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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这没什么,”贡萨雷斯笑嘻嘻地总结说,“你想想看,在球场上要经过多少配合,要推进,传球,才能破一次门。”

他提议次日同一时间,到烈士纪念碑前见面。朗贝尔叹了口气,将呢帽往脑后一摊。

“当然了,”朗贝尔还是有话,“可是,一场球只踢一个半小时。”

“肯定有什么事绊住了。干我们这种营生的,不是总那么顺手。”

奥兰的烈士纪念碑矗立在唯一能望见大海的地点:那是一条散步的大道,与俯瞰港口的悬崖平行,而且相距不远。第二天,朗贝尔先到约会地点,仔细阅读阵亡将士名单。过了几分钟,两个男子走到近前,若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走开,俯到散步大道一侧的栏杆上,仿佛全神贯注,观赏空空如也的码头。他们俩一般高,都穿着同样的短袖海魂衫和蓝色长裤。记者走开一点,坐到一张椅子上,可以从容打量他们。他这才看清楚,他们肯定不超过二十岁。这时候,他看见贡萨雷斯一边朝他走来,一边还表示歉意。

他解释说,他在附近还有一个约会,约在八点差十分,他白等了二十分钟,未见他几个朋友来。

“那就是我们的朋友。”贡萨雷斯说道。他把记者带到两个青年面前,介绍给他一个叫马塞尔,一个叫路易。正面看上去,他们俩长得很像,朗贝尔认为他们是亲兄弟。

“我还以为你走了,”他对记者说,“这很正常。”

“行了,”贡萨雷斯说道,“现在,大家都认识了。想法儿把事儿办好吧。”

朗贝尔走出教堂,瞧见贡萨雷斯已经走下大台阶,朝市里走去。

马塞尔或者路易便说道,两天之后,轮到他们上岗,值勤一周,一定得找个最合适的日子。他们有四个人把守西城门,另外那两个是职业军人。不考虑把他们拉进来,他们不可靠,况且,那又要增加费用了。不过,值勤期间,有些夜晚,那两个伙伴要去他们熟悉的一家酒吧的后屋,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或者路易当即提议,朗贝尔住到他们位于城门附近的家中,等人来接他。这样出城就畅通无阻了。不过,事情必须抓紧,因为近来听说,城外也要加设岗哨了。

八点一刻了,大教堂里弹起管风琴,乐声低回。朗贝尔走进幽暗的侧殿,过一会儿他才看清,刚才从他面前走过的那些黑影,现在正聚集在正殿的一个角落,对着一座临时搭起的祭台,台上新安放一尊圣罗克雕像,也是本市一家雕刻工作室赶制出来的。那些黑影跪在雕像前,仿佛蜷缩成一团,在灰暗中依稀可见,好似一个个凝固的影子,略比飘浮在他们之间的烟雾颜色深一点。管风琴弹奏的变奏曲,在他们上方回环流转。

朗贝尔同意了,他把仅余的香烟又取出几支请人。那二人中还未开口的那个就问贡萨雷斯,费用问题是否解决,能否收些定金。

里厄侧耳细听居民楼里边的声响,接着对朗贝尔微笑道:“对了,您应当抓紧,一举成功。”朗贝尔的脸上掠过一片阴影。“您也知道,”他声音低沉,说道,“并不是这种局面促使我走的。”里厄回答说他知道,但是,朗贝尔还是说下去:“我自认为不是懦夫,至少大部分时间如此。我也有过机会证明了这一点。只是有些念头,现在无法忍受了。”大夫直视朗贝尔,说道:“您一定能跟她重逢。”“也许吧,但是,我忍受不了这种念头,想到这会持续下去,而这期间她会变老。人一到三十就开始衰老,什么都得抓紧。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里厄喃喃说他觉得理解得了,这时,塔鲁兴冲冲赶到。“我刚才请帕纳卢加入我们的行列。”“什么反应?”大夫问道。“他考虑了一下,就说可以。”“我很高兴,”大夫说道,“我很高兴,他讲道好,做得更好。”“人人都如此,”塔鲁说道,“只要给他们机会。”塔鲁微微一笑,朝里厄眨了眨眼睛。“我这一生要做的事儿,就是给别人提供机会。”“请原谅,”朗贝尔说道,“我得走了。”约定是在这星期四,朗贝尔差五分八点钟,来到大教堂的门廊下。空气还相当清爽。几朵白云在天空中飘着,过一会儿,就要被上升的热流一下子吞噬。晒干的草坪上倒还散发着微潮的气息。太阳升到东边房舍的后面,仅仅晒热了广场上全身镀金的贞德雕像的头盔。一座自鸣钟响了八下。朗贝尔在空荡荡的门廊下踱了几步。教堂里隐约传出歌唱的圣诗,混杂着老酒窖和焚香的气味。唱圣诗戛然而止。十来个黑色的矮小身形出了教堂,开始小跑回市里去了。朗贝尔开始不耐烦了。又有一些黑色的身形登上大台阶,朝门廊走来。朗贝尔点着一支香烟,随即又想到这里也许不准吸烟。

“不行,”贡萨雷斯说道,“没有这个必要,他是朋友。费用在出发时结清。”

“不错,”里厄回答,“来了十位医生,一百来个护理人员。表面上看,人数很多,但是,照眼下的疫情,也只能勉强应付局面。如果瘟疫再蔓延,人手就不够了。”

大家商定再见一次面。贡萨雷斯提议第三天,到西班牙餐馆吃晚饭。饭后,可以直接去两名哨兵的家中。“头一个夜晚,”他对朗贝尔说道,“我同你做伴。”第二天,朗贝尔上楼回客房时,在旅馆楼梯上迎面遇见塔鲁。“我去见里厄,”塔鲁对他说,“您愿意一道去吗?”“我一直拿不准,会不会打扰他。”朗贝尔迟疑一下,回答说。“我看不会,他常向我提起您。”记者又想了想,说道:“听我说,晚饭后,你们若是有点儿时间,晚点儿也无妨,你们俩就来旅馆酒吧。”“这要看他和疫病的情况了。”塔鲁回答。不过,到了晚上十一点,里厄和塔鲁果然走进狭小的酒吧。

“外地不是派来支援医生和防疫人员了嘛。”

三十来人一个挨一个,都高声说话,他们二人刚从疫城的寂静中来,有点儿晕头转向,不觉停下脚步。看到这里还供应烧酒,他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吵闹。朗贝尔坐在柜台一端的高凳上,向他俩打招呼。他们坐到朗贝尔两侧,塔鲁平静地一把推开身边一个喧哗的家伙。

“我们物资匮乏,”他说道,“世界上所有军队,一般都用人力弥补物力不足。然而,我们也同样缺乏人力。”

“你们喝烧酒没事儿吧?”“没事儿,”塔鲁回答,“正相反。”里厄闻了闻杯中酒,一股苦涩的草药味。周围这样喧闹,根本没法儿交谈,不过,朗贝尔似乎一门心思在喝酒。大夫还判断不出来他是否醉了。这个狭小的酒吧摆放着两张桌子,一名海军军官占了一张,他左拥右抱着两个女人,这时他正给一个红脸胖子讲述开罗流行的那场斑疹伤寒瘟疫。“那些营地,”他说道,“给土著人建造的营地,搭了帐篷安置患者,周围设岗哨,拉起防疫线,如有家人想偷偷往里送土方药,哨兵就会朝人开枪。那种做法很冷酷,但是完全正确。”另一张桌子围坐着几个衣着讲究的青年,他们的谈话难以捕捉,淹没在置于半空的电唱机所放《圣詹姆斯医院》的乐曲节奏中。

里厄回答说不是这个原因,统计的曲线甚至上升有所减缓。只不过,抗击鼠疫的手段还不够多。

“您还满意吧?”里厄提高嗓门问道。“这事儿快了,”朗贝尔回答,“也许就在这个星期。”“真遗憾。”塔鲁嚷了一句。“为什么?”塔鲁瞧了瞧里厄。“唔!”里厄说道,“塔鲁这样讲,是因为他想您在这里,很可能对我们有用处。不过我呢,非常理解您要走的愿望。”塔鲁也请大家喝一杯。朗贝尔从高凳上下来,第一次直面看着塔鲁。“我对你们有什么用?”“有用啊,”塔鲁说着,手不慌不忙伸向酒杯,“就到我们的卫生防疫队里来。”朗贝尔又恢复他那习惯性的钻牛角尖的神态,重又登上他那高凳。“这些卫生防疫队,在您看来没用吗?”塔鲁问道,他喝了几杯酒,定睛看着朗贝尔。“很有用。”记者回答,他也喝了一口酒。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心想他肯定醉了,对,完全醉了。

“瘟疫传染得太快了吧?”朗贝尔问道。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餐馆,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去:那些人把椅子搬到门口,享受热气开始减退的绿荫下的金色黄昏。他们抽的叶子烟气味呛人。餐厅里几乎空无一人。朗贝尔走向最里面,还是坐到他和贡萨雷斯初次见面的那张桌子。他对女招待说要等人。现在是十九点三十分。外面那些人又陆续回到餐厅落座。开始给各餐桌上菜了,低矮的扁圆拱顶下,一片刀叉撞击声响和低沉的人声话语。已经二十点了,朗贝尔一直在等待。电灯打亮了。又来一些顾客,坐到他这张餐桌了。他点了晚餐的菜肴。二十点三十分,他吃完了饭,仍不见贡萨雷斯的影子,也不见那两个青年来。他一连吸了几支香烟。餐厅里的顾客渐渐走空了。外面,夜幕很快降临。海上吹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掀动落地窗的帘子。到了二十一点,朗贝尔发现餐厅已空无一人了,女招待惊讶地看着他。于是,他付了钱,走出餐馆。对面一家咖啡馆还开着门。朗贝尔坐到柜台前,眼睛盯着那家餐馆的门口。到了二十一点三十分,他就走回旅馆,一路上怎么也想不出法子,没有地址,就找不到贡萨雷斯,他不免心慌意乱,不承想又得重新开始找各种门路。

他一脸倦容。

夜色中不时有一辆救护车疾驰而过,正是这种时刻,朗贝尔发觉,正如后来他对里厄大夫所讲的那样,他发觉在这段时间,他全部心思放在找一条通道,以便穿过把他和妻子隔开的城墙,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忘记了妻子。但是,也正是在这种时刻,所有出路再次被堵死之后,他在自己的欲念中又找回了妻子,而且痛苦爆发得如此突然,让他不由得开始跑向旅馆,要逃避这种五内俱焚的灼痛,殊不知这种灼痛就附在他身上,吞噬着他的太阳穴。

“但愿塔鲁不会迟到。”里厄喃喃说了一句。

次日一大早,他又去见了里厄,问他如何找到科塔尔。

朗贝尔觉得,这两天时间无比漫长。他到里厄家拜访他,对他详细讲述了自己活动的情况。然后,他陪大夫出诊,到了疑似患者的家门口,就同大夫分手了。走廊就响起奔跑和说话的声音:有人跑去告诉患者家人大夫到了。

“我所能做的事,”朗贝尔说道,“只有跟那个团伙重新接上头。”

“我叫贡萨雷斯。”他说道。

“明天晚上您来吧,”里厄说道,“塔鲁要我邀请科塔尔,我也不知道是何缘故。他大约十点钟到,您就十点半来吧。”

临走时,马面用力地跟朗贝尔握手。

第二天,科塔尔来到大夫家时,里厄正跟塔鲁讨论在他的诊所里,出现一个意外治愈的病例。

马面又点了点头,朗贝尔颇不情愿地同意了。午餐余下的时间,就试着寻找个话题。朗贝尔发现马面是足球运动员,接下来的谈话就变得极为容易。朗贝尔本人也经常踢球。于是,他们聊起法国甲级联赛[2]、英国职业球队的价值和W战术[3]。午饭结束时,马面完全活跃起来,他用“你”来称呼朗贝尔,力图要朗贝尔相信,一支球队的最佳位置莫过于前卫。他说道:“你也清楚,前卫,就是助攻进球的角色。助攻进球,这才叫踢球。”朗贝尔虽一直踢中锋,但还是同意他的观点。他们的讨论,却被收音机的广播节目打断了。先是播放几支低沉的抒情乐曲,接着广播宣布,昨天鼠疫死亡人数为一百三十七人。顾客中谁也没有反应。马面人耸了耸肩膀,站起身来。拉乌尔和朗贝尔也随之起身。

“十人当中的一人。他就是运气好。”塔鲁说道。

“这事就是不容易办啊,”拉乌尔说道,“必须联系上那些人。”

“哦!好哇,”科塔尔插言道,“那就是没有感染上鼠疫。”

“还得等两天。”朗贝尔指出。

这两位明确告诉他,治愈的恰恰是这种病症。“既然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同样清楚,鼠疫是不治之症。”“一般来说是这样,”里厄说道,“可是,稍微不信这个邪,就能获得意外的惊喜。”科塔尔笑起来。“看起来不是这样。今天晚上公布的数字,你们听到了吗?”塔鲁友善地看着这个享有年金的人,说他知道数字,形势很严峻,但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这证明还必须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哎!你们已经采取了。”“对,但是,人人还必须为自身采取这些措施。”科塔尔不明白,注视着塔鲁。塔鲁则说,消极无作为的人太多了,而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责任。卫生防疫志愿组织,敞开面向所有人。“这是一种观念,”科塔尔说道,“但是观念什么也不顶用。鼠疫太强大了。”“究竟如何,我们会知道,”塔鲁以耐心的语气说道,“等我们所有办法都试过之后。”这工夫,里厄一直在写字台上抄写卡片。塔鲁的目光始终盯着在椅子上躁动不安的科塔尔。“为什么您不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科塔尔忽地站起身,一脸受触怒的神态,拿起他的圆帽,来了一句:“我不是干这行的。”接着,他又操起虚张声势的口气:“况且,这样闹鼠疫,我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要掺和进去,出手遏制鼠疫。”塔鲁拍了拍额头,好像恍然大悟:“哦!真的,我倒忘记了,没有这场灾难,您就会被捕了。”科塔尔浑身一激灵,赶紧抓住椅背,就好像会跌倒似的。里厄停下抄写,也注视着科塔尔,一副又严肃又关切的表情。“这事儿是谁告诉您的?”这位拿年金的人嚷道。塔鲁显出惊讶的神色,说道:“就是您本人啊。至少,大夫和我都是这么理解的。”科塔尔一时盛怒,说话含混不清,无法理解了。塔鲁见状,就补充说道:

这位马面朋友再一次点点头,同时不断地咀嚼他切碎的西红柿拌甜椒沙拉。继而,他开了口,略带西班牙口音,约朗贝尔第三天早上八点钟,在大教堂门廊下见面。

“您也不要冲动,无论大夫还是我,都不会去告发您。您那段事与我们无关。再说了,那些警察,我们从来就不喜欢。好了,您还是坐下来吧。”

“他会让您跟我们的两个朋友接上头,那两个朋友再介绍您认识我们买通的城门哨兵。这还不算完,必须由哨兵本人判断有利的时机。最简易的办法,就是您到一个哨兵家住几个晚上,那房子离城门很近。不过,先得由我们的朋友介绍您同他们接洽。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也由他来跟您结算费用。”

这位年金享有者瞧了瞧椅子,犹豫了一下,这才又坐下了。过了半晌,他叹了口气。

拉乌尔住了口,只因女招待过来,问朗贝尔点什么菜。

“这是一段老黄历了,”他承认道,“不知怎么他们又翻出来。我还以为早就忘了呢。不料有个人讲了。他们传唤了我,并且对我说案子调查结束之前,要我随叫随到。当时我就明白,他们最终会逮捕我。”

“我们的朋友认为可以帮上您的忙。他会让您……”

“事儿还挺严重的?”塔鲁问道。

第二天,我们这位记者走进西班牙餐馆,所经之处,人人都扭头看他。这是一间阴暗的地下室,上面一条黄色小街被太阳晒枯干了。顾客多为西班牙长相的男人。拉乌尔坐在餐厅里端的一张餐桌,向记者打了个手势,朗贝尔立即朝他走去,那些顾客脸上好奇的表情就随即消失,又都埋头用餐了。拉乌尔的同桌有一个瘦高个男人,满脸胡碴儿,头发稀疏,长一副马面,而肩膀奇宽,衬衣袖子卷起来,露出两条布满黑毛的又细又长的胳臂。给他介绍朗贝尔时,他点了三下头。拉乌尔提到他时,没有道出他的名字,只说“我们的朋友”。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不是人命案。”

朗贝尔说一言为定,拉乌尔同他握手,第一次冲他微笑。拉乌尔走后,科塔尔说抱歉,第二天他没空,况且,朗贝尔也用不着他陪同了。

“会判坐牢还是服苦役?”

“明天,请跟我用午餐吧,到海军的西班牙餐馆。”

科塔尔显得万分懊丧。

朗贝尔回答说他可以接受。

“坐牢嘛,那还算我运气……”

“加西亚向我说明了,”拉乌尔说道,“这事办得到。您总归要花上一万法郎。”

然而,片刻之后,他语气激烈,又说道:

加西亚点着一支香烟,看着他们走远。朗贝尔和科塔尔跟上拉乌尔的步伐,三人走得很快。

“那是个过错,谁都会犯错。可是,一想到要因此被抓走我就受不了,受不了离开我的家,离开我的生活习惯和我熟悉的人。”“啊!”塔鲁问道,“您想到上吊自杀,就是这个缘故?”

“咱们下坡往城里走,”拉乌尔说道,“加西亚,你就自便吧。”

“是啊,当然,干了一件蠢事。”里厄这才头一次开口,对科塔尔说,自己理解他那种忐忑的心情,但是到时候,也许什么都会解决。“唔!我知道,眼下我无须担心什么。”“看起来,”塔鲁说道,“您不会参加我们的志愿队。”对方则用手摆弄着帽子,朝塔鲁抬起游移不定的目光。“不要怨恨我。”“当然不会。不过,”塔鲁说道,“您至少也不要故意传播细菌啊。”

这三人正在观看这种场景,忽听背后一声“你们好”,语调清晰而低沉,引得他们转过身去。天气这么热,拉乌尔穿戴还是非常整齐,身穿深色双排扣西服,头戴卷边呢帽。他身材高大,强壮,脸色相当苍白,灰色的眼睛,嘴唇紧紧抿着。他说话又快又明确。

科塔尔争辩说,他并不希望发生鼠疫,而灾难就这么降临了,如果这暂缓了他那案子,总归不是他的过错。这时朗贝尔来到门口,这位年金享有者正铿锵有力地补充道:

大门口设了武装岗哨,不时有一声怪叫从营房发出,穿过院子传到大门口。于是,人群中一张张焦虑的脸转向那诊疗所。

“况且,我也认为,你们会一事无成。”

他们周围的一群人,大多是妇女,都在一片沉默中等待。几乎每个妇女都挎着一个篮子,空抱着希望能转交给患病的亲人,甚至妄想那些亲人能享用这些食品。

朗贝尔得知,科塔尔并不晓得贡萨雷斯的住址,不过,总还可以再去那家小咖啡馆。二人约定次日见面。里厄表示渴望了解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到客房去找他,周末晚上什么时候去都成。

不大工夫,朗贝尔和科塔尔就看见加西亚到了。他走过来,没有同他们打招呼,说了一句“还得等等”,就算问好了。

次日早晨,科塔尔和朗贝尔去了那家小咖啡馆,给加西亚留话晚上见面,如有事不能赴约,就改为第二天。当天晚上,他们俩没有等来加西亚。第二天,加西亚终于来了,他默默地听朗贝尔讲述事情的经过。这些情况他还不了解,但是他知道,有些街区核查户口,实施二十四小时封锁。贡萨雷斯和那两个青年大概未能通过路障。不过,他所能做到的事,就是帮他们重新联系上拉乌尔。自不待言,这事儿两天之内是办不到的。

汽车启动了。

“看起来,”朗贝尔说道,“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了。”到了第三天,在一条街的街角见面,拉乌尔证实了加西亚的推测:地势低的街区实施了封锁。必须重新联系上贡萨雷斯。

“这家伙,可是头号敌人。”

两天之后,朗贝尔和这位足球运动员一起吃午饭。“蠢到这份儿上,”贡萨雷斯说道,“早就应该约定一个联系的办法。”朗贝尔也是这种看法。“明天早晨,咱们到那两个小伙子家里去,尽量全安排妥当。”

等法官一走,科塔尔便说道:

第二天,那两个小伙子不在家,于是留了话,约他们次日中午在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旅馆,他那副表情,让碰见他的塔鲁十分惊诧。

“那又怎么样呢?起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判决。对此谁也无能为力。”

“事儿不顺吗?”塔鲁问他。“总是得从头开始。”朗贝尔回答。他重申了原先的邀请:“你们晚上来吧。”晚上,两个人走进客房时,朗贝尔正躺在床上。他起身往准备好的杯子里倒酒。里厄接过递给他的那杯酒,问记者进展是否顺利。记者回答说他又重新转了一大圈,回到原点,很快就要最后一次赴约了。他喝了口酒,又加了一句:

法官神态变了,不再凝望天空而遐想,现在目光冷峻,审视起塔鲁。

“不用说,他们不会去的。”

“这就表明,”塔鲁说道,“比较而言,旧法律似乎更好些,必然会这样。”

“也不能把这当成一种规律。”

“正相反,我们所说的普通法[1]案件减少了。现在我要预审的案子,全是严重违犯新法规。而旧法律,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遵守。”

“你们还不明白。”朗贝尔答道,同时耸了耸肩膀。

里厄回答说但愿不会蔓延,法官附和道,总得抱有希望。上天的意图神秘莫测,塔鲁又问他,这场灾难是否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

“明白什么?”

“塔鲁先生,有人对我说,您担当起预防措施的实施工作。对此我不大苟同。大夫,您认为这场疫疾会蔓延开吗?”

“鼠疫。”

“真是怪事儿,”科塔尔说道,“就这么执意要走。大体上说,这里发生的事儿相当有趣。”“对我则不然。”朗贝尔回应道。“唔!当然了,是冒些风险。不过,在闹鼠疫之前,要穿过车辆特别多的十字路口,毕竟也同样危险。”这时候,里厄的汽车在他们身旁停下。塔鲁开车,里厄好像半睡半醒的。里厄醒来,介绍他们彼此认识。“我们俩认识,”塔鲁说道,“都住在同一家旅馆。”里厄请朗贝尔上车,捎他回城。“不用,我们这里有约会。”里厄注视朗贝尔。“没错。”记者又说道。“啊!”科塔尔惊问道,“大夫也知道啦?”“预审法官来了。”塔鲁看着朗贝尔,发出警告。科塔尔大惊失色。果然是奥通先生,他沿着斜坡街道下来,步伐沉重,走向他们这几个人,到了他们跟前时摘下帽子。“您好,法官先生!”塔鲁先打招呼。法官回礼,也向车里的人问好,又瞧了瞧站在后面的科塔尔和朗贝尔,一脸严肃地向这二人点头致意。塔鲁就向他介绍记者和拿年金的人。法官仰首望了望天,叹息一声,说这真是一个伤心惨目的时期。

“啊!”里厄惊叹一声。

两天之后,朗贝尔和科塔尔前往城中的高地,沿上坡路穿过一条条没有树荫的大街。海关营房有一部分已改成诊疗所,大门前聚集了一群人,有的是希望探视病人而不可能获准,有的则是来打听瞬息万变的消息。不管怎样,既有人群聚拢,就必然人来人往,加西亚自然考虑了这一点,才约定在此处跟朗贝尔见面。

“是的,你们还不明白,这就表现在总是周而复始。”

“不管怎样,”加西亚下了结论,“这事不由我来干,是拉乌尔经管。我得找到他才成。找他可不容易。”“哦!”科塔尔赶忙问道,“他躲起来啦?”加西亚没有回答。快走到小酒馆了,他停下脚步,转身第一次面对朗贝尔。“后天十一点,在海关营房的拐角,在城里的制高点。”他表示要走了,但是又转身,对两人说道,“要收费用。”这是要敲定。“那当然了。”朗贝尔同意。过了一会儿,记者向科塔尔致谢。“哎!不必谢,”科塔尔爽快地回答,“很高兴能为您效劳。再说了,您是记者,早晚您会还上我这份情的。”

朗贝尔走到房间一个角落,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三人默默往前走。到了码头,入口处设置了大栅栏,禁止入内。他们便朝一家小酒馆走去,那里卖油炸沙丁鱼,香味一直飘进他们的鼻孔。

“什么唱片?”塔鲁问道,“我听过。”

“他是朋友。”科塔尔说道。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朗贝尔沉默不语。

唱片放到中间,就听见远处传来两下枪声。“打一条狗或者一个逃逸者。”塔鲁说道。不大工夫,唱片放完了,而一辆救护车的鸣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从旅馆的窗下呼啸而过,随后鸣声渐小,最终消隐了。“这张唱片没什么意思,”朗贝尔说道。“而且算起来,今天我听了有十遍了。”“您就这么爱听吗?”“不是,我就这么一张。”过了片刻,朗贝尔又说道:“我还是要对你们讲,这就表现在总是周而复始。”他问里厄防疫队组建进展如何。已有五支防疫队投入工作,还希望组建几支。记者坐到床上,仿佛专心检查自己的指甲。里厄在端详他那侧面的身影:躯体蜷缩在床边,显得短粗而健壮。他猛然发现朗贝尔也在注视他。

“干这行的人话很多。”

“要知道,大夫,”朗贝尔说道,“你们的组织,我也想了很多。我没有跟你们一起干,也有我自己的理由。我认为我还能够奋不顾身,我参加过西班牙内战[4]。”

“记者。”

“站在哪一边?”塔鲁问道。“站在战败者的一边。但是事后,我也思考了一下。”“思考什么?”塔鲁问道。“思考勇气问题。现在我知道,人能有壮举,但若是不能有崇高的情感,我也不感兴趣。”“我倒觉得,人无所不能。”塔鲁说道。

“他是干哪行的?”

“不然,人就是不能长期忍受痛苦或者享受幸福。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人都无能为力。”

沉吟片刻,又问道:

朗贝尔注视他们,接着又说道:

“唔!”

“喏,塔鲁,您能为爱情而死吗?”

“他妻子在法国本土。”

“说不好,但是我觉得,现在不能。”

“出门干什么?”加西亚问道。

“果然。您能为一种理念而死,这一眼就看得出来。而我呢,已经厌倦了为理念而死的人。我不相信英雄主义,知道那很容易做到,也了解死了很多人。我所感兴趣的是,人要为自己所爱而活着,而死去。”

“你们好,”那人说道,“咱们到柜台上喝几杯。”他们默默喝过了三巡。于是,加西亚提议:“咱们出去走走吧?”他们出了门,下坡走向码头,加西亚问他们找他有什么事。科塔尔回答说,想把朗贝尔介绍给他,确切地说并不是为了做生意,只是为了他所说的“出门”。加西亚抽着烟,径直往前走。他提了一些问题,提到朗贝尔时就称“他”,仿佛没有发觉这个人就在眼前。

里厄专心听完记者的这番话,他目不转睛,看着朗贝尔,语气和蔼地说道:

矮人用鼻子吸了一口气:“那好吧,请今天晚上再过来吧。我派孩子去找他。”二人离开时,朗贝尔问科塔尔做什么买卖。“当然是走私啦。他们通过各个城门,将走私物品偷运进来,再高价卖出去。”“哦,”朗贝尔说道,“他们有同伙吧?”“这还用说。”到了晚上,遮阳帘已经卷上去了,鹦鹉在笼子里学舌。铅皮餐桌围坐着只穿衬衣的男人。其中一人,一见科塔尔进来便站起身,他的草帽扣在脑后,白衬衣敞着怀,露出焦土色的胸膛,黝黑的脸膛,五官倒还端正,那双黑眼睛很小,一口牙齿雪白,手上戴着两三枚戒指,看样子有三十来岁。

“人不是一种理念,朗贝尔。”

“对呀。”科塔尔回答。

记者跳下床,激动得满脸通红。

“嘿!先生也做买卖?”

“这是一种理念,而且从背离爱的时候起,就成为一种短视的理念了。恰恰如此,我们再也不能爱了。我们只好认了,大夫。等待我们变得能够爱的时候吧,如果真的不可能爱了,那也不要硬充英雄,我们就等待全体解脱吧。我呢,也就不再往深里想了。”

这伙计在围裙上擦了擦那只湿手。

里厄站起身,脸上突然显露倦怠的神色。

“了解,不过,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事,只是想给他介绍个朋友。”

“您说得对,朗贝尔,说得完全有理,而我无论如何,也绝不会让您背离您要做的事情,觉得这是正确的,是好事。然而,我还是应该告诉您: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挚。”

“哎!”对方回答,“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虫儿。对了,您了解他常来的时间吧?”

“诚挚是指什么呢?”朗贝尔问道,表情也忽然变严肃了。

“您看他今天晚上会来吗?”

“我不知道诚挚通常指什么。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诚挚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这工夫,气温似乎还在上升。科塔尔脱掉外衣,敲了敲铅皮餐桌。从里面出来一个矮小的男子,仿佛全身都裹在长长的蓝围裙里,他从远处一瞧见科塔尔就立即打声招呼,趋步走上前,飞起一脚踢开那只公鸡,在咯咯咯的鸡叫声中问两位先生点什么。科塔尔要了白葡萄酒,然后就打听一个叫加西亚的人。据那矮子说,已有好几天没见他来咖啡馆了。

“哼!”朗贝尔恨恨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是我的本职工作。我选择爱情,也许确实走错了路。”

二人走上棕榈大街,穿过阅兵场,再下坡走向海军街区。左侧一家墙壁涂成绿色的咖啡馆,门前斜撑着黄色帆布遮阳帘。科塔尔和朗贝尔走进去,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走到绿色铅皮桌面的桌子前,拣两张公园租用的那种折椅坐下来。餐厅里一个顾客也没有。苍蝇嗡嗡地飞来飞去。有点儿倾斜的柜台上,放着一只黄色鸟笼,笼里一只鹦鹉栖在架子上,全身羽毛耷拉着,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挂在墙上的几幅旧画表现战争场面,上面满是污垢和厚厚的蜘蛛网。所有铅皮桌面上,包括朗贝尔面前的那张,都有正在阴干的鸡粪,弄不清是从哪儿来的,直到传来一阵响动,从幽暗的角落忽然跳出一只神气的大公鸡,才算真相大白。

里厄正面看着他。

“您有把握吗?”朗贝尔问道。“有哇,既然有人向我提议了。”“那您怎么没有趁机出城呢?”“不要疑神疑鬼,”科塔尔一副直率的样子,说道,“我没有趁机出城,是因为本人还不想走。我自有我的道理。”他沉吟一下,又说道:“您就不问问我是什么道理吗?”“想必这与我无关。”朗贝尔说道。“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实与您无关。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总之,唯一明显的事实,就是自从我们这里闹起鼠疫,我感觉好受多了。”朗贝尔听了他这番话,便问道:“怎么跟那个组织联系呢?”“哦!”科塔尔应声说道,“这可不容易,您跟我走吧。”这时正是下午四点钟。天气闷热,城市慢慢变成烤炉。各家商铺全放下了遮阳帘,街道上也不见行人了。科塔尔和朗贝尔专挑带拱廊的街道行走,许久谁也没有讲一句话。这正是鼠疫匿影藏形的时刻。这种寂静、色彩和活动的消亡,既可以是夏天的特征,也可以是瘟疫的征象。空气这么滞重,不知是满载着威胁,还是弥漫着灰尘和灼热。必须观察和思索,才能跟鼠疫联系起来。因为,鼠疫只能通过负面的征兆呈现出来。譬如说,跟鼠疫气味相投的科塔尔,就向朗贝尔指出,城里的狗已经绝迹了,而在正常的情况下,狗找不到阴凉的地方,就侧卧在长廊口喘息。

“不,”里厄有力地说道,“您没有走错路。”朗贝尔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们。“你们二人,你们做这一切,想必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此这般,站到好的一边很容易。”里厄干了杯中酒。“好了,”他说道,“我们还要办事儿。”他走出去了。塔鲁正要跟出去,好像又改变了主意,转身走向记者,对他说道:“里厄的妻子远在数百公里之外,正在一家疗养院里疗养,这情况您知道吗?”朗贝尔不禁吃了一惊,可是塔鲁已经走了。次日一大早,朗贝尔就给里厄大夫打电话:“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干,直到我有了办法出城为止,您肯接受吗?”电话线另一端一时沉默不语,继而说道:“接受,朗贝尔。谢谢您。”

“那些行政部门指望不上,那就不是为了理解人而设立的。”“不错。现在我正另找路子呢。很难啊!”“唔!”科塔尔接口道,“我明白。”他认识一个团伙,见朗贝尔有些诧异,就解释说他早就出入奥兰各家咖啡馆,交了些朋友,了解到有一个组织就经营这类业务。其实,科塔尔已经入不敷出,就参与了配给物品的走私活动,贩卖价格不断上涨的走私香烟和劣质烧酒,渐渐发了一笔小财。

[1]普通法,在欧美法系中由习惯与判例形成,通行全国,普遍适用,故称普通法,又称一般法。

“是啊,一无所获。”

[2]法国足球甲级联赛于1932年9月11日开赛,共有二十支职业球队参加。

“还是一无所获?”科塔尔问道。

[3]W战术,即排三个前锋和两个内锋,形成W字形,故名;而两名中场球员和三名后卫,形成M字形,故这一战术亦称WM战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于欧洲。

朗贝尔在抗争,以阻止鼠疫将他吞没。他确认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出城之后,就曾对里厄说过,他决心另辟蹊径。这位记者首先向咖啡馆伙计探路子。咖啡馆伙计消息总是非常灵通。不过,他询问了几个,主要了解到这种行为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刑事处罚。有一回,他甚至被视为外逃的煽动者。直到他在里厄家中遇见了科塔尔,事情才有一点进展。那天,朗贝尔又同里厄谈论他跑行政部门徒劳的尝试。几天之后,科塔尔在街上遇见朗贝尔,对待这位记者的态度十分爽快,现在他同谁交往都是这种态度。

[4]西班牙内战发生在1936至1939年间。1936年2月,西班牙左翼人民阵线在国会选举中获胜,成立联合政府。右翼势力与反动军官勾结在一起,由佛朗哥等发动叛乱,并得到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大力支持。国际进步力量则积极支持西班牙政府,组织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1939年3月28日,马德里陷落,共和政府倾覆。西班牙开始了佛朗哥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值此灾难正聚集全部力量,准备猛扑并彻底摧毁这座城市之际,在鼠疫达到高峰之前,还需要讲述一下像朗贝尔这样最后一些人,为找回自己的幸福,为在这场自身保卫战中能从鼠疫的魔爪下安然脱身,他们长时间做了怎样绝望而又单调的努力。他们正是以这种方式抵御威胁他们的奴役。尽管从表面上看来,这种拒绝方式并不比别种方法有效,但是叙述者却认为,这种方式自有其意义,即使在其自负和矛盾中也证实了在危难时刻我们每人心中的那份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