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庄重地点了点头。她可以看见那栋房子，她说。她知道弗吉尼亚爬山虎的样子。她可以很清楚地想象他父亲的模样。
“啊，安静得像坟墓。”
“如果我没请你出来散步，你会做什么？”
“听起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阿里亚德涅说。
“待在房间里。”
“其实不值一提。”他说，但她依然想听他讲。于是他努力为她描绘小镇的景象：唯一的街道和广场，奥凯文五金店，兼营酒吧的杂货铺，马修神父雕像。
“什么也不做，阿里亚德涅？”他半开玩笑地说。她的表情依然严肃，不见一丝笑容。或许会收拾抽屉，她说。当她再次称呼他“普伦德维尔先生”时，他说：“你可以叫我巴尼。”
他向她描述里斯科里亚：长而窄的房间，花园里查理·雷蒙德的身影——自从巴尼记事起他就在那儿劳作，还有大厅里的病人。他讲起里斯科里亚毗邻的民宅、沃尔什酒吧，以及卧室窗户正对着的塔楼遗迹。他背诵了一首查理·雷蒙德的打油诗，说起他那张与真实年龄不相称的布满皱纹的脸，以及努拉的农妇打扮。他讲到巴利纳德拉的学校，小时候自己搭送奶车上学，搭送面包车回家，长大后改成骑父亲的旧B.S.A自行车。她从没听说过巴利纳德拉那样的小镇，阿里亚德涅说，她从小到大只知道都柏林。
“只是巴尼？”
“她去世了。”
“巴尼·格雷戈里。”
“您的母亲不在，普伦德维尔先生？”
她再次点头。他们在沉默中前行。他说：“你一直在家帮母亲料理家务？”
他说自己也喜欢星期天。他给她讲在里斯科里亚的那些星期天，因为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会让她感兴趣。冬日的午后，他和父亲坐在客厅里读书；夏天他们会换到花园里。努拉为他们端来下午茶，还有前一天做好的蛋糕。父亲通过邮寄从都柏林的一间图书馆借书——A.E.W.梅森、E.菲利普斯·奥本海默以及桑普尔的小说。有一天当他读完一本小说，准备放回邮寄箱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他把书递给巴尼。“读读这本书。”他说。从此以后，两人共同阅读图书馆寄来的书。那时巴尼大概十四五岁。
“我还能做什么？”
“我喜欢星期天。”阿里亚德涅说。
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想说，她可以找一份更合适的工作。即使在商店打工也比在家扫地端盘子强，但他没有这么说。“比如护士。”
等待的时间里他想到了她的母亲和希伊先生。他不清楚麦基兵营和警卫岗哨的方向，但他绝不想撞见他们，哪怕只是远远地看见。“我好了。”阿里亚德涅不到一分钟就回来了。巴尼轻轻推开前门，然后在两人身后轻轻地关上门。秋日潮湿的落叶铺满了人行道，又被风吹成了堆。一阵风拂过，更多的秋叶从树枝上滑落，在空中翩翩起舞。阿里亚德涅的外套也是浅紫色调，与围巾的颜色融为一体。其实他们不必悄悄离开房子，但两人默契地没有发出一点响动。他们甚至没有看对方的眼睛。
“我胆子太小，当不了护士。”
“等我去穿上大衣。”
“我敢肯定你会胜任的，阿里亚德涅。”
“如果你有空的话。”
她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护士。她温柔的触摸会是一种恩赐。她的美丽会给病痛中的灵魂带来欢乐。
“现在吗，普伦德维尔先生？”
“修女更适合做护士。”她说。
她没有立刻回答。他望向她，期待捕捉到微光中的一丝笑容。餐厅里隐约传来播音员充满激情的解说。阿里亚德涅的脸上没有笑容。她说：
“你去过修道院吗，阿里亚德涅？”
“想去散散步吗，阿里亚德涅？”
她点了点头，似乎陷入了回忆。当她再次开口时，声音里第一次透出了渴望。“你想去修道院看看吗，巴尼？离这里不远。”
每个星期天下午，勒内汉太太和希伊先生会陪着芬内蒂太太在餐厅里收听广播里的爱尔兰曲棍球或是盖尔球赛直播。收音机只在这种时候打开。球赛结束后，希伊先生和勒内汉太太会一同走进厨房。
“如果你想去的话。”
“是的，普伦德维尔先生？”
“我们在普鲁士街右转。”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午后，他站在一楼的楼梯口低声唤道。两人仿佛昏暗的光线里的一对剪影。“阿里亚德涅。”他再次呼唤她的名字，心中充满了喜悦。
路上见不到一个行人。路两旁的门紧闭着，围出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他们的脚步悄无声息地落在潮湿的落叶上。
“阿里亚德涅。”
“我喜欢你衣服的颜色。”他说。
他从未向“红毛”梅德利克特、斯洛文斯基或是其他人说起阿里亚德涅。在给父亲的信里，他提到了勒内汉太太、芬内蒂太太以及希伊先生，但阿里亚德涅从未出现。在喧闹的咖啡馆和课堂上，他的眼前总是不自觉地浮现出她的身影。他希望每一刻都在她的身边。每天早晨他恋恋不舍地走出戈加蒂街的房子，傍晚又迫不及待地赶回去。
“是亲戚留给我的。”
搬来一个月后，巴尼已经对楼上房间里的各种声响了然于胸。如果阿里亚德涅走出房间几分钟不回来，他告诉自己她去洗头了。他想象她的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就像努拉当年那样。然后她会垂下湿润的长发，电炉丝的红光映在发丝上。他的目光穿透灰暗的天花板，侵入她的世界，每一次声响都会引发无限遐思。她会像努拉那样在晚上缝补、刺绣吗？在里斯科里亚，努拉让查理·雷蒙德从花圃带来三色堇和报春花，她会把花朵夹在餐厅的医学百科全书里。巴尼不知道阿里亚德涅是否也有类似的爱好。他揣测她上床的时间，自己也同时间躺下，在黑暗中伴着她入眠。
“亲戚？”
勒内汉太太干家务活的时候偶尔会唱歌，阿里亚德涅却从不作声。她的表情里没有一丝不乐意，唯有一种淡然。那是圣徒的表情——有一天巴尼忽然意识到，之后那个念头再也挥之不去。他总是最后一个吃完早餐，还会在餐桌前流连片刻。阿里亚德涅端着托盘进来，如果他还没走，她会不紧不慢地用湿煤渣把火扑灭，然后一一擦拭壁炉上的饰物。她优雅的双手和手中的瓷器一样精美，她的衣着却始终如一：同样色调的淡紫色搭配肃穆的黑色。“晚上好，普伦德维尔先生。”有时她会在暮色笼罩的门厅里低声说。说话时她刚从一扇门里走出，话音未落已消失在另一扇门后。
“我的姑奶奶洛蕾塔。一半还是全新的。她喜欢这个颜色。”
巴尼也喜欢这个名字，觉得它很适合勒内汉太太的女儿。他发觉自己越来越常想她，尤其在麦格斯提和麦斯平-格林教授的课上。没多久他就发现，除了家务以外，阿里亚德涅并没有一份真正的工作，每当他想起她，背景总是戈加蒂街的那栋房子。她打扫房间，准备餐食，洗碗收拾。她常常拿着扫帚和簸箕出现在楼梯上，或是在前门擦拭黄铜把手。每天清晨她去餐厅生火，傍晚时分再次把火点燃。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和母亲一起擦拭窗户。
“它很适合你。”
“你或许从没见过阿里亚德涅这个名字。”一天早晨勒内汉太太在门厅里说。她是在《模范主妇》杂志里看到这个名字的。假如生的是男孩，她会给他取名保罗，那也是她的娘家姓。当她第一眼看见“阿里亚德涅”的时候，她就认定了这个名字。
“她也这么说。”
医学生们偏爱某几间酒吧：国际酒吧、杜克街的瑞恩酒吧，还有麦克法登酒吧。每晚喝过酒，他们会去“水晶”舞厅跳舞，或是去格林电影院外的咖啡馆喝一壶茶，议论一下导师的私生活——当然以讽刺为主。这种时候，斯洛文斯基会聊起战时的若干情人，梅德利克特会详细描述克劳迪娅·里格太太的惊人胃口——她是伯恩茅斯一位面包师的寡妇。多年以后，巴尼生命中的这段时光也将以碎片的形式存留在记忆里，一如在里斯科里亚的孩提时代。这段记忆的中心，永远是戈加蒂街的勒内汉家。
这就是她的裙子和身上这件大衣都显长的原因。正是这些衣服带给她那种古典的气息。她没有属于自己的衣服？他想问，但没有开口。
巴尼选了博瑞·麦格斯提、麦斯平-格林教授和年迈的波塞博士的课。波塞博士早在巴尼父亲上学的时候就在医学院了。博瑞·麦格斯提是个讲话啰嗦的青年讲师，麦斯平-格林教授则以严厉和暴躁著称，尤其对斯洛文斯基上课时看《每日小品》感到愤怒。巴尼的同龄人会认真地听课做笔记，但逐年增多的退役军人把学习气氛拖得涣散下来。“听。”斯洛文斯基在麦格斯提讲解胆管功能时对身边的人说，一面用手指在牙齿上弹起贝多芬来。
修道院是一栋水泥建筑，前面围着银色栏杆。几扇窗前垂着百叶窗，其他的挂着蕾丝窗帘。修道院侧面有一道绿色的门，黄铜门环与信箱闪着光。
拱门内是铺着卵石的广场，四周环绕着阴郁的学院外墙。几片修剪整齐的草坪用铁链围了起来。教堂漠然注视着考试大厅的廊柱。餐厅挂钟的金色数字映衬着蓝色钟面。一座钟楼煞有介事地矗立在广场一侧。
“你每天上午都来这儿？”他问。
门卫们住在生火的小屋里，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其权利范围内拥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头戴黑丝绒骑师帽，节庆日子里其中一人还会手握权杖。他们守在高耸的拱门边，监督学生们推着自行车经过。女生只能在规定时间里出入，必要时还要在访客本上签字。门卫在拱门内侧贴上舞会与戏剧的宣传单。知名学者的到访通知以及社团账目也张贴于此，甚至还有在非洲传教的报道。
“小时候爸爸总带我来。修道院在他上班的路上。”
门卫室外的绿色告示板上贴着琳琅满目的手写字条：情书、简短的回绝、分手声明、出轨控诉、陌生人的倾慕。有个信封已经在固定的位置待了几个月，收信人是“R.R.伍德利”，但这位伍德利先生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早已毕业了。我深陷孤独，终日忧愁，却无人倾诉：一颗心就这样赤裸裸地装在落灰的信封里，其痛苦袒露在众多猎奇的目光之下。其他字条多是从练习本上撕下的半页纸，它们来去匆匆，只在绿色告示板上停留数小时便不知去向。
她打开了话匣子，他在脑海里渐渐拼出她童年的影像，正如半小时前他带她走入自己的童年时光。他看见她牵着父亲的手在清晨的街道上穿行。她的父亲在复活节大街的马奎尔煤炭公司上班。有时他会在路边的商店里买上半盎司老伙计牌烟丝。
没多久楼上传来脚步声，他知道那是阿里亚德涅。脚步声穿过房间，停在窗前。百叶窗被放下。随后脚步声又起，在地板上徘徊。他知道她何时脱了鞋。
过街的时候他想挽起她的胳膊，但最终没有鼓起勇气。他们可以走到某个公交车站，他建议，然后乘车去奥康纳大街。他们可以找个星期天开门的影院咖啡馆，坐下来喝杯茶。她摇了摇头。她必须回去了，她说。
阿里亚德涅走进来，把《先驱晚报》递给外祖母。巴尼朝她微笑，但她没有察觉。芬内蒂太太专心读起报纸。巴尼上了楼。
于是他们原路折返，再次穿过静谧的街道。雨丝飘落，两人一路无言。
“她的第一次婚姻是个错误，她会一错再错。她太容易上当了，就像房顶上的铁公鸡，被风吹得溜溜转。”
“上帝啊，真有你的！”在“水晶”舞厅里，梅德利克特一边扫视着站在墙边的姑娘们，一边赞叹道——斯洛文斯基偕着一个说不清年龄的婀娜女人走进舞池，几分钟后两人双双消失，再也没回来。墙边的几个姑娘向梅德利克特递着眼神，显然被他的帅气所吸引。他走向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她头发的颜色仿佛新擦过的黄铜，巴尼觉得她一点也不美。
巴尼说自己想不出这么一个人，她说那是当然。内德·希伊其实是个精明人，她说，虽然看起来呆头呆脑的。
巴尼对于舞步一窍不通，他的舞伴常在一两分钟后便借故走开。“你是干什么的？”一个不太挑剔的胖女孩问他。他说自己在干洗店上班，因为斯洛文斯基告诫他别说自己是学生，否则会把姑娘吓跑。“你不会跳舞。”胖女孩很快就看出来，然后开始教他舞步。
“如果你在都柏林能找出一个比内德·希伊更懂房子的人，就算我看走了眼。”
晚场快结束的时候她依然在教他。梅德利克特依然黏着那个苗条姑娘，他说两个人很“合得来”。在舞厅外，巴尼听见他夸奖她的眼睛。这让他有几分尴尬，因为他不想惺惺作态地告诉胖女孩，她也有一双迷人的眼睛。于是他问她叫什么名字。“梅。”她回答。
“哦，我想——”
梅德利克特说城里的酒吧都关门了，不如搭计程车去南郊的山羊镇。他说那里有大片的田野，他们可以先喝上几杯，然后在月光下的田野漫步。但梅说，回家太晚的话父亲会剥了她的皮。她挽起巴尼的胳膊。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她告诉他。
“他热衷于房产买卖。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我们这栋房子，而不是勒内汉太太。”
苗条姑娘也不想去山羊镇，梅德利克特便拉着她进了一条窄巷。他们在巷口接吻，巴尼和梅远远地站在一旁。一旦父亲发起脾气，梅说，谁也拉不住。“好吧。”巴尼听见苗条姑娘说。
“原来如此。”
在小巷的远端停了一辆破旧的福特车，旁边是一辆装着建筑垃圾的翻斗车。梅德利克特和女伴朝巷尾走去，后者的金色高跟鞋跟一步一晃。梅德利克特拉开福特后侧的车门。“上车吧，亲爱的。”他说。
巴尼点点头，其实他对希伊先生与勒内汉太太的绯闻并没有兴趣。然而这个话题还在继续。“内德·希伊在希伯尼安保险公司上班。他趁工作之便把收音机卖给顾客。他经常上门拜访顾客。”
巴尼不知该对梅说些什么，于是他沉默着。她说起自己的兄弟姐妹；恍惚间他开始想象阿里亚德涅出现在里斯科里亚。他想象自己与她订婚，他在厨房里把她介绍给努拉，在花园里把她介绍给查理·雷蒙德。他看见自己陪她走在街上，坐在教堂外等她聆听弥撒。他带她去巴利纳德拉，让她亲眼看看小镇商铺，还有广场上的马修神父雕像。
“他们两个在约会。每晚他们都会散步到麦基兵营。希伊花的每一分钱都要有回报。他们走到麦基兵营，然后从警卫岗哨绕回来。之后他会和她一起去厨房。这才是内德·希伊的真面目。”
他往福特车的方向瞟了一眼，看见后车窗里的黄铜色头发。他会把她介绍给心地善良的博恩小姐。他想象博恩小姐在奥凯文五金店门前从自行车上下来。“欢迎来巴利纳德拉，阿里亚德涅。”她用温柔的声音说。
勒内汉太太穿着外出的衣服走进餐厅，巴尼这才明白希伊先生古怪举动的原因。希伊先生与勒内汉太太结伴出门后，芬内蒂太太说：
三个男人进了窄巷，没多久就传来争吵声。一扇车门被猛地拉开，几件衣服被扔出来。一只金色高跟鞋在小巷的地面上弹了几下，落在翻斗车旁。“让这个婊子从我的车里滚下去。”一个声音愤怒地喊道。
“在地下六英尺，没人会问你问题。”芬内蒂太太说着又大笑起来。
面对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巴尼依然无法从自己的幻想中抽离。他与阿里亚德涅手挽着手，从小镇一路走回里斯科里亚。在路上，他指给她看拉肯斯农场，以及黑棕部队曾在里面杀害一对父子的茅草屋，还有长街尽头的一间破屋，里面住着精神失常的博伊斯太太，他上学的时候每天会在破屋门口等回程的送面包车。路边的荒草地里开满了野花，那一定是个夏日。
“医生会埋葬自己的错误。你听过这句话吗？”芬内蒂太太尖声笑道。巴尼礼貌地笑笑。希伊先生依然坐在门边，对壁炉旁的对话无动于衷。巴尼不明白他为何要穿着大衣坐在那里。
“从我的车里滚出来！”
“不是。我不在道丁。”他解释说自己是个医学生。
地上的衣服和鞋都被扔进了翻斗车。梅德利克特的声音模糊不清，但听起来颇有几分喜剧色彩。“你想让我扭断你的脖子吗？”刚才那个声音冲着他大嚷，“滚出我的地盘。”
“你在道丁大学念书？”她说的是一所开授会计与记账课程的商科大学，专收想去银行或啤酒厂上班的学生。
“我要回家了。”梅说。巴尼陪她走到公交车站。她说一个那么容易跟人上车的姑娘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巴尼心不在焉地听着。“下次我再来‘水晶’舞厅找你。”她临走时说。
芬内蒂太太回到壁炉旁的扶手椅上。希伊先生重新披上海军蓝大衣，戴上手套，坐在门边的椅子上。芬内蒂太太在炉旁拿起一瓶烘暖了的黑啤酒，斜着酒杯熟练地倒满。她邀请巴尼也喝上一杯，说黑啤有助消化。巴尼不知如何拒绝，便在壁炉前的另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芬内蒂太太点了一支烟。她和希伊先生一样，也是租客，她说。虽然她是勒内汉太太的母亲，也得每星期付房租。所以她才会和另外两个租客一同进餐。
在回戈加蒂街的路上，一种梦呓般的感觉如影随形，梅丰满的身体似乎依然在他身旁，她的乳房贴着他的胸，一只膝盖触碰着他的膝盖，她掌心湿润的温热。他从未将这种肉体上的亲密与阿里亚德涅联系在一起，但当他一步步靠近戈加蒂街时，他知道自己今夜必须看见她的脸，必须感觉到她的存在，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
“被漆皮卡住了。”阿里亚德涅说。
回到勒内汉家，他先来到二楼自己的门前，然后沿着楼梯继续往上走。灯随时可能亮起来，他想，他随时可能暴露在灯光下，那时他会假装自己走错了楼层。然而黑暗依旧浓重，他没有打开廊灯。他轻轻地拧开楼上房间的门把手，在身后关上门。眼前一片黑暗，但两人心照不宣的默契让他期待着来自她的呼唤。没有呼唤声，甚至听不见呼吸声。他站在原地，等待百叶窗间的光线洒落——无论多久，他都愿等下去。他注视着想象中床的位置，暗夜的微光证实了他的猜想。他等待着，等待她的倩影浮现。他压抑着内心的渴望，用全世界的耐心等待。只用看一眼，他就转身离开。在未来的某个日子，他会幸福地告诉阿里亚德涅今晚发生的一幕。
他说没关系，他注意到她的母亲只推开了下半扇窗。不碍事的，他说。
房间里的一切逐渐清晰起来——衣柜、床、盥洗架、抽屉柜——在他看清家具的轮廓之前，他已经知道房间里只有自己孤身一人。他的耐心并没能换来安睡的容颜，枕头上也不见黑色的秀发。百叶窗并没有拉下。床铺得很整齐，床罩也没有掀开。房间异常整洁，仿佛已被遗弃。
大家陷入了沉默，直到阿里亚德涅进来收拾餐桌。“我忘了告诉你，”她对巴尼说，“你房间的上半扇窗户打不开。”
第二天早晨，在麦斯平-格林教授登上讲台之前，昨晚窄巷里的一幕以及斯洛文斯基从舞池里带走婀娜女人的故事已经传开了。大家都可怜巴尼，觉得他没把握住机会。“红毛”梅德利克特、斯洛文斯基和几个退役军人向他传授了如何更进一步的秘诀。没人注意到他恍惚的神情。
“几个婊子。”
当天傍晚，老妇人透露了事情的原委。当他询问阿里亚德涅为何不在餐厅时，老人说勒内汉太太正准备雇佣一个名叫比蒂的女佣，将来她会接替阿里亚德涅的工作。他问阿里亚德涅去哪儿了，老人说她一直向往教会。
“五只肥秃鹫。想想，她们的老爹还尸骨未寒呢。”
“教会？”
“我见过那种女人。”
“阿里亚德涅去修道院的厨房工作了。”
“我也是这么跟那几个女人说的。我卖给他的那台只有几处轻微的焦痕。她们五个居然笑话我。”
希伊先生走进餐厅，脱下海军蓝大衣和皮手套。几分钟后，勒内汉太太把晚餐放上餐桌，又沏了一壶茶。希伊先生聊起白天作为希伯尼安保险公司专员造访过的房子。勒内汉太太为母亲在火炉旁温了一瓶黑啤。
“我听说派伊是最好的牌子。”
“阿里亚德涅再也不回来了？”希伊先生和勒内汉太太出门后，巴尼问芬内蒂太太。
“是的。”
“我想她会一直待在修道院。阿里亚德涅喜欢修道院。”
芬内蒂太太一边咀嚼，一边朝墙角架子上的收音机望了一眼。“勒内汉太太的收音机也是派伊牌的吧？”
“这我知道。”
“我早晨八点到他家，发现那地方已经被他的五个大块头女儿接管了。我一提收音机的事，她们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一台上好的派伊牌收音机就这么打了水漂。”
芬内蒂太太点燃了餐后的香烟。她早就预见到了，她说，没什么奇怪的。
老妇人飞快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你太不走运了。”她说。
“您知道她会去修道院？”
“你认识马蒂·希金斯吗？”希伊先生问芬内蒂太太。他开口说话时总是刻意用嘴唇包住牙齿，似乎羞于露齿。“我卖给他一部收音机。三英镑十五先令。我们已经谈好价了，可是我送货上门的时候，他手里只有一张五英镑的整钞。‘我今晚就去把它破开，’他说，‘你明早再来吧。’谁知那天晚上他就死在床上了。”
“在你叫她出去之后，巴尼。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有一笔坏账。”希伊先生在餐桌前坐下。芬内蒂太太从壁炉旁一张塌陷的扶手椅上站起身，来到桌前自己的座位。阿里亚德涅端着满满的托盘走进来，在三人面前摆好油炸食品。芬内蒂太太说约克郡浓酱前一天晚上就没了。当阿里亚德涅再次回到餐厅时，托盘里除了金属茶壶，还有一瓶约克郡浓酱。她和母亲都不在餐厅用餐。
他说自己不明白。她点了点头，似乎在赞同自己的话。她倒了一杯黑啤。她此前从没叫过他“巴尼”。
那人把大衣和手套脱下来放在门边的椅子上，回答说自己不太好。他的下巴很短，像被削掉了一块，五官也给人同样的印象。他的头发剃得很短，看不出颜色。他穿着棕色细条纹西装，胸前口袋里探出一角手帕。左侧衣领上别了一枚不起眼的徽章，表明了禁酒主义者的身份，那也是“圣心先锋禁酒协会”的标志。
“那叫‘约会’，巴尼。即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进餐厅。他穿一件系腰带的海军蓝长大衣，戴着棕色手套。“你还好吗，希伊先生？”芬内蒂太太问。
“是的，但那和她去修道院有什么关系？”
巴尼也介绍了自己。他那间房的上一个租客在克莱里百货的床上用品部上班，她说，一个来自卡洛郡的年轻人，名叫康·马洛。现在巴尼来了，房子又住满了。以前康·马洛交房租总是拖拖拉拉。“勒内汉太太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拖欠房租。”老妇人警告道。
“她没给你讲勒内汉先生的事？她没有说起她的父亲吗，巴尼？”
“我姓芬内蒂。”在餐厅里，一个精神矍铄的矮小老妇说。她的头顶很平，长着粗硬整齐的白发，圆溜溜的小眼睛盯着巴尼。“我姓芬内蒂，”她重复道，“我是勒内汉太太的母亲。”
“她提到了。”
一阵铃声把他从幻想中惊醒。他从未在意过女孩或是女人的容貌，尤其是梅德利克特和斯洛文斯基在咖啡馆里或街上品头论足的女人。阿里亚德涅与她们不一样。她的身上散发着难得一见的古典美人气息。巴尼觉得她异常动人。
“她没有告诉你他自杀了吗？”老人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动作一如往常地迅速。然后她继续贴着杯壁娴熟地倒黑啤。
她若有若无地点点头，似乎对他不再感兴趣，缓缓合上门。他听见她的脚步落在楼梯上。轻得像柳絮，他对自己说。他感到莫名的欢喜，头皮一阵酥麻。女孩为房间带来一丝淡淡的香水味，离开后香味依然流连不去。巴尼想关上窗户将它留住，但他又想伫立在原地。
“没有，她没说。”
“非常感谢。”他从她的手里接过肥皂。
“阿里亚德涅十岁那年，她的父亲在楼上的房间自杀了。”
两天后巴尼搬了进来。放好行李后，他在房间里等待勒内汉太太之前告诉他六点会听到的开饭铃声。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我叫阿里亚德涅。”勒内汉太太的女儿说。她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条黄色肥皂。“妈妈让我给你。”她一头黑发，岁数与巴尼相仿。她身穿镶黑边的淡紫色长裙，脖子上挂着几圈雪白的珠链。她的唇上涂了口红，一双手纤纤如玉。她那褐色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巴尼。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芬内蒂太太？”
“我喜欢把丑话说在前面，免得今后产生误会。”
“我向来不喜欢那个人，”她说完顿了一下，似乎在回忆那个自己不甚中意的女婿，“阿里亚德涅始终心怀愧疚。”
“没问题。”
“愧疚？”
“每星期五晚付房租，普伦德维尔先生。最好是预付。”
“你还记得自己十岁时的事吗，巴尼？”
巴尼说三十先令很合理。
他点了点头。他俩在这方面有共同的经历，他曾对阿里亚德涅说，两人都在单亲家庭长大。没有孩子不爱自己的父亲，芬内蒂太太说。
“浴室和厕所在两层楼之间。”勒内汉太太说。在她的孩提时代，房子里曾有两个女佣和一个厨子；到她成年之后，至少还雇着一个女佣，以及每两周上门擦洗一次的妇人。现在别说忠仆了，就算花钱也请不到用人。她注意到巴尼的目光落在用红纸装饰的壁炉上。她说过去每天早晨炉膛里就会生火，到了晚上红通通的炭火还烧着。如今这种事自然是不必想了。“每星期三十先令怎么样？含早餐和六点的下午茶，星期天还有一顿正餐。”
“勒内汉先生为什么要自杀？”
二楼有个房间开着门。“有点儿潮气。”勒内汉太太走进屋，径直打开窗户。床很窄，配了铁质雕花床架。床边立着一只带瓷盆的盥洗架，上方的墙上挂着剃须镜。屋里还有衣柜、抽屉柜、两幅圣像和一把椅子。地板中央是带花纹的油地毡，已有几分磨损，周围是一圈漆成深色的地板。窗前挂着纱帘和百叶窗。
芬内蒂太太没有回答。她喝了一小口酒，盯着壁炉里的火苗，把烟头扔了进去。她说勒内汉先生害怕被捕。
巴尼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听说了戈加蒂街。当天傍晚他去看了那处住所。开门的是一个脸上涂着粉、留着波浪黑发的女人。她的嘴唇上胡乱涂了一层口红，眼睛大概由于近视眯缝着，眼皮上依稀有眼影的痕迹。她身披一件花卉图案的外衣，一进门厅就脱了下来。外衣下面是米色衬衣和海军蓝裙子，衬衣上别着一只猎狐犬胸针。她把外衣叠好放在门厅的衣帽架上。她与母亲、女儿住在这里，她解释道，一般情况下她不接纳寄宿生，但这栋房子对她们来说太大了，房间白白空着太可惜。另一方面，在她中意的街区里又找不到小一点的房子。她带他顺楼梯而上，一边介绍房子的情况。“勒内汉家族在这里已经住了三代，”她说，“这是我无法离开的另一个原因。”
“被捕？”他惶恐地重复道。
“我听说，”梅德利克特说，“动物园旁边有一间房出租。本来有个荷兰人想租，但他决定回国了。”
“电车上的一场意外。”老人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她的神情凝重起来。她说起第一晚见到巴尼时说过的话：她的女儿在男人面前就是个傻瓜。“那段时间路上的人总会盯着阿里亚德涅。教会学校里的女孩们都不理睬她，只有修女对她好。她一直记在心里。”
梅德利克特的绰号来源于他的红色头发，他的前额上也懒懒地耷拉着一缕红发。他喜欢鲜艳的衣着，常穿绿色丝绒西装马甲，搭配绿衬衫和宽大的绿领带。他脚下蹬一双浅色的软质小羊皮鞋。他是英国人，相貌英俊出众。斯洛文斯基矮小、秃顶，穿一身褪色的蓝军装——据梅德利克特说，那是在失物招领处买的。斯洛文斯基的绝活儿是用大拇指的指甲在牙齿上弹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到底是什么意外，芬内蒂太太？”
巴尼是在生物课上认识斯洛文斯基和“红毛”梅德利克特的。他并不真把他俩当作朋友，但结伴外出还是不错的。
“电车上的‘儿童事故’。这是一个专门的词。我可不想知道它的意思。”
“上帝啊，先生，您开什么玩笑！”女侍者怒斥道，随即转身离开。
他坐在火炉旁，浑身冰冷。似乎他刚被告知的不是阿里亚德涅父亲的死，而是她自己的死。他希望两人外出时他挽起了她的手。他希望当他提议去影院咖啡馆喝茶的时候她点头应允。不久前他还不知道她的存在，而此刻他已无法想象不再爱她。
“我们去弗林酒吧吃生蚝。”
“没用的，巴尼。”
“今晚，先生？”
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她没有回答。其实他心里早已明了。阿里亚德涅身上那份不同寻常的气质其实源自羞愧对她的折磨。没用的。她感到了他的爱意，但恐惧随之而来，或许还有厌恶。即使他挽起她的手，拉着她起舞——就像和梅那样——她只会憎恶他。
在斯洛文斯基持续不断的挥手之后，女侍者终于走过来。“咱俩今晚见面吧，”他用不容拒绝的语气说，“今晚怎么样？”
“阿里亚德涅会一直待在那儿。”老人又啜了一口黑啤。她轻轻将啤酒沫从唇边拭去。在修道院的厨房里，至少还会有修女对她好。这多少是一种慰藉。
咖啡馆里渐渐挤满了学生。他们隔着盛有糖霜面包的盘子打招呼，教科书就放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大衣更是随手乱扔。戴黑白相间长围巾的是热衷交际的游船俱乐部会员。书呆子的特征是专注到近乎木讷的眼神。公费生的标志是瘪瘪的钱包。尼日利亚人不爱和外人说话。咖啡桌边坐满了未来的工程师、医生，还有植物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地质学家，以及热情洋溢的神学家。“红毛”梅德利克特和斯洛文斯基是退伍军人，比普通学生大几岁。退伍军人中还有美国大兵、加拿大人、捷克人、几个苏格兰人、一个埃及人，以及喜欢谈论塞西尔·夏普、爱打桥牌的秃顶英国人。
“假如我没有搬进来的话，她现在还在这里。”
“因为你太他妈丑了。”梅德利克特回答。
“你碰巧是第一个搬进来的年轻人，巴尼。这不是你的错。”
“她怎么不理我？”斯洛文斯基又向女侍者挥了挥手，恼火地问。
下个学期当巴尼从里斯科里亚重返都柏林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学校给他分配了宿舍。他把这个消息带回戈加蒂街，勒内汉太太说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和希伊先生快结婚了。”她在大厅里回头说。
开学时他来到都柏林，发现学校没给自己分配宿舍，只得暂住在郊区的邓莱里镇。那栋房子的台阶上挤满了猎犬，常常神经质地一通乱吠。其中两条狗盘踞在餐桌下面，冷冰冰的鼻子总在巴尼裸露的脚踝上嗅个不停。“红毛”梅德利克特和斯洛文斯基是大学宿舍室友，天黑以后他们常去奥康纳大街寻找艳遇，尤其是在电影院或冰激凌店门口落单的女孩。
巴尼道了声恭喜，其实他并不觉得这是件坏事。希伊先生觊觎这个女人的财产，而勒内汉太太需要一个不只会陪她散步的男人。勒内汉太太挺过了上一段伤痕累累的婚姻，这一次她选择与希伊先生共度余生。
“糟透了，”巴尼说，“我准备搬出来。”
他在餐厅里向芬内蒂太太道别。内德·希伊有个年轻同事在找房，她说。他会搬进那个房间，它不会空太久的。一个叫布劳德的学生一周前搬进了阿里亚德涅的房间。那间房也没有空太久。
“住的地方怎么样？”“红毛”梅德利克特问。波兰人斯洛文斯基又向女侍者扬了扬眉毛——他并非想点咖啡，只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那晚下起了雪。大片的雪花落在巴尼的大衣上。他独自穿过寂静的街道，走向修道院。自从阿里亚德涅离开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在修道院外徘徊，但修道院的窗户里总是空空荡荡，一如那个星期天的午后。今夜绿色的侧门上点亮了一盏小灯，当他环视灰色外墙时，没有窗帘的晃动，栏杆外也没有脚步声响起。这座丑陋建筑的深处藏着他曾目睹过的超凡的美好。有那么一刻，他读懂了自己心底残存的热情，那是一种想要改变现实的无谓期许。
战争打响了，一直持续到巴尼毕业。如努拉所料，里斯科里亚饱受物资短缺的困扰，而德·瓦莱拉也始终在捍卫爱尔兰的和平。在这些年里，巴尼决定继承祖父和父亲的衣钵，成为里斯科里亚的下一位医生。
在他搬出勒内汉家之前，他曾幻想自己或许可以拯救阿里亚德涅。那是一种浪漫的冲动，它持续燃烧直至爱情化作遗憾。他幻想自己按响修道院的门铃，再次见到阿里亚德涅的脸。他幻想自己用全部的温柔向她微笑，再次走近她。当时间静止下来，他会告诉她，爱依然是一种可能。“你会忘了她的。”假期里父亲曾对他说——他猜到儿子大概为情所困。
在巴尼第一次骑车上学前的那个星期天，他发现父亲在起居室里听收音机。父亲从不在星期天早上听收音机。努拉闻声也走到门口，手里还拿着一块抹布。要多买些茶叶，她说，听说物资会短缺。父亲说晚上要拉好窗帘，以免房子成为轰炸目标。几天前查理·雷蒙德告诉巴尼，德国人很难对付。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是一伙儿的，后者喜欢吃丝带一样的东西。查理还说，德·瓦莱拉会确保爱尔兰的安全。
一辆公交车在雪中缓缓驶来：多年后在巴尼的脑海里，这个画面也将成为记忆的碎片。与它交叠在一起的，是草丛中倒扣的黄油盒、狗毛上的粉色石竹、“红毛”梅德利克特和斯洛文斯基、戴骑师帽的门卫，还有餐厅挂钟的蓝色钟面。一个孤独的身影凝望着修道院外模糊的夜，痛恨那份将他的踯躅脚步带走的理智。
巴尼七岁开始去巴利纳德拉上小学。每天早晨他搭基罗伊的送奶车去巴利纳德拉乳制品厂，下午再搭送面包的车回来。日复一日，直到他可以骑着父亲那辆旧B.S.A.牌自行车上学——父亲专门把车座和把手都降了下来。“在云雾缭绕的高山上。”博恩小姐清脆的声音飘荡在教室里。她面色苍白，五官娇小，手指上总沾着红色墨水印渍。博恩小姐来了，查理·雷蒙德在打油诗里写道，她总是形单影只。博恩小姐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据说她爱上了已婚的校长加尔冈先生。加尔冈先生习惯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证明完毕。”
里斯科里亚别墅坐落在公路旁，外墙上覆满了弗吉尼亚爬山虎。别墅的一侧是田野，另一侧是特姆帕里克家的平房。特姆帕里克家隔壁是艾迪家，与艾迪家隔着一道铁门的是沃尔什酒吧。酒吧也是平房，与民居相仿，墙壁同样粉刷成白色。公路对面矗立着一座方形塔楼遗迹，断壁残垣间长满了黑莓灌木。往西一英里是天主教堂，外面围着白色栏杆，门内供奉着一座圣母马利亚的神龛。里斯科里亚别墅的房间全都又长又窄，每间房里贴着不同纹样的花卉壁纸。大门与客厅的楼梯之间置了一排长椅，病人们安静地坐在长椅上等候普伦德维尔医生。有时会有人赶着马车或骑自行车来，焦急地按响门铃。“一定要仔细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普伦德维尔医生叮嘱努拉，“如果我不在家，就拿张便条写下来。”
巴尼的母亲在他三岁那年就去世了，但他的童年并非不幸福。在里斯科里亚的花园里，查理·雷蒙德会和他说话，还有厨娘努拉。门厅墙上挂着一块黄铜名牌，上面写着“G.T.普伦德维尔医生”。巴尼的父亲为人耐心谦和，深受邻里尊敬。他块头很大，常穿粗花呢西装，花白头发往后梳得一丝不苟，他的前额晒得黝黑，怀表的链子斜挎过马甲。查理·雷蒙德爱写打油诗，他每天去厨房喝两次茶，顺便留下一篮豌豆、甜菜，或是别的应季蔬菜。他的诗里脏字连篇，努拉在背地里说他是个讨厌鬼。
在斑驳错落的碎片中渐渐浮现出一幅幅拼图。巴尼最初的记忆是一只倒扣的黄油盒，尤其是它上大下小的形状。花园角落里的草很茂盛，花床边缘的石缝间长出罂粟花和粉红石竹。一条狗喘着气，在草坪上舒展脚爪，舌头伸得老长。巴尼摘下几朵石竹，插在狗的花斑毛皮上。“哈，你的胆子还挺大！”蓝色的裙摆，黑色的皮鞋。巴尼扔掉的帽子又被扣回了他的头上。他有一根手指形状的棍子，中间像指节一样弯曲。棍子又硬又亮，这让他很满意。炙热的阳光落在他的身上，稚嫩的皮肤上沁出大滴的汗珠。