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她买下了厨房让自己可以躲在里面。那这样，”大师拉过他的袋子，伸手在里面摸索一会，拿出一本存折，“我也出钱，我们合作，重新装潢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最特别、最纯粹的咖啡馆，不用管那盏小灯了，怎样？”大师把他的存折摊在老板娘面前，老板娘还是笑着：“哪有这样的？你真奇怪。"我说：“修那盏灯，比较省钱。”
大师抬头，静止了片刻后，他兴奋地说：“Jammy，你头上的灯，坏了。”印尼人尴尬地笑着，老板娘说：“对呀，坏了几天，一直忘了修。”大师说：“糟糕了，你开始厌倦了所以灯坏了你都懒得修，首先是一盏小灯，接着可能是你大姊在厨房心脏病发作了你都不知道。”“太夸张了吧，我明天就会把灯修好。”老板娘笑说。“不不不，”大师说，“灯永远都修不完的，你要改变，首先是把厨房关掉，别让大姊再躲在里面了，关掉，咖啡馆不需要厨房。”老板娘说：“这家咖啡馆，我大姊出钱最多，她才是老板。”
没有人理我。大师把存折随意往柜台一放，从柜台底下拉出一张高脚椅坐下，慢慢喝着他的热巧克力。印尼人对老板娘说，快打烂了，他想先去扫厕所，老板娘点点头，她看大师不再说话，也离了柜台。我拿起浇盆栽的小水壶，到流理台装水，咖啡馆只剩我们四个人，不，五个人，大姊在厨房里。大师突然对我说：“你是个诗人。”我关掉水龙头，我说：“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你是个诗人，”大师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是个咖啡馆小弟，而且我很不尽责。"我说。大师继续对我说着话，直到我听见门铃又响了，我大喊一声：“欢迎光临。”
老板娘把热巧克力牛奶放在柜台上，大师问：“大姊呢？”老板娘向厨房努努嘴。大师说：“她准备老死在厨房里吗？”老板娘打了大师一下：“小声一点。”大师摇摇头，惺惺作态地举起杯子：“敬生命。敬一群好人。”巧克力太满，溅到大师的手，大师拿不住杯子，摇摇晃晃又放下杯子。老板娘说：“你真的喝醉了。”大师摇摇头，他转头看向咖啡馆的四壁，缓慢而游离，老板娘安静地跟着他的视线。大师摘下帽子，摩挲着脸，一副快要窒息的样子，老板娘倒给他一杯冰开水。
印尼人从厕所出来，看见进来的是老板，又走回去。老板手上拿着一张面具对我挥一挥，（是我是我），他这样说。老板娘轻轻瞪了老板一眼，（晓得回来了），她这样说。大师还叨叨絮絮不知说些什么，老板走到他身后，一手压在他肩膀上，对他说：“大师，怎么有空来？”“别叫我大师。”大师用肩膀甩掉老板的手，“我什么都不懂。”“热巧克力牛奶，本店招牌。”老板看看大师的桌子，对老板娘说，“小陈，我可以来一杯吗？”老板娘走回柜台后方，老板拉了一张椅子，在大师身旁坐下。
老板娘收了几个杯子回来，她的朋友已经走了。她走到柜台后面，问大师“吃饱没？”大师点点头，老板娘问：“喝什么？”大师说：“随便吧，你决定。”老板娘踮起脚尖，在大师面前闻了闻：“你有喝酒？”大师摇摇头，老板娘准备杯子，她要调一杯热巧克力牛奶。大师探头看看柜台角落堆着的一叠面具，他问：“那是干吗的？”老板娘说：“我先生演戏用的道具。你要不要找位子坐？”大师摇摇头：“站着好。他还在搞剧场？”大师大声地说：“九〇年代还有人在搞小剧场？他的青春期真长啊。”大师转头问印尼人：”Jammy，你知道'艺术家'吗？”印尼人点点头，“你老板是个艺术家，”大师说，“你老板是个艺术家，因为他的青春期特别长。”老板娘笑说：“你不要乱教他。”我说：“你的帽子歪了。”大师把手掌覆在头上，摇摇他头上的小布帽。
“好大的袋子，你把家当都背着跑。”老板问大师，“最近在忙什么？”“没做什么，你比较忙。”大师说，“名小剧场导演，名大咖啡馆老板。”老板看看老板娘，老板娘挤挤眼，（他喝醉了），她这样说。老板笑笑，搔搔头，放下面具：“小剧场快垮了，这家咖啡馆也是。”“头好晕，”大师问老板娘，“有没有Beatles的那首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好想听。老板说：“对，小陈，找找看，好久没听了。”他先哼起了歌词。大师说：“你别唱了，唱来唱去都是那几句，难听死了。”“这首歌，歌词本身毫无意义，”老板说，“你忘了？”“我忘了，”大师很快地回答，“你什么都记得，你记得剧场快垮了，咖啡馆快垮了，世界快毁灭了，所以你很快乐。”大师接着对老板娘说：“小陈啊，你要小心那种看起来忠厚、专注的人，他们选定了一件事，就会像乌龟一样死咬着不放，再也搞不清楚实际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是这种人，他会奋不顾身往下跳，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希望，他只是不由自主，他拖着整个世界往下掉，世界没有因为他而更好，而他也没有得救的希望，拚命往下掉，这就是他快乐的原因。你还帮他泡饮料？别为他服务，不要宠坏他。”大师说着，把老板娘调好的饮料抢了过去。
门铃晃响。“欢迎光临。”印尼人望向大门，笑着说：“大师来了，换音乐。”我叹口气，站起来伸伸懒腰，拿起点餐的单子，转过头去，大师已经走到柜台，拍拍我的肩膀，我闪避过，注意到他一向光鲜的脸上，今晚有些灰渍在上面。大师向印尼人打招呼：“晚安，Jammy。”同时把斜背着的一口沉重的袋子甩在柜台上。“晚安，”印尼人说，“要不要换音乐？”大师闭目凝神听了一下，他说：“不用不用，今天的音乐很好。"我忍不住想笑。
老板站起来，他俯看着大师，大师正冒着热气，小口小口喝着热巧克力牛奶，霎时他的表情软化下来，他问老板娘：“大姊呢？”老板娘说：“在厨房里。”老板整整柜台上的一堆面具，捧起来说：“那我先回去了。”说着走了出去。大师在他身后说:“孬种，居然不回嘴。”老板娘皱着眉头，要我准备打烊，也追了出去。我把店外的招牌灯关掉，把大门“营业中”的招牌翻过来，回到柜台时，大师说：“看看他们小两口，这是幸福的典范。”我耸耸肩表示我没有意见，我看着大师，我对他说：“你是个哲学家。”大师抬头说：“我是个屁。”我看着他唇上一圈巧克力渍，不知为什么心中惨然。我别开视线，他低下头，没有再说什么。我把咖啡馆的灯光调暗，这时我想起了大姊还在厨房里，我走进厨房里，看见大姊坐在矮凳上，头倚着大冰柜，大姊睡着了。所有人都累了。“大姊。”我轻轻唤她，“大姊，打烊了。”“唔，打烊了，好。”大姊扶着冰柜慢慢站起来，她累了，她的眉头、眼边、嘴角都说明她累了，或许也有可能她只是老了。她终于站直了身：“打扫厨房了。"我说：“老板娘出去一下，等一下就回来。”“唔，好。”大姊温煦地笑着。
就在这个位置，印尼人努力练习说话，渐渐能说极为严谨的中文，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恋爱了。”我除了百分之百相信他以外，没有其他的感想，我鼓起所有的耐心听他叙述，这其中被几次门铃声打断，印尼人没有错过任何一次“欢迎光临”。他说他在学校认识一个印尼同学，我说：“恭喜恭喜。”他快乐地应答：“新年快乐。”过了几天，他说：“我失恋了。”我除了百分之百相信他之外，没有任何感想。印尼人想了想，对我说：“我一定要学好中文。”我相信我再也不会听到任何一则，比印尼人这个更短的爱情故事了。印尼人终于洗完咖啡杯，我看着他，他拿起抹布，开始尝试着抹干流理台。
大姊疲累地笑着，我退出厨房。我想起有一天，大姊来找我，她偷偷问我隔天一早有没有空来帮忙，我答应了，隔天早上，大姊在咖啡馆门口等我，她的三轮车上堆满东西，她也是这样笑着，她用钥匙打开咖啡馆的门，得意地对我说，她自己接到一份订单，中午以前要做出一百份便当。“刚开店，要拼一点。”大姊说。铁卷门半拉上，在那个并不大的厨房里，我看着大姊一个人轻手轻脚做出一百份便当的菜量，我的作用不大，只是把便当装好，在每份便当上面夹一张大姊印好的小纸片，上面写着这家咖啡馆的店名和地址。我们把便当堆上三轮车，大姊骑着走了。那一天，在这个空无一人准备中的咖啡馆里，像是没有人来过一样，一切都没什么不同，只有我独自坐在桌前，吃着大姊留给我的一份便当。
昨天晚上，过了晚餐时间，大姊走出厨房，到流理台前洗手，印尼人让开位置，他站在光影里晾着手，微笑着搜寻着那片原本在他头上的黑暗。大姊又找老板娘谈印尼人的问题，说非法打工，被抓到要罚钱，老板娘说再等等吧，至少过完年再说。我走回柜台，印尼人问我，老板娘她们在说什么，我说，没什么，不关你的事，印尼人放心地走回流理台前，就着水龙头，继续洗他的杯盘。
她护卫她生活的方式像是护卫着一种残疾，她护卫着一种残疾的方式会使人爱上这种残疾。我就这样站在厨房门口，不知道还能往哪里走。印尼人回到流理台前，洗着大师的杯子，他看见我，对我说：“大师回去了，钱在柜台上。”我点点头。印尼人问我：“老板和老板娘怎么都不在？”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如果是不久之前，我想我会很严肃地告诉印尼人说：“因为老板和大师吵架，就走了，老板娘也跟着走了。”印尼人会说：“吵架？我怎么没有听见吵架的声音？”我会跟他说，有时候吵架不一定要很大的音量。印尼人会问：“那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关门？"我会说：“没关系，别在意。”没关系，别在意，他们会回来，明天，你头上的灯终于会修好，像是没有人来过一样，一切都没什么不同。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我想着大姊转瞬即逝的笑容，我问印尼人：“大师有没有说什么？”印尼人说：“没有。”
我又转头望向印尼人头上那盏炸掉的灯，印尼人不在意头上的黑暗，他熟练地洗着咖啡杯，我知道他放慢动作，是为了怕闲下来。灯泡爆炸的那一天，印尼人就站在这个位置，一声巨响，他头上挂灯的电线吐着火花，印尼人机警地按掉一整排挂灯的开关，甩着一双湿手，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老板娘走过来，问他：“没事吧？”印尼人发现大家都看着他笑，他也对着大家笑。大姊，老板娘的大姊，从柜台后方的厨房探出半边身，向外面看了看，对我笑一笑，又走回去。尽管老板娘已经在菜单上写明了供应晚餐的时间，但大姊不在意，她总是坐在厨房里等候，要我特别询问客人要不要点份晚餐，大姊说：“刚开店，要拼一点。”这让老板娘很困扰，但大姊微笑着，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固守她的厨房，老板娘拿她没办法。
我想着他，JammySamtoso，这个印尼人，他每天在咖啡馆洗碗盘，可以得到一杯免费的饮料，他浏览着菜单上的饮料名，那是他眼神最放松的时候。今天，他洗完杯子，如同往常一样走到柜台后面，他想了一会，然后开始敏捷地拿起各种原料，他对这个咖啡馆的熟稔超乎我的想象，他煮出两杯浓绿色的东西，装在马克杯里，一杯请我喝，他说这叫“台湾”，我狐疑地问：“你把薄荷油加进去煮？”他神秘且得意地说：“没有，我没有加薄荷。”他的“台湾”，数十种东西伪装成的另一种东西，我喝了一口，太浓太烫了以致我根本分不清它的味道。
印尼人能记住所有的熟客，他喊完欢迎光临，歪头躲过面前的柱子，向大门张望一眼，对我说：“马克思来了，蓝山咖啡。”我从柜台拿起点餐的单子，边走边写上，他说：“导演来了，海鲜面套餐。”我边走边写上，点完餐回来，我告诉他：“导演换了，牛小排套餐。”下次他会说：“导演来了，不一定。”我确定印尼人的中文是这样突飞猛进的，这比任何看图说故事的语言课本都还有效。一天之中，印尼人也只有早上能去上课，大部分时间，他都得忙着赚生活费。下午，印尼人在一家便当店工作，他没有驾照，午餐时间，他骑着便当店老板的摩托车，在台北的大街小巷来回穿梭，也神速地记住了台北的街巷名。晚上七点，他准时到咖啡馆报到，一直工作到深夜打烊，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上中文课。
印尼人说：“这是礼物，谢谢你送我一本字典。”我听了，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送过他一本字典，后来我想起来了，我的确送过他一本辞典。那天，我在行李中翻出一本破烂的词汇，那是我小学的毕业礼物，我心血来潮地查看“印尼”这个词的意思，上面写着：“国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简称，详‘印度尼西亚’条"，我不知要怪这本辞典编得太过精简还是太过琐碎，我浏览过“印象”“印鉴”“印花税”……找到“印度尼西亚”条时，已经懒得详看底下的解释了。“印度尼西亚”，在词汇里，夹在“印度半岛”和“印第安人”之间，再过来是“印度支那"，我重重阖上书，我想，像这种怪书，我应该把它送给印尼人。
整整一个冬天，寒流一个接着一个盘踞在咖啡馆外，街上到处都是湿冷一片，但从来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咖啡馆里暖黄的光，穿过水汽凝结的大片玻璃透进街道时，整间咖啡馆看来就像是一只湖面上的水灯，或是一只捕蚊灯。每天挤在里头一角，相互取暖的人不多不少，堪堪是用一个季节可以辨识出脸孔，不彼此搞混的数量。印尼人被门上不知何时会响起的铃声给弄得精神紧张，他大约比我早来一个月，几天后我开始躲懒，他还是丝毫不放松，门口一有动静，印尼人警觉地大喊：“欢迎光临。”响亮而标准，我跟着他的话尾口齿不清地附和着“光临”。老板娘对新开张的咖啡馆有许多坚持，但渐渐地，它们被这群熟客，用一个湿冷的冬天，以像随意移动桌子这种极其人性温暖的方式，给慢慢地模糊化解掉，冰块会在室温中安静地融化，变成一摊不成形的冷水，大概就是这种原因。
我意外印尼人还记得这件事，如同我始终不明白何以在我不断的搬迁过程中，这本书始终被收进我的行囊里。小学毕业典礼后，我领到这个沉重的礼物，我抱着它出了校门，也突然像现在这样不知道还能往哪里走。那阵子天天有人到家里争吵，我不想回家，我沿着小镇的主街走到火车站，我把这本书丢在候车室摆放佛书的架上，然后跑开了。我沿着铁轨旁的小巷走着，穿过轨道上的天桥，再走回来，火车站四野的围墙上，天桥的柱子上，到处有人用歪斜的字提着怪异晦暗的语句，有一个我永远记得：“无害人会健康。”好多年后，当我有能力搭上火车到处游荡时，我在一个忘了名字的偏僻小站的墙上，看见同样的字句，我因此怀疑有一个鬼魅般不死的流浪汉，附身在火车上，一站游过一站。我没有那样的勇气，那天，我在火车站四周乱逛，将近黄昏时，我终于还是跑回去寻那本被我丢弃的书，远远地我就看见它安然躺在架上，偌大的整个火车站，就像没有人来过一样，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我因之深深庆幸着。
在我们工作的咖啡馆里，印尼人站在柜台后面，他弯腰就着流理台的水龙头，慢慢冲洗所剩不多的咖啡杯。今天晚上生意清淡，我坐在柜台前的高脚椅上，望着印尼人头上的一盏小挂灯发呆，前几天，天花板沿着挂灯渗水进来，小挂灯的灯泡突然爆炸，到现在还没有人去修理。我转头看向老板娘，老板娘正在和她的朋友聊天，老板还没有回来。咖啡馆新近开张，但是进来的人好像都早已认识，整个晚上，门口每进来一个人，大概都能引起在座的客人一阵热烈的招呼，那新进来的人向老板娘挥挥手，然后去寻他的朋友，除了中央不易移动的沙发座以外，几张桌子被他们自动接成一排，愈接愈长，愈来愈倾斜，终于使得咖啡馆里一边空旷，一边拥挤，本来就没有差别的吸烟区与非吸烟区，在打烂之前，慢慢地，以一种极其人性的方式被搅成一区。尽管如此，老板娘非常坚持当有人推门走进咖啡馆，咖啡馆玻璃门上的铃铛叮当晃响时，我和印尼人要停下手边的工作，大喊一声：“欢迎光临。”
我庆幸着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如今，我放下杯子，回避过印尼人的视线，我拿起扫把，扫着咖啡馆的地面，我的手又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提醒自己，专注下来，专注下来，我从来没有真心去了解印尼人的诚意，他误以为是的善意，不过是我琐琐碎碎生活里不小心的意外。琐碎的生活，如今我回想起来，这个冬天的确下过一场大雨，雨水打在柏油马路上，旋转起及腰的雾气，在大雨之前，我父亲找到了我，他还开着那辆破旧的发财车，我打开房间门让他进来，他责怪我，又搬家了也不通知家里，我耸耸肩，把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椅子让给他坐，我站在门边，他环视着我混乱的房间，有好几片刻我们都不知该和对方说些什么。他问我为什么大学念了好几百年都还没毕业，我叫他别管我，他只要照顾好他自己和妈妈就可以了，他叹了一口气，他说，像隔邻的某某某，念完书签了志愿役，薪水多，开支少，他妈妈帮他招会存钱，等他退伍后他就有事业的本钱了。我打断他的话，我说：“我不能当兵，我受不了，我会自杀。”
日复一日，我练习着视而不见的同时也观察着印尼人，印尼人来台北学中文，他说他念不完大学，因为印尼盾贬值了一半，印尼的物价却涨了四倍，我问他为什么，他想了很久，努力想用他仅有的中文词汇，组合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半分钟安静地过去了。我教给印尼人两种回答问题的方法：“我不知道”和“我不确定”我教他，想不出答案时，这两句话可以轮流用。印尼人问我，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我说：“我不知道。”他又问我，这种说法会不会很不礼貌，我说：“没关系，别在意。”“没关系，别在意。”印尼人喃喃学着我的腔调。
我说谎。我这种人不会自杀，即使对未来没有任何寄望，我还是会用最低的能量寄生下去。父亲轻轻说：“随便你了，反正现在我说的话，没有人会听。但是我总希望你……”“怎样？”我大声说。父亲说：“没什么。”然后他再也不说话了，我说，你累了就睡觉吧，我现在要去打工了。我要往咖啡馆的路上走去，才发现雨已经下得很大了，我没有回去拿伞，我一意跑着，我感觉心中的暗影腾涨而出，我想要大声喊叫，然而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印尼人大喊：“欢迎光临。”对我说：“你淋湿了。”老板娘拿毛巾让我擦干，那一晚，我再次抛下我的父亲，
我进入了这家咖啡馆工作。每天晚上，我从住处走到咖啡馆，这样持续了一整个冬天。我有一种时间就此沉静下来的错觉，当然那只是错觉，对于人和天气而言，都不具有什么意义，人尤其善于伪装成各种样态。应征工作的那一天，老板娘详细跟我解释工作内容，日常的例行工作，扫厕所，浇盆栽，倒垃圾，每天的特别工作，清理空调滤网，清点库存，仔仔细细条列了一整张纸，我感觉到老板娘的紧张，她并不善于对人发号施令，即使勉力模仿权威老者那种又油又干的腔调，她刻意挤出的笑谈，让我跟着紧张起来。这会是个很特别的咖啡馆，老板娘说。我微笑点头，装出理解，并且热情响应的样子，事实上我完全不能想象一个很特别的咖啡馆，应该是什么样子。老板娘回给我一个温和的笑容，我再次见识到自己天性中的狡猾，我也看见，新漆上地中海蓝的油漆油油浮浮，或许要到夏天，它看起来才会真正像是阳光四溢的地中海滨。时间的沉积确乎是一种最不容易伪装的东西，我也的确无能走得太远。在咖啡馆里，我时常会遇见那名流浪汉，那株芒果树，我们私下称他为“大师”。我不时提醒自己，从容下来，从容下来，就像这家咖啡馆来来去去的各种声音，不管他们说的是什么，它们都应该也许会被伪装得更从容些，就像日复一日我练习端咖啡杯，我提醒自己，从容下来，从容下来，专注压抑自己的手时常会莫名颤抖的畸习，如此我能够短暂忘却自己心中不断生长的暗影。
静默而呆滞地伪装自己在咖啡馆里，我看着天花板渗出的雨滴沿着挂灯的管线回旋爬行，在中途干枯了，另一滴雨水接续着，旋转着，努力向下延伸，我抬头呆望着这些水珠以致我的眼睛被灯光螫得酸痛，我感到莫名的压迫感，然而我快乐极了，我以为天花板会不断渗出大股大股的水，整片天花板将要旋转着向下崩解，安静的一分钟过去了，我没有警告印尼人。然后，那盏小挂灯碰然爆裂，灿烂的火花，在黑暗中，旋转着，消失了，就消失了。
起先，我只是莫名其妙地尴尬起来，我对他说：“我快逛完了。”接着我快步地往巷底走去，我抬头看天，并不觉得真的在下雨，我以为冬天的空气理应是如此的。然而，突然间我对这个人强烈地憎恶起来，我憎恶所有像我一样逸离人群的人，我憎恶他的从容与他邀请我共谋一项无聊游戏的闲情逸致，我开始不能控制恨意像是没有主体的影子在心中滋长。接触不良，无力沟通，“另类潮流新边缘人”，怎么形容都一样，我憎恶每一个由“我”开始的句子，因为我最厌恶的人，是我自己。站在街上我恐慌起来，我渴望看见任何正常人的脸孔，转过头去，我只看见那家咖啡馆贴在铁卷门上的，一幅征人的广告。
印尼人不知所措地笑着，我也对他笑着。日后他安然地站在暗影里洗着杯盘，没有人记得要为他修好灯。那一天，印尼人叹口气，用他严谨的中文对我说：“我好孤单啊。"我愣了一下，但我不知道要如何纠正他，我说我们不会这样说的，印尼人问：“那你们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在我记忆中，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或许就算有人说过，它应该或许也是更复杂更隐约的方式，我从来不屑去听懂，我以为孤单是不值得去化解是不值得用共谋般的游戏去彼此取悦的。我没有办法扫地了，我对印尼人说：“我好孤单啊。"我笑着，同时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想念起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想着这个男人，我的父亲，在台湾经济起飞时，他与兄弟开了一间小纺织工厂，过着自给自足不问人事的生活，然后他的生意失败，他与自己的兄弟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只分到一辆小发财车；然后他的妻子，我的母亲，整日惶惶不安怀疑有人迫害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她根本不认得人；然后他唯一的儿子，我，用一种最浅薄最不掩饰恶意的方式一再想要抛下他们。我想着这个女人，我的母亲，她多久不曾笑过，她的笑容必然曾经温煦美好然而她累了，她的眉头、眼边、嘴角都说明她累了，或许也有可能她只是老了，她的老态和其他将老的人们一样。他们一样都在老去，我多么期盼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同，我将会因之深深庆幸着。
有一天，我在附近这几条街上闲晃，在错错综综的几条小巷里，不时会遇到一个穿裙子的中年流浪汉，我们谁也没有兴趣跟踪谁，会不断相遇，只是因为我们似乎都没有走出这一区的打算，我们都只想在这个范围里穷耗一整天。后来，流浪汉停下脚步，他优雅地向我递过他手上的伞，友善地对我说：“我们轮流。”一时间我不能明白他的意思，我看着他，这时我才发现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流浪汉，他穿的也不是裙子，他全身上下披挂着几块累赘的布，指明他所伪装的也许是一个来自印度的苦行者，就连他的伞也和他身上的颜色相搭配，没有巧合，他整个人看起来热热闹闹的更像是一株细心修饰过的芒果树。
我感觉印尼人的手关切地搭在我肩上，我对印尼人说：“我好难过啊。”然而我笑着，我笑着想起芒果树，伪大师，永远的流浪者。他说：“你是个诗人。”我说：“你是个哲学家。”他说：“你好像很讨厌我。"我说：“我真高兴你看得出来。”他笑着说：“没关系，我也很讨厌我自己，我只是试着喜欢罢了。”他问我：“你不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坏人对不对？”我说：“有啊，我就是。”他友善而优雅地举起他的巧克力牛奶，对我说：“这就对了，敬青春。”他一饮而尽，然后我看见雨中什么都看不清的大片玻璃窗外，老板娘和老板相偕走进来，他们问我，你怎么了？怎么在发抖？我说，没事没事，我现在很快乐，我看见光明与黑暗，我感到快乐且冰凉。
我搬迁到一个新的住所，或者说，一个新的房间，那是冬天将要开始的时候。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这般疲累，我把行李全都塞进这个房间里，整个房间就只剩下一块足供躺平的空地，我铺好被盖，在潮湿与霉味中沉沉入睡。在黄昏我睁开眼睛，意外地清醒，依赖屋外透进的光影安顿自己的所在，我站起来，穿过窗户看见隔壁大楼一角，一名主妇忙着晚餐的身影。那些会令人感到希望与温暖的事，依旧只是生活上的琐琐碎碎，既幽微且抽离，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它们太琐碎了，琐碎到我驻足瞻之，突然间我失去了信心。我想象自己走在人群中的猥琐模样，我微驼着背，两手倒背在后面，左脚向外斜斜迈出，右脚直直跟上，整个人歪歪扭扭，这是我新养成的走路姿势，如此走路时，视线只会看到自己的鼻子，我因此觉得舒坦。
——本文获二OOO年台湾“大专学生文学奖”短篇小说参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