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锋最后见到的父亲的形象，是已经解剖完毕，要妻子和儿子确认的一具尸体。因为是自杀，没跟家属商量就解剖了。据说胃里也发现了少量荞麦皮。尸体盖着一块白布，布不大干净，露出一张胡须很长、已经瘦得不成人样的死灰色的脸。以后冰锋上解剖课，常常回忆起这一情景。冰锋关于父亲相貌的记忆，除了遗容，就是母亲床头柜上小相架里那张忠厚得让人难受的照片。此外还有父亲死前一年多，有一天冰锋放小学回家，走过一个空场，围着不少人，同学忽然喊，陆冰锋，看，你爸！父亲站在一个课桌上，腰弯成九十度，脖子上用铁丝挂着一块特别大的砖头，扬着脑袋，脸上用墨汁画得乱七八糟。冰锋直担心他的脖子会被铁丝一下勒断，就像用快刀斩断一样。有人在喊口号：打倒陆永志！砸烂陆永志的狗头！冰锋立刻跑开了。
父亲喝了半瓶敌敌畏，但在自杀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吃东西，身体已经脱水，与其说他把自己毒死了，还不如说把自己饿死了。他枕的荞麦皮枕头被咬了个口子，洒了一床一地，脸上也沾了好些。桌上有个完整的窝头，都放馊了。据街道主任说：你爸爸一脸荞麦皮，那模样真逗人。单位的人见到母亲和冰锋，同样边笑边说，既然服毒，何必绝食呢？忍不住饿，不吃能充饥的，用这根本不能消化的荞麦皮填补肚子，还把自己弄得像个怪物。冰锋知道，这是一种绝望的紊乱，或者说紊乱的绝望，父亲死于极度的孤立无援——包括来自自己的理智的援手。这不仅破坏了他心中父亲的尊严，也破坏了他所理解或想象的父亲的绝望。
其实冰锋对父亲了解得并不多，小时候不知道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还以为真的是坏人，直到父亲绝命之际，也没给他一点温暖。印象中有一回，冰锋正站在窗前看天，父亲凑过来，难得有兴致地说，“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你看，鱼鳞斑就是这种云。平时父亲说话不多，对别人的意见唯唯诺诺，但这并非随和，而是卑微。后来冰锋想，父亲是被自己的境遇给压垮了。父亲唯一让他佩服的是写得一笔好字，用毛笔抄写过好多张《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但都没保存下来，只留下那份遗书，也遗失了。父亲死了，连骨灰都没有保留。等到大批“右派”陆续得到平反之后，父亲也被平反了，但过程相当艰难，也相当迟缓。父亲的档案丢了，平反后冰锋到部里人事局要求看档案，只有薄薄两份，一是重新给他做的履历表和工资单，一是他的平反文件。
父亲的尸体是被街道主任发现的。她来查看父亲离开没有，几次都关着门，以为已经走了，后来有人说楼道臭得慌，久久不散，打开门，才发现父亲死在屋里了。记得她见着冰锋，上来就说，你爸爸挺仁义的，死了一礼拜了，其实没那么臭，进得来人。也许因为天冷，屋里又没生火。不过话说回来，要是臭味挺大，不早就发现了吗？也不管面前这个十岁的孩子是否承受得了。
父亲的遗体火化后，母亲带着冰锋到这个地下室告别，门上贴了封条，他悄悄撕开，进来看了看，走时又给贴了回去。后来冰锋考上北京医学院，曾来这儿告慰父亲。十年过去，这个住宅区毫无变化，只是地下室已经没人住了。来北京是冰锋的心愿，终于来到父亲最后离开这世界的地方，仿佛还能看见他远去的背影。但父亲平反，冰锋没来地下室，因为在他看来，平反之举当然可以安抚那些轻易就能被安抚的家属，但也只是活人之间的一种交易和安排罢了。
冰锋刚才在报摊买了一份《人民日报》，一份《北京日报》，铺在原来父亲的床摆放的位置，躺下身来。头枕在地上很硌，身子也有点凉。从高处的窗户里射进一团光，照到脚前不远的地上，而他在黑暗中看到的，就是父亲看到的世界最后的光。虽然很不舒服，冰锋还是久久躺着。他觉得这里是距离父亲最近的地方。
当初部里落实政策，把母子三人的户口迁回北京，将失去职业的母亲改成退休待遇，给身体不好的小妹安排了工作，最难办的还是为死者的遗属解决住房问题。耗了很长时间，连父亲平反的事都拖下来了。冰锋说，还不如把爸爸死的那间地下室分给咱们呢。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听就急了。那里已被视为凶宅，甚至有闹鬼的传闻。终于分到一套两间半的房子，遗憾的是一楼，有点暗。但冰锋觉得，这份晦暗反倒是唯一接近父亲之处。主管此事的同志对他们说，凡是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是做不了的了。人死不能复生，生者好好活吧。
下行的楼梯又暗又潮。地下室的门上挂着钌铞儿，用铁丝拴住。拧开铁丝，很费劲地推开门，吱吱呀呀地响。这里已经废弃，挨着屋顶的一排小窗户玻璃都碎了。墙角有一坨大便，干得近乎风化，没有臭味了。这是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居所。墙很脏，看不出摆过家具的痕迹，只能大概记得父亲的床曾在哪里，一张桌子和一个凳子又在哪里，而这就是当初的全部家具了。记忆中墙上还有父亲用指甲刻的痕迹，就像电影里长年关押的囚犯留在牢房墙上的那样，现在已经无从辨认了。
母亲和弟弟妹妹住进新房子，对这一家人来说，是有史以来最幸福的一天。家具和厨房用具大部分是朋友家用过的，还不齐全，一张桌子和四个凳子，则是在信托商店买的。把冰锋也从学校叫了回来。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饭，母亲把父亲的小相架摆在桌上，前面摆了一副筷子，一杯酒，但没有空凳子了。她买了一瓶樱桃酒，斟满五个酒杯，在父亲的照片前也摆了一杯，端起杯子，热泪盈眶地说，老陆，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你也该高兴吧！母亲和妹妹素来滴酒不沾，但各自都喝了一大口。冰锋虽然和他们碰了杯，在嘴边抿了一下，就放下了，只记得那酒有点挂杯。他不愿扫母亲的兴，心里却说，这跟爸爸有什么关系呢，他哪里知道有这一天！
冰锋没有回家，乘108路电车去了和平里。下车拐进一条细长的胡同，路边有一排杏树，花谢得差不多了，待到枝头只剩下叶子，就不大容易看出与别的树的分别了。胡同尽头是一片老旧的住宅楼，院里种着几棵银杏，刚长出不久的叶子，是那种特别年青、特别干净的绿色，但已经显得厚实坚韧了。一路遇见的住户，都不无警惕地瞄着他。冰锋进了一个楼门。
冰锋大学毕业，又来过一次地下室。这里仿佛记录了他的成长经历。对他来说，这是一处隐秘之地，沉思之地，冥冥之中与父亲对话之地。
过了几天，冰锋又到那儿去了一趟。丁香不如上次香了，仿佛已经精疲力竭。但在某个风向突然出现浓烈的香味，离开这个风向就闻不到了，尽管风很小，甚至看不出枝条摆动。或许因为冰锋走来走去，或许有的花比别的香，但从外表看那些树、树上的花都差不多，只有白色与紫色的区别，他也分辨不出哪种更香。这次连大门都没有赶上打开。冰锋想，自己还不如眉间尺呢，尽管在围观时被挤倒了，好歹还见了仇人一面。
冰锋躺在地上，看着窗户透进的越发黯淡的光线。这与当年父亲看见的当然不是同一缕阳光，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父亲正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着。他以这个地方而存在；以母亲床头柜上小相架里那张照片而存在——那是一副被一而再的政治斗争搞得无所适从，惶恐不安，最终麻木不仁的面容；以冰锋有关他的记忆而存在——他的遗容，还有他被揪斗时的一瞥，二者直接相连，而屏蔽了其间与之前的所有记忆。父亲以这一切告诉冰锋，自己一生的遭遇不应该被迄今为止身后的种种所掩盖，所抹杀。
冰锋站在那几棵丁香树旁边。有白丁香，也有紫丁香，一天里不同时间香味似乎不同，现在比下午香得多，仿佛天黑下来开始发力了。香味是弥散性的，但不是散发，而是喷射，不像是天然的，倒像是人工的，有股洗衣粉的味道。一辆挂着窗帘的黑色吉姆轿车开过来，鸣了三声喇叭，两扇铁门随即开了，原来是电动门，门内一旁站着个中年男人，大概是门卫。冰锋趁机往里张望。一条甬道，两边种着悬铃木，就是俗称法国梧桐的，枝头稀稀拉拉长出一些小叶子，挂着不少去年留下、已经干了的小铃铛般的果实。院子深处有几幢灰色楼房。门卫见冰锋探头探脑，提防地盯着他。没等看仔细，院门就关上了。高高的围墙上，还有铁丝网。
冰锋望着那近乎垂死的光线，体会父亲临终的感觉。那时对父亲来说，就是末日审判，就是他的一生总的结论，就是这个世界完结时的样子。此后无论什么都与他无关，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父亲真是绝望而死。
冰锋知道，只能一个门一个门地找了。这时已近黄昏，做木工活的收工了，原地换了个崩爆米花的。一尊黑乎乎的大炮似的爆米花机架在支架上，下燃炉火，师傅一手拉风箱，一手转动爆米花机。有个梳着两个髽鬏的小女孩一脸渴望地站在跟前。嘭的一响，腾起一团白烟，师傅举起肮脏得已成黑色的口袋，将白花花的爆米花倒进她端着的浅儿里，一股香喷喷的味道。冰锋忽然发现，前面不远，有一处两扇大铁门紧闭，像是深宅大院。祝部长进出得坐汽车，没准就是这里。
冰锋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可以说根植于一种生死观。他是个唯物论者，这当然与学医的背景有关。上学期间发生过两件事，深深地影响了他。一是在外科实习时，有个病人患胰腺癌，手术时发现已经转移至腹腔，只能匆匆缝上，疼得厉害就打一针芬太尼。他要负责这床的冰锋代发一个“伯病重盼速来”的电报，还留了医院名字、病房号和床位号。是发给云南××县××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一个人的。冰锋觉得“盼”字多余，浪费三分钱，但还是照发了。从昆明到北京乘特快还得三天三夜，从他那里到昆明又不知要多少时间。病人每天都问，来了吗？这些话像是一个背着根本不能负荷的重负，好不容易透了口气的人说的。最后苦笑一下说，不会来了。这就是遗言。他死后第三天，那个人到了，农民模样，有点木讷，并没有很悲痛的样子。冰锋不知道死者盼望他来是为什么，他来又是为什么。
他在苏州胡同一家小饭铺买了两个火烧，夹上五毛钱小肚，权当午饭，又去对面的东单公园消磨了一会儿。下午三点多回来，从胡同东口慢慢走向西口。幼儿园放学了，有人推着小推车，车里站着一个小孩；还有人骑着自行车改装的三轮车，后面镶着玻璃的轿子里，坐着一个小孩。一辆拉着红绒面沙发的平板车，也从他身边经过。远远看见一位骑自行车的邮递员，停在一个门口喊，挂号信，拿戳儿！冰锋迎上去说，借光，跟您打听点事。邮递员下了车，和蔼地问，什么事？冰锋说，我想打听一个人，他叫祝国英，您知道住在哪个门么？邮递员脸色一沉：您打听这个干吗？冰锋说，我是他的熟人，想找他。邮递员说：熟人，会不知道他住哪儿？冰锋支吾地说，我来过，可是忘了。邮递员微笑着说，劳驾您慢慢想吧。骑上车走了。
一是在口矫实习时，每个学生要给病人做一副全口义齿，从制取印模、灌制石膏模型，到义齿装盒完成，冰锋做得都很用心，带他实习的大夫也直夸奖，待约病人来初戴那天，却没有来。记得是个老人，精神很好，甚至显得红光满面，就是左手略有点抖。这副还没最后完成的义齿留在科里。过了一个星期，来了一个中年妇女，说她父亲去世了，想把假牙取回，放进骨灰盒。这时已经该转科了，另找病人来不及，老师给了冰锋一个及格分。以后他毕业分到现在的医院，干的是口内、口外，口矫另有科室，没有机会再做义齿了。冰锋有时想到那副可能还放在某个冰冷漆黑的骨灰盒里的义齿，想到患者家属那份可怜之心，只是永远不知道他做的是否合适。这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都令冰锋想到自己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真切感受到自己与父亲之间的生死之隔。或者说，是作为生者对于包括父亲在内的死者那种不可企及的无奈。
两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凑上前来，冰锋记得她们已经来回路过两趟了。其中一个问，你在这儿站了老半天了，有什么事吗？冰锋说，我等人。另一个问，等谁呀？冰锋说，一个朋友，约好了，就在这丁香树旁边。老太太们将信将疑地走开，还不约而同回头看看。冰锋知道等她们再巡逻过来还会找麻烦，如果换个地方，被看见了就更麻烦了。不如遇见邮递员时询问一下。他既然送这条胡同的信，一定知道谁住在哪里。算算上午的时间已过，只好等下午那班送信时再来。
冰锋站起来，收拾好报纸，离开地下室时，把门用铁丝拴上。回家路上他想，如果说为父亲平反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的话，母亲告诉他仇人是谁，倒确实是解决了一个问题，相比之下意义重大得多。但是，如果从他刚才重新感受到的死者无知这一点出发，难道复仇就足以告慰死者吗？冰锋重又想起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所期待的正义，并不能同时涵盖现在与过去，正义之光照亮的只是他自己，而他的父亲和哥哥永远留在了死亡的黑暗之中。伍子胥所要算的不是伍奢、伍尚与楚平王的账，而是自己与楚平王这笔账。当凶手浮出水面，被害者也就应该隐退。现在只剩下一个复仇者和一个仇人了。
冰锋一周值一次夜班。下夜班那天上午，他来到那条胡同。口上有个大花坛，安置着石凳，几树榆叶梅开满了浅粉色的花，宛如正在燃放的烟火。路两边的墙壁粉刷过，院门也都新油漆了。走过那家幼儿园，还有居委会，没敢进去打听，离胡同口不远还有个派出所，就更不敢问了。路边，两个木匠正在打一件双人床之类的活，满地的刨花。歇工的时候，各自往地上吐了口浓痰。冰锋找不着方向，又不愿乱闯乱碰，看着那两个做木工活的，有点出神。
冰锋回到家里，找出那本《史记》，把《伍子胥列传》重读了一遍。过去未曾好好读过篇末的“太史公曰”，现在感觉作者写完本传，意犹未尽，即兴抒发，甚至不无自相矛盾之处。上来说，怨毒对于人来说实在是太厉害了！态度好像有所保留。接着说，国君尚且不能和臣子结下怨毒，何况是地位相同的人呢！意见也不算特别高明。但接下来他显然被伍子胥非凡的一生所感染了：假使当初伍子胥追随父亲伍奢一道死去，与蝼蚁又有什么区别呢？舍弃小义，洗雪大耻，名声流传于后世。当子胥困窘江边的时候，沿途乞讨的时候，他的意志难道有片刻忘掉了郢都所发生的事情吗？克制忍耐，成就功名，不是刚烈的大丈夫又有谁能做得到呢？司马迁在仁厚的伍尚与刚强凶猛、忍辱负重的伍子胥之间推许的乃是后者，而伍子胥的片刻不忘，不就是前面提到的怨毒吗？如果不能成就功名，克制忍耐未必有意义；能洗雪大耻，舍弃小义就没有问题。
回到家里，冰锋找出母亲给他看的那张报纸，上面并未说明几位离休老干部住在哪里，但却提到幼儿园的名字。第二天他上班，在科里的电话本上查着那家幼儿园的电话号码，很容易地问到地址，是在崇文门附近。冰锋想，祝部长应该住得离那儿不远，也许就在同一条胡同。
在《伍子胥列传》里秘密地留下记号，应该说是父亲一生中唯一大胆的举动了。父亲将伍子胥介绍给冰锋，自己则隐身在这个故事的后面。但冰锋想，这里无论伍奢还是伍尚，对于伍子胥都有深刻了解：伍奢说他为人刚强凶猛、忍辱负重，能成就大事；伍尚说他能够报杀父之仇。而自己除了生在父亲倒霉的那一年，算是一点因缘外，彼此相处的十年光阴里，究竟有什么表现使得父亲寄予厚望呢？显而易见，冰锋只有真正成为一个像伍子胥那样的人，才能完成复仇大业。而最令冰锋佩服的是，当这一突如其来的境遇强加给伍子胥时——实际上是伍尚的话影响了他，而伍奢对他也有同样期待，他的人生方向就改变了，他沿着这个方向，一生只做这一件事，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犹豫动摇。这正是司马迁所不能不予以赞叹，而且一赞叹就难以抑止的地方。而当冰锋意识到自己的复仇之举亦非易事，过程可能同样漫长，他感到进一步接近伍子胥了。
冰锋找了个公用电话，按照从母亲处抄来的号码，打到贺叔叔家里。接电话的声音略显苍老。冰锋说，我是陆永志的儿子，好几年没问候您了，近来身体好吗？对方客气地说，啊，记得，记得，我还好。冰锋说，想请教一下，祝部长，您知道他住在哪儿么？贺叔叔像是马上警觉起来：你为什么问这个呢？冰锋说，不为什么，随便打听一下。贺叔叔说，哦——你母亲的情况都挺好吧？这个岔打得太明显，也太生硬，冰锋不想说下去了。贺叔叔问起他的地址电话，他留了科里的，贺叔叔说，你当大夫啦，很有出息啊。冰锋客气几句，挂上电话。
冰锋很想仔细了解一下伍子胥这个人，除了《史记》本传，又根据杂志上一篇文章提供的线索，去阅读其他典籍上的相关记载。在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向上找到《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向下找到《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对照《史记》，发现自远而近，伍子胥故事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讲得也越来越详细。但冰锋从一开始就没有抱持历史考据的态度，只对确实有所触动的内容感兴趣。遇到这样的片断，就抄录在那个笔记本上。然而当他了解得多了，不禁有个想法：自己与伍子胥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
冰锋计划先到部里打听祝部长的住址。路过鼓楼，正在维修，顶都挑了，四周搭满了脚手架。到了部里那条街上，风终于停了。方方正正的四层楼前，有几棵玉兰树，粉色的花已经开始谢了，有的花瓣皱了，有的掉了，紫色的花正开或刚开，白色的花刚开，黄色的花则含苞欲放。走上高台阶，推开大门，左边是传达室的窗口，二道门口站着个穿军装的警卫。看见他，警卫问，干吗？冰锋说，到传达室问点事。警卫朝左边扬了一下下巴。冰锋刚往那边走，警卫又问，带介绍信了吗？他站住说，没有。警卫朝相反方向扬扬下巴，示意他离开。冰锋只得转身出来。他记得几年前到过这里，是和母亲一起，为了父亲平反的事。在传达室给人事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出来，把他们领了进去。那时母亲为跑这件事，一趟趟来北京，到处找地方借住，非常辛劳。
在伍奢被捕和伍奢、伍尚被杀的冤案中，除了楚平王，还有一个人起了很大作用，《左传》里叫费无极，《史记》里叫费无忌，楚平王听了他的谗言，才下此毒手。整件事情的起因，是楚平王派费氏迎接秦女与太子成婚，他见秦女貌美，便劝平王娶她。但怕将来太子继位，要杀自己，于是先下手为强，诬告太子谋反。这里《左传》与《史记》的记载稍有不同，前者是一并诬告太子与伍奢；后者则只言及太子，平王讯问伍奢，伍奢劝他勿信谗言，遂被下狱。株连伍奢二子，也是费氏的主意。伍子胥拒召不来，《史记》里伍奢说，楚国的国王和大臣从此要为兵祸所苦了！国王指的是楚平王，大臣指的是费氏；《左传》里他讲得就更明白：楚国的君王和大夫恐怕要忙得不能按时吃饭了！大夫当然特指费氏。显然按照伍奢的遗言，费氏也在复仇对象之列。但是伍子胥为什么只盯住楚平王一人呢？自始至终，费氏似乎都不为他所留意。《史记·楚世家》说，平王死了，昭王即位，楚国的百姓讨厌费无忌，理由之一就是进谗言杀害伍奢父子，逼伍子胥投奔吴国。为安抚百姓，楚国的令尹子常诛杀了费无忌。然而伍子胥对此无所反应，并未停止复仇之举，而且将对象移到昭王身上。难道他囿于所闻，根本不知道费无忌的存在及所起的作用？但楚国的老百姓都知道的事，他会不知道吗？《吴越春秋》记载，以后伍子胥破楚，还亲自参与强占子常的妻子，子常好歹也算替自己复仇的人，他却全无感恩之意。伍子胥给冰锋留下的印象，是擒贼先擒王，只针对那最主要的责任人、最大的凶手，而且无须经过仔细勘察，周密判断，始终恪守自己的这一信念。
冰锋是个口腔科医生，要到星期天，白天才有空闲时间。早早出了门，正赶上沙尘暴。天空浑浊昏黄，像得了黄疸病。沙土粉或沙土粒是从天上来的，地上的也被阵阵大风卷起加入，简直是往人世间不断扬撒着黄土，房屋、树木、街道、行人，都被覆盖了。戴口罩只能护住嘴和鼻孔，眼睛乃至耳朵眼也要遮挡，骑车和走路的女人们用纱巾包着头，在脑后系住，个个像蒙面大盗。有人在风中倒着走路。冰锋逆风而行，步履艰难，仿佛一路在奋不顾身地推开一扇扇风沙的门。他觉得，这种天气去寻仇，未免像趁火打劫。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父亲的遭遇中，祝部长到底相当于什么角色？父亲真正的仇人究竟是谁？根据母亲的讲述，祝部长充其量也只起到费无忌的作用，那么楚平王又是谁呢？冰锋将祝部长视为复仇对象，是否舍本求末，放过了真凶呢？母亲是不是误导了自己呢？如此他所谓心仪古人，所谓追慕伍子胥，以及父亲期望于他的，就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他不仅与伍子胥不相一致，甚至是背道而驰。自己是否成了一个“伪伍子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