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实说是老邻居家的一个弟弟，关系很亲。
编辑同志问他是我什么人。
编辑同志说他见过玉龙。
他洗罢脸就告辞了。
我心中暗惊一下，猜测或许是给对方留下了某种不良印象的“见过”。
玉龙起身说他去洗把脸。
编辑同志却说，前几天她出差从外地回到北京，目睹了这么一种情形——有一精神不正常的中年女子，赤裸着上身在广场上边走边喊，人们皆视而不见，忽有一男人上前，脱下自己的大衣，替那疯女子穿上了。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我开了门见是某出版社的编辑，我忘了人家约见的事了。
我说：“你认错人了吧？”
我生气了，与他撕撕扯扯地，终于又将两万元钱塞入了他的书包。
她说：“不会的。当时我也正想脱下上衣那么做，但他已那么做了。我站在旁边，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男人为一个疯女人一颗一颗扣上大衣扣子，心里很受感动。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所以不会认错人。”
“二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两万元钱我不能收。二哥的负担也很重，我怎么能收呢？”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两万元钱，放在我面前。他说等了我将近三个小时，他这次来我家就是为了送钱。两万元钱带在身上他怕丢，所以一直耐心地等我回来。
编辑走后，我见里屋的床上有玉龙留下的两万元钱。
他说：“我知道四嫂那时候也有生命危险啊，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怎么还能告诉二哥我自己着急上火的事呢？！”
那一年，玉龙出现在我面前的次数多了，隔两三个月我就会见到他一次。
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虽然用手机的人已经不少了，但他还没有手机，我也没有。他或者在前一天晚上往我家里打电话，那么第二天我就会在家里等他；或者贸然地就来了，每遇撞锁，便坐在我家门旁台阶上等，有时等很久。
他说他最小的妹妹也大病一场，险些抢救不回生命来。
“二哥，你瘦了。”
进屋后，他刚一坐下，我便问他遭遇什么难事了？
“二哥，你显老了。”
春季里的一天，下午我从外开罢一次会回到家里，见玉龙坐在我家门旁的台阶上，双眼有些浮肿，上唇起了一排火泡——他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却没带书，只背一只绿书包。
“二哥，你脸色不好。”
不久，四弟回我电话说，交代给他的任务他完成了。
“二哥，你可得注意身体。”
那是北京寒冷的冬季，我给四弟寄回了两万元钱，嘱他必须尽早聚上玉龙，不管玉龙需不需要，必须让玉龙收下那两万元钱。
以上是他一见到我常说的话，也是我一见到他想说的话。每次都是他抢先说了，我想说的话也就咽回去不说了。
那一个时期，在我的头脑之中玉龙这个弟弟不存在了似的。两年后，等我将我这个哥哥的种种责任又落实有序了，才关心起久已没出现在我面前的玉龙来。
那一年，我身体很差，确如他说的那样。
但玉荣在回哈尔滨看望哥哥姐姐妹妹的日子里，不幸身亡，而我四弟的妻子不久患了尿毒症，一家人的生活顿时乱了套。
那一年，他的身体看去也很差，白发明显地多了，脸还似乎有点浮肿。
再后来，我将哥哥接到北京，也将玉荣请到北京帮我照顾哥哥，同时算我这个“二哥”替玉龙暂时解决了一件操心事，等于给他的弟弟安排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暗暗心疼他，正如他发乎真情地心疼我。
后来，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两件毫无思想准备的伤心事，先是父亲去世了，几年后母亲又去世了——这两件事对我的打击极沉重。
他带来的书也多了。书是沉东西！想想吧，一个人带五六十本书，不打的，没车送，乘公交，转地铁，是一件多累的事啊！以至于我往往想给他几本我新出的书，由于心疼他，犹犹豫豫地最终也就作罢了。
到现在为止，他一次也没向我要过书。
他来的次数多，我于是猜到他换挣钱的地方也换得频了。
我不许他以后再买我的书，要求他提前告诉我，我会为他备好签名书，他来取就是。他说：“那不行，这已经够麻烦二哥的了，怎么能还让二哥送给我书呢！何况我每次需要的又多，二哥写一本书很辛苦，绝对不行！”
赠某某局长、处长、主任、经理……我按名单签着诸如此类的上款，而他常提醒我不要写“副”字，“赠”字前边加上“敬”字。我根本不认识那些人，他显然也一个都不认识，他只不过是在落实他“老板”交给的任务。
他又红了脸，笑道：“二哥你看你，还认真了，这你让我多不好意思！”该脸红、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却反倒成了他，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一下。他找着拎着的，带来了两大旅行兜五六十本书。他累得不断地出汗，说经人介绍，帮一位是东北老乡的生意人在北京跑批发，联系业务得自己出钱送礼，而送我的签名书，对他是花钱不多却又比较送得出手的礼物。
有次签罢书，他起身急着要走。
后来，玉龙又出现在我家时，我送给他一本签了我的名也写上了他名字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告诉他，是一本修改过的书。
我说：“别急着走，坐下陪二哥说会儿话。”
我只得笑着说：“那再版时，二哥一定做一番认真修改。”
他立刻顺从地坐下了。
他说：“那我自己也会一辈子生自己的气，我姐我弟我妹他们也会生我的气！二哥你要是不欢迎我了，我立刻就走好啦！”
我为他换了茶水，以闲聊似的口吻说：“怎么，不愿让二哥多知道一些你的情况吗？”
我说：“兄弟互相告，姐妹互相告，甚至父母和子女互相告，这类事全国到处发生。你放心，二哥保证，绝不生你的气。”
他说：“我有啥情况值得非让你知道的呢？”
听了我的话，玉龙的脸顿时红到了脖子，当面受了侮辱般地说：“二哥，你这不是骂我吗？哪儿有弟弟告哥哥的呢？我那么做我还是人啊！”
我说：“比如，做了什么好事、坏事……”
事实上每次见到玉龙，我必问他缺不缺钱？他总是说不缺，说真到了缺的时候，肯定会向我开口的，然而，我觉得他肯定永远不会主动向我开口的。据我所知，卢叔卢婶在世时，生活最困难的卢家，不曾向院里的任何一户邻居开口借过钱。在这一点上，卢家儿女有着他们父母的基因。
他立刻严肃地说：“二哥，我绝没做过什么坏事。如果做了，我还有脸来见你吗？”
我说的是真诚的话。
我说：“二哥的意思表达不当，我指的是好事。”
我这才想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我写到的一个人物用了卢叔的真姓，但却加在了书中那个“卢叔”身上一些虚构的成分，还是那种有理由使卢家人提出抗议的虚构成分。我终于放下笔，缓缓抬起头，以内疚极了也怜悯极了的目光看定他说：“玉龙，你起诉二哥吧。你有权利也有理由起诉我，那样你会获得一笔名誉补偿金，而那也正是二哥愿意的。”
他的表情放松了，不无自卑地说：“你弟这种小民，哪儿有机会做好事啊！”
他沉默片刻，以更小的声音说：“二哥，不瞒你，有看了这一本书的人，撺掇我告你。”
我就将编辑朋友在火车站见到的事说了一遍，问那个好人是不是他。他侧转脸，低声说：“因为大哥也是得的精神病，我不是从小就同情精神病人嘛，那事儿更不值得说了。”
我固执地说：“这一本书我写得不那么差。”
我一时语塞，良久，才说：“玉龙，我是这么想的——二哥帮你在哈尔滨租个小门面，你做点儿小本生意，别再到北京四处打工了吧，太辛苦啦！”
他说：“你就听你弟的吧。”
他低下头去，也沉默良久才又说：“二哥，那不行啊。在咱们哈尔滨，租一个最便宜的而且保证能赚到钱的门面，起码一年五六万，还得先付一年的租金。二哥你负担也重，我不能花你的钱。再说，我也没有生意头脑，一旦血本无归，将二哥帮我的钱亏光了，那我半辈子添了块心病了。我打工还行，力气就是成本。趁现在还有这种不是钱的成本，挣多少是多少吧！二哥你家让你操心的事就够多的了，别为我操心了吧……”
我头也不抬地问：“为什么？”
我又语塞，沉默了良久才问出一句废话：“打工不容易是吧？”
我正要签上名，玉龙小声说：“二哥，这本不签了吧。”
玉龙忽地就低声哭了。
书中有一本是《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我竟乱了方寸，一时不知该怎么劝他。
我听着，机械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不忍抬头看他，宁愿一直写下去。
他边哭边说：“二哥，有些人太贪了，太黑了，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只要有点儿权有点儿钱，就不将心比心地考虑考虑我这种人的感受了……”
他说，他弟玉荣的病还是时好时犯，好时就找临时的工作，一向只能找到又累又挣钱少的活儿，干到再次病倒了算。他姐有小孩了，也“下岗”了。他两个妹妹同样没有正式工作。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将他送出门的了。
他买了我写的十几本书，说是希望通过送书的方式结识什么人，帮自己找到份能多挣几十元钱的活干，说再苦再累他都干，只要能多挣几十元钱。我一边签自己的名，一边问他弟弟妹妹们的情况如何？
我独坐家里，大口大口地深吸着烟，集中精力回忆玉龙说过的话。
我一时陷于无语之境。
我能回忆起来的是如下一些话：
那一年的冬季玉龙又出现在我面前，穿一件旧而且破了两处、露出棉花的蓝布面大衣，看去像个到北京上访的人。他很疲惫的样子，不再一表人才。我讶异于他为什么穿那么一件大衣，以为大衣里边肯定还穿着铁路员工的蓝制服。但他脱下大衣后，上身穿的却是一件洗褪了色的紫色秋衣，显然又该洗澡了。玉龙说：“二哥，我下岗了。”
“二哥，我受欺负的时候，被欺负急了就说，别以为我好欺负，我是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二哥是作家梁晓声！多数时刻不起作用，但也有少数起作用的时候。二哥，你是玉龙的精神支柱啊！别说三哥四哥秀兰姐家的生活没有了你的帮助不行，我玉龙在精神上没有你这个支柱也撑不下去啊……
两年后，我那有了正式工作不久的三弟“下岗”了。
“二哥，我希望雇我的人多少看得起我点儿，有时忍不住就会说出我有一个是作家的二哥。他们听了，就要求我找你，帮他们疏通这种关系、那种关系。我知道你也没那么大神通，只能实话实说。结果他们就会认为我不识抬举，恼羞成怒让我滚蛋……
望着玉龙走远的背影，父亲喃喃自语：“好孩子啊！也算熬到了出头之日了，他弟弟妹妹们有指望了……”
“二哥，有时我真希望你不是作家，是个在北京有实权的大官，也不必太大，局一级就行，那我在人前提起你来，底气也足多了……
我说：“玉龙，我们的关系不是早就那样了吗？”
“二哥，有时候我真想自己能变成一条龙，把咱们中国的贪官、黑官、腐败的官全都一口一个吞吃了！但对老百姓却是一条好龙，逢旱降雨，逢涝驱云。而且，一片鳞一块玉，专给那些穷苦人家，给多少生多少，鳞不光，给不完……”
玉龙看着我又说：“那二哥，以后你就好比是我的亲二哥了吧。”
那一天，我吸了太多的烟，以至于放学回来的儿子，在门外站了半天才进屋。
父亲连说：“怎么不可以！怎么不可以！”
那次见面后的一个晚上，玉龙给我打来一次电话。
玉龙说：“大爷，我爸妈都不在了，有时我觉得活得好孤单，我以后可不可以把您当成老父亲啊？”
他说：“二哥，我真有事求你了。”
父亲保证地说：“下次吧！下次你来之前怎么也得先通个气儿，好让你二哥预先借台照相机预备着。”
我说：“讲。”仿佛我真的已不是作家，而是权力极大的官了。
他说：“真想和大爷和二哥合一张影。”可临时哪儿去借照相机啊！当年连我这种人还没见过手机呢！
玉龙说的事是——东北农场要加盖一批粮库，希望我能给农场领导写封信，使他所在的工程队承包盖几个粮库。
我和父亲将他送出“北影”大门外。
我想这样的事我的信也许能起点儿担保作用，爽快地答应了。
他怕误了返回哈市的列车，连午饭也不一块吃，说走就走。
我用特快专递寄出了一封长信，信中很动感情地写了我家与卢家非同一般的近邻关系，以及我与玉龙的感情深度，我对他人品的了解、信任。我保存了邮寄单，再见到玉龙时郑重其事地给他看——为了证明我的信真寄了。
我和父亲特为他高兴。
玉龙顿时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也将我像搂抱小孩子似的搂抱住，连连说：“哎呀二哥，你亲口答应的事我还会心里不落实吗？还让我看邮寄单，你叫我多不好意思呀二哥……”
我和我的父亲连说：“对、对。”
但那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
他反问我：“二哥，我文化也太低呀！所以应该很满意啊，对不对？”
而那一次，是我那一年最后一次见到玉龙。
我问他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他说在货场管仓库，说得很满意。
他并没来我家找我问过，也没在打电话时问过。
他说他父亲当年的“问题”得到了纠正，所以他才能有幸成为一名铁路员工。
我想，他是怕我在他面前觉得没面子。大概，也由于觉得我是为他才失了面子的，没勇气面对我了。
夏季，玉龙忽一日成为我在“北影”的家的不速之客——将近一米八的个子，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一表人才。
之后两年多，我没再见到过玉龙。
父亲最后说：“但玉龙是为了使你卢叔走前能用上些好药，少受些罪。他做得对，所以全院都夸他是个好儿子。”
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一次活动，接我的车竟是一辆车体宽大的奔驰。行至豁口，遇红灯。车停后，我发现从一条小胡同里走出了玉龙。他缓慢地走着，分明地，有点儿驼背了。剃成平头的头发，白多黑少了。穿一件褪了色的蓝上衣，这儿那儿附着黄色的粉末。脚上的旧的平底布鞋，也几乎变成黄色的了。
父亲惋惜地说：“因为急，卖得也太便宜了，少卖了五六百元。如果不卖，等到动迁的时候，玉龙和玉荣兄弟俩就会都有房子结婚了。”
他一脸茫然，目光惘滞，显然满腹心事。他走到斑马线前，想要过马路的样子，可却呆望着绿灯，似乎还没拿定主意究竟要不要过。
父亲夸玉龙是个好儿子，为了给卢叔治病，将他家在后院盖的一间小砖房卖了。
他就那么一脸茫然，目光惘滞地站在斑马线前，呆望着马路这一端的绿灯，像在呆望着红灯。
父亲告诉我，卢叔也病故了。
我想叫他，可是如果要使他听到我的声音，我必须要求司机降下车窗，必须将上身俯向司机那边的窗口，还必须喊。因为，奔驰车停在马路这一边，不大声喊他是听不到的。
第二年春季，父亲到北京来看孙子。
我话到嘴边，却终究没要求司机降下车窗。
因为我哥哥几天前又犯病了，我的家也笼罩在愁云忧雾之中，家人竟都没顾得上告诉我卢婶病故了……
然而，玉龙到底是踏上了斑马线。
卢家的儿女们，一个个虔诚地点头。
当他从车头前缓慢地走过时，坐在车内的我不由得低下了头，我怕他一转脸看到了我。那一时刻，某些与感情不相干的杂七杂八的想法在我头脑中产生了。那一时刻，我最不愿他看到他的“精神支柱”。被人当成“精神支柱”而实际上又不能在精神上给予人哪怕一点点支撑力的人，实际上也挺可怜的。那一刻，我对自己鄙薄极了。
我又不知说什么好。
玉龙终于踏上了马路这一边的人行道，站在离奔驰四五步远处，似乎，还没想清楚应去往何方，去干什么。
而玉龙说：“二哥，我们全家都祝贺你是名人了。”
我停止胡思乱想，立即降下车窗叫了他一声。
卢叔说：“那你给我的也肯定比给他们的多。”
然而，红灯变绿灯了。
我说：“院里每位叔都有的。”
奔驰开走了。
卢叔凄笑着说：“大老远的，你还想着给叔带几盒好烟回来，叔多谢了。”
玉龙似乎听到了我的叫声——他左顾右盼。左顾右盼的他，瞬间从我眼前消失……
我扭回头，见卢家人全都望着我。
几天后，传达室的朱师傅通知我：“那个叫你二哥的姓卢的人，在传达室给你留下了一个纸箱子。”
“二哥……”我已站在门口时，玉龙叫了我一声。
纸箱子很沉，我想，必定又是书。
我又没话找话地说了几句什么，逃脱似的起身告退。
我将纸箱子扛回家，拆开一看，不仅有二三十本我的书，还有两大瓶蜂蜜。
我的心口也不禁疼了一下。那样一家，没有了卢婶，好比一棵树在不该落叶的季节，掉光了它的叶子。
一张纸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二哥，蜜是我从林区给你买的，野生的，肯定没受污染，也没有加什么添加剂。”
玉龙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从他口中说出“病故”二字而非“死”字，使我感觉到了他心口那一种疼的深重——不知他要对自己进行多少次提醒，才能从头脑中将“死”字抠出去，并且铆入他不习惯说的“病故”二字，足见他对他母亲的怀念之情。
下边，是密密麻麻的一片需要我写在书上的名字。
而玉龙忧伤地说：“二哥，我妈秋天里病故了。”
所有的书我早已签写过了，然而现在都是两个多月以后了，玉龙却没来取走。他也没打过我的手机，没给我发过短信。他是有我的手机号的。
我闻言困惑。
以前，他也有过将书留在传达室过些日子再来取的时候，但隔了两个多月还不来取，这是头一次。
卢叔反问我：“你家没谁告诉你？”
我也有他的手机号。
我又问：“卢婶怎么不在家？”
我拨过几次，每次的结果都是——该手机已停用。
我心愀然。事实上，连我返城的三弟，当时也只能托我那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的老父亲的“福”，与我父亲在同一个建筑队干活。
他在哪里？在干什么？难道忘了书的事了吗？
气氛一时就很愁闷。
不由得不安了。
而卢家人正吃晚饭，除了卢婶，我见到了卢家全家人。卢叔瘦多了，我问他是不是病过，他说确实大病了一场。玉龙的姐姐玉梅、弟弟玉荣，还有玉龙的大妹妹，全都从兵团、农场返城了，都还没有正式工作。除了卢叔，卢家儿女们，皆以崇拜的目光看我，使我颇不自在。我六十多岁的老父亲，虽已劳累了一辈子，从四川退休回到哈尔滨后，为了使家里的生活过得宽裕点，在一个建筑队继续上班。经我父亲介绍，玉龙也在那个建筑队上班。我问玉荣为什么不像他哥哥一样找份临时的工作？玉荣被问得有些难为情，玉龙则替弟弟说：“弟弟是兵团知青时患了肺结核，从此干不了体力活了。而要找到一份不累的工作，像玉荣那么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返城知青，等于异想天开。”
后来，我就做了一场玉龙他变成了一条龙的梦。
大约是一九八四年或一九八五年春节前，我第二次从北京回哈尔滨探家。我已是年轻的一夜成名的作家，到家的当天晚上，便迫不及待地挨家看望邻居的叔叔婶婶们，自然先从卢叔家开始。
我与四弟通了一次电话，“指示”他必须替我联系上玉龙。
如今想来，当年，每天听到那么多句“二哥”，对我是一件重要之事，那使我本能地远避羞耻的行为。被邻家的孩子特亲近地叫“二哥”，这与被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所叫是很不同的。被邻家的孩子特亲近地叫“二哥”，使当年的我不可能不在乎配不配的问题。
四弟第二天就回电话了，说他到玉龙家去过，而玉龙家动迁后获得的小小两居室又卖了，已成了别人的家。四弟也只有玉龙的一个手机号，就是那个已停用的手机号。看来，我只有等了。不是等他来将我签了名的书取走，那一点儿都不重要了。
卢家孩子称呼我家兄弟四人，“哥”前既不加“梁家”，也不带出名字。玉龙和玉荣兄弟两个，从小又是极善良、极有正义感的孩子。我从未听卢叔或卢婶教育过他们应该怎样做人。进言之，他们在这方面是缺乏教育的。我想，他们的善良与正义，几乎只能以“天性”来解释。当年，我每天起码要听到十几次出自卢家孩子之口的“二哥”。卢家五个孩子啊，往往一出家门就碰到了一个，听到了一句啊！
我盼望他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知道他平安无事。
玉龙是卢家长子。他的姐姐叫玉梅，弟弟叫玉荣。玉荣之下，还有两个妹妹。他最小的妹妹，是我们两家成为近邻之后出生的。有一点是过来人对从前年代有时难免怀旧一下的理由，那就是比之于如今的孩子们，从前的孩子们真的格外有礼貌。这不仅体现于他们对于大人的称呼，更体现于他们对邻家子女的称呼。即使年长半岁，甚或一两个月，他们也惯于在名字后边加上“哥”或“姐”的。我家兄弟四个依次都比卢家的子女年长，故依次被卢家的孩子叫作“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我的哥哥精神失常以后，卢家的孩子照样见着了就叫“大哥”的。卢家的子女都很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我只记得玉龙与另一条街上的孩子打过一次架，原因是“他们当街耍笑我大哥”！
有些人的生活，做梦似的变好着。好得以至于使我们一般人觉得，作为人，而不是神，生活其实完全没必要好到那么一种程度。即使真有神，大多数的神的生活，想来也并不是多么奢华的。
好在卢婶是个极达观的女子、妻子和母亲。她一向乐盈盈地过他们一家的穷日子，仿佛穷根本就不是件值得多么发愁的事。用今天的说法，全院的大人当年都觉得她的幸福指数最高。那一种幸福感，是当年的我根本无法理解的。现在的我，当然已能完全理解——与卢叔那样一个美男子成为夫妻，在底层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在对物质生活的憧憬若有若无的她那一类女人心里，大约等于实现了第一愿望吧？何况，卢叔是个有生活情趣的男人，还是个懂得心疼自己妻子的丈夫，同院的大人们常拿这样一句话调侃他——“这是留给你妈的，谁偷吃我打谁！”而所留好吃的，往往是难得一见的一点儿肉类食品罢了。
有些人挣钱，姑且就说是挣钱吧，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几通电话，几次秘晤，轻轻松松地就挣到了。这里说的还不是贪污，受贿，是“挣”。
卢婶当年似乎大卢叔两岁，这是我当年从大人们和他们夫妻俩开的玩笑中得知的。她年轻时肯定也是个窈窕好看的女子，身材比卢叔还略高。我们两家成邻居那一年，她已发胖，却依然有风韵。但，那显然是种根本不被她自己珍惜的风韵。底层的，丈夫有工作的人家，日子尚且都过得拮据，何况她的丈夫是收废品的。想来，她又哪里有心思重视自己的风韵呢？
而有些人的生活，像垃圾片似的，要出现一个小小的好的情节，那几乎就非从头改写不可。而他们的草根之命是注定了的，靠他们自己来改写，除非重投一次胎，生到前一种人的家中去，否则，“难于上青天”。
不久，卢叔被开除了公职，没有了收入，成了一个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的人，这也是真实的。如今看来，那肯定是一桩受人诬陷的冤假错案。年轻的科长，有抗美援朝之资本，还居然有张欧化的脸，是美男子，肯定有飘飘然的时候。那么，被嫉妒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有些人挣钱，仍会使人联想到旧社会——受尽了屈辱、剥削和压迫。
卢叔复员后曾在铁路局任科级干部也是真实的。
最不幸的姑且不论，中国又该有多少玉龙，其实艰难地生活在无望与渺茫的希望之间呢？而卢家的这一个玉龙，他有许多种借口坑、蒙、拐、骗，却在人品上竭尽全力地活得干干净净——我认为他的基因比某些达官贵人高贵得多！
卢叔参加过抗美援朝，这是真实的。
我祈祷中国的人间，善待他这一个野草根阶层的精神贵族。
真实的卢叔，亦即《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的“卢叔”的原型，可以说是一个美男子。我家成为卢家的近邻那一年，卢叔三十六七岁。当年我还没看过一部法国电影，现在自然是看过多部了。那么现在我要说，当年的卢叔，像极了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龙。
凡欺辱他者，我咒他们八辈祖宗！
玉龙是我家五十年前的近邻卢叔、卢婶家的长子。当年我刚入中学，他才上小学。我们那一条小街，是哈尔滨市极破烂不堪的一条小街，土路，一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泥泞的。当年我们那个同样破烂不堪的院子九户人家，共享一百多平方米的院地，而我家和卢家，是隔壁邻居，我家二十八平方米，他家约二十平方米。我曾在我的小说《泯灭》中，将那条小街写成“脏街”。我也曾在我的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写到“卢叔”这样一个不幸的人物。那是一部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按普遍经验而言，其中具有了虚构成分的人物本是不该写出真实之姓的，然而我却据真所写了——当年的我，哪里有什么写作经验呢？
玉龙，玉龙，快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