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乔万尼奥里在书中明确谈到，他写斯巴达克思这样一位古代杰出人物，是要“让后世这些丧失了英武气概而且日趋退化的子孙回忆一下他们祖先的事迹”，从失败中振作起来，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而斗争。毫不奇怪，正是民族复兴运动的著名英雄加里波第最深切地理解了作品的现实意义。他含着热泪，以“狂喜”的心情阅读了这部小说，并立即挥笔写信给作者；他在信中表示，希望他的同胞们重视作品的“伟大价值”，为了捍卫“神圣的自由事业”，“保持毫不动摇的坚毅精神”。
《斯巴达克思》是一部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的优秀作品。乔万尼奥里丰富的人生阅历，激荡的革命情怀，精湛的艺术功力，使小说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小说中的斯巴达克思不止一次地表明，他献身的事业不只是要争取奴隶的自由，而且是以实现普遍的“自由、人权和平等”，实现“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亲善友爱”为目标，是为着建立一个“正义与智慧的世界”。这显然超越了奴隶革命的任务，而是表达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政治思想，反映了他们希望从斯巴达克思身上“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继续进行社会变革，把资产阶级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意愿。
小说中描写的主要人物、起义过程、各次重大的战役，甚至奴隶起义军的行军路线，都跟史料的记载基本吻合。作者凭借渊博的历史知识，以广阔的画面，生动的细节，情趣洋溢地展示出古罗马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生活面貌和风俗习惯，带着读者一起走进了历史时代的现实中去，使小说具有高度的真实感。
但《斯巴达克思》的现实意义不止于此。小说写于乔万尼奥里退役回到罗马从事文学活动的初期。这是民族复兴运动结束以后的年代。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以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的妥协宣告结束。这一运动的不彻底性，它保留下来的封建君主政体和严重的封建势力，使得“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未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民主派对此深感失望，他们反对跟封建贵族妥协，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乔万尼奥里在作品中表达了这一要求。
然而，乔万尼奥里并不拘囿于历史。他根据主题思想的需要，有意识地突出或扬弃某些情节，大胆进行艺术虚构和加工，给以细致、典型的描写。例如，关于斯巴达克思之死，史书中有着不同的记载。据阿庇安在《罗马史》中说，斯巴达克思决战时是跃马横刀，奋勇杀敌，最后壮烈牺牲的。从被维苏威火山淹没的庞贝城遗址发掘出来的两幅古罗马壁画片断，证实了这一记载。但作者扬弃了这一说法，精心构思了斯巴达克思决战前用剑刺死自己心爱的骏马，激励将士决一死战的情节；接着，又用酣畅淋漓的笔墨，描写他同克拉苏浴血奋战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场面。这是小说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也是刻画这位威武神勇的巨人的画龙点睛之笔。这种精雕细镂的功力堪同米开朗琪罗[16]雕塑理想中的英雄大卫的手法媲美。
乔万尼奥里的小说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作者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在作品中再现这位历史伟人，正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为了“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15]。小说中展示的古罗马奴隶遭受残酷的阶级压迫、民族奴役的境遇，正是十九世纪意大利人民在外来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桎梏下蒙受深重灾难的生动写照；为斯巴达克思领导的罗马奴隶起义谱写的一曲高亢赞歌，显然是对当代意大利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热忱讴歌。这些都使小说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具有现实的意义。
作者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通过斯巴达克思对瓦莱里娅的爱情，成功地描写了革命者在战火中的悲欢离合、人情世态，揭示了主人公丰富多姿、有血有肉的性格特征的另一个侧面。据普卢塔克记载，斯巴达克思的妻子是“他的一个同部落的妇女”，当他被贩运到罗马当奴隶的时候，“还和他在一起”，后来，“随他一起逃跑”，参加了起义。作者舍弃这一史实，虚构了斯巴达克思和瓦莱里娅相爱的情节。斯巴达克思对瓦莱里娅的爱恋，是深沉、炽热的，它渗透了主人公对生活的挚爱，对幸福的追求，燃烧着健康、纯真的火焰。然而，为了奴隶解放事业，为了斗争的需要，他经历心灵的坎坷磨难，能够痛苦而坚毅地克服存在他内心中的一切感情，甚至包括对瓦莱里娅那样强烈、真挚的爱情。斯巴达克思痛斥罗马执政官妄图用夫妻之情来打动他，诱他投降的一段情节，是极其精彩感人的。斯巴达克思决战前写给瓦莱里娅的诀别书，慷慨悲壮，荡气回肠，感人至深。这样的爱情描写，就在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深沉的情感冲突中抒发了主人公无比刚毅和忘我献身的高尚情操，展示了他的闪光的灵魂，既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又增添了小说的抒情色彩。
一七二六年，意大利音乐家朱塞佩·贝尔西内创作了歌剧《斯巴达克思》，把这位古代英雄的形象搬上舞台。嗣后，赞颂斯巴达克思的戏剧、雕塑作品，相继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产生。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臻于高潮，以斯巴达克思起义为题材的作品，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其中有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2]的悲剧《斯巴达克思》、朱利奥·卡尔卡诺[13]的悲剧《斯巴达克思》（1857）、伊波利托·涅沃[14]的诗剧《斯巴达克思》。此外，还有一大批同名歌剧。
乔万尼奥里的文笔精练俊逸，挥洒自如，豪放与柔美兼备。他擅长以雄浑有力的笔墨，描绘奴隶革命战争的宏伟场面和磅礴气势，在奴隶社会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典型环境中，表现奴隶起义的兴衰过程和起义英雄的性格特征。同时，又善于用夸张、想象、衬托等手法，细致入微地描摹人物的心理；或借感情奔放的演说，似大河一泻千里，直抒胸臆，表达主人公的远大理想。在小说中，万马奔腾、刀光剑影的鏖战画面，常常同瑰丽恬静、诗意浓郁的大自然风光穿插交织。这一切都使整部作品具有摇曳多姿、有情有理、缘情布景、情景交融的特色，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较好地糅合在一起，既揭示历史的真实，又具有艺术的真实。
乔万尼奥里是立足于现实的意大利社会写作这部作品的。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处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以反对外族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统一和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复兴运动高涨，产生了反映这一运动的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作家广泛采用历史剧、历史小说的形式，借古喻今，表达人民渴望自由解放的愿望。描写斯巴达克思起义的历史剧、历史小说，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
《斯巴达克思》最初在报刊以连载形式发表。作者借鉴了报章连载小说的艺术特点。全书结构严密，既精心剪裁，巧妙安排，使每一章都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性情节，又一环紧扣一环，迂回发展，错落有致，一气呵成地把故事推向高峰。这种复杂曲折而又层次分明的宏伟构思，为揭示人物和主题提供了艺术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塑造了斯巴达克思叱咤风云、统率千军万马勇猛冲击奴隶制的英雄形象。斯巴达克思这一典型人物，概括了奴隶革命时代的革命阶级最本质的特征，集中反映了他所领导的运动的鲜明的革命性。斯巴达克思是奴隶阶级的“旗帜”和“理想的化身”。透过作者笔下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我们看见了历史上这位“伟大的统帅……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11]的风貌。
乔万尼奥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不能不在《斯巴达克思》中打下印记，使作品存在一定的局限。
斯巴达克思是卓越的军事统帅，具有杰出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能。他给部队制定了严明的军纪，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斗争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如兵贵神速、出奇制胜，避实就虚、迂回包围，声东击西等，屡次挫败优势的敌人，或是转败为胜，扭转战局。在战场上，他总是身先士卒，纵横驰骋，冲杀于敌阵。在同克拉苏的决战中，他被敌人重重包围，身负重伤，但他依然“两眼闪烁着怒火，他的声音犹如雷霆；他闪电一般迅疾地挥舞着短剑，使所有的敌人都大起恐慌”。敌人的一支投枪使他的左腿又受到重伤，他用左腿跪在地上，“好像一头怒吼的雄狮”，继续挥剑奋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小说的局限性比较明显地表现在对瓦莱里娅和对贵族妓女埃夫提比达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上。
无比尖锐、严峻的斗争，把角斗士斯巴达克思造就为高瞻远瞩、具有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我希望看到自由的太阳辉煌照耀，可耻的奴隶制度在地面上消灭！”“我希望毁灭你们这个腐化的罗马世界，希望在它的废墟上看到各民族独立的花朵。”这铿锵有力的声音，是斯巴达克思明确提出的起义的政治纲领，吐露了广大奴隶渴望摧毁吃人的旧制度的心声。他针对部分将领在胜利形势下，急于夺取罗马的主张，清醒地指出，罗马的统治还很强大，奴隶革命不能一蹴而就，因而提出起义奴隶回到各自的祖国，“在各处掀起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者的伟大起义”的正确战略方针。当战友埃诺玛依受到内奸的挑拨，擅自行动，陷入敌人的圈套，他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亲自率军前往营救；在起义队伍不断发生分裂，斗争遭到挫折的关键时刻，他又总是临危不惧，运筹帷幄，为革命力挽狂澜。
瓦莱里娅出身望门贵族，后来做了独裁者苏拉的妻子。她所隶属的奴隶主统治集团，同斯巴达克思代表的奴隶阶级，是处于根本对立状态的敌对阶级。但就其地位而言，瓦莱里娅实际上是个花瓶夫人，她在思想感情、生活上对自己的处境是不满的；她对斯巴达克思及其妹妹米尔察的遭遇也满怀同情。因此，瓦莱里娅又区别于苏拉和其他奴隶主贵族。在革命的风暴猛烈冲击着反动的奴隶主统治，“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17]。瓦莱里娅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和一些人从统治者的营垒分化出来，卷入革命的队伍。
在活似人间地狱的竞技场上，斯巴达克思由于表现出非凡的英勇和机智被释为自由人。然而，他并不以个人获得的自由为满足。充满血泪的人生经历，痛苦呻吟的阶级兄弟的遭遇，导致他走上了谋求整个阶级和各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道路。从被释的第一天起，他就串联志同道合的战友，投身于发动和组织武装起义的工作。残酷的现实使斯巴达克思明白，奴隶阶级不能把自身的解放寄托于奴隶主的恩赐，“伟大的理想只有经过忘我的斗争和牺牲才能胜利地实现”。他广泛发动奴隶群众，坚决打击奴隶主贵族，没收其私有财产，使起义队伍迅速壮大。革命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不为名利所动，“坚决拒绝任何华贵的服饰和尊荣的待遇”，始终同起义将士甘苦与共。敌人用高官厚禄招安他，他义正词严地表示，决不放下武器，对待压迫阶级只能“以凌辱对付凌辱，以残杀对付残杀，以屠戮对付屠戮”！这掷地有声的誓言，表达了他对解放事业的赤胆忠心。
然而，如果说作者通过重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紧紧抓住能表现人物内心感情的细节，成功地刻画了斯巴达克思这一典型人物丰富、生动的性格特征，使之具有鲜明的面貌，那么，对于作为斯巴达克思的衬托而出现的瓦莱里娅的描写则嫌肤浅。小说没有深刻地写出瓦莱里娅性格特征的演变和发展过程。读者只看到瓦莱里娅在竞技场上对斯巴达克思一见倾心，不可抑制的感情波涛迅即导致她反叛本阶级，由一个曾因个人品性在罗马“闹得满城风雨”的贵族妇女，一下子成为对斯巴达克思怀有最纯洁、最深挚的爱情，坚定地支持奴隶革命的高尚女性。爱情在这里成为能够克服一切矛盾，使人归真反璞的一种神奇的力量。
作者在小说中着意塑造了斯巴达克思这个被奴役阶级领袖的令人难忘的形象。
作者还借米尔察的谈话说，只要罗马贵妇人都效法瓦莱里娅，“奴隶制早就被罗马人定出法律来废除了”。进而夸大了爱情对革命成败的作用，宣扬了抽象的人性论。
作者在对奴隶英雄热情讴歌的同时，始终对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投以憎恨和蔑视的目光，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小说既刻画了苏拉、克拉苏等奴隶主当权派的荒淫无耻、昏庸凶暴的本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出奴隶主在野派的代表恺撒、喀提林的阴谋家的形象，揭露他们图谋借奴隶起义的力量来“变更现有的秩序”，实现自己的野心。一方面有声有色地描绘席卷亚平宁半岛的奴隶革命的风暴，热情讴歌奴隶们优秀的品德、才智和革命首创精神，是历史的主人；一方面撕破了奴隶社会光怪陆离的帷幕，将其极端腐朽的真相公诸于世，暴露了奴隶主的恶德败行，贪婪凶残，是历史的罪人；这样就揭示出了奴隶解放事业的正义性和黑暗反动的奴隶制度必然走向崩溃的客观真理。
至于说埃夫提比达这个人物，不能不说是作者观念的产物，缺少现实的血肉。这个“秉性邪恶、忌妒、奸诈而又爱慕虚荣”的贵族名妓，为了获得斯巴达克思的爱情，竟抛弃长期沉浸于其中的荒淫糜烂的生活，娇柔的身躯披上青铜铠甲，投奔起义军；而一旦不能如愿以偿，又立即充当卑鄙无耻的内奸。她对斯巴达克思由热烈的追求，到疯狂的仇恨，直至血腥的报复，仿佛是导致革命队伍分裂和起义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个人的情欲在这里掩盖了起义队伍内部纲领上的分歧和奴隶革命失败的社会历史原因，成为主宰人的一切行为和左右历史事件进程的魔力。这样的描写显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削弱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在作者充满激情的笔下，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角斗士，被卑贱的生活折磨得几乎“失却了人的风貌”；然而，他们不是对自己的地位安之若素的浑浑噩噩的奴隶。火与剑的斗争，把他们锤炼成为具有崇高的理想、深厚的阶级感情、为了神圣的解放事业甘洒热血的“世界上最好的战士”。在同克拉苏进行的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万二千三百名战士奋勇杀敌，全部捐躯战场，在他们的尸体中，“只有两具是背部负伤的，其他人的伤口通通在胸前”。这是多么可歌可泣的革命壮举！斯巴达克思壮烈牺牲后，两名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战场，在月光下寻找他的遗体，然后小心地把它运走；激励他们这样行事的是一个强烈的意念：决不让他们英勇的首领“遭受那批蛮横的战胜者的亵渎和侮辱”。这是何等真挚感人的阶级感情！作者以深刻的现实主义力量描写出奴隶们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不但是应当获得自由的人，而且是能够创造伟大功勋的人”。
小说还美化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在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无疑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人民的利益，具有反封建的历史的进步作用。但是，资产阶级从来不曾打算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一律平等”和普遍的“和平、幸福、正义”的原则，而是用这些漂亮的口号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救世主”，用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取代旧的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用资产阶级专政取代地主阶级专政。小说热烈赞颂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正义”等口号，把它说成是“无可争辩和不可推翻的原则”，当作人类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就掩盖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实质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私利，反映了作者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小说通过展示这一幅幅雄浑磅礴的阶级斗争的画面，鲜明地歌颂了奴隶们反抗压迫的行动。在历代著作家的作品里，帝王、贵族总是被描绘成具有高尚品格、超凡出众、主宰历史的英雄，而把奴隶写成反面人物或陪衬。乔万尼奥里把这种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在法西斯牢狱中曾写了一篇评论《斯巴达克思》的文章。他赞扬《斯巴达克思》的人民性，指出它是当时风行国外的为数极少的意大利小说之一。今天，我们重读《斯巴达克思》这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不只对我们了解古代奴隶社会，感受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气息，有所裨益；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十九世纪西欧的进步文学，批判地予以继承和借鉴，也是很有意义的。
小说从多方面表现了奴隶起义军浩大的声势，和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卡普阿城深夜暴动，标志着奴隶们由个别的逃跑、反抗，飞跃到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同反革命武装进行大规模斗争的高度。此后，起义队伍在斯巴达克思领导下，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歼灭敌人，赢得胜利。维苏威火山奇袭官军、两败瓦里尼乌斯、轻取诺拉城、阿奎尼城和丰迪城大捷……给号称“世界的征服者”的罗马军队以致命打击。奴隶主们惶惶不可终日，“在恐怖中吓得默默地面面相觑”，哀叹奴隶革命“已变成真正的战争，威胁了罗马本身的生存”。一支七十八名角斗士的小小队伍，迅速发展成为由各民族奴隶、贫苦农民组成的浩荡大军。星星之火，形成“烈焰飞腾”的燎原之势。这革命的烈火，鼓舞了千千万万奴隶；它像火炬，照亮了黑暗的罗马社会。
吕同六
公元前一世纪，正值共和时期的末年，罗马社会充满各种尖锐的矛盾。罗马同各被征服地区的矛盾，贵族同平民的矛盾，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奴隶同奴隶主的矛盾，错综交织在一起。作家没有面面俱到地去陈叙这种种矛盾，而是把浓墨重彩集中于对奴隶阶级同奴隶主阶级这一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描写上，把它作为一根红线，贯串全书。小说以罗马竞技场的角斗表演揭开故事的序幕。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壮场景顿时呈现在读者眼前：一百名丧失自由的角斗士，被驱使互相格斗、残杀，他们血肉横飞，倒在血泊中，“发出一阵阵的刺人肺腑的惨叫”，“在垂死的痛苦中抽搐着”；看台上的贵族们欣赏着这一杀人游戏，“发疯也似的鼓着掌，哄笑着”。这就是“残暴的独裁者”苏拉为了满足自己荒唐的嗜好而举办的无数次角斗表演中的一次。小说这样的开局不是偶然的。竞技场上的惨剧，正是吃人的罗马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通过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一开始就鲜明地勾画出奴隶社会两大对抗阶级你死我活的矛盾：一方面是骄奢淫逸、残忍横暴的奴隶主，一方面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角斗士；从而把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奴隶主统治集团。
[1]阿·巴切利：《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新文集》1938年第8期，第79页。
列宁指出，在奴隶社会里，“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9]。奴隶只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对奴隶极端残酷野蛮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奴隶们不断起来反抗。“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10]《斯巴达克思》正是以典型的艺术形象，描写出奴隶占有制度下的这一历史情景，表现了奴隶阶级反抗奴隶主统治集团压迫的重大历史主题。
[2]参阅《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生平与创作自述》，威尼斯，1878年。
我们认为，《斯巴达克思》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因为它形象地反映出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斗争，热情歌颂以斯巴达克思为代表的奴隶英雄的丰功伟绩，并且表达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政治思想。
[3]《列宁选集》，第4卷，第34页。
长期以来，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家贬抑这部小说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重大的认识价值。他们认为，乔万尼奥里的小说“受到大仲马风格的影响，与其说是富于诗意的作品，毋宁说是通俗读物”[6]。在他们看来，乔万尼奥里只是“调和了司各特、曼佐尼、大仲马诸种影响的意大利旧小说流派的最后一位代表”[7]。连著名的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德·桑克蒂斯也不能摆脱这种不公正的观点，他把乔万尼奥里列入写作“已被遗忘和正在被遗忘”的历史小说作家之列[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
乔万尼奥里对古典著作进行了深入、潜心的研究，从中撷取了素材，构成小说的情节基础；在小说的细节描写中，有时还直接援引普卢塔克、阿庇安和弗洛鲁斯提供的史料。当然，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古代著作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奴隶主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乔万尼奥里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小说的一条脚注里指出，罗马史学家一方面不得不详尽地叙述角斗士起义的史实，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罗马的尊严”，他们又“常常贬抑它的重大意义”，甚至把它污蔑为“可耻的、玷辱罗马的战争”。因此，乔万尼奥里不是机械地复述先人记载的史实，而是根据时代的要求，以同情奴隶起义的思想和参加革命运动的切身体验，对这一人们熟悉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艺术上的再创造，写出了《斯巴达克思》这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5]汉尼拔（前248—前183），迦太基统帅。
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五世纪，大约三十多名著作家记叙了斯巴达克思起义。史书的记载，为乔万尼奥里创作小说《斯巴达克思》提供了历史依据。
[6]福斯柯：《作家与思想》，都灵，1956年，第283页。
小说是以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为依据写成的。公元前七十三年，奴隶主专制的罗马爆发了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伟大的斗争造就伟大的人物。在这一革命风暴中，涌现出了奴隶阶级“最杰出的英雄”[3]，“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4]——斯巴达克思。斯巴达克思领导的起义军，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转战南北，所向披靡，把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武装打得落花流水。丧魂落魄的罗马贵族惊呼，斯巴达克思“像汉尼拔[5]一样，站在罗马的大门口”。气吞山河的斯巴达克思起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动摇了仿佛万能的罗马奴隶制度，推动了奴隶社会向比较先进的社会制度转变。
[7]卢索：《作家论》，米兰，1958年，第49页。
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是乔万尼奥里最出色的一部作品。
[8]德·桑克蒂斯：《批评文集》，巴里，1963年，第3卷，第286页。
二
[9]《列宁选集》，第4卷，第50页。
他的作品，内容广泛，无论是叙写现实生活，还是把目光投向中世纪或古代的罗马社会，都以表达时代精神为旨趣。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还是在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文化战线，乔万尼奥里都是一位坚定、炽热的民主主义战士。
[10]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73年，第650页。
乔万尼奥里是位兴趣广泛，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从小对古典文化、历史和意大利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据他自述，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六岁阅读史书，十岁已博览古罗马史学家的经典，在校学业优异，年年名列前茅。[2]这给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年，他以写作幽默诗歌、古罗马名人传和文艺评论活跃于文坛。他一生共写了六部历史小说，两部现代题材长篇小说，两个剧本，一部诗集和两部文艺评论集。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
一八七○年，乔万尼奥里退伍。此后他当过新闻记者，为进步刊物撰稿；同时，执教于罗马、威尼斯，讲授文学、历史，并担任罗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他还多次当选罗马市、省和意大利议员。
[12]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他的诗歌、历史剧《卡马尼奥拉伯爵》、《阿德尔齐》，历史小说《约婚夫妇》，表达了早期民族复兴运动的要求。
乔万尼奥里起先在高级中学和大学攻读文学、哲学。为了献身民族复兴运动，二十岁那年，他毅然投笔从戎，带领三个弟弟加入意大利诸邦中唯一没有被外国势力控制的撒丁王国军队。一八六七年，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组织志愿军攻打教皇控制的罗马，乔万尼奥里又和弟弟们投奔加里波第麾下。他作战英勇顽强，多次荣立战功，受到加里波第的赞赏，被任命为连队指挥官。在解放蒙特罗通多的战役中，他指挥有方，坚定果断，受到嘉奖。他的一个弟弟范比奥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嗣后，根据加里波第的提名，他被擢升为总参谋部军官。加里波第的儿子曾回忆说：“他的声名品行，他的刚毅无畏，始终是任何赞美之词难以描述的。”[1]同加里波第的战斗友谊，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涯，对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发生很大的影响；《斯巴达克思》中渗透的现实生活的气息，是同这段经历直接有关的。
[13]朱利奥·卡尔卡诺（1812—1882），曾参加1848年革命，除悲剧《斯巴达克思》外，主要写作反映农民贫困生活的“乡村小说”。
一八三八年五月十三日，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诞生在罗马的一个律师家庭。他幼年丧母，父亲是一位自由主义战士，曾任税务检察官。一八四八年革命高潮席卷意大利时，父亲参加国民自卫军，抗击奥地利侵略者和罗马教廷，捍卫罗马共和国。翌年，教皇重新盘踞罗马，父亲被免职。乔万尼奥里从小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他的少年时代是在意大利遭受异族蹂躏和封建压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复兴运动蓬勃兴起的岁月中度过的。风雷滚滚的革命时代，家庭的反封建传统，很早就在他身上培育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
[14]伊波利托·涅沃（1831—1861），意大利作家，代表作是描写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自白》。
乔万尼奥里是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爱国志士，优秀的历史学家、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对于我们认识《斯巴达克思》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探索作家的创作道路，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5、604页。
一
[16]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雕塑家、画家、建筑师、诗人。
长篇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是十九世纪意大利民主主义作家拉法埃洛·乔万尼奥里（1838—1915）的代表作。一八七三年九月由罗马一家进步刊物《范夫莱》连载，一八七四年以单行本出版。一百多年来，这部古代奴隶革命的壮烈颂歌，广泛流传；它所描写的起义奴隶永垂千古的业绩至今仍然强烈扣动读者的心弦，激起人们对奴隶英雄的无限崇敬。纵观意大利和欧洲文学史，这样威武雄壮、富有魅力地描写劳动人民的武装斗争，塑造被压迫阶级的领袖形象的佳作，并不多见。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