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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藏品—— 一段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的插曲

“她这番话说得那么动情,我的复述根本无法再现。天哪,我们商人见过太多被人卑鄙地洗劫一空,被通货膨胀糟蹋得倾家荡产的人,这些人为了一片面包就被骗走了家里的百年藏品——但这回,命运创造得有些奇特,我格外激动。我二话没说,答应她会守口如瓶,尽力配合。

“‘我们求您……别让他难过,别让我们难过……别毁了他最后的幻象。帮帮我们,让他相信他向您描述的这些画依然存在……如果他有所察觉,他肯定活不下去。也许我们做了件对他不公平的事,但我们也是走投无路:人总要活命……而人命,我妹妹那四个孩子的命总比那些印刷的画幅重要……我们至今从未夺走他的快乐。他是幸福的。每天下午他都花三小时翻弄他的画夹,跟每幅画讲话。而今天……今天可能是他最幸福的一天。多年来,他就盼着向懂行的人展示他的宝贝。求您了……我举双手求您,别毁了他的幸福!’

“我们一起往她家走——一路上,我又气愤地听说这个可怜无知的女人被人用多么便宜的价钱骗走了东西,就更坚定了尽量帮忙的决心。我们上了楼,刚推开门,就听见起居室里传来老人喜悦的嚷嚷声:‘进来!进来!’凭着盲人敏锐的听觉,他一定已经听见了我们上楼的脚步声。

“突然,这个老姑娘眼中闪着泪光,举起双手……

“‘赫尔瓦特着急给您看他的宝贝,中午都睡不着觉。’老太太笑着跟我说。她女儿只使了个眼色就让她知道了我完全同意帮忙,不必担心。桌子上摊着一大堆等人翻弄的画夹。没什么寒暄,盲人一碰到我的手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按在座椅上。

“‘所以今天您一来,我母亲吓坏了……因为一旦他给您展示藏品,一切就败露了……镶画的旧纸板,我父亲一摸便知里头是什么。我们在里面放了些印刷品或类似的纸,代替那些变卖的真品。这样他就摸不出来。只要他还能摸着、数着,顺序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就会像从前亲眼看见那些作品时一样高兴。平时,在这座小城里,我父亲认为没人有资格看他的宝贝……他狂热地爱着每幅画。我相信,如果他知道他每天抚摸的画早就失散了,他一定会心碎。自从德累斯顿铜版画馆早年的馆长去世后,这么多年来,您是第一位他愿意给您看画的人,所以我请求您……’

“‘好,我们马上可以开始!——东西太多,而柏林来的先生又老是没空儿!这第一个夹子里是大师丢勒的作品。您将看到,收藏相当完整——而且一幅比一幅美。喏,您可以自己评判,您看看!’说着他打开画夹里的第一张,‘这张是《大马图》。’

“‘我们卖掉的是一幅伦勃朗的铜版画,十分珍贵。商人出了好几千马克。本来我们以为可以用这些钱维持几年的生活,可是您知道,钱贬值得……我们把剩下的钱存进银行,但两个月后就一文不值。我们只好再卖一张,又卖一张。商人总是迟迟付钱,以至于等钱到手,已经贬值。后来我们试着去拍卖,可是就算他们出价几百万,我们还是上当受骗……而等这几百万到手时,又变成了一堆没用的废纸。就这样,为了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我们把我父亲最好的几件藏品,甚至几幅名画都慢慢卖掉了。父亲什么都不知道。

“他轻柔小心地用指尖从画夹中取出一张嵌了发黄白纸的硬纸板,就像拿起一件易碎品。他兴奋地举起这张一文不值的废纸看了足足几分钟,尽管他什么都没看见。可他醉心地把这张白纸大模大样地举到眼前时,他的整张脸却不可思议地绽放出一个只有看得见的人才有的神采。他那没有生命的眸子,发直暗淡的双眼不知是因为白纸反光,还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喜悦——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我必须非常坦率地跟您谈谈……您了解时势,一切都能理解……我父亲的视力过去就常出毛病。战争爆发后,他情绪激动,双目完全失明——尽管他当时已经七十六岁,可他还打算从军,去法国参战。当军队没能像1870年那样挺进时,他气得要命,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不过除了失明,他身体很硬朗。一直到不久前,他还能一口气走上几小时,甚至去打猎,那也是他的爱好。可现在他都没法出门散步。他唯一的乐趣是每天看他的藏品……我的意思是,他看不见,他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他每天下午会把所有的画夹拿出来摸一摸,挨张地摸,按同样的次序。几十年下来,他了如指掌……现在他对什么都没兴趣,除了拍卖信息。我必须给他读报,价格涨得越高他越高兴……因为……可怕的是,父亲对物价和时势已经一无所知……他不知道我们失去了一切。他每月的退休金连两天都不够活……再加上我妹夫阵亡,剩下我妹妹带着四个孩子……可父亲对我们物质上的困难毫不知情。最初我们节省,再节省,可怎么省都无济于事。接着我们开始变卖——我们当然不碰他的藏品……我们只卖了首饰,可是,天啊,那简直少得可怜!我父亲在过去六十年间,把省下来的每分钱都用在收藏上。就这样,终于有一天我们什么都没有了……真不知该怎么活下去……这时……这时……我母亲和我就卖了一幅画。父亲当然不会允许。他不了解我们的处境有多糟。他根本不能想象在黑市上弄点粮食多难。他更不知道德国打了败仗,阿尔萨斯和洛林已经沦陷。我们读报时不再给他读这些消息,以免他激动。

“‘怎么样,’他自豪地说,‘您见过比这更美的复印画吗?多么清晰,每个细节都清晰可辨——我曾经比较过我这张和德累斯顿那张复印画,德累斯顿那张十分寡淡。再看看它的来源!这儿’——说着,他准确地用指甲指着白纸的某处,我不禁望过去,看看是否那里真有印章——‘您看,这是那格勒的藏品印章,这是雷米和艾斯代勒的印章。这些杰出的收藏家不会想到,他们之前的藏品现在跑到了我这间陋室。’

“说着,她不得不大喘一口气。接着,她看着我,急速地说:

“看着这个毫不疑心的人热情地夸耀一张白纸,我后背直冒凉意。当他的指甲毫厘不差地指着只存在于他想象中的看不见的收藏印章时,我简直像活见了鬼。我吓得嗓子眼儿发堵,不知如何作答。但当我慌张地望向那两个女人,看见老太太激动得直哆嗦,正举着双手恳求我时,我赶紧镇定下来,开始了我的表演:

“‘我母亲让我来找您……她都跟我说了……我们有一个请求……我们想在您去见我父亲前告诉您……父亲当然想给您看他的收藏,但这些藏品……藏品……已经不全了……缺了不少……很不幸缺了很多……’

“‘太罕见了!’我终于结巴着说,‘真是一幅绝妙的作品!’老人马上一脸自豪。‘这可算不得什么。’他得意地说,‘您得再先看看这幅《忧郁》,或看看这幅《基督受难》,精良的作品。这种品质的画,极少有第二份。您看这儿——’说着,他又用他的手指温柔地抚摸起他想象中的画——‘这精气神儿,这笔触,这温暖的色调。这些画会让柏林所有的老板和博物馆专家们震惊。’

“果然,一小时后,市集广场边的旅馆餐厅里,我刚吃完午饭,进来一位老姑娘。她衣着朴素,一看就是找人。于是我走上去,向她自我介绍后告诉她,我马上可以跟她一起去看藏品。可是她却唰地一下子红了脸,尴尬慌张得就像她母亲。她问我能不能先听她说几句话。我马上发现她很为难。她总是刚一鼓足勇气讲话就手搓衣襟,脸上那不安又飘忽的红晕一直蹿到额头。终于,她不知所措地支吾着开了口:

“就这样,他滔滔不绝、趾高气扬地讲了足足两小时。唉,我没法跟您描述这有多么恐怖:跟他一起看了一百还是两百张白纸,以及粗鄙的复制品。那些真品真实地存在于这个不幸的毫不猜疑的人的记忆中,以至于他能丝毫不差地一张张夸赞和描述每幅画的细节。这些看不见的藏品早已随风而逝,但它们对于这个盲人,这个感人的受骗者来说,依然真实存在。他那由幻象引发的激情如此扣人心弦,以致我都差点开始相信它们的存在。只有一次险情,差点儿可怕地粉碎这位梦游者无忧的观赏热情:他当时正拿着伦勃朗的《安提俄珀》,一幅试印品,过去确实极为昂贵,一边夸赞印刷的清晰,一边用他那神经敏锐的指头钟爱地顺着印刷线抚摩。可他那训练有素的触觉却在这陌生的纸上没有捕捉到凹痕,于是突然,阴霾笼罩了他的额头,他慌张地说:‘这不是……这不是《安提俄珀》吗?’他喃喃自语,不知所措。于是我马上出手,赶紧从他手中拿过这幅镶框的画,热情地描绘起我熟知的这幅铜版画上的一切细节。盲人那张无措的脸松弛下来。而我越是夸赞,这个乖僻老朽的男人越是由衷地快活,越是表现出一种纯粹的赤诚。这可是懂行的人说的话!他欢叫着,胜利地转向他的妻女:‘总算,总算来了个行家,你们也来听听,我的这些画多值钱。你们总是怀疑地责备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我的收藏上。这倒是真的,六十年来,我啤酒红酒都不喝,也不抽烟不旅行,不看戏不买书,为了买画不停地省啊省。但你们早晚会看到,等我不在人世时——你们可就发了,比城里所有人都有钱,就像那些德累斯顿的大富翁。那时你们会为我干的蠢事感到高兴。但只要我活着,这些画一幅也别想拿出这幢房子……你们得先把我抬出去,再动我的藏品。’

“‘是的,我很高兴,这是我的荣幸。’我说。

“说着,他温柔地抚摸那早就空荡荡的画夹,就像抚摸一些有生命的东西——对我来说,这场景既骇人又动人。在战争年代,我还从未在一个德国人脸上看到过如此彻底而纯粹的幸福。他身边站着的女人们,跟那位德国大师[8]的铜版画上的妇女们神秘地相像:那些来瞻仰救主坟墓的妇女,矗立在敞开的空无一物的墓穴前,既惊恐,又带着虔敬和狂喜。就像画上被圣灵感动的女圣徒,这两个衰老、沧桑而贫苦的小市民阶层妇女,脸上洋溢着老人脸上那天真烂漫的喜悦,一边笑,一边流泪。这震撼人心的场面我还从未见过。可是老人似乎听我的夸奖听不够,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翻弄画夹里的画,如饥似渴地听着我说的每句话。终于,当这些虚构的画夹被推到一边,他不得不为咖啡而腾空桌子时,我才放松下来。可我这罪过的放松哪敌得过他那高涨而亢奋的好心情,哪敌得过这个像年轻了三十岁般的男人的忘乎所以!他喋喋不休地讲着上千件淘宝趣事,一再摸索着——拒绝任何帮助——站起身来,抽出一张画幅,再抽出一张,像喝了酒似的得意忘形。当我总算说出我必须告辞时,他简直无法接受,气得像个执拗的孩子,倔强地跺起了脚:‘这可不行。一半还没看完哪。’两个女人费了半天劲才让这个固执又恼火的老头明白,他不能再挽留我了,否则我就赶不上火车。

“他再次将手伸向我。‘当心,您可能会高兴——也可能会恼火。而您越是恼火我就越高兴。我们收藏家就是这样,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不留给别人!’他又使劲儿握了握我的手。老太太送我出门。我早就注意到她一直惴惴不安,既羞愧又恐慌。快到门口时,她结巴着低声道:‘可以……可以……可以让我女儿安娜玛丽在您来之前去接您吗?……由于……由于一些原因……这样安排会好些……您是在旅馆用饭吗?’

“终于,经过绝望的抵抗,他顺服下来,开始和我道别。他的声音十分温和。他握着我的双手。他的手以一个盲人全部的表现力沿着我的手直到手腕,爱抚着,就像希望更多地了解我,并向我表达更多言辞难以表达的爱意。‘您的来访为我带来了极大的、极大的快乐。’他带着发自内心的颤抖的热情说出了我永生难忘的话,‘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善举。终于,终于,我又能和一位行家一起浏览我心爱的藏画!您将会看到,您不会白来看我这个又老又瞎的人。我承诺您,我妻子在这儿作证,我将在我的遗嘱中附加一条,由您那久经考验的老店承担我藏品的拍卖。您应当享有管理这批不为人知的珍宝的荣耀。’说着,他又慈爱地将手放在那空空如也的画夹上——‘一直管理到它们四散在世界各地的一天。请您答应我,做一个漂亮的藏品编目,它将是我最好的墓碑,我别无所求。’

“就像一个被夺走心爱玩具的孩子,老人生起气来。‘当然,’他转了个身,嘟囔着,‘柏林的大人物从来都没空儿。但这次,您得抽点儿时间。因为这可不是三幅五幅的,我要给您看的是二十七套。每套都是一位大师的藏品。每套都是满的。那么三点钟,您可得准时,否则我们看不完。’

“我望向他妻子和女儿,她们紧紧地靠着,时常,一阵颤栗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她们俩就像连体,在同一种冲击下一齐颤抖。而我自己,则因为这位令人感动的充满信任的人将他那看不见的、早已荡然无存的藏品像宝贝一样托付给我而感到庄重。我激动地答应他去照办这桩永远无法履行的事。又一次,他了无生气的双眸闪过光明。我觉察到他内心是多么渴望感受到我的存在。我从他的温柔亲切中,从他带着谢意和誓言,紧握着我的双手中,感受到他的渴望。

“她话音刚落,就又忙着越过那位丝毫未起疑心的人,向我做出哀求的手势。现在我懂了,她希望我拒绝马上参观。于是我迅速借口说,我午饭约了人。对于我来说,能看到他的藏品,是件乐事,也是荣幸。可现在得等到下午三点,那么我愿意再来。

“两个女人送我到了门口。她们不敢说话,因为他敏锐的听觉什么都能捕捉到。但她们的眼泪是多么灼热,她们望着我的盈盈目光中流淌着多么饱满的感激之情!恍恍惚惚地,我下了楼,内心却感到羞愧。我像个童话里的天使般降临到一户穷人家,让一个瞎子见到了一小时的光明,而我的相助仪式是虔诚的欺术和无耻的谎言。我,事实上是个卑鄙的商贩,为了狡猾地猎取几件值钱的东西前来。可我得到的却多得多。在这个沉闷阴郁的年代,我再次真正地感受到一种纯洁的热情,一种我们这些人早已荒疏的对艺术纯粹的痴迷。我心里充满——我无法用其他语言表达——敬畏的情感,尽管我不知为什么,仍感到羞愧。

“可这时出乎意料,站在一旁始终微笑着、亲切地听我们交谈的老太太突然恳求地对我摆起了手,同时,她的头部还做出强烈反对的姿态。我起先不大明白。接着她走向她丈夫,双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膀上。‘赫尔瓦特,’她提醒道,‘你也不问问先生现在是否有空看那些藏品。马上就中午了,午饭后你还得休息一小时,这可是医生一再叮嘱的。要是下午再请这位先生来看,再一起喝杯咖啡不是更好?那时安娜玛丽也在,她比我在行,还能帮上忙!’

“我已走在街上,上面的窗子当啷一声,我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确实,老人不听劝阻,要用他失明的双眼向他以为我离开的方向目送我。他的身体探出窗子,两个女人只好当心地扶着他。他挥舞着手帕,兴高采烈地用一个小伙子才有的清亮嗓音喊道:‘一路平安!’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幕:楼上的窗口,那张白发老人喜悦的脸,高高悬浮于大街上愁眉不展、疲于奔命的人群之上,它被一片仁慈虚幻的白云温柔地托举着,远离我们这令人作呕的现实世界——我不禁又想起那句古老的箴言——我想是歌德说的:‘收藏的人是幸福的人。’”

“我马上做出解释,他误会了,我不是来卖东西的。我是刚好路过这里,不想错过机会,来拜访一下我们店里的老主顾和德国最伟大的收藏家之一。我刚一说出‘德国最伟大的收藏家之一’,老人的脸立即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依然呆立在屋子中间,但脸上却突然绽放神采,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自豪。他转向他猜测的他妻子的方向,仿佛在说:‘听着了吗!’接着,他转向我,声音和善、仁慈,甚至温柔,一点儿没有刚才粗鲁的军人腔:‘您简直太好了……不过您也别白跑一趟,我让您看些您平日见不到的东西。哪怕是在阔气的柏林……几幅在阿尔贝蒂娜[7]和该死的巴黎都见不到的上品……没错,收藏了六十来年,总得有些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不会摆在大街上。路易丝,把柜子的钥匙拿来!’

[1]即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

“我从小遇见瞎子就感觉不适。我明明知道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可我同时也知道,他对我的感受,不像我对他的感受。这总让我心生愧疚,感到难堪。这一刻,当我看见他翘起的白眉毛下那双了无生气,呆滞地望向空无的眼睛时,我必须克服我最初的惊恐。可这位盲人却并没让我感到太久的不习惯。我的手一碰到他的手,他就猛地握住,并重新以狂风暴雨般高声而热烈的方式问好。‘稀客啊!’他满面笑容地对着我,‘简直是个奇迹!柏林的大人物光临寒舍……做大买卖的上了火车,这可得当心啊……我们这里有句俗话:‘吉卜赛人来了,要把好门,抓牢钱袋……’是啊,我可以想象您为什么来找我……现在,在我们贫穷而衰败的德国,生意难做,没有买主,于是大老板们又想起了他们的老主顾,出来找他们的羊群……不过在我这儿,我担心您交不到什么好运。我们这些可怜的老退休人员,能有口面包吃就不错了。你们现在疯抬物价,我们可奉陪不起……我们这种人是彻底退出江湖了。’

[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我脱帽进屋。简朴的起居室中间,笔挺地站着一位高龄却健硕的老人。他蓄着浓密的髭须,穿着镶边儿的半军装式居家便服。他向我亲切地伸出双手。可这坦诚的问候手势所表达的明显的喜悦与友好,却似乎跟他那种奇怪的呆立姿态有些矛盾。他一步也没向我走来,我只好——觉着有些别扭——凑上前去和他握手。可等我要握他的手时,却发现他那两只手伸着,一动不动。它们不是伸向我,而是等着我的手去握。我立即明白了:这人是个瞎子。

[3]意大利画家。

“我不费力气就找到他的住处。他住在一所普通又简陋的房子的三层。这种房子都是由19世纪60年代那些只会砌墙的投机建筑师仓促堆砌而成的。二楼住着一位老实的裁缝。三楼左侧光亮的名牌上写着邮局局长的名字,而在右侧的景泰蓝牌子上,我终于见到了这位林务官兼财经顾问的名字。我谨慎地拉了门铃,随后马上出来一位白发老太太,头上戴着一顶干净的小黑帽。我递上名片问,是否能求见林务官先生。她惊讶而疑惑地看着我,接着看我的名片。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小城,在这幢老房子里,有客人从外头来,显然是件大事。她和蔼地让我稍等,拿着我的名片进了屋。我听见她在屋里低语,接着听见一个洪亮的男声:‘啊,R先生……柏林的,那家大古董店的……请进,让他进来……我很高兴!’这时,老妇人已经小跑着重新回来,请我进屋。

[4]两位均为德国画家。

“这事激起了我的兴致。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晚上,我立即出发,直奔那个在萨克森[6]触目皆是破败的小城。出了火车站,我沿着主街漫步。简直难以置信,在这里,在四处遍布的这些俗气乏味的小市民气十足的房子当中的某一间里,居然住着一位拥有伦勃朗的精美画幅、丢勒和曼特尼亚的全套版画的人。我先是到邮局打听,这里是否住着一位叫这个名字的退休林务官兼财经顾问。我居然意外地听说这位老先生还活着。这让我——老实讲,心跳加速——于是我中午前就动身去找他。

[5]德国旧银币。

“窘迫之下,我想再翻翻旧账簿,查查老主顾,说不定我还能从他们手上搞到些赝品。这种老主顾名单总是像片墓地,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对我没太大用处。那些以前的买主,大部分人要么早已不得不将财产当给了拍卖行,要么已经过世。撑得住的少数几人,也不能对他们抱什么希望。可是这时,我却突然发现了一捆信,大概是最早的一位老主顾写来的。我已经把这人忘了。因为自从1914年战争爆发以来,他再也没跟我们订过货或询问过什么事情。信件往来——毫不夸张,可以追溯到六十年前。他曾经在我父亲和祖父手里买过东西,但我毫无印象。在我经营的这三十七年里,他从没来过。总之,很明显,他是个奇特人物。古怪,老派,一个消逝的门策尔或斯比茨维克[4]笔下的德国人。这样的人到了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极少,作为稀罕物,在一些外省小城还零星生活着几位。他的字迹堪称书法,写得工工整整。金额下面都用尺子打着红线,款项都写两遍,以免出错。这还不算,他居然用来信裁下来的空白纸边儿或用信封背面写信。一看就是个不可救药的节俭的乡巴佬。在这些奇怪的信件落款处,他不只签了名,还写上一串头衔:‘退休林务官及财经顾问、退休少尉、一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这个19世纪70年代的老兵如果还活着,起码八十岁。可就是这个怪人,这个节俭成癖的人,作为一个古版画收藏家,却拥有非凡的才智、精准的知识和高雅的鉴赏力。我慢慢整理了他六十年来的订单,其中第一单还是用银币计价。我确信,这个不起眼的外省人在那个年代,那个一个塔勒[5]能买一堆最精美的德国木雕的年代,肯定已经悄悄攒了一批古版画。这批藏品和暴发户们花大价钱收藏的那些名气很响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仅就他在我们店里花几个马克、几个芬尼买下的东西,如今已是价格不菲。此外可以想见,他在拍卖行或其他商人手里也没少攒货。不管怎样,1914年以来,我们没再收到过他寄来的订单。我对古董市场的交易可是十分熟悉,大宗的公开拍卖或私下交易都不会瞒过我,所以说这位奇人要么还活着,要么这批藏品仍在他的继承人手上。

[6]德国东部一州。

“我得跟您讲讲我从哪儿来。这件事太奇特,我这个老艺术品商贩,干了三十七年,还从未遇到过。您大概也清楚,现在艺术品交易的状况。自打钞票贬值的速度快得像煤气挥发,暴发户们突然热衷于圣母像、古版书和旧铜版画。卖给他们多少,他们都不满足。我们甚至得提防他们将店铺一抢而空。他们恨不得把袖子上的袖扣和桌上的台灯买走。所以,现在最紧要的是不断进货——请原谅,我突然管这些我们平日敬畏的东西叫作货,但这帮家伙叫人习惯了拿多少多少美金来掂量一部上乘的威尼斯古版书,也习惯了把圭尔奇诺[3]的手绘看作几百法郎的化身。这些突如其来的抢购狂鲁莽的入侵让人无从招架。这不,一夜之间我又被买空,恨不得关店。真让人羞愧,我们这家我父亲从我祖父手里继承的老店,现在只剩下些寒碜的破烂货。以前,这些东西连北方推车的小贩都不要。

[7]维也纳阿尔贝蒂娜博物馆。

德累斯顿再往后两站,我们的车厢里上来一位老先生。他客气地向大家打过招呼后,又再次像个老熟人似的朝我点头致意。我一下子记不起他是谁,但当他微笑着道出他的姓名时,我马上想起来:他是柏林有名的艺术品古董商。和平年代[2]时,我常光顾他的店,转转,买些旧书和手稿。我们聊了会儿无关紧要的事情后,他突然意外地说:

[8]指丢勒。

[奥]斯蒂芬·茨威格 | 姜乙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