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书是她的拿手，她父亲买的小说有点黄色，虽然没明说，不大愿意她看，她总是趁他在烟铺上盹着了的时候蹑手蹑脚进去，把书桌上那一大叠悄悄抽一本出来，看完了再去换。
在周末的午后，在那深巷大宅的书房里，百叶窗沉下来，光线斜斜地挤进来。深色的地板泛着木头的棕青色，张爱玲正趴在木地板上看书。《红楼梦》、《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水浒传》、《三国演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还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等，一本一本地从父亲的书架上拖下来看。
直到看得头昏脑涨，太阳西沉。这时院子里隐约有弟弟拍皮球的声音。窗外飞着四月的杨絮。
从1930年到1934年，这四年中，张爱玲一直陪伴在父亲左右，与父亲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晚饭时，佣人何干进来叫。
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酥皮小筒塞肉——不禁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叫我自己挑拣，他自己总是买香肠卷。一时怀旧起来，买了四只，油渍浸透了的小纸袋放在海关柜台上，关员一脸不愿意的神气，尤其因为我别的什么都没买，无税可纳。美国就没有香肠卷，加拿大到底是英属联邦，不过手艺比不上从前上海飞达咖啡馆的名厨。我在飞机上不便拿出来吃，回到美国一尝，油又大，又太辛辣，哪是我偶尔吃我父亲一只的香肠卷。
经过客厅，茶几上懒洋洋地堆着杂乱的小报。张爱玲瞄了一眼，又有一期新的，是没有看过的。一时心里非常喜悦。晚饭后又有文章可以看。
可惜这样的谅解，最终也只化为文字。
饭中，父亲随口与她谈谈小报，谈谈他们最喜爱的《红楼梦》。
这句话，当年是写给胡兰成的，用在她父亲身上也挺适合。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melancholy”，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美艳辞藻的堆砌，感官厚重的刺激，或许就是从她父亲那里遗传来的，带着奢侈放纵的味道。
对于父亲，张爱玲却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喜欢我”这样的话。虽然她总要在前面加上些定语，“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我知道”三个字，百转千回，痛定思痛。或许，在她落笔之时，不仅理解了父亲的寂寞和痛苦，也谅解了他。
跟着父亲她还看了很多京剧。京剧里面明艳的服饰，大悲大喜冲撞十足的故事，咿咿呀呀划破寂静的二胡声，都让张爱玲喜爱。
相比于张爱玲的父亲，黄素琼几乎从来没有肯定过这个女儿。她总是用审视的目光挑剔着张爱玲生活中的种种不足。这种否定，一再打击着张爱玲的自信心。张爱玲成年后，也从来没有写出过“母亲喜欢我”这样的字句。
张志沂一边翻看小报上名旦的八卦新闻，一边对他们品头论足。张爱玲听得津津有味，好笑处，乐出声来。
父亲常与张爱玲一起谈论读书的感想，鼓励她作诗、写作。这些行为，极大地激励了张爱玲更热爱文学。可以说，父亲的肯定对于张爱玲不断进步，是非常关键的。
这些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都是快乐的。那时她写的一首七绝末一句是“带雨莲开第一枝”，也带着积极的意味。
在父亲另娶之前，她和父亲既是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女，又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文学朋友。
人们总说好景不长，这样的生活在张志沂再次结婚时，不得不画上句号。
最初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
孙用蕃的同榻之好
母亲走了，并没有带走她的快乐。
1934年，张志沂迎娶孙用蕃。张爱玲对此的反应一如少女对后母可怕的想象。
有一次寒假，张爱玲仿照当时的报纸副刊形式，自己裁纸写作画图，编写了一张以自己家庭杂事为内容的报纸。张志沂看了非常高兴。只要有亲朋好友来，总要拿出来向他们炫耀：“这是小瑛（张爱玲学龄前的名字）作的报纸副刊。”言语间满是得意。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张志沂发现了女儿的文学才华。张志沂是个旧时才子，吟诗作赋得心应手。看到女儿有这方面的天赋，自然心生欢喜和宠爱。
孙用蕃来头不小，其父亲曾任袁世凯内阁国务总理。她36岁还待嫁闺中的原因据说是她与表哥之类的男人好过，最后却不了了之，因而在外有损姑娘的名节。何况她父辈又曾发达过，现在虽然家道中落，但好歹那个大总理的架子还在。嫁个男人，高了人家不要你，低了自己又看不上。再加上他们一家人都抽鸦片，更使一些男人望而却步。婚事只得无限拖延下来。
那个时期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星期一早晨坐着父亲的汽车由司机送去学校，星期六再由司机接回家，从小带她的保姆何干每逢周三就给她送去换洗衣服和食物。周末和寒暑假，还有好多喜欢的事情可以做：看电影、读小说、找舅舅家的表姐妹们聊天逛街、去姑姑家玩儿。
那年因为上海房价飞涨，祖辈留下来的一条街的房产使得张志沂手头又松活起来，亲戚间走动得勤了。就有人给他介绍了这个孙用蕃。
这样的环境张爱玲也是喜爱的。与其说她喜欢这样的环境，不如说，她在父亲的环境里生活得愉快，所以才会心生喜悦。
夏天时先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最豪华的礼查饭店订婚，半年后又在华安大楼举行婚礼，排场不小。
父亲的家，充斥着鸦片的云雾。在那云雾缭绕的家里，有教八股文的老先生，模样乖巧的弟弟，父亲的书房里堆叠着各种小报、章回小说，坐在里面感觉整个人都在日暮沉沉中陷下去。
孙用蕃第一次结婚，一嫁过来就是两个十多岁孩子的妈，我想她心里面多少也委屈或是忐忑。
母亲把那明亮的西式的家一并带走了。
刚过门那阵子，一切似乎都还能敷衍。接下来，后母怂恿张爱玲的父亲搬家，开始用她的思维来改造这个家。仆人换的换、辞退的辞退，又从家里拿来两箱子衣服让张爱玲穿。这或许是她的好心，也是她作为后母的威力。总之成年后的张爱玲一想起这桩事，就觉得那猪肝色的旧布旗袍似乎还死气沉沉地贴在身上。
母亲再次动身到法国。
那年暑假，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房写作文，写完后放在那里，到舅舅家去玩。孙用蕃无意中在书房里看到张爱玲的这篇作文——《后母的心》，读完后很感动，认为这篇作文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后来，凡有亲友到家里来，孙用蕃就把这篇文章的大意说给大家听，夸张爱玲会写文章。
虽然惆怅，但她成名后不止一次地坚持提醒人们，父母离了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幸。
孙用蕃的夸奖，或许也是真心赞美张爱玲写作水平，更深层的，是不是让大家都看看她这个后母是多么的成功，前妻之女对她是多么的认可，这个家在她的领导下是多么融洽。
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蓝色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
聪慧如张爱玲，就像她在学校能揣测出每个老师的喜好来温习功课准备考试一样，这次或许她也全当是一次考试吧？
“蓝红年代”里，母亲把整个家按照她的意愿作了很大的改造。家里的风格一下子很欧式，很小资。好景不长，1930年，父亲母亲离婚。
后母与父亲有着“同榻之好”。傍晚时分，两人斜斜地躺在床上抽鸦片。一直看不出孙用蕃的好，她是女人男相的那种人，脸上身板线条都显得粗大。不知道为什么张志沂似乎一直与她比较恩爱。她哪点比得上千娇百媚、任性撒娇的黄素琼？男人的事真不好说，或许孙用蕃在烟榻上歪着身子给张志沂烧烟枪时，昏黄的灯光下，鸦片诱惑的香味，人都是影影重重的剪影，张志沂体会到了黄素琼身上没有的服帖温柔？
好多因缘巧合，才能促成一件事，造就一个人。就这样，才有上海的张爱玲，张爱玲的上海。我估计，“张学”一定是忽略天津对张爱玲的影响的，连张爱玲《十八春》里的南京、她祖父祖母的南京，都不在他们的学术范围内啊！
可惜温柔只是对老公的，对前妻的两个孩子就没有那么多耐心了。孙用蕃对两个孩子由一开始的拉拢敷衍到最后终不拿他们当回事，一来是因为后妈实在难做，何况是两个十多岁孩子的妈。另一个原因不知道是不是张志沂心中时不时地仍放不下黄素琼。对于“情敌”的儿女，哪里还会有好脸色？
我八岁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有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
张志沂对黄素琼一直还留有那么一点点情分，这既是黄素琼的魅力，也是张志沂个性使然。张志沂从来就不算一个坏人。只是他出生得太晚，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
张志沂因在铁路局失去靠山，也不得不离开天津。
（乃德与蕊秋离婚时）那时候他爱她，九莉想。真要他履行条约，那又是打官司的事。但是她的魔力也还在，九莉每次说要到“三姑”那里去，他总柔声答应着，脸上没有表情。
1928年，张志沂终于等到黄素琼回国。黄素琼答应回国的一个条件是要搬回上海。因为她的同胞弟弟在上海，而他们一向感情甚好。
《小团圆》如是说。乃德指的是张志沂，蕊秋是黄素琼，九莉是张爱玲。
“橙色的岁月”紧接着是张爱玲“蓝红年代”。
这一点点温情，孙用蕃自然不会答应。她不仅精明能干，个性也强硬，才会把气撒在黄素琼的孩子身上。
我知道，他喜欢我
你打她，我就打死你
天津留在张爱玲心里是“春日迟迟”的感觉。春天的午后，坐在书房里，阳光照在身上，明亮但不灼热，看着窗格子上光线的移动，听着鱼缸里的鱼冒泡泡，桌上放着耳朵眼炸糕。这是天津暖洋洋的午后。
1937年日本人进攻上海，黄素琼的弟弟一开仗就在法租界的伟达饭店租下一套三个房间，阖家搬去避难。黄素琼派人来接张爱玲，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
不管是谁，有人宠，有人爱，哪怕是敷衍，也很愉快。
成年后的张爱玲提到母亲时总带点揶揄，母亲这次的行为，张爱玲在《小团圆》里面也偷笑了一番。
姨奶奶带着她去起士林看跳舞、吃奶油蛋糕，还给她做好看的新衣服。这使得幼年的张爱玲有一次很肯定地说喜欢姨奶奶多过自己的母亲。
蕊秋大概觉得他这笔旅馆费太可观了，想充分利用一下，叫九莉也跟着去。
她母亲前脚出国，姨奶奶后脚就进门了。堂子里面的女人自会看事，对这个张家大小姐极尽敷衍、拉拢。因为，张爱玲的父亲器重这个女儿。
于是张爱玲给父亲说了要去“姑姑”那里，其实两人都心照不宣，因为她母亲与姑姑总是在一起的。她的父亲张志沂躺在烟铺上“嗯”了一声，表示同意。
张爱玲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日常中的美，从细节处发现鲜明生动的光亮，获得愉悦的审美。不夸张地说，这些也是成就张爱玲的一个重要条件。
没想到事隔两天，张爱玲一回来，孙用蕃就骂开了。
这就是天津那个家——华丽、温暖，带着牛奶泡沫般精巧纤细的风致。浸淫在这种生活方式特有的舒适、悠闲、慵懒中，耳濡目染、感官敏锐，容易造就纤巧精致的趣味。
早在这之前，因为张爱玲出国读书的问题，黄素琼就托人来和张志沂谈判。事后又让张爱玲自己与父亲谈。没想到父亲没有答应，孙用蕃自然又是一阵冷嘲热讽。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
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姨奶奶）每天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其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身上背回家。
孙用蕃劈头便质问张爱玲为什么在外过夜，扬手打了她一个嘴巴子。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死死拉住。孙用蕃早一路尖叫着“她打我！她打我！”奔上楼去，抢先告状。
……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姐妹，披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地依偎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喊声在楼梯间回荡，四下顿时静止凝固，空气重得沉淀下来。张爱玲心里分明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
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张志沂冲下楼来，不问青红皂白，对着张爱玲就是一阵拳打脚踢。直把张爱玲打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一直觉得每个城市都有着独特的味道。天津适合怀旧，怀旧中有点慵懒，慵懒中带着洋气，洋气里面似乎又有着最民风的东西。
黄素琼曾嘱咐过她，如果发生这种事情千万不可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待父亲走后，张爱玲爬起来想去报巡捕房。这可能也是她在书本上学来的。但是这一套对于封建家长专制的家庭，怎么会有用？
这短短一句话，让人回味。似乎这萧伯纳的戏、英文的题识、“提摩太”三个字才能契合天津的味道。
她试着撒泼，叫闹踢门，想引起门外岗警的注意。结果张志沂直接把她监禁在一间空房子里面，还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
萧伯纳的戏：《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1926。32号路61号，提摩太·C·张。
这时候，家已不复温暖。那些曾经给她带来美好时光的记忆，全部都变得苦涩了。
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惬意，年幼的张爱玲有没有拉着父亲张志沂的手，买上过一串糖堆儿呢？
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突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地，癫狂的……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坐着黄包车前行在和平路、劝业场、维多利亚大道上，眼前是高大厚实的欧式建筑；耳边是跑马场里喧沸的人声，旌旗猎猎；街头有各色小吃，煎饼馃子、锅巴菜、大红糖堆儿，再叫上一碗老豆腐，看着龙嘴茶壶倒出优美的滚水弧线……
张爱玲在空房子里也没闲着，偷偷做着逃走的准备，直到后来患上痢疾。这一病就是半年。
在惘惘的命运一触即发之前，让我们还是把镜头回到老天津卫吧。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俨然是京城的后花园。1919年后的北京，已不复是那些遗老遗少的温暖之地，他们纷纷搬到天津，把前朝的作风一并带了过来。当北京如火如荼的反封反帝时，天津却暂时安逸。
……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朦胧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就连三十多年后，她在罗湖口岸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来，也是那么的急促。后来在美国写稿，几近隐居，有一个原因就是她觉得时间不够用了，得快点抓紧这转瞬即逝的刹那。
这次严重的痢疾差点让她死去。后来她在《私语》里把她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写得很清楚。独独漏写了一个情节，就是张志沂在她病中给她打针医治。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一切都在时代的剧烈变迁中没有安全感，就连曾经荣耀繁华的家，也江河日下一日不如一日。父亲的家，母亲的家，亲戚们的家，都在时代的车轮里分崩离析，破损不堪。敏感的张爱玲，体会到时代的危险，看到命运的残忍。可惜的是，她不知不觉中把这“惘惘的威胁”当成了自己命运的底子。
或许那一针下去，父女两个人都有委屈痛苦。
在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里，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她思想背景里的“惘惘的威胁”，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底色。凡事都觉得来不及。就连她在父亲的鼓励下学做的古体诗“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也带着仓促的语气。
这么些年来，女儿一直跟着自己，受教育、被养活，他一直器重她，没想到最终女儿还是倒戈向母亲，这怎能不让张志沂伤心失望，乃至愤怒。而张家大小姐第一次这么被父亲当着众人的面，拳脚相向，心里面有伤心有痛苦有诧异，还有难堪。
为什么命运的惘惘威胁一直萦绕在张爱玲的身上呢？长大一点，她带着喜悦地急着喊：“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病中，张爱玲一直在为逃走做准备，心中是不是还有着对父亲的一点留念？
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
发高热，她梦见父亲带她去兜风，到了郊区车夫开快车，夏夜的凉风吹得十分畅快。
稍大一点，家里为她和弟弟请来了私塾老师。这是她受教育的开始。她还记得那时天天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背书。有一段时间，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甚至除夕之夜还用功背书，以致保姆怕她熬夜辛苦，没有照她的吩咐早早喊她起来迎新年，第二天她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
不过，这次她终于要离开这个家，与那扼杀青春的生活方式，来一次决裂。
天津这么多的亲戚朋友、礼节走动，小小的心灵应该充分满足。生活的丰满容易让小孩子体会到幸福。天津的这段时光是张爱玲的“橙色岁月”。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将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
多年后，张爱玲才恍惚听见说“二大爷”是最后一个两江总督张人骏。
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他五十几岁的瘦小的媳妇小脚伶仃站在房门口伺候。他问了声“有什么吃的？”她回说“有包子，有合子。”他点点头，叫我“去玩去”。
后来知道何干因为犯了和我同谋的嫌疑，大大的被带累。
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
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再背个。”
1938年年初，18岁的张爱玲逃出麦根路她出生的家。
“认多少字啦？”他总是问。再没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我听。”
1942年，因为香港开战港大关闭，张爱玲回到上海。但是她还差一年就毕业了。为了完成学业，她想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我叫声“二大爷”。
因为交不起学费，姑姑让她去找父亲要。因为当年她父母的离婚协议上写着张爱玲的教育费用由父亲一人承担。而港大的三年父亲都没有出过钱，这剩下的半年应该由他出，否则太说不过去。
在“二大爷”家，永远有一个高大的老人坐在藤躺椅上。
就这样，已有四年多没有踏进家门的张爱玲，再一次见到父亲。事后她的弟弟张子静回忆道：
张爱玲和弟弟常在花园里唱歌、荡秋千、追逐大白鹅。这个阶段，他们生活在成群的仆人之间，常由仆人抱着走亲访友，开始熟悉亲友往还、节日庆吊这些传统礼仪。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出国后，亲友们常轮流来看张爱玲姐弟俩人。
姐姐进门后，神色冷漠，一无笑容。在客厅见了父亲，只简略地把要入圣约翰大学续学的事说一遍。难得父亲那么宽容，叫她先去报名考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志沂选择在睦南道上安家，肯定是有讲究的。张家的亲戚大多住在这附近。据今天的统计，这条两公里多点长的马路上，留下各类风貌建筑74栋，名人故居22处，市文物保护单位四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住在这里，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先生住在这里，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先生住在这里，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住在这里……
姐姐在家坐不到十分钟，话说清楚就走了。
家在睦南道上。这条不宽的马路整洁幽静，马路牙子上是成行的槐树。一栋栋欧洲风情的小洋楼坐落在路两边。楼是那种小小的独门独院的红顶小楼，树也没有往高里长，而是长到院子围墙那么高时，就四下蔓延开。路也不宽，道旁的座椅也小得可爱，没有人坐，却很干净，有着欲说还休的味道。恍然间，像走进了童话里安逸的场景。
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1923年，张爱玲27岁的父亲结束依傍兄嫂的生活，自立门户，带着一大家子由上海搬往天津。
张家的人都不会表达爱，对于如何表达爱，他们显得很生硬。从此，父女二人再没有见过面。1953年，张志沂57岁时在上海病逝。张爱玲对父亲的感情和爱，最终只能寄托在文字上。
原来也是“天津卫”
最后一切都是虚无。只留下当年父亲牵着她的手，带着她去飞达咖啡馆买小蛋糕的温暖记忆。或许当一切都不在的时候，空气中还能闻到那甜甜的奶油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