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时间讲述开端这段情况，因为实际上，这是一切的开端。现在我要讲得快些了。十八岁那年，我离开了优裕的家庭，体验到了贫困。为了谋生，我干过各种行业，倒也还过得去。但是，我所关心的还是死刑，很想清算一下我跟红棕头发猫头鹰的那笔账。结果，我搞了大家所说的政治。我那时不想成为鼠疫患者，仅此而已。我认为我所生活的社会建在死刑的基础上，我同社会进行斗争，就是同死刑进行斗争。我相信是这样，别人也对我这样讲，总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因此，我就跟我喜爱的那些人在一起，我也始终爱他们。我留在他们中间很长时间，欧洲所有国家的斗争，没有我不投身进去的。这情况就不多谈了。
“您一定是等我说这句话，我马上就离家出走了。没有，我在家住了好几个月，有小一年的时间。但是我有了一块心病。一天晚上，父亲要上闹钟，第二天他得早起。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他回来发现，我出走了。长话短说，父亲派人找我，我也去见了他，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平静地对他说，若是强迫我回家，我就自杀。他天生性情温和，最终接受了，还对我讲了一大通，说什么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是愚蠢的（他是这样理解我的行为，我也不予以驳斥），又千叮咛万嘱咐，并且忍住了由衷的眼泪。不过，后来，很久之后，我定期回家看望母亲，也就见到他了。现在我认为，保持这种关系，他也就心满意足了。就我而言，我并不怨恨父亲；只是心里有点儿伤感。他去世之后，我就接来母亲一起住：母亲若是没走的话，会一直留在我身边。
“当然了，我知道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宣布死刑。但是他们对我说，这几个人必须处死，以便到达一个不再杀任何人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如此，可是，也许我终究不能坚持这种真理。可以肯定的是，我还犹豫不决。不过，我想到那个猫头鹰，那情况还可能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我看到处决一个人（那是在匈牙利），同样的情景，曾让少年的我头晕目眩，又让成年的我眼前一片黑暗。
“从那天起，我一看到那本《火车旅行手册》，就厌恶到了极点。从那天起，我怀着憎恶的心情，关注司法、死刑和处决，还惊骇地发现，我父亲一定多次到现场观看杀人，而且恰恰到了那些日子，他起得非常早。是的，那几次他都上好闹钟。我不敢跟母亲说起，于是更加细心观察她，这才明白他们之间毫无感情了，母亲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正如我当时讲的，这种情况有助于我原谅她。后来我更得知，她没有任何事需要求得原谅，因为她直到结婚，一生贫困，贫困中学会了隐忍。
“枪毙人的场面，您从来没有见过吧？当然没见过。到场的人，一般要受到邀请，普通观众也都事先经过挑选。结果呢，您只能停留在木版画和书本插图的场面。黑布蒙上眼睛，人绑在柱子上，几名士兵站在远处。哼！根本不着边！恰恰相反，行刑队靠近要被处决的人，相距只有一米五，这您知道吗？犯人若是往前跨两步，胸口就能顶到枪口，这您知道吗？这么近的距离，行刑队员的枪口又都对准犯人的心区部位，他们一齐开枪，射出的大型号子弹能将人胸口打出个大窟窿，拳头可以伸进去，这您知道吗？不，您不知道，因为那是细节，大家都不讲。睡眠对于人，比生命对于鼠疫患者更加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应该妨碍好好的人睡觉。除非自己嘴里有味，味儿不好就不要坚持，这一点谁都知道。可是我呢，从那时候起，我就睡不好觉了。难闻的味道一直停留在我的口中，我还一再坚持，也就是说思考这些事儿。
“我父亲穿上红色法袍，完全变了个人，和善、亲热，统统不见了踪影，他满嘴冗长的语句，像蛇一般不断爬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甚至要求砍下这个人的脑袋。不错，他仅仅说：‘这颗脑袋就该落地。’不过，归根结底，这没有多大差异。果然是一码事儿，既然他得到了这颗脑袋。只不过，活儿并不是由他干的。随后我就注意听案件的审理，一直到结案，唯独同这个不幸的人，我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诧的亲近感，而我父亲却从未有过这种感觉。然而，按照惯例，他应该亲临行刑现场；行刑时刻，美其名曰最后时刻，正经应该称为最卑鄙的谋杀。
“于是我想明白了，在这些漫长的岁月中，至少我始终是个鼠疫患者，而我还恰恰以为，自己全心全意在同鼠疫做斗争。我得知自己间接地同意了数千人的死亡，甚至煽动杀死他们，即认为必然导致他们死亡的行动和原则是正确的。而这种事，其他人似乎没有什么碍难，或者至少，他们从来不会主动提起。可是我，嗓子眼儿却发紧。我同他们在一起，又深感孤独。有时我表明自己的顾虑，他们就对我说，必须考虑这是一场什么博弈，他们向我摆出的理由往往惊心动魄，好让我囫囵吞枣那样接受。不过，我回答说，那些高贵的鼠疫患者，那些身穿红色法袍的人，他们在这种判决中，也同样有充分理由；如果我赞同普通鼠疫患者提出的不可抗拒的理由和必要性，那么我也不能拒绝高贵的鼠疫患者陈述的理由。他们就向我指出证明穿红袍的人有理的好办法，就是让他们独自掌握判处的大权。可是我心想，让步一次，那就没有理由停下来了。我觉得历史证实了我有道理，如今，都在比谁杀人最多。他们全都在疯狂地杀戮，而且也不可能换一套做法。
“然而，我这是猛然意识到的，而此前我想到他时，完全通过‘被告’这种方便的归类。现在我不能说，当时我已经把我的父亲置于脑后了，但是，我的腹部像有什么东西收紧，无法顾及其他，注意力只集中到被告身上。我几乎什么也不听了，感到有人要杀死这个大话人，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涛一样，把我卷向被告那边，带有一种固执的盲目性。直到我父亲开始宣读公诉状，我才真正清醒过来。
“不管怎样，我自己的问题，并不是推理，而是那个红棕头发的猫头鹰，那个肮脏的案件中，几张患了鼠疫的又脏又臭的嘴，向一个戴着手铐脚镣的人宣布他将被处死，并且为处死他安排好一切，于是，他每夜每夜都处于垂危状态，睁着双眼等待被处死。我的问题，是胸口的那个大窟窿。那时我总在想，眼下，至少我个人，我决不再给出一条理由——您听清楚了，哪怕是一条理由——去为这种令人作呕的屠杀辩解。不错，我选择了这种固执的盲目态度，有待以后看得更清楚吧。
“然而那天，我保留的唯一印象，就是罪犯的形象。现在我也认为，他确实有罪，犯了什么罪并不重要。罪犯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个子矮小，红棕头发比较稀疏，看样子他决心全部招认，对他所犯的罪和要受到的惩罚，的的确确吓得要命，结果几分钟之后，我的眼睛就只盯着他一个人了。他活像一只被强光吓坏了的猫头鹰。他的领结打歪了，没有对准领口。他只咬一只手的指甲，右手的……总之，我不必多讲，您已经明白，他是个大活人。
“从那之后，我就没有变。很久以来，我就深感愧疚，羞愧得要死；居然我也成为一个杀人凶手，即或是间接的，即或是抱着良好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仅仅发现，今天，比较而言，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或者被杀，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致人死亡。是的，我依然感到羞愧，我领悟了这一点，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陷入鼠疫中，我丧失了宁静，至今我还在寻找这种宁静，尽量理解他们所有人，不要成为任何人的死敌。现在我仅仅知道，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以便不要再成为一名鼠疫患者，唯独这样，我们才能期望安宁，得不到安宁就安详地死去。唯独这样，才能给人宽慰，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儿好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理或无理的杀人行为，也不为杀人的行为辩解。
“话题扯远了，我这样就显得过分推重这个正派人了。因为，说到底，他对我所下定的决心，仅仅起了间接的影响。顶多他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是这样，我十七岁那年，我父亲邀请我去听他起诉一个人。那是一桩重大案件，在重罪法庭审理，他当然认为那该是他最露脸的一天。至今我还相信，他借助这种最能激发青年想象力的庭审，想要推动我进入他本人所选择的职业。我接受去听审案，因为这能让我父亲高兴，还因为我也很好奇，习惯了他在家里的角色，要看看他如何扮演另一种角色。此外我没有别种想法。那时在我的心目中，法庭上审案的过程，类似七月十四日国庆阅兵或者颁奖仪式那样，既正常又不可避免。关于庭审，当时我的认识非常抽象，一点儿也不觉得碍难。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场瘟疫没有教会我什么，只让我明白必须和你们一起同瘟疫斗争。我基于可靠的知识了解（对，里厄，生活的事我无所不知，这一点您会清楚地看到），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我也知道，必须时时刻刻小心谨慎，以免稍不留神，就面对别人的脸呼吸，将疫病传给别人。天然生成的，是细菌。其余的东西，诸如健康、正直和纯洁，都是意志的一种表现，而人的意志永远也不应该停歇。一个正派人，就是几乎不把疫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就是尽量少疏忽走神的人。真得有意志，还要绷紧神经，才始终不会疏忽大意。是的，里厄，当个鼠疫患者相当辛苦。不过，不想成为鼠疫患者还要更辛苦。正因为如此，所有人都很累，因为如今，所有人都难免染上点儿鼠疫。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有那么几个人，不想再当鼠疫患者了，就尝尽了疲劳之苦，除非死了才可能解脱。
“不过，他有一点与众不同：他床头的书却是一本《火车旅行手册》。这倒不是因为他经常出游，其实，只有度假，他才去布列塔尼，那里乡间有一小幢住宅。可是，他能准确地告诉您，从巴黎始发到柏林的各次列车发车和到达的时间，从里昂前往华沙所需换乘列车的时刻，以及您随意挑选的两个首都之间的准确距离。您能说出从布里扬松[1]去沙莫尼[2]怎么乘车吗？即使一个火车站的站长也会闹糊涂了。我父亲却不会弄错。几乎每天晚上，他都练习，丰富这方面的知识，他也颇感自豪。我觉得这很有趣，就经常考他，再拿《火车旅行手册》对照他的回答，承认他答得不错，真是喜出望外。这种小小的练习大大密切了我们彼此的关系。我充当了他的听众，他也赞赏这种好意。至于我，我倒认为他在火车旅行时刻表方面的高才，也不亚于其他方面的高才。
“从现在起到那时候，我知道自己对这个世界毫无价值了，而且从我放弃杀人的那一刻起，我就判处自己终生流放了。历史将要由其他人来创造。我也知道，恐怕我审判不了那些人。我缺乏一种特质，不能成为一个通情达理的杀人者。这不是一种傲慢。但是现在，我心甘情愿本本分分做人，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想说，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害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这在您看来，也许有点儿单纯，单纯不单纯不好说，但我知道，这是实情。我听到过那么多高谈阔论，脑袋几乎给弄晕乎了，那些高谈阔论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晕头转向，结果同意去杀人了，从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因此，我说世间有灾难和受害者，除此不再多说什么。如果说，我讲这话，本身就变成灾祸，那么至少，并非我情愿。我试图成为一个无辜的杀人者。您瞧，这不是什么雄心大志。
“应该告诉您，我的家境不像您这样穷苦。家父是代理检察长，相当有地位。但是，他没有那种架子，天生是个随和的人。家母出身寒微，从不抛头露面，我始终很爱她，但是不愿意谈她的情况。父亲对我关怀备至，我甚至相信他还试图理解我。他有外遇，现在我可以肯定，因此，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愤恨。他在这方面的行为，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没有招人反感。总之，他不算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现已不在人世，我明白了他这个人的一生，即使不能说是个圣人，也不能说是个坏人。他介于两者之间，仅此而已，对于这种类型的人，大家都有一种适度的好感，正是这种好感能让人继续下去。
“当然还得有第三境界，即医生的境界。但这种现象不多见，估计很难进入。因此，我决定站在受害者一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以求减少损失。我在受害者中间，至少可以寻求如何抵达第三境界，也就是达到安宁。”
“我年轻那时候，怀着天真无邪的思想生活，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思想。我不是好瞎折腾那种类型的人，正正经经开始我的生涯，做什么事都很顺，凭着自己的聪明，在女人圈里如鱼得水，如果说我还有几分不安的话，那就是女人来得快，也去得快。有一天，我开始考虑了。现在……
塔鲁讲完的时候，悠荡着双腿，用脚轻轻地敲击着平台。大夫沉默了片刻，稍微挺起身子，便问塔鲁是否有了想法，走什么路才能达到安宁。
“简单说吧，里厄，早在来到这座城市，经历这场瘟疫之前，我已经饱尝了鼠疫之苦。我是个普通人，这样讲就足够了。然而，这种状况，有些人身处其中并不自知，或者安于现状，还有些人知道处境却想要摆脱。我呢，就始终想要摆脱这种处境。
“有啊，就是同情。”
远处的街道上，一辆汽车在湿滑的路面上似乎滑行了好长时间。汽车驶远了，随后又远远传来模糊的惊呼声，再次打破了寂静。继而，寂静重又落到两个男人的头上，连同天空和繁星的全部重量。塔鲁已起身，坐到平台的栏杆上，面对着蜷缩在椅子上的里厄。只能看到他那大块头的身影，由天空衬托出来。他讲述了好长时间，所谈的内容大致复述如下：
远处传来救护车的两下铃声。一阵阵呼叫声，刚才还模糊不清，这时集中到城市的边缘，就在岩石山丘附近。与此同时，还听见了类似爆炸的声音。随后，又复归寂静。里厄数了灯塔两次闪亮。风力似乎加大了，同时一阵海风送来一股咸味儿。现在可以清晰地听到浪涛拍打悬崖低沉的喘息。
“喏，是这样……”
“总之，”塔鲁干脆说道，“我关心的是了解如何成为圣人。”
里厄没有回答，只是冲他微微一笑。
“可是，您却不相信上帝。”
“好的，有这话我就放心了。这一刻作为友谊的时刻，您愿意吗？”
“恰恰如此。人，不信上帝能否成为圣人，这是我现今唯一要认识的问题。”
“是的，”大夫回答道，“我对您产生了友情。不过，直到现在，我们始终没有时间。”
突然，从传来喊叫声的那边射出一大道亮光，而隐约的喧嚣声，逆风而上，一直达到这两个男人的耳畔。那道亮光随即暗淡下去，在远处相连平台的边缘，只留下淡淡的红光。在风停的瞬间，清晰地听见人的呼喊，接着是一声枪响以及众人的喧哗。塔鲁站起身来倾听。可是，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
“里厄，”塔鲁语气十分自然地问道，“您就从来没有想了解我是谁吗？您对我产生了友情吗？”
“城门口那儿又动手了。”
他走过来，坐到大夫旁边，定睛看着对方。灯塔的光束在天空三度再现。一阵餐具碰撞的声响从幽深的街道升起，一直传到他们的耳畔。楼内一扇房门啪地关上。
“现在结束了。”里厄说道。
“是啊，”过了半晌，塔鲁才应声说道，“天气真好。”
塔鲁咕哝道：“从来就结束不了，还会有受害者，因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塔鲁背对着他，在眺望大海。
“也许是这样，”大夫回答说，“然而您知道，我感到比起跟圣人来，跟失败者更为意气相投。我觉得自己对英雄主义、圣贤之道并不感兴趣。能引起我兴趣的，还是做个男子汉。”“对呀，我们都有同样的追求，但是我没有那么大雄心。”里厄以为塔鲁在开玩笑，便瞥了他一眼，不过，在朦胧的天光夜色中，看到的只是一张忧郁而严肃的脸。风又刮起来了，里厄感到肌肤暖洋洋的。塔鲁抖擞了一下精神：“您知道吗，为了友谊，我们该做点儿什么呢？”“做您想做的事。”里厄说道。“洗个海水浴。即使对一个未来的圣人，这也是一种可心的乐趣。”里厄微微一笑：“我们凭着通行证，可以走上防波堤。归根结底，只是在鼠疫中熬日子，那就太蠢了。毫无疑问，一个人应该为受害者进行斗争。可是，除了斗争，什么也不爱了，那么，他斗争又有什么用呢？”
“天气真好，”里厄坐下来说道，“就好像鼠疫从来没有蹿升到这里。”
“对呀，”里厄说道，“我们去吧。”
他们上去一看，平台已空无一人，放了三把椅子。从一面极目望去，只能看见平台连着平台，最后靠着一个岩石般的、幽暗的庞然大物，他们认出那是第一座山丘。从另一面望去，目光越过几条街道和看不见的港口，能落到海天一线、依稀颤动的天际。他们看不到光源的一束亮光，从他们知道的悬崖后面有规律地再现：那是航道的塔灯，从春天起，就一直指引航船改道驶向其他港口。大风清扫过的天空很清亮，纯净的星星闪烁，远处灯塔的光束不时掺杂进来，好似掠过的一缕青烟。微风送来花草的芳香和石头的气味。周围一片岑寂。
不大工夫，汽车就停到港口的铁栅门旁边。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乳白色的天空，往各处投下淡淡的阴影。身后城区的建筑鳞次栉比，吹来一股携带病毒的热风，催促他们走向大海。他们出示通行证，一名哨兵检查了许久才放行。他们在弥漫着酒味和鱼腥味的空气中，穿过一道堆满酒桶的土堤，朝防波堤走去。将要到达时，闻到碘和海藻的气味，他们就知道离海不远了，继而就听见海的声息。
“是啊，”老人说道，“你们上去瞧瞧，那上面空气好。”
在防波堤的巨大石基脚下，海在轻轻地呼啸。他们登上石基，就觉得海如丝绒般厚实，又如野兽毛皮似的柔软光滑。他们坐到岩石上，面向大海。海水隆起来，又缓缓落下去，这种平静的呼吸，带起水面时现时隐的油亮波光。眼前黑夜茫无际涯。里厄感到手指下岩石凸凹不平的面孔，心里充满了一种奇异的幸福。他转向塔鲁，从朋友安详而严肃的脸上，猜得出同样的幸福感，但又未尝忘记任何事情，就连杀人也没有忘怀。
他们听见屋顶有走动的脚步声。老太太见塔鲁注意听的样子，就向他们解释说是一些邻居家的女人上了屋顶平台。他们从而还得知，平台上视野很开阔，而且，房子和房子的平台总有一面相接，整个街区的妇女不用出门，就能相互看望。
二人脱下衣服。里厄头一个扎进水中。乍一潜入觉得水冷，浮上来又感到水温了。他用蛙泳的姿势划了几下水之后，就知道这晚上，海水相当温热，这是因为秋季的海水吸收了陆地储存了几个月的热量。他游泳动作很协调，双脚拍打水面，在身后掀起翻滚的浪花，水沿着胳臂往后逃去，却粘连在大腿上。只听扑通一声，他明白塔鲁也扎进水中。里厄仰身躺着不动了，面朝颠倒的天空，满天月色和星光。他悠长地深呼吸，继而，越来越清晰地听见击水的声响，在清幽孤寂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清亮。塔鲁游近了，很快就听见他的喘息声了。里厄又转过身来，与朋友齐肩了，便以同样的速度游起来。塔鲁划水往前的冲力更大些，里厄只好加快了划动的频率。有几分钟工夫，二人齐头并进，速度相当，力量也相当，远离尘嚣，独自游荡，终于摆脱了这座城市和鼠疫。里厄首先停下来，二人又缓缓往回游，他们仅仅在短时间内，游进了一股冰冷的水流。受到大海这一突袭，他们都一声未吭，二人不约而同加快了速度。
有一天，将近晚上十点钟，度过了漫长而耗尽精力的一天之后，塔鲁陪同里厄出诊，一道去那位哮喘病患者老人家。这个老街区房舍上空，天光柔和。微风无声无息，穿过幽暗的十字路口。两个人从安静的街道一路走来，却碰到了唠叨不休的老人。老人告诉他们说，有些人并不同意当局的做法，总是同样一些人捞油水，总是同样一些人受罪，总用瓦罐打水早晚得碎，他说到这里，还搓着双手补充道，很可能要出大乱子。他趁着大夫给看病的工夫，嘴上不停地评论时事。
他们穿好衣服，一句话未讲就离去了。然而，他们有了同样的心情，回忆起这个夜晚都倍感温馨。他们远远望见鼠疫的哨兵，里厄知道塔鲁像他一样，心里在念叨，疫病刚才把他们忘掉了，这样很好，现在他们必须重新开始。
然而，到了十一月底，早晨就变得很冷了。大雨倾盆，冲刷着铺石马路，也清洗天空，让洗去乌云的澄净天空在上方与明亮的街道相辉映。乏力的太阳，每天早晨都向全城投下闪亮而清冷的光芒。反之，将近傍晚，空气重又变得温暖了。塔鲁正是选择这种时刻，跟里厄大夫谈谈心。
[1]布里扬松，法国城市，上阿尔卑斯省地区首府。
这样的隔离营，城中还有好几座，叙述者没有第一手材料，为谨慎起见，不能再多说什么。不过，他所能讲的，就是那些隔离营的存在，从那里散发出来的人的气味，黄昏时分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声响，神秘的围墙，以及那些被打入另册的地方所引起的恐惧，都沉重地压抑着我们同胞的精神，给所有人平添了慌乱和忧虑。跟当局发生的争执和冲突也越来越频繁了。
[2]沙莫尼，全称沙莫尼蒙勃朗，法国上萨瓦省城市，坐落在勃朗峰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