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些年来，由于新批评这个文学理论在台湾一度成为显学，张爱玲被尊奉在庙堂之上，鲁迅则变成了某种政治符号。
我始终认为，台湾当代小说，在鲁迅和张爱玲这两个性质颇不相契的传统中，选择了后者，是相当不幸的。
这个发展，重读《铁浆》，也使我觉得气闷，我认为，朱西甯的作品，应该属于鲁迅、吴组缃、沙汀、艾芜、叶紫和罗淑所代表的这个传统。不过，应该先厘清一点我们对这个传统多年来的一些误解。
这一层，在重读《铁浆》后，更加让我觉得寂寞。
先说鲁迅。
我们都听说过，朱西甯从军后，走南闯北的简单行囊中，有一本张爱玲。朱西甯跟胡兰成的交往，也是台湾文艺圈熟习的掌故。甚至还有人大胆到把朱西甯归类为张派或胡派。
鲁迅死于一九三六年，逝世前十年内，除了几个故事新编（他自己也认为不过是“速写”），一篇小说创作都没有，全是匕首与投枪。虽然是白话小说的开山大师，鲁迅一生只有两个短篇小说集、两个散文集，而且全是一九二六年以前写的。一九八六年，有感于鲁迅逝世五十周年，我写过一篇短文《鲁迅的坟》，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隔了几十年，自己至少也在精神世界里走过了漫长的坎坷路，这些细微的差别，便清晰显露出来，如同风吹雨打的古老建筑，砖瓦上的苔痕，梁柱上的木纹，令人怵目惊心。
冯雪峰，一位文艺战线上的中共地下党员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柔石（按：左联五烈士之一，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捕后处死）带我去见了鲁迅先生，从此我就跟鲁迅先生接近，一直到他逝世之日为止。”
当时，可能由于自命为左派的意识形态作祟，读《铁浆》时竟完全看不到朱西甯作品中那种谦冲温和的基督教淑世的精神，反而把《铁浆》中塑造的那种北方男儿顶天立地超愚昧的拒绝投降的精神，看成了中国人应该有的翻身本钱。同时，许多细致的差别，也毫无所感，举例说：吴组缃的《铁闷子》，那个做贼的好汉为什么连上了抗日救亡？朱西甯的《贼》，鲁大个儿为什么一点社会功能都不给？我就从不曾深究。同样，写农村大户人家，为什么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充满嘲讽，朱西甯的《锁壳门》只有悲悯？我也不曾深思。
这段话透露了一条线索，鲁迅的最后十年，变成了“青年导师”，实际上成了社会活动家，这就是他自己也曾不耐地控诉过被“四条汉子”之类的人物包围的结果。同情革命的文学家与文学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之间，终究有一线之隔。
羞愧之余，再出发，找到自己比较熟习的题材，写了《落日照大旗》，总算勉强过关。
一九二六年以前的鲁迅，是在正宗左派文艺理论家恨不能消灭的所谓“灰色地带”活动的，这就是为什么阿Q一点无产阶级气概也没有却有血有肉，祥林嫂毫无反抗意识却真正感动人的原因。
义务担任《文学季刊》顾问的姚一苇先生看完后，说了两个字：“不行！”
人变成了阶级符号便成了死人，吴组缃的《樊家铺》，线子嫂弒母，根本违反阶级道德律，却成就了真文学。
一九六六年初，我试以写实手法（当时可怜地以为，只要关闭向内探索的眼睛，努力向外张望，便是写实了），结结巴巴写出了一篇“新思想”作品，题目叫《刀之祭》，那里面清清楚楚，完全是模仿朱西甯，而且，模仿得相当拙劣，因为当时对朱西甯在《铁浆》中寄寓的乡土深情，根本毫无了解，只不过利用一个躯壳，暗藏一点“反”意。
应该稍微介绍一下吴组缃，因为台湾的读者恐怕完全不知道他。
因此，第一次读《铁浆》，没有寂寞，只有温暖，没有失落，只有震撼。
吴组缃一九〇八年生于安徽泾县的一个大地主世家。一九三〇年读清华大学中文系时发表第一篇小说，一九三五年之前出版了《西柳集》和《饭余集》。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写了长篇《鸭嘴涝》（一九四六年上海重版时由老舍改名《山洪》）。他应该是三十年代最有才华的左翼作家。然而，在左派文艺批评家眼中，他不很“纯”，他太“客观”。他跟鲁迅一样，也是灰色地带写得最好，对话和白描功夫一流，文字简洁有力。虽然是所谓的左派同路人，但他一九四九年后很长时间在北京大学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没有什么创作。
这时候“发现”了朱西甯的《铁浆》，不能不说有点命运与共的感觉了。
我认为，吴组缃的安徽农村，是鲁迅鲁镇故事的真正传承，不仅传承，还有创新扩大，有些篇章，如《樊家铺》，几乎达到希腊悲剧的高度。
可是，理论主张虽然说得口沫横飞，一张白纸摊在面前，怎么下笔？
此外，沙汀的《航线》《土饼》《苦难》，多写四川西北部的农村。艾芜在缅甸和云南边境流浪时所写的《南国之夜》《南行记》和《夜景》，叶紫写洞庭湖西南农村的《丰收》和《山村一夜》，罗淑的《生人妻》在妇解尚未出现的几十年前所观察的妇女命运，虽然今天看来也许在说故事的技巧、文字的锻炼和文章结构方面，仿佛程度不够，然而，这个传统，的确是左派无法忍受的灰色地带传统。
那本《选集》给我开启了一个世界，陌生但不遥远。吴组缃则是我在夏威夷大学的东方图书馆刻意搜索“发现”的。阅读这两位前辈，加上在我心目中形成一条路线的其他一些作家，如沙汀、艾芜、叶紫和罗淑等，形成了一种“知识累积”，成为我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期间跟《剧场》杂志内部一些同人讨论文学观点的基本力量来源。就因为这种讨论和争辩，《剧场》后来分裂成两派，陈映真与我退出，同尉天骢合作，天骢又拉来了王祯和、七等生、黄春明、雷骧……我们坚持要以现实为基础的创作方式，终于借《文学季刊》的创办，有了实践的机会。
台湾在五十年代，出现过杨蔚写的几个短篇，很有点这种味道，他坐牢过后再写的小说，味道就变了。除此以外，这个“灰色”传统，在台湾几乎失传，除了朱西甯。
在此之前，我对鲁迅的了解等于零，只听过国文老师熊公哲先生提过：白话文，只有周氏兄弟勉强可以，其他的不必读。
我觉得朱西甯应是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虽然我知道他完全不是左派。
鲁迅是别人介绍的。台大第一宿舍一位读法律的本省籍同学，有天神秘兮兮地把一本故意用洋杂志封面做了封套的《鲁迅选集》塞在我枕头底下。“明天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读！”他说。
我所谓的“灰色传统”应该参照我们对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与福克纳的虚构国“约克纳帕塔法郡”（Yoknapatawpha）来理解。
这跟那时候的我的生活有不可分的关系。
《都柏林人》经营创造的是一个社区。“约克纳帕塔法郡”经营创造的是一个社区，朱西甯的《铁浆》也可以视为创造人类某一特定文化社区的企图。
最重要最强烈的原因是：居然在台湾“发现”了鲁迅与吴组缃的传人。
所谓“灰色地带”文学传统的作家，都有一项天命（mission），也许自觉，也许不自觉，他们仿佛被内心一种神赋的力量驱赶，非在地上，在他们最熟习的地上，创造一个他们情深不能自已的人类社区，一个结合了想象与现实的属于他自己的国。
仔细揣摩，年轻时的震撼，有不少原因。
乔伊斯也许在都柏林的各种人物中看到了他所谓的“瘫痪”（paralysis），福克纳也许终生着迷于大南方乡土世界里的世代情仇，他们创造力的最深根源，无法解释，只能称之为神赋的力量。
那次的读后感，不是寂寞，是温暖，没有失落，有震撼。
朱西甯的秘密也在这里，我深信，他一生最后十年埋首其中的未完成巨著《华太平家传》，便是从《铁浆》的不自觉走向自觉建“国”的过程。
第一次读《铁浆》，记得是一九六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天在衡阳路闲逛，在文星书店找到这本当时听一道混的朋友介绍说“应该看看”的书。
在灰色地带文学这个传统中，相对于人生的荒谬与世界的冷酷，一种拒绝妥协、拒绝投降的顽固意识似乎潜藏于深底，眼光从那个深度看出来，人性的幽微处，人际关系的真假虚实复杂面，暴露出来，构成了小说风景的实质内涵，这是过去正宗左翼小说里面欠缺的东西，也是当前流行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东西。
这种怪异的感受，跟记忆中初读《铁浆》的心情，大不一样。
重读《铁浆》不能不因此感到寂寞无比。
在越洋飞行的波音七四七上，读“齐鲁青未了”的那个遥远世界里一百年前农村集镇的传奇人物与古老事件，感觉上当然不很协调。然而，也许就因为无意中选择了这种环境和时空，一种万古常新的寂寞感，突然把我抓住了。
鲁迅在《故乡》的结尾中有一段仿佛寓言、仿佛议论而且不太符合小说规则的话：
恰好七月初有事到巴黎去，就随身带了皇冠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的那个版本。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去年六月，接到安民兄的信，告诉我他计划重新出版朱西甯先生六十年代初的杰作《铁浆》，并要求我写一篇序或导读。写序我觉得我的分量不够，写导读也自觉训练不足，但《铁浆》确实是影响过我的写作道路的，所以自告奋勇，写一篇读后感。
安民兄重新出版《铁浆》，大概是要先把这久已无人走的地，放在这一代或下一代的面前。我也相信，有了这块地，便会有走路的人。
刘大任
二〇〇二年九月十七日
重读《铁浆》
[1]本文为作者为台湾印刻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重版《铁浆》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