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天左对我说，瓜皮都软了，瓜瓤是馊的。她强迫我吃了一块，她好像吃不出来。
肖天左把瓜扔进了垃圾桶。
我说她对人还真热情。
曹翠芬给我倒了一杯茶，我没喝。我疑心这个杯子曹小梨使过。曹翠芬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这些都是新买的。圆桌，盘碗，衣服，鞋子，都是新的。她说我的孩子死了，别人不定怎么称愿，怎么幸灾乐祸。我偏要好好地活，让那些咒我的人不得好死。她是这样想的，我愣怔地看她，不知该怎样接她的话。肖天左说，曹老师你不要这样想问题，不会有人对你幸灾乐祸。曹翠芬激烈地说，怎么没有？他们都巴不得我让人杀死，他们才解恨。你问问李红，是不是这样？我更无法回答了，虽然我清楚曹翠芬说的是事实，可这样的事实委实太残酷。我用手摸着我的儿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曹翠芬缓了一下语气，叹息地说，曹小梨替我死了，这没什么不好。我好歹还有份工资，还能活命。如果剩她一个人，李红你说，她怎么活？曹翠芬目不转睛盯着我，仿佛非要从我嘴里掏出答案来。我目瞪口呆。我不知道曹翠芬会这样想问题，与正常人的思维出入那么大。可谁是正常人？我？她？还是群众艺术馆的其他人？我不敢顺着曹翠芬的思路往下想，我也不愿意想。这时候肖天左站起了身，说时候不早了，曹老师你也早些休息吧。曹翠芬严厉地说，你坐下！李红还没吃瓜，把瓜吃完了再走！我这才留意到桌上摆着一盘哈密瓜，眼下哈密瓜很贵，她还真舍得买。她把瓜往我的手里塞，往我的嘴边送，我怎样拒绝都不行，她急赤白脸地强迫我吃，瓜瓤甚至蹭了我的脸。还是肖天左打了圆场，他说瓜特别甜，我们多拿一块，回去吃。曹翠芬便把所有的瓜条用手一抄，都给了肖天左。肖天左连声道谢，掐着瓜条急急回了我们自己的家。
肖天左说，也很会说话，我干活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提醒我小心。
这一个晚上我里外折腾自己，甚至黑掉灯威胁肖天左，肖天左一直没有回来。我把自己折腾累了，歪在被子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曹翠芬在院子里喊我。她说李红，你出来坐会儿。我哪里想去，可一想到是曹翠芬招呼，多不想去也得去。我跟随曹翠芬来到了她的屋门前，一盏灯吊在了门框上，照得院子里很亮。我一眼就看见了那张小圆桌，是她从家具城新买的，安放在灯光底下，油漆亮得耀眼。肖天左坐在圆桌旁，在自斟自饮喝茶水。另两边放着两只马扎，很显然其中一只是恭候我的。看见肖天左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可又不好发作，我忍着。我说，活都干完了？肖天左看出了我的心思，哧哧地笑。曹翠芬说，肖天左真是手巧，把什么事都做得非常好，我没见过这么会做活的男人。我心说，你都见过什么。我去她的屋里看了看，居然比我的家还干净整洁，玻璃是新安上去的，通透得像是把天空糊上去了。
我问肖天左怎么不回来吃饭。肖天左说，哪里回得来，她把活排成队等着我，干了这个干那个。我说我饿了，她说干完再吃，就像我是她们家的长工一样。你也不过去喊我一声，你若招呼一下，我也就顺坡下驴跑回来了。
肖天左这一帮，就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我自己吃了饭，看电视，隔几分钟出去看看。曹翠芬的屋子里灯光很暗，肖天左的身影却很清晰，他一会儿在墙上楔钉子，一会儿与曹翠芬联手搬东西，干得热火朝天。我咬牙切齿骂他蠢，帮人也不是这个帮法，就三步远的距离，吃口饭能耽误什么事。我倒是想过把曹翠芬叫来一起吃，那条鱼足有一斤半重，三个人也够吃。但到底心有余悸，换了别人我是会请过来吃饭的，我是个好客的人。可这是曹翠芬。虽然满心眼里都是对她的同情，但潜意识里还是觉得与她交往类似与虎谋皮。我想起我穿皮拖的时候曹翠芬说我像女流氓，气得我险些闭过气去。那双皮拖现在还在，只是我再也不好意思穿了。
我说，笨。她不让你回来你就不回来？
我马上套了鞋子出去看，见曹翠芬正登在椅子上，往天窗上安烟囱。看样子她想生炉子。我们都知道她会过，能省下一分钱也是好的。她家乡的那片深山区，是清代乾隆皇帝御封的旱店子，意思是永远都不会有水。20世纪80年代，县里才在那里打了眼机井。他们家兄弟姐妹九个，小时候光喝水就是一个大难题，遑论其他。她一定觉得生炉子比用煤气省钱，她很会算计。可现在天气还热，炉子安上也没法用，她就是这样一根筋。她还是穿着那件苹果绿的衣服，裤子是灰的，红裤带在有了赘肉的肚子上结了扣，手臂扬起的时候，裤带和赘肉都一览无余。她做起事来笨手笨脚，烟囱从高处落下来，像炮筒一样砸在了她的肩上，她脚下的椅子一歪，险些从上面掉下来。我虚着声音喊来了肖天左，我说你过去帮帮她。肖天左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小声说，我做饭呢，你别没事找事。我赌气地想自己过去帮忙，肖天左把我拉住了，他说鱼刚下锅，你看着火，我过去帮她，行了吧？
肖天左说，我不想去，是你非让我去。
我不相信来租房子的是曹翠芬，我说你也许认错了人。肖天左不以为然，说刚才下班回来正好遇见她，我都与她说话了。她知道你住在这儿，还说以后要给我们添麻烦。看上去她彬彬有礼，一点也不像传说的那样。
我说，她夸你手巧。她可是轻易不夸人。
肖天左说，可她搬过来了呀。以后你每天都要面对她，面对她就要想起曹小梨，你整天不舒服？
肖天左说，她怎么混成这样，她不该混成这样啊。她有强迫症，可她不是一个坏人。
我说你不要提，你提了我心里不舒服。
“是个可怜人，我们能帮就帮她一把。”我对肖天左说。
肖天左说，会唱《一条大河》，那正经是鱼的歌，鱼都是热爱大河的，比人更热爱大河。可惜大河里的鱼越来越少了，有我们也吃不到。他开口唱了第一句，忽然愣住了。他说，曹翠芬不是爱唱《一条大河》吗？她的女儿送命不就是因为她唱这首歌吗？
六
我问鱼会唱什么歌。
曹翠芬一连许多天都没来上班。单位的同事都跟我打听她的去向，我明明不知道，还是做出了秘而不宣的样子。我这种心理自己也奇怪，好像不自觉中就与曹翠芬成了同盟一样。周易馆长还特意把我找了去，嘱咐我跟她做邻居小心点，那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这里要生孩子，她的孩子刚刚被人杀死，她能不嫉妒？我的冷痱子一下就冒了出来。可我说曹翠芬一点也不嫉妒，她还请我吃哈密瓜呢。周易吃惊地说，你还敢吃她的东西？我说这有什么不敢的，她的东西又不会下毒。周易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她能有什么好东西，她买袋奶粉也要买过期的，不过期的她不要。
肖天左下班回来提了一条鱼。我说我不想吃鱼，你又不是不知道。肖天左说，为了儿子也不吃吗？这可是一条正宗的水库鲤鱼，你看这鱼鳞，金黄。怀孕五个多月后，不那样偏食了。再偏食也偏不起了。饭量一日比一日大，正经是两个人在吃饭了。肖天左不失时机地开始改变我的饮食习惯，动不动就以儿子要挟我。我懒得与他争，看着他在盆里加了水，把鱼放了进去。剖鱼时，鱼“吱”地发出了一声尖叫，吓了我一跳。我说鱼敢情也会说话啊。肖天左说，不会说话的那是哑巴鱼。鱼不单会说话，还会唱歌呢。
曹翠芬告诉我，她在办大事呢。她每天都跑公检法司，一是要求判铁二秀死刑，他要杀人偿命。二是要求把铁二秀的房子判给自己。曹翠芬说，曹小梨之所以被杀，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铁二秀既然当了杀人犯，那他的房子也就没用了。她的话说得很简约，我理解的她的意思是，为了自己以后的安全，她需要有一套房子。而这套房子的出处，就是铁二秀的宅院，因为他用不着了。曹翠芬的一只手支着门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与我攀谈。与她做了几年同事，我从没见她这么心平气和地说过话。她的胸腔里总是揣着枪弹，见了谁都想给谁一梭子。也许就是因为从没有人好好地与她说过话，就像肖天左说的，她也是会说话的人，只是没有人给她机会。
厢房一直是杂货间，窗子是木头楞子的，糊着塑料布。自打我搬进这所院子，厢房的门就没有打开过。说是厢房，其实远不够厢房的尺寸，它躲在正房的屋檐底下，其实就是一间棚户的模样。这天我看见房东老张在厢房里一样一样归拢东西。尘土从门窗里腾云驾雾一样往外飞，把满院子折腾得乌烟瘴气。我问老张怎么想起收拾房子，老张说，有人看上这间房了，想租。我说，这样的房子也有人租啊。老张说，租金便宜。我在城北贷款买了房，虽然厅只有十多平方米大，可那是我自己的房子，我再不要交租金了（还贷是另一种感觉）。老张也知道我要搬家了，讲起话来透明了许多。老张说，如果不是有人要租这间房，他都不知道这房子也能换钱。虽然换得不多，但总比这样闲着养耗子好。当初我想用它做厨房，老张不同意，他说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非留着不可。我的厨房就安在了堂屋里，虽说隔着门板，卧室总有一股炒菜味。老张把东西乒乒乓乓往外扔，我的窗子还开着，尘土打着卷儿往我的纱窗上飞。我不高兴了，紧着回去关窗子。老张大概还说了些别的话，我没给他耳朵。
我认真地说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铁二秀判死刑是没有问题的，他那样残忍，不判死刑天理难容。至于那所宅院，我就不知道法律在这方面有什么规定了。铁二秀肯定是回不来了，可他还有别的亲属，现在城市的土地寸土寸金，那样大的一所宅院，谁不眼红？曹翠芬的心情我理解，甚至，我也希望曹翠芬心想事成。可愿望终归是愿望，与实现愿望之间有着很长的路要走，或者，它们之间根本没路。
那天我狠狠地对自己说，恨不得抽自己一巴掌。
我的意思是，曹翠芬可以往最好的方向努力，可也要做最坏的打算。而且我的语气也尽可能亲和，我很想曹翠芬能把我当朋友。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她是个凄惶的人。曹翠芬却没能理解我的苦心，她把我的话想歪了。她凌厉地说，照你这么说，我不该要那套房？他杀了我女儿，我怎么就不该要那套房？
你都有儿子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们不欢而散。曹翠芬根本不容我说什么，扭着屁股走了。她的身影有些萧索，敦实的身材原本与萧索无缘，可我留意到她收紧了肩。她的台阶上蹲着一只猫。她狠狠踢了那猫一脚。猫嘶鸣着起身一跃逃走了，曹翠芬走进了自己的家门，白脸在门缝间一闪，房门“咣当”关上了。
我语塞，难受得半天缓不过劲来。我那个时候是有一种冲动，想告诉曹翠芬，想把水杯从曹小梨的手里夺下来。可我什么也没做。我怕什么。
因为久不与人沟通，她听懂别人的话已经困难了。我这样对自己解释。
姚小桃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告诉曹翠芬？你如果告诉她杯子里有尿，曹小梨就不会喝水了。
连续两个早晨，我都看见一个又瘦又高的黑皮肤老人在门口转。见我注意他，他便佯装看街景，举着花白的脑袋这里观观那里瞧瞧。我断定他瞧不出名堂。我们的院门外就是两堵墙，都是砖头垒砌的，彼此之间宽不过四尺，有一棵臭椿树从前边的院子里探出了头，姑且就算风景吧。老人就站在椿树下，穿着黑西服，更把人衬得条儿一样。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往前迈了半步，明显想和我打招呼。我放缓了脚步，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说话，可他没有说。
我对姚小桃说，你们不能这么欺负人。
我想他应该是来找曹翠芬的。曹翠芬这些日子总是早出晚归，一天要跑好几家单位。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司法局局长的门槛都被她踢破了。她去了就找一把手，提条件，坐在人家屋里不走。她还用人家的杯子喝水，在人家的办公套房的卫生间里解小便。周易馆长被公检法司各部门挤兑得快上吊了。他派人去接曹翠芬，接不回来。他亲自去，曹翠芬指着他的鼻子说，除非你给我一套房。我如果有房就不会去租房。我如果不去租房女儿就不会被杀死。你赔我女儿！这样的理由和条件，周易哪里能担当。后来他连电话都不敢接，他对馆里的人说，得罪就得罪吧，单位穷，反正这辈子也不会犯事儿，大概也不用和他们打交道。
她心底也有柔弱的一面，也知道隐忍。
转天我一开门，那个黑皮肤老人进到院子里来了。他有些惶恐地对我说，同志。我说，您找谁？他说，曹翠芬同志是住在这儿吗？这样规整的说话方式简直是上辈子的事。但我很高兴，终于有人来找曹翠芬了。老人说的是普通话，但听上去很生硬，拿腔拿调。我说曹翠芬一早就出去了，通常晚上才回来。老人朝曹翠芬住的地方望，显然他知道她住在那里。我说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转告吗？老人慌忙摆了摆手，说了声谢谢就往外走。走了两步他又转过身来，说麻烦你。我说什么事？老人从兜里摸出个蓝色塑料皮的本子，然后又摸出一支黑色的钢笔。翻开本子的某页，在上面写了三个字。然后小心地撕下来，双手举着递到了我面前。那上面是三个繁体字：孫慶東。多亏我还认得。我说是您的名字？他哈了哈腰，说麻烦您转给她并代我问候她。我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事，他说您忙，您忙。走得很慌张。
这件事让我很长时间都不舒服，什么时候想起，胃里总是一汪一汪的。那天曹翠芬把水倒掉了，回来用开水冲刷罐头瓶，倒得满地都是水。很显然，她意识到了有人对她的水杯做了手脚。我以为她会大闹一场，可她一声没吭。她只是折腾暖瓶里的水以示抗议。
这个类似名片的纸条我给她放在了窗台上，上面压了一个小石子。我想不管方式如何，我把纸条转给曹翠芬就是了。两个小时以后，我又把纸条收了回来。我还是想当面交给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曹翠芬很晚才回来，脸色很不好，她给自己煮了一包面，摔摔打打地弄出了很大的声响。我在她的窗外站了会儿，她没有发现我。我喊了声曹老师。她把门拉开，门神一样堵在门口，说你有事吗？我把纸条给了她。她嘴唇动了动，没有念出来。她问，人呢？我说，还是早晨来的呢。她又去看纸条，忽然说，你连个电话也不让他留，我怎么与他联系？
这件事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但谁都无动于衷。我注意到有人牵动了一下嘴角，其余的人都像姚小桃一样，连嘴角都没牵。他们都见怪不怪，看起来平时都没少捉弄曹翠芬。不一会儿，曹翠芬先回来了，她拉开抽屉拿出来一盒磁带，放到小录音机里，录音机便像劈了嗓子一样吱吱哑哑唱了起来。别人都MP4了，她的录音机好像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屋子的人都留意着她，希望她能端起罐头瓶喝水，可她一直不喝。她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然后便是曹小梨溜了进来。曹小梨的神态总有些鬼祟，眼神像松鼠一样跳跃。她进屋来先捧起罐头瓶，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然后用麻杆一样的胳膊抹了下嘴，咂摸着自言自语：啥味？一屋子的人哄笑。曹翠芬觉出了诡异，端着罐头瓶出去了。有人趁机问曹小梨水是什么味，曹小梨满不在乎地说，尿味。
我说，是他没留电话，不是我不让他留。
我对曹翠芬的同情始于某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去音乐组找姚小桃，恰巧碰到曹翠芬从办公室里出来，屁股后头跟着曹小梨。她们是去上厕所。娘俩一起上厕所，曹小梨的手里还拿着一团纸。曹翠芬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大号的罐头瓶，晾凉的白开水都起皮了。这间办公室是全馆最大的一间屋子，共有七八个人在这里办公。跳舞的张蔓丽把儿子放到了办公桌上，自己在一张高靠背的椅子上压腿。她的儿子晃晃悠悠站起身，说妈妈我要尿尿。张蔓丽拿起一个小搪瓷缸子放到了儿子的两腿间，儿子的鸡鸡窝在了裤子里，她还用手指挑了一下。只有几滴水响，儿子尿得不多。张蔓丽骂了一声“小坏蛋”，端了搪瓷缸朝外走。我猜，她起初是想去洗手间的，她已经走过了曹翠芬的桌子，却又转了回来，出人意料地，她把尿倒进了曹翠芬的罐头瓶里。张蔓丽说，你从来不打水，尝尝童子尿的滋味吧。
曹翠芬说，也许他根本就没有电话。
我这话有赌气的成分，噎得崔妈妈半天没有缓过劲来。
这话说得够气人。我转身就走，她又问，他变成什么样了？
自从想要这孩子，我就觉得孩子是我的命。我总是用手托住他，让他离我的心近些。总想往嘴里多填些东西，怕他的营养不够。我还想当然地觉得他是男孩子，我喜欢男孩子，觉得他们都能战天斗地，在母亲的肚子里就会少林拳，不像女孩只会撅屁股，哭鼻子。孩子还让我变得没头没脑，不会脑筋急转弯，我怀疑是河鲜吃得太多了，螃蟹就不会拐弯，只会横着走。如果不是怀了孩子，我可能像别人一样觉得铁二秀应该杀了曹翠芬。我也不喜欢她，甚至讨厌她。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可这个孩子让我的心里有了隐秘的变化。我忽然发现我热爱天底下所有的孩子，也热爱曹小梨。不管曹小梨颈窝多黑，衣服有多邋遢，我还是爱她。如果她现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甚至可以拥抱她。想起曹小梨，我就觉得受不了，也为曹翠芬受不了，毕竟曹小梨是她唯一的女儿。曹小梨如果是我的女儿，我就不会让她死。我宁可自己去死也要让她活下来。我这样说没有责怪曹翠芬的意思。曹翠芬保护不了曹小梨，责任不在她。她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能保护女儿呢？那天崔妈妈对我历数曹翠芬的种种罪恶，说她应该千刀万剐，让我很不耐烦。我潦草地说，如果曹翠芬该死，天底下所有的人就都该死。
说得我有点愣，我想了想才弄明白她指的是那个人。我说他穿了黑西服，人又高又瘦。迟疑了一下，我说，又黑。曹翠芬马上说，他过去一点也不黑。曹翠芬的眼神有些痴，目光打到远处，不知想起了什么。我托着肚子往回走，曹翠芬说，李红，你怀的也是女儿。
自从有了妊娠反应，我就只吃四样东西：螃蟹、螺狮、羊肉串、水萝卜。肖天左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给我琢磨吃的，今天跑这个市场，明天跑那个市场，所有的工资都送给了水产贩子，把我伺候得像女王一样。他怕我像第一次那样使性子，他下班回来，我在床上躺着，告诉他孩子没了，肚子像刮风一样是凉的，差点没把他气晕过去。他比我大，想当爹了。
我没理她。她的话让我想起了曹小梨，因为她用了“也”字。
唯其不是第一次怀孕，肖天左才如临大敌。我第一次怀孕是一年前，自己悄悄去了医院，把孩子做掉了。虽然医生警告我，第一次怀孕就做人流，有导致以后永远也不能怀孕的可能，但这有什么要紧呢。我不喜欢小孩子，觉得他们都是小怪物，会把生活搞得乱七八糟。可好日子没过几个月，我又怀孕了。这次我可不敢一个人再去医院，那些冰冷的器械在肚子里拧来拧去，也是生不如死的感觉。与其那样生不如死，还不如这样死个痛快。
就是这个“也”字，让我很生气。
我不是第一次怀孕。
曹翠芬忽然有了好心情，她买来了毛线，要织毛衣。毛线是铁灰色的，羊羊羊牌。她买来后，先提到了我的屋里，看上去心情舒畅得不得了。我意识到她可能在谈恋爱了，如果是那样，真就谢天谢地，虽然我知道哪个男士跟她也混不长，不过只要有恋爱谈，总是好的。她把毛线摆开了让我看，看成色，看质地，脸上激动得冒红光。我忽然意识到她是会过的人，买袋奶粉也买处理的。买这样好的毛线，在她可能是第一次。我终于没有忍住好奇心，问她给谁织毛衣。她说，你不用管。对我笑了一下，又说，告诉你你也不认识。她问我有没有织毛衣的书，我给她找了三本。她又让我帮她选图案，其实是她自己在选，她看哪个图案都好看，翻来翻去都爱不释手。我说，你总得定下一个吧？她选了一个菱形块上凸出个葫芦花，问我好不好看。我心说好没眼力，嘴里却紧着说好看好看。她说你把书借我用用，我忙说，送给你吧，反正我也用不着。
五
她说，你是不是想让我快一点走。
崔妈妈是一个胆子奇大的人，她赶在警察到来之前去看了曹小梨。崔妈妈说，她根本也没想到去试探曹小梨有没有鼻息。曹小梨横挑在门槛上，连头脚都不怎么分得出来了。看得出曹小梨也是想逃的，可她没能逃得了。奇怪的是曹小梨没流多少血，她像小鸡子一样瘦，血管像头发丝一样细，看上去就不像个有血的人。崔妈妈对铁二秀没能杀了曹翠芬也感到惋惜，她这两年受了折磨，也对曹翠芬恨之入骨。那个孩子还有让人疼的地方，她有时候出去买早点，装豆腐脑的碗满得没边没沿，把她的小手烫得鲜红鲜红，放下碗，要在身上抹半天。她不怎么爱跟人说话，有一次崔妈妈推着车从外面回来，上台阶时觉出很轻松，一回头，才发现曹小梨在后面使劲抬着。崔妈妈一看她，她就害羞地跑走了。
我脸一红，说你误会我了。
铁二秀几次想赶曹翠芬母子走，可曹翠芬跟他要房子，不给房子就不走。曹翠芬理直气壮说，自己没处可去，总不能睡大街上吧？铁二秀听得火冒三丈，拉着曹翠芬去找人评理，人家都笑话他。这个理怎么评，没法评。他把曹翠芬的东西扔到大街上，曹翠芬就拣回来。家里换上新锁，把曹翠芬母子锁到门外，曹翠芬就跳墙跳窗地钻进来。这天晚上，铁二秀在外面喝了些酒，从老远就听到了曹翠芬母猫一样的歌声。铁二秀觉得自己被歌声搅得酒意更浓了，他让曹翠芬别唱了，曹翠芬不听。曹翠芬心里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不唱出来会把她憋死。她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屋里没有点灯，曲曲弯弯的歌声从她的胸腔冲出喉管，被黑暗呛了一下。曹翠芬的歌声零碎了，像是木头被刨出刨花。但冲击波还有，甚至与夜空擦出了火花，震得人的耳朵生疼。铁二秀灯笼一样的红眼睛冒出火来了，他大喝一声，别唱了！睡在对屋的曹小梨吓得一哆嗦，曹翠芬却没有动，她正好唱到“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这一句。她唱得很投入，脖子扯了起来，声音高到极致，一口丹田气提了起来，整个人就像被悬空了。灯忽然亮了，铁二秀举着西瓜刀扑了过来。铁二秀来势凶猛，关键时刻却有些迟疑，这给曹翠芬留下了一线生机。曹翠芬连愣都没打，从铁二秀的腋下比猫还快地钻了出去。曹翠芬跑到了院子里，大呼小叫说杀人啦！杀人啦！铁二秀提着刀追了出来，大声喊，老子就是要杀你！
曹翠芬说，是误会就好，没有事我根本不会上你的门。
这是一所大宅院，南北向有三十多米长。房子却很小，是铁二秀出狱以后将就盖起来的，房柁只有拳头粗。两间居室一大一小，小的屋里有张床，比单人床稍宽。过去住曹翠芬母子两人，现在只住曹小梨一个人。曹翠芬搬过来不多日子就与铁二秀住在了一起。据铁二秀说，曹翠芬不想付房租，房租一个月五百八十块钱，铁二秀催了几次，曹翠芬也不交。某一个晚上，曹翠芬把自己洗得香喷喷的推开了铁二秀的门。曹翠芬说，我跟你睡一宿觉，就抵房租了，行不？铁二秀原本躺着，“噌”地坐了起来。在地下转了一圈磨，说不行。铁二秀心想，自己若在外面找个女人，五十块就够了，哪里花得了这么多。他的三码车载一次人才十块钱，他得跑多远的路才能挣五百八十块钱啊！铁二秀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曹翠芬却开始脱自己。曹翠芬生了孩子以后，人变了形。但她还是白，乳房大，再加上底子好，诱惑一个铁二秀根本不在话下。这以后铁二秀开始想腥，曹翠芬却不轻易给他。曹翠芬说，你是一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你把每天挣的钱给我，我给你做饭吃。铁二秀想了想，同意了。他们每天在一张饭桌上吃饭，俨然一家人。可争争吵吵、打打闹闹从来也不间断。铁二秀还不止一次地拿刀子要杀人，曹翠芬根本不怕他。后来曹翠芬就不怎么做饭了，她做事就是三天的热度，能保证三天就不错了。她有时候去单位打一晃，路上买个馒头包子之类，自己吃一口，给曹小梨留一口，根本想不起铁二秀。铁二秀一开始对她们母子还不错，总用油纸包了猪头肉回家，捣许多大蒜，淋上醋和香油，左邻右舍都能闻着香味。时间一长，就有问题了。铁二秀有老妈，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左邻右舍，还有和他一样做“狗骑兔子”（三码车的别称）营生的人，他们总往铁二秀的脑子里灌输这样一个道理：曹翠芬不是你媳妇，人家没有嫁给你。你挣下钱都交到她手里，她的工资呢？给你一分花吗？你这样养着人家母子两个人，不是拉帮套吗？将来你老了怎么办，她管你吗？铁二秀脑子不是很灵光，慢慢也把道理想清楚了。他让曹翠芬嫁给她，曹翠芬哪里肯嫁。她说自己是大学毕业，怎么也不可能嫁给一个无业游民。曹翠芬总说铁二秀是无业游民，有的时候铁二秀一天挣两百块钱，曹翠芬仍说他是无业游民。
曹翠芬每天还是一大早出门儿，晚上回来就织毛衣，有时候甚至连晚饭都顾不得做。曹翠芬的家早没了整齐干净的样子，到处盆碗朝天，垃圾就堆在院子的南墙根下，招来了数不清的绿头苍蝇。她织毛衣的时候嘴里总是唱着歌，是那曲《一条大河》。说真的，她的嗓子不错，可我不想听，我都要烦死了。我央求肖天左去让她闭嘴好不好，或者，让她小一点声。肖天左凡事都听我的，这件事他却一点也不通融。肖天左说，难得她有几天好心情，你就忍一忍吧。再说我们还能和她一起住多久呢？我嚷，你说还要住多久？两个月？三个月？肖天左说，你小点声。三个月，顶多三个月。我说我连三天都难忍了，我要疯了！肖天左和风细雨地说，能帮就帮她一把，这话不是你说的？况且她还没需要你帮什么，这就忍不了了？
曹翠芬也气愤难平，每次她吃亏上当以后都气愤难平。她发泄的方法是唱歌，唱《一条大河》，嗓子削尖了唱，因为有一团怒火在胸中，曹翠芬的歌声就是一种变相发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唱“波浪宽”时，尾音一个劲地往高拖，直拖得无路可走，才像泥巴一样摔在地上。崔妈妈不止一次对我说，不怕曹翠芬骂，就怕曹翠芬唱。她一唱起歌来，崔妈妈就浑身发冷起鸡皮疙瘩，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哑口无言。
曹翠芬一路骂着回了家。她很心疼花掉的那几块钱。她咒那个卖西瓜的不得好死。西瓜还是不能白买，她用刀剔除了烂肉，把好一点的刮下来，放到碗里。她吃了两口，味道已经难闻了。可她还是不舍得扔，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她喊曹小梨也来吃西瓜，曹小梨过来看了看，说我不吃。曹翠芬说，不吃也得吃！曹小梨于是象征性地吃了一点，曹翠芬很不满意。她让曹小梨把这一碗都吃掉，曹小梨端着碗骑到门槛子上，吃得眼泪汪汪。
曹翠芬这样勤谨地织毛线，可我从没看到她有进度。某个晚上她拿着毛活来找我，我发现她刚织了底边。毛线卷曲得厉害，底边织得像泡泡纱一样。我清楚这是她织了拆、拆了织的结果，我说毛线应该洗洗了，这样很难织平整。曹翠芬说，毛线是新的，为什么要洗？她看不懂书上花的针法，来向我讨教。我尽可能说得通俗易懂，可她就是不明白。我只得一针一针地教她。我发现她织毛活的手法一点都不对，线在食指上缠了好几圈，每绕一下，右手都要离了竹签跑出去，样子别提多可笑。我说你这样织毛衣还不得织到驴年马月。曹翠芬说，我这辈子织不完还有下辈子，要你操的什么心。我说，不要我操心你为什么来找我。曹翠芬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不会吗。我硬着头皮教了她两种针法，其实都很简单，可因为她连平针都织不好，最简单的花对于她来说也很困难。
曹小梨送掉一条命是因为《一条大河》。这是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许多年前它属于郭兰英，许多年后的一个晚上它属于曹翠芬。曹翠芬这个晚上心情不好，晚饭以后，她走出了胡同口，去公共厕所回来的路上她买了一个西瓜。好的西瓜一块五一斤，她买的那个一斤五毛。卖西瓜的是个车轴汉子，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曹翠芬扭着屁股从厕所出来，对卖西瓜的人说，麦子都黄了，你的西瓜怎么还卖一块五？卖西瓜的是个精明人，一眼就看出曹翠芬不识货。因为眼下麦粒都上场了，早就不是麦子黄的季节了。卖西瓜的说，今年是天年，收成不好，满地的瓜蔓，却看不到几个西瓜。庄稼人就是命苦啊。曹翠芬说，你种重茬了吧？卖西瓜的说，大姐有学问，知道种西瓜不能重茬。就冲大姐的见识，我赔本赚吆喝，五毛一斤卖给大姐。卖西瓜的说着，就从车斗的角落里扒拉过来一个西瓜。曹翠芬想上去拍一下，卖西瓜的伸手一挡，把曹翠芬的手架住了。卖西瓜的说，我佩服大姐，大姐也佩服我一回行不？我保证这是一个熟透了的西瓜，沙口甜。不甜大姐给我抱回来，我一分钱不要。曹翠芬抱起西瓜回家了，切开后里面是娄的，还不是一般的娄，流着红汤绿沫。曹翠芬风车一样往外跑，还是晚了一步，手扶拖拉机放着响屁跑远了，曹翠芬连个影子都没看到。
我就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织毛衣，她的毛衣织给谁。
我还是闻到了院子里有一股铁锈味。那种味道像雨后的青草散发出来的，像树底下腐烂的蘑菇散发出来的。我知道那种味道的根子就在曹小梨，那样瘦小的一副小骨架，被那把西瓜刀捅没了。可曹小梨的气味留了下来，曹小梨的气味，就是雨后的青草味和树底下腐烂的蘑菇的气味。曹小梨也会变成青草和蘑菇，在下雨的日子里疯长。
一连几个晚上，曹翠芬都来我家坐到很晚。她织得很用心，额上经常冒出豆大的汗珠，害得我忍不住想给她打扇子。我听肖天左的话，再不耐烦也忍着。可这种忍耐是煎熬，她织错了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是我让她那样织的。我已经没脾气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催促肖天左快快把房子弄好，快快搬家。这天曹翠芬刚在我家床沿上坐下，崔凯英忽然来了。抛开我们俩的情谊不说，此刻就是来个狐狸精我都欢欣不已，狐狸精都比曹翠芬可爱。我故意没给她们介绍彼此，我想，曹翠芬没有理由再留在这里了。或者，我就跟崔凯英出去说话，正好可以甩掉肖天左。我们俩的某些话，没必要让男人听见。可我忽略了她们见过面。曹翠芬在铁二秀家住了两年，与崔家只隔着矮矮的墙头，崔凯英节假日经常回家来，她们怎么可能不见面呢。曹翠芬和崔凯英，一个屋里一个屋外，刚对上眼，就开始交火。曹翠芬首先发难，她叫着我的名字说，李红，这个人怎么来了，她是杀人犯！我赶忙说她是我的同学。曹翠芬尖着嗓子说，什么同学，她就是杀人犯！他们全家都是杀人犯！她妈总挑唆铁二秀往外轰我们，我全知道！否则铁二秀就不会杀人！
崔妈妈与铁二秀家只隔了一道墙，那道墙是老的青砖墙，很矮，上面开着乳白色的瓠子花，有一种怪诞的味道，像甲壳虫的屁味。我登着院子里的石头朝那边望了一眼，看见了院子里停着一辆三码车。车是豆绿色的，敞篷，坐垫是毛巾缝上去的，有白有粉。车把上还搭了一件蓝布衣服，我重点看了看，没有发现衣服上有血迹。三码车别扭地拧着身子，像一个人被强行错开了筋骨。
想起崔妈妈历数曹翠芬的种种罪恶，我恍然明白她们曾经闹僵过。只是崔妈妈没有对我说起过，可能她还是顾忌我与曹翠芬是同事。她说起曹翠芬永远是第三人称，就像写文章一样，与自己全无关系。
那条胡同的两边都是街。我特意绕了些路，从东边穿进那条胡同，去了同学的家。这样就可以不从铁二秀的门前过，那两扇棺材板一样的小木门让我有点毛骨悚然。再说，我也怕遇见曹翠芬，虽然我无法断定曹翠芬还在不在那两扇门里。倘若真的遇到她，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的同学叫崔凯英，在塘沽的一家韩资企业做白领。她嘱托我有空多去看看崔妈妈，我自从结婚就去得不多了。怀了儿子，我就去得更少了。
崔凯英很冷静，完全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那种冷静让我非常佩服。她微微皱着眉头，上下打量曹翠芬，每一眼都是不屑，都是轻蔑。她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做了个手势，含蓄地说，没办法，住一起了。崔凯英说，早知道她在这儿，我就不来了。崔凯英一字一顿，吐字很清晰，说得旁若无人。曹翠芬猛熊一样往前扑去，中间隔着我，我把她的大半个身子挡住了，曹翠芬便用手去推崔凯英，嘴里嚷，你走，你走，我不想看见杀人犯！
四
崔凯英嘲讽地说，疯子！
崔妈妈问我她为啥非要住铁二秀的房子，我哪里说得出。又问那孩子是不是她亲生的，我想了想才告诉她，好像是亲生的。
曹翠芬说，你妈才是疯子，你们一家都是疯子！
我不知道曹翠芬算不算“有毛病”，没人对我说她“有毛病”。我说她大学毕业，歌唱得很好。崔妈妈说，越是这样的人越容易有毛病。我说曹翠芬正在外面搬蜂窝煤。崔妈妈立时跑去看，她很关心这位新邻居。崔妈妈搭话说，新搬来的？曹翠芬连个笑脸也没给，眼睛只盯着煤，说是新搬来的。崔妈妈赞叹说，这么小的孩子也会干活，真乖。崔妈妈的本意是赞赏一下曹小梨，不料，却惹出了曹翠芬的怒火。曹翠芬“啪”地打了曹小梨一巴掌，斥责说，你半天才搬两块煤，饭都吃狗肚子里去了！把崔妈妈吓得够呛。崔妈妈回来对我说，这个人肯定有毛病，还不是小毛病。
我把崔凯英拉到了一边，把门口让了出来。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说，曹老师，这是我的家，你走。
我理解崔妈妈所说的毛病，是指神经系统方面。我们这边的人都管“神经病”叫“有毛病”。
曹翠芬好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愣怔地看着我。
崔妈妈惊讶地说，你的同事没有男人啊，只带着女儿啊，怎么能租铁二秀的房子呢？崔妈妈告诉我，铁二秀是光棍，四十大几了，每天开个破三码，有一搭没一搭地混日子。挣了钱就喝酒吃肉，不挣钱就连粥也喝不起。我问铁二秀为啥没娶媳妇，崔妈妈小声告诉我，不是没娶过，跑了。我问为啥跑了。崔妈妈说，有一年，铁二秀夜里拦劫小姑娘，他说是找俩钱花，谁知道呢……他进去的那两年里，媳妇就跑了。崔妈妈还问我同事是啥样人，咋能租这种人的房子。我有点说不出。记得我当时上班不久，耳朵里灌满了有关曹翠芬的事，但具体她是啥样人，我还是说不出。崔妈妈戴着老花镜在缝被套，忽然停了手里的针线问我，你的同事不会有毛病吧？我简单说了几样曹翠芬的事，崔妈妈肯定地说，她有毛病。有个有毛病的人做邻居，这日子想一想就闹心。
我气呼呼地说，你走！
她与女儿曹小梨过了几年颠沛流离的日子。一年要搬几次家，今天下班看见她往东走，明天也许就往南走了，她在哪里也住不长。她成为铁二秀的房客让我感到惊奇，那时我刚上班，单位的人都还认不全，但曹翠芬是认得的，她名声在外。那天我去一个同学家，同学家是这座城市的老住户，在一条巷子里。巧的是，她家与铁二秀家是邻居。我在同学家门口看见曹翠芬正从毛驴车上往下搬蜂窝煤。曹翠芬已经没有女高音的样子了，腰很粗，衣服很破旧，头发像鸡窝一样连个形儿都没有。因为没打算帮她的忙，我在墙角隐匿了很长时间。曹翠芬不断呵斥女儿曹小梨，说她动作慢，说她把煤放歪了。那时曹小梨不到六岁吧，每次只能搬两块煤。曹翠芬搬煤进院的空隙，我溜进了同学家，在同学的母亲崔妈妈的嘴里，我知道了曹翠芬的房东叫铁二秀。
曹翠芬抱起自己的毛活往外撞，线团儿像小兔子一样蹦到了地上。她明明看见了肖天左正低着头朝这边走来，还是木桩一样撞在了他身上。
许多人都还记得，刘玉又来馆里上班时，曹翠芬乍一见到他的样子，身子像触电一样抖，目光像猫眼一样亮。她“啊啊”叫着张开双臂朝刘玉扑来，刘玉却“嗵”的一拳，把她杵出去老远。刘玉比几年前显得瘦而精壮，也结了婚，老婆是南方一个小镇的代课老师，跟他不远千里来到北方。刘玉用拳头与曹翠芬说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谁都不觉得刘玉用拳头说话不合适，大家都觉得他去了南方几年，不但挣了钱，也挣了胆量。倒退几年，他不敢这样对待曹翠芬。有一天，刘玉不知因为什么去了音乐组，音乐组里又只有曹翠芬一个人。按刘玉的话说，是曹翠芬欲对他强行不轨，他不从，两个人因此扭打起来。到底是什么情况，谁又能说得清楚呢。他扯掉了曹翠芬的两粒纽扣，曹翠芬便告他强奸。那时周易馆长刚走马上任，怕曹翠芬把状一直告到北京去，便让刘玉顶下黑锅。刘玉还为此写了检讨，在全馆大会上念，把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但私下里大家都说，刘玉是想吃豆腐，他看上了曹翠芬的两只大乳房。没想到曹翠芬像捍卫什么似的捍卫自己的乳房，这让刘玉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人们见了面都拿这件事情打趣刘玉，刘玉脸都不红，他说起曹翠芬就像说起一件最最不堪的东西。
那个线团儿一直在她身后跟着她。
再后来刘玉就从馆里失踪了。其实谁都知道他是去南方的一座寺庙塑金刚去了，但没人告诉曹翠芬。曹翠芬中了魔一样找了刘玉很长时间。两年以后，曹翠芬与一个小饭馆的老板结了婚，老板是外地人，对曹翠芬不错。有了女儿后，老板却卷了家里的钱财不知去向。有人说小老板是通缉犯，也有人说他老家有妻儿，还有人说他无法忍受曹翠芬。曹翠芬又馋又懒，百无一用。
七
曹翠芬多有韧劲啊，刘玉无论想什么法子，都无法摆脱她。曹翠芬离老远就朝刘玉笑，走到近前就想摸他一把。下班就跟在他的屁股后头，刘玉无论怎样翻脸都没用，后来居然预备了公安局用的一只小电棒，只要曹翠芬一近身，他就让小电棒发挥威力。
转眼就到了伏天儿。创作组的办公室在顶楼，只有薄薄的一层水泥板，屋里闷热得像烤箱一样。顶棚上的电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转，转出的风也是热的。我从没感觉到夏天那么难熬过，吸进去的空气都像火苗一样。周易馆长给创作组布置了任务，为了迎接市里的小品年会，让我们每人写一个小品。我们创作组一共三个人，三个人写三个，然后取其中的一个去市里参加比赛，如果弄好了，说不定能上中央电视台。我当即表示不写，我七个月的身孕，看上去比别人九个月的都大，人家都说我河鲜吃多了，吃出了一个超大婴儿。我待着都难受，怎么干活呢？甲是位先生，他也说写不了，犯脚气呢，奇痒无比，百爪挠心，不可能集中精力。乙是位老大姐，快要退休了，她说自己正在更年期，总盗汗，心脏还有杂音，坐不住。乙大姐后来对我说，写小品可不像写文章，写完拉倒。小品还要找演员，馆里根本没有经费排。周易馆长经常干这种“三秃子”事，开始操持得热闹，过后不了了之。
她爱的人就是美术组的刘玉。人长得很精神，也有才，曾用泥塑作品表现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参加全国泥塑作品展。曹翠芬能爱上刘玉，是因为刘玉在没人的时候对她表现出了好感。谁都知道这是刘玉在恶作剧，但曹翠芬看不出来。她一旦爱起来就乾坤颠倒，一首一首地给刘玉写诗。曹翠芬的每一首情诗，刘玉都拿出来与组里人共享。那时的美术组有七八个人，整天也没什么事，就拿曹翠芬的诗找乐。刘玉写给曹翠芬的诗都是组里人这个一句那个一句凑的。曹翠芬丝毫不知情，爱情像火焰一样越烧越旺。她总给刘玉买礼物，今天是一双鞋，明天是一件衬衫。曹翠芬还想去刘玉家里拜见公婆，刘玉终于吃不住劲儿了，把自己的一个同学领了来，说给曹翠芬介绍对象。
我的态度明显伤了周易，他不看甲也不看乙，棱着眼睛对我说，我看你越来越像曹翠芬了！这话就像奇耻大辱，一棍子就把我打闷了。我感到眼前发黑，从头发根往外飕飕冒凉气。我当即站了起来，质问周易我哪里像曹翠芬。周易说，你现在就像。你小小年纪说话就这么冲，将来单位还搁得下你！我气得不知怎么好，我想此时如果我是曹翠芬，周易哪里敢这样说话，曹翠芬早就上去抓他了。我想了想我该怎么办，我没办法。我不是曹翠芬，不能上去抓他，不能把手里的水杯摔在地上，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忽然觉出一阵眩晕，头顶上的吊扇像是在朝下骤旋，仿佛下一刻就能落到我头上。我的身体忽然像被抽掉了所有的筋骨，一下子瘫软了。
那次曹翠芬吃了很多苦头，因为口不择言，三天以后才被放出来。她大概挨了打，胳膊上有淤血印子。再到单位来，人变得郁郁寡欢。很长时间不再与人吵架，脖子也短了很长一截，用他们音乐组的话说，鹅脖子变成了鸡脖子。她在那段时间里却有了爱情，眼神经常迷茫地望着远处，还写诗，那些诗句都跟普希金的诗句差不多。
我能感觉到办公室里拥进了很多人，他们吵吵嚷嚷地说要拨打120，要给肖天左打电话。可没有谁知道肖天左的电话号码。还有人在我的身下垫椅子，椅子铺成了床的模样。我的意识很清楚，就是身体绵软，没有力气，想用手摸摸我的儿子，居然举不上去。有人问我这是怎么啦，旁边有人说，跟馆长吵架了。就听周易无辜地说，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说她像曹翠芬，她跟曹翠芬不是挺好吗？我终于哭了出来，像是在梦魇里，哭得抽抽搭搭。我确实不想像曹翠芬，我怎么可以像曹翠芬呢？我特别委屈。办公室里忽然很安静，只有吊扇在呱嗒呱嗒响。我意识到了我眼下像是躺在案板上，不单我，还有我的儿子。没有比这更丢人的。我挣扎着想坐起身，不知怎样一翻动，就从椅子上掉了下来。
演出在县大礼堂里举行，观众以军人居多。一段舞蹈过后，没等报幕员上台，曹翠芬就穿着一套玫瑰紫的礼服上了台。那是她在音乐学院时做的唯一一套演出服，她说她是编外演员，要给大家演唱《一条大河》，前排的人在稀稀拉拉鼓掌，后边的人却什么也没听见。这个时候整个后台却慌了，一男一女两个报幕员同时冲上来撕扯她，要把她拉到后台去。曹翠芬用蛮力一推，就把女报幕员推了个跟头。女报幕员的一只脚高高扬了起来，高跟鞋甩到乐队席上去了。四下里笑闹声一片，掌声噼里啪啦。县领导和部队领导都在台下坐着，县领导觉得很没面子，当即就把公安局的人叫了来，说你们是怎么维持秩序的？怎么让个精神病跑台上去了？公安局的两个小伙子当即跑到了台上，把曹翠芬扭了下去，曹翠芬极力反抗，被人“咔嚓”铐上了手铐。
整个下午的时间很漫长。太阳像灯笼一样挂在天上，许久都不动一动。我躲在办公室的角落里，那颗张扬的心一下子就蜷缩了。我不愿意见人，连姚小桃也不愿意见。她让我跟她出去办点事，我拒绝了。她走了以后，很多人都到了我们办公室，探讨锅炉的事。煤烧没了，因为财力紧张，锅炉准备停掉了，也就是说，以后大家就没热水喝了。大家七嘴八舌，说对这件事的看法，当然都不愿意停掉锅炉，上班也没什么事，如果连个热水都喝不上，还算个单位吗？也有人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什么也不想说，忽然觉得心很灰，忽然觉得单位的人和事都和我没什么关系。我在桌子上趴着，昏昏欲睡。
这一年的春节，群艺馆组织了一场军民联欢会。曹翠芬强烈要求自己上个节目。她大概也是知道这种演出的重要性，早早就着手写歌词，写曲子，在办公室里旁若无人地唱，唱得别人心乱如麻。自从分到群艺馆，总有大大小小的演出，不管多缺节目，从没人找过她。曹翠芬终于不甘心了，她拿着创作好的歌去找肖农，肖农却看也没看，抖落着那几张纸说，这叫歌吗？这样的东西拿出去不让人笑话死？曹翠芬说，那我就唱《一条大河》，这是我毕业演唱的作品，曾经在音乐学院引起了轰动。肖农说，你说的话我不懂，你找个懂你话的人去说吧！
这个时候刘金刚进来了，他一进来就宣布了一个重要消息。他满脸严肃地说，我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这个时候大家的注意力都还在锅炉上，还没在他的消息上。他提了“曹翠芬”这三个字，马上就把所有的人吸引了。我也不禁抬起了头，见刘金刚像从澡堂子里刚出来一样，整个人都热气蒸腾，脸红得像熨斗熨过似的，胳膊像煮熟的蟹钳。他说你们谁都不知道曹翠芬办成了什么事。大家说你别卖关子了，快说。刘金刚说，两句话，你们都靠着墙点，别吓倒了。接下来刘金刚的话果然让大家吃了一惊，原来法院把铁二秀的那所宅院判给了曹翠芬。曹翠芬用多半天的时间办齐了所有的手续，转手又把那所宅院卖掉了。短短的几天时间，曹翠芬净得六十八万！她居然办得了这么漂亮的事！这太让人吃惊了！所有的人都像鱼一样把嘴张大了，都有些不敢相信。刘金刚说，不信你们就问李红，李红准知道！
曹翠芬上班几个月，就暴露了性格中有缺陷的那一面。她从不与人沟通和交流，平时像鹅一样把脖子拔得老高，眼里谁都没有。她还经常自以为是，动不动就用五线谱唬人，音乐组的几个人最高学历是中专，没有一个人识得五线谱。她显摆学问时，人家不理她，她就说难听的话。因为有前车之鉴，谁都不敢再动手与她过招，但大家合起伙来变本加厉对付她，她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
我赶紧把头埋了起来。我知道不知道都不想多说话，我没心情。人们继续听刘金刚发布消息。他说那所宅院如果不是凶宅，最少也值一百万，买宅子的那个人其实捡了个大便宜。乙大姐终于缓出了一口气，说这么多钱啊，她怎么花？甲先生说，她不花，曹翠芬的钱都在肋骨上串着，下小崽儿。接着他们就开起了刘金刚的玩笑，说曹翠芬现在是富婆了，你没想法？刘金刚说，咋没想法，乍一听这个消息，我都迈不动腿了。六十八万，我得塑多少金刚啊。大家哈哈哈地笑，刘金刚却不笑，他一本正经地问大家现在他该怎么办，有人说，娶曹翠芬做二奶，让她给你养一个小金刚。乙大姐说，曹翠芬过日子抠搜，可对你好，那时候总给你买这买那，她对父母都没这么好。看上去刘金刚真有点走心，仰脸望着屋顶，半天没有说话。后来他沉痛地说，早知道她卖六十八万，我就该把宅子买到手，就是不知道曹翠芬会不会卖给我。
曹翠芬坐在楼梯上哭，哭够了，她跑回办公室，看谁的桌子好，当着人家面就把锁拧下来，把自己的东西塞进去。办公室的几个人群殴她，却被她打得落花流水。
大家哗地笑了，都说刘金刚你认真了。
曹翠芬被分到音乐组，却许久没安排工作。她该上班时来，该下班时走，别人去做辅导或出去讲课，她却什么事也没有。那些辅导和讲课都是有偿的，别人都比她的收入好。她也跟肖农馆长要工作，肖农馆长根本就不理她。肖农自己不理，也暗示馆里的其他人不理，肖农一直无法原谅曹翠芬，因为那位领导一直不肯原谅肖农，这让肖农无比痛苦。外面也有人指名道姓来请音乐学院毕业的人去授课，别人合伙总能把事情搅黄。这期间，曹翠芬也不断地与人发生纠纷，有点故意讨嫌的意思。比如，几个人一间办公室，她擅自就把自己的办公桌搬到朝阳的地方。她还用办公室的脸盆泡脚，还大张旗鼓地在办公室里用电炉子烧菜，弄得满屋都是油烟。大家找肖农馆长反映情况，肖农馆长说，我管不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吧。于是那些办法五花八门，曹翠芬的办公桌隔三岔五就出现在楼下，连同她的饭盆、拖鞋、卫生巾和其他一些生活物品，散落得满院子都是。曹翠芬尖着嗓子骂人，声音像唱歌一样。馆里的人像听歌一样无动于衷，大家都趴在窗子上看曹翠芬，曹翠芬吃力地搬着桌子上楼，一只抽屉滑了下来，顺着楼梯跌出去很远。
接下来，大家又探讨曹翠芬是如何把铁二秀的房子弄到手的。现在办点事多难啊，曹翠芬怎么就一路绿灯。这件事如果换成别人，两年也不见得要来说法，还别说见到白花花的银子。电影上的秋菊，不就是这样？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曹翠芬是个可怕的人，别人都怕她。鬼都怕恶人，公检法司更怕。这年头想办事，没有曹翠芬的精神是不行的。倘若有了她的精神，再难的事也不在话下。话说完了，人们都跟着刘金刚走了。办公室的赵玉芳着急了，说正经事还没说，你们咋都走了？原来他们有约，来商量锅炉的事，还有医药费，还有劳保，还有加班、误餐、年终奖金等等，都想向馆领导要个说法。馆里总推说没钱，一年比一年发得少。可馆里养了两部车，周易一年去两次欧洲，眼下却连个烧锅炉的钱都没有。说来讲去，就是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了。今年要不是曹翠芬，防暑费也拿不到手。赵玉芳追到楼道里喊人，可谁都装听不见，一个人也没喊回来。会计小齐本来要到楼上办事，看见赵玉芳，人就拐弯溜了。赵玉芳气得骂，说群艺馆的人各个都是奸坏，越来越没素质。乙大姐说，反正我快要退休了，没什么可怕的。事业单位总闹着要减员，谁肚子里都敲小鼓。赵玉芳说，那个姚小桃，人小却比猴都精，我让她到楼上来，人没站住脚就走了吧？我说，她出去办事了。赵玉芳说，糊弄鬼。她早不办，晚不办，非得这个时候办。乙大姐说，那是个阴人，不像我们李红，什么事都放到面上，这个时候就想起曹翠芬的好儿了。赵玉芳说，咱们馆里要多几个曹翠芬，周易就不敢那么胡作非为了。
这件事，憋气窝火的只有肖农一个人，其他人则都是幸灾乐祸。谁初来单位报到都不会有领导请吃饭这样的礼遇。肖农那样款待曹翠芬，已经伤了许多人。
甲先生呵呵地笑，说你们不都希望铁二秀杀了她吗？
可事情往往不像想象的那样。曹翠芬上班不久，正赶上有位局领导给母亲祝寿，那位老寿星特别喜欢郭兰英的歌，领导便点名让曹翠芬去唱《一条大河》。可曹翠芬是个死猪心，任凭肖农把嘴皮子磨破，她就是不去。她说她的歌只在舞台上唱，唱给广大的人民群众听。至于那些溜须拍马领导他妈的事，谁爱去谁去。把肖农气得骂娘，说她油盐不进，好歹不知。曹翠芬则说肖农一点领导干部的素质也没有，一个领导他妈就能把肖农指使得五迷三道。那天最终的结果是，肖农自己带着部分演员去祝寿，结果被领导他妈赶了回来。寿星说，我就是想听《一条大河》，既然“一条大河”没来，那么你们就全都回去吧。
我和曹翠芬好多天不说话了。每天都碰头打脸，可我们谁都不看谁一眼。有时候我还偷着溜她一眼，她的脸总是嘟噜着，见了我则连眼皮都不抬。可她对肖天左总是有话说，害得肖天左见了她都动不了脚——她的话总是拉不断扯不断。有一次她竟然谈到了女儿的出国事宜，说曹小梨准备去新加坡，那里可以讲母语。曹翠芬解释说，华人适宜到讲母语的地方生存，但不能留在国内，国内的环境太差，人太坏。曹翠芬无论说什么，肖天左从不插话，只是点头。这次肖天左却顾不得点头了，他疑心曹翠芬在说疯话。曹小梨明明死了，怎么又要出国呢。
当天晚上，肖农请曹翠芬吃饭，这也是破天荒的事。酒席宴间，肖农称曹翠芬是歌唱家，并当场让曹翠芬献歌一曲。曹翠芬唱的是郭兰英的《一条大河》，肖农的眼睛都听直了，只觉得那音色，那韵味，一点儿也不比郭兰英差。肖农感动得眼睛都潮湿了，他想，群艺馆有这样一副金嗓子，所有的生计就有着落了。
肖天左回来对我说，我一下子就恍然大捂。曹翠芬一直那样克己，原来是在攒钱，将来好送女儿出国。她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她想改变女儿的命运。曹小梨那样小，她就想到了这步棋，而且在一步一步地努力实施，可谓用心良苦。传说她又馋又懒，凡事都让曹小梨做，焉知她不是在锤炼女儿，从小磨炼女儿的意志？我的心里忽然有了柔软，觉得曹翠芬应该是这样的人，她只是不对别人表达，所以谁都不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就像铁二秀的房子，这样大的事曹翠芬连一点儿口风也没有，在脸上也读不出半点儿表情。那天肖天左主动问起，曹翠芬证实了刘金刚的话，她说，她不愿意再住那里，她伤心，所以把房子卖了。
肖农这才意识到来人是曹翠芬。他不恼，反而换了一张笑脸，伸出手去要和曹翠芬握手，曹翠芬却根本不买他的账，扭头走了。
她不忌讳提那六十八万块钱，说铁二秀罪该万死。
肖农的意思是，你别不敲门就进来，看不到这里正在开会吗？肖农在群众艺术馆经营了大半辈子，很有些霸王作风。换作别人，脸一红，道个歉，再报出自己的名字也就过去了。可曹翠芬是个受不得委屈的人，她当即翻脸道，你是不是肖农？是不是你让我来的？我是来报到的，你怎么能让我出去？
我心里的柔软在看见曹翠芬的同时会消失。我逐渐怕看她，看见她我心里就不舒服，会堵得慌，会上气不接下气。我心里的那种难受说不清楚，而且不好说清楚。看见肖天左跟曹翠芬在一起瞎聊，我也长火，我总嘲讽他，曹翠芬是不是看上你了？她的大眼睛是不是暗送秋波了？肖天左不理我。我说你有话还给曹翠芬留着呢，当然不理我。肖天左气得恨不得给我一拳，他真生气了。我也知道自己在无事生非，可我控制不住。每天下班走进院子就像走进雷区一样，惶恐不安。我怕看见曹翠芬，如果恰好曹翠芬在院子里，我甚至会在门外候几分钟。
曹翠芬来报到那天，却给了肖农一个下马威。肖农正在给班子成员开会，房门“砰”地被推开了。很难看出来人的确切身份，曹翠芬的穿着打扮不入流，一点儿也不像刚毕业的大学生。她在学校一直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从没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肖农当即面沉似水，呵斥说，出去！懂不懂规矩？
这天夜里，我被一阵呻吟声吵醒了。起初我还以为是肖天左，用手摸了摸他，他在磨牙酣睡。呻吟声是从门逢钻进来的，已经被挤压得变了形。我意识到这是曹翠芬的呻吟声，一声长一声短，一声紧一声慢。我像听咏叹调一样听得全无感觉。我就那样听着，仿佛只是在听蝉鸣或蛙声。我这样说一点儿也不夸张。窗外的星星很亮，月牙像一弯木梳，轻柔地梳理着我的思绪，我许久没有这种安宁的心境了，这种心境很幸福，很享受。我还想到了这种心境对肚子里的儿子有好处。我这一段烦躁肯定让他受了苦，我时常能感受到他在练少林拳表示抗议。
曹翠芬分到群艺馆，把肖农乐癫了。群艺馆一共分三个组，美术、音乐、创作。其中音乐组最重要，是门面，可以承揽各种演出，可就是缺个女高音。听说曹翠芬的演唱是郭兰英的路子，肖农逢人就说，咱馆分来个小郭兰英，把别人气得不行。虽然有关曹翠芬的负面传闻很多，但肖农根本就不当回事。他说搞艺术的人有几个没毛病的？没毛病的人根本搞不了艺术，或者搞不好艺术。肖农平时是个很自负的人，最听不得不同意见。
我在这种幸福和享受的心境中似乎要入睡，突然，肖天左坐起了身。
十几年前，我们这座小城市还没有过音乐学院毕业的人。曹翠芬被分到了群众艺术馆，那是羊群出了骆驼。群众艺术馆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一开始只有三个人，一个人管图书，一个人管放电影，一个人管文物保护。到了60年代，管图书的人做了图书馆馆长，管文物保护的人做了文物保管所所长，管放电影的肖农就做了群众艺术馆馆长。肖农那个时候爱搞创作，写的都是表演唱、快板书之类，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层面演出，他是出了名地爱惜人才。
他穿衣下床，拉开门扇往外跑。他与曹翠芬有几句对话，声音很大。他说曹老师你怎么啦？曹翠芬说自己疼得要死。肖天左的声音很慌，说你能忍吗？我去叫大夫。曹翠芬哭着说120，120！120很快就来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像是踩在了我的胸上，我的心这个时候才开始怦怦乱跳。我听到曹翠芬是被抬走的，因为不断有人说，担架放平，担架放平！院子里又重归寂静，我等着肖天左，肖天左却没回来，他跟着去医院了。
要想说清楚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有必要先说说曹翠芬。曹翠芬是北部深山区的人，家里兄妹九个，她是老小。她小时候嗓子就好，成绩也好，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县一中，高考时考上了音乐学院。按理，这是一条通途，是人生越走越宽的路。可她怪异的性格和难以理喻的行为方式，让许多人都很难接受她。她读大学时甚至没有室友，别人都穷尽办法也要搬走。毕业时，市歌舞剧院原本想接收她，可到学校一调查，没有一个人说她好话，就放弃了。
肖天左天大亮了才回来，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起床。肖天左说，你睡得真死，曹翠芬夜里折腾得去医院了你都不知道。我说我是不知道。肖天左说，她心梗了，多亏痛得知道叫，医生说，再晚送几分钟人就没命了。我说她命好，遇到了你。肖天左不耐烦地说，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我说什么样？肖天左说，我不过是送她去医院了，值得你这么尖酸刻薄？
各种途径的消息汇总在一起，我大致知道了曹小梨死的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肖天左，我是你儿子的妈，你听不懂我的话了。
三
八
我回头再找姚小桃，才发现她不见了。她在冷饮厅的窗子后向我招手，嘴里含着麦管，一大杯冰可乐被她擎在手上，脸上笑得很是魔幻。
曹翠芬却没有再回来。第三天，医生说她已经基本脱离危险了，心梗却引发了并发症，曹翠芬死了。
我在一本什么书中看到过，女人被压抑得厉害时，会有花钱消费的欲望，因为那是一种变相发泄——此刻曹翠芬买一张新圆桌，是买一张圆桌本身这样简单吗？
曹翠芬真的死了。那样一个鲜活的人，说没就没了。
曹翠芬骑着车走了，起初晃得厉害，后来逐渐掌稳了把。我想她的家现在会是什么样子——那个铁二秀的家，他平时就是开三码车载客的——添一张漂亮的新圆桌，该是什么气象呢。
我狠狠哭了一场，对着镜子哭，廉价的眼泪流进嘴里，比水还淡，连一点味道也没有。我在镜子里不认识我自己，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陌生人。不叫李红，也不认识曹翠芬。可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曹翠芬剜了我一眼，那意思是，你能看出什么来。
我哭得整张脸都是麻木的，肌肉突突乱跳。肖天左很担心，他问我，你真的那样伤心？
我赶紧虚心地说，我没看出来。
我不会告诉他，曹翠芬本来可以早些去医院，只要我把肖天左叫醒，其余什么都不用做。可我把曹翠芬的呻吟听成了蝉鸣或蛙声，我在蛙声和蝉鸣中很幸福，很享受。我不知那一夜怎么了，我对曹翠芬的痛苦半点感觉也没有。我拼命说服自己，曹翠芬即便早去医院也是这个结局，这是命。
曹翠芬挑着声音说：“就是实木的，什么叫像啊！”
可万一呢？
我说：“圆桌像实木的，看着不错。”
这笔账就这样在我心里写下了。我不告诉肖天左，我谁也不会告诉。这样的事，怎么可能说与别人呢？它就藏在我心房的一个隐秘的角落，平时是睡着的，只要我想起曹翠芬，它就蠢蠢欲动。
曹翠芬看了我一眼，话都懒得说。
我很后悔。肠子都快悔青了。
我说：“曹老师，买新家具啊。”
曹翠芬的哥哥来给她收拾东西，我过去帮了帮忙。她哥哥是一个闷嘴葫芦，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他是来接受结局的，结局什么样，他都会装在口袋里。曹翠芬一直与家里人没什么来往，单位的人说她这点也可恶，她妈去世她都不回去奔丧。
住不起那么好的房，就不要买这样的沙发，那就看也不要看了。我拉着姚小桃往前走，姚小桃的目光却被沙发勾着，一时半会回不来。在家具城的拐角处，曹翠芬正在往自行车上绑一张小圆桌。她刚领了工资，就跑到这里买圆桌来了。车支子是歪的，所以车身倾斜着，圆桌在后车座上不老实，总是企图往下滚。曹翠芬躬着腰背，撅着硕大无朋的屁股，干得很吃力。苹果绿的上衣下摆窜了上去，露出月牙形的一片后背，雪白。我紧走几步帮忙把车给她扶正，还想给她抻抻衣服，手伸了出去。没敢。旁边一个流浪汉看出了我的心思，迅速转身走掉了。曹翠芬很快就把圆桌稳定住了。她缠绳子的样子很笨，本来三下两下就能解决的事，被她干得稀里哗啦。
她哥哥在床角与墙壁的夹缝间发现了那件织了半截的毛衣。一共没有三寸长，除了底边，那个菱形块里的葫芦刚织了一半，很多针法都是错的。毛衣很显然是给男人织的。她哥哥问我知道不知道曹翠芬给谁织的毛衣，我说不知道。
前边是这座城市有名的家具城，我们需要从楼下穿过去，才能到达那边的冷饮厅。楼下停着几辆汽车，有人在往车上搬家具。皮沙发是那种作作实实的大，一只能装三个人。我们家那间小的客厅，大概连一只都装不下。我围着那辆车转了半圈，说小桃你将来一定要买这种大沙发，看着就舒服。姚小桃说，那要有能装下沙发的房子才行。我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能装下这样的沙发的房子总要几百万，哪里是我们能住得起的。
她哥哥乞求地看着我，让我使劲想想。
我们两个一晃一晃走出了单位的大门，我说我心里热，想吃个冰淇淋。姚小桃出其不意地摸了下我的肚子。我逮着她的手扣到了肚子上，我说儿子，这是你小桃阿姨。小桃阿姨很漂亮，不可思议的那种漂亮，知道不？姚小桃抿着嘴笑，说你儿子不知道什么叫不可思议。我赶忙说，我儿子知道，我儿子什么都知道。姚小桃点着我说，李红，我觉得你现在好过分啊。我说我什么地方过分了？姚小桃说，你什么地方都过分。谁都敢得罪，跟谁都敢叫板。孩子一下子就成了你的倚仗，你的胆子比倭瓜都大。你还一口一个儿子，你就敢保证肚皮里的孩子就一定是男的？我说是男的，一定是男的，我的事我自己清楚。姚小桃哼了一声，说你真是越来越离谱。我问什么地方离谱，姚小桃反而不说了。我儿子在肚子里练了一下拳脚，恰好被姚小桃摸到，姚小桃高兴地说，我摸到了，真像儿子嗳！
我忽然想起了那几个繁体字，我问，你认识孙庆东吗？
我还说姚小桃也没有恶气，虽然言语之间有过不愉快，但曹翠芬没有伤害过我们，是我们经常辜负她，比如，刚才。我看了一眼会计小齐，小齐还是惊魂未定的样子。我又说，要是没有曹翠芬，今天就不会领到防暑费，你们信不信？周易馆长这个时候正好走进来，大声说，李红你在乱讲什么！我很不以为然，重复说，如果没有曹翠芬，我们今天根本领不到防暑费。周易有些恼，冷笑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哪里有什么意思，我只不过在陈述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许多人都亲眼得见。显而易见，人们并不像我这样想，不管领了工资和没领工资的，都若无其事地溜了。没有人支持我一下，偌大的房间转瞬就空了，连小齐都从人缝里挤出去了。若在过去，这样的场面会让我惶恐。可我摸了摸肚子，发现自己若无其事。姚小桃本来已经走到了门口，大概想起了什么，她又回来了。姚小桃大概见不得我如此尴尬，缩着脖子挑了周易馆长一眼，把我从这间屋子里推了出去。
他哥哥吃惊地说，他出来了？
那是一双大红的皮拖，上面只有一个襻儿，挂着大拇指。走起路来呱嗒呱嗒像打竹板。那天我的指甲又染了大红的丹蔻，自己都觉得过分，曹翠芬一说，我赶紧跑回家去换鞋。
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未置可否。
我说我没有恶气，虽然有一回她挑剔我穿上那双鞋子像个女流氓。
她哥哥的脸上逐渐有了愤怒，说，毛衣是给那个人织的？
可许多人都说，他们也有一口恶气，在心里憋了许多年。
我想了想，坚决摇了摇头。
“是你要出一口恶气吧？”我还是憋不住，就想挑衅一下刘金刚。
毛衣被那双粗糙的手搓揉了一下，签子掉了出来。她哥哥机械地在那里抻扯毛线，曹翠芬的千辛万苦，瞬间就付诸东流。她哥哥红着脸说，人都死了，也没啥怕羞的了。那个孙庆东，是翠芬的老师，因为欺负翠芬和别的孩子被判了二十年，翠芬那年才十七岁。
还有张三李四王五各自发表看法，但观点都惊人地一致。最后还是刘金刚做口头总结，说曹小梨不该死，死的应该是曹翠芬。曹翠芬若是被杀死了，我们大家都可以出一口恶气。
哦哦。我赶紧说，我知道。
下面说话的是个画画的，她的办公室对着财务室，我注意到了她的门一直虚掩着，她一定清楚地看见了曹翠芬的脸，以及曹翠芬的步态。她说曹翠芬的脸上一点悲伤的样子也没有，仿佛死的是个小猫小狗。小猫小狗还有人掉眼泪呢，女儿替她死得这样惨，曹翠芬竟然一点都不在乎。她肯定不是人了，是人就不会像她那样。
其实我不知道，我是见不得他连耳根都红了的窘相。
跳舞的人说。
曹翠芬的哥哥又说，怪只怪家里穷，也怪翠芬太想上学了。要是知道她念书出来成了这个样子，哪如在山里种庄稼。
“可惜死的是曹小梨。”谢天谢地。总算有人重新抻起这个话头，所有的人都被这个重新抻起来的老话题吸引了。女儿刚死一周，她居然想得起来领工资，她还是个人吗？她真应该替女儿死了，我们群艺馆也少一害。
我说，她和家里来往不多。
气氛一下子就冷了，仿佛我的话把所有别的话都给腰斩了。我是这样想的，曹翠芬问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我就是觉得她是在问谁是我儿子的父亲，我没有想别的。我看着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看着我，他们大概觉得我像曹翠芬一样怪异，他们看我的眼神跟看曹翠芬差不多。这让我多少有点受不了，我以前并不是怪异的人，自从怀了儿子，我自己都觉得变了许多。
她哥哥说，从小家里就不想让她上学，我们兄妹九个，谁都没上过学。她主意正，自己跑到学校去缠老师。从小到大家里没为她上学花过钱，都是她自己想辙。家里实在是穷，因为这个她恨家里人，恨父母。到了初中，孙庆东供了她几年，她吃得好，穿得好，我们只当遇到了好心人，没承想他们之间有丑事，孙庆东把翠芬糟蹋了。那年孙庆东都五十多了，他不是人。
大家都把目光转向我，七嘴八舌说这话有些侮辱人。刘金刚在别人的肩膀中间把头伸了过来，看起来他是个不记仇的人。刘金刚问我是怎么回答的，我轻描淡写地说，她不过是想知道谁是我儿子的父亲，我告诉了她。
他不是人。我说。
什么！她居然这样问！
曹翠芬的哥哥又说，怪也怪翠芬自己，如果她不是那样想上学，就不会有那样的事。她是把自己送上门去让人糟蹋的，要说也怨不得别人。孙庆东的家也散了，他老婆吃了药，他妈上吊了。翠芬读了初中不够，还要读高中，读大学。她读那样多的书也没多明事理，又没带来啥好处。我们都是一家人，就她连个男人都找不着。她要是有个男人，孩子就不会被人杀死。
曹翠芬逍遥而去。各科室的人都拥到了财务室，吵嚷声差点把房盖顶了去。周易馆长一遍一遍过来斥责，也没人敛声。大家都很关心曹翠芬说了些什么，与过去有没有什么不同。小齐想了半天，总算冒出来一句话：“她染指甲油了。”大家对这个回答不满意，指甲油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指甲油有可能十天半月之前就染了。她有没有说什么？这是所有的人都关心的。小齐直着眼睛看、认真地想，总算想起来一句话。她指着我，爽快地说，“她问李红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我不说话了，无话可说。我在想那天曹翠芬看纸条的样子，她分明不恨他，她还想联系他。也许，她已经联系上了他，毛衣就是为他织的。我试着想了想曹翠芬的十七岁，她遭蹂躏的那几年，也许是她生命中仅有的温馨日子。我知道这样想很罪恶，但是没办法，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记得很清楚，她是在看到纸条之后突然买回毛线的，她笨拙织毛衣的样子，她一心想把毛衣织好的样子，就是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样子。那么，这希望是谁给的？
我知道她爱听评书，像一些老人家一样。所以我懂她这话的出处。我含蓄地笑了一下。
只是这种推测我不能对曹翠芬的哥哥说。我对他说了另一种推测，另一种推测有些言不由衷。我说，毛衣也许是给你织的。
曹翠芬“嘁”了一声表示不屑，她说：“还金兀朮呢。”
她哥哥立时跌坐在地上，牛哞一样哭了。哭了三声，他只掉了一颗大大的泪珠，然后站起了身，把那些毛线团起来塞进了塑料袋，那些曲曲弯弯的毛线让塑料袋蓬了起来。她哥哥说，我知道你这是在说好听的话，大妹子。我说句不中听的，你都可能给我织件毛衣，曹翠芬不能。
到底没有做贼心虚。我从上摸到下，我儿子一下一下地在踢腿，像是不满意我此刻的状态。我认真地对曹翠芬说：“我爱人叫肖天左。”
我问为什么不能。
把我问愣了，我险些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从没在我脑海里出现过。
曹翠芬的哥哥马上变得怒气冲冲，他说，她把那么多的钱都送给了别人，她会给我织件毛衣？
签了名，把防暑费领到手，曹翠芬也不多话，扭着鸭子屁股朝外走。走到门口她又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我，说：“李红，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曹翠芬在弥留之际留下了遗嘱，这一点，让许多人始料未及。曹翠芬是个特殊的人，她的遗嘱也很特殊。曹翠芬说，她死以后所有的器官都无偿捐献，给谁都行，她的所有存款就作为那些人的手术费用。这份特殊的遗嘱被媒体广泛宣传，因为曹翠芬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器官捐献第一人，她的大幅照片以最快的速度被制作成了灯箱广告，在城市的最高建筑上闪烁。她遗骨未寒，门外等着她捐献的人就已经排成了队。我们单位的同事也对这件事做了广泛的讨论，他们知道曹翠芬为什么要捐器官，他们的看法与媒体不一样。他们觉得曹翠芬是想继续活下去，她刚得了那么多钱，她不甘心死。她想延续自己的生命，除了捐献器官，她暂时没有找到更好的路。那些存款用于手术移植，其实也是用于她自己。我们单位的人都持这个看法，都对曹翠芬的遗嘱不屑一顾，都用那种口气说，还不知道她？他们都自信很了解曹翠芬，曹翠芬一撅屁股，他们就知道她要拉啥屎。曹翠芬从来就没做过利他的事，如果不是为自己打算，曹翠芬连一滴血都不会给别人，更别提在她身上剜块肉，她活着死了都是这样。他们想听我对曹翠芬遗嘱的看法，我说没看法。我有看法也不会说，涉及曹翠芬，我变得谨小慎微。刘金刚追在我的后面打听情况，问我有没有去医院，有没有见曹翠芬最后一面，我赌气地说，没有。我说我为什么要去医院？为什么要见她最后一面呢？她又不是我的亲人。刘金刚说，你小小年纪就能跟她做邻居，你是个有涵养的人。我说她又不是老虎。刘金刚说，她要是老虎就好了，老虎还有国家管，谁管她？死了也让人一刀一刀割，她还不如她女儿。
周易赶紧说：“对对对，就是国家标准。”
我说，刘老师，你不懂什么叫境界。
办公室的人都在自己的屋里笑，周易顾不得笑。他大步走进了财务室，吩咐小齐造表，发防暑费。他用抱怨的口吻说小齐，天气都热了，怎么不知道发防暑费！小齐梗着脖子想说话，到底没有说出来。做会计的，谁不得替领导背个黑锅呢。她气囔囔地问按什么标准，周易说按去年的标准。小齐问去年的标准是多少，周易翻着眼皮看屋顶，曹翠芬响亮地说：“去年的标准就是国家标准！”
刘金刚吃惊地说，你的意思是——曹翠芬有境界？
周易是个火上房都不着急的主儿，此刻忙不迭地拉开了办公室的门，说着废话：“天气热了吗？”
我说，假如我哪天死了，我就不会捐献器官，因为我怕疼。
曹翠芬二话不说，扭着屁股去找周易馆长，曹翠芬在楼道里大声嚷，周易，该发防暑费了，你为什么不发！
刘金刚说，我也不捐。我都死了，为什么还要让别人好过？
小齐说，馆长没让发防暑费。
曹翠芬的葬礼由红十字会和几家电视台联合筹办，也挂了群艺馆的名。周易在会上通知了大家吊唁的时间，说谁愿意去谁去，单位就不组织了。殡仪馆离城市有十公里，周易其实也是变相告诉大家，甭去，去还得租车花钱。我想去。我想去看看曹翠芬。我的那种心理很矛盾，我挺怕见到她。所以我不能一个人去，我想找个伴。我如果找肖天左，他是会陪我去的。可我不愿意与他一起去。这又是一层心理。我不愿意与肖天左共同出现在曹翠芬面前，那样曹翠芬可能理都不理我。
曹翠芬又仔细对照了工资表，拿了笔一项一项地计算。计算清楚了，人都扭身离开了桌子，目光还在工资表上停着。她还是发现了问题，陡然转过身来，点着工资表说，咋没有防暑费？
我还当她活着。
我赶忙说，对对对，有假的。
我让姚小桃陪我去。我知道她不会想去，所以我不问她去不去。我说我想去看看曹翠芬，你陪陪我。姚小桃说，看她干吗？我说我就是想看看她。姚小桃摸了摸我的肚子，说你都要生儿子了，不能再到处乱跑了。我说你陪陪我。姚小桃说，我不是不陪你，全馆的人都不去，我们去算怎么回事？
曹翠芬严厉地说，你以为银行就没有假的？
我最终还是一个人去的，自己租了辆车。我原想曹翠芬的葬礼会很豪华，会很热闹。因为有媒体介入，因为曹翠芬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器官，葬礼应该还像个样子。到了那里才知道，世界上最凄凉的葬礼也不过如此。只有一条挽幛，上面写着“曹翠芬女士千古”，在空荡的灵棚里显得很寒酸，而且我注意到，那条挽幛是旧的，不定用过多少次了。零落的几个花圈，零落的几个人，破录音机里放着断断续续的哀乐，看不到秩序和程序。我见到了曹翠芬的哥哥，来给她收拾东西的那一个，在门边立着，显得手足无措。看见我，他就像看见了老熟人，离老远就笑。他说老家也没来人，地里正忙着。今年雨水多，庄稼要被草吃了。曹翠芬还有一个哥哥也在城里工作，可眼下人在外地，回不来。他有些抱歉的样子，脸上都是忠厚和谦和。他与曹翠芬不一样，长得不一样，神态语气没有一处一样。
我说，都是从银行取来的……
我在门边跟他说话，眼睛一直也没有朝曹翠芬看。我不看，就像那里没有曹翠芬。那里没有曹翠芬就好了。可我总归要过去的，看她。曹翠芬躺在黄绸子铺的纸棺内，人显得很小，很瘦，像画一样单薄。她的衣服颜色艳丽，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打扮得像个戏里的死人。我想问她一句话，只一句。如果能够早一些去医院，你还会死吗？我问了，只是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在我不经意间，录音机里的哀乐忽然变了，变成了《一条大河》的前奏曲。紧接着，郭兰英柔婉的声音在偌大的灵棚里铺天盖地响了起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好在曹翠芬的注意力都在小齐的手上，这让我的心一点一点松弛了。接过工资，她一张一张地对着窗户照真假，连一块的也不放过。
我看见了那个人，那个叫孙庆东的人，又瘦又高又黑，穿着黑西服，捧着一大束红玫瑰出现在曹翠芬的遗体前。这一大束红玫瑰，一下子就把灵棚点亮了。录音机里的磁带无疑是他调换的。曹翠芬的哥哥跑了过来，质问他跟死人捣什么乱。曹翠芬的哥哥很生气，他觉得人死了只能放哀乐，他生气时的神态与曹翠芬很相像。我用力把他扯住了，我说你等等。他信服我，变得安静了，只是眼睛里有疑虑。他说，这歌像我妹唱的，当年她就是唱着这首歌考上大学的。我也静下心来听，居然也听出了曹翠芬的声音，我有点疑惑，莫非这首歌是曹翠芬录的？我听了差不多一段，到底还是听出了这不是曹翠芬的歌声。我感觉很奇怪，曹翠芬的声音与郭兰英的声音居然这么像，可惜她没有登过台。我问曹翠芬的哥哥认不认识这个人，他居然说不认识。他问我认识不认识，我说我见过这个人，但不知道是谁。
曹翠芬便猛熊一样扑了上去，把警卫老婆的脸挠得花瓜一样。
我没有对他说实话。
我有些难堪。是曹翠芬的话让我难堪了。她说得没错，是她的女儿被人杀了，她不是杀人犯，用看杀人犯的眼光看她是不对的。我看小齐，小齐显然什么都没意识到，她的脸更红了，眼睛扑闪扑闪，满是惊惧和恐慌。我拽着小齐跟在曹翠芬的屁股后头去了财务室，小齐战战兢兢，薄薄的一叠纸币，翻来覆去数了三遍。她数一张偷看一眼曹翠芬，再数一张再偷看一眼，仿佛曹翠芬随时可能扑过来。我在一旁都有些紧张，害怕曹翠芬真的与小齐过不去。过去曹翠芬每天都有借口跟人吵架，只是单位不再有人理她。有一天她跟警卫的老婆抓在了一起，她让警卫给她的车胎打气，警卫的老婆说，你没长手来？
孙庆东把玫瑰放到了曹翠芬的头前，就迅速走了。他走得很匆忙，像那天一样，甚至有些慌张。我追了出去，我不能让他就这样走掉。追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怎么称呼他，我觉得应该叫他一声孙老师，因为曹翠芬哥哥在，我没有叫出口。我说，喂！他一回头，我赶紧说，你的纸片我转给曹翠芬了。他迟疑的工夫，我又说，你没留电话，她联系不上你。他说，我没有电话。他已经走到了大门外，那里是一个上坡，他已经到了坡顶。他在坡顶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又说，我没有电话。我就住在你们前面那个院子，门口朝东，我们不走一条街。我想了想他说的位置，离我们住的院子不过二十米，只是出了门口以后，我们朝西走他朝东走。我问，曹翠芬有没有找到你？他落寞地说，没有。我一直在等她找我。我说你应该再找她一次，找到她。这时我已经走到了他面前，我这才发现他长了张愁苦的脸，很老，皱纹很深。曹翠芬没有见到他。曹翠芬如果见到他，不知会作何感想。他带着明显的情绪说，我怕她不愿意见我。她生活得很好，有什么必要见我呢？
说完这话，她在我的门口消失了。
他又说，曹翠芬从小就爱听《一条大河》这首歌，也爱唱，没想到她会死在这条河里。
小齐嘴里答应着“哦哦哦，好好好”，脚步却没有动，身子也没有动。她从身后悄悄抓住了我，用力往外扯我，我明白她是让我和她一起走。我若无其事地挣脱了她的手，先她往外边走，曹翠芬却一直堵在门口，没有给我让路的意思。我只得在门边停了下来，曹翠芬撇着嘴说，是我的女儿让别人杀了，不是我杀了人。你们别搞错了！
我问什么叫“死在这条河”里。
她穿的是一件崭新的苹果绿衬衣，没穿乳罩，两个口袋一样的大乳房把胸撑得满满登登，乳头清晰可见。她的两只手臂撑到门框上，人就像要飞起来一样。眼睛平视，有点盛气凌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对她客气。我从来也没对她客气过，我总是绕着她走。此时我看她的眼光有了悲悯的成分，或许还有别的说不出的东西。我喊了一声曹老师，说您进来坐。曹老师没有理我，她看也没有看我一眼，她看小齐。她看人时眼神总是折叠的，挑一下，剜一眼。再挑一下，再剜一眼。她用女高音特有的嗓音说，小齐，我来领工资。工资发了吗？
孙庆东说，要不是“这条河”，她的女儿就不会被人杀死。女儿不被杀死，她就不会得心梗。你说，是不是“这条河”害了她？
曹翠芬已经站在了门口。
我连连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看得出，为了曹翠芬他没少花心思，连这首歌的磁带都买了。可有些事情他知道，有些事情，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三天以后，是领工资的日子。会计小齐挨门通知领工资。她从楼道的东头走到西头，在每一个门口都住脚，都趴到门框上说，领工资了。所有的话都不如这句受人欢迎，大家都朝小齐笑。性急的跟在小齐的屁股后头往财务室走，刚走一半，曹翠芬突然从楼道的拐角处冒了出来。所有的人都像遭遇了鬼子一样迅速隐匿，小齐无路可逃，居然躲进了我的办公室。小齐是个女孩，还没结婚。没结婚的女孩胆子都小，小齐也不例外。小齐受了惊吓，脸红通通的，她指着门外，战战兢兢地对我说，曹翠芬……
我没有说她织毛衣的事。
二
九
我还是得到了一些有关曹小梨的信息。她被一把西瓜刀横着竖着戳了十一刀。小小的人儿，十一刀啊！疼得我一个劲儿地打哆嗦，一个劲儿想曹小梨她怎么受得了。她怎么受得了！铁二秀本来想杀的是曹翠芬，可曹翠芬跑了，把曹小梨一个人丢在了屋里。铁二秀举着刀追到了大门外，喊她停下，回来。他说，你再不停下，我就去杀曹小梨！铁二秀的这句话胡同两边的许多人家都听见了，曹翠芬不可能听不到，可她还是鸭子一样顺着胡同一直朝南跑，那条胡同有一百多米长。她跑到一半，铁二秀就已经不追了。铁二秀说，我不追你了。曹翠芬回头看了一眼，铁二秀是收住了脚，可手里的那把西瓜刀被他舞得像丝绸一样。曹翠芬便没有停住脚步，她跑出了胡同口。胡同口对面是家龙商厦，商厦下面是冷饮摊儿，商家摞起桌椅想要收摊了，曹翠芬跑了过来，从兜缝里摸出几块钱，为自己买了杯冷饮。曹翠芬喘成了心肺病人，久久都不能把一口冷饮咽下肚去。她坐到已经摞起来的一把椅子上，老板几次提醒她要收摊了，她都无动于衷。她是这样的人，对什么都安然若素。警车“呜哇呜哇”叫着开来时，曹翠芬甚至跟别人一起去看热闹。她一点儿也没想到警车钻进胡同是因为曹小梨，曹小梨瘦丁丁的身子，被那把西瓜刀捅没了。
我生了一个女儿。
我对刘金刚说，当初你如果娶了曹翠芬，曹小梨也许就不会死。我知道我这句话有毛病，假如刘金刚娶了曹翠芬，他们的孩子根本不会是曹小梨。可我这句有毛病的话让刘金刚露出了得意之色。他嘲讽地说，你让我娶曹翠芬，你咋不娶她呢？刘金刚是个有本事的人，很多新修的寺庙都有他的泥塑金刚作品，所以大家都不叫他的本名刘玉，而是叫他刘金刚。我看着刘金刚，没来由地不喜欢这个人。我说，即便曹翠芬真的死了，你也不会收养曹小梨。刘金刚问我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我说，你哪里有这样的格局收养别人的孩子啊！话音未落，我的儿子在肚子里踢了我一脚，我就意识到自己说了错话。我怀了儿子以后经常说错话，只有今天我想补救。刘金刚提着他的暖瓶怒气冲冲走了。我赶紧提了暖瓶去追他。十五磅的暖瓶很重，我斜着身子在他的身后喊：“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没有理我，他连头也没回。
我一直在琢磨我的女儿是怎么回事，她是一直在我的肚子里潜伏着，还是在降生的一刹那，她让自己变了。我一直觉得她是男孩子，这种感觉根深蒂固。而且我在例行检查时做了三次B超，因为找了熟人，她们都告诉我是男孩子。还有，所有见过我怀孕的人，都说我怀的是男孩子。我的儿子，他是什么时候变的呢？
刘金刚激动得脸都有些走形了，走形的标志就是鼻子和嘴都有些往一边歪。他的暖瓶还在手里提着，忘了放到地上。我刚提了“曹小梨”这三个字，他就把身子扑过来凑近我，嘴巴离我的耳朵只一拃的距离，呼呼喷出热气，唾沫星子也在我的眼前飞溅，像是在下一场零星小雨。他咬牙切齿地说，铁二秀怎么不杀曹翠芬呢，该死的是曹翠芬啊。如果铁二秀杀了曹翠芬而留下曹小梨，我甚至可以收养那孩子。我不动声色地移了移身子，让那些小雨下到地上。我朝刘金刚笑了笑，说当初你如果娶了曹翠芬，曹小梨也许就不会死。我知道曹翠芬曾经追过刘金刚，上班的第一天就有人当作笑柄告诉了我，只是曹翠芬方法用尽，也没能让刘金刚动心。后来他们因为什么事闹过纠纷，曹翠芬抓了刘金刚的脸，刘金刚扯掉了曹翠芬的两粒纽扣，曹翠芬就告他耍流氓。刘金刚起初不承认，可他不承认，曹翠芬就没完没了地写信告状。单位领导就给他做工作，说你承认了吧，就当是行行好。曹翠芬不单在县里告，还去市里告，还要去北京告。单位领导哪里撑得住，虽说曹翠芬是无理取闹，但领导也怕这样的无理取闹。后来刘金刚写了检讨，检讨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流氓成性，把曹翠芬同志的两粒纽扣看走了眼，以为是两只妈妈头……”刘金刚交的检讨是副本，原稿在他的抽屉里锁着，单位新分来年轻人，他就拿出来给别人看。后来同办公室的人一看他往外拿检讨就大声朗诵——大家都背下来了。
肖天左表现得兴高采烈，他说女儿好，女儿长得像他。他每天忙得像一只停不下来的陀螺，该转的时候转，不该转的时候乱转，转得我头都是晕的。我说，你能不能坐在哪里歇歇脚？肖天左说，我转习惯了，停不下来。我女儿生下三天就会笑，她是听了肖天左的那句话，突然会笑的。
曹翠芬穿得倒是整齐和鲜亮，人也丰腴得有红似白。传说她在家里什么都不做，都是曹小梨伺候她。冬天下着大雪，曹翠芬想吃汽锅鸡，曹小梨就顶风冒雪跑到城东去给她买。
有一天我翻日历，发现那天是曹翠芬的“百日”——她死一百天了。我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我生了女儿，我还告诉她，她是所有人中唯一说我怀了女儿的，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李红，你怀的也是女儿。
这样的孩子，你会喜欢么？
因为这个“也”字，我还生了很大的气。
水龙头大概被水垢糊住了，半天也滴答不满一壶水。我和姚小桃站在雨篷底下聊天，我们两个同岁，同一年进机关的。只是我已身怀六甲，她还是光棍一根。我问到底是谁杀了曹小梨，姚小桃说，还能有谁，她那个继父，早就看曹翠芬母子不顺眼，想轰她们走，可就是轰不走。曹翠芬说要让她们走也可以，得把房子一并带走。怎么可能呢，她这是无理要求。房子是男人的，男人不可能把房子给她。姚小桃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不知道的仅是——曹翠芬租住铁二秀的房子都两年多了，当然后来不是租住，传说他们住在了一起，铁二秀怎么忽然想起杀人呢，而且杀个孩子？姚小桃也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这个时候又来了别的人在我身后排队。姚小桃提了装满水的暖瓶先走了，我留神后边又来了谁，我还是想跟人探讨曹小梨的事。我过去也没有怎样喜欢过那个孩子，那个孩子偶尔到单位来找她妈，我都没有跟她说过话。那是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拖着鼻涕，小脸总像花瓜一样。大了稍微好一些，可也好不到哪里去，衣服不是长了就是短了，不是肥了就是瘦了。有一次居然穿了她妈一件连衣裙，一边走一边踩裙边，险些绊跟头。还有一次我在路上看她踢一只死耗子，边踢边骂：“×你妈！×你妈！”我故意在离她很近的地方看她一眼，她也看了看我，仍没放弃踢那只死耗子，嘴里也没有停止骂。后来她用脚尖把死耗子挑了起来往远处扔，死耗子正好掉在路边一位女士的高跟鞋上。女士冲过来拍了她一巴掌。曹小梨往后退，可是她没哭。
她有的时候说得也是对的——这是我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想告诉她。
具体是怎样的情形，当然没有人能说清楚。一早我上班，狭窄的楼道里拥堵着许多人，他们各个都很惊怵，脸上有着惶恐和隐秘的兴奋。姚小桃第一个问我，你听说凶杀案了吗？我说什么凶杀案？我的确不知道什么凶杀案。我这一路都没有碰到熟人，也怕碰到。我一手推着车，一手扶着摇摇欲坠的肚子，一直擦着墙根走路。我问姚小桃发生了什么凶杀案，谁被杀了。姚小桃刚要启齿，看了周围一眼，又把话咽了下去。刘金刚抢着说，曹小梨被杀了，曹小梨死了。死的咋不是曹翠芬呢，杀了曹翠芬多好。大家一致表示赞同，都说应该曹翠芬去死。曹小梨那孩子仁义，八岁就给她妈洗血裤衩，今年还不到十一呢，死了实在可惜。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托住了肚子，我的儿子在那里蹬腿呢，他好像也听到了外边大人说的话，也表示曹小梨不应该死。大家呛呛呛的声音震得我耳朵疼，说的都是疼惜曹小梨的话。我问了一句是谁杀了曹小梨，居然没有谁听到。我无聊地穿过人群去了办公室，一屁股在椅子上安顿下来。大家也一下子散了，各回各的办公室。我看见姚小桃提了暖瓶去打开水，屁股都没坐稳，我也提了暖瓶追了上去。因为走得急，肚子像皮球一样在我胸前晃来晃去。我儿子在肚子里都在问是谁杀了曹小梨，我得把这事弄清楚。
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出家门，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看看左右没人，我在马路中间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把写给曹翠芬的信在圆圈里烧了。信装在了一个大信袋里，信袋上写了曹翠芬的名字，为了保险起见，我还贴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邮票。
凶杀案发生在午夜时分。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肖天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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