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一边抱怨着工作不称意，一边为了这份薪水愁眉苦脸地做事。就算看得明白，也没有张茂渊的这份勇气。
她找起事来，挑剔得非常厉害，因为：“如果是个男人，必须养家糊口的，有时候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怎么苦也得干，说起来是他的责任，还有个名目。像我这样没有家累的，做着个不称心的事，愁眉苦脸赚了钱来，愁眉苦脸活下去，却是为什么呢？”
有一个时期她在无线电台上报告新闻，诵读社论，每天工作半小时。她感慨地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关于职业，张茂渊的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比很多人想得明白。
她批评一个胆小的人期期艾艾的演说：“人家唾珠咳玉，他是珠玉卡住了喉咙。”
起初我当做她是说：因为厌烦的缘故，仿佛时间过得奇慢。后来发现她是另外一个意思：一个人老了，可以变得那么的龙钟糊涂，看了那样子，不由得觉得生命太长了。
……
张爱玲曾经说过她的姑姑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她有过一个年老唠叨的朋友，现在不大来往了。她说：“生命太短了，费那么些时间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觉得生命太长了。”
她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一块淡红的披霞，还留到现在，因为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她十块钱，她没有卖。每隔些时，她总把它拿出来看看，这里比比，那里比比，总想把它派点用场，结果又还是收了起来。青绿丝线穿着的一块宝石，冻疮肿到一个程度就有那样的淡紫色的半透明。衬上挂着做个装饰品罢，衬着什么底子都不好看。放在同样的颜色上，倒是不错，可是看不见，等于没有了。放在白的上，那比较出色了，可是白的也显得脏相了。还是放在黑缎子上面顶相宜——可是为那黑色衣服的本身着想，不放，又还要更好些。
看看张爱玲身边能与她相处融洽的女人，如炎樱、苏青，还有她的姑姑张茂渊，都是聪慧机智的。
……
张家女人都喜欢看电影。张茂渊就说自己喜欢看喜剧，说话俏皮好玩。张爱玲为了看一场电影，宁可急急地从杭州折回上海。有着共同爱好、近似品味的两个人，朝夕相处，才会轻松愉快。
姑姑叹了口气，说：“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谁知这鸽子一夜忧煎，像伍子胥过昭关，虽然没有变成白鸽，但一夜工夫竟然瘦掉一半。次日见了以为是换了只鸟。张爱玲吃了心下惨然，姑姑也默不作声。不搁茴香之类的香料，有点腥气，但就这一次的事，也不犯着去买。
张茂渊对职业、对人生都有着超出常人的智慧，似乎比常人要看得清楚明白些。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洞察，才使得张茂渊比很多人都过得自在、轻松。
自从日本人进了租界，张茂渊就从洋行里面停薪留职了，过得很省。一天，她在窗前捉到一只相当肥大的鸽子，张爱玲帮忙握住它，鸽子捉在手里非常兴奋紧张。两人都笑，把鸽子关在窗外，等明天再吃。
我爱与不爱，都和你无关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颇有些值得回忆的事情。
张茂渊的婚姻，是坊间极力煽情的一个段子。就是说这个七十八岁才把自己嫁掉的老小姐，一辈子痴情等待，就为了等那个叫李开弟的男人。
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她从来不自找伤感，现实生活里有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这么想了想，就像站在个古建筑物门口往里张了张，在月光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
据说张茂渊年轻的时候在前往英国的轮船上，邂逅了一位名叫李开弟的青年才俊。男才女貌的两个人自然而然地相爱了，可惜李开弟早有婚约在身，后来者要么登堂入室，要么就只有苦等的命了。也有人说两人分手的根本原因是李开弟作为激进青年，不能接受张茂渊是“卖国贼”李鸿章的后代。
清平的机智见识
后一种说法似乎有点影子可寻。当年张爱玲向姑姑追问祖父祖母的事情时，张茂渊的反应颇值得玩味。
从1938年年初逃到母亲家到1939年赴港求学，从1942年由香港返回上海到1952年离开大陆，这两段时间，张爱玲都与姑姑生活在一起。特别是后面她成名上海的这十年，姑姑不仅见证了她事业上的辉煌，也经历了她爱情起伏的波澜。但正因为与姑姑这种既亲且疏的关系，让张爱玲更加放松地向姑姑展现她的一切。俩人在一起，不像上下辈的关系，更像一对惺惺相惜的朋友，能相互欣赏和喜爱，又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同时姑姑也似张爱玲的保护伞。每逢重大的应酬场合，除了有炎樱，姑姑张茂渊也是陪伴其左右。
“问这些干什么？”我姑姑说，“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她声音一低，近于喃喃自语，随又换回平常的声口，“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
无论何事张茂渊都愿意干净利落地处理，于人于己两不相欠。张爱玲潜移默化地从姑姑身上学到了这样的处事风格。多年以后，当她也与旁人凡事拎得很清的时候，当有人误解地把冷漠、无情等字眼扣在她头上时，其实都没有看到隐藏在她思想深处的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的自尊自爱。
是什么委屈难叙的事情，让这个爽快独立的女子这样欲言又止？
关于姑姑对张子静的行为，张爱玲分析，是因为她一个人挣钱也不那么容易，她害怕自己稍微心软一些，就会有人白吃白喝地靠上来。所以她宁可把话说清楚，也不要外在附加在自己身上的各种伪装道德的词汇。
1928年，张茂渊留洋回来，这时她也就二十六七岁，正值婚嫁年龄。可是这个张家大小姐，在适婚时期却没有看上一个能把自己嫁出去的男人。
张茂渊又是一个干净清爽的人。干净清爽不仅是指外表，还指为人处世和内心。这个女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遵从自己的内心，不矫饰、不苛求，凡事都拎得清。你看她照顾从香港回来的张爱玲时，首先告诉张爱玲，“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母亲托付我的。”不想张爱玲领自己的情，心理上有负担。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小时候生病，张茂渊连日熬夜，隔两个钟头数几滴药水给他吃，当张子静长大后抱着一双篮球鞋来投奔母亲，张茂渊看着他眨巴着泪水的大眼睛，也觉得他可怜。但是到吃饭的时候，她仍然会毫不留情地说：“没有预约，我们是不留饭的。”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后，张子静敲门，张茂渊开了一个门缝，说了一声“你姐姐走了”，毫不犹豫地就把门关上了。
你看张茂渊对工作谋职的挑剔，对人生清晰的明白，你就懂得她为什么始终嫁不出去。其实不是找不到人娶她，而是她找不到合适的人嫁。找个心里糊涂混沌的男人，过着混沌糊涂的日子，这怎么是张茂渊能够接受的生活呢？
难的不是伪装矫饰，而是遵从自己的内心
所以，她宁可不嫁，也不要一个不情不愿、愁眉苦脸的婚姻。
人们常常会这样，对于朋友间的点滴关怀，会感受备至，铭记在心。但对自己所爱的人，由于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当事与愿违或者是事实与愿望还有一定差距时，往往会受伤或委屈。
看了张爱玲的《小团圆》，才知道这个姑姑在年轻时也有好几个喜欢的人。可惜，这些人虽然适合，却都在不合适的时间出现。所以，张茂渊虽然也爱了，但是最终没有步入婚姻的殿堂。
或许张家父女、母女，都是硬脾气，没有千回百转的温情，且一个比一个不会表达爱。结果反而因为靠得太近，像相互取暖的豪猪一样，大家都弄得伤痕累累。但张爱玲与姑姑，说亲，总之还是隔着一层；说远，又有着血浓于水的关系。因而，近能做亲人，退一步，还能做朋友。两人相处时，反而有着朋友间的谦让和宽容。不像对父母，期望太多的爱，结果反而伤心失望。
当张爱玲准备与胡兰成结婚后，张茂渊得意地笑道：“大报小报一齐报道。——我最气说跟我住住就不想结婚了。这话奇怪不奇怪？”
“不愿想起”，是因为在她落泪的那一霎，是不是心酸眼亮，看清了自己的委屈，也明了母亲的委屈、父亲的委屈？“时常想起”，是不是因为姑姑随手做的这几个包子包含了她对家庭的温暖和爱的渴望？
张茂渊苦等五十多年，就为了嫁给李开弟。这样的说法看似痴情，其实却无不残忍。等什么呢？专等李开弟的老婆死吗？难道纯情痴恋的背后，就是残忍不堪的现实？
这样的事，她不愿想起，又时常想起。
或许，在张茂渊的一生中，李开弟始终是有一个位置的。但也没有夸张到让张茂渊像王宝钏一样寒窑苦守。王宝钏的这种等待，更像一种信仰。你说，王宝钏有多爱薛平贵？对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男人，从哪里来的爱？
糖心芝麻酱包子蒸出来，没有发面，皮子有点像皮革。姑姑说：“还不错。”张爱玲吃着，突然就流下泪来。
张茂渊绝不似王宝钏。五十多年的独身中，她乐于享受自在的人生，乐于接受新的男人，乐于体验生活的各种滋味。
姑姑轻描淡写地说。
当年，张爱玲赴港读书，她委托李开弟照顾张爱玲。看来，两人虽然劳燕分飞，但李开弟并没有成为她心中的痛。至少她没有因为曾经的爱，对这个男人产生恨。反而，她能够自如对待，把李开弟当成朋友，把自己的侄女托付给他。当然，或者这个朋友还是有点不一样，多了一些诸如亲人般的信任和要求。
到医院去缝了三针。倒也没人注意。
然而，这些都是后人附会的。当年，两个人之间到底发生怎样的故事，还是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抑或作为当事人，他们也未必看得明了这段感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两个人都没有停留在原地，为了这份暂时有个了断的恋情寻死寻活，就算是心里深埋情愫也罢，仍然按部就班地让人生一如既往地前行。不知道这是爱的洒脱，还是爱的无奈。
周末时，姑姑忽然说要自己包包子，用芝麻酱当馅。蒸笼冒水蒸气，熏昏了眼镜，摘下来揩拭，张爱玲才看到她眼皮上有一道曲折的白痕，一问才知道是那时为自己去求情被父亲打伤的。
1979年，李开弟的老婆去世后，李开弟和张茂渊在上海登记结婚。张茂渊实年七十八岁。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张茂渊这一行为，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结个什么婚呢？
相对而言，与姑姑张茂渊相处时，因为没有那种不堪重负的崇拜，可能张爱玲会轻松自如一些。
然而这个一辈子爽快清醒的女人，完全不顾别人的议论，就像当年找不到合心的人就是不结婚一样，七十八岁的高龄，仍然依顺自己的内心。只要条件允许，就去接受，就去爱。
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如果李开弟的老婆不先退局，余下的两个人就没有在一起的可能。但是我想，依照张茂渊的个性，就算是这辈子没有可能与李开弟在一起，她也不会以泪洗面。不过，在清冷的夜里，遥想当年轮船上那个笑容温暖的年轻男子，心里除了温暖的回忆，会不会还有苦涩的遗憾。再独立乐观的女人，想着远在天边自己所爱的男人，为他人夫为他人父，心里也会有幽微的、不易被人察觉的叹息。
张爱玲原本对于母亲有着强烈的罗曼蒂克的爱。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但是当她一次次伸手向母亲要钱，忍受着母亲的坏脾气时，她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对母亲这种一往情深的崇拜和爱？她宁可走大半个城市，也不愿再开口向母亲要车费。她会不会觉得委屈？
请速来函，以慰老怀
关于张爱玲的母亲，母性在她身上体现得并不强烈，或者说，她还不知道怎么正确地表达母爱。所以，当这个女儿准备抛下一切来投奔自己时，私下里她可能还是会有片刻的迟疑。这个片刻的思量，是因为接纳张爱玲她就必须更多地付出自己。这个决定使她必须陪伴女儿养育女儿，直到女儿如自己所愿，考上英国的大学。所以，黄素琼看张爱玲，常常带着估量的眼神。掂量一下，为这个女儿花如此多的钱值不值得；再掂量一下，为这个女儿，牺牲自己大好的独身时光值不值得。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离开之时，大陆上的政治风气已使张爱玲似惊弓之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两个人约定从此不通音讯。直到20世纪80年代，张茂渊惊喜地在报纸上看到有人以肯定的口吻品论张爱玲的作品，才辗转找到张爱玲的地址，写信告诉她：春天似乎要来临了。1985年，张爱玲屡次搬家，两人再次失去联系。直到1987年年初，张茂渊才从柯灵处得到宋淇的地址。立即发了一封信，信中说：希望先生转告她急速来函，以慰老怀。张姓方面的亲人，唯有爱玲一人。
相处也是一门学问
其实，当时张子静也在上海，张家不少亲戚也在上海。他们家族旁支杂多，当年张茂渊与张爱玲的妈妈黄素琼出国留洋，在国外两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往那边看，那个人好像是我们的亲戚。但张茂渊独独对这个侄女情深义重。
1938年年初，张爱玲在被监禁半年后，终于在阴历年前，一个隆冬的晚上，逃出父亲家，投奔到母亲那里。与母亲、姑姑住于开纳公寓。
1990年，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创报四十周年，第十三届“时报文学奖”扩大举行。报社方面邀请张爱玲重返台湾，担任“时报文学奖”的诀审评委，并提出，等会议结束后，将陪她去上海探望姑姑，一切费用由报社承担。七月一日，张爱玲回信了。
张茂渊的这次请求以失败告终。张爱玲被监禁在空房里。
从您信上知道时报今年的文学奖更比往年隆重有意义，我如果能参与评判，当然感到荣幸。但是庄信正先生推荐我，我觉得很意外，因为我给他写信总是不断地抱怨来日苦短，时间不够用，实在没办法，只好省在自己朋友身上了，所以全都久疏音问。我去过的地方太少，如果有功夫旅行，去过的就不再去了。
在与继母发生冲突的第二天，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立即赶过来说情。但是，由于这个姑姑一直与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走得非常近，俩人不仅于1924年同赴欧洲游学，1928年由英国返上海，1930年张爱玲父母离婚后，俩人又一起搬出张爱玲父亲的宝隆花园洋房，租住在法租界。所以，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蕃对这个张志沂的妹妹，根本没有什么好感。何况张志沂对张爱玲的母亲还有点余情，孙用蕃一上来就把张茂渊当成黄素琼的代表，一见她便冷笑：“是来捉鸦片的么？”一句话，就把张茂渊推到了张志沂的对立面。不等张茂渊开口，张志沂便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去，把张茂渊打伤了。
言下之意是，台湾不想来，上海也不想去。那一年张爱玲七十岁，张茂渊八十九岁。
1937年，泸战爆发。那个午后弥漫着鸦片烟味道充斥着懒懒闲逸的家，一刹那间，变得明晰清楚。朦胧的、矫饰的表面，被继母一迭声的锐叫打破：“她打我！她打我！”接下来是父亲劈头盖脸的一顿好打。父亲说，你打人，我就打你。还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结果张爱玲被监禁在空屋子里。之后，张爱玲生了一场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掉。在《私语》里，张爱玲说：“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丹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这姑侄俩生活在上海时相依为命，感情素来深厚。遗憾的是，自从1952年始，两个人就再没有见过面。张爱玲晚年不愿回上海，旁人或许能给她列出若干理由，但照这两个张家女人的个性，不愿意回就是不愿意回，哪还有那么多理由。茫茫人世间，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照顾观者的情绪，哪还能保持自我的世界。我想，张茂渊虽然遗憾没有再见到张爱玲，但应该是理解并懂得张爱玲的所作所为的。
营救
1991年，张茂渊在上海病逝，享年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