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纳卢说得对，”塔鲁说道，“无辜的人被打瞎了双眼，一个基督徒目睹了，就应该放弃信仰，或者接受也把自己的眼睛弄瞎。帕纳卢不肯放弃信仰，他一定能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
塔鲁听了里厄转述帕纳卢的讲话，就说他认识一位教士，在战争中丧失了信仰，只因他发现了一张被打瞎双眼的青年的脸。
塔鲁的这种看法，能否稍微澄清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以及在这些事件中，帕纳卢在他身边的人眼里种种不解的表现呢？下文大家自会判断。
“一位教士如果看医生，这中间就矛盾了。”
讲道之后没过几天，帕纳卢果然忙着搬家了。当时，城里疫情的发展引起了搬家潮。塔鲁就不得不撤离旅馆，住进里厄的家中；同样，神父也只好放弃修会分配给他的那套房间，搬进一位老太太的家里：房东老太太总去教堂，尚未感染上鼠疫。在搬家的过程中，神父越发感到疲惫和焦虑，无意中丧失了房东老太太对他的敬重。老太太曾热烈赞扬圣女奥狄尔预言的功德，而神父听着，却稍微流露出了不大耐烦的神情，想必是他太疲倦的缘故。后来他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就连至少争取老太太一种善意的中立态度也不可得。他已经造成了坏印象。因此，每天晚上，在返回他那布满针钩花边饰物的房间之前，他就不得不观赏房东坐在客厅里给他看的后背，同时让他带走的记忆，就是身也不回对他冷淡说的一句“晚安，神父”。正是这样的一个夜晚，他上床睡觉时头疼得很，感到孕育好几天的热烧，这时开始泛滥，热浪冲击他的手腕和太阳穴。
他们已经走到教堂门前的广场，大风在周围呼啸，打断了年轻助祭的话。等到能开口了，他仅仅说道：
随后发生的情况，只有通过房东老太太事后的讲述才知道。她习惯早起，第二天早晨，起来了一段时间，奇怪没有看见神父走出房间，犹豫再三才决定去敲敲房门。她瞧见神父一夜未眠，仍然躺在床上。神父感到气闷而难受，显得异于往常，脸色涨红。拿老太太本人的话说，她彬彬有礼地向神父提议请个医生来，然而，她的提议遭到粗暴的拒绝，她认为那种态度实在令人遗憾。她只好退出房间。过了一会儿神父按了铃，请房东过来一趟。他对刚才的火气道了歉，并且向房东声明，他不可能染上鼠疫，身上没有出现鼠疫的任何症状，只是一时疲劳过度的反应。老太太郑重地回答说，她的提议并不是出于这种担心，她没有考虑自身的安全，那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她只是想到神父的健康状况，并且自认为对此负有部分责任。但是，由于神父没有再说什么，房东老太太所讲，如果属实的话，她当场又向神父提议请他的医生来。神父再次拒绝了，还解释了几句，而老太太却认为说得非常含混。她只是觉得听懂了，可听懂的意思，在她看来又恰恰无法理解；神父拒绝医生诊视，是因为这不符合他的原则。于是，她得出结论，高烧把她的房客脑袋烧糊涂了，无奈之下，她只能给神父端去药茶。
“他到底要阐述什么思想呢？”老教士问道。
老太太一心决定，要一丝不苟地履行这种情况给她造成的义务，每隔两小时去看看病人。最令她诧异的是，一整天神父都一直处于烦躁的状态。他掀掉被单，随后重又拉上盖住，不断抬手抚摩汗潮的脑门儿，还时常坐起来，想咳嗽又咳不出痰来，喉咙嘶哑而带痰声，仿佛要强行清嗓子。当时真像有一团棉絮堵住嗓子眼儿，又无法掏出来。一阵一阵这样折腾之后，他就仰身倒在床上，所有迹象都表明他已筋疲力尽。最后，他又半抬起身子，片刻之间凝视前方，目光那么专注，比先前躁动时更为凶猛。可是，要不要叫医生，老太太还在犹豫，唯恐惹病人不快。虽说看似很严重，但也许这仅仅是突发高烧。
里厄走出教堂时，一阵狂风从半开的门扇灌进教堂，径直扑向教徒们的脸。一股雨水的气味和潮湿的人行道的清香，随风进入教堂，让教徒们出去之前就领略了城市的模样。一位年迈的教士和一个年轻助祭，这时正在里厄大夫前面走出门，好不容易才按住帽子。尽管手忙脚乱，年迈的教士还照样不停地评论这场讲道。他赞赏帕纳卢的口才，但是颇担心神父阐明思想的大胆论断。他认为这场讲道，重在表现忧虑而不是力量，可是一位教士，到了帕纳卢这种年纪，就没有权力方面的忧虑了。年轻的助祭顶风低着头，明确说他总跟这位神父打交道，了解他的思想演变，他的论文还要大胆得多，恐怕难获教会批准印行。
不过，到了下午，老太太试图对神父说这事儿，只得到几句含混不清的回答。她又重提请医生的建议。神父一听便坐起来，他有点喘不上来气，回答得却十分清晰，他不愿意请医生。当时，房东老太太就决定等到次日早晨，如果神父的病情还不见好转，她就打电话，朗多斯克情报所提供的电话号码，每天要在广播里反复播送十来遍。她始终担当自己的责任，打算夜间还去看看房客，守护在床前。可是，晚上给他端去新煮的药茶之后，她本人也想躺一会儿，不料直到次日天蒙蒙亮才醒来，赶紧跑到病人房间。
“我的弟兄们，”帕纳卢最后说，同时宣布他得出的结论，“爱天主，是一种艰难的爱。这种爱的必要条件，就是完全忘我，鄙视自身。但是，唯独这种爱，才能消除孩子们的痛苦和死亡；不管怎样，也唯独这种爱，能让死亡显示其必要性，因为死亡无法理解，我们就只能求之了。这就是难以领会的一课，我愿意和你们共勉。这就是信念，在世人眼里很残酷，在上帝眼里却有决定意义，因此必须拉近距离。这种可怕的形象，我们一定要与之比肩。登上这个顶峰，一切都将相混同，不分高下了，真理就将从这表面上的不公正之中涌现出来。也正是如此，在法国南方的许多教堂里，一些鼠疫受难者在祭坛的石板下安眠了多少世纪，神父们在他们的坟墓上方讲道，所宣扬的精神，正是从这种也有孩子份额的骨灰中激发出来的。”
神父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昨天满脸涨红，现在却面无血色，因脸庞依然丰满，那种苍白就尤为骇人了。神父正凝视着床铺上方的一盏玻璃彩珠吊灯。他的头立刻转向进屋的老太太。据房东说，他折腾了一整夜，毫无气力做出反应了。老太太问他身体如何，注意到他回答的声音淡定得出奇，他说情况不妙，但不需要请医生，只要把他送进医院，照章办事就可以了。老太太一听慌了神儿，急忙跑去打电话。
帕纳卢神父讲到这里，又举出马赛鼠疫流行期间，贝尔森斯[4]主教的崇高形象。他回叙说，在瘟疫行将结束时，主教已经做了一切该做的事，认为一筹莫展了，于是备足食粮，闭门不出，还让人在住宅四周筑起围墙。当地居民本来把他视为偶像，由于痛苦到极限而产生的逆反心理，他们对主教的行为痛恨到极点，就用尸体将他的房子包围起来，想要让他染上瘟疫，甚至还把尸体抛入墙内，以便更加确保他难逃厄运。主教就是这样，在最后关头意志薄弱，自以为在死亡的世界能独善其身，不料尸体却从天而降，砸到他的头上。我们同样如此，就应该确信在鼠疫的肆虐中没有安全岛。不，没有中间路线。必须接受令人愤慨的现实，因为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恨天主，要么爱天主。又有谁敢选择恨天主呢？
里厄中午时分赶到，听了房东的讲述，他仅仅回答说，帕纳卢做得对，但是恐怕太迟了。神父以同样淡定的态度接待里厄。大夫检查了一下，不免感到意外，在他身上没有发现淋巴腺鼠疫或者肺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只检查出肺部肿胀，并有压抑痛感。但是不管怎样，他的脉搏十分微弱，总的体征临近病危，生存的希望不大了。
这倒不是说拒绝防范措施，防范措施正是一种明智的秩序，由一个社会引进一场大灾难的混乱中。决不要听那些道学家的胡言乱语，说什么必须跪下来求饶，放弃一切。我们只应往前走，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尽量做好事。不过，除此之外，就必须坚持下去，完全听从上帝的安排，哪怕孩子死了，也不要去寻求个人的帮助。
“您根本没有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大夫对帕纳卢说道，“但实际上，还有疑问，我还得把您隔离起来。”
帕纳卢神父讲到这里顿了顿，停顿时通常会伴随场内隐隐的嘈杂声，而这次嘈杂声刚起，讲道者就出人意料，马上接下去，其声铿锵有力，佯装设身处地，替听众发问，究竟应该如何作为。他早就料到，大家要说出听天由命这个可怕的字眼儿。那好吧，面对这个字眼儿他并不退避，只要允许他加上“积极的”这个形容词。当然了，还得强调一遍，切勿模仿他曾提过的阿比西尼亚的那些基督徒。更不要想去附和那些患上鼠疫的波斯人，他们将带有病毒的破衣烂衫抛向由基督教徒组成的卫生防疫队，并且高声祈求上天将鼠疫传染给这些离经叛道者，惩罚他们企图制服天主赐予的灾难。然而反过来，也不应该效仿开罗的那些修道士：他们在上世纪瘟疫流行期间，举行送圣体仪式时用镊子夹圣体饼，只为避免接触信徒们可能潜伏病毒的又湿又热的嘴。波斯的鼠疫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同样都有罪孽。因为，对于前者，一个孩子的痛苦无关痛痒，而对于后者则相反，人对痛苦的畏惧侵蚀了方方面面。这两种情况，问题都被掩盖了。对天主的声音，他们全置若罔闻。还有其他事例，帕纳卢也要列举。据马赛大鼠疫纪事作者的记述，赎俘会[3]修道院八十一名修道士，仅有四人幸免于难，而四人中又有三人潜逃。纪事作者们是这样讲的，再多说什么就超越他们的职业了。然而，帕纳卢神父读到这些记载，全部思绪就自动集中到那名唯一留下的修道士身上，尽管他也看到了那七十七具尸体，尤其看到了那三名教友逃逸的例子。讲到这里，神父用拳头捶着讲道台的边缘，高声说道：“我的弟兄们，一定要做留下来的那一个！”
神父微微一笑，样子很怪异，似乎表示礼貌，但是没有说话。里厄出去打电话，返回房间，就看着神父。
帕纳卢停顿了，这时，里厄才更清楚地听到风从门下钻进来的哀鸣：外面的风似乎刮得更加猛烈了。与此同时，神父又讲到，他所说的全盘接受的品德，不能从通常赋予该词的狭义来理解，既不是一般意义的逆来顺受，也不是勉为其难的驯顺，而是屈辱，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一种屈辱。不言而喻，一个孩子遭受的痛苦，是对人的思想和心灵的侮辱。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投身进去。这就是原因，而帕纳卢明确告诉听众，他要说的意思不容易说，必须情愿接受屈辱，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愿。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所有出路都关闭了，才会把根本的选择贯彻到底。一个基督徒会选择相信一切，以免走到否定一切的死路。正如那些善良的妇女，这时候在各教堂得知，腹股沟淋巴结形成肿块，正是人体排泄传染毒素的自然通道，她们就说“天主啊，请让我身上腹股沟淋巴结也长出肿块吧”，基督教徒也同样会把自身交给天主，即使还不理解我主的意愿。我们不能说“那个我理解，但是这个不可接受”，必须跳进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种不可接受的腹心，恰恰就是为了我们做出选择。孩子的痛苦正是我们的苦涩面包，但是如无这种面包，我们的灵魂没有精神食粮，就会饿死。
“我就守在您身边。”他语气温和，对神父说道。
上世纪有一位世俗作家，断言并不存在炼狱，便声称揭示了教会的秘密。言下之意，他认为不存在半路，只有天堂和地狱，人根据生前所做的选择，死后不是升天堂而得永福，就是下地狱而受永罚。但是，按照帕纳卢的观点，这是一种异端邪说，只能出自一个不信教的人的头脑。因为，炼狱确实是存在的。当然，有些时期，不能过分指望这种炼狱，有些时期，根本谈不上轻罪。任何罪孽都死有余辜，任何冷漠的态度都是犯罪。那就是全认可，或者全否定。
这时，神父又恢复点儿精神，眼睛转向大夫，眼神里重又含有几分热情。接着，他艰难地开口说话，没法儿判断他是不是带着伤感讲这句话。
里厄刚想到神父接近了异端邪说，但是不容他细想，帕纳卢已经接着有力地断定，这种命令，这种纯粹的要求，正是基督徒的特惠。这也是基督徒的美德。神父心知他要讲的美德中有过火的成分，许多习惯了更为宽容和传统的道德的人，听了会反感。不过鼠疫时期的宗教，不可能等同于平时的宗教，如果说天主可能容许，甚至渴望人的灵魂在幸福的时期安详而怡然自得，那么他也希望在极端的不幸中，人的灵魂就应该有极端的表现。今天，天主将他的造物置于不幸的境地，这是赐予他们的恩惠，促使他们重新找回并担当起这种至高无上的德行，即全相信或全否定。
“谢谢，”他说道，“不过，我们没有朋友，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了上帝。”
这工夫，里厄周围的人两臂搭在扶手上，似乎舒舒服服坐在长椅上，尽量保持最惬意的姿势。教堂入口的一扇软垫隔音门在轻轻地来回摆动。有人离座去把门扶住。里厄因这种骚动而分心，几乎没有听见帕纳卢接着讲道说些什么。神父所讲的大致内容是，不必试图解释鼠疫这种现象，而应尽量学会可能学会的东西。里厄听得很模糊，以为神父主张什么都无须解释。等到帕纳卢用力强调，在天主看来，有些事情可以解释，另一些事情不能解释，这时里厄的注意力才开始集中。世间当然有善恶，一般来说，也很容易解释善恶的区别。然而，深入恶的内部，就开始碰到难题了。譬如说，世间存在看似有必要的恶，也有看似没必要的恶。有堕入地狱的唐璜，也有一个孩子的夭折。要知道，如果说唐璜这个浪荡的恶少天打雷劈，是罪有应得的话，那么这孩子遭受这么大罪，就无法理解了。事实上，在这人世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一个孩子遭罪，以及这种痛苦所带来的恐惧，并且务必找出这其中的缘由。在人生的其他方面，上帝向我们提供了一切便利，因而到此为止，宗教也就乏善可陈。在这里则相反，天主将我们逼到墙根儿。我们全落入鼠疫的围墙里，我们必须在这种死亡的阴影中，找出有益于我们的方面。帕纳卢神父甚至不肯随便利用廉价的优势，一举而跨越围墙。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一句，等待这孩子的永福，足可以补偿他们遭受的痛苦。而其实，他对此却一无所知。归根结底，谁又能断言，永恒的福乐便可补偿人所遭受的片刻痛苦呢？那肯定不会是个基督徒，只因我主耶稣四肢和心灵都尝到过痛苦。神父不会那么做，依然停留在墙脚，直面对着一个孩子的痛苦，坚守这种十字架便是象征的极痛深悲。他可以无所畏惧地对那天听他讲道的人说：“我的弟兄们，时刻到了。不是相信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可是在你们中间，谁又敢否定一切呢？”
他要人把放在床头的耶稣受难十字架递给他，拿到之后，便转过身来，盯着看十字架了。
不过，他的声音渐渐有了底气。他开始提醒说，鼠疫在我们中间流行了数月，多少次看到它坐到我们餐桌旁，或者坐到我们所爱的人床头，看到它在我们身边走动，在工作地点等待我们到来，因此，现在我们更了解鼠疫了，现在也许我们更能接受它不间断对我们讲的事，而在初期惊愕之余，我们不可能很好地听取。帕纳卢神父在同一地点布道已经讲过的话，仍然是对的，至少他深信不疑。然而，这种情况我们每人都碰到过，他也痛悔得捶胸顿足，当时他布道所考虑并讲出来的话，也许还缺乏慈悲心怀。不过，有一点始终是对的，就是说任何事情，总有可取的方面。最严酷的考验，对于基督教徒仍有裨益。而基督教徒遇事所应当寻求的，恰恰是事情的益处，以及这种益处由什么构成，怎样才能够找到。
帕纳卢住进医院，再也没有开口讲话。他听任摆布，如同一个物件，接受强加给他的各种治疗，只是握住十字架再也不放手了。然而，神父的病例一直确诊不了。在里厄的思想里始终存疑。是鼠疫，又不是鼠疫。而且，近来一段时间，鼠疫似乎乐得给医生的诊断制造混乱。不过，在帕纳卢的病历中，随后的情况将表明，这种难以确诊并不重要。
可见，在我们同胞的心目中，这种迷信替代了宗教信仰，因此，帕纳卢讲道的教堂，上座率只达到四分之三。讲道是在晚上，里厄到达时，风一阵阵从入口两扇自动关闭的门缝隙间钻进教堂，在听众之间自由穿行。里厄走进这清冷而寂静的教堂，在一色男信徒的座位中间坐下，看到神父正登上讲坛。帕纳卢开始讲道，比起头一次来，他这次语气更加温和，也更为审慎，而且，听众也多次注意到，他在演讲中有几分迟疑。还有个情况很怪，他不再讲“你们”，而是说“我们”如何如何。
体温上升，咳嗽的声音越来越嘶哑，一整天折磨着病人。到了晚上，神父终于咳出堵着嗓子眼儿的那团棉絮。那团棉絮呈红色。帕纳卢在高烧的嘈杂闹声中，始终保持淡定的眼神。第二天早晨，他死了，半个身子悬在床外，眼睛没有任何表情。他的病历卡上记录为：“疑似鼠疫。”
这些预言有些甚至在各家报纸上连载，而大家阅读的浓厚兴趣，丝毫不逊于灾难前看连载的言情小说。有些预言还依据稀奇古怪的计算，即在计算中纳入闹鼠疫年份的千位数、死亡的人数，以及瘟疫持续的月份数。另一些预言则比较历次鼠疫大流行，找出其中类似的方面（即预言中所谓的常数），再运用同样古怪的计算，便声称得出认识当前灾难的数据。不过，最受公众赞赏的预言，无疑是效仿《启示录》的语体写成的，宣告即将发生一系列事件，每一个都可能成为考验这座城市的大事件，其复杂性可以做出多种多样的阐释。就这样，诺斯特拉达穆斯[1]和女圣徒奥狄尔[2]便成为天天咨询的预言家，而且总能获得相应的回答。况且，所有预言有共同之处，最终总能给人以宽慰。唯独鼠疫例外。
[1]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1503—1566），法国占星术士、医生。约1547年开始预言活动，1555年将其预言结集出版，题为《世纪连绵》。他颇受法国王室的器重，曾被查理九世任命为侍从医官。在1781年天主教会焚书目录簿中，他的预言受到谴责。
举例便可说明，我们的同胞开始滥用预言了。的确，在春季那会儿，大家就期待鼠疫会随时结束，既然大家都确信疫情不会持续下去，谁也想不到去问问别人，瘟疫究竟能流行多长时间。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有人开始担心，这场灾难真的没有头儿了，于是瘟疫停止流行，一下子就成了众望所归了。占星术士或天主教圣徒的各种预言，就这样一手传一手。本城印刷所老板也很快就看出，公众对预言的这种执迷有利可图，于是排印成册，大量发行。他们又发现公众的好奇心难以餍足，便组织人力到市里各家图书馆查阅野史，尽量搜集所有见证资料，汇编起来在全市发行。如果史书上的预言还嫌不足，还可以向一些记者定制：这些记者至少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专业水准不亚于那些世代的楷模。
[2]奥狄尔（Odil，约660—约720），阿尔萨斯修女。阿尔萨斯圣奥狄尔山上霍亨堡修道院创建者。她原是阿尔萨斯公爵之女，后成为阿尔萨斯的主保圣人。
神父第二次讲道，正赶上大风天。老实说，没法儿跟第一次讲道相比，这次全场听众坐得稀稀拉拉的。原因很简单，在我们的同胞看来，这种场面已无吸引人的新意了。在全城经历艰难的时期，“新意”这个字眼早已失去意义。此外，大多数人，即使没有完全弃绝他们的宗教义务，或者，即使没有参加礼拜的同时又过着极不道德的私生活，他们也会用一些毫无理智的迷信来取代正常的宗教活动。他们宁愿佩戴护身圣牌或者圣罗克护身符，也不肯去做弥撒了。
[3]赎俘会，十三世纪始建于西班牙，是供奉圣母的重要修会。当时，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由撒拉逊人统治，许多基督教徒被关押。基督教教士佩德罗·诺拉斯科（1189—1256）创建赎俘会，愿以自身为人质，救出被关押的基督徒。
“我希望您能到场，大夫，讲道的主题会引起您的兴趣。”
[4]贝尔森斯（Bezuce，1671—1755），法国高级神职人员。马赛鼠疫流行期间（1720—1721），他正任马赛主教，十分关心鼠疫患者。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帕纳卢神父对他就有微词。
自从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帕纳卢就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传播的地方。在救护人员中，他置身于自认为合适的位置，也就是说第一线，死亡的场面自然见过不少。他虽说注射过疫苗，有了免疫力，却未能免除他对死的忧虑。不过，表面上，他总能保持镇定的神态。可是自从那天，他长时间观看一个孩子死亡的过程，似乎就变样了。越来越紧张的神色，明显写在他的脸上了。且说那天，他对里厄笑道，此刻他正写一篇小论文，题为“神父能否看医生”，大夫便感到，事情似乎远比帕纳卢所说的更为严重。大夫表示愿闻这篇论文的详情。帕纳卢便告诉大夫，他在男教徒的弥撒上要有一场布道，届时他至少会阐述他的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