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那么紧密。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往往需要十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吗？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吗？”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我问：“为什么？”
妻说：“走过去了。”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是啊，父亲所“演”的，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
在我写这篇文字间又有人打来电话——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每每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梁晓声？”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是我。”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我们想请你父亲演个群众角色啊……”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去世了？……对不起……”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对方的失望大大多于歉意。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如今之中国人，认真做事认真做人的，实在不是太多了。如今之中国人，仿佛对一切事都没了责任感。连当着官的人，都不肯愿意认真地当官了。有些事，在我，也渐渐地开始不很认真了，似乎认真首先是对自己很吃亏的事。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儿……
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建筑工人，忽然在摄影机前走来走去，肯定是他的一份愉悦。人对自己极反感之事，想要认真也是认真不起来的。这样解释，是完全解释得通的。但是我——他的儿子，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解释，则证明我对自己的父亲太缺乏了解了。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是一位建筑工人，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而且是一位优秀的获得过无数次奖状的建筑工人。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一种几乎终生的行业，必然铸成一个明显的性格特点。建筑师们，是不会将他们设计的蓝图给建筑工人——也即那些砖瓦灰泥匠们过目的。然而哪一座伟大的宏伟建筑，不是建筑工人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呢？正是那每一砖每一瓦，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十几年、几十年地，培养成了一种认认真真的责任感，一种对未来之大厦矗立的高度的可敬的责任感。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冠环之功。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他们的认真乃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愉悦。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凭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父亲曾是一个认真的群众演员，或者说是一个“本色”的群众演员。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以我的父亲为镜，我常不免问我自己——在生活这大舞台上，我也是演员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呢？就表演艺术而言，我崇敬性格演员。就现实中人而言，恰恰相反，我崇敬每一个“本色”的人，而十分警惕“性格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