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收留女儿，黄素琼也一直在用审视的眼光观察张爱玲，始终在权衡自己为女儿的这种付出值不值得。结果，张爱玲和她相处也越来越别扭。
让这种人为儿女牺牲，不太容易。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碎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这个从封建大家庭走出来的女人，受到新文明的洗礼，她更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包括她喜欢艺术，喜欢学校，说外语，结识文艺人士，在欧洲大陆行走，都是一种浪漫华丽的姿态。
黄素琼母性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情的索然寡味。她属于那种感情被定型成生硬的条条框框的人。从她一本正经地告诉张爱玲如何做“淑女”的刻板细则，到她照本宣科般告诉儿子女儿吃什么营养，都只是严师的唠叨。唠叨也罢，关键还是她执著于自己的标准，没有内省的能力和习惯。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这一套到底对孩子们有多大的益处，对孩子们到底是不是合适；也从来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去体谅他们的苦衷。她只是一个对姿态比对内心的感受更感兴趣的女人。
其实，她在国内排场不小，后面几十年她一直在卖古董，身后还留有一箱古董，我猜想，当年多抚养一个孩子也不见得经济上真的吃不消。
其结果是，她那一套生硬刻板的“淑女”标准，两年的培训计划，彻底失败。对这一件事，张爱玲事后回忆“除了使我思想失去均衡之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从小她就注意他们的饮食，却俨然是一个科学家的科学准则。她像“拐卖人口一样”送张爱玲去读书，更多的也仅仅是注重自己的感受。连自己的儿子抱着一双报纸包裹的球鞋来投奔自己，眨巴着潮湿的大眼睛乞求母亲收留时，黄素琼也只是冷静地对儿子说她不能收留他，因为已经收留了他的姐姐，经济上吃不消。换作其他母亲，早抱着受委屈的儿子痛哭了。
1947年，黄素琼又从国外回到上海，她差不多有十几年没有和儿子见面了。这次，她邀请儿子去吃中午饭。饭前，询问了儿子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这样她好准备。
这个女人的确勇敢坚毅，但于儿女，却少了温情和柔和。她对张爱玲姐弟的态度，显得刻板生硬，少了点母性，更像是老师严厉的说教。
黄素琼的这些询问，很像是母亲对儿子的关怀。可惜，本性难移，这些到头来还是落脚于她刻板的科学理论。
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
吃饭的时候，她一直注意我吃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我对她讲的。她还不时问我工作的情况，教导我应当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自始至终我总是战战兢兢回答她的提问，以及唯唯称是地听着她的教导。
黄素琼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成功。她有幸生于这个时代，能放下儿女、丈夫奔赴遥远的国度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又不幸生于这个时代，战火、变革，时代的不彻底使她终究也不能那么彻底。一个失败的人，要么是晚了一步，要么是早了一步。
一场母子团聚的温馨会面，又被她的说教搞砸了。
为了学会裁制皮革，她在英国一度下厂做女工制作皮包。“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
从张爱玲的文章和张子静的回忆录中，从来没有看到这位母亲询问过儿女们是否快乐、是否幸福。而这些，本应是母亲最常见的关怀。
她还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等都熟识。
这样一位对自然的情感几乎没有体验能力的母亲，言传身教般让两个儿女在什么是爱、如何表达爱这个问题上，也缺乏应有的能力。张爱玲日后离群索居，张子静终身未娶，都是缺乏爱的能力的表现。
黄素琼还是一个“学校控”。她从小受到的是私塾教育，从来没有进过学校。心里面，她对学校万分着迷。在欧洲进过美术学校，1948年还在马来西亚侨校教过半年书。包括后来，她支持张爱玲读书、留洋，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梦想的一种延伸。
黄素琼作为一位母亲实在是太失败了。
这个小脚女人，踏着一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穿的皮鞋都是定制的，小得像童话人物的袖珍舞鞋，鞋尖还得塞好多棉花。她不仅游走欧洲，还能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阿尔卑斯山脉的晴空下，洒下了她多少清脆娇媚的笑声？或许黄素琼就是不服输，人家做得的事情，自己也能做，还做得比别人好。
“不爱”比“爱”更难
我脑海中，总有一副黄素琼深鼻凹眼、嘴角抿成坚毅弧线的形象。
相比于母亲这一方面的刻板，父亲对儿时的张爱玲却有更多的温情。在与黄素琼离婚至再婚的三四年间，是他与儿女最亲近的一段美好时光。张爱玲放学回家后，多是在他的书房看书，与父亲闲谈自己对某一本小说的看法。父亲细心听着，不时交换自己的意见。他们不仅谈《红楼梦》，还谈时下小报上的内容。可以说，父亲张志沂是张爱玲文学启蒙的老师。最关键的是，在文学启蒙的道路上，不仅需要知识的启蒙，还需要有人欣赏和懂得。张志沂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以说，正因为有了他早期对张爱玲的肯定，才使得张爱玲成为一位作家而不是被她母亲改造成一位“淑女”。
倒像那“流浪的犹太人”，被罚永远流浪不得休息的神话人物。
那时，张志沂对张爱玲的成绩，是得意骄傲的。家里来了人，他都要把张爱玲写的旧诗读出来让来客欣赏。张爱玲14岁写的习作《摩登红楼梦》，回目就是张志沂拟定的。
《小团圆》中借楚娣（即张爱玲的姑姑）的口，这么描述黄素琼的一生：
成年出国之后，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张爱玲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酥皮小筒塞肉，她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中写道：不禁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的情景。那时她的父亲总是买香肠卷。
一个人走得太远，会不会忘记自己的初衷，找不到计划中的轨迹？黄素琼折腾了这么几十年，最后还是一个人终了在伦敦。临终前，她给张爱玲写了最后一封信，想见一见。但是，张爱玲没有回信。
这样的琐碎小事，完好地封存在她的记忆里，文字写到这里都是温暖和怀念。
接下来的24年里，她屡次出国，直到1948年离开中国，再也没有返回。如果说第一次出走是被迫，有着娜拉的味道，那么后面的离家出国却是依循自己的内心，寻找自己的方向。
《小团圆》里，乃德对蕊秋一直带着脉脉温情，就算离婚后对蕊秋也是有感情的。嘴里念出“蕊秋”两个字是那么的温柔。虽然《小团圆》是本小说，连图书版权页上的分类也说得很清楚，“长篇小说—中国—现代”，但仍有不少人把《小团圆》当成张爱玲的自传来看。乃德指的就是张志沂，蕊秋是黄素琼无疑。
1924年，黄素琼赴欧。
其实张志沂从来就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失落于时代的节拍，固守自己的天地。
作为母亲，黄素琼失败了
自1927年出国，黄素琼一去就是四年。尽管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旧式家庭也有所松动，但是一个有着两个儿女的女人，能从这样的大家族中出走，是不是也有着张志沂爱的隐约支持呢？黄素琼强硬勇敢的背后，是不是有着张志沂宠爱的迁就？
张府里沉闷的鸦片烟味，是不适合这个果敢、坚决的女性的。
期间他给黄素琼寄去的照片中还题有一首七绝，末两句是“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张志沂一直催促她回来，姨太太走了，也答应戒毒。
这个抗议里面，还有逃离。
1927年1月，张志沂在津浦铁路局失去靠山，离职。次年春天，举家搬往上海，专等黄素琼回国。
我姑姑也是新派女性，站在我母亲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
1928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4月 7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5月4日，秦军首领张作霖在沈阳附近被日军炸死。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 21日，全国反日大会在上海召开。7月28日，中国代表出席在荷兰举行的第9届奥运会开幕式。11月 1日，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上海隆重开幕，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12月末，张学良继任奉系首领并宣布东三省易帜，换挂青天白日旗。
照张子静的回忆来说：
这一年，张爱玲八岁。她们家浩浩荡荡地搬回上海，坐船走海路。
当争吵不管用时，黄素琼选择了出国离家。
一直觉得大海与张爱玲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当年她坐船到香港，后来到日本、到美国，一道深深的海域，把她隔了个十万八千里。而大海的宽漠、疏离，还真的有点像张爱玲。
这个湖南女子勇敢地反对自己的丈夫，言词激烈。而张志沂虽然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却还是传统老爷作风，哪受得了为妻的“指手画脚”。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起先在上海的家是中等人家常住的那种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比天津的宽宅大院小气多了。但是张爱玲却很开心，沉浸在小孩子对于搬家、换新环境的莫名兴奋中。连带着油漆犯冲味儿的壁板，在她眼里，“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一个传统的旧式妻子对旧式男人的这些不良风气，虽心不情愿，却只能容忍不置一词。但是，黄军门的小姐——黄素琼，对丈夫的堕落却不能容忍。
很快一团高兴蒙上了一层阴影——父亲嗜毒成瘾，打了过度的吗啡，离死不远了。
张志沂到天津后，结识一帮酒肉朋友，染上遗老遗少间的不良风气——养姨太太、吸大烟、逛窑子、赌钱。
他独自坐在阳台上，颈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两眼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可惜，在这样的暖色里，母亲却要走了。
在这样一个阴冷、孤寂的雨天，年幼的张爱玲看到的是牛筋绳索那样粗而白的雨。看着颓废、了无生气、奄奄一息的父亲，听着雨打屋顶，家里昏暗不见天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所幸张爱玲把这一切都记录在《私语》里，使我们能看到一个活泼开朗、充满童趣的小女孩，且生活得幸福愉快。看到这样一个快乐可爱、脸肉嘟嘟的、聪明伶俐的小女孩，日后却要遭受种种磨难，以及后来形成越来越孤绝的性格，真让人心疼。环境、社会，特别是父母、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心理成长至关重要。每个小孩子生下来都是快乐的天使，可是却要被生活磨砺，被自己父母或好或不好的个性影响，成人后，如果不快乐，不幸福，真是父母的罪过。
从美的巅峰摔下来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的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就在父亲命将不保之际，母亲和姑姑终于回来了。她们把张志沂送到医院戒毒。家，明亮起来。
与弟弟在一起的游戏，更是开心快乐。
黄素琼，这位美丽的西洋化美人，似乎把另一种光明、温润的生活方式带回来了。她大刀阔斧，家，按照她的想法变成了暖色调。
小小狗，走一步，咬一口。
她们搬到陕西南路的宝隆花园，是一栋欧式洋房，一共四层。屋顶尖尖的，门前有花园。
父母融洽、家庭富足，这样的童年是快乐的。被唤作“疤丫丫”的丫头和她在院里玩。疤丫丫秋千荡到最高处，忽地翻了过去，很好玩。后院天井处养着鸡，夏天的中午，穿着白底小红桃纱短衫、大红裤子，坐在小板凳上，喝完满满一小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一边翻看一边念着谜语儿歌：
张爱玲和弟弟在楼梯间跑上跑下，兴奋尖叫。家里不仅有壁炉，有童话书，还多了很多“蕴藉华美”的朋友。有人唱歌，有人弹琴。
张爱玲对小时候在天津的记忆是“橙红色的岁月”。家是一栋带花园的大房子，有汽车有司机，佣人一大帮，张爱玲和弟弟都有专属的保姆带。
黄素琼与一位胖阿姨肩并肩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笑倒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旧制度的分崩离析一时还没有打破日常生活的平静，这些早先的望族表面上仍然可以维持往昔的生活格局，阔绰的排场、优越的物质生活、对富贵奢侈的攀比追求。
一切都是美的巅峰。蓝色椅套配着玫瑰红的地毯，真是明艳艳啊！张爱玲由衷地喜欢，连带也喜欢英国。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代表母亲的来处，总使她联想起那异国蓝天下的红色房子。一切都如同童话一般。尽管母亲告诉她，英国天气并不好，总是下雨、阴暗、潮湿，然而她没法矫正自己的印象。因为一切都是这么温暖，看着一切都觉得好。
到了天津，张志沂信马由缰、自由放荡、难以收心。这是在长兄的严治下的过度反弹，也是这些仰赖祖上余荫的旧式家族满清遗少的思想境界。他们不自力更生，反而以出外谋生为耻。
有段时间，黄素琼学唱歌。
天下大乱。新的变革、新的制度、新的思想，与旧的世界冲撞、对抗。张公馆还能“重门深掩，帘幕低垂”吗？
我母亲学唱，纯粹因为肺弱，医生告诉她唱歌于肺有益。无论什么调子，由她唱出来都有点像吟诗（她常常用拖长了的湖南腔背诵唐诗）。而且她的发音一来就比钢琴低半个音阶，但是她总是抱歉地笑起来，有许多娇媚的解释。
现世乱得一派热闹。南边在北伐，象征礼乐王纲封建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就要被冯玉祥的大炮轰出紫禁城了。这边，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
张爱玲笔下对于母亲常有三分调侃的口吻，说她是“学校迷”，“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在欧洲进的美术学校，张爱玲也给她颠覆了——“太自由散漫不算”。这是张爱玲“一身俗骨”在向黄素琼的“小资情怀”叫板。这样一个张爱玲是不会被培养成另一个黄素琼的。
这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并影响年轻一族，这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使遗老遗少安逸、舒缓、陈旧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致命的打击。
想着黄素琼娇媚地笑着为自己辩解，有点任性地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些都不失为这个美妇人的可爱。张志沂一直对她留有温情，或许也是爱她的这些可爱姿态。
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1923年，张志沂举家，带着自己的妹妹，由上海搬到天津。
这段时间，张爱玲过着明媚的生活。一切都是母亲的方式。学英文、弹钢琴、看电影、听音乐会，完全是一个西式淑女的风范。就连看到书里面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讲起它的历史，也会落下泪来。母亲向弟弟表扬她：“你看，姐姐可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张爱玲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心里面却飘飘然。还有什么比母亲的肯定更让孩子觉得温暖幸福的？
张志沂一直找不到借口分家，搬出去过小家庭的生活。后来，他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堂房伯父引荐，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个差事——英文秘书。就这样，张志沂顺理成章地分了家。
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父亲母亲又开始吵架。
张志沂的二哥不苟言笑、圆头圆脑、壮实严肃。而张志沂长瘦清癯、生性风流。风流倒不见得就是作风不好的代名词，而是这位从小饱读诗书，又通英文的旧式才子的书生意气。这样的人，在兄长名下求生活，自然拘谨难挨。
他们剧烈的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对照记》里面有一张兄妹三人的合影。用张爱玲的话来说：这哪像什么兄妹，简直像父子仨。
有时候，楼上突然传来两人的争吵声，偶尔还夹杂着黄素琼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破东西的声音。两个小孩正在院子里面跟狼狗玩，这时只得静静地怔忡着。
长兄如父。在封建家庭中，这是一条不变的定律。何况，他们的父亲母亲早逝，张志沂和同父母的妹妹张茂渊一直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连他们母亲李菊耦去世后所分财产，也由哥嫂保管。
其实张志沂不肯拿钱出来养家，动机是想把妻子的钱花光后好把她拴在家里面。
当时，张志沂一家，一直与他二哥同过。这位张爱玲称为二伯父的男子，是她祖父张佩纶的第一任妻子所生。整整大张志沂17岁。
不知道这算不算爱的自私。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黄素琼自然明白这层用意。家不复柔和。当年张志沂兄妹一直依傍着同父异母的兄嫂生活，金钱的约束让他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自由。现在，他想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黄素琼。当年他自己都想方设法要离开兄嫂，何况是出国留洋，已品尝到独立甜头的黄素琼。这个勇敢的小脚女人，一纸离婚书，解除了自己的婚姻。
正如张爱玲所说：
据说，办离婚手续时，张志沂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见状，问黄素琼是否要改变心意。黄素琼低着头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仅看表面，这完全可以称为“幸福的一家子”。但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时，渺小的家庭和个人，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在各种思想的突变中，打破了原有的一成不变的惯性，或一厢情愿或心有不甘地走上各自的命运。
不知道当年黄素琼这么说时，心里面有没有百转千回。与张志沂年少相逢，共度了青春浪漫的时光。在当年天津的家，有一张照片，是他们夫妻二人与几位亲戚朋友在花园里品茗聊天。张志沂脸庞清秀，黄素琼翘着兰花指正在倒茶，脸上隐着笑。夫妻两人看起来很默契、很幸福。
五年后，1920年9月，生下大女儿——张爱玲。次年12月，生下儿子——张子静。
每一个婚姻都有一个幸福的开始。
19岁的张御史的少爷——张志沂、黄军门的小姐——黄素琼，喜结良缘。两人门当户对，男才女貌，是人人称羡的一对金童玉女。
爱却不能完整如初。
拨开历史的尘埃，穿梭于时光的流年，回到1915年。
1930年，张志沂、黄素琼离婚。1953年，张志沂在上海病逝，享年57岁。1957年，黄素琼在英国病逝，享年61岁。
请您随便在哪个街角一拐，拈个咖啡店坐下来，点一杯清咖啡。随着杯中热气袅袅升起，让我说一段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与咖啡一样，有点苦。
黄素琼的遗物中有一张张志沂的照片，背后提有四句：
如果说，在沉香屑撩鼻、古旧的青烟中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的故事，那么今天我说的这个故事应该就着咖啡听！
才听津门
请你寻出家传的霉绿斑驳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又闻塞上鼓鼙声
《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头就这么写：
书生坐拥书城
提到张爱玲的上海，总让人联想起百乐门、霞飞路上的国泰电影院、逸园跑狗场、南京路上的飞达咖啡馆，伟达饭店，朵云轩、爱斯头、桃花赛璐璐梳、绿豆糕，还有那“克林克赖”的电车铃声。
两字平安报与卿
人生若只如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