍。
“大概五千就够了。”
我觉得自己很傻，我已经精疲力尽，而且感到悲哀：那条造价高昂的公路，那些整齐的直路和弯道；那个有着古老丛林的肮脏和它的术士的村庄；德杰吉的信仰，他那些夸张的情感，他变化多端的人格……集这些事物于一体的非洲，让我感到深深的忧伤。
“一次多少钱？”
没有文明，德杰吉前一天说过，每个人都会成为黑巫师。
德杰吉说：“花一万五千法郎，术士会给你三次体验。”
8
他来了。当我下楼去宾馆大堂见他时，他说他早晨忘了告诉我，每体验一次，术士要收一万五千法郎。我说我不想体验，只想跟术士说说话。德杰吉说，那可是一种了不起的体验。术士可以用刀子把自己的手划伤，然后让伤口愈合。
是黑人并不等于就是非洲人，也不等于你可以在非洲人当中找到你的人群——很多嫁给非洲人的西印度群岛女人发现了这一点。这是珍妮特告诉我的。西印度群岛的女人，无论她来自哪个黑人支系，都喜欢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们发现非洲人很脏。然后就是跟非洲人的家人相处的问题。阿尔蕾特告诉我的故事：非洲家庭为男人找个非洲妻子，送她到男人家里去，如果他不接受她，就威胁着要给他下咒。珍妮特听说过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下午过来，他要带我去班热维尔见一个著名的物神术士。
如果是白种女人嫁给了非洲人，事情就会容易一些，珍妮特这么认为。因为白种女人知道她的婚姻里包含着异域的元素，这本来就是吸引她们的一个原因。西印度群岛女人却带着她们自己的种族认同观，以为在非洲能够找到双重保障。
我跟德杰吉的交易到最后变得很糟，这要怪我，我给了他太多钱。他说过，他需要两千法郎作为小费。我没弄明白，这笔钱，不到四英镑，是他自己收的低廉的服务费。我把这笔钱给了他，又给了他六千法郎（也就是十英镑），作为他的服务费。他的眼睛鼓了一下。我第一次见他做出了一个激烈的、或者说不够文雅的姿势：他把我递给他的钞票一把抓了过去。然后，他的背稍微拱了一下，仿佛在抓钱的一刹那被逮住了似的，他兴奋地颤抖了一两秒钟。
珍妮特自己是黑人。她的家庭从圭亚那移居到了英国，她在英国长大。她很幸运地拥有美貌（高挑，苗条，修长的脖子），也拥有美貌带给她的保障。她没有关于“归属感”的焦虑。她幸运地摆脱了圭亚那独立后的政治泥潭，谈到自己时，她俨然是一个“来自英格兰”的人。她是跟着她的英国丈夫菲利普来到科特迪瓦的。菲利普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在非洲度过，他的名言是：在他们的跨种族婚姻中，珍妮特是英国一方，而他是非洲一方。
7
一天，我们先在一家简陋但很有名气的海滨餐厅吃晚餐（菲利普和珍妮特很喜欢在餐厅吃饭），然后又来到他们位于阿比让市中心的公寓喝咖啡，他们宽敞的客厅里摆着从伦敦Habitat[8]买来的黑漆家具。就在我们吃晚饭、喝咖啡的时候，菲利普向我讲起了他是怎样来到非洲的。
我们开车在这一带转了一下。这片丛林，或者说这片像是丛林的地方，有些让我感到惊奇的东西。教师家所在的定居点四周（包括十字路口周围）有一些建筑，看上去像是研究所，而且有很多欧洲人在这一带活动。我表达了我的惊讶。我们的官方向导（他是前任村长的儿子）嫌我少见多怪，尖刻地对我说了几句话，就像是在对一个外国人兼蠢材讲话，然后他一直没有恢复和颜悦色的状态。我们在主干道上把他放下，那是开往亚穆苏克罗的汽车道。他那身黑色的非洲服装让他在我们视野中很快变成了一团黑影，他昂首阔步地向公路对面的镇子走去，立刻消失在人群中。
在苏格兰，他从学校一毕业就“发现”了汽车。他对汽车着了迷，想成为一名赛车手。但他很快就发现，驾车一分钱也挣不到。于是他报名参加了一个教师培训项目，那是英国政府一个致力海外发展的部门组织的。培训生被送到了东非，东非对菲利普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那里的阳光和悠闲的生活，还在于那里有著名的汽车拉力赛：东非游猎赛。
这排房子的尽头，几个女人和女孩子凑在一个做饭的棚屋里，她们为了稍微吸引一下我们这些访客的注意，正在鼓励一个小孩跳舞。她们哼着歌，拍手笑着，看看小孩，又看看我们。有几个片刻，那个蹒跚学步的小孩突然踏着脚，迈起了柔缓的舞步：他的双脚是那么灵巧，双腿是那么灵动，而他那孩童的脸庞却带着忧伤和空洞。女人和女孩笑了起来，小孩又跳了一小下舞。这都是为了我们，然而当我们挥手作别时，那些女人并没有抬手回应我们。
菲利普这届培训生有四十人，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人大约有十到十二个，他们来非洲是想让非洲人皈依基督教。第二种类型只有几个人，他们的家庭非常富有，他们是被慈善理念召唤来的。还有一些人来非洲是为了摆脱个人烦恼，摆脱感情纠结。第四种类型，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种，是为了阳光和悠闲的生活而来。菲利普属于第四种，在非洲坚持下来的正是他们这群人；其他人大多数在第一年就垮了，放弃了非洲。
做饭的棚屋后面，地势突然隆起了一截，上面种着香蕉和其他的树。有一些垃圾一样的东西零零散散地扔在那里，那是教师家里被火烤坏了的东西：烤坏的衣服，烤坏的家具。我感到失望，我本来以为能够看到更强的火势留下的证据。但总归还有这些烤坏了的小物件摆在这里展览，尽管它们都是遭人嫌弃的邪恶之物。在这里，神秘事件依然新鲜，它那已经成为传奇的残骸还近在眼前。
菲利普去了乌干达，但那里很快就面目全非。前陆军中士伊迪·阿明夺取了政权。一天，菲利普正在坎帕拉[9]一家英国人开的小餐厅吃午饭，阿明径直走了进来，没有任何仪式。他的到场引起了一阵骚动，当他说他要为在场的每个人埋单时，更是把大家的兴奋推向了高潮。菲利普说：“所以我可以说，阿明请我吃过午饭。”阿明另一次突如其来的出场是在一次英式橄榄球比赛上，乌干达代表队正在参赛。他站在路虎后座上观看比赛，高喊：“加油，乌干达！”后来，他请全体球员喝了啤酒。这就是他早期的风格，军人风范，气度恢弘，深受外侨的喜爱，跟他取代的部落政客截然不同。然后，他变得比部落政客还部落政客，血洗了乌干达。
到处都能看到小孩。有几个小孩在一张印着紫色图案的草垫上滚着玩，德杰吉把我们官方向导的话翻译给我听，说他们就是那个教师的孩子。但向导说得不对，或者是德杰吉误解了。教师的孩子是个忧郁的小家伙，他孤零零、一动不动地坐在灶火旁边，像个小老头。眼泪把他沾了灰尘的脸给弄花了，眼里还噙着刚刚涌出来的泪水。黑巫术不是闹着玩的，它让整个家庭陷入了一场灾难。这个小男孩现在由教师的妹妹照看，教师的两个妻子都被送回娘家的村子了。教师的妹妹蹲在灶火旁边，她身穿绿色的非洲衣裙。等她站起来，我才发现原来她也只是个小姑娘。
一九六六年，我在乌干达待过几个月，乌干达当时正在经历一次更早的政变。我向菲利普问起一些事情，菲利普说：“你当年认识的很多年轻人应该已经被杀了。”
这个定居点的每座房子后面都有一个敞开的用来做饭的棚屋。棚屋和房子之间，松软的红土上留着扫帚扫过的痕迹。铝锅下面，木柴在石头中间燃烧。一个小女孩在扫那些湿漉漉、脏兮兮的垃圾，扫帚是用长长的椰树枝做的。几英尺开外，一个女人把一只小碗放在地上，正在用捣槌碾里面的茄子；不远的地方，有一坨小孩拉的整整齐齐的大便。
这就是菲利普工作过的非洲。各种事件推着他向前，一项合同接着另一项合同，从一个国家来到另一个国家。他说起乌干达的时候很平静，这种平静是他通过自我训练获得的。他仍在努力，以便让自己达到一种更加包容的姿态。这时候，我觉得，珍妮特对非洲的漠然态度让他产生了一丝感慨。
那位教师的房子是一群低矮的混凝土平房中的一座，房子的外墙都涂成了赭石色。这个如此平淡无奇、又如此名声在外的定居点仍然是个过日子的地方。然而就在这正午的生活中，有着一种神秘的气息。校长的房门敞开着，前屋好像没人。敞开的房门外面，一个木制十字架牢牢地竖在地上，大约三英尺高，上面嵌着金属做的基督教天体派的耶稣受难像。
这些非洲国家，无论他们的政治有多么恐怖，他们都发自内心重视教育，菲利普说。这让他做的一切有了意义。在英国，他说，人们不再重视教育。有一次，他在合同的空档期去到伦敦一所综合学校教书。学生那种无知而且无所谓的态度让他大吃一惊。一个男生被足球俱乐部的合同冲昏了头，没有接受任何教育就离开了学校。菲利普仍然喜欢英格兰。如果不在那里工作，英格兰仍然是个好地方，那就不在那里工作吧。他和珍妮特想在伦敦买栋房子，正在跟人谈价钱：他有那栋房子的照片。
德杰吉摇了摇头，发出短促的、心领神会的笑声。他说：“这些天体派基督徒绝对是在利用他们的成功大做宣传。”
他成了一名外侨，一个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往来于大洲之间的人：想到还有另一边可去，每一边都变得可以忍受了。
房间另一头的桌子上摆着的正是那份报道冒火房子事件的《兄弟晨报》。德杰吉想要那张报纸，村长很和蔼地给了他。我们坐上出租车，准备亲眼去看看那座房子，村长已经允许我们前去，早些时候走进村长接待室的一个小伙子陪着我们。德杰吉在车上读着那份报，不停地用手指摸着纸面，仿佛报纸上的字是凸起来的。
德杰吉的表现——正是菲利普把德杰吉介绍给我的——并没有让菲利普感到惊讶。他从一开始就担心德杰吉会“漫天要价”。菲利普当时的工作正是在他服务的跨国组织中对付那些“漫天要价”的非洲政府高官，只不过他对付的都是天文数字。那些非洲官员火速赶到阿比让，一开口就是几百万。有个办法可以对付他们这种漫天要价，同时又不伤和气，菲利普说。你问他们问题，不断问，问得越来越实际，那些官员最后无言以对，就会冷静下来。
是村长拿他的杜松子酒的时候了。他拿起报纸裹着的酒瓶，随意地打开一半查看了一下标签。他那张疲倦的、操劳过度的脸上闪过一丝满足的表情。然后，他跟我们聊起了一般的闲话，仿佛是为了答谢我们的礼物，跟我们额外聊一会儿。他发了点牢骚，说他地里的活儿现在很难雇到劳动力。大家更愿意给白人和大公司的外国人干活，那些人当然给得起更高的工资。
我们所在的公寓位于一个地势较高的住宅区的高处。科特迪瓦的热带雨水在混凝土墙和客厅的金属窗框之间找到了一个缝隙，污染了墙面。这让珍妮特很心烦。她说：“这里缺少维护。”我觉得，在被污染的墙面上，我看到了菲利普第一次开车带我观赏阿比让的盛景时说的某句话的注脚。他说：“非洲无孔不入。”当时我还不了解他，我以为他是一个为非洲事业而奋斗的人，我以为他的话是一种赞许：非洲减弱了工业文明的残酷，让它变得富有人性。但他的意思其实就是珍妮特说的：这里缺乏维护。
这是德杰吉对一个失去了理性和规则的混乱世界的想象，我认为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我随后又觉得，当德杰吉说到“文明”时，我不确定他指的是什么。我们上次见面时，他反对“自上而下的发展”。他思念他的乡村生活，思念他的民族舞蹈，他相信物神崇拜。他说的“文明”就是那些古老而真实的事物的总和吗：有组织的社会；正确的膜拜；能够通过法术让社会免遭恶灵的肆意侵蚀？或者，德杰吉的意思要简单得多？难道，当着村长这位政府官员的面，他只是在复述政府的“发展”大计？
事情有其另外一面。在非洲，菲利普说，感到沮丧的人都是比非洲人更关心非洲的人，或者说，这些人关心的角度跟非洲人不一样。在科特迪瓦，维护好殖民时期留给这个国家的东西真的是件好事吗？模式的好坏真的有定论吗？
德杰吉说：“离开了文明，每个人都会成为黑巫师。”
他本来是为了阳光和舒适的生活来到非洲的，但如今非洲成了他思辨的起点。他变得越来越能体察事物，如果他一直待在英格兰就不会如此；他变得更有见识，更加宽容。仅仅因为待在非洲，他变得对工作格外认真，和我遇到的其他外侨一样。他成为了一个好人。
我想知道那对被送回村子的母女怎么样了，她们还是黑巫师吗？有可能还是，村长说。神情一直比村长还要凝重的德杰吉说，回到村子里——远离了好先知和天体派基督徒——那些白粉的威力可能就没有了。一个人是怎样变成黑巫师的？那种可怕的才能会在一个人很小的时候传到他身上。它有可能传到任何人身上，跟这个人是否邪恶没关系。
然而，人必须知道自己做事情的目的，人在非洲尤其需要。然而在非洲——就像我跟巴斯比谈话之后感觉到的——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村长手里攥着钞票，一边思考一边说：“我告诉你，在这件事之前，村里没有过任何麻烦。但我觉得我也应该告诉你，我们这一带确实出没着一些众所周知的基尼。”基尼就是妖怪，就是精灵。“你们过来的时候，注意到路上的一个急转弯了吗？在靠近香蕉种植园的地方。有些基尼就在那个拐弯的地方，是一些很小的母鸡。”他用两只手大概比画了一下。“不是小鸡，而是很小的母鸡。如果司机见到它们，就一定会发生车祸。”
9
小女孩的脚上也涂了粉末，她和她妈妈被打发回她姥姥的村子了。慎重起见，另一个妻子也被送回了娘家的村子。从那以后，村长说，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早晨，我接到一个名叫艾博尼的人从宾馆大堂打来的电话，他从巴斯比那里听说阿比让来了个作家，便跑来见见这位作家。艾博尼自己是一位诗人。
盘踞在十七公里的邪灵不是一般的狡诈，黑巫师的法力居然可以传递，正是这一点把大家都给难倒了，这也是为什么这起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各种猜想。
我下楼去见他。他是个性格开朗的年轻人，有着王室那般的外表。他的脸就像一尊贝宁铜像[10]，他的衣着也带有王室风度：一顶图案鲜艳的无檐帽，一件昂贵的非洲短褂。他说，他的帽子和短褂都是从沃尔特[11]买来的。他家里雇的是沃尔特的劳工，他从小就喜欢他们的服装。
这位传教士对这件事有着很敏锐的看法，他观察着那座屋子。他发现，到了晚上，有个隐形的小女孩在那座房子里自由地进出。捣鬼的就是这个小女孩，没有别人。早上，天体派传教士把学校院子里的所有小女孩都叫到一起，他直接走到那个在夜间隐形的小女孩身边，她就是那个心怀不满的第二个妻子的女儿。她坦白了，她的故事简直难以相信：她妈妈在自己的法力被先知的白色粉末摧毁之前，把它转到了她身上。
他说他当过记者，但后来放弃了，因为在科特迪瓦，新闻工作就像吸烟：有害健康。他喜欢这个玩笑，讲了两遍。但他对自己那段记者经历有些含糊其辞。他说他现在是政府公务员，在环保部门任职。他写过一篇报告，论及科特迪瓦在环境方面可以做的事情。但报告递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十二个月了，毫无消息。所以他现在只是每天去办公室，时不时地写点诗。
村长照做了，第二个妻子现在是正常人了。但是阿里克先生的房子仍然在冒火光。这时问题变得非同小可，引起了每个人的关注。穆斯林修士和其他法师都被请来一试身手，备受折磨的阿里克先生花了大把的钱。他献了祭品，但什么效果也没有。然后，基督教天体派的一个福音传教士来了。基督教天体派是一个新的教派，他们来自加纳，到科特迪瓦只有三年时间，正急于确立自己的地位。村长决定让这个天体派传教士试一下。
他说：“关于非洲的行政系统，我形成了一套理论，但它比较复杂，太长了，来不及讲给你听。”
班热维尔住着一位先知，那里是以前的法国殖民者定居点，离阿比让不远。那位先知非常有名，还有一个自己的小教派。村长去征求他的意见。他制作了一种白色的粉末送给村长，让村长把粉末抹在那位心怀不满的第二个妻子的脚上，保证能摧毁邪灵下在她身上的任何法力。
他大老远跑来看我——我住的宾馆离市区比较远——是因为他喜欢交际，他想练习英语，也因为他作为一名诗人和知识分子，希望试试他的观点。
这件事情当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作为村长，他展开了调查。他发现，阿里克先生有两个妻子。不久前，他给了每个妻子四万法郎，约合七十英镑。但第二个妻子认为自己得到的钱比第一个妻子少。这就是村长发现的情况，到这时，案情似乎已经真相大白了：“激发”火光的就是第二个妻子，或者是她体内的邪灵。这种事情太简单了，解决的办法有好几种。
我请他喝咖啡，他给了我一颗柯拉果，这是非洲人友谊的象征。我小口咬着那颗脏兮兮的紫皮坚果，苦苦的。他有滋有味地嚼着果子，把嚼干了的皮屑吐到左右两边，嚼到最后，他用手指把嘴里剩的渣子取出来，放进烟灰缸。
冒火光的房子让这个村子有了名气，他显然为此感到高兴。但他说，他不是信徒。他的意思是，作为一名基督徒和福音传教士，他不相信黑巫术的力量。（他椅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他穿着西装，正在接过一张文凭或证书，那是他被任命为福音传教士的场景。）村子里以前没出过任何问题，他说，既没有神灵显灵和奇幻的事情，也没有邪灵的踪迹。然后，学校院子里就发生了这种事情。一位老师——阿里克先生——的房子开始冒火了。毫无疑问，这是一起灵异事件。
他问我为什么会来科特迪瓦。我说因为这里的成功和法国化。
很多成年男人从后门进来，站在房间里，他们离一张桌子比较近，桌面上随意地放着报纸和其他东西。进来的人里面有些上来给村长钱，村长像是心不在焉地把钞票垂直地攥在左手里，一边说话，一边用拿钱的手打着手势。当他打开双腿，把两腿间的衣服拍平时，深蓝色的短裤时不时地会露出来。
他说：“查理曼大帝不是我的祖先。”
街上有人通过敞开的窗户冲着屋子里面叫喊。窗户的转轴装在窗框上方，好多张小孩的面孔挤在向上推开的窗户和窗台之间，好奇地叽叽喳喳，村长一边跟我们说话，一边不时地停下来，冲着那些孩子喊，让他们走开。
我觉得在哪里听到过这句话，并不只有艾博尼这么说。他又开始讲其他的观点。“法国人治理国家就像管理猪圈一样。他们以为，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喝拉撒睡。”所以法国殖民者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布尔乔亚。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想要的是安宁和秩序。布尔乔亚可以适应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要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与之相反，英国殖民者培养出来的是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想要改变事物。”企业家是革命者。
德杰吉神色凝重，板着面孔，手里拿着用报纸裹起来的杜松子酒。村长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了片刻，就不再看它。我们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德杰吉把酒瓶放在椅子上，放在自己的身后。
对立，平衡：他重视思想的美感而不是确实性。我觉得我捕捉到了他受过的法国训练的痕迹。我开始跟他讨论他关于布尔乔亚和企业家的观点，但他并不热衷于此。他开玩笑说，那只是一种想法。
他从另一个房间走进来，一个高挑的中年人，戴着金边眼镜，腕上有一块大大的数字金表，脚上穿着橡胶凉鞋，他的脚踝受伤了，裹着一大截白色绷带。他身穿一件巧克力色的印花衣服，这让他的肤色显得很难看，他的肤色也给衣服带来了同样的效果：衣服显得死气沉沉，而且不太干净。这是非洲人对织物的审美趣味。
他又拿起了一颗柯拉果，他的短褂口袋里面有一把，他说：“非洲人跟自然和平相处，而欧洲人想征服自然、统治自然。”
房间里，临街的窗户旁边摆着一套笨重的塑料软包的扶手椅。豌豆绿色的墙面，因为人们的倚靠和磨蹭，有些地方颜色晦暗，有些地方在反光。墙上挂着几张帕茨纸镶边的照片，像是很随意地挂上去的。房间里有个高高的开架书柜，摆的全是基督教方面的书。村长是个有信仰的人，但他不是牧师，而是福音传教士。
我熟悉这种观点。我从马来西亚一个年轻的穆斯林激进主义者嘴里听到过类似的话：西方浪漫的生态理念就像加强的收音机信号，到达了一个遥远的、沉睡的世界，又反弹了回来。但这个观点也是艾博尼不愿意深入讨论的。
我们最后来到一个村子，村子里有一条宽敞的、没铺沥青的主干道。这里的平房都是用混凝土建的，墙体是漂浅了的地中海色，灰扑扑的。很多小孩在街上跑来跑去，扬起阵阵尘土。我们在主干道上停下，下了车，走进两栋混凝土房子夹着的过道——驶过这段半丛林状态的道路，我突然觉得像是来到了一个镇子的贫民窟——从后门走进一个房间。我们已经在村长家里了，这个房间是他的接待室。
艾博尼说：“我十三四岁去上学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白人。那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了种族优越的概念。非洲孩子从小就被训练不能直视长辈的眼睛，那是不敬的举动。而在学校里，法国老师认为这标志着非洲文化的伪善。”
我们开车穿过一个香蕉种植园，香蕉树种成一排一排，黑色的地块之间挖了深深的排水沟，长出来的每串香蕉都裹着起保护作用的蓝色塑料袋，蓝色不是一种自然的颜色，非常触目。另外一些地块上，采完香蕉的树被砍倒了，只剩下褐色的树桩，新的吸根正从松软的香蕉废料中长出来。我们看到的是让科特迪瓦变得富有的深耕农业的一角。
这个故事的要点是什么？
我们离开汽车道，驶上了一条没铺沥青的红土小路，路两旁都是绿色的灌木。看来，我们终于来到了真正的农村，但路上总能看到橙色的阿比让出租车颠簸而过。过了一会儿，我们经过了一片金属板搭起来的棚子，那是存放香蕉的地方。十七公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村庄，它只是阿比让边上的一个定居点。这里没有茅草屋，只有混凝土房子。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显然是沿着以前的村路修的，垃圾堆让路变得更窄了，而且弯弯曲曲的。我们一路上都能看到出租车来来往往。
艾博尼说：“因为这个，我认为我的法国老师是劣等的。”
这里土质松软，地上像是没有石头。树长得比较高，树冠稀疏，枝干裸露——都是椰树、棕榈和树干粗壮而枝条很短的猴面包树。它们并没有挨在一起，在地平线上形成一道低矮的植被线，我的视野里只有东一块、西一块的枝干裸露的垂直景观。
我感觉到，这个包含着出其不意的胜利的种族故事，曾经博得过一个外国听众的同情。结果我发现，那个外国听众是个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女记者，她让艾博尼大为倾倒。现在她在西班牙，艾博尼热切地请求我——他说了两三次——去找她，向她转达他的问候。
酒铺是个简陋的单间房，只有最基本的陈设，甚至透着质朴的气息：几个货架，每个货架上都摆着几瓶特定牌子的酒（像是样品），钉着一个价格标签。店员是个年轻小伙子，神情泰然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桌上光溜溜的，只有一小叠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过期的《兄弟晨报》。我们没买威士忌，德杰吉挑了一瓶售价三千一百法郎的杜松子酒，合五六英镑。店员用一张《兄弟晨报》把酒瓶裹了起来，德杰吉小心翼翼地接过了瓶子。
艾博尼说：“我父亲送我去上学的时候，你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吗？他说，‘记住：我送你去学校不是为了让你变成白人或法国人，而是送你进入一个新世界。’就这些。”
十七公里就在通往亚穆苏克罗的公路边，位于土质柔软、地面崎岖的乡村，远离“时髦的”阿贾美[7]非洲人居住区和工业区。根据德杰吉的说法，出租车司机是我们要拜见的村长的弟弟。出租车驶离了主城区，我们在城乡结合带的一家酒铺门口停下买威士忌，按照德杰吉的说法，这是我们必须送给村长的。
我觉得，在艾博尼眼中，他已经做到了。他比德杰吉更轻松地穿梭在不同的世界之间。艾博尼说他没有钱，也没有汽车。他从政府那里领的工资还不够他付房租。他是骑自行车来宾馆的。但我觉得他很放松，他的人格很完整。他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达这个位置的，他喜欢他所看到的各种新奇景象。在他散乱的观点背后并没有真正的焦虑。至少可以说，他不像那些关心非洲的浪漫的局外人所希望的那么焦虑。对非洲的看法、语言、诗歌、跟外国人见面——这些全是他尽情享受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在法国文化激发下生成的知识分子角色的一部分，也是他欣然迈入的新世界的一部分。
6
他骑着自行车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我乘出租车去一家坐落在城市尽头的海滨餐厅。这家餐厅不在工业区和港口区，这里的午餐和法国风范通常物有所值，也值得让人冒着正午的酷暑穿过拥塞的交通和人群赶到这里。然而今天却并非如此。
安德蕾、阿尔蕾特和年轻的巴斯比——非洲向他们每个人都发出了召唤，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非洲。巴斯比继承的事业是种族救赎，他对非洲的神秘信仰是他所需要的。但那是一项个人事业，它来自另一片大陆、另一个过去，来自另一种观看方式和感知方式。而德杰吉这样的人，那个要带我去十七公里看神秘火光的向导，仍然只知道神灵和部落。在种族意识上，德杰吉还很单纯。
整个午餐的状况用“倒霉”都不足以形容。前一天还无可挑剔的侍者今天摆出了一副游手好闲、心不在焉的样子。上菜很慢，而且错漏百出，有些菜的份量少得让人无话可说，等账单拿来的时候，账单也算错了。今天一定是有什么人没来，也许是那个法国或欧洲经理。不光是良好的服务随着他一起消失了，整个餐厅的概念也消失了。所有精心组织起来的东西都垮了。侍者们——都是科特迪瓦人，这里的工作报酬很高——好像才一天工夫就忘记了他们为什么在这里做着这些事情。他们的脸似乎也变了。尽管他们仍然穿着印花背心，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侍者了。他们的面孔和姿态散发出不同程度的部落权威的风度。我看到的是一些在村子里有分量的人物：巫医、草药师，还有一些也许是戴着面具跳神圣舞蹈的人。真正的生活在那里，在村庄的神秘里。而餐厅这套虚假而莫名其妙的规矩，都只是装腔作势——我多少开始这样打量起这里。
易卜拉欣·基塔、艾琳和她弟弟一行离开了。吉尔·舍曼说，他准备自己开车送我去亚穆苏克罗。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又听到一些跟梅塞德斯有关的谈话，还听到人们说基塔夫妇是多么好的人。
艾博尼的父亲告诉过他：“我送你去学校不是为了让你变成白人，而是送你进入一个新世界。”
真可惜，轮胎坏了，巴斯比说，间接向我道出了坏消息。易卜拉欣是个很棒的司机，他开着那辆梅塞德斯，两小时可以跑一百五十英里。但易卜拉欣从尼日利亚弄来的备胎质量不好。这个级别的梅塞德斯需要一种专用的轮胎，易卜拉欣只好让人去德国订了。
而新世界存在于别人的头脑里。把这些人挪走，他们带来的那些并非颠扑不破的理念也会随之消失。技能是可以教的，但非洲人对新世界的信仰非常脆弱，对他们来说，完整、真实的生活存在于另一个神灵出没的世界。
他去跟易卜拉欣·基塔说话，跟他商量我的亚穆苏克罗之旅。我已经在跟其他人的聊天中得知，基塔（因为打球的疲劳，他此时已经精神恍惚了）说，当你习惯于驾驶波音707之后，你就没办法用塞斯纳载客了。这是我获得的表明基塔知道我们要去亚穆苏克罗这件事情的第一个信号。而这个信号传递的消息是：基塔不能带我去。梅塞德斯的轮胎出了问题，显然不能让他开着一辆对他来说只相当于赛斯纳的汽车送我去亚穆苏克罗。
就这样，在纷扰的思绪中，在纪念科特迪瓦独立的公众假期里，我终于和吉尔·舍曼一起出发，前往总统的故里亚穆苏克罗。
他住在英格兰。作为记者和出版商，他需要以英格兰为基地。但这个重要的事实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事物的看法。我问他，他希望非洲怎样。他说，他希望非洲发展。但不是科特迪瓦这种类型的发展：他寻求的是能让非洲人保持自己灵魂的发展。他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也许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政治反对意见阻挡了他的视线，他没有看到，法国理念和非洲理念在科特迪瓦仍然是多么泾渭分明；他也许没有意识到，非洲世界仍然是多么完整。再也许，他家族的事业在他身上已经变成了一套没有可能实现的关于“纯粹非洲之道”的宗教理念。
10
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只是始终如一的种族激情。他忠于父亲的事业，五十年过去了，世界已经改变，这项事业已经变得像一种宗教。无论现在面临着怎样的灾难，黑非洲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世界，他说，仍将转向非洲。文盲很快会成为英国和其他西印度群岛国家的问题，世界将会发现非洲之道中蕴含的价值。他给我讲了一个非洲故事，类似于一个寓言。故事讲的是一个农耕社群和一个航船社群，他们彼此轻蔑，但通过某种仪轨的安排，双方都保全了自己的骄傲，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非洲能为世界提供的就是这类解药。
公路先是穿过一片土质松软的绿野，然后是一片片不可再生林，这些森林里砍下的硬木推动了科特迪瓦初期的经济发展。（重型卡车载着原木在路上奔跑，原木非常粗，每辆卡车只能载两三根，最多四根，都用锁链捆着，固定在车上。它们的下一站是阿比让一个泛着油污的小水湾，巨大的原木堆在转运码头上，码头周围是熙熙攘攘的工人的住处；码头上，原木会再一次被捆起来，在空中摇摆一两下，荡入轮船的货舱，或者来到光秃秃的甲板上。那些轮船的船身上写着陌生而遥远的名字。）整个国家井然有序，运转正常，货币一路蔓延，来到丛林居民手中，村民也盖起了混凝土房子。在我们中途逗留的小镇上，居然有一座蹩脚的现代宾馆。
巴斯比说：“旧的理念也许最终会证明是最好的理念。”
我们行驶了一百五十英里（路边很规则地用公里标注着里程），来到了亚穆苏克罗。汽车开始爬坡，来到坡顶上，一条机场跑道般的道路赫然出现在干干净净的荒野，路灯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道两侧。远处矗立着十二层高的总统酒店大厦，两块八角形的石板立在楼顶一侧，石板之间夹着屋顶餐厅，就像一块切了角的巨大的三明治。我们向酒店驶去，经过一片片园林景观，驶过一座座花园，穿过白色大理石修筑的入口，来到了酒店大堂。大堂里装饰着红色和巧克力色的大理石，大理石柱的斜切角上镶嵌着镜子。大堂里的椅子裹着蓝绿相间的软装，散发着剧毒的意味，让人心神不宁。
黑人的尊严——我想跟巴斯比继续探讨这个话题——这种理念是不是已经过时了？非洲独立了，加勒比的黑人岛屿也独立了。黑人是不是可以去为其他事情奋斗了？
他们分配给我的房间富丽堂皇，但洗手间的五金件都有些松动。房间里很冷，冷气开得太厉害了。我关掉了中央空调，但在我逗留期间，房间里的寒意一直没有散去。大窗户是密封的，玻璃非常厚。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巨大无比的游泳池，休闲椅沿着环绕泳池的宽敞步道摆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吉尔·舍曼就是美国黑人，但他也许出于外交技巧，没听到这句话（他正在跟易卜拉欣·基塔说话），我也没去问他。
游泳池过去，在修建得较早的总统酒店之外（亚穆苏克罗从来没停止过发展），是一片公园绿地，那是一片在非洲丛林中创造出来的绿地。那就是那座著名的高尔夫球场，球场内种植着各式植物，景观十分优美：一双外国人的眼睛从非洲人熟视无睹的丛林中看出了潜在的优美景色，并且把它呈现了出来。在我眼中，远处的雾霭一如刚果河畔热气蒸腾的雾霭。但亚穆苏克罗比沿海地区凉爽，远处的薄雾其实是干燥又带着凉意的沙尘风，它在这个季节从撒哈拉沙漠一路吹过来。
他不合逻辑的回答令我惊讶。恩克鲁玛领先于他的时代，年轻的巴斯比说。领先？巴斯比说：“你读过恩克鲁玛的书吗？你应该读读他的书。”就是说，他的伟大之处存在于他的文字里，而不是他的事业里？恩克鲁玛，巴斯比说，有着关于非洲大陆的宏图远略。他无限地超越了部落领袖的视野。他向读者展现出一幅非洲宏图，他的构想到今天仍然具有革命性；这就是在独立后，他那么夸张地搞建设，让整个国家都破产了的原因。恩克鲁玛为黑人的尊严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你可以去问任何一个美国黑人。”巴斯比说。
高尔夫球场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完美。它意味着惊人的工作量，但它毕竟只是一道风景：放眼望去便尽收眼底，很快就让人觉得不满足。经过一百五十英里的旅途之后，在亚穆苏克罗的布景中，这种规模的华丽景象只会激起你更大的胃口：来访者开始进入这座城市缔造者的雄心和狂想。这里有一条非常宽阔的主干道，一个市场和几个工人定居点，这些就像一个真正的小镇，附着在总统的造物上。但来访者总是很快就把已经建好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开始不断注意到墙上的裂缝，注意到地面上修补的痕迹和尘土飞扬的空地。而且，如果不打高尔夫，你在这里就无事可做。
我问那位年轻人，那位医生的儿子，他对加纳的事情怎么看？他给了一个不是回答的回答。他说，那是加纳必须要经历的。但在一九五七年——当科特迪瓦还很贫困的时候——加纳很富裕，拥有受过教育的国民，社会体系也很健全。这些为什么都被挥霍殆尽了？是不是因为恩克鲁玛——因为他的种族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为他的狂妄自大、铺张浪费？
这里还有总统的鳄鱼，喂食时间是五点钟。总统宫有点远，位于一条大道的尽头，必须要开吉尔·舍曼的车过去。在铲平的土地上，在下午耀眼的光芒和空旷中，一切都像被放大了。宫殿的围墙延绵不绝，墙外有一片湖水。湖水中间有一条堤坝，堤坝上修着铁栏杆，两侧种着新长成的椰子树，一直通向宫殿的大门，身穿酱紫色短褂的总统卫兵守卫在那里。来访者的车都停在堤坝上，大多数车是白色的。
一九五七年，黄金海岸独立了，成了加纳。恩克鲁玛掌权，然后倒台。在加纳独立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整个国家成了一片废墟。巴斯比医生的孩子现在都已经移居国外。
堤坝两侧的湖水里都养着鳄鱼。我们一下车就看见了一条：一开始只在浑浊的湖水中露出两只鼓鼓的眼睛，不仔细看很难注意到，接着，它那长满尖刺的脊背清清楚楚地露出了水面。我们一阵惊呼，一个非洲人（从他那从容闲适的姿态来看，有可能是个官员）说：“Il est petit.”只是个小不点。然后，我们发现水面上到处都是眼睛和长满尖刺的背，那些尖刺很像猴面包树上的凸起。
巴斯比医生做的事情，很多像他这样的黑人只是嘴上说说，很少付诸行动：他决定回到非洲，为非洲服务，尽管非洲本身也是殖民地。他去了黄金海岸。那是英国统治的地区，就在法国统治的科特迪瓦旁边。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去世。
堤坝一侧是石砌的坝体，形成了一个延伸到水中的斜坡。坝体上有很多鳄鱼，都是小鳄鱼，它们一动不动，眼睛亮亮的，但好像什么也没看见。它们一律张着嘴巴。从每只鳄鱼的下颌看进去，只看到一个大大的空洞，里面是浅浅的黄色和粉色，形状出人意料的简单，里面出人意料的干净、干燥。苍蝇从张开的嘴巴飞进去，又飞出来。堤坝另一侧没有石砌的坝体，只是布满沙子的堤岸，沙上留着一道道鳄鱼尾巴留下的痕迹。一些白色的羽毛散落在沙子里，好像是鸡的羽毛。岸上有一些鳄鱼，它们的颜色和沙子很接近，从远处很难注意到它们。
他的家庭故事非常感人。一九二九年，他的巴巴多斯籍父亲在英国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后，决定到非洲来工作。他属于最早一批从英属西印度群岛来到非洲的黑人职业人士。二十年代，黑人在个人领域每取得一点进步，都只会让他更强烈地感觉到种族剥削。英帝国早在一八三四年就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在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已经被英国弃之不顾，因为已经毫无价值——黑人和白人的种族态度从那以后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二十年代，黑人职业人士感到非常孤立，哪怕是在自己的社群当中。
喂食员已经到场了，他开着一辆灰色的路虎，路虎停在堤坝上。他让人一眼望去就觉得很特别。他非常高，非常瘦，头戴一顶无檐帽，身穿一件印花长袍。有个官员跟他在一起，这人的身材要平常一些，身上穿着灰色的短袖游猎装。喂食员一只手拿着一把又薄又长的刀，另一只手提着一个锡罐或者说是锡桶，里面放着一些肉。那是心和肺，吉尔·舍曼告诉我。那些肉都是浅粉色的，还带着一点动物的血管。
那天晚上她弟弟跟她在一起。他也是在加纳出生的，现在住在伦敦。他对记者工作和非洲的出版业感兴趣，目前正在科特迪瓦出短差。他是个有魅力的男人，蓄着络腮胡，三十多岁，皮肤是棕色的。他的举止结合了伦敦和西印度群岛中产阶级的风格。他聪明活泼，性格开朗。那天晚上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跟他聊天。
喂食员在铁栏杆上弄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然后把肉扔了出去。趴在石砌坝体上的鳄鱼动作笨拙而缓慢。它们必须侧着长长的嘴巴，抵住平坦的筑坝石，才能把肉叼起来，侧翻的身子露出浅黄色的腹部。扔到背上的肉，它们就够不到了，掉进石缝里面的肉它们也吃不到。有时候，它们好像搞不清肉落到了哪里。
可是，当我在吉尔·舍曼那里遇到易卜拉欣·基塔时，他好像不知道要带我去亚穆苏克罗这回事儿，一句也没提，其实，他整个晚上都没怎么说话。他的国际语言是法语，不是英语。他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四十岁左右，因为长期打高尔夫而练就了一副运动员的体格（他那天晚上因为打球已经很累了），他的肤色和相貌有点像西德尼·波蒂埃[6]。他妻子艾琳那天晚上跟他一样寡言少语。易卜拉欣·基塔是穆斯林，艾琳的沉静可能是非洲穆斯林的一种谦卑。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洲人。她在加纳出生，她的父辈来自西印度群岛，她娘家的姓氏是巴斯比：他们是来自巴巴多斯岛的黑白混血，说英语，属于中产阶级。
喂食员向外扔肉时，身边那位穿灰色衣服的官员咂着嘴，轻声唤着鳄鱼，仿佛在对小孩子说话：“Avalez，avalez.”（吞下去吧，吞下去吧。）
吉尔·舍曼是特里·施罗德的助理，他在帮我安排去亚穆苏克罗的旅程，他有天写信来，说他找到了带我去那里的最佳人选。那人就是易卜拉欣·基塔，他是总统在殖民时期的政治盟友的儿子，他和总统的关系很密切。总统希望看到人们在科特迪瓦打高尔夫，易卜拉欣·基塔便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事业。他很喜欢打高尔夫，是高尔夫联盟的主席，也是亚穆苏克罗那座著名的高尔夫球场的负责人。据说，总统把亚穆苏克罗的开发工作全面托付给了他。他会定期坐着他那辆极其宽敞、车速很快的梅塞德斯去亚穆苏克罗，他是带我去那里转转的最佳人选。
过了一会儿，堤坝另一侧的仪式开始了。养在这边的鳄鱼，年龄和体形都要大一些，它们的皮肤黄黄的，长长的嘴巴凹凸不平，拖着笨重的肚子，牙齿合拢时，就像一条长长的缝得歪歪扭扭的伤口。
5
这时候，高个子喂食员拎起了一只黑羽鸡的两个翅膀，在空中慢慢地上下摇晃着。鸡发出的惊恐叫声渐渐衰弱，脖子变得不听使唤，软软地耷拉下来。两只老鳄鱼像是早已习惯了这个仪式，在沙滩上凑到了一起，等待着。又有一些肉扔了下来，鳄鱼们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只剩下掉在背上的那些。乌龟也从水中浮上来，涌到岸边来吃肉。一只小鳄鱼衔着它的肉，飞快地游到湖中的小沙洲上，不受打扰地吃着、咽着。然后，喂食员把那只鸡朝两只老鳄鱼扔了出去。两只鳄鱼张开的嘴巴“啪”地合上了，众人倒吸一口凉气。但喂食员没掷中，两只鳄鱼也没挪窝。那只晕头转向的鸡扑腾着翅膀，在恍惚中恢复了几分知觉，飞奔到沙堤的尽头，快到堤坝上了。
这就是阿尔蕾特的故事。生活在非洲，她说，会让一个人所有的理念和价值观都遭到质疑。这是好事，她又说。于是我再一次注意到，阿尔蕾特说的有些话像是在批评非洲，但最后你会发现，那些根本不是批评。在阿尔蕾特心目中，非洲重新教育了她、塑造了她。虽然同为外侨，但她的孤独有别于安德蕾的孤独。
身穿印花长袍的高个子喂食员没有让那只鸡逃掉。他纵身跃过栏杆来到沙堤上——他唯一的防身之物就是身边那把细长的刀——他不慌不忙地走过鳄鱼，来到鸡旁边。鸡没跑，喂食员把它抓住，翻过栏杆回到了路边。穿灰衣服的官员又敲打起栏杆，召唤着那两只等待中的鳄鱼，击打声中，拎着鸡翅膀摇晃的一幕又上演了。鸡又被抛了出去，鳄鱼嘴巴又合上了，鸡又逃跑了。但这一次，敲打铁栏杆的声音把一只更大更老的鳄鱼由水中引到了沙地上。老鳄鱼的长嘴巴尖已经残缺不全，牙齿沾满污渍，而且显得老朽。喂食员把鸡软塌塌的脖子放到铁栏杆上，开始放下手中的刀。我没有看下去。
加勒比女人在巴黎会被蒙蔽。当一个男人说他来自酋长家庭，家中拥有众多奴隶和仆佣时，这些女人会为他倾倒。西印度群岛的女人有着她们自己关于爱情的想法，当非洲男人向她们表白、甚至求婚时，她们以为的含义，那个男人从来没有想过。流落到科特迪瓦的西印度群岛女人既没有部落，也没有家；她的非洲丈夫会毫无愧疚地对她们说“再见”。如果一个科特迪瓦男人把外国妻子带回家，他的家人就会为他选一个非洲妻子，把她送到他家里。他如果不接受非洲妻子，他的家人就会给他施加诅咒。这个男人非常害怕诅咒（也很害怕毒药），一般都会屈服。
人群发出的喊声告诉我，鸡又被扔出去了。等我转过身去，鸡已经变成了一只鳄鱼（不是最老那只）嘴边的羽毛模糊的残渣，鳄鱼那张无底洞一般的嘴仿佛在微笑，几根黑色的羽毛从下颌两边龇了出来，空洞的圆眼睛似乎泛起了一丝喜悦的光。一会儿工夫，整只鸡就被吞下去了，只有下颚里还残存着一摊肉浆。仪式结束了，头戴无檐帽、身穿漂亮长袍的喂食员提着锡桶向路虎走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非洲人相信，在男女关系中，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阿尔蕾特说。他们既不寻求、也不指望忠诚的性关系。因为不忠而离婚，会被认为是小题大做。在婚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家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当嫁给科特迪瓦人的西印度群岛女人——就像安德蕾，就像阿尔蕾特自己——来到科特迪瓦后，会发现自己深陷泥淖。她们的男人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一场公开展示王权的仪式就这样在总统宫那高大而单调的围墙外面上演。围墙后面是树林，就在那片树林中间的某个地方，坐落着总统的祖村和古老的仲裁树。那个地方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地，也许会有一些更私密的仪式在那里举行，不对公众开放。易卜拉欣·基塔，那位高尔夫球手，总统的宠儿，据说被总统委以亚穆苏克罗发展重任的人，他见过宫墙内的景象，但他那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妻子却没有。
外面，在温暖的空气中沿着酒店门前的车道奔跑、追赶刚到的汽车的是妓女。这是阿尔蕾特告诉我的。（我没看见她们，没有人追我们的车。）这些妓女是农村来的姑娘。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学生妓女，她们把这份职业当成娱乐，而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女大学生不跟男大学生睡觉，她们跟政府里的人睡觉，他们身居要职，送得起配得上女大学生的礼物。穷学生都留给了阿比让的女中学生，因为男生只有助学金，所以一个女中学生往往同时给两三个男生服务，每周跟每个男生睡一两次，月底结账。
易卜拉欣本来要带着我在亚穆苏克罗转一转，但未能成行。然而他做出了一项慷慨且出人意料的安排：他让他的哥哥代替他，带着吉尔·舍曼和我四处转转。他哥哥一早就来到了总统酒店。他是个医生，比易卜拉欣略矮，线条更为柔和，一头灰发，戴着眼镜，举止中透着自信，那是来自有声望的西印度家庭的职业黑人特有的自信。
我们聊天的地方是象牙酒店，特里·施罗德跟我们在一起。象牙大厦并不只是一座酒店，这里面有酒吧、餐厅、商店、弹球机游戏区、保龄球道和溜冰场（溜冰场的冰暂时除走了，场地被重整成一个足球场），这是阿比让的一个开了空调的奢华的游乐场，人们喜欢在晚上进来，沿着长长的走廊看看逛逛。这里的冷气开得特别足，很多人的穿着都是有备而来。
基塔家族来自邻国几内亚，他们在科特迪瓦多少算是避难者。那天早晨，医生在总统酒店那大理石雕砌的大堂里向我们讲述了他在一九六四年从几内亚逃出来的故事。有人给了他一个暗示，他用一条假消息骗过了一位官员，大清早驾车穿过了边境。回想当时的出逃，基塔医生仍然唏嘘不已，几内亚当年的恐怖仍然让他噤若寒蝉。在一九六四年的几内亚，像他这样的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社会精英——居然会被随手抓去，要么像宰牛一样杀掉，要么被关在牢房里，没吃没喝地等死。这就是几内亚著名的“黑伙食”。
才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聊了安德蕾的情况之后又聊了别的——阿尔蕾特又告诉我，安德蕾第二个丈夫是在做政治犯的时候发疯的，他遭到了毒打。
就在国界这一边，在这样的天气里，在你所目睹的人群当中，存在着这种非洲的王权。基塔的故事让亚穆苏克罗、让鳄鱼象征的酋长权威或王权显得愈发不可思议。那天早晨跟基塔医生一起驾车出行，我发现我很难不被总统的雄心打动：他渴望按照他所知道的最高标准来建设、来创造。
阿尔蕾特说，安德蕾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在科特迪瓦又结了一次婚。她的第二任丈夫精神失常了，这件事情影响了她的健康，其实，她母亲就是为了照顾她才来到科特迪瓦的，她母亲以前是护士。她们不住在一起，但在一起吃饭，安德蕾每天跟她母亲一起吃中饭和晚饭。
他那富丽堂皇的风格具有宗教意义。就像在有些社会里，农民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神，亚穆苏克罗不遗余力地追求物质辉煌正是为了凸显王权的神性，而神性是王权的保障。亚穆苏克罗就像金字塔和吴哥窟，但后两者都是对统治者来生的关照，除开自身，没有其他目的。而亚穆苏克罗却要成为一座生气勃勃的大都市，它将成为统治者对人民——西非丛林的人民——的一项浩荡恩泽，它就像喂鳄鱼的仪式一样，既证明着他统治的权力，又证明着他统治的公正。
当我再次见到阿尔蕾特时，我告诉她，安德蕾的法语我很难听懂。阿尔蕾特说这正是她所担心的，安德蕾的话比较难懂。安德蕾有点紧张，但她有一双非常灵巧的手，会织毛衣，还会编挂毯。她母亲是个很好的通灵师，会用纸牌算命，总能说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沿着一条空荡荡的宽阔大道开出很远，我们来到一所大学，或者说是高等教育中心。教育中心环绕着一座纯装饰性的拱廊，拱廊跟主建筑是分开的，跟主建筑一样高，贴着棕色的马赛克。宽敞的人行道连接着主建筑的四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奥林匹克水准的游泳池（已经透露出无人照管的迹象），有学生宿舍，还有教职员工的房子。沿着大路再向前走一小会儿，矗立着一栋跟刚才的建筑配套的教学综合楼。
我发现，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在《鼓意学导论》中特别提到了安德蕾：面对一位苛刻而固执的上司，她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合作者。这种叙述让他显得很有魅力。翻过致谢部分往后看，我发现“鼓意学”这个词其实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自己造出来的。他试过其他词：tamtamologie，tamtalogie，tambourinologie，tambourologie，tambologie，attangbanologie。但全都放弃了，因为这些词听上去都像是在强调击鼓的艺术，而不是把“讯息鼓”当成对部落历史与传统的记录，从而进行研究。讯息鼓模仿并保留了古代歌咏中实际用到的词：那些歌咏就是昔日的非洲文献。关于讯息鼓的真知就像阿善堤秤砣中的艺术和算术元素一样，为非洲赋予了古老的文明，欧洲人和殖民者认为这种文明并不存在。证明它的存在就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事业，就是从瓜德鲁普和法国远道而来的安德蕾所服务的事业。
大学里现在有多少学生？有人说六百，有人说六十。
公路沿着咸水湖蜿蜒，穿过半外交性质的开发区，来到高尔夫论坛酒店，酒店对面是开发了一半的高尔夫球场，球场里面保留了几棵树干粗壮的猴面包树，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热带森林。酒店花园里，孩子们在泳池周围嬉戏，供他们玩的有假山、肚子空空的塑料大象和水滑梯，胸部扁平的女人在池水边光着上身晒日光浴。身穿褐色制服的非洲保安在几个守护点上坐着。湖边，在一个像是湖滩的地方，白沙被人为地堆起，堆到了混凝土的地基上，地基露出水面的部分有两三英尺高，这就是污浊的咸水湖轻轻拍打的堤坝。变质的水面上长着一种小小的、绿色卷心菜一样的植物，有着胡子般稀疏的根。这些水生植物向着有遮挡的地方汇集，在船舶的背风处，在混凝土的墙根边，织成一片片鲜活的绿色小地毯，在水面上摇晃着。
大都会亚穆苏克罗在等待着充分利用。但它是外国人建造起来的，是花钱进口来的东西，一所大学的现代建筑并不单单是物质材料做的能够耐久的纪念碑，它们更像是机器的零件，容易生锈。新世界存在于别人的头脑中，技能是可以习得的，但非洲人对新世界的信仰很脆弱。等总统不在了，外国人也纷纷离开（有些人巴不得他们离开），非洲人对新世界的信仰还会存在下去吗？或者，非洲人又会受到另一种现实观的入侵？
在非洲明亮的阳光中，这里显得如此的幽静。这阳光一如加勒比的午后日光，但是对于离开了瓜德鲁普和巴黎、只剩下科特迪瓦的安德蕾来说，故乡是多么遥远！
在加勒比的奴隶种植园，非洲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白天的世界是白人的世界，夜晚的世界是非洲人的世界，是精灵、法术和真正的神灵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白天受尽屈辱的衣衫褴褛的人，在他们自己和周围伙伴的眼中变身为国王、黑巫师、草药师，变成了连通着大地真正的力量、拥有无所不能的权力的人。一个白天的奴隶、夜晚的国王，到了晚上，人们不让他做任何事情，他们会用担架抬着他四处巡游。（一八〇五年，在一次对奴隶“造反”的审讯中，奴隶国王享受的具体待遇为局外人知晓。）在局外人和奴隶主看来，非洲人的夜晚世界就像是一个模拟的世界、一个小孩子的世界，就像一场狂欢。但对非洲人来说，无论他们自己在白天怎样取笑它，那都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它把白人统统变成了魅影，把种植园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幻像。
我们坐出租车回去。安德蕾说她想在教堂下车。而教堂对她来说，至少在当时的情境下，只是一个地标。安德蕾那位会用纸牌算命的寡母住在教堂附近，而且是一个人住——就像法国女人应该做的那样。
这种双重现实的某些元素也存在于亚穆苏克罗。现代大都会和总统的恩泽属于白天的世界，属于建设和发展的世界。而喂鳄鱼的仪式则诉说着大地直接贯注给总统的权力，是夜晚世界的一部分，它在不断地消解着白天的现实。一种理念对抗着另一种理念。因此，尽管有着高额的开销、大量的劳动和了不起的雄心，在这场现代的法老梦之中，仍然包含着深深的矛盾。
账单拿过来时，她优雅地做了一个要付账的表示，拿出钱包，打开，仿佛里面装着什么秘密。我让她把钱包收起来。然后——在宾馆吃完这顿拙劣造作的法式布尔乔亚午餐之后，法国的优雅和西印度群岛混血儿的优雅来到了她身上——她说，她希望有一天去我的国家拜访我。
那些鳄鱼，我到科特迪瓦之前从未听人说起过。然而自从我见到了它们，就不断地听人说起。我听到的每件事情都为它们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我听说，一名宫殿警卫在堤坝旁边的沙滩上被鳄鱼咬死了。一条鳄鱼在沙滩上下了蛋，警卫不知道，他从那里路过，鳄鱼冲上去，咬住他，把他拖进了水里。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村民，他从铁栏杆边上跌进了湖里，被一只鳄鱼咬得血肉模糊，就像那只血肉模糊的黑羽鸡一样。这是意外吗？还是说，那人是被推下去的，被迫当了祭品？有些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那人是自愿献祭的，他相信（也许是受到了胁迫）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村子中从邪恶手中拯救出来。
她说这里的卡芒贝尔软酪不错。其实不怎么好。我热情地让她再来点甜品，她顺从了。她召唤服务生，让他把甜品托盘也拿过来。她没去过国外，她说，边说边慢条斯理地吃着她点的那块颜色苍白的苹果馅饼。她没有去过周边国家，加纳、利比亚、几内亚，都没去过。她没钱去旅行。
因此，这些鳄鱼——一群端着相机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的鳄鱼——并不只是供游客观赏的风景。它们身上带着法术与权力的气息，而这正是整个场面想要达到的效果，尽管这里的一切都像是刻意摆出来的：宽阔的大道，整齐的灯柱，人工湖（毫无疑问是用现代的挖掘机挖出来的），铁栏杆，配枪的总统卫士。还有穿着长袍的喂食员和跟他在一起的穿灰色套装的官员——当我回想起他们，我感到这两个人特别令人不安。那位官员朝鳄鱼微笑着，向它们咂着嘴，仿佛他跟它们很熟，仿佛它们站在他一边。
她以她不容置疑的态度把服务生召唤过来——她对他刚才的事故没有流露出一点同情，这种漠然一下子消灭了他那略带粗鲁的对抗气焰——她问，有没有各式奶酪，有没有备选的花样，有没有奶酪托盘。服务生说有。他开始介绍，安德蕾打断了他，命令他把奶酪托盘拿过来。现在他承认了她的权威，当他把托盘拿来时，她变得非常娴静，仿佛在奖励他的顺从。她只取了两小块卡芒贝尔软酪，尽管就她的盘子来说，她可以取四倍的量。
但这一切的象征意义仍然扑朔迷离，让人心慌意乱。喂鳄鱼的仪式难道是古埃及大地崇拜的残余？难道是古埃及的大地崇拜经由苏丹传到了黑非洲？古埃及传下来的一份著名的莎草纸卷中，一个女人身穿没有任何装饰的白袍，披散着头发，向鳄鱼鞠躬，女人和鳄鱼都在一条代表着大地的水平线上，水平线下方画着波浪花纹，在埃及艺术里，波浪代表着水。或者，这些鳄鱼的象征意义其实很简单：鳄鱼是水中最强悍的生物，所有的人都怕它，它很长寿，睡觉时睁着眼睛。而母鸡又代表什么呢？是敌人吗？或者代表了轮回？就像有些人说的，鳄鱼作为权力的化身，每天都被赋予了新生？也许，其中蕴含的概念都是无法言传的。
我问她喜不喜欢奶酪。卡芒贝尔软酪和瑞士干酪？她问。我说是的。她说她特别喜欢卡芒贝尔软酪。她不喜欢山羊奶酪吗？喜欢，但是卡芒贝尔软酪更精美，而且也是一种价格不菲的东西。
在市区外，我们遇到了另一种秩序，另一种权力：总统农庄。总统农庄绵延数英里，幽暗而杂乱的热带森林已经被平坦的、阳光长驱直入的田野取代，田野上种着一排排的芒果、鳄梨和菠萝。所有这些土地，总统是怎样得到的？他把那些未经利用、无人认领的森林变成了自己的土地吗？还是说，作为酋长，整个部落的土地都归他所有？那天上午，没有人听得懂我问的这几个问题，但答案已经不重要了。两年前，总统把他的庄园赠给了国家。农庄就像亚穆苏克罗一样，是一种恩泽，是未来的一个样板，同时也是统治者宗教祭品的一部分。
她又谈起了她在科特迪瓦的生活。她不经常坐出租车，她说，太贵了。因此总的来说，我今天算是在款待她，于是我决定尽这个餐厅所能好好地款待她。
亚穆苏克罗的大清真寺加倍地呈现出宗教的庄严肃穆，立刻彰显了统治者对治下穆斯林的姿态，这也是他对神性的另一侧面的供奉。这座清真寺是一座方塔，在细部上够精致，有人告诉我，这是北非的风格。在非洲的这个地区，关于“伊斯兰教是什么”的主张都来自北非。北非，法国。这位追求物质辉煌的非洲统治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黑非洲之外。它构成了亚穆苏克罗凄楚动人的一面。清真寺远离宽阔、空旷的大道，坐落在一座光秃秃的大院子里，暴露在阳光和沙尘风中。和亚穆苏克罗的其他建筑一样，它似乎——也许是一种错觉——也在等待着充分利用。你会觉得它像一具空壳，在那草木不生、缺乏热情的院子里，你很有可能把它当作一处废墟。然而它的规模相当宏大，而且是观光景点之一。
服务生来上菜了。他有些自鸣得意，因为他用两只胳膊端着六个盘子，像是特意在向安德蕾展示他的法式餐厅服务风格，既然安德蕾对他摆出了那样一副法国做派。安德蕾没有回应他的微笑。她板着面孔，怀疑地打量着他的一举一动。结果——就像是在安德蕾目光的判决下，他注定要证实小家子气的法国人的看法：非洲人就是笨手笨脚——他把一只盘子弄掉了。那只盘子不是我们的。当他垂头丧气地回来清理地毯上的浊物时，安德蕾已经在优雅地吃她的猪腿肉配薯条了。她先把一片猪腿肉放在盘子的一边，然后开始吃其余的部分，仿佛她不会去碰那片搁在一边的猪腿肉。但是到了最后，盘子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包括薯条、猪腿肉和果冻。
我们在高尔夫俱乐部吃了一顿过点的午餐，款待我们的是易卜拉欣·基塔和科特迪瓦的一位银行家。易卜拉欣在球场忙了一天，有些疲倦，说话不多。俱乐部的建筑风格很奢华，带着欢快的国际格调。菜单是用法语写的，这种过了头的雄心反而弄巧成拙；侍者们都穿着制服。亚穆苏克罗也许只是一个游乐场、一个旅游景点。然而，我们这些到这里来的人正在实现着总统对他的祖村的宏大愿望。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我们都处在他的宗教的怀抱中。在这座都市另一角，一个多小时之后，喂鳄鱼的一幕又要上演了。
她嫁给了她在巴黎遇到的一个科特迪瓦人，来到科特迪瓦四年后，他们的婚姻结束了。她丈夫的家人拆散了他们，她说。法国女人，像她这样的法国女人，如果跟科特迪瓦人结了婚，就应该一直待在法国，她说。在科特迪瓦，科特迪瓦人的家人能够破坏两个人的婚姻。
回阿比让的路上有很多车：人们纷纷从村庄返回另一个世界，那些村庄对于他们，就像亚穆苏克罗对于总统一样神圣。公共假期就要结束了，那天是科特迪瓦独立二十二周年纪念日，到处插着喜庆的彩旗，白色、绿色、藏红色，还有那位身材非常矮小的慈祥老人的彩色肖像——那位一直以来的统治者。
她现在有些不安，服务生一离开，她就开始说话了，语速非常快。她说她过得不容易。她陷在了科特迪瓦，再也回不了故乡——她指的是法国，指的是西印度群岛的瓜德罗普，很多年前，她把它留在了身后，如今从各种意义上说，它都太遥远了。她在大学里每个月挣九万法郎，相当于一百五十英镑。六年前，她幸运地得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在那之前，她在托儿所当老师。“不太好。”她说。
11
服务生不买账。他习惯了跟欧洲夫妇、商人（这里有几个日本人）和退隐独处的人打交道，在这种不能指望有优质服务的地方，只要稍微善待他们一点，他们就会感激不尽。服务生夸张地皱起了眉头，安德蕾对此视而不见。她精挑细选了一番之后，点了她要的东西。我点了一份煎蛋饼。安德蕾脸红了，她说她点的东西太贵了，坚持要换，服务生在旁边一直等着。最后她定下来要猪腿肉配薯条。
我在阿比让遇到了一个中年人，他是欧洲人，一辈子都在非洲工作，已经在科特迪瓦住了好多年。他工作的地方在内地，干的是粗活，没多少技术含量。他的社交生活很少。他说起非洲时直截了当，不像我遇到的其他侨民那样含糊其辞。他说：“你在阿比让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欧洲人一走，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这家宾馆属于一个二流的连锁品牌，在经营者的努力下实现了浮华与伪劣的混合。安德蕾见到后却感到兴奋。她说：“价格不菲。”她的举止也立刻提升到跟她对宾馆的看法相一致的高度。她出钱付了出租车司机小费：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我们在餐厅刚刚坐下——我们的位子靠着玻璃墙，俯瞰着高速公路，远处是黝黑的溪流和往来的船只——她就对着穿制服的服务生摆出一副苛刻的法国做派，慢条斯理、细致入微地问起跟菜单有关的问题。
非洲，他说，仍然被法术统治着。在内地，如果酋长或当地的重要人物死了，他的仆人和妻子们都要为他陪葬。如果仆人在殉葬的时候逃跑了，就会悬赏要他的脑袋。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经常有小孩失踪，失踪名单登在报纸的讣告版上。那个版面有一套隐晦的用语，暗指特定类型的死亡。中毒而死会被说成是“得急病死了”，如果说一个小孩失踪了，人们可以推断他是被用来献祭了。在内地，如果要举行葬礼或者其他献祭仪式，花十万法郎就可以买一个人头，还不到二十英镑。不久前，在这个欧洲人工作的地方，一个重要人物死了，需要好几个人头，因为死者的地位很显赫。所有人都惶惶不可终日，足足有三个星期，那个欧洲人管理的工厂没有人敢去上晚班。在欢迎酋长或重要人物的特定仪式上，人们一定要用鲜血来给酋长或重要人物洗脚，一般会用鸡血或牲畜的血。但如果要向酋长表示最高的敬意，就一定要用人血来给他洗脚，一个充当祭品的人的血——一个小孩的血。然后人们会把那个小孩吃掉。
我们乘出租车来到一家宾馆，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地方。这里是市区较为湿润的区域。宾馆坐落在一条商业街上，街道两侧种着热带杏树，树上长着圆圆的叶子。街上有黎巴嫩人开的布料店，有擦鞋的小男孩，还有衣衫褴褛的非洲人，这些人很可能来自其他国家，他们懒洋洋地在开裂的人行道上坐着、躺着，散发着汗味。一个非洲人头戴白帽，身穿穆斯林长袍，正在进行正午的祈祷。他跪在地上，向前弯着身子，沉浸在恍惚的状态中。
我相信这人的话。他喜欢住在非洲，他从来没在其他地方工作过，也不知道怎样在其他地方工作。他直截了当地谈论非洲，是因为他接受了非洲的方式。他不想贬低非洲，以便让自己显得很有见地。但他在接受非洲的同时，也让自己跟这片大陆和它的人民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对他来说，这也许恰恰是侨民生活的魅力所在：非洲让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
她指引着出租车来到市中心那家餐厅，那是一栋大房子，像个谷仓。餐厅的门敞开着，门外立着漆绘的菜单牌。“这里挺干净的。”安德蕾说。我们进去之后——餐厅里的人还不多——她又说：“这里不是挺干净的吗？”这里还不错，而且居然有个打着领带的黎巴嫩人在一张餐桌前飞快地吃着东西。他埋着头，外套放在椅背上，像是去赶赴一个商务约会。但餐厅里炖肉和其他菜的味道太浓了，即便大门敞开着，里面仍然烟熏火燎。我不想待在那里，安德蕾失望了。
没过多久，我又从一位年轻的美国律师口中听到了这类侨民故事。这位律师为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被派驻到科特迪瓦。他有时候会去扎伊尔出差，扎伊尔也就是以前的比属刚果。扎伊尔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间的繁荣早已远去，律师说；但那里的侨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印度人、希腊人、黎巴嫩人。他们已经离不开那种生活方式了。他们喜欢生活在非洲的边缘，就仿佛生活在他们自己文明的尽头。他们知道怎样在那个国家过活，他们也喜欢那种“知道怎样过活”的感觉。有些人过得很好，有些人结局很差，而大多数人就只是那么过着。
我思忖着：安德蕾和她母亲，这两位西印度群岛的女士是怎样千里迢迢地从瓜德罗普[5]来到科特迪瓦的呢？我问：“你跟你母亲住在一起吗？”她的嗓门提高了，充满了抑扬顿挫，她说没有。一家子住在一起，那是非洲人的生活方式。而法国人，她指的是像她这样的法国人，都是分开住的。我问她为什么会来科特迪瓦。她说她在巴黎遇到了一个科特迪瓦人，他们结了婚。他们来到科特迪瓦生活后，他们的婚姻就破裂了。
前不久，这位律师到扎伊尔去为一个死去的美国老人整理遗产清单。那个美国人三十年代来到比属刚果，在那里经历了所有的事情：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刚果独立、内战。他最后几年是在金沙萨一套一居室的公寓里度过的。他的身家大约有一百万美元，但他身后留下来的个人用品非常少：两套西装、四条长裤、两三双鞋。他没做过大事，也没经历过任何冒险。他做的都是简单的小生意，主要是房产交易。他从来没花自己挣到的钱，那些钱就这样无人问津地躺在银行户头上，躺在股票账户上。他一直待在刚果，因为他已经离不开那里的生活。
安德蕾尖声说道：“我母亲是受过正规培训的护士。”
这位年轻的美国律师没打算向我描述外侨生活的魅力。但我想它差不多是这样的：置身非洲，做非洲人中间的非非洲人。不适和危险都会让人更鲜明地感觉到自己，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处在个人的戏剧中，这也许是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家乡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非洲以不同的理由召唤着人们，每个来到这里并且留下的人都有着自己的非洲。
我一边任由出租车渐渐驶离她母亲看纸牌算命的地方，一边说道：“真是一种不错的天赋，一份好职业。”
然后，在见到了亚穆苏克罗和鳄鱼、听到（并且相信）了人头的事情之后，我度过了一个糟糕的夜晚。我梦见自己站在屋顶上，也许是在一座桥上。脚下的材料——好像是玻璃，或者是透明塑料——开始消熔，似乎是从边缘开始熔化的。我问，这座桥会有人来修吗？回答是没有。建好就完事了；我站的屋顶或桥是容易崩塌的。那么，到底安不安全呢？我能过去吗？回答是能。桥是安全的，我可以过去。在我的梦里，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不会再从那里走第二次了。
她说，她的发音第一次这么一清二楚，就像是在上语言教学课，“Ma… mère… lit… les…cartes.”（我母亲看纸牌算命。）
咸水湖的晨雾中，阿比让的建筑散发着阴险的气息：它们是统治者权力的证明，是法术的造物，因为所有这些坚固的钢筋混凝土都像我梦中那座桥一样，危险而且易朽。
“印度教徒都是看星相的。”
12
“我母亲是个寡妇，”安德蕾说，“她用纸牌算命。你应该懂这个，你是印度教徒。”
安德蕾——阿尔蕾特的朋友，也来自西印度群岛——从大学里给我打来电话。她留言说，她的上司乔治·尼安高兰－博夫，那位鼓意学专家，已经从美国回来了。美国有些大学开设了“黑人研究”课程，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时常去那些大学访问。
我假装没有听到。
当我走进民族社会学研究所那间小办公室时，我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肤色黝黑的人，他坐在大写字桌后面的转椅里，把椅子塞得满满的。如果他不在，只有安德蕾一个人坐着织毛衣，这间办公室就显得像个寡妇。他有着酋长的体魄，胸脯非常厚实，肚子上的脂肪堆起了褶皱，浅灰色的短袖运动衫遮掩不住他的大块头。他的法语虽然有口音，但清晰而准确。他的姿态是授课的姿态，法国学院风格的授课姿态。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发表社会学论文。我记的笔记上说他五十五岁了，但他看上去要年轻十岁。
当我们乘出租车驶出公寓街区，来到滨海大道时，安德蕾大致指着一个地方说：“我母亲住在那里，她会用纸牌算命。”
他的时间很紧张，因为他现在该去上课了。但他还是向我概括地讲了一下鼓意学研究背后的理念。最早来到西非的欧洲人不懂非洲人的语言，所以他们虽然看到了很多，也错过了很多。他们对讯息鼓的理解就是错的。讯息鼓的鼓声并不是在邀请人们参加宴席，也不是在向丛林传递“白人来了”的消息。在西非，鼓的作用要重要得多。非洲人认为，最早出现的并不是语言，而是鼓。非洲人说：“元初有鼓。”击鼓以及随着鼓声吟唱是一门代代相传的特殊技艺。鼓模仿人的语言，一个训练有素的歌手能够在一段鼓声中重新发现一首诗、一段咒语、一篇部落史、一个凯旋或战败的故事。
现在接近中午了，正好是午餐时间。我把安德蕾从她的办公室带出很远了，但她不介意。她喜欢有人做伴，而且我是阿尔蕾特的朋友。她说她知道市中心的一家餐厅。
鼓是神圣之物，象征着国王、部落和国家。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打开他的书，给我看一些著名的部落鼓的照片。一面鼓上挂着很多下颌骨，一面鼓上挂着人脑，那是敌人的脑子，都用皮裹着。鼓对部落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另一张照片上是伯罗尔人的王室大鼓——Kwakla鼓，上面糊着众多牺牲的血。有些鼓太神圣了，不允许摆在地上。书上有一张最近的照片，那是民族社会学研究所的人拍的：在一个击鼓唱歌的典礼上，一张大鼓放在一个人的头上。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那个人是奴隶。
安德蕾上午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她把毛线活放进手袋，锁上了办公室。她说她会陪我走到有出租车的地方。当我们走在学生中间时，她说，我应该每天吃一片氯喹，有备无患。这是预防疟疾最好的办法。我有过这样的打算，但一直没有做。她说她可以跟我一起坐出租车去一家她认识的药店。我们来到校园边上的一家药店，那位药剂师可能是欧洲人，也可能是黎巴嫩人，介绍氯喹的用法时，他一味地对着安德蕾说话，而不是我。
那个据说是奴隶的人肌肉发达，显得有些滑头。他之所以显得滑头，也许是照相机的缘故，他正在用眼角余光看照相机；也有可能是因为鼓的重量和他头顶上喧闹的鼓声（一个目光炯炯的小老头站在顶鼓人的后面，正在用鼓槌尽情地敲击）；也可能是因为其他人——长者和表演者——都可以把他们非洲衣服的左边卸下来，露出左肩，而他这个顶鼓的人却必须袒露胸膛，一边用左手扶着鼓，一边用右手把衣服提到腰上。
有一个图案在这些秤砣上反复出现，它可能是一个表意符号，也可能是度量单位，这个图案是“卍”，或者说接近于“卍”。我问安德蕾，这些秤砣有没有可能源自印度。我没有把话说清楚，她只回答说，这些秤砣非常非常古老。海报上也是这样说的，这些东西非常古老，它属于非洲，是非洲文明的证明。为非洲文明提供证据——我开始感觉到，对于安德蕾为之当秘书的那个人来说，这就是他的事业。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觉得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他显然很享受这类典礼，它们来自非洲久远的过去。虽然在赶时间，他还是向我仔细讲解了那张照片，并且告诉我：“如果那个奴隶让鼓掉下来，他就会被杀掉。”
但她这里有上司的书。她拆开褐色的包装纸，给了我一本大开本的平装书《鼓意学导论》。封面上印着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照片，他坐在一个露天的鼓乐仪式上（台上有麦克风）。他身材魁梧，有酋长风范，身披非洲棉布衫，正半闭着眼睛倾听鼓声。此刻，他对我来说变得真实了，他不再只是一个人名加一门名称古怪的学科，他的办公桌在我眼中也变得更有个人色彩。摆在他桌子上的那些小小的铜器确实很美，就像墙上那幅海报里的金秤砣一样。
我说：“杀掉？”
她的办公桌就在窗边，上面放着毛线活。她把不在场的上司的大办公桌指给我看，它紧挨着走廊的墙，桌子后面是一把宽大的塑料靠背转椅。她让我感觉到了这个小房间的空旷。
“是的，不过，”他对刚才的话进行了限制，“那是在以前。现在他们可能会杀掉一头牛或其他牲畜。”
现在，她的法语比电话里更难懂了。因为是面对面，她加快了语速，提高了嗓门，发出涓涓细流般的声音。她的话我有一半没听懂，我本来就不好的法语在对方毫不加以照顾的情况下变得更糟了。
“村里还有奴隶吗？”
那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秘书安德蕾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棕色皮肤的女人，是阿尔蕾特的朋友。她很友善，但跟阿尔蕾特不一样，她没有阿尔蕾特的活力、高大和温柔。她身材瘦削，两个镜片遮盖着一双劳损的大眼睛，小卷发紧紧地拢在脑后，挽成一个小小的发髻。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毛线开衫和一条厚厚的彩格呢半身裙。办公室里开着空调。她的着装风格——受人尊重的法国风格，受人尊重的西印度群岛风格——宣告她不是非洲人。她包里的毛线活也在宣告这一点。她穿的那件蓝色开衫也许就是她自己织的。她说——那天上午，她在办公室里显然无事可做——她不喜欢让手闲着。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以授课的姿态对我说：“有两种奴隶制。在母系社会，奴隶被吸收进部落，他们为部落繁衍后代。在父系社会里，奴隶就是……奴隶。现在当然没有奴隶了。但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微笑着，重新挺起胸膛，酋长和蔼大度的风度降临到他身上——“村民没有办法隐瞒祖上的出身，村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或那个人是某个奴隶的儿子或孙子。”
校园很大。一些工人坐在一棵树底下——小树周围的杂草都已经给磨光了——他们把民族社会学研究所的楼指给我看。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座毫不起眼的砖房，已经有些风化了。进去之后，挂着一串名牌的走廊上，小小的“博夫”名牌赫然映入眼帘，让我觉得精神一振。走进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先看到一幅宣传鼓意学课程的大海报，又看到一幅印着阿善堤金秤砣照片的海报，这一切让我感到兴奋。
有人走进办公室，可能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学生。那人告诉他学生们正在等他，已经等了半个小时。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站起来，跟我约好了几天后会面的时间——他想放鼓乐的录音给我听——然后就去上课了，他今天要讲的是非洲文化的某个方面。
在大学工作的阿尔蕾特认识尼安高兰－博夫和他的秘书。他的秘书是个说法语的西印度群岛人，我的加勒比同胞。一天上午，这位女士打电话给我，她的声音清脆悦耳，但她的法语跟阿尔蕾特不一样，我不太能跟得上，尤其是在电话里。她的名字是安德蕾，在电话里我听明白了：她的上司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还在美国讲学，但我不妨到大学里去取一下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鼓意学著作，新印的书那天早晨刚刚送到了办公室。
我在阿比让餐厅[12]用的晚餐。餐厅的法国女主人性情温柔，身材高大，衣服上饰满花边，她的眼神如梦似幻，又带着威严。她让我觉得我必须小心翼翼。身穿制服的侍者对她和她的意见都毕恭毕敬，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这栋房子里的仪轨。大的球形玻璃杯是用来喝葡萄酒的，葡萄酒只能用这样的杯子喝：我终归还是不够小心。后来，我又在高尔夫论坛酒店观赏了“非洲之夜”：在游泳池边上的小瀑布花园餐厅里，七个袒露着丰满胸部的姑娘随着鼓声翩翩起舞。阿比让总是存在着两个歌舞升平的非洲：法国的非洲和非洲的非洲。而后者比人们以为的要真实得多，根深蒂固得多。
他听起来很是个人物。当人们把当地一些重要人物的名字给到我时，作为过客的我经常不好意思去登门拜访，我对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就是这样。但我向一些人问起了他，我很快发现，博夫先生的学术地位颇受争议，如果说他称得上世界级的鼓意学专家，那是因为这门学科正是他开创的，就连“鼓意学”这个词也是他发明的。作为大学课程，鼓意学和非洲哲学一样备受争议。有人觉得，鼓意学和非洲哲学是否存在都是个问题。
安德蕾坐在靠窗的书桌前织毛衣，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坐在他的转椅里，整个场景散发着近乎家居的氛围。（文学的影响力、法语的影响力有多深啊！我把安德蕾视为法国人，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她就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尽管我知道这种想法在这幕场景中有多可笑。）
我来科特迪瓦之前，有人告诉了我一些名字，其中一个是乔治·尼安高兰－博夫。关于这个人，我的笔记上写着：“人类学家，可以在大学的民族社会学研究所联系到他。大约五十五岁，‘鼓意学’世界级专家，研究部落里击鼓交流的形式。深谙非洲艺术，收集的阿善堤秤砣堪称一绝。”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仍然穿着那件灰色运动衫。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录音机，已经做好了放音准备。但关于鼓的情况我已经听得够多了，我希望他谈谈葬丧习俗。我以为这个话题会有些敏感，结果这个话题让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再乐意不过了。非洲传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让他着迷，而且他对它们的态度完全只着眼于精确地描绘。他似乎不认为要对非洲的这些事情进行判断或者辩护。
4
当地一个大种植园园主死了，他的外国劳工吓得纷纷逃走了。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就像讲滑稽故事一样讲起这件事情。“他们惊慌逃窜。”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用一只手在另一只手上擦了一下，形容那些人跑得多快。
德杰吉的话我不能完全听懂，不光是语言的原因。也许是我忘记了他的单纯，被他的开场白（“这个国家走上了歧路”）误导了，我一直试图在他的谈话中寻找的东西——一种态度，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立场——也许并不存在。也许，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流落在阿比让街头的失业村民只是对这个国家“自上而下”的发展感到由衷的困惑。也许，作为我的探访法术之旅的向导，他只是想激起我对法术更大的兴趣。
非洲的葬丧习俗，他说，和古埃及一样。他们相信，人死后会继续过着他们的尘世生活。所以一个男人死了，就需要他的妻子和仆人跟他一起去。有些妻子和仆人懂得这一点，接受这种命运。对于那些不想跟自己的主人一起埋掉的妻子和仆人，有庇护村来收容他们。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在一个信封背面画了一张草图：每个村子周围都建有四个庇护村，分别位于罗盘的四个角上，离村子都不远。但是，想去庇护村的妻子和仆人必须特别机警，他们必须在丈夫或主人死前离开。他们一旦成功到达庇护村，并宣布受那里的酋长保护，他们就安全了。但仍然不能说绝对安全，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值得信任，总会有意外。这就是政府规定酋长和其他要人的葬礼一定要公开举行的原因，也是电视和报纸上有那么多关于葬礼的报道的原因。
我很想听德杰吉讲讲他的家庭生活，但他想谈的是法术。在阿比让有一些科特迪瓦人，他说，他们的衣着打扮都是现代的，用法国口音说着语法正确的法语，他们跟自己的民族失去了联系，他们说自己不再相信非洲的神灵。但这些人不愿意回村子，因为他们害怕巫术。在内心深处，这些说法语的非洲人仍然是信徒。
幽灵世界的生活很可怜，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他说这话时充满了感情，让我感到惊讶。一时间，他忘记了他的翩翩风度，忘记了他的授课姿态。死人要有钱才能生活，死人没有衣服，没有钱去买衣服，他们在受冻……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扯了一下自己的灰色运动衫。死人没有吃的，在挨饿，这个大块头男人做了一个用手指往嘴里送饭的动作。幽灵世界的生活太悲惨了，所以非洲人没有办法真心相信基督教描述的死后生活。在非洲人看来，好生活就在此时此地，就在尘世间。此生的终点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终点。
我问起了他的家庭情况。他说他有九个姐妹，八个兄弟。他说他父亲是农场主，是为科特迪瓦创造了财富的农场主中的一个，他有两三个妻子。现在他们家所有的孩子都在阿比让，德杰吉住在一位叔叔家里，那是他父亲的兄弟。这位叔叔是机械师，有两个妻子和十三个孩子。
“所以非洲的基督教是一种非洲化的宗教？”
这个国家的发展已经走了上歧路，他说，自上而下地走上了邪路。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着自己的话题，他说大学已经“饱和了”，这里只有一所大学，录取条件非常苛刻。现在有很多人失业了。人们来到阿比让，染上了西方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的不幸。这个观点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为什么说是他们的不幸？他压低了声音，弯腰靠近我说——仿佛希望我能领会他所说的话的全部重要性——他已经忘记了怎样跳舞，忘记了怎样跳他的部落和民族的舞。他在他们村子里跳过舞，但到了阿比让，他就跳不出来了。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我是基督徒，我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基督徒。但我信奉——深深地信奉——非洲的万物有灵论。”
在宾馆光线幽暗、气氛“私密”的酒吧里——酒吧里布置着金属镶边的蔷薇木家具，黑色的PVC座套装饰着铆钉——他就像在城里的咖啡厅一样从容自若，或者他只是对周围的环境不敏感。他呷着啤酒，就像在咖啡厅里喝咖啡一样悠闲地喝喝停停。然后，他又现出鬼鬼祟祟的神情，前倾着身子，说话声音变得轻柔，热切地望着我。
德杰吉，那个总的来说更简单的人，几乎说过同样的话。
看起来他提出的价格没有超出我们说好的上限，于是我请他进酒吧，敲定我们的交易。
阿尔蕾特走进了办公室。她嘴里嚼着带香味的口香糖，坐在安德蕾旁边，跟她轻声交谈。安德蕾沉默着，她的“紧张”已经有所缓解，一件色彩迷人的外套正在从她忙碌的毛线针下面浮现出来。
第二天，他打电话到宾馆前台留言：十七公里会面的事情已安排好。他来到宾馆之后告诉我，司机的费用定在一万八千法郎。我还听明白了，他说——他的话非常含混难懂——还需要两千法郎作为小费。出租车司机是村长的弟弟，他说。要为村长准备一瓶威士忌：酒在非洲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价值”。
我一边听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讲话，头脑的一个角落一边在琢磨——在我去过了亚穆苏克罗、见过了鳄鱼、听说了献祭的人头、做过了坍塌的桥梁和一切都在解体的梦之后，我又被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带到了他的幽灵世界里——我在琢磨，阿尔蕾特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走进这间办公室，就像是在一本小说或一部戏剧里那样，就像是发生在另外一层现实空间里一样。后来我记起来了，阿尔蕾特和安德蕾不仅来自同一个国家，还是朋友；而且，是阿尔蕾特帮我安排了跟安德蕾和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会面；阿尔蕾特在这所大学工作。
我请他把他的全名写给我，他先写了自己的姓，最后写的是他的法语教名。当我说起他的法文名字时，他皱了皱眉，用写字的手轻轻做了个掸拂的手势。这个名字无关紧要，他说，只用于各种证件。
如果此时此地就是非洲人关心的一切，就像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的那样，那么法术、神灵、幽灵为什么会在非洲人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呢？我认为非洲人生活在两个世界里，这难道只是我自己的幻想？或者，那种双重现实只跟大西洋彼岸那群丧失了家园的奴隶有关系？
他最后这句话很出人意料，因为菲利普和我的肤色根本不同，但对德杰吉来说是一样的。他仍然在用部落人的眼睛看世界：只要不是非洲人，就同属于另一种肤色。
我尝试着组织起一个恰当的问题。
我问他，我是外国人，这会不会给我们这次访问带来麻烦。他先说不会，然后又说会。我是印度教徒，是不是？印度教徒也以擅长法术著称，物神术士会把我当成竞争对手，向我隐瞒一些东西。如果是欧洲人就容易多了，就像菲利普这样的人，尽管菲利普的肤色和我的是一样的。
我说：“对非洲人来说，欧洲人的世界真实吗？他们在阿比让建造的这座城市，非洲人觉得它真实吗？”
德杰吉说自己是个信徒。他指的是他相信神灵，相信法术的力量。他说，他之所以肯做我的向导，是因为他想让我也成为信徒。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回答深深地攫住了我，我决定把他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下来，我请他们给我一张纸。安德蕾就像履行好客的家庭主妇的职责一样，轻轻放下手里的编织活儿，给我拿来三张崭新的厚纸。
德杰吉的身子向前探着，越过了塑料桌面上的咖啡杯，一副鬼鬼祟祟的表情。对于每一项开销，都很难让他说出一个确切数字，就连他自己的服务费，他也不肯说个准数。每提到一笔开销，德杰吉的脸上就会掠过一丝心不在焉的、烦躁的倦意。菲利普彬彬有礼地追问他，从来不让他沉默得太久。现在必须设定一个上限了，菲利普用英语对我说。否则到了付钱的时候，德杰吉有可能会“漫天要价”。最后，所有的费用算下来大概是两到三万当地法郎，也就是三十五至五十英镑。德杰吉说，等他跟村长和出租车司机谈好之后，第二天会打电话告诉我最后的数字。
我写下：“白人的世界是真实的。然而，然而，我们这些黑非洲人，我们拥有他们拥有的一切。”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指的是飞机、汽车、火箭、激光、卫星。“我们在夜晚的世界拥有这一切，在黑暗的世界拥有这一切。”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讨论开销上，对这次旅行可能会发生的每一笔费用进行估算。我们要雇一辆出租车，德杰吉会去安排，他认识一个人，他的车比宾馆的出租车便宜。村长那里要用一点钱，还要花几笔小费，再就是德杰吉的服务费——他说他要提前到村子里去一趟，让村民做好准备。
就是说，今天的非洲人，和两百年前大西洋彼岸的奴隶一样，夜晚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小伙子样子不错，体格健壮，腰身细长而结实。他有一张非常精致的非洲面孔，五官的轮廓十分鲜明，他的皮肤非常黑，颜色匀整，没有一点斑痕或深浅的变化。他很注意着装，衬衫是熨过的，非常整洁。我只能看到这些外表的特点，从他那热烈的眼神中，我看不出那是聪慧、迟钝、巴结，还是潜伏的恶毒。他叫德杰吉，来自比提部落，是科特迪瓦的第二大部落，仅次于总统的部落伯罗尔。
阿尔蕾特还在嚼口香糖，但她现在被我们的谈话吸引住了，因为安德蕾停了下来，帮我拿纸。阿尔蕾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说：“这些事情他们都是在晚上做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三个人——菲利普从办公室出来，当我们的介绍人——在阿比让市中心的一间邋里邋遢的小咖啡馆见了面。
非洲人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欧洲人，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欧洲人即便有了火箭，他们能达到的速度也是有限的。而有些非洲人能够把自己转变成纯粹的能量。这样的人会跟你说：“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他聚精会神地待上一两秒钟，等他回过神来，他也许就会告诉你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就那么一小会儿，他已经去了巴黎，又回来了，他还跟巴黎的人说过话了。就这样，一个人可以不用离开非洲就能见到远在巴黎的儿子，而且可以跟他说话。但他们见面时不能发生身体接触。身在非洲的人触摸不到在巴黎的儿子，因为人的肉身立足点只能保持在一个地方。
菲利普——就是那位英国外侨，他的妻子是圭亚那人，他们带我去过大巴萨姆的海边，那是外侨周末远足的路线——有一天在我住的宾馆留了一张字条。他找到了一个科特迪瓦小伙子，他愿意带我去十七公里，还愿意向我一般性地介绍非洲的法术。这个小伙子担任过这种向导，他曾经帮菲利普的同事接触过隐修士中间的法师。他现在失业了，目前科特迪瓦的就业情况不好，即便是科特迪瓦人找工作也难。
“他们有分身，”阿尔蕾特说，“他们把自己的分身派出去了。这就是他们不能触摸的原因。”
渐渐地，这几件事情都安排得有了眉目，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而且丰富多彩。在度过了最初的日子、收获了零零星星的印象、经过了半正式会见和初来乍到的礼节之后，我开始探索这里的主题和这里的人，开始生活在自己小小的小说里。
“现在村子里就有这样的人，”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告诉你巴黎和俄国的新闻，而且那些新闻绝对不是他们从收音机里听来的。”
特里的助理将为我安排亚穆苏克罗之旅，阿尔蕾特则会安排我认识一位老师。他是科特迪瓦人，在大学的民族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他开设了一门有争议的课程“鼓意学”：讯息鼓的科学。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找一个能带我去十七公里的向导，最近有邪灵在那里作祟，一位中学老师的家里不时地爆发出神秘的火光。
阿尔蕾特向我解释非洲人的这种天赋，她谈到了北方的多贡人，他们掌握了很多天文知识，尤其是关于天狼星的知识，据说他们可以接触到地球以外的精灵。
3
就是说，世界到了晚上就会完全为非洲人而改变？
一位仁慈的统治者，一位希望与被统治者情义相通的统治者，这是汉培特·巴想呈现给读者的酋长，作为符合非洲理想的领袖，酋长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非常有魅力，非常打动人心。我略微进入了阿尔蕾特眼中的非洲世界。
我明白，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意思是说“是”。“我们说，女人到了晚上比男人强大。”“你白天看到的趴在人行道上乞讨的恶心的乞丐，在夜晚的世界里却是一个真正的权贵。”
奴隶制，“俘虏”，这是非洲的习俗，仍然延续至今，就像毒药和巫术。但这个没头没尾的小故事想说明什么呢？怎样把对一把刀的爱诠释成兄弟之爱呢？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权力与调解的寓言，它来自一位老总统、一位老酋长。权力是酋长的独断权，但一位遵循传统做法的好酋长也会诉诸调解的做法。坏人被赶到了一边；但他们曾经是好子民，曾经发挥过作用，也博得过酋长的喜爱；酋长会记起这些，于是会原谅他们。
办公室的电灯灭了。
这就是亚穆苏克罗宫廷的俘虏对将要成为酋长的男孩讲的故事，总统把它告诉了汉培特·巴，汉培特·巴又把它印在了自己的书里。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快活地喊了句法语：“灾难！”
总统小时候正是从这个奴隶（或俘虏）那里听到了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农民，有一年，他获得了好收成，于是带着他的稻谷去赶集。稻谷卖得很好，卖完稻谷之后，他就在市场上闲逛。一个商人的摊子上摆着一把漂亮的刀，农民看到就喜欢上了，把刀买了下来。农民很珍惜这把刀，为它做了个鞘，还在鞘上镶嵌了珍珠和贝壳。一天，当他修剪树木的时候，被这把刀割伤了手指。在疼痛中，他把刀扔在地上，厉声诅咒它。但紧接着，他又把刀捡了起来，擦干上面的血迹，放回挂在身旁的刀鞘里。这就是故事的全部。那个农民为什么没有把那把不知感恩的可恶的刀扔掉？这是因为爱，那个农民爱他的刀，故事的道德含义就在于此。
停电让安德蕾想起她有个电话要打。但现在，她说，打不成了，因为停电了。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电话靠另外的线路工作。于是安德蕾放下手里的编织活儿，开始拨号。那部电话虽然是靠另外的线路工作，但也出了问题。
“亚穆苏克罗宫廷中有个俘虏，他负责孩子们的教育。他很喜欢我，给过我很多建议，对于我这样一个要被培养为酋长的人来说，那些建议必不可少。但首先我应该声明，在伯尔罗部落中，‘俘虏’像是一个标签，而不是现实情况。那人虽然是奴隶，但他作为人的价值并不因此而被剥夺。”
图雷先生手里拿着几张钞票走了进来，他是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个头不高，一身接近卡其色的猎装看上去让他有点军人味道。他把钞票递给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时候，没有任何礼节，而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也像十七公里的那位村长一样，说话的时候一直把钞票拿在手里。
汉培特·巴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进行对话的人”。小册子最后一章讲的是科特迪瓦总统，他说，总统在处理国务之余，经常跟他就灵性问题进行长谈。一天，他请总统讲个故事——比方说，他从非洲长老那里听来的传奇——故事的寓意在于兄弟般的爱。总统便对他讲了一个故事。
我问：“夜晚的世界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这本小册子上读到了汉培特·巴的数字命理计算，他运用了乞灵术和其他宗教法则证明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本质上的同一性。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迟缓而庄重地说：“太阳一落山就开始了。”
特里手里多出一本阿马多·汉培特·巴的小册子《一个穆斯林眼中的基督》。十九个月前，圣人曾经送给《纽约时报》的弗洛拉·刘易斯一本这样的小册子，并用颤抖的手给她签了名。
阿尔蕾特说，在阿比让的某些区域，电灯改变了夜晚的时辰，对夜晚的力量形成了干扰。关于这一点，阿尔蕾特和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展开了友好的争论。我获得的印象是，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在说，电对夜晚的世界毫无影响。
阿尔蕾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说：“他是个伟人，是非洲的伟人之一。”
他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能把自己完全变成能量的人。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他说，是二战期间。仿佛他本人的创伤还在隐隐作痛，他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加重了语气：那是最黑暗的时期。阿尔蕾特赞成他的说法。那是强迫劳役的时期，非洲人被抓到法国人的种植园里工作，就像猎捕奴隶的时代。
我们的晚餐是鸡蛋、黑面包和红酒，谈话转向了阿马多·汉培特·巴，那位圣人，总统的灵性顾问。
一个老人被抓了，他迷惑不解，不知道抓他的人想要什么。抓他的人用皮鞭抽他。他说：“你们为什么抽我？”他们说：“我们想让你把这堆东西搬到内地的那个地方。”老人说：“你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就为了这个，你们要抽我？把这堆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去？好吧，如果你们想要的就是这个，那你们走吧。”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的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你们把我留在这里，你们会得到那堆东西。”最后，他们撇下那个老人走了，觉得他是个疯子，等他们到了目的地……
因此，尽管阿尔蕾特对非洲人和夜总会音乐有些微词，但她还是把自己跟法国人和某一类法属西印度群岛人区别了开来。而且很显然：尽管她的非洲婚姻以失败告终，尽管她现在形单影只，但她心中仍然对非洲一往情深。
“他们发现那个老头已经先到了。”阿尔蕾特说，她替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讲完了下面的故事。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看着我，随着她自己说话的韵律轻轻地点着头。
阿尔蕾特说，在科特迪瓦，法属西印度群岛人（加勒比人）的行为方式一如法国人。他们瞧不起非洲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文明人、是法国人，他们期望非洲人仰视他们。“但他们失望了。”西印度群岛人弄错了；非洲人不会仰视任何人；对于居住在科特迪瓦的一部分西印度群岛人来说，这里的生活让他们心里充满了压力。
那个老人把自己的分身跟那堆东西一起送了过去，他把自己转化成了纯粹的能量。
阿尔蕾特向我谈起了法国人。她喜欢法国文化，她说。但她讨厌法国人的礼节。她指的是法国人在社交礼节上刻板拘泥，最喜欢在“正确的杯子、正确的餐具、恰当的红酒”这些问题上小题大做。对于那些小家子气的法国人来说，尤其是在阿比让这样的地方，这套繁文缛节就像是道德原则一样不容违背。法国人对食物也过分痴迷。法国食物是法国神话的一部分，但阿尔蕾特对此并不欣赏。当你从国外回来，他们只知道问你：“Mange-t-on bien là?”（那里的东西好吃吗？）对这样的人你怎么欣赏得起来。
这个故事也许是从两百年前的加勒比奴隶种植园中传出来的。白人是白天的造物，他们只是一些魅影，抱着荒谬可笑、虚幻不实的目标。而力量，大地的法术，它们属于非洲人，而且历久不衰；胜利属于非洲人。但只有非洲人自己知道。
音乐会之后，阿尔蕾特和我去了特里的房子。那是一座单身汉的房子，客厅很大，而且装饰得很正式，特里的很多文化晚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客厅里摆着来自东方的纪念品——特里曾经在东方供职——还有一些非洲的面具和其他器物。特里为我们拿来了红酒，然后下厨给我们炒鸡蛋。
我向尼安高兰－博夫先生问起亚穆苏克罗的鳄鱼和那些献祭的活鸡。
钢琴家和德国文化参赞站在门口向宾客道别。钢琴家整洁、缄默，身穿黑色西装。参赞有着艺术家式的随意风格，戴着一副大大的圆框眼镜，圆脑袋上留着一头长长的红发。他为晚会的成功感到高兴。这次晚会开销不菲，他对特里说，毕竟是一场高水准的音乐会。阿比让的歌德学院一年只能举办一次这样的活动。这位钢琴家本来要去加纳的阿克拉，但是——参赞做了一个外交官的耸肩动作，尽管我们都知道加纳的事情，但他不好评论。
他在我眼中一直很有学者风度，他兴致勃勃，性格温和，富有激情，而且总是很坦率。但现在，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短暂的迷茫神色。他不太愿意谈论喂鳄鱼的仪式，他说：“鳄鱼属于总统。”他又加了一句：“他喂他们。”然后又说：“阿比西尼亚的皇帝也喂养过一些动物。”
阿尔蕾特用法语说：“我跟特里打赌，这里只会出现十张黑人面孔。但我错了，只来了三个。”非洲人不喜欢文质彬彬的音乐，阿尔蕾特说。他们只喜欢非洲夜总会的音乐。非洲学生即便到了巴黎，也只想找那种音乐来听。但不管怎么样，她说——她随着她讲的法语节奏摇着头，承认她自己在今晚的独奏会上也有些坐不住——钢琴家今天选了一些难懂的曲子。
阿尔蕾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说阿比西尼亚的皇帝总把一个小动物带在身边，那是他的物神。
钢琴独奏会的听众是白人。歌德学院为说法语的非洲献上的钢琴家是个阿尔萨斯人，他有一个法国名字。他以前为歌德学院做过非洲法语地区的巡演，在当地获得了知名度。他高挑细瘦，半带微笑，脚穿笨重的黑皮鞋，有着一双白皙而有力的大手。每当掌声响起，他便起立鞠躬，从演奏台上小心翼翼地走下两级摇摇晃晃的活动台阶，然后轻快地走到大厅尽头，仿佛再也不回来了，但他只是在阴影里面等上一会儿，便再次向演奏台走来，走上摇摇晃晃的台阶，再鞠一躬。结束的时候，他走回来了两次，演奏了两首加演曲目。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对此不置可否。他恢复了他的学者风范，说：“在非洲，王权有三种象征。在平原上是黑豹，在森林中是大象，在水中是鳄鱼。鳄鱼是水中最强悍的生物，尾巴一扫就可以把人杀死，也可以，”尼安高兰－博夫先生抬起手掌斜着挥向桌子，“把这张桌子劈开。”
阿尔蕾特住在一座院子里，里面是一排排的政府公寓。我们开车去接她，没接到，就去了歌德学院。她已经在那边的花园里等我们了，一个身材高大、棕黑色皮肤的女人穿着一袭亮闪闪的白色长裙，在灯光和树影中显得有一丝凄凉。她在嚼着什么；她总是在紧张地嚼着、吮着糖果，或者在吃着什么东西。他们已经把她公寓里的水给停了，她说。她对账单有异议，拒绝付钱，他们就把她的水给停了。现在她轮流到几个朋友的家里用浴室。（她为水的事情搏斗了几天，但最后还是付了账单。）
鳄鱼很狡猾。它们特别讨厌狗，如果你带着一条狗坐独木舟穿过有鳄鱼的湖面或河面，就等于是自杀，鳄鱼一定会袭击你的独木舟，把它掀翻。猎捕鳄鱼的人会用死狗做诱饵。鳄鱼不能在咸水中生活，阿比让的潟湖里曾经有鳄鱼，但后来潟湖挖了通往大海的沟渠，咸水进来了，鳄鱼就绝迹了。现在阿比让没有鳄鱼了，但最近有报道说，有人看到了鳄鱼。
特里带着一丝伤感的骄傲说：“那场演习让科特迪瓦军方开了眼界。”
科特迪瓦的鳄鱼：你听到的越多，越是对它们充满想象。看着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那些照片，你越来越容易相信，阿善堤金秤砣上的卍字饰也许是从简化的鳄鱼图像慢慢演变过来的：一种四肢齐全的动物，长着长嘴和尾巴，凶残的尖嘴扭曲着、蜷曲着跟凶残的尾巴绞在一起。
我们是在歌德学院赞助的一次钢琴演奏会上遇到阿尔蕾特的，歌德学院是西德大使馆的文化机构。特里之所以去参加那场音乐会，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一个外交同行：外国使馆举办的文化晚会往往吸引不到很多来宾。科特迪瓦人富有、成功，享受着外国劳工的服务——总的来说已经厌倦了外国人，很难调动他们的胃口，特里说。特里自己举办文化晚会的时候会先安排一顿晚餐，希望人们用过餐后会留下来，但这一招并不总能奏效。外国文化太外国了。美国人在科特迪瓦举办过的最隆重的活动是美国海军波特兰号的来访：就在不久之前，美国人用无与伦比的登陆艇演习了一场对离岸岛屿的袭击。
非洲的艺术，非洲的文明，非洲凝重的回应：在经历了殖民时期的创伤之后，找寻非洲文明成为了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事业。在阿善堤的秤砣上，有着书写与算术的发端。在鼓乐仪轨的唱词中，有着历史与哲学的起源。
马提尼克，法国，说法语的非洲：一条清晰可见的环环相扣的生活轨迹。若是在以前，当我身处地域逼仄的特立尼达，从黑人老师那里学习法语、倾听他们对法国文化之开放与自由的赞叹时，我会觉得阿尔蕾特的生活之旅非常浪漫。但是当我酝酿我的科特迪瓦之行时，我并没想到，法属西印度群岛人正在沿着迂回的路径返回非洲。就这样，除了我自己能联系上的人，别人也开始帮我介绍其他人。科特迪瓦变得不再像我想象中的那个国家。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台体积庞大的录音机。最后，他放了几段他特别珍爱的录音：开始是一首部落歌曲或民歌，然后是模仿语言节奏的鼓乐。这些鼓乐让人赞叹。我开始明白，他致力研究的主题内容是何等丰富。我开始理解他的激情：想要把这些内容充分地呈现给非洲人、呈现给全世界的激情。
特里·施罗德介绍我认识了阿尔蕾特。阿尔蕾特是个黑种女人，来自马提尼克。她的法语优美而清晰，让我心中那个中学男生对法语的爱一下子完全复活了。她四十岁左右，身材高大，待人极其友善，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知识，她将让我弄懂这个国家的很多事情。她在巴黎遇到了一个科特迪瓦人，跟他结了婚，在科特迪瓦一住就是二十年。但她现在已经离婚了，她的前夫去了加蓬，那是法国在非洲的最新领地，盛产石油，遍地黄金。阿尔蕾特在阿比让大学的艺术系工作。她一个人住，在外国人社区中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她害怕孤独。她是一位外侨——在科特迪瓦，外侨有白人也有黑人。
周末他要带三十名学生去一个村子。酋长邀请他们去参加甘薯节，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有些村子甚至会把圣鼓搬出来演奏。他周末要去的那个村子准备用牛来献祭，也许会用五六头牛。周末的乡村之行让他很兴奋。这些古老的非洲仪式对他来说就像肉和酒。它们是他的过去、他的宗教和他的灵魂的一部分。他也是一个作家和学者，那些神秘的东西和非洲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在等待着他的笔、他的相机和他的录音机。
法术与毒药，在群岛旧文献的描述中，它们显得像是绝望中的武器，在那个时候也许的确如此。然而在科特迪瓦，它们是一个依然完整的世界的一部分。科特迪瓦官方弘扬的非洲文化虽然有时显得只是吸引游客的题材，但其实也是非洲宗教的一种表达。即便是旅游纪念品商店出售的面具，即便是高尔夫论坛酒店游泳池旁边上演的舞蹈，其中仍然包含着某种敬畏感，散发着广为施行的法术的光晕。这里的人知道另一种现实，他们轻松自如地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灵性与神灵的世界里。
可是，三十个学生一起到村子里去？他们住在哪里？怎么安顿他们？
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对非洲法术的恐惧不亚于毒药。奴隶制依赖于奴隶的服从，依赖于奴隶接受自己该受奴役的逻辑。然而一位擅长说服别人的法师能够唤起非洲人的本能，他们会让其追随者觉得白天工作的世界不真实，会让平常比较顺服，甚至是忠诚的奴隶起身反抗。因此法师一旦被指认出来，就会被施以酷刑。在特立尼达和马提尼克[4]，他们会被活活地烧死。
尼安高兰－博夫先生说：“噢，那里有一家旅馆。”
谈起毒药，我想起了大洋彼岸的加勒比群岛。在旧时代，奴隶种植园不断有“新黑鬼”（这是他们的称呼）补充进来，这些黑人就来自科特迪瓦这类地方，毒药是奴隶和奴隶主面临的特殊恐怖事件之一。奴隶中总有会使毒的人；在种植园的奴隶中间，隐藏着一个地下的非洲世界，里面通常能找到一个储存了好些毒药的人；而一个复仇心切的奴隶会做出很恐怖的事情。一七九四年，特立尼达西班牙港的科布伦茨庄园有一百名奴隶中了毒，庄园主被迫放弃了这份产业。一八〇一年，流亡的德·蒙塔龙贝男爵买下了这座庄园，投毒的人又开始活动了，在男爵拥有这份产业的第一个月，他投入庄园的一百四十个“熟练”奴隶损失掉了一百二十个。
我开玩笑说：“这么说，你们很多时候都是待在野地里喽？”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特里还跟我说起一个人，他在研究当地的乡村巫医（或者说是药剂师）。巫医里面有些人确实掌握了某种知识，能够用非洲的方法治疗非洲人的神经症，他们也了解草药和毒药。他们对毒药讳莫如深，他们掌握的毒药知识让人害怕，这构成了他们的一个力量来源。
他发出了酋长式的笑声：“每时每刻，每时每刻。”
也正是特里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告诉我，科特迪瓦住着一位著名的非洲圣人，他已经很老了，他是总统的灵性顾问。这位圣人也乐得为其他事情担当顾问，特里希望我能见见他。但那位圣人不幸“住院”了，我在科特迪瓦逗留期间他一直没有出院。这位圣人名叫阿马多·汉培特·巴，他以前担任过大使，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重要机构的成员，但他在科特迪瓦的声誉都跟他的灵性造诣有关，因为他精通数字命理，对其他玄奥秘传的东西也颇有研究。特里跟他比较熟，可以去医院探望他，特里总是称他为“汉培特·巴先生”〔“汉培特”的发音跟“Humpty”（矮胖墩）相去不远〕。汉培特·巴来自科特迪瓦北边的马里，他是穆斯林，但非洲宗教在他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伊斯兰教是我的父亲，非洲是我的母亲。”据特里说，这是汉培特·巴的名言之一。他的另一句名言是：“在非洲，当一位老人死去时，一座图书馆也随之烧毁了。”
我跟阿尔蕾特一起离开了。她很钦佩尼安高兰－博夫先生，她看到通过她的介绍，我们交往地这样融洽，她感到很高兴。
特里·施罗德是这些外侨中的一员，他是美国大使馆的公共事务官员。他年近五十，是个身材瘦削、相貌英俊的单身汉，有着让女人既着迷又觉得不可接近的忧郁气质。他准备早早地从外事职位上退休，科特迪瓦是他的倒数第二站，而且他在这里的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对我说“一点咖啡、一点可可”的就是特里，他赞叹科特迪瓦取得的经济成就，但他对它的非洲的一面也有自己的感受。
我向她问起那些鳄鱼：“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尔蕾特？”
我的好奇心是一个作家的好奇心，而非人种学者或记者的好奇心。因此当我旅行时，虽然我只能让我所发现的东西牵引着我，但我同时又仿佛生活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随着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相交织、一起事件为另一起事件拉开帷幕，我也从一无所知走向豁然开朗。这场认识的历险也是人性的历险：我只能跟从意气相投的召唤。我不用勉为其难；没有哪个发言人是我必须要见的，也没有哪个人是我一定要采访的。通过我慢慢喜欢上的那些人，我最能找到我想要的、对一个地方的理解。在科特迪瓦，我主要在外侨中间走动，他们当中有白人也有黑人。我通过他们的眼睛，通过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经历，打量着这个国家。
她说：“没有人知道，只有总统自己知道。”
我出门旅行，是为了发现其他的意识状态。在这场认识的历险中，如果我所到的地方，人们都过着拘束的生活，这说明我的好奇心还部分地受制于我的特立尼达殖民地背景。我选择的地方，无论它们显得多么陌生，都跟我业已知道的东西有一定的联系。一旦我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一旦一个地方再也没有出乎我意料的东西，这场认识的历险就结束了，我就会焦灼不安地想要离开。
我从其他人——有非洲人，也有欧洲人——那里又听到了一些关于鳄鱼的说法。我听说，在总统挖宫殿旁边的人工湖、把鳄鱼放进湖里之前，亚穆苏克罗根本没有鳄鱼。我听说，负责照管总统的鳄鱼的人是总统的妹妹，她没结过婚。我听说，鳄鱼在陆地上比在水里更危险；后来，我又听到相反的说法。我还听说，当国家有危险的时候，亚穆苏克罗的鳄鱼会用一种特殊的头部动作来向总统示警。最后我觉得，阿尔蕾特是对的：这些令人恐惧的鳄鱼就是要让人觉得神秘，就是要让人觉得它们是个谜，它们以及喂它们的仪式究竟代表着什么，只有总统自己知道。
2
13
外国访客看到阿比让的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便联想到非洲的发展与成功。但阿比让位于非洲，在非洲人的意识中，这个世界的安全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获得了保障。政府控制下的媒体传递着抚慰人心的消息：非洲隧道的两端都有光亮。
星期六，当尼安高兰－博夫先生享受着甘薯节的时候，阿尔蕾特去了大巴萨姆。大巴萨姆是被抛弃的殖民地旧都，当年的一些残垣断壁还保留在那里。有一个画展在大巴萨姆开幕，参展的有当地的白人画家和黑人画家，还有一些海地画家。画展在一栋翻修过的殖民时期的房子里举行，那栋房子属于一个法国人。阿比让所有的文化人都去了，基本上都是外侨，有黑人也有白人。在外侨文化人的圈子里，阿尔蕾特是个人物。星期天，阿尔蕾特又去了巴萨姆，参加另一个派对：外侨在周日举办的滨海游泳节目，其中包括在一家滨海餐厅吃海鲜午餐。
《兄弟晨报》没有提到谁被附体了，也许是出于法律上的慎重，更有可能是出于对邪灵的忌讳。记者只给了一些暗示：那个被附体的人经常出入那座房子，跟教师的家人很熟，为教师做很多事情。《科特迪瓦星期日》杂志用了两页图文特稿来报道这件事情，登出了教师和他两位妻子的照片。被附体的人有没有可能是其中一位妻子呢？两位妻子看上去都无精打采的，跟那位无精打采的教师一样，不同的只是她们两个都形容消瘦，而教师有点胖。黑巫术和邪灵的出现似乎让这三人都见识了一下什么是地狱。黑巫术不是闹着玩的，事实上，《科特迪瓦星期日》的封面文章讲的就是真正的宗教与黑巫术、好法术与坏法术之间的斗争。
她容光焕发地从巴萨姆赶回来，因为她傍晚要带我去乔基姆·伯尼家里喝开胃酒，乔基姆·伯尼曾经在政府里供职，担任过部长。
就这样，十七公里的故事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这是一个道德说教故事，就像《兄弟晨报》的很多内容一样，整个故事带着循循善诱、抚慰人心的味道。邪灵被一股更强大的力量击溃了。不仅仅是一个乡村教师的心灵重获了安宁，整个科特迪瓦也得到了一次净化。
伯尼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阿尔蕾特的上司，她对他仍然保持着敬畏之情。在伯尼先生面前，阿尔蕾特一反常态地脸红起来，她一直注意让会面保持郑重的气氛。两天后，我才从阿尔蕾特口中得知，伯尼先生曾经因为涉嫌阴谋反对总统而被判为政治犯，足足坐了五年牢才被总统赦免。
现在，教师的家前门竖起了一个守护十字架，这个饱受折磨的人终于重获安宁。天体派基督徒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胜利，唯一令他们遗憾的是那位教师把很多钱花在了神物和穆斯林的法术上面。而他们这些基督徒，仅仅凭着对耶稣的信仰和几根蜡烛就解决了问题。
伯尼先生住在阿比让的富裕街区：绿树成荫的街道，一栋栋高大的房子，一片片宽敞的街区。我们穿过一座大门，驶过一段车道，一栋现代风格的混凝土房子出现在眼前，房子前面停着很多辆汽车。伯尼先生走出门来迎接我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棕色皮肤，看上去有五十七八岁。他走起路来有点瘸，一条腿伸不直。他带我们走上几级台阶，从花园直接来到了会客厅。这里全是现代风格的家具，玻璃和钢铁，每一样东西都很协调。他关上铝合金框的玻璃门，打开了静音空调。
天体派教徒凭着他们特异的禀赋，已经找到了这个人。邪灵一旦被发现，便立即处在了下风。那个邪灵已经去找过天体派教徒了，恳请他们不要干涉它，让它继续在科特迪瓦秘密地干这种邪恶的勾当。它想贿赂天体派教徒，但遭到了拒绝。然而天体派教徒还是跟邪灵展开了对话，他们问邪灵，为什么要在教师的房子里放火，那个邪灵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说，它是房子的主人。这显然是一种威胁，天体派教徒不打算再听下去，立即命令邪灵不仅要离开那座房子，还要彻底地从科特迪瓦消失。邪灵乖乖地走了。
另外两位客人是一位科特迪瓦医生和他的法国妻子，他们都五十多岁。伯尼先生和他的科特迪瓦朋友——那位医生——是同一年去法国的：一九四六年。那位朋友在法国住了二十一年，住在图卢兹，他的妻子就是图卢兹人。相比于伯尼先生的棕色皮肤，他的皮肤应该算是黑色，他的块头比伯尼大一些。他妻子说，当他从图卢兹回到科特迪瓦时，他在法国度过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他在非洲度过的时间。但他现在已经“重新融入了”他的家庭，每个周末都会回自己的故里。
解密人是基督教天体派的一个布道者。天体派教徒早在受邀前来探秘之前——当时那位教师正在把大笔的钱支付给制作神物的人和穆斯林法师——就已经跟神灵沟通过了，他们“发现”恶灵是整件事情的根源。根据天体派教徒的说法，这类调查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神秘层面与人类层面。在神秘层面上是邪灵在作祟；在人类层面上则是一个被邪灵附体的人，这个人变成了纵火者。
他在那里怎样打发时间？他说，他照看家里的田地。一到周末，他说，他就变成了种地的。他又用英语开玩笑说：“绅－士，农－夫。”但他不觉得跟非洲乡村的生活方式有点疏远吗？还有伴随着那种生活方式的宗教？他说，他不是信徒（他的意思是说，他不信奉非洲宗教），然而在危机关头——他带着一点诙谐的语气说——他发现自己还是会转身向旧日的信仰求助。
距离阿比让十七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庄，通往亚穆苏克罗的宽阔的马路从那里经过，村里一位教师的房子不时迸发出神秘的火光。一个读者写信给报纸，提出那栋房子周围很可能有逸散的天然气。但这封信不起眼地印在右侧页面的最底下，加上了一则标题：“一种科学的解释”。而故事的主体——报道正文——说的却是：十七公里的燃烧之谜已被破解。
我向伯尼先生问起总统的鳄鱼。（当时我还不知道伯尼先生的政治遭遇。）他说，他的语气不带一丝敬畏，也没有一丝犹豫，鳄鱼是总统家族的图腾。他自己家族的图腾是黑豹。他解释说：黑豹行为谨慎——伯尼先生用右手的手指比画了一个姿势——跃起时，它总是胸有成竹。
科特迪瓦有一家日报——我只看到这一家——叫《兄弟晨报》，这份报纸每天都会在第一版的左上角刊登总统的一点“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关于发展和经济的，头版的主打文章也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份报纸也有体育版，但这些版面丝毫没有冲淡报纸的严厉风格。报纸上没有八卦，也几乎没有来自警方的任何报道。《兄弟晨报》呈现的是一个劳动中的国家，一个学习中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在上夜校的国家。然而，在我来访的第一周结束时，报纸上终于出现了一条真正的新闻。它在周末报的内页上占了两版，内容显然是当地一起家喻户晓的耸人听闻事件。
母鸡也有可能是图腾吗？是的，医生说。一个家族可以改变自己的图腾吗？不能，医生说。不能，伯尼先生说，图腾是继承下来的，它来自遥远的过去。
我最后之所以得出了关于法术的看法，依靠的不是秘密的信息源，而是最公开的消息途径：报纸。
这就是伯尼先生的风格：直接、温和、实事求是、不带敬畏。在我遇到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对鳄鱼的事情做出直截当的解释的人，同样，他也是第一个理解了我对总统在亚穆苏克罗的产业发出的疑问的人。有些土地本来可以属于国家，伯尼先生说，有些本来可以属于家族。总统他们家族的地位远远高于一般的村落酋长。他们是一个庞大的非洲王国的代理酋长，可以理解成当地总督。殖民地时期，他们的权力被削弱了。但现在他们在人民眼中恢复了往日的权威。
就这样，现代非洲取得的成功给我的第一印象打了折扣。在这里，成功变成了统治者的非意识形化的个人崇拜的表达，统治者是掌权家族的族长；这种机制依赖于非洲人对权威的观念。而这一切的基石是法术。
医生和他妻子走后，我们的话题转移到宗教上。在非洲，宗教是最根本的，伯尼先生说。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普通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神灵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不断找寻对方。伯尼先生没有说白天的世界和夜晚的世界。但过了一会儿，在他的谈话中，神灵的世界变成了超自然的世界。超自然的力量无法被忽略，他说。他父母去世前，他就做过有预兆的梦。
我听到人们说，亚穆苏克罗在飞速发展：从前的内地农村，现在已经道路四通八达，设施健全，极其宽阔的林荫路在雪亮的街灯照耀下通向荒野；它已经是一座纪念碑式的城市，意在让一位非洲的统治者永垂不朽。当我意识到整个工程的法老式的宏伟规模时，我开始担心起它的未来。我想起那些古埃及的纪念碑，环绕着法老名字的纹饰经常被法老的后继者毁坏得面目全非，而神圣法老纪念碑上的那些经过雕琢和打磨的石头也会被砸碎，当成普通的石块，随随便便地用在另一块纪念碑上。而亚穆苏克罗的非洲梦正在由来自另一种文明的人创造着：法国人、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他们的技艺也很容易在这片大陆上销声匿迹。
欧洲人是善于发明创造的民族，必须得允许他们这样。但因为他们只强调和发展人类属性的一个侧面，所以在非洲人看来，他们就像小孩子；有时候因为他们的天才，他们看上去就像是问题儿童。这一点曾经让他特别沮丧，当时他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旅行，他看到人们被缩减成一个个单位，被当成纯粹的经济动物对待。这就是非洲人虽然在很多东西上依赖欧洲，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比欧洲人“年长”的原因。
就像很难免除长老或代表的职位一样，总统也很难不再担任总统（但在那天午餐会上，我们并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尽管他已经很老了，有八十岁了，也许是八十多岁了（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年龄）。总统不能退位的另一个原因是亚穆苏克罗的浩大工程。工程离竣工还遥遥无期，总统在有生之年看不到那一天了。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总统是个民主派，也反对部落主义，但仍然坚持要在他统领的伯尔罗部落中选拔他的继任者。只有这样，他才能确保（或者说“试图确保”）亚穆苏克罗的工程会在他死后继续进行下去。
开胃酒的时间其实已经结束；伯尼先生像阿尔蕾特期待的那样慷慨，派了辆车送我们，我们驶出了门卫把守的大门，离开了那里。
某种形式的民主的确实行了，但在政治上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老代表们已经有了一群追随者，已经成了长老。在非洲，一旦是长老，就永远是长老，直到死去。被革除了权力的人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回到村庄，再度成为普通的村民，因为他们已经颜面扫地。所以这次民主试验损害了乡村生活的凝聚力。选举以来，电视上有无数节目在强调“调和”的必要性。“民主”，人民做主，这是外来的理念；而“调和”是非洲的理念——事实上，在某些村庄和部落，每年都会举行专门的调和仪式，主持人是当地酋长。
两天后，我听说了他的政治命运。这为他增添了一份庄严的色彩。这份庄严使得他对超自然世界的兴趣让我更加感到好奇。
第二天的使馆午餐会上，大家谈起了非洲人对权威的态度。我听到有人说，总统已经觉察到国内正在滋生不满情绪。出于宽仁和践行正道的愿望，他试行过“民主化”。科特迪瓦只有一个政党，选举时一般也只有一份候选人名单；各选区的选民只需投票支持或反对党的候选人就可以了。最近一次的选举做了一些新的尝试，选举办法规定，党内任何人都可以出来竞选任何席位。代表大会共有一百四十多个席位，有六百多位候选人参加了竞选。百分之八十的老代表落选了，其中有些人已经当了二十多年党代表。
伯尼先生谈到的超自然的世界并不局限于非洲。但是在非洲，你可以飞速地、轻易地进入其他世界。《兄弟晨报》上，政府对抗邪恶法术的战争仍在继续，但这份报纸同时又在含糊其辞地宣传：黑巫术只存在于科特迪瓦的过去。有篇文章报道了比提人的做法。非洲的任何人——根据《兄弟晨报》的说法——都不可能是自然死亡，死亡总归是因为某个黑巫师在作祟，遭到怀疑的人要经受可怕的审判，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要穿上死人的衣服，吃“死人的羊肉”——用腐尸化的汁液浸泡过的羊肉。比提人认为，一般而言，往嫌疑人眼睛里面滴gôpô树的树汁就可以真相大白：他们相信，无辜者的眼睛不会被gôpô弄坏。
他的回答却出乎意料地直截了当：“不。”很快，他又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像是在为自己和自己前面说过的话做解释：“你必须理解，非洲人比较偏爱个人崇拜。这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多党和多头只会让他们困惑，我见过那种局面。”
有个故事传到了我耳朵里，我不知道该怎样看待它。阿比让的码头上，一批从科特迪瓦运往尼日利亚的货物里面有一个冷藏箱坏了，发出刺鼻的气味。人们打开冷藏箱，发现里面是几个割下来的人头。献祭用的人头可以出口了，新技术在为古老的祭祀服务。这个故事是真的吗？还是一个“外侨－非洲人”的玩笑？（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非洲人和外侨的幽默感可以相安无事。）我无法弄清楚事情的真相，我只清楚这一点：大多数外侨都知道这类故事，包括所有那些关于投毒、殉葬、小孩失踪的故事。他们知道非洲人的非洲，他们让自己的生活跟这种认识相适应。但他们保存在心中的非洲，他们呈现给访客的非洲，是他们用各自的技巧处理过的非洲。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觉得这是同一回事。
14
他说：“每个地方都有个人崇拜。如果用局外人的眼光去看福克兰群岛[3]危机，我可以说这里面也有严重的个人崇拜。撒切尔夫人让自己变得位高权重。”
外侨一批一批地涌来。最近一批是来自纽约哈莱姆的女人，她们并不全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从一些人的口音可以听出来，她们先是从加勒比的一些比较小的英语岛国移民去了美国，然后才来到了这里，这是另一条返回非洲的迂回路径。她们到非洲来，是为了传播自己那套基督信仰。她们也把来非洲当成回归故乡。她们令人不快，很多人胖得出奇，她们粗劣的装扮就像是一种自虐，有些人带着可怕的假发，有些人长着又粗又短的腿，却穿着下摆宽大的印花短裙。她们像是一群因为对长相的共同绝望而聚集到一起的女人。
以我们的交往程度来看，这个问题问得太尖锐了。
她们也许下意识地以为她们是黑人，所以在非洲总算可以过关了。但非洲很残酷：哈莱姆女士来到了一群目光敏锐的人群中间，他们会精确地判断你的部落和社会地位，敏锐地评判你的体形仪态。也许，在一种方向相反的冲动的驱使下，她们又把自己视为美国人，认为自己比留在黑暗大陆上的人更先进。但在这一点上她们也被误导了：科特迪瓦人在他们自己的世界深处，对种族的看法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单纯，他们现在只是被太多外侨弄得麻木了，对外侨不太理会。无论哈莱姆女士怀着怎样的动机，她们来到科特迪瓦之后，都变得羞于见人。她们似乎从来不离开旅馆。有时候，她们会逮住一个落单的侍者布道；但一般情况下，她们都是一起坐在大堂，把她们的小册子放在大堂的桌子上。
我对他说：“这些非洲国家各有各的个人崇拜，待在这样的国家，你觉得沮丧吗？”
阿尔蕾特来跟我喝送别酒时，那些女士正坐在大堂，她们已经因为久坐而筋疲力尽，因为无所事事而沉默不语，但她们那令人窒息的亮相还没有结束。我们没有待在大堂，径直去了酒吧。
我们路过了一片低矮的兵营。这个兵营似乎已经驻扎了很久，他们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军团。他们很低调，菲利普说。他们到科特迪瓦只是来受训的。
阿尔蕾特的非洲同哈莱姆女士来到的非洲有天壤之别。我和阿尔蕾特刚认识不久时，她向我谈起科特迪瓦男人跟她这种类型的外国女人失败的婚姻，她当时告诉我，生活在非洲、理解非洲的方式，就是让你所有的既有观点都变得不确定。她当时又说，这是好事。在我们最后一次会面中，她准备向我讲讲她学到的非洲方式。我们先是在酒吧，当黄昏笼罩着咸水湖的时候，我们去了酒吧的阳台。
“就像亚穆苏克罗，”菲利普说，“你应该设法去一趟，最好是晚上抵达，你会看到通明的双排路灯，惊讶于自己身在何处。而到了早晨你会发现，你身在荒野。”
她谈到两个世界，白天的世界和夜晚的世界，这两种现实观让非洲人显得特别不关心物质环境。她在科特迪瓦看到了这一点，她说。周末，有钱有势的人会毫不吃力地回到自己的村子，轻松地重拾他们的棚屋生活，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棚屋生活。她问过从加纳来的人（那个国家正处在混乱中）：“你以前很富有，现在变穷了，你的国家也一团糟。你不焦虑吗？”他们说：“昨天我们过得不错，今天我们过得不好。事情就是如此。明天我们也许又变好了，也有可能没变好。事情就是如此。”这是上面的世界的规律；而里面的世界，另一个世界，仍然保持着完整。那才是要紧的事情。
靠近阿比让城边的地方，公路变得非常宽阔，而且没有中央隔离带。特意这样修的，菲利普说，这是为游行准备的。
我说：“就是说，如果发生了意外，阿比让变成了废墟，对你来说也不要紧？”
那个周末刚好是珍妮特的生日。他们准备星期天去海边的大巴萨姆庆祝一番，那里是侨民周末远足的地方。我跟他们一起去了：汽车驶出阿比让，驶过外来劳工简陋的聚居区，驶过椰树庄园——那里种着成排的椰树，椰树的轮廓沿着排与排之间的空地构成了一道道狭长的景深——驶过一排排出售非洲小玩意和手工艺品的茅草屋，来到了殖民地的旧都：已经沦为废墟的大巴萨姆——一八九九年，一场黄热病肆虐之后，大巴萨姆被抛弃了。我们驶过混凝土墙和瓦楞铁皮，驶过积着厚厚的尘土的街道，终于来到了海边，来到了茅草屋顶下的星期天餐厅。在科特迪瓦逗留了两周之后，我发现，到大巴萨姆远足是侨民生活的固定节目，是他们那单调乏味、刻板拘束的生活的一部分。
阿尔蕾特说：“是的，不要紧。人可以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活着。”
菲利普是外国侨民，从他那里，我第二次听说了亚穆苏克罗。菲利普是英国人，三十七八岁，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非洲度过的。他现在供职于一个非洲国家间组织，他的妻子是圭亚那的黑人姑娘，非常美丽，来自一个在英格兰定居的黑人家庭。很奇怪吧，菲利普说，在他们的婚姻中，非洲一方竟然是他，而英国这边的珍妮特“来自哈德斯菲尔德”。
一些法国人从酒吧里来到阳台上，外面已经不热了，光线变成了灰蒙蒙的赭石色。他们是一些商人，在旁边的桌子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些纸和文件夹，开始讨论。其中一个人对阿尔蕾特产生了兴趣，神情夸张地打量着她的腿和高大丰满的体态。她背对着那个人，没注意到这一切。她在说话，一边说一边吃着坚果和薯片。
大使说话必须字斟句酌，他们的工作很特殊，他们必须过着符合特定仪式的生活。作为官员，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看法不应该跟当地人相去太远，因为他们必须跟当地人打交道。因此跟大使在一起，就和跟黑非洲的其他外国侨民在一起时一样，一开始，他们都显得模棱两可。当他们说一些不得已要说的话时，听上去都像是在否认或无视某些他们心知肚明的东西。外国侨民对非洲的非洲也许了然于胸，但他们不会在跟访客第一次见面时就把这个非洲和盘托出。他们都是有工作、有技能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他们自尊的一部分，他们要呈现给访客的非洲跟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因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是人之常情，并非没有诚意。在非洲做某些工作、按照另一种文明的原则和技巧行事，这些举动有时就像是在超然地践行美德。很多外国侨民——那些在解放后的黑非洲留下来的人——成了真正的好人，而且不少人变得异乎寻常地孤独。
在宾馆的会议室里，有人在开商务会议，很多白人坐在桌子后面，听一个站在白板前面的人讲话。白板上的一切只是幻影，他们正在为注定要消亡的东西制订计划。太阳在尘埃凝结的薄雾中下沉：沙尘风终于抵达了沿海。咸水湖上一片雾霭，远处的湖岸在雾霭中变得模糊，仿佛一片温带的景象。宾馆一侧的工地上，工程正在继续，人们正在这片迅速崛起的区域建造新的房屋。
就这样，我第一次听说了亚穆苏克罗。那是总统的故里，也许只是关心农业的政府将其从封闭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农耕村庄中的一个。
我说：“阿尔蕾特，你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很不牢靠。你让我觉得，我们赖以为生的一切都建造在沙上。”
我到科特迪瓦不久遇到了一位大使，他对这种解释做了补充。他刚刚收到一条消息：加纳又平息了一起政变。这两个国家在独立的时候就不一样，大使说，气候和植被是它们仅有的相似之处。加纳独立后，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建设“行政结构”；科特迪瓦则致力于创造财富，从农民的耕作中创造出财富。科特迪瓦不怎么关心非洲化，他们修筑公路，拉近了村庄与市场的距离。他们为农村提供服务和安保——安保非常重要。他们让村庄不再与世隔绝，从而让人们安心地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成功了。现在，公路和旅馆遍布整个科特迪瓦。即便是位于国家腹地的总统故里亚穆苏克罗，距离阿比让也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
她说：“世界就是沙子，生活就是沙子。”
科特迪瓦人提供给外来访客的解释言简意赅，他们已经向其他访客解释过无数次了：加纳等国开展的国有化运动是白领和律师的运动，他们迷信意识形态，想用外国的观念一夜之间把非洲高尚化、非洲化；而科特迪瓦的国有化运动要简单得多，他们是农场主、农夫和村民的运动。
我觉得她说的正是印度教的关键教义，印度教徒在危机关头会感觉到那是真理：生命即幻像。但我的感觉是错的：观念都有其文化归属。阿尔蕾特的这种认识，她对两个世界的感受，都是通过她对“奥理研究”和非洲法术的兴趣而获得的。这种认识来自她所崇敬的非洲部落生活：酋长拥有的赦免能力、一年一度的和解仪式、圣林中举办的成年礼：年满七岁的男孩要接受三个月的考验，通过这些考验，他们将对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获得新的领会。印度教“一切皆幻”的概念来自对“空无”的冥思。阿尔蕾特将世界视为流沙的看法，则来自她对一个优美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的理解和崇敬。
然而就部落而言，加纳人、几内亚人跟科特迪瓦的一部分人很相近。部落和民族不受国家界线的约束。虽然科特迪瓦自称自由之邦，但它也是一个非洲国家，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有着它自己的个人崇拜：独立时当上总统的人仍然在当总统，一直没有卸任。科特迪瓦的事业不是一日建成的，靠的是二十年来的经年累月之功。因此很显然，它能取得这种非洲式的成功，其中一定有某种适合当地人的组织原则（它远远超出了总统的个性），某种容易把握、容易复制的东西。
她讲得富有激情，饱含诗意。她一直在吃东西，隔壁桌上那个法国男人一直在看她的腿。
这个国家周围的地区要么一片混乱，要么一无所有。在文盲和贫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利比亚，数位前任政府官员在海滩被枪决了，没举行任何仪式，从那之后，利比亚就一直被军队统治着。（新闻报道在读者的脑海中唤起了一幅怎样的画面呵：度假场景中，惊慌失措的人穿着西装或睡衣，身穿制服的人端着枪，远处传来大海的涛声。）几内亚，以前也和科特迪瓦一样是法国的殖民地，她本来有可能比科特迪瓦还要富庶，但现在已经陷入了濒临崩溃的、杀人不眨眼的暴政统治，该国死囚牢中的“黑伙食”已经臭名昭著：他们既不给犯人吃的，也不给喝的，让犯人活活地衰竭而死。加纳，一九五七年独立的时候比科特迪瓦富裕得多，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也高很多，机构也很健全；而如今，频繁的政变已经让加纳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劳动力大量流出。
她非常敬重被奉为圣人的非洲智者，阿比让当时就有这样一位圣人，他住在非洲区特雷什维尔。他名气很大，总统都想把他请过去。但这位圣人更愿意住在现在的地方：特雷什维尔区一座简朴的乡村院子里。他说，如果他住到了中产阶级的科科迪区，需要他帮助的人就没办法去找他了。他们没钱坐出租车，只好步行，而科科迪的看门狗会咬他们。
他们用看似很少的东西创造了财富，而且分享、利用了这笔财富。但科特迪瓦的繁荣已经退潮了。咖啡价格下跌了三分之一，可可价格下跌了一半，前来开采石油的人正在离开科特迪瓦，去往非洲其他的法语国家。人们现在有些不满；有人开始对这个国家的法国人数量之多表示抗议。但这个国家毕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非洲的这个角落，这个国家仍然保持着秩序，仅凭这一点，就让人觉得是个奇迹。
阿尔蕾特说：“前段时间，我回马提尼克探望父母。感觉太糟糕了，安的列斯[13]人真的有些病态。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梦。我告诉你发生的事情。我回非洲的航班——那是一个特别航班——延误了两天，我心急如焚。结果我妈妈很受伤害，她觉得我居然这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她。我爱我的父母，但我要离开马提尼克的迫切愿望超过了我对他们的爱。那里的人头脑狭隘，被自己的历史给压垮了。生活如此广阔，世界如此广阔，而那里的人只要在政府部门里有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就觉得此生足矣。他们自以为比非洲人优越。但他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梦。”
“这难道不是很美妙吗？”一天傍晚，一个美国使馆的人望着此番景象对我说，“他们仅仅凭着一点咖啡、一点可可就做到了这一切。”
我问起她对亚穆苏克罗的看法。如果世界只是流沙，为什么要建造那座巨大的城市？
我并没有真的以为我能在非洲找到一个法国，那只是我的幻想。我没有料到的是，在科特迪瓦，法国和非洲仍然像是两种截然分离的东西。这让大都城阿比让呈现出来的成功景象更加令人费解：在城市的大马路上，方向指示牌处处显示着法国的痕迹；市中心矗立着摩天大楼；这里有大学校园和高尔夫球场；工人居住区四处蔓延，虽然凌乱，但并不贫穷；人种混居（非洲人和欧洲人）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为数不少；政府修建的公寓鳞次栉比；巨大的港口和工业区在运转；暮色中，已经被污染了的热带咸水湖湖面反射着高峰时间“滨海大道”上穿梭往来的车灯。
她说：“总统想让非洲融入现代世界。”
在高尔夫论坛酒店的游泳池周围，法国商人和技术人员小乳房的妻子们赤裸着上身在晒日光浴，长着黑色和橙色花纹的蜥蜴在四周爬行。非洲要等到夜幕降临之后才会到来，她是以卡巴莱舞的形式到来的：这不是非洲人居住区的夜总会里的非洲，而是官方赞许的“文化的”非洲：来自森林的、带有准宗教或法术意义的舞蹈，如今在风景宜人的花园里上演，女人哼唱着歌谣翩翩起舞，舞台的灯光抚弄着她们袒露的丰满的乳房。
我认为她的意思是说，建造亚穆苏克罗这样一座城市，并不是要将它所代表的世界作为唯一的现实接受下来。艾博尼——那个诗人兼公务员——表达过类似意思。艾博尼的父亲对他说过：“我送你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变成白人或法国人，而是送你进入一个新世界，就这些。”
然而，在科特迪瓦的溽热中，午餐时分的红酒让人昏昏欲睡，而且这里的红酒大多是玫瑰红酒，产自摩洛哥；西非的法国人跟西非的英国人一样破落，带着刺耳的口音；阿比让的商业中心小小的、干巴巴的，丝毫没有林荫大道的影子，只有黎巴嫩人开的商店，这里一片那里一片，躲在新建的高楼大厦投下的阴影中，诉说着不久之前那个更为乏味的殖民城镇的故事；这里没有林荫大道的幽静，只有“时髦的”非洲人街区传来的非洲话的嘈杂声。除了这些，这里也像很多前殖民地一样，矗立着崭新的国际酒店，散发着与周围的事物毫不相干的、既有的光辉。
我们向宾馆外面走去，在大堂里从那些哈莱姆女士身边经过。
“非洲的法国”是我个人的幻想，它来自我对法语的热爱，这是一个中学男生的特别的爱，它是英属特立尼达女王皇家学院的教师们在我心中点燃的，这些教师很多是黑人或黑人混血，他们都深深地喜爱法语，而且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从来没有明说，但处处都在向我们暗示），法国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国家。非洲的法国：我想象着法语从优雅的非洲人嘴里讲出来，我想象着身材高挑、裹着头巾的女人，就像马里女人和刚果女人，我想象着红酒和热带的林荫大道。
阿尔蕾特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她们这种从美国来的人。黑人跑到这里来让非洲人改宗。她们就跟其他想干这件事情的人一样，把自己的灵魂疾病带到了非洲。她们其实应该被非洲改宗，她们都是些疯子。”
新大陆的种植园充斥着来自西非的奴隶。但是当我来到科特迪瓦时，我并没有特别想到这一点。我来这里的原因要简单得多。世界太繁复了，我们只能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分装在大脑不同的小隔间中。我想来西非，是因为我从未来过这里，我想看看曾经的法属殖民地，想看看一个非洲国家如何能在黑非洲的混乱中脱颖而出，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政治成就和经济成就。非洲人的胜利、非洲的法国，这些迷人的想法把我带到了这里。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三年七月
这种“完美非洲观”本不应该令我惊讶。与之类似的宗教情感当年就像阵阵迅疾的风，鼓动着加勒比地区的很多奴隶起义。在加勒比地区各种教派的组织当中，完美非洲观长盛不衰，同时也感染了当地的政治。黑加勒比地区最近兴起的很多政治运动都带着非常纯粹的非洲的一面：对非洲千年复国梦充满狂喜的向往。
（翟鹏霄译）
当一个人来到亚穆苏克罗这样的地方，他的焦虑就会变得尤为强烈，他会觉得这一切都不太真实。在这里，你瞥见了一个非洲的非洲：非洲在她自己眼中——无论历史上发生过多少事件，无论近年来呈现出多少世俗的辉煌——永远是完满的，永远是取得了高度成就的，爆发着自己的力量。
[1]科特迪瓦共和国，位于西非，旧译“象牙海岸”。
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无论他持有怎样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仰，非洲在他眼中经常呈现为嬗变中的状态，她似乎总是处在马上就要变成另外一种东西的临界点上。因此，非洲总会勾起一个人的希望、雄心、沮丧和恼怒。就连科特迪瓦取得的成就也让人感到焦虑：这种成功会持久吗？非洲人有能力从法国人、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手中接过他们为非洲人建造的一切，并让它们高效运转下去吗？
[2]作者写作本文时首都为阿比让，1983年，议会通过决议将首都迁往亚穆苏克罗。
喂鳄鱼的仪式每天下午在明媚的阳光下举行。湖边围着轿车和衣着鲜艳、端着相机的游客。这些鳄鱼是圣物，一定要为它们献上活的贡品：一只鸡，这是仪式的一部分。这种献祭的元素，这种对权力与残酷的徐徐展示，令观者不安，但这正是它想要达到的效果，它仿佛把黑夜与森林再度带到亚穆苏克罗之梦跟前。
[3]即马尔维纳斯群岛。
两种思想并行不悖：超级的现代梦想也可以为古老的非洲服务。这其中依然有着法老遗风，透出一抹远古世界的色彩。远离高尔夫球场和高尔夫俱乐部，远离总统酒店的游泳池，远离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现代浮华，矗立着人工湖畔的总统宫。光光的宫墙把总统的祖村和仲裁树围了起来，不让普通人看见；宫墙外，每天都有人用生肉饲喂总统那带有图腾意味的鳄鱼。人们可以到这里来观看。然而通往亚穆苏克罗的路途相当漫长，沿途那片植被斑驳、地广人稀的旷野也令人望而生畏，只有驾车的人才能轻轻松松地来到这里，而这部分人往往都是外来的访客和游客。
[4]马提尼克岛，位于中美洲的加勒比海，法国的一个海外省。
为了吸引游客，这里修建了一个风景宜人的高尔夫球场。球场迄今为止维护得很好，顽强地抵挡住了长势迅猛的丛林的侵蚀。修建高尔夫球场是总统的主意，尽管他自己并不打高尔夫。高尔夫球进入他的脑海时，他已经很老了，他便以慈祥的领袖风范，号召他的全体子民——科特迪瓦六十多个部落的每一个人——打高尔夫球。为了接待来访的客人，这里修建了一座十二层高的总统酒店，是法国索菲特的连锁酒店。酒店宣传册是在法国印制的，银灰色的封面透着王者气派。“追踪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的故园踪迹，”宣传册上写着，“发现明日非洲的超级现代构想。”
[5]法国的海外省，位于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中部。
总统的构想一向很宏伟，而他对亚穆苏克罗的规划格外宏伟。他希望它跻身于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大都市行列。这里的土地都平整过了，环绕着未来都市的大道也已经修好，路面像机场跑道一样宽阔。夸张、奢侈的现代楼群拔地而起（其中不乏设计得很出色的建筑），矗立在荒郊野外一片铲光了植被的土地上，等待着被充分利用。
[6]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1927－），美国演员，因主演《田野里的百合花》获得1964年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黑人演员。
酋长的权力和智慧已经让亚穆苏克罗周围的森林消失了。曾经的非洲田野、未经开垦的公地和杂乱的林木，如今已经是整整齐齐的机械化种植园。芒果、鳄梨和菠萝的种植区动辄几平方英里，所有的果树都排成整齐的直线。非洲人平常看到的大自然都是杂乱不驯的丛林，因此直线在他们眼中充满了美感。据说，在非洲的这个地区，耕地归使用者所有，丛林则不属于任何人。几年前，亚穆苏克罗周围的种植园被赠给了国家，在那之前，它们都是总统的私产。
[7]阿比让的一个行政区。
宫殿侧畔有一片人工湖，湖中放养着乌龟和食人鳄，这些具有图腾和象征意味的生灵都是属于总统的。亚穆苏克罗以前没有鳄鱼，谁也说不清这些鳄鱼到底有什么含义。但鳄鱼会让所有的非洲人立即想到危险，想到集总统与酋长职位于一身的领袖对他的权柄那深信不疑、神秘莫测的把握，那权柄超出了人类的属性，仿佛是从大地中散发出来的。
[8]英国知名家具店。
总统的故居其实已经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整个村庄——茅屋（如果还有的话）、公地以及近乎神圣的仲裁树——都被圈进了新修的总统宫，掩藏在绵延几英里的高高的宫墙后面。
[9]乌干达首都。
他把国家治理得不错。他任用法国的技术人员、顾问和管理者，在天然矿产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仅仅凭着热带雨林和土地资源，就缔造出了一个富裕之邦。科特迪瓦已经富裕得需要从周边的非洲国家引进劳动力，那些国家要么经济落后，要么秩序混乱。外来劳动人口的增长跟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水平相当，整个国家的居民总数已经从一九六〇年的三百万增长到今天的九百万。首都阿比让[2]，当年那个在咸水湖淤积的、臭烘烘的黑淤泥上悄然兴起的码头，如今已是西非名列前茅的大港。深入内地一百五十英里，在一条不会让法国人丢脸的公路尽头，总统的故乡——亚穆苏克罗——也已经改变了面貌。
[10]指的是在贝宁帝国皇宫（今尼日利亚境内）发现的一千多件铜像，是伊多人在13世纪制造的。1897年这些铜像大部分被英国人夺走，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两百多件。
那位年迈的老人现在仍然是酋长，他接受过法国教育，成了法国人所说的“殖民地”医生，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法国出品，但终归算得上医生。后来，他成了一位政治家、一位抗争领袖。随着一九六〇年的独立，改换了面貌的丛林重新回到了它的人民手中，酋长也从此成为科特迪瓦的统治者，一直到今天。
[11]指加纳的沃尔特省。
亚穆苏克罗位于科特迪瓦[1]水汽充沛的森林深处，是黑非洲的一个奇迹。它曾经是个小村庄，当年的它也许像西非丛林里的其他村庄一样，遍布着住上两年就会烂掉的茅草屋。但亚穆苏克罗也是这个地区的部落酋长的驻地，在法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直接统治之下，酋长的权威——道德、灵性与法术的权威——并未被人遗忘。
[12]原文为法文。
1
[13]指安的列斯群岛，西印度群岛中除巴哈马群岛以外的全部岛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